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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汉译名著”历程之一：《天演论》与西学引进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中国学界是个充满荣光的名字。这套丛书荟萃了世界学术史上里程碑意义上的经典著作，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这套至今已出版了五百种的丛书，既汇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也滋养了几代学人。雪白的封面、象征知识传播的蒲公英、以学科门类划分的橘、绿、蓝、黄等书脊颜色，成为读书人书架上、心灵里崇敬而温暖的情结。
系统地译介西方学术经典，以引领时代思想，以奠基中国学术。这一传续百年的出版理念及文化担当，是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品牌的灵魂。也正是这一文化使命，穿越百年历史时代中的风涌潮动、政治上的滩险浪急，薪火相传。
而这套丛书在一个世纪中走过的历程见证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国出版界的历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和社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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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历程之一：《天演论》与西学引进
如果今天我们要共同推选一本近百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百年经典”，可以确信，该经典当首推上世纪上半叶风靡一时的严复所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天演论》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至1921年，重印20次。
那时之学人，恐怕没有几个没有诵读过这位桐城派古文家音调铿锵、平仄讲究的这段《天演论》开篇译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天演论》所传播的“物竟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一颗炸弹，炸开了停滞千年的中国社会。当时社会各界，包括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诸旗手和闯将，无不为其所吸引和震撼。鲁迅曾自述，发蒙之初，在学校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花夕拾》中更记述了他在读了《天演论》后的巨大震动：“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当时甚至连学堂里的先生也用它做教科书，引导学生读之。而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风气。据胡适回忆：“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而胡适本人之更名为“适”，便是取其中的“适者生存”之义。
译者严复在翻译此书中所诠释的进化论蕴含着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和使命相契合，以至于近代中国思想竟为之一变。胡汉民曾这样描述此书在当时的影响：“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严复是维新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家。这位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思想启蒙者在近代思想界和学术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严复少年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又派往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和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是中国最早一代的留学生。留学期间，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精心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有“近代西学第一人”之誉。戊戌政变后，严复“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他与当时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并称为“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的多种西学译著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近代译书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是从严复开始的。蔡元培曾评价严复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严复之中文西学之才，以及“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谨，其译文的“精善”颇为世称道。
严复与与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具有很深的故交。从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开始，他与严复合作出版西方学术名著的工作也开始了。在张元济正式就任译书院院长的前一个月内，他几次写信给严复询问有关译书问题，并请严复当译书院总校，推荐适当的翻译人员。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首次陆续出齐严复翻译的影响很大的《原富》。后来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严复译著的出版也就移至商务。自此，严复便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很深的渊源。除了其译著几乎全部在商务出版，他还多次应张元济、高梦旦（继任张元济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要求，为商务出版的书籍写序。严复后来还持有商务的股票，成为商务的股东。
1931年，商务将严复所译西方学术经典汇编出版，为《严译名著丛刊》八种，风行全国。这八种除《天演论》外，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译《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学》）和《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译《法意》）等。几乎每一部都影响巨大。
例如，《国富论》印出，一纸风行。梁启超曾撰文推荐，以为名著名译，指为必读之书，“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学界耆宿、青年士子，莫不为之震撼，以致趋之若鹜，唯求“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与译介《天演论》旨在宣扬“自强保种”之意类似，严复之选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此书的出版，转变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界讳言谋利，轻视商贸的传统思想，国人“始知富国之道，在流通物产”。甚至当时就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享有民主的权利，其关键在于工商发达，国富民安，由此认识到中国要彻底摆脱困境，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富国强民之路。
严复之选译，多针对中国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商务版“严译名著”之于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思想的启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思想家李泽厚曾说“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到鲁迅的一代，到比鲁迅更年轻的一代，无不身受其赐。”
严复对于西学著作的选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所选译的著作，一方面针对中国现实，另一方面，着眼于系统介绍西方政经思想之精髓，即“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篇”。国内译介西书，自明代以来，多为天文历算、工艺技术、法律典章等实用技艺内容，就其根本，所反映的是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严复反对这一论调，认为西方的“政教学术”是成体系的，不能一体一用地割裂开来。在西方表面强大武力的背后是其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严复所选译的几种著作，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可反映出西方学术的基本思想。梁启超曾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近代译书事业以系统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是从商务出版的“严译名著”开始的。这在中国翻译西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开创。
以后商务印书馆的译介出版，大抵循此路数。
（供稿人：zs-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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