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中东战略田文林&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是近几十年中国提出的宏观的国家级战略倡议，其覆盖范围几乎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东在实现经济互利共赢、优化地缘政治环境、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战略价值明显。但在当前中东乱局持续背景下，中国在中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面临三大风险，即政治转型“尘埃未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地区动荡长期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大国博弈带来的“第三方风险”。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即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谋求互利共赢，避免过度卷入中东事务。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中国外交& 中东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81）。“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升级版，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余年后的第二次华丽转身。“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对自身整体利益的考量，也是一项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公益性倡议，还是中国为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具体方式。中国历来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另一层含义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将曾使中国受益颇多的发展方式在更大范围进行分享，最终实现丝路沿线国家的普惠式发展。从覆盖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几乎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中东不仅被涵盖其中，而且正好处在“一带一路”的中间点和交汇点。日至23日，习主席首次出访中东三国（沙特、埃及、伊朗），将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有机融合。这种新趋势无疑为我们思考和建构中东战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宏观架构。“一带一路”的目标与收益战略规划或倡议的关键是确定战略目标，即一定时期国家所要达成的目的和标准。“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乔治·马歇尔语）。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于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虽然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内容，并提及“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但却未对这一重大倡议的“战略目标”进行具体阐释。笔者认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对丝路沿线国家而言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目标。其中，中东的战略价值十分明显。（一）实现经济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它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使丝路沿线各国互利共赢。从中国角度看，我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增长，已经进入到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亟待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乃至转型升级，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市场。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 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将更趋紧密。中东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中东已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阿拉伯世界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9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地、第七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及海外投资市场。其中，能源合作是中国与中东“一带一路”合作的重头戏。2015年4月，中国原油进口量为近740万桶/日，取代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中东地区，且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升。预计，2020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7.4亿吨，其中5.4亿吨需进口；2030年中国每年将消费8亿吨石油，其中75％需要进口。因此，中国与中东进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东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还为中国提高工业化水平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很多自主品牌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航空、电力、通信、核能、建筑等领域均有巨大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日，在习近平主席行将出访中东三国之际，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其中再次提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合作构想。习主席1月21日在阿盟总部演讲中，共10次提到“一带一路”。这充分表明，中国日趋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投资经贸合作的框架和平台，由此将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中东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历史性机遇，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日益成为中东国家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对中东产油国来说，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事实上，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使中东产油国大获其益。据汇丰控股研究报告称，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中国需求推动下的油价大幅上涨，令海合会成员国的原油产值增加1.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上升至3.5万美元。近年来，随着“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能源消费中心向东半球转移”，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能源消费市场依赖日趋加重。未来，中东产油国仍亟须加强与中国这一最大能源消费国的战略合作。二是中东国家需要产业转型升级。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贫困、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大程度是工业化程度不够、工业化水平不高造成的。而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中国当前正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有能力、也有意愿向阿拉伯国家转移优质富裕产能，帮助阿拉伯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一些埃及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埃及经济发展是难得机遇，尤其有利于埃及发展中小规模的工业，获得先进技术。日，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表示，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中国将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将向中东提供55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此外，近年来，海合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非能源产业。而中国在轨道交通、电力、通讯、港口、电子信息、民用核能等领域的设备技术水平、建设运营能力，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则可为中东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平台“助燃剂”。（二）优化地缘政治环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与中国分别位于亚洲西端和东端，互为犄角，客观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特定时期战略重心只有一个，难以同时兼顾亚太与中东两大区域。因此，中国外部安全压力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对美国的牵制程度。历史上，中东地区每次爆发重大事件，都会不同程度牵制美国的战略资源和精力，客观上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由此创造或延长了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当前，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压力再度增大：美国遏制、防范中国崛起趋势强化；海上领土争端频发；“三股势力”对中国西部威胁增大。中国要打破战略围堵，缓解安全压力，既要稳固和经营周边，更要谋求外线突破。&&& 在这种环境下，中东在中国地缘棋盘中的重要性更趋凸显。当年亨廷顿预言性的“文明冲突论”中，西方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在当前中国外部压力增强的背景下，中东地区成为为数不多能牵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变量因素，尤其伊朗等强硬国家，既是中国“大周边”，也是中国“外线国家”，其可在两方面缓解中国外部安全压力：一方面，伊朗等中东国家是迟滞美国战略包围的重要牵制力量。另一方面，伊朗是防范极端宗教势力向新疆渗透的重要“防火墙”。当前，中东恐怖活动升温，尤其“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使逊尼派极端宗教势力呈现扩大外溢之势。伊朗作为为数不多什叶派掌权国家，其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水火不容，是阻遏逊尼派极端势力蔓延的重要力量。中东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则起不到类似伊朗的作用。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借重也在不断增加。过去相当长时期，美国一直是主导中东的最大外部力量。近些年来，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势头日趋明显，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如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用“化武换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中东盟友深感美国越来越靠不住。日，美国国防部长公开称，美国无力确保海湾产油国安全。这一趋势迫使沙特、埃及、以色列等传统盟友另辟蹊径，纷纷加强与中国关系，希望借中国平衡地区力量。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在经历了“民主转型”破产之后，日趋重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国家开启“民主转型”，但随着中东政治转型进入“深水区”，相关国家不同程度陷入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分裂、安全恶化等困境（仅突尼斯略好）,“阿拉伯之春”日趋变成“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经历惨痛教训后，阿拉伯朝野不再迷信西方价值观，中阿深化政治合作的政治隐患打消。而中国凭借独特的“中国模式”，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由此使“中国道路”日益受到中东国家重视和追捧。近年，沙特、埃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领导人相继访华。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提出“沙特未来在中国”的响亮口号，履新次年首次出访即锁定中国，开启阿拉伯经贸战略“向东看”、“看中国”的新时代。2015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40个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中东地区对美国持有好感的仅为29％，对中国持有好感的则达到52％。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后，阿拉伯国家十分欢迎。阿盟秘书长助理法迪勒·贾瓦德2015年5月l8日表示，“阿拉伯国家热诚欢迎中方提出的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期待今后双方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三）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当前，中国已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若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尤其是打破国际金融旧秩序，开启新的对外合作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方面，“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一些学者指出，中国赶超世界面临3个掣肘因素：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剩产能调整、制度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从顶层设计上扫清这3个障碍，让优质过剩产能走出去，营造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更多注入中国元素，令中国有可能一跃成龙。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第一次起航，1979年改革开放是第二轮起航，那么当前的“一带一路”就是第三次起航。它意味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从回避拒绝到被动参与，再到主动塑造的过程。此前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而“一带一路”重点是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目的是实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从更大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的义利观”是这种新秩序的价值观，“亚洲安全观”是该秩序的安全观，“一带一路”则是该秩序的经济构想。总体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想，迥异于西方盛行的强权政治、“华盛顿共识”等有利于强者的政治经济观念，而更能体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理想。“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它不是新版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而是“天下为公”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此而言，这一战略构想不是“自导自演”、“自拉自唱”，而需要更多国家主动参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使合作成果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一战略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共商为原则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共建为原则构筑“责任共同体”、以共享为原则迈向“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道路连通等硬件建设，还涉及体系和机制构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充分发挥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等。这其中，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一项重要内容。日中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强调，要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日，中国与57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有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亚投行”将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部分资金，以投资世界较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增加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内的重要性。中国也将逐步打破不得不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恶性循环。在亚投行57个成员中，中东国家有10个（约旦、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这些国家都有机会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因此对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带一路”的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囊括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和21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堪称史上最具雄心的战略倡议。“一带一路”倡导容易，具体落实面临诸多困难。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往往世界未乱，中东已乱；世界已治理，中东仍未治理。中国在中东落实“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远大于其他地区。（一）政治风险对象国政局和外交政策是否稳定连续，是进行经济合作最起码的条件。这方面，中东国家的政治风险十分突出。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基本都是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政局长期保持“超稳定结构”。但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剧变，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相继垮台，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又使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府掌局能力下降、权力内耗加剧、安全形势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埃及三年两换总统，教俗和安全矛盾日趋突出；突尼斯转型艰难，2014年新选总统埃塞卜西已88岁高龄，任期恐难完成；利比亚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民兵组织拥兵自重，该国已成极端势力活动大本营；叙利亚内战犹酣，巴沙尔前途未卜；也门胡塞武装相继占领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最终引发沙特等国武力干预；伊拉克则“一分为三”态势明显。即使那些躲过“政权更替潮”、政局暂时稳定的国家，国内形势也不乐观。一是政治继承危机日趋凸显。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2015年1月以90高龄谢世，继任者萨勒曼已79岁，他上任后又公然废掉副王储穆克林，任命其侄子、第三代亲王纳伊夫担任副王储。历史经验表明，当王位继承从“兄终弟及”转向直系继承时，往往是最有可能发生动荡的时期。其他国家“老人当政”问题也十分严重：阿曼苏丹卡布斯73岁，且无子嗣；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已经77岁；苏丹总统巴希尔70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5岁。这些国家新旧更替迫在眉睫，隐含极大政局和政策变动风险。中东国家政局不稳，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国家经济形势严峻。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5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仅为1.3%，黎巴嫩2.5%，阿尔及利亚2.6%，约旦3.8%，埃及4%，沙特也将从3％降至1.5%。经济增速缓慢、石油收入减少，意味着中东国家贸易和预算赤字扩大。中东经济形势不佳，同样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与深度合作。一些人士分析认为，在中东政治和安全条件稳定前，该地区很难参与国际贸易，很难参与中国倡导的“21世纪丝绸之路”建设，反而会影响“丝绸之路”经过阿拉伯地区。而中国在中东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如能源、基建等），大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而政局变动极可能引发政经格局生变，危及中国海外资产及合同。近十年来，中国海外石油投资项目超过一半以上是在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并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利比亚，日，中石油与利比亚签订“l7-4区块”风险勘探合同。该合同为勘探产品分成协议（EPSA），勘探期5年，开发生产期25年。但5年“勘探期”刚过、正进入“开发生产期”之时，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导致中国企业合同搁浅、项目停止、驻地遭袭等，给中石油等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相关专家估计，中国在利比亚有近200亿美元经济损失。在叙利亚，日，中石油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联合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所持叙利亚幼发拉底石油公司38%股份，日，中石油又收购了壳牌叙利亚油气开发公司35%股权。但由于叙利亚局势动荡，中国石油企业被迫撤离叙利亚，在当地项目完全搁置。在苏丹，1995年9月，中石油与苏丹签署苏丹“6区”“产品分成协议”，并由此起步，历经十多年奋战，中石油在苏丹“1/2/4区块”、“3/7区块”、“6区块”、“15区块”4个上游投资项目，中国企业用于苏丹和南苏丹边境地区油田开发的金额总计达到200亿美元。然而，正当油气开发进入收获期之后，2011年7月苏丹南北分裂，南北苏丹矛盾和战火不断，导致石油生产陷入停顿，中国石油企业（占该国出口总量82％）蒙受巨大损失。在也门，2015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使该国政局失控，中石化在也门项目基本停滞。（二）安全风险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且缺乏强有力的地区协调机制，现有地区组织（如阿盟、“阿拉伯国家部长理事会”、“阿盟理事会”等）在重大事件中缺乏行动能力。由此使中东热点层出不穷，战争与冲突屡见不鲜。尤其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政局动荡，带动地区矛盾向纵深发展，使中东陷入冷战以来最动荡时期。具体地说，该地区当前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教派矛盾日趋公开化。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间虽有矛盾，但长期处于“潜伏期”。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矛盾被明显“激活”。尤其叙利亚危机升温使该国成为教派矛盾的“辐射源”。叙利亚教派冲突反过来又激化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国教派矛盾，并引发伊朗与沙特之间的“教派冲突+地缘争夺”。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教派矛盾升温使相关国家内部政治撕裂加剧，族群关系空前紧张，地区权力结构面临分化重组。二是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中东地区极端恐怖势力本就猖獗，2010年底中东剧变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动荡，“基地”等恐怖组织乘机扩大活动范围。由此使叙利亚、利比亚等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天堂”。而也门、伊拉克等国的恐情更加严峻。盘踞在也门南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势卷土重来，一度控制大片国土。伊拉克境内恐怖活动重趋活跃，尤其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公开宣布建国，使该国反恐形势从量变演变到质变。从长远看，由于美国不愿重返中东反恐，地区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各怀心思，加上极端组织策略改进，中东极端恐怖活动还将继续发展壮大。尤其“伊斯兰国”日渐从西亚向北非、南亚、中亚、东南亚等方向发展，还出资7 000万美元在中亚开辟“第二战场”。“伊斯兰国”的活动区域基本与“一带一路”扩展区域重叠。日，“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演讲中呼吁，对那些“剥夺穆斯林权利”的国家发动“圣战”，点了20多个国家的名字，中国被列在首位，甚至声称要将中国的新疆纳入“伊斯兰国”版图。该组织对“一带一路”的安全威胁不容低估。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当前中东地缘版图主要是当年英、法殖民者通过“委任统治”人为划定的，地区秩序基础并不牢固。2010年底中东剧变开始后，由于部分主权国家出现政权更替乃至国力被削弱，按照部族、教派、民族重新划分版图的分离主义日渐抬头。也门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利比亚日趋分裂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要求实现联邦制等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的教派矛盾本就突出，“伊斯兰国”在逊尼派聚居区建国，使该国一分为三可能性日趋增大。地缘分裂历来是导致地区局势动荡的祸根，当前阿拉伯世界频现分离苗头，意味着未来中东将迎来新一轮动荡期。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基本前提是沿线区域保持“和平与发展”，但中东地区“动荡与危机”日渐成为常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系统性崩溃”迹象。这种安全形势与“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由此对中国在中东的既存利益构成极大挑战。据报道，2011年，受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的影响，中国企业在22个阿拉伯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有所萎缩，新签合同额为229.1亿美元，同比下降12.5%；完成营业额205.8亿美元，同比下降8.6%；派出员工人数6.4万人，同比下降19.4%；年末在外人数10万人，同比下降36.9%。其中能源领域损失最明显。因此，中国在中东主要不是如何拓展利益，而是首先要设法维护既存利益。从长远看，中东持续动荡也使中国短期内难以找到落实“一带一路”的着力点。古代“丝绸之路”几度兴衰，但共同特点是中亚和中东地区基本由一个或几个大帝国管控，由此确保东西方商路畅通，尤其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帝国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而当前中东地区却是小国林立，且“动荡与冲突”成为常态，尤其困扰“一带一路”推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中东最关注的是石油开发，而“伊斯兰国”同样在想方设法抢夺和控制油气资源。目前，该组织控制的疆域版图已超过英国，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大量油气田。在利比亚，法国道达尔、美国马拉松、阿美拉达-赫斯、康菲石油公司与利比亚合资开发的拜希、达赫拉和马布鲁克油田等油田，屡屡遭到“伊斯兰国”袭击。马布鲁克油田曾是利比亚储量最大的油田之一，但现在设施受损最为严重。日，“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上传视频，杀害了在利比亚工作的21名埃及科普特人。3月6日，该组织在利比亚中部一处油田残忍杀害8名油田保安，劫持9名外国公民。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被迫宣布停止11座油田的作业。在这种背景下，在中东落实“一带一路”，尤其是强化能源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不言而喻。目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不断开疆拓土，并将抢占油田、低价售油作为生财之路。据能源情报集团专家认为，“伊斯兰国”通过走私原油每天获利大约100~300万美元。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对中东油田的争夺，对中国在中东的油气开发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防范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紧迫而棘手的问题。（三）“第三方风险”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尤其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势力范围”，苦心经营多年，树大根深。1991年海湾战争后，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基本将安全“外包”给美国。近年，伊朗崛起态势令海湾国家更加倚重美国，购买美国军火、部署反导系统、配合“中东版小北约”计划。目前，美国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第五舰队总部设在巴林。欧盟国家也高度重视中东。欧盟早在1995年就启动“巴塞罗那进程”，与地中海12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0年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借深化区域合作抢占中东油气市场。法国还于2009年在阿联酋建立军事基地，英国2014年在巴林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重返中东”迹象明显。俄罗斯则借助能源、军售、核合作以及近期武力打击叙利亚极端组织等行为，在中东扩大影响。这些国家在传统关系、治理经验以及价值观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以说，中东是“群龙治水”，是主要大国力量碰撞、不同治理模式相互比拼的竞技场和试验田。这其中，中美关系最为复杂微妙。美国作为远离欧亚大陆的海权国家，其在欧亚大陆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国家实现内部整合，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欧亚大陆地缘版图。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挺进欧亚大陆的滩头阵地。l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丝绸之路战略法案”，目标是通过支持中亚地区经济、交通和通讯发展，以推进当地民主、人权和亲西方倾向，增强中亚国家独立，最终将其纳入美欧体系。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整合中亚与南亚经济，削弱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被美国认为是在各方面“去美国化”，重塑欧亚地缘板块和全球秩序。因此，中国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在中东地区，美国更是不容他国轻易染指。过去相当长时期，中、美、阿很大程度是一种“共生关系”：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购买中东石油；中东产油国赚取巨额外汇，大量投资欧美市场以及购买美国军火；美国则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供应，并将石油同美元挂钩。但即便如此，美国仍不愿意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坐大，想方设法排挤中国：如不允许中国加入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美、俄、欧和联合国），阻挠中国与中东产油国油气合作，无端指责中国向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提供敏感技术等等。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美国主要智库也认为，“中国全球找石油”威胁国际能源市场，不愿中国在中东扩大能源合作。加之，与中国有能源合作的国家往往与美国不睦（如伊朗、苏丹等），美国既担心中国与其合作打乱其遏制“无赖国家”战略，又嫉妒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断加大阻挠力度。2013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迫使中国和伊朗谈妥的上游合作项目全部停摆。当前，在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中国与卡塔尔等中东产油国互换货币，显示出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新苗头。这无异于触动了美国的“命根子”，由此使中、美在中东的博弈日趋由“共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可以想见，中国未来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第三方干扰”越来越大。“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中东政策选择衡量一个战略倡议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是看这种目标是否与其国家利益相符合，二是看这一目标是否与其实力和资源相适合，三是看是否与其他战略目标相冲突。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目标宏大，但实现这些利益的各方面能力却参差不齐：政治优势最为突出；经济拓展有一定优势；地缘政治拓展能力相对不足。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需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原则。具体到中东地区，我们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有理：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一带一路”固然以深化经济合作为主，但无疑也有国际体系塑造成分。中国优化自身战略环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要依托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一定要强调“政治优先”。政治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和战略优势，但经济优势不一定能转化成政治优势。1965年毛泽东曾对外事部门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一带一路”不能强人所难，需要各国共同认可和参与，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客观上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而中东地区最需要的，就是新型安全观和合作理念。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遭受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蹂躏，是最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地方。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自恃硬实力强大，动辄在中东发动战争，或者“拉一派，打一派”，导致中东愈发动荡无序。西方势力在价值观上自视高人一等，动辄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将自身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人，由此导致中东政治失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损人不利己”，面临硬实力消耗、软实力受损、国家形象变差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及东方文明国家的三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在中东拓展利益，不可能重蹈西方的政策理念和做法，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优势。这些年来，凭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外交法宝”，中国从不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由此赢得中东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目前，中国是诸大国中唯一与所有中东国家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建立了中海战略对话机制。中国在中东的朋友和伙伴越来越多。近年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使中国成为中东地区的“正能量”：战略上，希望阿拉伯世界团结、强大，而不像英、美那样为一己私利，“拉一派打一派”，想方设法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力量；政治上，提倡相互平等，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主权，而不像西方动辄借人权、民主等名义干涉内政，甚至强行推动政权更迭；经济上，互利共赢，在平等互利前提下加强与中东国家合作，绝不像西方那样为攫取超额石油利益而不惜发动战争；文化上，彼此尊重对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避免西方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交往方式，甚至强行推行“民主改造”。习近平主席在日访问埃及时，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明确阐释了新时期中国的中东政策：“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这种新型的中东战略观，迥异于西方延续数百年的零和思维和霸权政策，对改善中东政治生态环境，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抢占道义制高点，都有利无弊。（二）有利：以互利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中东局势虽然持续动荡，但并不能阻止中国在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步伐。从纵向看，中东地区从未实现和平稳定，但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仍快速发展。从横向看，当前中东地区仍处于政局动荡态势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多数国家仍保持稳定。中国能源进口主要来自沙特、伊朗、阿曼、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这些国家油气生产均未受影响，即便政局动荡的伊拉克，2014年日均出口达294万桶，为1980年来最高水平。因此，双方深化经济合作仍有巨大空间。从主观上看，中东国家更看重“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成分。中东诸国素有“贸易立国”传统，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积极参与者和重要受益方，近代中东的衰落也与东西方贸易通道中断相关。当前，中国倡导的“复兴丝绸之路”“拨动了阿拉伯人的心弦”，中东国家普遍反响积极。阿盟秘书长阿拉比2014年6月表示，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一定会使所有阿拉伯国家受益。在国家层面，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复兴，为中埃合作提供了历史契机，并表示埃及愿意成为这一战略构想中的“支点”。为此，塞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由总理领导、多名部长参加的中国工作小组，与中国开展多领域合作，鼓励中企赴埃及投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卡两国在能源、基建等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卡塔尔于2015年12月在多哈专门主办了“中国制造”专场采购会。另据中国前中东特使吴思科大使介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阿拉伯国家积极呼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计划。科威特计划2035年建成一个造价1 300亿美元的“丝绸城”，将其变成连接中国与欧洲新丝绸之路的重要的战略枢纽。阿曼也在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合作的问题，其主要有两个规划：一个是建设杜库姆经济特区，其位于东亚、南亚、中非、欧洲远航线路的要冲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包括港务、工业、物流、渔业、商业、休闲、旅游、教育八大区块，阿曼非常希望中国参与；另一个是计划在萨拉拉港打造郑和纪念园区，包括郑和纪念碑、文化休闲区、中餐馆，既纪念郑和，同时也可以吸引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卡塔尔要建一个“多哈新港区”，并考虑海合会六国“铁路相连计划”，并表示希望中国企业能够积极参与。从客观看，中东动荡中蕴藏着商机。目前，埃及为重振经济，不断出台鼓励投资举措，塞西政府2015年3月举办12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沙姆沙伊赫经济峰会，吸引各国投资；伊拉克重建费用据估达7 000亿美元；伊朗基建、农业、油气、工业、房地产等领域每年需600亿～800亿美元投资。据估计，阿拉伯国家年能源领域投资将达6 850亿美元。2014年油价持续暴跌，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承压能力较弱的国家，对外能源合作条件出现放宽迹象。如伊朗拟于2015年公布的“伊朗石油合同”，更接近“产品分成合同”模式，中国拓展中东能源上游开发面临新机遇。而且，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已有相当基础：2004年建立了旨在全面合作的“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全部进驻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包括人民币兑换和交易在内的金融服务；中国与中东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电信、电网、能源管道建设等领域合作，为互联互通提供了坚实基础。对中国来说，中东矛盾复杂、暗礁险滩多，过多卷入地区矛盾，反易弄巧成拙，导致“边际效应递减”。相反，聚焦经贸合作，尤其能源合作，则可最大限度减少“摩擦系数”。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充分调动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积极性，尤其是与政局稳定、经济潜力大和辐射力强的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阿联酋等国加强合作。二是合作重点仍以保持现状为佳，即重点是能源和产品贸易。与中东国家强化能源合作，主要是考虑能源安全，虽然周期较长，但承受必要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然值得。其他领域合作主要考虑获利，而经贸合作周期短，“船小好调头”，可最大限度规避中东动荡风险，并有助于维护和壮大中国工业能力。（三）有节：地缘政治整合需避免“用力过猛”战略倡议目标能否实现，最关键就是看其能力是否与意图相吻合。通俗地说，就是“有多大饭量，吃多少饭”。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曾著书指出：“一个国家必须使它的目标和它的力量保持均衡，使它的目的保持在所有方法之内，使它的方法能用以达到目的，使它负的责任能和它所保有的潜力配合起来，而它的潜力又能适应于它的责任，否则就无法谈到外交。”［美国］李普曼：《美国外交政策》，经纬、彭世桢、陈世泽译，立体出版社，1944年版，第13页。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美国］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历史上，很多大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会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自身因力不胜任而最终陷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命运。中东地区号称“大国坟墓”。历史上，因实力膨胀在中东进行扩张，结果导致衰落的情况数不胜数。最近的例子就是2001年以来美国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结果是软、硬实力均严重受损，至今没有完全解脱。中国综合国力远不及美国，因此在中东拓展利益格外需要审慎。从战略目标看，中国的战略重心和主攻方向并不在中东。目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主要经济成果集中在东部沿海，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也主要来自东部，如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战略东移加快等，由此决定了中国的战略力量部署主要在东部。中国在欧亚大陆（包括中东）推进“一带一路”，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优化地缘政治环境，而不是为逃避东部压力，转而向西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抢夺“势力范围”，乃至主动树立或寻找对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团结”的对象，而不是斗争和博弈的对象。“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当年，中、印边境冲突时，中国态度非常节制。毛泽东日讲话中指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如果中国为推行“一带一路”在中亚与俄罗斯交恶，在中东与美国对抗，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四面出击”做法只会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偏移既定战略目标。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是中国力量投送的极限。地理距离与投送能力成反比，距离越远，投送能力越弱。中东只是中国的“大周边”，远离中国本土，明显超出中国的力量投送范围。相反，美国尽管国力衰退，在中东加紧收缩，但仍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外部大国，无论军事存在，还是地区盟友数量，均非中国所能比拟。历史上，中东确实数次在关键时刻缓解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但这并非是因为中国在中东采取了什么高超的外交政策，而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特定逻辑，使中东频频成为动荡频发的“火药桶”，并将视中东为禁脔的美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换言之，中东能够成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并不依赖于中国的主观努力和外交投入，多少带有“运气”和“天意”的成分。因此，中东对中国具有战略缓冲价值，并不等于中国可以“将中东建成战略缓冲带”作为战略目标。如果从“中东越动荡，中国就安全”的逻辑出发，中国在中东的地缘政策应该是使该地区更加动荡，而不是更加繁荣稳定——这种目标和前景假定，显然与中国塑造新型国际治理理念的目标相悖，并远远超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低底线。就此而言，“将中东经营成战略缓冲带”的利益目标，更多是个假命题。中国既要在国际上（包括中东）扩大利益和影响，又要避免力量透支，关键一点就是在战略意图与能力之间保持平衡。具体地说，就是采取“同心圆式”的战略原则：在距离中国相对较近、中国战略投送能力有保障的地区（如周边地区），可适当多开展投资大、周期长的重资产项目；在距离中国较远、中国投送能力有限的地区（如中东），中国没有能力在中东“单骑独进”，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性目标，并尽可能调动相关国家主动性，还可考虑与金砖国家携手挺进中东。（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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