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人是女婴父亲，刚以难民身份进入德国。
经过铁路菜市的火车速度很慢，很远就要鸣笛示意。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作者 | 吴康宁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有因其“引领社会进步”而有理想与高度、有魂灵的大学；需要有因其“促进学生发展”而有智慧与深度、有眼光的大学；需要有因其“鼓励多元多样”而有活力与宽度、有胸怀的大学；需要因其“拒绝任何依附”而有胆量与硬度、有脊梁的大学。只有具备这些精神品质的大学，才能真正培养创新人才。
　　大学应当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对大学的普遍期待，也已成为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大学校长的自我要求。这些年来许多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都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计划，配置了诸多教育资源，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总体来看，口号高于行动，形式大于内容，成效乏善可陈。以至今日，没有哪所大学敢于断言其毕业生普遍具有创新人才所必备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不懈追求、敢于质疑、持续探索、善于建构等。中国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声誉可言，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选择出国接受留学，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他们及其家长在“用脚投票”，以表达对中国大学缺乏活力、不能培养创新人才的不满。这种状况下，“钱学森之问”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引起持续普遍共鸣便在情理之中了。
　　诚然，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并非轻而易举，导致大学培养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人才或培养工作乏善可陈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大学身上。然而，大学毕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当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时，大学自身不可能完全“清白无辜”，不可能彻底“脱离干系”。笔者以为，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真正意义的创新人才或培养工作乏善可陈，重要原因在于大学自身尚不具备或十分欠缺创新人才培养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品质。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创新人才培养对大学精神品质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或者，干脆更直接地问：创新人才培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本文试图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一、有魂灵的大学
　　首先有必要弄清的问题是：社会究竟为什么要举办大学？是为了让教师可通过大学教书而领取工资、解决饭碗问题吗？显然不是。是为了让学生可通过大学读书而找到朋友、解决孤独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社会之所以举办大学，是希望大学能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大学不能无视社会需要而闭门造车，关于教育发展的基本理论也反复阐明，社会的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是：这里所谓“社会需要”究竟指什么？“社会”涵涉太广，几乎无所不包。作为大学发展之根本动力的“社会需要”是指“社会”中的所有“需要”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社会的各种需要纷繁多样，鱼龙混杂。有些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符合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则源于贪婪邪恶，违背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立于开阔视野，契合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则囿于短浅目光，无视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充满关爱，着眼于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则缺乏爱心，罔顾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真实因应民生、恒久存在；有些需要则完全伴随时尚、昙花一现。大学应满足的所谓“社会需要”，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道理很简单：只有前一类社会需要，即符合人类普世价值、契合民族长远利益、着眼于学生成长发展、真实因应民生的“合理社会需要”，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应做到的，难道只是一味“适应”上述合理社会需要并就此而完全“顺其自然”地推动社会进步吗？大学难道不应该承担引领社会进步的职责吗？
　　或许不少人会认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是统治阶层、是政治家，因为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目标、方针、规划、政策等，最终都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志，取决于政治家的决定。
　　从日常现实看，似乎是这样。不过，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社会进步根本上讲应是由大学引领的。理由至少有两点：
　　第一，大学可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进步提供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大学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场所，还应是生产知识的地方。这就包括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信念、取向等方面的价值性知识，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现象、现实状况、未来趋势等方面的事实性知识，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动因、条件、影响等方面的分析性知识，以及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当下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方式等对策性知识。即是说，大学可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全套知识，这些知识应成为统治阶层、政治家们进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必不可少的依据。否则，所谓决策便难免会成为“拍脑袋”、“拍胸脯”甚至“拍大腿”的过程。
　　第二，大学可通过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必要的高端人力资源。教育界许多人士经常抱怨说，在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教育非常弱势，非常无能与无奈。但他们忘记了一点：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而明天的社会进步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资源就由今天的大学来提供。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其实又十分强势，因为未来社会进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于今天的大学之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必然能引领社会进步，这要看大学所生产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学生产的知识（包括社会进步方面的知识）本身是陈旧的、陈腐的，培养的只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及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这样的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进步，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与罪人。
　　因此，大学必须有自己的魂灵，有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引领社会进步――通过生产知识与培养人才而引领社会进步。大学不能盲目满足任何所谓社会需要，而要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这个前提下去审视社会需要。大学必须有这种明确的使命意识，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创新性知识，不可能培养出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人们经常说，社会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在我要说，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动力，因为社会进步本身便是创新的结果。
　　有了“引领社会进步”这样一种魂灵，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大学才可以说是有理想、有高度的大学。套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用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我们说，在引领社会进步这个魂灵指导下的大学，才是一所“自为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魂灵，大学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正确方向。
　　二、有眼光的大学
　　阐述大学魂灵时，视线聚焦在引领社会进步问题。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促进学生发展”问题上。大学培养创新人才，说到底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创新人才。为此，我们需要知道，作为培养对象的大学生自身究竟具不具有成为创新人才的可能？
　　坦率地讲，假如只看表面现象，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许多大学生似乎都没有可能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因为他们给人留下的常是这样的负面形象：不敢怀疑权威、不会提出问题、不去大胆想象、不想冒险行动！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都不是大学生的本来面目。每个大学生心里，其实都内隐着创新的欲望，蕴藏着创新的潜能，只不过这一点往往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清楚意识到，甚至常常意识不到。原因在于经过大学之前包括12年（加上幼儿园3年就是15年）受教育历程在内的18年左右的历程，在日复一日的规训、没完没了的考试等痛苦过程中，他们的创新欲望不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创新潜能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不断地被阻抑、被打压。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创新、不会创新，终于，也不想创新了。
　　回想大学生（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孩童时的自然样态，便可明白。笔者曾在多个不同场合举过“幼儿搭积木”的例子。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在成人（父母或老师）为幼儿搭了一个积木（城堡、楼房、大桥或火车等）后，不管这个积木在大人看来是多么规范、多么美观，幼儿通常都会小手一掳，把它推到，然后自己重新搭一个。而不管幼儿自己重新搭的这个积木用成人的标准来衡量是多么的不规范、不美观，幼儿都会很珍惜他自己“创造”的作品。
　　幼儿上述一“推”一“搭”两个行为看似简单，却蕴涵着关于“人”的天性的两个深刻意涵。“推”的行为表明，人有一种“摧毁”的天性。同这种天性联系的，是怀疑、反思、否定、批判、祛除。“搭”的行为则表明，人又有一种“创新”天性。同这种天性联系的，是求异、求新、探索、开拓、构建。这两种天性的存在，是社会得以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源自人性的不竭动力，也是个人得以成为创新人才的源自天性的不灭基础。
　　因此，所谓现在大学生不敢怀疑权威、不会提出问题、不去大胆想象、不想冒险行动等，并不是他们的原本样态。大学生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并非如此，是迄今为止的教育与生活过程对他们的“摧毁”与“创新”的合理愿望连续不断加以禁止、阻止与制止，才导致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而摧毁与创新作为大学生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并未泯灭，只不过处于“冬眠”状态而已。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它告诉我们，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应建立在洞悉人的创新天性的基础之上。这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既然创新是人的天性，那么，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讲，大学教育的一项天职，就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激活学生的创新潜能。第二，既然创新是每个人的天性，那么，仍然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讲，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就不能仅以少数学生为对象，而应面向每个学生。第三，既然大学生创新天性在其此前生活与教育过程中已受到相当程度的阻抑与打压，那么，对于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来说，更重要且更为基础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大学生的创新天性，不如说是要把他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期间被阻抑的创新欲望、被打压的创新潜能“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彰显”出来。
　　可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成果，并不在于促使大学生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观点、发现一种又一种新方法、完成一件又一件新作品，而在于促进他们创新品质的形成与提升，包括不懈追求、敢于质疑、持续探索、善于建构等。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大学的“眼光”。这种眼光让大学在培养创新人才过程中全力关注培养对象――大学生――的发展。因为，没有学生的发展，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就无从谈起，所谓引领社会进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这种眼光是将视线穿透到作为人的大学生的天性上，穿透到作为人的大学生的原初面目上，因而可称为“睿智的识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这种睿智的识见，需要对于大学生天性的洞察、对大学生原初面目的回望。
　　进一步而言，不仅仅是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即便整个教育，难道不需要这样睿智的识见吗？教育的艺术化境界不正在于将学生的创新欲望充分激发出来、将他们的创新潜能充分激活起来吗？因此，促进学生发展不仅是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点，它本来也是整个教育的原点。
　　有了“促进学生发展”这样一种眼光，这样一种睿智的识见，大学才会成为有智慧、有深度的大学，并因此成为“自醒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眼光，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本。
　　三、有胸怀的大学
　　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谈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立论依据是每个学生都有创新的天性，这是学生的共同点。同时，学生之间又是存在差异的，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学生语言智能、文学想象十分欠缺，但逻辑思维、数学想象却有如神助；有些学生逻辑思维、数学想象不值一提，语言智能、文学想象却超乎寻常。有的学生画起画来形同涂鸦，但却乐感超群，天生一副金嗓子，张口就“引百鸟朝凤”；有些学生虽然唱起歌来声如狼嚎，但却色感出众，极具美术天赋，下笔如梵高再世。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就要求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绝对不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应根据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人们常会忽略这样一个常识：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便是与众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判断创新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便在于有无使每个学生都与众不同。其实，因材施教本来就是教育的重要原则。只不过在教育规模日益庞大的今天，这一原则贯彻起来十分困难。限于条件，最终往往成为某种“标准件”的生产过程。然而，假如大学果想真刀真枪培养所谓创新人才，那么，因材施教就不能依然只是悬于口号、流于形式的花哨游戏，而应成为落实到措施、见之于行动的日常工作。没有因材施教，创新人才培养便不可能取得实质成效。
　　一旦要真正实行因材施教，就不能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不能再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学生，那么，教育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就必须多元化、多样化，大学就必须鼓励与支持教师进行各种尝试。大学必须把教育自由权还给教师，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的前提下，放手让教师自由探索。事实上，教师作为个人也有创新的欲望，也有创新的潜能，学校应千方百计把教师的创新欲望激发出来，把教师的创新潜能激活起来。这里的前提，在于解开现在依然套在教师身上的诸多绳索与枷锁，废除不合理的评价制度，把教师的思想与精力真正解放出来，让他们全身心地、毫无顾忌地、创造性地投入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本身应成为不断创新的过程，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学校应相信教师、鼓励教师、支持教师，并且为教师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主观性失误与问题埋单。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大学的“胸怀”。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必须呈现一种开放的姿态，鼓励多元多样。有了“鼓励多元多样”这样一种胸怀，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大学才能成为有活力的、有宽度的大学，才能算是“自由的大学”。倘没有这样的胸怀，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缺少持久的生命力。
　　四、有脊梁的大学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特别重要，因为当今中国大学存在一系列“依附”现象。就对创新人才培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说，尤以大学对权势的依附为甚。
　　大学对权势的依附突出表现在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这不仅早已为社会所诟病，也早已为大学所自惭。政府部门说向东，大学不敢向西；政府部门指向南，大学不敢朝向北。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许多大学简直就是政府部门手里的提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意志，政府拨拉一下，大学就机械地动作一下，其全部职责似乎就是落实政府部门的各种通知、指示及要求，就是实施政府部门启动的各种规划、计划及项目。
　　政府部门很有点像一群不知劳累的工程设计师，他们不断推出一项又一项工程，而大学则像一支疲惫不堪的工程队，完成了一项工程，立刻又赶往另一处承接新的工程，大学校长近乎于工程队长。这种状况下，大学怎么可能静下心来，真正按照自己信奉的正确理念与合理方式去培养所谓的创新人才呢？
　　当然，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大学身上。因为，在中国实行的是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府部门对大学高度集权。政府部门把校长任命权、资源分配权及等级区分权这三大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常常把教育发展的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及评价者等多角色集于一身，对大学进行超强控制，使大学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主体。学校任何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规定的轨道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出轨与出格。否则，政府部门便会通过没完没了的评审、检查、评估、验收等，对学校提出警告与处罚，剥夺或削减原本分配给学校的资源与机会，使学校发展受到影响。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确实已不是大学自身在办学，而是政府在办学、政府部门在办学、政府官员在办学。
　　大学必须从依附状态中走出来，拒绝任何依附。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为其老师王国维写的墓志铭中有一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常被人们用来说明知识分子的品格与人格，其实也可用来形容大学的品格、大学的校格。大学不能依附于权势，不应屈从于任何外部淫威。诚然，大学需要办学资源，包括人、财、物的资源等，多多益善。但大学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应凭借自身实力的展示、声誉的证明、诚意的感召及正义的呼吁，而不是倚仗对权势低三下四的乞求。大学不应跪着生存，而应昂首挺胸站立于社会。当今时代需要的是站立着的大学，而不是跪着的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能否昂首挺胸站立于社会，本身也是中华民族可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当下中国大学不仅依附于权势，而且也依附于资本，依附于其它外部力量，笔者此处仅以对权势的依附为例。
　　总之，大学应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校格，大学不能成为权势的附庸、金钱的奴仆及落后文化的卫道士。拒绝依附，应成为大学的一条刚直的原则。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脊梁”。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脊梁，必须有一种刚直的原则，拒绝任何依附。
　　有了“拒绝任何依附”这样一种脊梁，这样一种刚直的原则，大学才可以说是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自尊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脊梁，大学就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资格。逻辑简单而清楚：因为创新人才本身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就是拒绝威权、拒绝屈从，所以以依附、以屈从为特征的大学不可能培养出以不依附、不屈从为特征的创新人才！
　　综上所述，如果说培养创新人才是当今中国大学不得不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的话，那么，我们的大学就真的需要对自身精神品质进行一系列深刻反思，并在反思基础上进行必要改造。我们的大学校长与教师们真的应当拿出志气与魄力，真诚地反思自身，务实地转变自身，使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有魂灵、有眼光、有胸怀、有脊梁的大学，成为有理想有高度、有智慧有深度、有活力有宽度、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成为自为、自醒、自由、自尊的大学。以此赢得学生与家长的信任，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因此而成为大学生人生历程中充满挑战、超越及快乐的难忘驿站，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引领性力量。这对中国大学来说，无疑任重而道远。
　　来源： 《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欢迎举报抄袭、转载、暴力色情及含有欺诈和虚假信息的不良文章。
请先登录再操作
请先登录再操作
微信扫一扫分享至朋友圈
搜狐公众平台官方账号
生活时尚&搭配博主 /生活时尚自媒体 /时尚类书籍作者
搜狐网教育频道官方账号
全球最大华文占星网站-专业研究星座命理及测算服务机构
医疗信息资讯
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baby14岁写真曝光
李冰冰向成龙撒娇争宠
李湘遭闺蜜曝光旧爱
美女模特教老板走秀
曝搬砖男神奇葩择偶观
柳岩被迫成赚钱工具
大屁小P虐心恋
匆匆那年大结局
乔杉遭粉丝骚扰
男闺蜜的尴尬初夜
客服热线：86-10-
客服邮箱：今日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今日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今日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对进入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拷问？是因为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遭遇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数量上的，高校招生规模突然“提速”带来就业压力空前巨大；二是质量上的，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素质不高，“高份低能”、“眼高手低”、“高智商，低情商”、“考场英雄，职场狗熊”、“知识的富有者，素质的穷光蛋”。数量多而素质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遂成为今日中国大学高居榜首的问题。
当下，面对中国大学教育，很多人怀念过去的大学。但“史境”已迁，话语也得转换。
中国古代的教育实际上是“贵族化”教育，尽管上学的人未必就是贵族，但学校进行的是“贵族化”“精英式”教育，培养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古代，学校少，读书人自然也是凤毛麟角，并且，社会分工不发达，职业还没有怎么分化，加上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所以，读书——当官，就成了读书人人生奋斗的基本轨迹。“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信条。实际上，这里的“优”，原来主要指时间精力的优裕，即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到了后来，读书人把做官当作读书的最现实目的、人生的终极理想，所以，“优”的含义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优秀”、“优越”、“优先”，于是，“学而优则仕”便可以被诠释成学习优秀就去做官、学习而做官可以得到优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优先的选择是做官。读书人也就高高在上，万人瞩目，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人在实践方面也成了“低能儿”，所谓“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级差别、阶级区分随之产生了，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为了改变身份、地位，读书人千军万马挤向科考的“独木桥”。
现代大学的滥觞，动力之一是学科的分化、社会分工和职业的分化，当官不再是读书人唯一的人生选择，相反，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自由职业、教师等，因此，尽管那时制度腐败、政治龌龊，但知识分子心灵的自由追求却十分奔放。那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即有宽广的知识面，也有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学数学的可以写出华丽的诗篇，学工程的照样有深邃的哲学思辨，不像今日的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话说不成句，字写得像涂鸦，诗词对联胡读乱解。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培养职业革命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这是“学而优则仕”观念在新的“革命”氛围下的话语转换。在计划经济年代，高等教育被赋予最为深刻的计划性意义，国家不仅对大学的规模、规格进行严格的计划掌控，而且对其特殊的“产品”即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道路、定位都进行严格的安排。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方面限制了大学生职业的自主选择性和才干发挥的自我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大学生也不用为工作、生活等人生最现实的问题而殚精竭虑。因此，实践能力、创新素质在大学生的生涯中尚未凸显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反正只要毕业了（甚至肄业），就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再说，那时候真是人才奇缺啊。再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正性”、“优越性”的片面理解，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人人有饭吃、社会主义不能有失业（事实上当时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只有“待业”没有失业）等等，所以，大学生更不用去担心自己有无工作的问题，至多关心工作性质、种类的问题。“天之轿子”、“时代的宠儿”们备受关爱和青睐。
但也就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学生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表示为“骄——娇——焦”。主要由两种因素生成的：一是独生子女适龄上大学的时代开始了，骄——娇；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开始了，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普通人，娇——焦。
而大学却似乎无视这个社会现实，或者说看见了也知道了却并没有真正应对社会现实。当下各大学都在什么呢？一是争着扩张，争夺生源，扩大招生，很多办学条件不具备的学校或者市场相对饱和的专业也在拼命上规模，只管“进口”（招生），不管“出口”（就业）；二是扩张校园，争着圈地，争着贷款，校园建筑豪华气派，只要大楼，不要大师，重视硬件，忽视软件，更谈不上对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甚至学生的培养经费特别是实习经费捉襟见肘；二是争创一流，追求“高”（水平）、“大”（规模）、“全”（学科专业齐全），忙于搞科研拿大奖，强调文章被检索，荒了主业（人才培养），实际上是新的“大跃进”、“洋冒进”，是办学指导思想上的模糊、办学定位上的错位、办学规格上的无序、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迷失。这既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更与目前大学生的诉求相背离。高等教育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但高等教育也绝不能紧闭围墙无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大学是生产特殊产品（人才）的地方，既然生产出产品，就要与社会发生关系，就要推向市场。无视这一点，必然出现因要么产品因质量、规格问题销售不畅，要么因市场饱和产品过剩。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最终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危机。再说，现在学生是缴费上学，有权利要求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有权利要求学校教会自己就业的本领。再想想哪些经济十分困难的学生家庭，他们省吃俭用卖房卖地或者告帮借贷送学生上大学，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能多挣点钱，能改变贫困的现状吗？什么是高等教育以人为本？今天能教给学生就业甚至创业的能力就是以人为本。什么是高等教育教育科学发展？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就是科学发展。
1984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我工作的大学为学生作了这样的题词：“学而优则用，学而优则创”。“优”，一是优裕，也就是说，读书学习而时间经历有余，才能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际应用；读书学习而时间经历有余，才能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创新创造。这里，一个人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能否有所创新，必备条件在于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充沛的精力。二是优秀，也就是说，要想学习优秀，就必须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际应用；要想学习优秀，就必须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创新创造。这里，学习是否优秀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实践和创新。
创新教育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或者说是通过进行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早1980年代，国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陆续出台了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在全国许多大学建立了素质教育基地。现在，中央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多大学也都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作为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新的理念。但纵观这20多年素质教育的实际，可以说是心动大于行动，“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船过水无痕”。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想，这是一果多因的命题。
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对人才的指令性安排，高校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后，大学生不再拥有“铁饭碗”，被推上了人才竞争的大舞台。而现实的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产业化程度低，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满足不了年复一年的就业人群的要求；再有，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还有许多行业、地区人才严重短缺，尽管大学生在我国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由于大学生对职业的期望值居高不下，在择业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定位过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的剧烈程度，并且这种竞争集中于大中城市、发达地区、管理部门和高薪行业，反映到教育领域，就是追求上名校，追求高学历。这样，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教育的应试色彩，就业市场的竞争性与高等教育的应试性相互促进。
原因之二，是社会环境。当下，要说进行素质教育，恐怕没有多少人持反对意见的。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孩子的书包，家长的心理要比书包更沉重。但要真正把素质教育付诸实践，反对得最起劲的也是学生家长，包括从事素质教育的学生家长。这是为什么？社会环境使然。从学校来讲，升学率已经成了衡量办学水平高低（或者叫“教育GDP”）的惟一指标，任何一个学校要想生存发展下去，都必须以提高升学率而不是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从家庭来讲，孩子能否上名校读大学、大学毕业能否有体面的职业，是每一个家长最大的心事。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面前，任何一位家长都不会漠然视之、无动于衷的。在家长们看来，让孩子好好学习、考取高分，是对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既然国家已经不再为孩子的人生进行安排，家庭就承担起安排孩子人生的重担。为此，家长不仅督促学生的学习，而且督促学校的教育，这种督促是对学生学习任务的层层加码，如果学校要推行素质教育，往往会遭到家长的极力抵制。
原因之三，是学校教育。一是人才“被格式化”。从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方针到每个大学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全才”，也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样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是没有“天才”、“偏才”、“怪才”发展空间的，最后培养出来的都是“庸才”，“全面发展”成了“全面低能”。二是应试教育。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就不必说了，实际上，大学照样是应试教育。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试后扔笔记，分数成了学生的命根子。三是素质教育形式化，课程设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往往是因人设课，即有什么样的教师，就开设什么样的课程；素质教育一般都为任选课，学生纯粹是为了学校规定的“学分”，就像1970年代在生产队“挣工分”；学校对素质类选修课基本是“放羊”，缺乏考查机制。四是工具主义。教师的授课、学生的上课，都是工具主义的。教师是为了完成工作量。学生是为了应付毕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考证上，因为这些是将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硬通货”。而整个学校似乎不再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而把争取项目、获奖、学科点、经费等所谓“标志性”成果作为牵动学校神经中枢的重中之重，素质教育则是“弹性的”、“隐性的”、“立杆不见影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落实起来不要。
尽管如此，作为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还是要呼吁，而且越是忽视素质教育越是要呼吁素质教育。
在今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大学必须强化以创新意识核心的素质教育，同时，强化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就业能力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创新意识、就业能力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9月5日召开的“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指出，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30年到40年将相继来临，即人口总量现在已经达到13亿，在未来20多年当中，新生人口还会以平均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劳动就业人口的总量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台阶。”牛文元说。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急速递增的求职大军，日复一日的求职压力，相信大部分求职者都深有感触。有数据显示，50年前，一份工作的平均寿命是23.5年，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降低为3.5年。也就是说，如果你20岁开始工作，等你32岁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换了8份工作，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能换过不少于20份工作。每份工作时间的缩短，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求职的压力也相应增加。
所以，我认为，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就业能力＋创新意识。
&&&&&&&&&&&&&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