日乐多超市开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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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标签中缺少Article标签珠三角一带，往日称穗港澳三地作“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城、地、街，描绘了三地的格局。省城广州最大，香港小一些，澳门最小，若不计氹仔、路环两座离岛1840年澳门半岛的面积仅2.78平方公里，城区也不过几条街。如今，经过上百年泥沙淤积和填海造陆，面积亦不过31.3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所辖之地尚不及内地最小的县。到了今日，老澳门人仍习惯称这里作“澳门街”。
出租车司机阿贵告诉《凤凰周刊》，“澳门是个好地方！”他是一名内地移民，这在澳门非常普遍，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45%-470/0的澳门人口是内地出生，回归之后从内地来澳门定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只要你肯干，就会出头。我这么一个小学学历的人，身无分文来到这里，靠开出租车，都可以把我的两个小孩养到去澳洲念书。”阿贵说。
提到“占中”，他语气亢奋起来，“像香港那样搞不行的。”
在去年5月25日，澳门亦曾爆发过一场游行，参加总人数近两万人。这是澳门回归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在只有60万人口的澳门，这个数字令游行组织者都感到诧异，如果相同比例的游行发生在七百万人口的香港，将会有二十多万人上街。
游行者反对的“离补法”全称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该法案内容有两大重点：一则，包括特首在内的高官，退休后可以获得经济补贴；其次，特首在任期内不受刑事诉究。法案在澳门社会引起强烈反弹，被称为“自肥法案”。游行结束之后，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撤回法案，重新进行公众咨询。
但这次史无前例的游行并不意味着澳门人热衷于政治议题和街头运动。与香港不同，澳门市民一向轻政治、重生活，比之政治议题，他们更在意的是日常生活。对“离补法”的反弹，也与“占中”存在区别，参与者并非来自相同阵营，亦无统—立场，除了单纯表达对法案内容的不满外，并没有提出其他政治诉求。
即便如此，“反离补法游行”仍可载入澳门历史，因为在行政主导、民众普遍信任政府的澳门，通过游行方式表达诉求似乎略显激烈。
“你问（澳门人）要不要普选特首？要1
2019就选好不好？好！出来游行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位澳门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评价这座城市的街头运动。
虽然人们习惯上总是将港澳两地相提并论，但无论对港人还是澳人而言，两座城市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不过是“一国两制”，而这个共同点还是北京赋予的。
香港资深传媒人区家麟这样写澳门——“在澳门待过一小段时间，很快就发现澳门好小，出门容易撞到熟人，你的上司，原来是你小学同学；你的表妹，是同事的邻居；老婆的同事，原来是你的麻雀脚（注：一起打麻将的人）；去饮茶，隔壁桌总会撞到熟人。总之，藤连瓜瓜连藤，总会拉到一些关系…一在大城市，恩怨情仇，无见一年半载，大家就忘记，或眼不见为净，或大隐隐于市，滚滚红尘不会再遇上；但在澳门街，是是非非，闲言碎语，三姑六婆的八卦，就在一小盘水里滚来滚去…一行差踏错，来来去去那班人，讲一世，记一世。”
古老东方的人情世故、门第族望，这里一点不少。无论社团领袖、立法}义员，或豪商巨贾，都似旧时中国的乡绅一一或人脉通达，善于利用手中资源调息纷争；或家底殷实，乐于施惠乡里，扶危救急；或关注民生，充当官民之间的传话人。
几百年来，澳门和内地联系紧密，回归之后，伴随着大量内地游客和劳工的涌入，澳门愈发向内地靠拢。在珠海拱北口岸，大量商户兼营着代收淘宝快递的业务，许多澳门人为了节省邮费，会到这里来领取他们在淘宝上购买的物品。
从拱北口岸一路往南，街巷纵横交错，犹如蛛丝，走在里面，迎面一辆车开来，顿觉无处避让。偶一抬头，天际线都是大小娱乐场和酒店的豪奢穹冠，三步五步便口J见一座西式赌场或葡国建筑。但舍掉这些外观，澳门的内里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华人利会，与—水之隔、西化已久的香港全然不同。
走在澳门热闹的新马路卜，身边往来的人们嘴里说着普通话、东北话、闽南话，而粤语却几乎听不到。一时问令人产生错觉：这里不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这里就是中国。
赌权开放与自由行为澳门带来了巨大财富，葡治时代糟糕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状况，与回归之后的歌舞升平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也使得普通澳门市民乐于将这座城市交给政府和社团。亲北京的各种民间组织在澳门异常活跃，在政府之手够不着的地方，它们控制着大量社会事务。华人社会的传统使澳门人保持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很少通过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赌场的霓虹夜夜不灭，照亮r他们富足的生活。
上述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澳门的生态：乐天知命，和气生财。
无人怀念的葡治时代
“如果现在你想感受—下澳葡（时期）的行政，澳门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现在的葡萄牙领事馆。去那里就如感觉时光倒流到15年前，一模一样。”
28岁的陶堂（化名）生于葡治时代，在澳门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持泛民主派立场的人。平日里他对当下的特区政府多有微词，但提起葡治时期，他首先想到的是贪污、低效和歧视。“（澳门人）通常都觉得回归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个时候的澳葡政府真足做得太差了。”
1966年“—二·三事件”之后，澳葡政府的管治权威尽失，各种社团与街坊组织接管社会。“葡国政府弱势，不像英国人那样好好地经营殖民地。尤其是1966年以后，它干脆就不管了，中国人自己管白己的事情。澳门成半个‘解放区’了。”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分析道。
接下来的30年里，澳葡政府在治理卜意兴阑珊，及至回归之前，则更是懈怠，基层公务员腐化贪污，于民生方面少有作为。
“比如你去申请一些东西，在递交文件的时候，事先把钱放在文件罩面，就会处理得好一点。你去办证件，跟办证的人说葡萄牙语和说中文是不一样的待遇，你写申请，最好写葡文，写中文他们就不怎么管。”陶堂说，“回归之后这一些问题有改善。至少基层公务员的贪污情况基本没有了。”
立法会议员关翠杏对澳葡时期的“咖啡文化”记忆深刻，“就是给—点钱，让他们喝点咖啡，才能走通政府部门。直接贿赂他不会收，但他的抽屉是打开的．你—定要自己把钱放进去。这是公开的，就像买路钱一样，不然他可能会卡你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1999年，黑道大佬‘崩牙驹”在受审之日寸．对着法庭警察怒喊：“你有没有收过我的钱呀！”成为多年来直为人们所铭记的一幕。
“回归的时候，我们和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有些香港人怕回归，有的人移民走了，澳门人是盼望回归。那时多年的经济下滑到了谷底，社会民生都是一片灰暗。”关翠杏说。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记得，回归之前的四年，是澳门经济史上最低迷的阶段。“连续四年的负增长，你感受过吗？上半年一杯咖啡六块钱，年中五块，下半年四块半就可以喝到一。”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香港生产要素的输入，澳门的出口加工业曾经出现短暂辉煌。但到了90年代，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澳门全面落后于较其开埠晚近300年的香港。此时香港早已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转运港。1994年香港的GDP是1355.43亿美元，澳门则是62.96亿美元，二者相差21倍。
关翠杏回忆，“那个时候有很多澳门人到台湾、香港打黑上。甚至有两夫妇都去打工，把小孩留在澳门的情况。”从回归的谈判强度对比，也可看出英葡两国对待各自殖民地的不同态度。中葡谈判九个月完成，共四轮；而中英谈判持续两年，共进行二十二轮。
关翠杏回忆起回归时澳门人的心境，至今感慨不已，“我们相信不可能更差了，期望有一个转变。所以解放军进来的时候，我们是盼望的，在路旁欢迎。那种盼望同归（的心情），跟香港完全不同。”
除了经济民生上的失败外，葡人在澳门400多年的时间里，并未在澳门华人中建立起文化认同。比起只有150多年殖民史，却对英国文化有着高度认同的香港，葡人在澳门华人中留下的文化痕迹，实在太少太少。在香港，许多人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在澳门却几乎见不到给白己取葡语名字的华人。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认为，葡萄牙人统治澳门时期，并没有进行价值输出与意识形态灌输导致葡萄牙人与华人之间存在明显隔离一精英阶层尽为葡人，大众阶
层则是华人。二者处于互不相干的状态。葡萄牙人在统治澳门期间，奉行歧视政策，华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也正因此，澳门人的国家认同从未被破坏，他们的情感始终没有离开过故乡与故国。
“葡萄牙人的殖民方式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的殖民，可算是一种‘积极’殖民。从殖民者的立场出发，英国试图把殖民地的民众变成自己的子民，把那个地方的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而葡萄牙人则是一种相对消极的殖民，葡人控制这个地方只为谋求在此落脚和生存的可能，而并不谋求以宗主国的文化来辐射、覆盖这个地方。葡人甚至设置门槛，使得澳门人不能非常顺利地申请葡语学校和学习葡语。”朱寿桐说。
回归之前，只消看一眼海那边经济发达、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香港，便可知葡萄牙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澳门华人留念的历史。
大佬归来以和为贵
日，曾经叱咤濠江的黑道大佬‘崩牙驹”刑满出狱。日，澳门回归之前一个月，他被澳门法院判入狱15年，上诉之后，刑期减为13年10个月。如今归来，牢房之外早已换了一片江湖。随着赌权的开放，回归后的澳门经历了一段黄金岁月。
十年人事几番新。昔日在澳门的街头战争中，败于“崩牙驹”手下的“街市伟”、“水房赖”等人物，纷纷抓住赌业发展这一黄金机遇，使身家财富呈几何倍数增长。江湖绰号“街市伟”的吴文新，如今已是上市公司奥玛仕集团的主席，“水房赖”的生意亦涉足赌厅、房地产、酒楼等多个行业。
前半生在澳门呼风唤雨的“崩牙驹”，在囚禁期间不仅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在赌业上施展拳脚的良机。
上世纪90年代，为争夺赌厅利益，各路黑道人马在澳门街头展开厮杀。1997年，澳门新世界赌场酒店开业前夕，遭到枪手持AK47自动步枪在酒店外扫射，事件轰动一时，澳门一度被外国列为高危地区。1998年5月，司法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的座车被人安装炸弹，白德安因为晨练而躲过一劫。
关翠杏记得，当时立法会里的商界议员身后都站着保镖。“因为治安很差，曾经有一位议员被绑架，后来中国政府合作把他解救出来。”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澳门人，对当时新闻里不时出现的枪击案早已见怪不怪。
彼时还在小学读书的陶堂回忆，港澳之间本有例行的学生交流活动，但由于澳门治安太差，香港学校取消了原定的行程。
黑道仇杀愈演愈烈，导致澳门的博彩旅游业出现空前滑坡，原本为澳门经济贡献颇大的香港旅客，纷纷拒绝再到澳门旅游，以致澳门百业萧条。
糟糕的治安状况，一直持续到回归之前。1999年s月24日，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接受国务院任命，将治安列为其上任后的首要事务。早年，何厚铧之父、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就曾化解过不少江湖纠纷。澳门《市民日报》“文戈专栏”曾刊文盛赞何氏父子：“往昔何贤先生在世时，对社会一些纠纷，无论是否与商会直接有关，都能挺身而出，协助解决……而今何先生之公子厚铧君，亦有乃父风范，每有危难，都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难解纷。”
何厚铧在宣布参选特首时，亦坦言：“我自己不是黑社会。问题是，澳门这么小的地方，由于从我爸爸的关系到现在，你说完全不认识黑社会、没有跟一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接触，甚至一些业务上的来往，没有可能。”
与父亲何贤不同之处在于，何厚铧开始介入治安问题之时，中国政府亦急于为回归后的澳门铺路，因此给予了他全力支持。广东省公安厅在全省境内彻查逃粤的澳门黑道人物，搜捕随即展开，许多黑道大佬纷纷落网。在澳门回归前1个月内，大陆警方联手澳葡政府，对澳门黑道进行了重点打击。
澳门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大对黑道的打击，另一方面亦明白，博彩这一暴利行业，不可避免地吸引着黑道，因此，也充分运用赌权开放的契机，诱之以利，使江湖人士遵循合法赚钱的游戏规则。
昔日黑道大佬或收编或坐监，澳门治安局面迅速好转，人心趋于安定，与葡治时代形成鲜明对比。
今日澳门立法会里唯一的土生葡人议员高天赐，对此亦不讳言。“回归之后我们非常高兴，共产党开始治理了，全部的黑社会，都听共产党的话，他们怕了。所以变化很大，没有治安，没有安全，什么事隋都做不了。”
当年黑道争夺激烈的赌厅，如今经营模式已规范化，江湖中，人丰衣足食，暴力争夺赌场利益的情况已成历史。
某赌场的荷官阿度认为，“现在澳门有钱了，黑道也不需要再拿枪了。那么危险，他们也不想的。如果可以找一份稳定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他们就不需要干那个。”
一位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黑社会犯罪调查的警员曾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现在人命金贵，不比往日，非迫不得已，谁还会玩命？”
如今“崩牙驹”归来，当初那个好勇斗恨的江湖已不在，这位昔日大佬向媒体表示，出狱后会参与赌场贵宾厅的经营，但绝对不会影响澳门治安。当年的死敌“街市伟”亦向香港《东周刊》表示，彼此间已经冰释前嫌，“日后一切以和为贵，大家有钱齐齐扭（大家有钱一起赚）”。
澳门没有中环
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赴澳门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在前一天晚上的欢迎晚宴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澳门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离不开‘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
同日下午，习近平在澳门会见前来出席15周年庆典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必须符合香港实际，必须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同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澳门已是“全面正确贯彻落实”，香港则为“必须遵循”，言下之意显而易见。
台湾《联合报》12月21日以《习抚绥澳门鞭指港台》为题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则解读：”澳门人乐天知命，心怀感激，香港却显得有点叛逆，有点抗拒。”
和香港立法会里人多势众的泛民阵营相比，澳门的立法会则显得平静得多。33名议员中，7名由行政长官委任，12名由社团领袖协商产生，剩下的14名直选}义员中，明确持泛民立场的只有2人。
在社会层面，澳门与香港的生态亦完全不同。早在回归之前，澳门即被系上了一条无形的纽带，纽带的那一头，是北京。在澳门历史上，乃至今天都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三大家族一一何贤（何厚铧的父亲）、崔德祺（现任特首崔世安的叔叔）、马万祺一一在回归前均与北京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66年“—二·三事件”时三人皆参与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三大家族，赌王何鸿粲一家亦颇有代表性。
在何鸿粲的澳博公司旗下的新葡京酒店大堂内，摆放着圆明园“水力钟”喷泉之马首铜像。这是何鸿楽在2007年以6910万港元的价格购入，并捐献于国家。创下了当时清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拍卖价。
何鸿粲与中央的频繁互动早在回归之前。1984年，他参加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观礼团，赴京观摩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1988年，何鸿粲向故宫博物院捐献黄杨木雕达摩像，同年，他被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何鸿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他出资300万美元支持北京修建“中华世纪坛”。
这种积极的互动在赌王家族内延续。就在习抵达澳门当天，何鸿楽之子何猷龙在香港《文汇报》头版刊发跨版广告，欢迎习的到访。“习主席一一你好”等广告语以特大字号印刷，醒目异常。
何鸿粲的四姨太、澳门立法会议员梁安琪，则在日携近百名澳博员工赴江西井冈山接受爱国教育。
聪明的生意人支持政府，热爱祖国，往往被视作难免之事。然而在澳门，政商两界之外，普罗大众对国家也保持着极高的认同度。连黑道大佬“崩牙驹”都坦承父亲是左仔（共产党员），又称自己读毛校（即劳工子弟学校），上学成日听共产党的故事，学习毛主席语录。
2015年3月，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贺一诚被媒体问及“澳门会否爆发香港‘占中’的可能性”时，笑称“澳门没有中环”。
贺一诚的自信合情合理。“澳门早就在日发生的‘-二·三事件’之后就被中共解放了，成为人所周知的‘半个解放区’，1999年的‘政权交接’，最多不过是‘一项仪式’而已”，澳门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撰文写道，“前澳葡当局最多不过只在‘澳督府’外面挂上一个牌子，以示那些葡国‘牛佬’、‘牛婆’继续表面上存在，如此而已。一切大事，都是共产党说了才算数，这是一九九九年之前的事实。”
1966年“-二·三事件”之后，国民党在澳人员以及其他反共人士纷纷离开澳门，亲国民党的民间社团亦被澳葡政府查封。而澳葡政府经此一变，也不愿意过多管理华人事务，留下的真空地带，则由亲北京的民间社团接管。
与内地和港台不同，澳门人的日常与社团息息相关。在这座60多万人口的小城里，林立着大小6000多个社团，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起立法会里的议员，社团更像是真正的民意代表，也正因此，许多社团领袖同时在立法会里担任着议员。
关翠杏同时也是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的副会长，在她看来，澳门普罗大众的日常需求和生活服务，多是靠民间社团提供。“除了办理身份证和物业的登记，澳门华人的生活圈子跟政府拉不上关系。托儿所、教育、医疗等许多社会服务，都是澳门的几大团体提供。有的是收费服务，也有的是免费服务。”
议员郑安庭身后的江门同乡会，拥有在册会员五万多人。“我们每年都给60岁以上的同乡发敬老金。为了鼓励青少年读书，我们还有奖学金激励。”比之这些物质上的赠予，同乡会更重要的职能是担任政府治理的中介，“会员生活工作上的困难，或者对政府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江门同乡会向政府反映。我们去年做了一份对澳门民生的调查报告，—万多个问卷都是关于其时交通、房屋、医疗这几方面的。”
在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方面，社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葡治时代，由于澳葡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公立学校很少，澳门的教育主要由私立学校承担，而许多私立学校均有爱国社团或爱国人十的背景，这类学校因此被称作“红底学校”。关翠杏以工会背景的劳工子弟学校为例，指出此类学校的教育“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学生爱白己的国家”。
区家麟认为，澳门传统爱国组织力量强大，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相较港英，澳葡政府管治力弱，既乏制度建设、贪污盛行、只用葡文令华人不愿加入政府，加上靠赌税而得政府收入，更令澳葡不思进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的华人只能‘自救’，白己办学办医办救济……澳葡殖民管治的慵懒与粗疏，直接令华人团结，地区组织有实在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这些爱国、爱澳的民间社团在葡治时期便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它们通过同乡关系、基层组织凝聚民众，调动资源解决问题。绝大多数澳门市民由于对澳葡政府没有好感，遇到问题通常不找政府而找社团。
“社团如果觉得这个事情是能够帮你解决的，就直接帮你解决了。如果他觉得不好解决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政府很坏，所以等回归之后再说。”一位澳门市民如是说。
狭小的城市和不大的人口规模，使得本就爱国的澳门人看上去更加乐天知命。郝志东认为澳门人普遍比较保守，安于现状，“这和地方小有很大的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相互都认识，不好意思批评别人，大家都比较息事宁人。”
“要搞政治很简单，有一定人数规模就可以闹事。”柳智毅说道，“如果香港有100个人出来闹，按照相同的人口比例，在澳门只有几个人，能闹出什么事情？”
但是，澳门对于发生在香港的“占中”并非无知无觉。2007年至2011年，澳门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一直维持在九成左右，但2014年香港“占巾”事件后，同项调查发现，认同“我是中国人”的澳门学生仅剩五成半，较三年前大幅下滑，而对“澳门人”的认同感则高达九成。对此，澳门中联办主任李刚表示，各界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加强青少年教育，传承爱国爱澳传统。
水客，不是问题
澳门街除了赌场，最多的便是药店和金铺，它们和赌场一样，做的都是内地人的生意许多店铺的电子招牌上总有一行简体字滚动播放：欢迎使用人民币，欢迎使用国内卡。
和香港一样，澳门每年都要接待大量内地游客。2014年全年，澳门共接待旅客3152万人次，香港接待旅客6083.88万人次，而澳门的人口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面积仅为香港的三十分之一。李刚对此表示：“在这一块狭小的地方，能每年接待3000多万游客是一个奇迹，”
“香港有的问题，我们都有。”柳智毅说，“但有一个香港有的我们没有，就是一签多行，我们一直在坚持。香港主要的问题就是‘一签多行’。”（日开始”一签多行”调整为“一周一行”）
关翠杏认为澳门的情况与香港不同，不能适用一签多行。“澳门离珠海太近了’走路就可以过来。但深圳到香港还有—段距离。”但她同时承认，内地游客推动了澳门经济发展，“真的令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没有一签多行，澳门同样存在水客现象。奶粉和尿布也因此不时出现短缺。
“水客问题伴随我们的生活都十多年了。”生长于澳门的陶堂对此并不介意，“澳门居民才是最主要的水客。”他说。
在澳门大学求学的刘京京经常往返于澳珠两地，据其所述，在珠海拱北口岸一带经常可见持多次往返证件的水客，“不排除有一部分就是澳门本地居民。”水客一过关，便有人拿着钱在拱北收货。“（水客）把东西给他，他当场就把钱付了”
、“如果澳门反水客，说不定会断了一部分澳门居民自己的生—汁。”刘京京说。
除了澳门本地居民以外，在澳门-[作的内地劳工，也在水货运输中承担了一部分角色。他们持有澳门治安警察局发放的“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被俗称为“蓝卡一族”。手持“蓝卡”的人，可以在澳门和珠海之间多次往返。据一位知情人士所述，“许多持‘蓝卡’在澳门工作的内地人，晚上会回到珠海居住。他们白天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下班之后就会买一些商品带到大陆去。”
澳门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待水客现象的平静心态。博彩业所带来的经济腾飞，导致澳门对外来劳动力有着巨大需求。“你看我们人力资源的结构，现在劳动力39万多，有17万多都是外劳，本地打工的人是23万。”柳智毅说。
澳门本地居民早已习惯'了身边的大量流动人群。自澳门成为赌城以来，这座城市的生态便一直如此，外来者已经成为了澳门人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澳门单一的经济结构，也使得这座城市相对平和。博彩和旅游业在澳门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决定了澳门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从历史到今天，澳门与内地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几乎到了难以分割的程度。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拒绝内地人，几乎等于拒绝生存、拒绝财富。
“经济结构决定了澳门人和澳门社会不应该排外，它长期以来都是满腔热诚地去欢迎外来的客人。”朱寿桐分析道，“内地人大量涌人，确实给澳门人的生活带来某些不便，但是相比起从市场上获得的巨大利益，这微不足道。”
和气生财这个简单而古老的道理，在澳门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朱寿桐举例道：“澳门有没有不会讲普通话的出租车司机呢？也有，有些年纪大的讲不了，但是他肯定听得懂。而且，他会非常抱歉地用拙劣的普通话说‘很抱歉，我听不懂’或是‘我不会讲，很抱歉’。这种状况在香港是不可能的。”
相较于澳门博彩业一家独大的格局，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多元，并不依赖内地。据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透露，访港旅客每年对本港经济的贡献约为8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约3.9%，其中已包括酒店、餐饮、运输、零售等行业，故“自由行”对香港的实际经济贡献会较此数低，称不上对其“依赖”，而访港旅客为旅游业及相关行业提供约22万个职位，占总就业人口6%，当中亦有不少是低技术职位。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重要转运港，150多年来，香港与国际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其与中国大陆间的联系。贸易及物流业占香港GDP比重最高，为23.90/0，其次是金融16.5%，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性服务12.4%。
因此，当反水货客运动在香港发生之后，有人谴责，亦有人支持，可谓壁垒分明。但澳门人对此则几乎一边倒地予以谴责，此种激烈的“赶客”行为在澳门各路立场的人群中都没有市场。
“澳门没有陆客可能会死，香港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香港人觉得没有大陆游客他的日子照过，而且过得会更好。”一位常年往返于港澳两地的人士如是评价。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15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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