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远方言撷趣（一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念书的小学根据政治需要已更名为“靖远县‘五·七’红专小学”（简称“五·七小学”）。
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我上学的小学，正是在“五·七指示”的倡导下应运更名的。更名前，这所小学叫“靖远师范附属小学”。再往前，由此上溯到民国时代，这所小学叫“敷文学校”，是靖远县兴办的第一所“文明学校”。何为“文明学校”？就是男女生同在一校学习新式课本、不再“蹲到屋来”（在家）由私塾先生教授《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民国时代，先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废除了私塾教育制度，开办新学。新学开办之初，学校没有女生。后来，为了让适龄女童也能入学，靖远县就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简称“女校”）。当时靖远的“女校”设在“潘将军府”的旧址。
&&&&潘将军“官名儿”（大名）叫潘育龙（？—1719），字飞天，靖远人，清康熙时将领。康熙四十年擢升陕西提督，康熙五十八年七月病逝，赠太子少保，祭葬，谥号襄勇。潘育龙一生好文重士，恤军爱民，在提督任十八年，虽年逾古稀，犹善骑射。他回乡省亲时，曾捐俸千金，修缮文庙殿宇，重视方志纂修，邀请江西吉安才子邹智千来靖远，修成康熙《靖远志》一套六卷，为现存最早的靖远地方志书。
&&&&邑人潘将军崇文修志，是一介武将中少见的“文化人”。倡办“女校”者将校址选在潘将军曾经的府邸，也算弘扬了潘将军崇文重教的精神。
实际上，靖远“敷文学校”开办后，在校生中女生还是很少，绝大多数“屋来”（人家）的“女子娃”（女孩）还是选择去“女校”念书，我五姨和我妈就是其中两个。按说当时的“女校”绝不招收男学生，但我妈班上就有一位“假女子”（男扮女装者）；他是校长的侄儿子，不但起了个女子的名字，而且拥有白白净净的脸蛋儿、“花眼睛”（双眼皮）、“能鼻子”（高鼻梁）、“红红儿的碎嘴嘴儿”（樱桃小口），说话细声细气，动作扭扭捏捏，加上“打尕托儿”（从小）他妈就给他一直穿“女子娃”的衣裳，头上再给他扎两个“毛角儿”（小辫儿），活脱脱儿一个“心疼疼儿”（很漂亮）的“尕女子”嘛！
“刚（jiang）打头儿”（刚开始），我妈和其他女同学没有发现她们班上有一个“假女子”。他的模样儿“连”（和）打扮足以以假乱真，完全迷惑了我妈和她的女同学们。“连”这个“假女子”耍得时间长了，我妈和一女同学们发现了一个大家都不解的“怪势事”（蹊跷事）：每到课间同学们都去学校一隅的旱厕尿尿，“假女子”从不“连”大家“一搭来”（一块儿）去（qi）,他就爬到课桌上硬（neng）憋着，实在憋不住了，他竟跟上校长、他“叔老子”（叔叔）上男厕！班上一个女生首先发现了这个秘密，她趴（ba）在我妈耳朵“傍来”（边儿）既惊诧又气愤地悄悄儿说：“XXX（“假女子”的名字）‘连’她校长‘叔老子’都是大流氓，一个老汉和一个尕女子‘一搭来’上厕所，他们‘碜人’（羞耻）得咋能尿出来嘛！”其实，我妈她们“呕会儿”（那时候），靖远人都把“厕所”称作“后院”的；“流氓”也不叫“流氓”，叫“死狗流魂”。只是我妈她们上了文明的学校，拾人牙慧地现学了包括“厕所”、“流氓”等文明的词汇。其实，靖远人把“拾人牙慧”也不叫“拾人牙慧”，而叫“拾了个旁人的话把把儿”。
这个秘密随即被公开，当着校长和“假女子”的面，同学们像麻雀（qiao）窝来捣了一扁担，吱吱喳喳地开始指指点点。第二天，“碜人”得无地自容的“假女子”就不来上学了。从此，他再也未踏进女校大门一步。倒是老校长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坦诚了实情，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我五姨和我妈先后从“女校”毕业。解放后，我五姨“蹲到屋来”伺候了我五姨夫和娃娃们，成了“在”（如今）时髦称谓的“全职太太”。给我养了三个姐姐的我妈到靖远师范上了“教师培训班”（简称“师训班”），“师训班”结业后，我妈到我丈人创办的“乌兰小学”当了两年老师后辞职，也成了“连”我五姨一样的“全职太太”，心甘情愿地开始伺候一大家子人。
每当我妈给我津津有味地讲她“连”我五姨上“女校”的“故经”（故事）时，她都很自豪又很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把书念下（ha），肚子来有了墨（mei）水,不管你走到‘哪搭’（哪里），不管‘是多会儿’（任何时候），都能活得‘刚邦硬（ning）正’（堂堂正正）！”
1972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背着我妈给我缝的花布书包儿、耳边萦绕着我妈“刚邦硬正”的教诲、满脑子好奇的8岁的我，穿着我妈专门为我上学做（zou）的一双“新崭崭儿”（崭新）的黑“条绒”（灯芯绒）浅方口鞋（hai）,迈着轻快的脚步、哼着我爸过年时教会我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曲儿，朝气蓬勃地跨进了“五·七小学”的大门。
我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往“五·七小学”走的那天早上，先从位于“文胜巷（hang）儿”9号的刘家壕边的我们“屋来”（家）出来，大步流星地走过“解放街（gai）”（南街），走到鼓楼底下（ha）向左拐到西街,沿西街走到隍庙巷子南面的口口子上，再向右一拐就拐进了端端儿对着“五·七小学”大门的隍庙巷儿的正巷子。我走到隍庙巷子南面的口口子上，特意瞅了一眼左面的县邮电局的的大院。这个院，就是我妈和我五姨当年上“女校”的地方，也就是清康熙年间“潘将军府”的所在。我瞅完邮电局大院，正准备往隍庙巷儿拐时，打西关方向“急聊湿挖”（火急火燎）地跑来的一个脸黑得像死面油饼子的“儿子娃”（男孩），他猛猛地碰到我“当腔（kang）子”（胸部正面）上，差一点儿把我碰了一个“仰（niang）绊子”（仰面朝天）！我剜了一眼他，他“超乎乎”（傻呵呵）地向我一笑，算是向我道歉，接着他边“连”我走进隍庙巷儿边“连”我“喧慌”（聊天）：“我叫刘靖生，我们‘屋来’在西关四道水巷子。本来我爸妈叫我到离‘屋来’近的西关小学上学，我嫌西关小学‘烂葬’（特别差），就（zou）跑到‘五·七小学’上来了！我们巷子上‘五·七小学’的大娃娃说了，‘五·七小学’比西关小学好‘葫芦儿拌蒜’（千万）倍（pei）！”不容我搭话，死面油饼子脸的话死多的刘靖生又接着问我：“你分到几班了？”还是等不得我回答，他又自报家门：“我分到一年级二班了。”“我分到一年级一班了。”我总算在他的喋喋不休中见缝插针地回答了一句。回答他时，我暗自庆幸：谢天谢地，幸亏刘靖生这个“冲气”（晦气的人）没“连”我分到一个班，要不然，这个X话死多的“冲气”还不把我“捂酥”（烦）死！
其实，靖远人发“刘靖生”的“生”这个音时，绝对是“儿”化的。只不过写的时间不能写成“刘靖生儿”，弄不好，让人误解成小日本儿家娃娃的名字。我当年第一面见刘靖生时就“辨来了”（明白了）：这个娃是他妈在靖远养下的。就像兰州养下的娃叫“兰生”、北京养下的娃叫“京生”一样，为了纪念娃的出生地。
三十多年后，打部队上复原回来分配到县邮电局上班的刘靖生荣升邮电局的副局长。当了副局长的他比当年“言坦得多了”（话少多了），他不但“言坦得多了”，整个人也变得很矜持。他走路不再像当年那样“急燎湿挖”，而是“囊囊儿”（慢慢）地迈着八字步儿，四平八稳地往宽大的办公桌子后头一坐，“架口”（做派）很正地接受络绎不绝的下属“啊兮啊兮”（低声下气）地给他汇报工作。我的一位跟刘靖生有“业务”往来的小学同学每次见我都愤愤不平：“狗日的‘黑老鸹（wa）儿’‘在’（现在）都混成‘侯（h&u）’（大人物）了！‘架口’比县长还正！！！”
靖远人把乌鸦叫“黑老鸹”，刘靖生脸黑，小学同学就给他起了“黑老鸹”这个很形象的绰号。只是“苶”（人家）当了副局长后，许多同学再不好意思叫这个绰号。邮电局同事中是“苶”同学的，更不敢叫这个绰号。要不是“连”刘副局长有“业务”往来的这位同学重新提及当年曾风靡“五·七小学”的这个叫得很响亮的绰号，我都要忘了刘副局长曾经拥有过这么阔气的一个绰号。
其实，这位与刘副局长有“业务”往来的同学充其量也就是背着刘副局长、当着我面叫刘副局长的绰号。当着刘副局长的面，他还是叫“苶”——刘局、老刘、老同学，第一个称谓是刘副局长的同事在场时叫的，第二个称谓是在饭局酒桌上叫的，第三个称谓是“啊兮啊兮”求“苶”帮忙办事时叫的。
“在”（如今）的社教场合、尤其是生意场合对战略合作伙伴适时适地的恰如其分的称谓很关键，往往决定重大合作项目的成败，我和刘副局长的这位同学早已把见啥人咋称呼的道道儿“挖抓”（研究）得炉火纯青了！
再后来，我和刘副局长的另一位同学某日中午请刘副局长与其他几个同学吃饭。同学们都坐到包厢来了，等了半天，眼看快到中午了，还不见刘副局长的面。一个“性性儿糙”（脾气不好）的同学“躁（cao)”（发火）了：“狗日的黑老鸹儿当X下（ha）个多大的‘尿罐子’（‘鸟官’的谐音词）？！一包厢同学‘兮候候儿’（眼巴巴）地等他等了半天，他还不见来，我到他单位找他去！”说完，这个“躁火儿”（脾气大）的同学出门就打了个“三马子”直奔邮电局。气呼呼得跑进邮电局，这个“躁火儿”同学一头冲进了刘副局长的大办公室。办公室中烟雾缭绕，刘副局长正“连”七八个人如火如荼地好像在“喧慌”。见此情景，“躁火儿”同学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一把扽起刘副局长：“我把你个黑老鸹儿！一帮子同学‘兮候候儿’地等你吃饭、喝酒，你倒‘连’个没事人一样蹲到办公室谝闲传，赶紧跟我往包厢走！等到了包厢，看一帮子同学咋收拾你娃！”“躁火儿”同学“万咋”（千万）没想到，刘副局长猛猛地摔开他的手，“脸变下”（变了脸）大声说：“你眼睛叫驴毛塞硬了吗？！你没有看我正在开会吗？！”“躁火儿”同学还没反应过来，刘副局长“傍来”（旁边）的一个人赶紧给“躁火儿”同学解释：“刘局长正给我们开会安排工作呢，你就猛猛地‘拾’（闯）进来了！刘局长刚（jang）还给我们说呢，你们同学请他吃饭，他抓紧时间安排完工作‘就手’（立即）就去包厢！”听了“傍来”这个人的话，“躁火儿”同学脸“就手”红得像关公一样，“就手”松开了扽刘副局长的手。
其实，我们这一帮子小学同学人到中年后，差不多都混得很出息了，正规场合，谁都很忌讳旁人叫绰号。不要说绰号，就连“小名儿”（乳名）都忌讳旁人叫，除非“各家”（自己）的爸妈在“各家屋来”叫。
“躁火儿”同学犯了大忌，“苶”刘副局长能不当面子对他发火吗？“连”（用）我们靖远俗话说，“躁火儿”同学这叫：“喝的凉水舔碗呢，寻（xing）的寻的日眼呢！”这句靖远俗话翻译成普通话相当于“自找没趣”。
我“扩”（又）犯了“拉扽得太远”（扯得很远）的老毛病，赶紧“说过”（讲）我上小学的“呕”（那）一河滩事。
距今40年前的那个早上，我背着双手“端矣矣儿”（很端正）地坐到“五·七小学”西南面紧挨学校院墙的那间属于我们一年级一班的教室中上第一节语文课。
老师叫我们翻开课本的第一课，整篇课文只有一句话：“毛主席万岁！”这5个字我都认得。上一年级前，我妈在“屋来”已经教我断断续续地认了三四百个字。再往后我发现，不要说一年级语文课本，就连二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字，我也“一趟”（全）认得；甚至三、四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一些儿字我还是认得。“呕会儿”（那时候）还没有“学前班”，但我妈在“屋来”就给我提前完成了“学前班”的课程。这一阵儿我看着背对着我的老师“连”白粉笔往黑板上写大大儿的“毛主席万岁”，已开始走神了。接下来，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解“毛主席万岁”的伟大而深刻的含义时，我完全心不在焉了。诚然，在当年那种无限敬仰伟大领袖的氛围下，我的心不在焉只能深埋在心来，表面上绝不敢有“一增增儿”（一丁点儿）流露。否则，被旁的同学或老师冠以“对伟大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我肯定“吃不饱，撩上跑”（吃不了，兜着走）！
幸亏语文老师只能看到依然坐得“端爽爽儿”（很端正）的专心听讲的我，她根本无法看到心不在焉的另一个我。老师仍激情四溢地讲解着，唾沫渣子都溅（zan）到了第一排同样端坐着的杨海涛同学的脸蛋子上。杨海涛撩起右“腔（kang）子”(胸部)上针卡子别着的叠成三折子的长方形的本来是擦鼻的花“手巾儿”（手绢儿）擦溅到脸蛋儿上的老师的唾沫渣子时，我不经意间透过教室玻璃窗子朝外一瞅，就瞅着了教室对面隍庙大殿后墙烂洞洞儿来刚（jiang）扑腾出来的一公一母、一上一下两个正亲密地跌绊在“一搭来”（一起）的一对儿麻雀（qiao）儿夫妻。我的脸随即“碜人”得一红，赶紧把目光又对准了眉飞色舞的语文老师。
老师可以“收救”（收拢）我分散的注意力，但老师没本事“收救”那一对儿如胶似漆、已臻佳境的麻雀儿夫妻；老师可以让我铭记“毛主席万岁”，老师没本事叫那对儿麻雀儿夫妻也跟着我铭记。
无论人世间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都无法左右大自然其他生物按照自己亘古不变的规律繁衍生息。
当年最流行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历史规律不可抗拒！”殊不知，自然规律更不可抗拒！
语文老师终于给我们上完了第一节“毛主席万岁”的语文课。
第二节课是政治课，政治老师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了一班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却感觉云来雾来的，越听越糊涂；第三节课是算数课，算数老师不厌其烦地讲10以内的加减法，我妈早给我教会了，我觉得没X一点儿意思，硬捱到下课；第四节课是唱歌儿课，唱歌儿老师教我们唱《高楼万丈平地起》，气力明显不足的女老师为了显示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竭尽全力地“连”左嗓子尖利地唱出“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
”时，看着她力不从心的“怪势”（滑稽）表情，听着她刺耳的声音，全班同学不但没跟着她学唱，反而哄堂大笑。年轻的女老师下不来台，气得把教室门“一绊”（一甩），哭着跑到校革委会主任（简称“主任”）办公室告状去了！
时间不大的一阵阵儿，主任领着眼圈子还红红儿的女唱歌老师又回到教室。这一回，主任彻底“躁了”（火了）：“你们这些儿刚进校的一年级新生，到校第一天就不遵守课堂纪律，成何体统！唱歌儿老师给你们教唱这么好的革命歌曲，你们都不好好儿唱，难道你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对“伟大领袖子毛主席”咋样？主任也不敢轻易再往下说，他也怕说漏了嘴，说出反动话来，只能恰到好处地就此打住。但无论如何，我们再怎么让唱歌儿老师下不来台，“万咋”不能不给主任面子。更何况，主任这一来就拿个板凳坐到教室最后面不走了，监视着让唱歌儿老师继续给我们教唱《高楼万丈平地起》。于是乎，全体同学在主任严厉的目光注视下，十分嘹亮地跟着唱歌儿老师继续高唱“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学会《高楼万丈平地起》的那天中午，我回家后心情异常激越地“连”（用）我的左嗓子很跑调儿地给我妈“卖排”（炫耀）刚学会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我妈表情很痛苦地听完说：“就你这‘2、2、2、2’的‘烂葬’（破）嗓子，以后再不了给我唱歌了；听你唱歌，我浑身难受得想赶紧找个地缝缝子钻进去！”
我妈所说的“2、2、2、2”不是阿拉伯数字“2”的4次重复，而是简谱基本音级“2”的4次重复。关于这“2、2、2、2”，我妈曾给我讲过一个“尕故经”（小故事）——
话说“文革”中某公社书记专程从县上请了位唱歌儿老师给公社干部教唱“革命歌曲”。老师每次给干部们教唱时，公社书记不懂装懂地都在“傍来”煞有介事地瞎（ha）提意见，干扰得老师几乎没法教下去，“气长淌”（非常生气）的老师实在“背不住”（受不了）了，就对公社书记说：“你懂乐理吗？”公社书记平常在干部们面前指手画脚惯了，从来没有谁敢说个不字，今儿一个尕老师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儿让他难堪。他没好气地回敬老尕师：“我演过京剧移植成秦腔的革命现代秦剧《杜鹃山》来（中）的雷刚，那么大的主角儿我都演唱下来了，你凭啥说我不懂乐理？！乐理，不就是七个阿拉伯数字凑在‘一搭来’（一起）写成的曲曲儿嘛！比如雷刚在《杜鹃山》中刚（jiang）出场的那一段曲曲儿，就是‘2、2、2、2’起头儿的嘛！”他刚说完，尕老师和跟着尕老师学唱歌儿的干部们顿时哄堂大笑。雷刚甫一出场时的乐曲究竟是不是“2、2、2、2”我们先不去追究，单说书记大人根本不懂基本音级的高、中、低音之分，他是用汉语拼音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不同的声调“唱”出抑扬顿挫的“2、2、2、2”的基本音级的，尕老师和干部们只有笑破肚子的份儿了！
这位彻底乐盲的公社书记的“2、2、2、2”似乎还真有些儿小幽默的味道，他也不屑“打”（从）“1、1、1、1”起头儿，毅然跳过“1”，直接就“2”了！
我妈一贯形容某人唱歌跑调，就毫不留情地说这人是“2、2、2、2”式的嗓子。
我一年级时跟唱歌老师学的第二首歌是《革命故事会》，全部歌词是——
小弟弟，小妹妹，
大家来开故事会。
你讲金训华，我讲董存瑞，
雷锋、王杰、杨子荣，
英雄事迹放光辉。
讲故事，学英雄，
永远前进不掉队，
永远前进不掉队！
小弟弟，小妹妹，
大家来开故事会。
你讲金训华，我讲董存瑞，
&&&&雷锋、王杰、杨子荣，
英雄事迹放光辉！
讲故事，学英雄，
永远前进不掉队，
永远前进不掉队！
当一点儿没有自知之明的我用我的“2、2、2、2”式的嗓音，硬（neg）把这首歌“卖排”给我妈时；这一回，我妈已懒得再评价我的嗓音，只是对歌曲本身给予很经典的评判：“简直是‘胡拉毡乱扽被儿’（胡拉乱扯）！——硬（neng）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五个英雄人物拉扯到‘一搭’（一块儿），把人听得‘胳陋（lou）（可笑）’死了！”我妈这么一评，我回过头再唱一遍这歌儿，还真觉得我妈说得很有道理。当着我妈的面儿，我就“超乎乎”（傻呵呵）地给我妈说：“我明儿到学校就给我们唱歌老师提这首歌儿的意见，叫她想办法把歌词儿改得顺当些。”我妈赶紧制止我：“‘超子’（傻瓜），你‘万咋’（千万）不敢去给唱歌儿老师提意见；你给‘革命歌曲’胡提意见，小心‘苶’（人家）‘就手’（立即）把你打成尕反革命的！记牢我的话，‘万咋’（绝对）不敢提意见！”
姜片子还是老的辣！我不得不佩服我妈的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我也很感激她及时挽救了“险乎儿”（差点儿）向“尕反革命”看齐的我。
再往后，整个小学阶段，不同的唱歌儿老师给我们教唱会了很多“革命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我是公社小社员》、《打靶归来》、《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这些歌曲要么表述对伟大领袖和革命圣地的无限景仰之情、要么抒发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战斗的豪情壮志、要么赞颂人民公社小社员热爱劳动的优秀品德，旋律多以昂扬向上、铿锵有力为主，用我妈的话说这些歌曲都很“硬棒”（生硬）。
记得我刚（jiang）学会《我是公社小社员》给我妈“卖排”，当我唱到“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时，我妈在“傍来”紧蹙双眉“就手”就给我“饵”（扔）过来一句：“‘越干越喜欢’？学生娃娃到学校都不念书了，光知道学工学农，学业‘一趟’（全）荒废了，还有脸说‘越干越喜欢’？哼，喜欢他妈的个臭脚片子呢！”但我妈刚（jiang）一说完这句话，“就手”就给我“安顿”（叮嘱）：“我刚（jiang）说的话，你到学校‘万咋’都不能给老师和同学说，小心‘苶们’（人家）随便儿给你上纲上线，说你传播反动言论。”
唱歌儿老师教的歌儿中，有一首儿歌儿我忘了名字，但“调调儿”（旋律）比很“硬棒”的“革命歌曲”软和多了、也亲切自然多了。这首儿歌的歌词儿我记不全（cuan）了，只记得开头儿的几句：“奶奶养了两只鸡呀,什么鸡？什么鸡？大公鸡和大母鸡呀。大母鸡,大公鸡，一只白天忙下蛋哪,哎咳呦,哎咳呦；一只清早呜呜啼，呜呜啼。”
我妈对这首上世纪七十年代很流行的儿歌儿的评价还算给面子：“总算是一首能听下（ha）去的歌儿！”
我妈“万咋”没想到，就我“2、2、2、2”式的嗓音，竟能被校学生乐队的辅导老师昝允阳看中，把我招收进了乐队。
好像是约定俗成似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一直简称昝允阳老师为“昝阳”，似乎这样叫他被叫他姓名的全称要显得亲切、自然。
诚然，“昝阳”有先见之明，他招收我进乐队，不是叫我参加小合唱，也不是教我学管弦乐器，而是叫我学打鼓。他自以为慧眼识才，我嗓子不好，二胡儿等“细法”（精细）乐器我更学不会，干脆叫我学一样儿相对简单的打击乐器——鼓。其实，他大错特错了！我与生俱来对音乐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排异功能，就连当了几十年师范音乐老师的我爸对此也很不可思议地对我妈说：“这个娃娃（指我）一点儿也不像他的几个姐姐，唱歌儿严重跑调儿还不算，笨（meng）得连一样儿乐器也学不会！”
“昝阳”教我们校乐队的学员儿教得十分认真，对谁都是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教我们，永远都是一副很和善的笑容；他教我们，从来不嫌颇烦，耐心细致，诲人不倦；他教我们，永远都充满激情，仿佛浑身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昝阳”无疑是一位专业过硬、师德优良的音乐老师，但他怎么都无法教会天生愚钝并对音乐根本不开窍的我打鼓。眼看我学了一年后，拿着鼓槌面对那面牛皮蒙的大鼓时，我还是敲不出哪怕连贯一点儿的鼓点儿。“昝阳”万般无奈，只好放弃我。但放弃归放弃，当我“各家”（自己）觉得再也没脸“蹲到”（呆在）校乐队“昝阳”麾下学打鼓而一再强烈请求“昝阳”饶了我这个“呕（那）一年养下的”笨得不能再笨的实在不可教的弟子时，“昝阳”也不再强留我，他仍是一副“笑眉兮兮儿”的和善模样对我道：“没关系，有些儿娃娃就是不适应学某一样儿技能，但却很适合学另一样儿技能；比如你，音乐不突出，但你的美术很有天分；我建议你好好儿学画画儿，将来一定能跟你爸师老师一样，成为一个大画家！”
我们靖远人形容笨到家的人常用一句话：“笨（meng）死驴年养下的！”把这句话说得隐讳些儿，就简化为“呕一年养下的”。
“昝阳”的话激发了我学画画儿的三天半的热情，我回家就用发黑的再生纸钉了厚厚儿的两本儿速写本儿，每天课余时间都捧着速写本，拿着我爸送我的上海造的“中华牌”铅笔画速写。但我这个人干啥事从来都都是虎头蛇尾，画速写画了不到一年，就“折打过手”（停止）了。“昝阳”勉励我会成为像我爸一样的大画家，只能是他一厢情愿的良好祝愿而已。
我在校乐队“昝阳”麾下学打鼓虽然根本没学成，但“昝阳”选拔的其他学生都学有所成，其中一些儿学生还学得很出色。我印象最深的就有三个同学：一个是跟我平行级的二班的焦维贤，他跟“昝阳”学会了拉一手好二胡儿；再一个是“连”焦维贤同班的女生、“昝阳”的女儿昝香蓉，她也拉一手好二胡儿；还有一个也“连”焦维贤同班的女生王海虹，她小提琴拉得很好。王海虹的妈是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郑彩秋，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的学校毕业后志愿支援大西北教育来到靖远执教。她当时已能讲一口略带上海味儿的很流利的靖远话，给我们讲算术课时，她总是和颜悦色，而一旦那个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她“就手”就变了脸很严厉地批评。我和同学们都认为，她很有煞气，训起学生来有一股咄咄逼人的不可抗拒的威慑力。直到退休后，她才回了上海老家。
&&&&焦维贤上初中时跟我是靖远二中的同班同学，郑彩秋的女儿王海虹跟我也同班，她和焦维贤当时都是靖远二中学生乐队的骨干，每次演出，都“把人耍咋了”（出尽了风头）！昝香蓉初中在靖远一中上的，因为与我不同校，我不知道她当时是不是一中校学生乐队的成员。
初中毕业后，王海虹就转回上海老家的学校念书了，从此没了她的任何信息，也不知道她后来究竟从事没从事曾经心爱并出色的小提琴演奏。
焦维贤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兰州医学院，医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分到位于靖远县东湾镇的白银磷盐化工厂当厂医务室的大夫，后来调到县医院当内科大夫，再后来他到兰医二院跟着一位很著名的骨科专家进修了一年，回到县医院当了骨外科大夫。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禁不住人才“孔雀东南飞”的诱惑，跟兰州医学院药剂专业毕业的跟他同在县医院工作的老婆双双南下深圳淘金。呆了两三年，金没淘上，他们夫妻又回到靖远县医院上班。新世纪后，焦维贤的老婆杨志玲调到了县药检所工作，成了端铁饭碗的公务员，焦维贤仍在县医院当骨科大夫。这时的焦维贤，已成了靖远县乃至白银市医术最好的骨科大夫。2004年春天我妈不慎摔断大腿，由于年已八旬不能动手术，焦维贤就上门为我妈保守治疗。
&&&&昝香蓉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屋来”当了待业青年。她结婚后开了一个小卖部儿，生意很红火，但相夫教子又忙于生意的她再也没有摸过任何一样儿乐器。&&&
“昝阳”当年教我们时，也就四十岁刚出头，但他的头发全白了。我问给“昝阳”当过音乐老师的我爸：“昝老师看着心态很年轻，整天‘笑眉兮兮儿’（眉开眼笑）的，绝对不至于把头发都愁白了啊！”开始，我爸不给我说“昝阳”头发全白的原因，后来我一再追问，我爸才“涩涩萎萎”（磨磨蹭蹭）地给我讲出了其中的原委——
“昝阳”二十几岁时在紧邻黄河的某乡中学当老师。有一年夏天，天气奇热无比，禁不住几个男学生的“死缠硬粘”（软磨硬泡），他就带着这几个男生去学校附近的黄河中凫水去了。结果，有两个学生下河后就淹死了。尽管水性很好的“昝阳”使出浑身解数潜入水中解救那两个学生，但还是来不及了。两个学生淹死后，“昝阳”先是被开除公职，接着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多年，“昝阳”一直没工作，继续到他们“屋来”（家)所在的“跃进生产队”劳动改造。给我们教唱歌儿、当校乐队的辅导老师时，“昝阳”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正是这位临时工却比学校任何一位“正式工”工作热情都要高、工作效率都要好，在当时那种特殊政氛围的重压下，他能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笑对生活和工作，实属难能可贵，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在我的影响中，“昝阳”后来一直没有啥正式工作。改革开放后，自学中医成材的“昝阳”在县城南街开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由于他医术精湛、对待患者热情周到，前去求诊治病者络绎不绝，他诊所的生意自然很火爆。
“昝阳”无疑是靖远人公认的一位医德良好、医术精良的好中医大夫。2011年春天他逝世后，每日去他们“屋来”祭奠者挤满了院子。出殡那天，“昝阳”灵车经过的街道两“傍来”站满了自发而来的为他送行的群众，场面十分感人。“昝阳”在天之灵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我跟上“昝阳”没学成打鼓鼓儿，说明我根本就没有音乐天赋。其实，打养下体质就孱弱的我，体育更差。就这，四年级时我竟然被吸纳为校学生篮球队的队员。为何招收我进篮球队？原因很滑稽，仅仅因为我个子大，，瘦长瘦长的，比同龄的“娃娃伙儿”（孩子们）高出了半个头。
我忝列篮球队，用我妈的话说就是：“蒸汤混卷子（滥竽充数）！”但无论如何，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阴差阳错地“被吸纳”入队，我还得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去混这个“卷子”。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体育老师兼教练带着队员们在篮球场训练时，我还得装模作样儿地跟着教练的指令煞有介事地重复各种单调乏味的基本动作。一场训练下来，体质弱的我常常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尽管累得“七四八活”（够呛），尽管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我的动作还是很不协调，气得教练没一点儿脾气。教练每次让队员们两两相对站在篮球场左右两端练习传球时，我往往接不住对面队员传过来的球。不是让球迎面砸到我脸上，砸得我鼻青脸肿；就是叫球砸到我小肚子上，砸得我捂着肚子疼得半天直不起腰。练三步投篮，教练很标准地给队员们示范后，别的队员都能按动作要领完成。到了我投，我担心把篮球“饵”（扔）不到篮筐的位置，“使得太猛了”（用力过大），篮球被我直接“饵”到篮板背后了！教练见此情景，极其无奈地当场给我下了定义：“我看你只配当三流儿的替补队员！——当替补都不是好替补！”
学校给篮球队员“制备”（买）运动服时，没给我“制备”。由于已被教练定义为“三流儿替补”，更由于我体恤学校拮据的现状，就没敢再问教练为啥没给我“制备”。
“六·一”儿童节前，县体委举办全县小学篮球比赛，作为头号种子队的我们“五·七小学”男女篮球队志在双双夺冠。教练带着我们艰苦训练了半个月，信心十足地投入比赛。本来，我这个“三流儿替补”完全没必要参加这次训练，更没必要去比赛的现场。但教练要求我不但要一回不落地参加训练、还要认认真真地参加每一场比赛。参加训练没关系，我可以硬着头皮上。但参加比赛就遇到了一个尴尬：我没有队服，穿便装即便是每场坐在篮球场“傍来”呐喊助威，也显得不伦不类。当我向教练提出这个问题时，教练也没好办法解决。正在教练和我都为此犯愁时，跟我平行级的三班的、女队的一位队员说她有一套多余的运动服可以借我穿。这个女队员个子跟我一样大、比我长得“坨实”（壮实），她多余的这套运动服跟校队的运动服一模一样，是她妈为了方便她平时在校外训练专门给她“制备”下的。这个女队员把她的运动服拿到学校后，我一试，虽说显得“侉大”（宽大）了些儿，但总算救了急。
“六·一”前，全县小学篮球赛在县城“剑道”（广场）西南“拐子”（角）的灯光球场隆重开幕。
我穿着借的这套运动服在场外老老实实地当“三流儿替补”时，每当我们学校的男女队员投进一个球，我都很卖力地呐喊着拍手加油。尤其是借我运动服的那位我校女队的主力中锋英姿飒爽地投篮命中时，我喊叫地更卖力、手拍得也更“欢势”（起劲）。
我们“五·七小学”男队“连”（跟）实力与我们校队相差悬殊的“西关小学”男队比赛时，上半场结束，我们的比分大大超出“西关小学”男队。下半场刚开始，胸有成竹、胜券在握的我们的教练竟大胆启用我这个“三流儿替补”上场。我上场不久，就接到一位同伴儿传过来的球，正好对方队员根本没防我这个“三流儿替补”，眼前没有任何“挡挂”（阻拦），我带着球如入无人之境，一个连我“各家”（自己）都深感意外的奇迹发生了：球投进了篮筐！当场外观战的我的同伴和其他同学欢呼着为我拍手时，我骄傲得热泪盈眶！
这是迄今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正式的篮球比赛，也是迄今我唯一在正式比赛中投进的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球！
天的个老儿家（老天爷）！赛后还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我死活都想不同，我当时怎么就能在上千人围观的赛场上投中那“平生第一球”呢？！天意，只能说是天意啊！
就在我投进球的那天，全县小学篮球比赛结束了，我们“五·小学”男女篮球队双双荣膺冠军。
当我穿着那个女队员借给我的运动服招摇过市并兴奋异常地跑回家给我妈“卖排”（炫耀）我校男女篮球队的战绩和殊荣时，没想到我妈朝头给我泼了一盆子冷水：“我看你是能糊涂了，恐怕连‘各家’姓啥都忘掉了！我连你爸早就给你再三‘安顿’过，不叫你参加根本不适应你的文体活动，你偏一直不听话，‘硬绷实恪（kuo）’（硬着头皮）硬要参加。到头来，学打鼓根本没学成，打篮球也打得一塌糊涂。尤其打篮球，我最担心你有毛病的右腿，万一你不小心把右腿崴伤了，你叫我‘连’你爸后悔得揣天沟门子都揣不着！你给我听得好好的，打明儿开始，我坚决不准你再打篮球，老老实实地给我念书！你‘但’（假如）不听我话，还要打篮球，我就到你们学校找你们校长去！”
我妈习惯了“校长”这个本来就很顺当的称谓。其实，“文革”中所有学校的领导都叫“革命委员会主任”（简称“革委会主任”，更简称“主任”）。我妈嫌“革委会主任”罗嗦，更觉得叫起来很别扭，一直沿用“校长”这一天经地义的称谓。我妈所谓我们学校的“校长”，正好是当年我爸在靖远师范教过的学生。一旦我妈到学校找他反应我的情况，他不敢也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我两岁时患过“小儿麻痹”（脊髓灰质炎），右腿落下了残疾，要不是我爸请定西地区聋哑学校的一位祖传按摩的男性瞎“阿拉”老师给我按摩了整整一年，我右腿肯定就瘸了。万幸，这位瞎“阿拉”给我按摩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竟把我瘸的右腿硬是给按摩得不瘸了！尽管我的右腿不瘸了，但发育一直比左腿迟缓。尽管我右腿的长短“连”左腿一样，但比左腿瘦了整整儿一圈儿。我妈一直“怵心”（担心）我的右腿有意外的闪失，也在情理之中。
当天晚上，在我妈监督下，我把那位女队员借我的运动服脱下来洗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上，我就拿上我妈用烙铁烙得平展展儿的这套运动服去学校还给了那个女队员。还了运动服，我赶紧找教练陈述了我因身体原因不能再参加篮球训练的理由，教练当场就答应我退出篮球队。教练心“来”（里）最明白，我这个“三流儿替补”，纯粹是球队的一个累赘，我早离开，他早“托生”（彻底解脱）。
我主动请辞篮球队队员的那天中午，回家后，直面我妈，残余的尕尕儿的一点儿虚荣心还在作祟，我给我妈汇报道：“我们教练根本舍不得我走，要不是我说他不放我你就去学校找主任，他才不会让我走呢！”我妈不屑地撇着嘴：“教练舍不得你？！——我耳朵没出毛病吧！我敢说，教练舍不得除你而外的任何一个队员都能坚决舍得你。瞎（ha）女子死了炕大了，教练巴不得你这个最‘烂葬’（差）的队员赶紧给‘苶’（人家）旁的队员腾‘印印儿’（地方）呢！娃娃，你给我记牢了，哄（欺骗）谁都不要哄你妈！你只要一张嘴，你妈我就知道你想得啥弯弯儿曲曲儿！就你的‘呕’（那）一张尕皮皮子，你妈我早熟透了！还用得着再熟吗？！”
当年，我妈一直“怵心”体质弱的我过多地参加课外文体活动耽搁了学习。其实，我妈的“怵心”纯属多余。即便我不参加任何课外文体活动，当时的学校也没人敢大力提倡并督促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当时的实情是：全中国所有的大小学校都被“五·七指示”强行带到壕沟“来”（里）了；家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学生在校几乎学不到知识；像我一样的适龄“娃娃伙儿”（孩子）们，被家长送到学校，充其量只是找了一个托管所，娃娃不在社会上惹是生非就烧了高香了；至于娃娃在校能不能学到知识，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年，我感觉“各家”（自己）就像一只流浪的“狼儿子”（狼崽子）被送进了杂乱无章的一大群狼中，随着别的狼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满各处儿”（到处）寻觅食物。这种没有目标的日子无疑是茫然的，但这种茫然的日子却是无忧无虑的。无忧无虑来自于无人过分的管束，无忧无虑更来自没有任何学习压力。然而，无忧无虑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无形的陷阱，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政治氛围下的社会大环境中，时时处处必须“提高警惕”，谨防“各家”无意中莫名其妙地卷入某个本不该我们遭遇的政治漩涡。
诚然，有小心翼翼的家长和同样小心翼翼的老师随时提醒、不断引导，迄今为止，我觉得此生最自由最单纯的时光仍是小学阶段。
自然从被我妈认定为“胡谝传”（瞎编）的课本上学不到应有的知识，我只能“大河（黄河）来尿尿——随大流”了。热情空前高涨地关注并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切“有意义的活动”，成了我盲目地乐此不疲的首选。
“学工、学农、学军”是当年学生最主要的也是经常参加的活动。学工，当时靖远的小学都没有校办工厂，走出去学，绝大多数工厂都“停产闹革命”了，哪有我们再去“乘红火”（凑热闹）的份儿；学军，我们学校附近没有驻扎部队，县武装部的解放军叔叔也从不来我们学校当“红小兵”们的校外辅导员，这项活动空白；唯一能进行的活动就剩下学农了，我们只能一门儿心思地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努力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
平时，我们学校学农用不着走出校门。学校东面有几畦子水地，上面种树、种菜、种庄稼，完全可以满足我们一到五年级的学生根据不同季节去地“来”学着做（zou）各种各样的农活儿。
“呕会儿”（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地“来”从不上化肥（估计也没买花费的专项资金），只上农家肥。所谓的农家肥，就是我们俗称的人畜的粪尿。本来，学校公厕的人粪尿尽可满足供应学校那几畦子地，根本用不着师生再去到处拾粪。但是，学校为了培养师生（尤其是学生）“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就大力倡导学生拾粪积肥。为此，学校按年级给每个学生分配了拾粪积肥的定量，完成定量的表扬，完不成定量的批评，奖罚分明，绝不含糊！
为了拾粪，全校每个学生都“制备”（装备）了两样必备的工具：粪叉子（或粪铲子）和背篼。我没有粪叉子，就先拿“我们屋来”（我家）生火炉子用的掏灰铲铲子代替。粪背篼是我妈花三块钱为我“制备”的，三块钱是当年人月均工资的十分之一，为此我妈“后心胀”（心疼）了很长时间。
&&&&所有的学生娃娃一夜之间都“制备”全了拾粪的工具。接下来，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全城上千学生娃娃一起出动拾粪，哪来那么多的粪叫你去拾？当我们手拿粪叉子、粪铲子、背着背篼满街（gai）上、满巷（hang）子转着把仅有的粪都拾完时，这才发现，离学校的定量还差得很远。完不成定量，肯定要挨老师骂。满街、满巷子的学生娃娃背着背篼、拿着粪叉子、粪铲子，“觑眼把空”（觑着眼）搜寻到哪怕一抔冻硬的猪屎，赶紧叉、铲到“各家”的背篼“来”。往往，两个娃娃同时看着了一抔屎，跑得快的拾上了，跑得慢的就会愤愤不平地对跑得快的说：“明明是我先看着的，你为啥要抢走？”跑得快的幸灾乐祸道：“谁叫你是个磨死鬼呢？你娃活该！”跑得慢的当然不服，冲上去争抢跑得快的已铲进背篼的那抔屎。跑得快的拼命保护“各家”的“胜利果实”。经过很激烈的一番争抢，浑身糊满了屎渣子的两个学生娃娃还争执不下，互相撕扯着去学校找老师评理。
“呕会儿”，背着粪背篼的学生娃娃普遍都拾不上粪后，不要说碰到人畜粪，哪怕看到天上飞的麻雀儿或“燕吱子儿”（家燕）、“马燕儿”（雨燕）遗留在地上的斑斑点点的粪，都会赶紧用粪铲子连土“一搭来”（一起）铲进背篼“来”！遇到这种情况，拿粪叉子的娃娃就吃大亏了，粪叉子根本没办法把斑斑点点的粪渍叉进背篼，只能“兮候候儿”（眼巴巴）地看着拿粪铲子的娃娃以极其夸张并极其“卖排”的动作和神情把那金贵的粪渍铲进背篼“来”。
“呕会儿”，县城“来”的“家户家”（人家）都住带院子的平房，院子一隅都有“后院”（旱厕），“后院来”（旱厕中）都有积攒的一层子一层子垫了黄土的人粪。“在”（如今）的“娃娃伙儿”肯定会诘问：“‘屋来’（家里）‘后院’（旱厕）放着一大堆现成儿的人粪不往学校背，‘夯得太差大了’（太傻了）！”其实，我们“呕会儿”的学生娃娃虽然没有“在”的学生娃娃聪明，但一点儿都不“夯”（傻）。谁不知道放着现成儿的人粪不往学校背？关键是所有的家长都绝不允许学生娃娃把“各家后院来”（自家旱厕）中积攒的人粪背到学校去。农民“屋来”（家），“后院来”积攒的人粪连上生产队的地都不够用，哪来多余的？市民“屋来”，一年到头好不容易积攒一点儿人粪，或卖几个钱儿“填缓屋来”（贴补家用），或“连”（跟）附近的生产队换“冬来”（冬天）煨炕的“麦衣子”（麦壳）、麦草。我们“屋来后院”积攒一年的粪，也只能卖三四块钱；换“麦衣子”、麦草，够我们“屋来”上房、耳房两个“炕眼”（炕洞）烧煨一冬。因此，我们“屋来”很少卖粪，绝大多数的年份，我们“后院”积攒的粪都换了“麦衣子”、麦草。只有极少数时间，“屋来”实在“佐挪不可”（没一分钱儿）了，我妈才忍痛卖粪。我“害”（患）“小儿麻痹（pi）”的“呕一年”（那年），我妈实在没钱儿给我买药了，就卖了“后院”积攒的粪，但仅卖了四块钱，正好够买我一个疗程的消炎用的针剂。“呕一年”，我的四个姐姐到城外头挖了半个月“水蓬蓬草”（蓬草）、扫了一个月树叶子，才勉强够我们“屋来”整个“冬月天”（冬天）煨炕用。
自然人粪如此金贵，谁们“屋来”还敢叫娃娃把它背到学校去？
我“呕会儿”既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校“红小兵”大队的副大队长。拥有班长并大队副两个耀眼“官帽”（头衔儿）的我，“万咋”不能在积肥这项学校和老师交给我的光荣任务上落后于别的同学。但主观愿望往往“连”客观实际有相当大的差距，我想完成积肥任务、甚至想超额完成任务。但粪从何来？这无疑是我必须首要解决的“革命问题”。就在我绞尽脑汁还想不出好办法、几乎陷入绝境的时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无意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屋来”东面，“罗六儿”（罗家老六）老汉种了几亩菜地，为了耕种方便，他养了三头驴。这头驴“拖拖不断”（源源不断）排泄出的驴粪，成了我的首选目标。“说心来话”（凭心而论），“罗六儿”老汉也很不情愿我把本来属于他的驴粪装进我的背篼“来”；积攒的驴粪晒干后，煨炕很“耐靠”（火力强并持续时间长）。但我有对付他的绝招儿，请我的老师、他的儿媳妇儿段文兰老师给我做说客，他架不住儿媳妇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最终答应我每周去装两满背篼驴粪。
每一回，驴刚排泄的粪还冒着很臭的热气，背着背篼的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罗六儿”老汉的菜地“傍来”，装满一背篼驴粪，兴高采烈地赶紧背回我们“屋来”。紧接着，我把背回“屋来”的驴粪开始了如下的“拌造”（操作）：先把它倒到我们“后院”的空地上，再和上两背篼黄土一搅拌，最后再给搅拌好的驴粪和黄土的混合物苫上厚厚儿的一层子黄土后，把它堆积起来。这么一来，一背篼驴粪就变成了四五背篼混合肥料。等它充分发酵后，我再用背篼背到学校去。
一学期下来，我的积肥量稳居全校师生第一。
由于我和我们班同学的共同努力，我们班的积肥量同样是全校第一。
当时，我们学校师生积的粪土就堆积在操场“傍来”的空地上。每个班在固定的位置堆了一堆粪土，必须堆积成标准的梯形体，以便学校验收时丈量方数。每次，学校专门派的老师拿着皮尺丈量粪土的方数时，我和我们班的同学看着明显比别的班“堆垛”（体积）大许多的粪堆，都比得了“三好学生”和“优秀红小兵”还骄傲！
从三年级学校号召师生积肥到五年级结束，我连续三年蝉联“模范积肥员”的光荣称号，我们班连续三年荣膺“模范积肥班”的集体荣誉。
每当我无比自豪地捧着两个巴掌大的“模范积肥员”的奖状、笑逐颜开地跑回我们“屋来”，喜上眉梢地准备把这至高无上的荣誉贴到我们“屋来”上房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时，我妈赶紧严词拒绝：“快把你‘呕个’（那个）‘脏肮（nang)的、不吉利的‘烂葬’纸纸子‘饵’得远远儿的！”
我妈只允许我往上房墙上贴“三好学生”、“优秀红小兵”的奖状。尽管当时我获得的所有荣誉除了一张奖状外几乎没有物质奖励，但相比“模范积肥员”的奖状，我妈坚信：“三好学生”、“优秀红小兵”的奖状远比“模范积肥员”的奖状干净、文雅！
我们全校师生积的肥，全部无偿支援给了学校“傍来”的“跃（yao)进生产队”，该队原名“隍庙生产队”，因社员“屋来”都住在隍庙巷子得名。“文革”中大兴“破四旧”，一切老的、旧的名称都纷纷改成富于革命气息的名称。封建落后的“隍庙队”必然就改成了革命先进的“跃进队”。我们“五·七小学”紧挨着“跃进队”，不知从何时起，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娃娃就依“跃（yao进队”的谐音、戏称该队为“要命队”。
当年，一些没完成学校积肥定量的学生异口同声地感慨道：“学校叫我们给‘要命队’拾粪，差些儿要了我们的命！”
我获得“模范积肥员”奖状的同时，还获得了“优秀护林员”的称号。
读者诸君“万咋”不要误会，认为我当年跑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护林有功才得到这一称号。我所护的“林”，无不过是我们学校东面那几畦子地“来”长的不到三十棵子树。
&&&&这几畦子地的中间和“傍来”，也就那么几棵子往下老跌“树虎儿”（一种害虫）的病老槐树、十几棵子长得很不“周正”（端正）的白杨树、十几棵子“歪歪溜溜”（歪歪扭扭）的老柳树，实在没有护的必要。就这，我竟自以为很荣幸地接受了老师的“支发”（指派），戴着印有“护林员”三个黄漆黑体字的“红袖箍箍子”（红袖章），白白牺牲了每周宝贵的星期日，神气活现地巡逻于二十几棵子树之间，“超乎乎”（傻呵呵）地幻想着某一棵子树背后突然跳出来一个蓄意毁坏树木的“阶级敌人”，我便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与之进行英勇搏斗。那壮烈的场景，必须赛过在辣子地“来”跟偷集体辣子的地主王荣学殊死搏斗的少年英雄并“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我们当年在学校的“学农”，除了积肥、在那几畦子地“来”干活、看护那二十几棵子树外，还有一项养殖任务。
所谓的养殖就是养兔儿。
养兔儿与我们一班无关，主要由三班同学承担。学校有位马老师，是个回回。按理，他喜好养羊才对，可他偏偏抓了几十只兔儿在学校养。他一个人“顾缠”（照顾）不过来，就让三班的同学帮着他“顾缠”。马老师的女儿马晓英就是三班的学生，她首当其冲地担任了“养兔小组”的组长。
我“呕会儿”很佩服马老师，他不知道从“哪搭”抓来了几十只“尕大麻小”（大小不一）的“见样儿”（各样儿）颜色都“全欢”（齐全）的兔儿，在学校东北“拐子”菜地“傍来”、也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排“土搁梁儿”（干打垒）的老师宿舍的东面山墙“傍来”，给兔儿们苫了一排子三层子的兔儿窝。我们一班的同学本来就嫉妒三班的同学“务恋”（饲养）兔儿，“苶们”（他们）整天能“连”可爱的兔儿们厮守在“一搭”；用“在”最时髦的话说，我们一班的同学对三班的同学那简直就是——羡慕嫉妒恨！吃不上葡萄肯定要说葡萄酸，我们一班的同学不敢直接跟相对壮硕并粗野的三班的同学叫板，就故意拿兔儿窝说事儿。三班的同学正“就”（蹲）在兔儿窝“傍来”给兔儿喂草，我们一班的一个同学在“傍来”“扑兮兮儿”（眼巴巴）地“稀”（羡慕）了半天，三班给兔儿喂草的那个同学连脖子都不给一班的这个同学给，一班的这个同学“气不睦”（又恨又妒），一把夺下三班那个同学手“来”的草说：“你不是很‘日能’（牛逼）吗？你再‘日能’，也不能‘连’（像）这些儿兔儿一样住上这很阔气的三层子楼嘛！”三班的那个同学也毫不示弱：“我就是比你娃‘日能’！不信你娃看着，将来我肯定要盖一栋高楼住上，气死你娃！”
三班那个同学当时赌气的豪言壮语没想到三十几年后大大应验了：“苶”（人家）成了全靖远县乃至整个白银市以及甘肃省著名的建筑工程公司的大老板，盖的高楼大厦无数，就连当年“气不睦”的一班的那位同学也“啊兮啊兮”（低三下四）地求“苶”（人家）建筑公司的大老板给他便宜买给了一套商品房。
再说当年那一排三层子的兔儿窝。它紧邻学校东北“拐子”一侧的“旱台”（修筑城墙时遗留下来的土台子），“旱台”上正好是县医院大夫“黄齁齁”家的一院房子。
“黄齁齁”的“官名儿”（学名）叫黄文元，也算是靖远的一代名医。靖远人把哮喘病患者称为“齁齁”，因此邑人就给黄文元大夫起了这个很形象的“雅号”。
兔儿是畜生，听不懂人话。尽管并不遵守校纪的三班的同学们经常教导兔儿们不要做违反校风校纪的事，但天性活泼好动的兔儿们根本不“理是”（理睬），隔三差五地就越界“叛逃”到“黄齁齁”宅邸的花园“来”，恣意祸害“苶”最心爱的花花草草，气得“黄齁齁”的“齁齁”病都犯了好几回！为此，“黄齁齁”经常义正词严地正式照会负责养兔儿的马老师以及校领导。但无论“黄齁齁”再严重的抗议、交涉，都不能有效“拦挡”（阻止）兔儿们继续肆无忌惮的侵犯。无知又无畏的兔儿们一贯不“顾缠”（顾及）学校的外交形象，总是有恃无恐地入侵“黄齁齁”的领地，让“黄齁齁”严正的交涉每一回都流于形式、落不到“实帖”（实）处。“黄齁齁”彻底没脾气了，懒得再来学校交涉。但校方不能坐视不管，只好请马老师和三班的同学严防死守，尽量杜绝兔儿们侵犯“黄齁齁”的花园儿。
我们“呕会儿”除了在校内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外，还经常外出帮“要命队”干力所能及的各种农活。当时，我们最常干的有三样儿活：摘棉花、掰（bei)苞谷、平田整地。
我当时最头疼摘棉花，可偏偏学校最爱“揽承”（承揽）“要命队”分派给我们的摘棉花任务。
我们当年参加的所有劳动都是无偿的，无偿还不算，还要叫“屋来”为此“填缓”（贴补）我们。每次劳动前，“屋来”大人都要给我们准备劳动工具。有些儿劳动工具我们市民“屋来”没有，就要“连”邻居农民“屋来”借。如果“苶”不借给或“苶”的娃娃正好也要拿工具去劳动，空着手去劳动的市民“屋来”的学生挨老师的骂不说，到了劳动的地方后，你还要被老师和有工具的同学任意“支发”（指派）着很“着气”（窝火）地打下手。
虽说摘棉花不需要工具，只需背上用来装棉花的空书包就成了。但“要命队”的棉花地都离县城很远，最近的也在十几里路外。背着装着苞谷面发糕和玻璃水瓶的沉甸甸的书包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全班同学整齐划一的队伍左侧，洪亮地喊着“一二一”的号令，带领着同学们向十几里外、甚至几十里外的棉花地走去。
当年，我们市民“屋来”（的）学生娃娃，吃的馍馍都是清一色子的苞谷面发糕。粮管所供应的白面（其实就是黑面）根本不敢蒸馍馍，只能勉强够做“面饭”（面条儿）。
秋日的阳光尽管不强烈，但窝在棉花地“来”摘上一天棉花，也晒得人渴（kang）得“嗓黄眼（nian）子”（嗓子眼儿）“罡烟”（起火）呢！因此，所有摘棉花的学生娃娃都随身背着喝的水，有的背的冷水，有的背的凉开水。
绝大多数娃娃都“连”（用）“输水”（输液）用过的500毫升容量的白玻璃瓶子装水，极个别“屋来光阴好”（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娃娃，“连”铝的草绿色（军绿色）的“水鳖鳖子”（军用水壶）装水。“连”白玻璃瓶装凉开水的我极其“眼热”（羡慕）趾高气扬地背着“水鳖鳖子”的同学。
“水鳖鳖子”在“在”（如今）“娃娃伙儿”的眼中早已沦为不值一哂的文物，但在当年我的心目中，它简直就是比老虎怂鸡蛋毛还“稀罕儿”（珍贵）的“家之重器”啊！你看：它那泛着冷峻之光的草绿色的圆鼓鼓儿的壶体上紧紧儿地交叉着箍上了草绿色的帆布带子，长长儿的帆布带子打两“傍来”绕上来形成一个很适于挂在“肩（jia）子”（肩膀）上的背带儿，这背带儿神奇得还有一个能任意调节长短的“黛米搀子”（塑料卡子），调整好背带儿长短，背上它很舒服又很威风，谁“瞅着”（看见）了不“就手眼热死”（立刻羡慕死）才“怪势”（奇怪）呢！
我背着装有发糕和水瓶子的沉重的书包，不断喊着“一二一”带着我们班的队伍走上十几里路、甚至二十几里路到“要命队”棉花地“来”时，早已乏得软塌塌的，还哪有“气力”（力气）摘棉花？偏偏死没有眼窍的老师不善解我意，“利咕噜儿”（故意）把我分到一个手底下很麻利的女同学“傍来”，“连”她并排子摘棉花。幸好这个长得“很心疼”（很漂亮）的“妙细”（身材很好）的尕女子心肠好，她很麻利地摘完一行子棉花，看着我这个“孽障”（可怜）的班长才摘了少半行行儿，她也（ya）一点儿不“张声”（张扬），只是用她那双“心疼”的“花眼睛”（双眼皮眼睛）远远儿地瞅（cou）我一眼，然后“头钩下”（埋头）“储储儿”（默默）地打“呕一头儿”（那头儿）开始帮着我摘棉花。她很麻利地帮我摘完，好多同学还在“钩着头”（低下头）老老实实地摘。帮我摘完，这个“花眼睛”女同学并不“连”我搭话，她“储储儿”地走到离我较远的地方，坐在地埂子上“储储儿”地喝“水鳖鳖子”来的放了白糖的凉开水。
看到“花眼睛”女同学很矜持地帮我摘完棉花并不“连我”搭话，一个远远落后于我的男同学就开始“跌笑”（揶揄）我了：“班长，咱们班的‘花眼睛’肯定看上你了！你长大后，干脆给‘花眼睛’当招女婿算了！”我赶紧反击：“‘往远踏’（滚远）！你才想当招女婿呢！”尽管这么反击，但我心“来”还是不得不承认：“花眼睛”长得确实“心疼”，她们“屋来”的条件也的确是我们班女生中最好的；她的爸妈当时都在县上身居要职，就她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她的穿戴和吃得东西都比我们班其他同学“好得差大”（好许多倍），她每次劳动背的那只“新崭崭儿”（崭新）的“水鳖鳖子”，就是她爸毫不犹豫地给她买下的！
我同学的“跌笑”根本成不了事实，小学没毕业，“花眼睛”就被父母领上走了南方一个大城市。那座依山傍水的旖旎之都，是她的故乡。从此，我和我的同学们再也得不到有关她的任何“音信”（消息）。
如今，我家乡的农民早已不种棉花。只有每当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大片的棉田时，偶尔还会忆起“花眼睛”当年“心疼”的容颜。
掰苞谷比摘棉花要“轻省”（省事）得多，一个苞谷杆杆子上就吊着那么几个苞谷，“咔嚓咔嚓”地几下就掰下来了。掰下来的苞谷“就手”朝身后一“饵”，“饵”到背着的背篼“来”。攒满一“背篼”，就背到地头上往苞谷堆“来”一倒。掰乏了，还能躺到苞谷堆上眯一阵儿。我当时就很执拗地认为：摘棉花太琐碎，掰苞谷很大气；摘棉花是小家子气的人的“干场”（干的活儿），掰苞谷是心胸豁达的人的“做（zou）头”（干的活儿）。因此，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热衷于掰苞谷。诚然，我热衷于掰苞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偶尔可以在请求老师特批的前提下，把若干个苞谷“连”书包儿背回“屋来”煮熟了美美儿咥一顿。“呕会儿”，家家户户粮食紧缺，能煮几个苞谷棒儿饕餮，无疑是一种最美的享受。“呕会儿”，街上绝对没有卖的煮熟的苞谷棒儿，即便有，绝大多数娃娃伙儿也没钱买来吃。
记得五年级一回掰完苞谷回到“屋来”，我妈发觉我书包“来”竟装着6个嫩苞谷棒儿，“就手脸变下”（立即变了脸）“拾掇”（训）我：“你老老实实给我说，这6个苞谷是不是你偷下的？如果是偷下的，你赶紧给‘苶’送回去！咱们‘屋来’虽然穷，但谁都不能因为穷就偷公家的东西；我最‘忌恶’（忌讳、憎恶）的就是我的娃娃偷东西！”当我坦然的表情和“以老为实”（老老实实）的陈述终于证明我的清白后，我妈才拿上这6个苞谷棒儿往熟煮去了。当天“黑来”（晚上），我妈没再“起”（发酵）第二天蒸发糕的苞谷面。第二天“干干早上”（一大早），我书包“来”背着一个煮熟的苞谷棒儿，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一连6天，我妈都没蒸发糕，我连续6天的早点都吃煮熟的苞谷棒儿。
我们参加的平田整地都是“大兵团作战”。何为“大兵团作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掀起了平田整地的热潮。每年，各地都要组织相当大规模的农民队伍集中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某个选定的地方平田整地，平田整地的现场搭了帆布帐篷，帐篷“来”坐镇的是平田整地指挥部的领导和班子成员，领导一般由公社书记担任，成员一般由大队书记或队长担任。帐篷外面，高高儿地树立着一根儿电线杆子，杆子上朝四个不同的方向挂了四个高音喇叭。社员和学生娃娃们热火朝天地干上一阵子，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设在帐篷“来”的扩音台上的包了红绸子的话筒“傍来”高傲的“端树树儿”（端正）地坐着的广播员，就开始“连”无比洪亮的声音照着提前写好的广播稿子播送或激励先进或批评后进的最新消息。播送完，紧接着再播放高亢激昂、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工地上车来人往、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塘土”（尘土）飞扬，工地四周，红旗林立，迎风猎猎飘扬。这就是当年最常见的“大兵团作战”的场景。
城关公社并城关大队当年“大兵团作战”平田整地的现场，在城南沟口子往“脑头”（里）延伸了几里路的两山夹一沟的地方。为防止山水冲毁平好的地，在沟口子上垒了一个呈缓坡状的大坝；为了保证大坝的坚固，“连”“茬茬石”（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和洋灰给大坝砌（ca）了个护坡。这样，当汹涌的山水携带泥沙涌向沟口时，就不会把平好的地冲垮。
当年，农民拉着架子车从两面的黄土山上取土平地，我们学生娃娃没有架子车，就用背篼背土。不知道为啥，学校老安排高年级的学生“连”铁锨挖土，再往低年级学生的背篼“来”上进去。遇上沟“来”刚下过雨，挖起的土湿湿儿的，一铁锨湿土比同样的一铁锨干土重得多，高年级的学生只需挖起两锨装到背篼“来”，就压得背上跑的低年级学生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遇到沟“来”干旱无雨，挖起的土都是“塘塘土儿”（特别干的土），装到缝隙较大的背篼“来”，低年级学生背上跑时，“沟子后头”（屁股后面）扬起一道土雾。
我当低年级学生时运气比较好，一是参加“大兵团作战”从没遇上过心狠的往背篼“来”“下茬”（使劲儿）上土的高年级学生，二是从来没遇上干旱所致的“塘塘土儿”。前者遭遇不上，孱弱的我节省了很多尕力气；后者遭遇不上，首先是我免吃了不断扬起的土，其次保持了我衣裳的相对干净，不再颇烦我妈给我洗衣裳。
当年，我们一帮子学生娃娃“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在城南沟平整出了数百亩地，但这数百亩地却从来没有种过庄稼，就悄悄儿地“就”（呆）在“呕搭”（那里），任野草疯长，叫老鼠横行。
1989年，我供职的靖远县广播电视局往乌兰山顶上修建广播电视转播站时，从城南沟开始，顺着乌兰山的后山修了一条上山的简易公路。我和同事们一道义务劳动修这条路时，看到城南沟口子我们当年曾热火朝天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战场”早已沦为一片荒芜凄凉的野地时，我顿生无限感慨。
“连”参加各种劳动一样叫我颇烦的还有那个特殊的政治时期的各种必须参加且丝毫不敢胡日鬼的政治活动。这些儿政治活动，我和我的同学们一直抱着一种既“恩实”（虔诚）又懵懂的心态亲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毛泽东逝世。
日，我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很平常的一天。这天下午上学，我和同班同学王刚在鼓楼底下相遇。王刚一改平素说话办事的直截了当，甫一见我，他就“鬼楚楚”（鬼鬼祟祟）地一把把我扽进鼓楼洞儿“脑头”（里面），“连”（用）极其肃穆的表情爬（ba）到我耳朵上悄悄儿说：“毛主席逝世了！”听了他的话，我惊出一身冷汗：“你胡说啥呢？！你是不是想咒毛主席死？！”由于异常震惊并激动，我的声音高八度，在鼓楼洞儿这个天然的巨大共鸣箱中霎时轰鸣并回响。王刚的脸都吓（ha）白了,他赶紧捂住我的嘴：“你死呢吗？！”等我异常惊诧的情绪逐渐平复，王刚信誓旦旦地“向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真的逝世了！”紧接着，他“连”（和）我蹲到鼓楼洞儿“脑头”，仍耳语于我：“你也‘向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能把我给你说的给旁的同学说！”在得到我的发誓赌咒后，他才说出了毛泽东逝世的确凿的消息来源——
王刚爸当时是我们靖远县革委会主任，9月9日上午，像他爸一样的县团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接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发来的明传电报，明传电报上通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王刚他爸嘴不紧，中午回家忍不住给王刚他妈偷偷儿说时，恰巧叫王刚偷听到了。
尽管王刚的消息来源很有权威性，但我还是将信将疑。为了打消我的疑虑，王刚进一步向我旁证这消息的可靠性：“你如果还不信，咱们下午到校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肯定要向全国人民广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真果”（果真）“连”王刚说的一样，那天下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课，学校主席台“傍来”的电线杆子上架着的大喇叭中播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噩耗传入我们这些正在支愣着耳朵聚精会神地听讲的学生们的耳朵“脑头”时，绝不亚于晴天霹雳！与此同时，唾沫飞舞的老师也呆在了讲台上。等大家彻底“转过筋来”（回过神）来，教师中霎时大放悲声。一些同学站起来扯开嗓子嚎，涕泪俱下；一些同学趴在桌子上抽咽，边哭边“砸腔子绊脚”（捶胸顿足）。我们班哭得最凶险的是绰号“老扁”的史敬先，他一阵子站着干嚎、一阵子趴着抽咽、一阵子跪下以头抢地，要不是我及时上前力劝，他那天“险乎儿”（险些）哭得晕死过去！
史敬先天生的扁头，扁得像美国大鼻子耍的橄榄球，“老扁”的雅号由此而来。“老扁”是我的表侄儿，他爸是我妈的娘家侄孙子；换言之，“老扁”是我妈天经地义的娘家人。“老扁”家穷。他爸没工作，靠给人打短工挣几个小钱儿养家糊口。他妈是标准的家庭妇女，有间歇性的精神病，病犯了，往往“胡跌绊”（胡闹腾），个别时间还往死来“跌绊”，甚至能把汽油浇到“各家”身上点着了自焚。“老扁”妈生活不能自理，要靠“老扁”兄弟姊妹们伺候。“老扁”妈不做任何家务、不给娃娃缝补浆洗、不做饭，这就苦了“老扁”爸“连”儿女们。“老扁”兄弟姊妹们上学都上得很“裸怜”（可怜），穿的衣裳是同学中最“烂欠”（褴褛）的，用的书包和文具几乎都是亲朋们或同学们接济的，就连当年少得可怜的书本儿费都出不起。由于出不起书本儿费，“老扁”的哥“连”姐动辄辍学，大都是小学肄业。好在“老扁”从未辍学，一直从小学上到高中毕业，算他们兄弟姊妹中学历最高的。但“老扁”的学同样上得很“裸怜”，他每学期的书本儿费都是他爸硬（neg）“佐挪”（凑）出来的。“连”（用）我妈的话说，“老扁”的书本儿费都是他爸“口挪肚攒”（缩食）出来的。书本儿费都这样了，“老扁”穿的衣裳就更没有保障，“一趟”（全部）是哥、姐们穿罢的破旧衣裳。冬月天，同学们都穿着“棉裹肚（tu）儿”（棉袄儿）“连”（和）棉裤，脚上穿“棉窝窝”（布棉鞋）。他上身儿“空筒儿”（光身子）穿一件子有很多窟窿眼睛的烂线衣，外头套一件子补了很多不同颜色补丁的军便服；他腿上仅穿两条单裤子，两条单裤子上也有很多窟窿眼睛，下头一条的窟窿刚好被上头一条遮挡住；他脚上穿一双前后都有窟窿的黄球鞋。寒冬腊月，我们这些“包造”（裹）得很厚实的同学都冻得招不住，可想而知他有多受罪。他穿的衣裳都没保障。吃饭就更没保障，常常是吃了上顿“链衔”（接）不住下顿。因此，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早上上学从不拿早点的。由于“连”他是亲戚，我妈常叫我拿上我穿过的旧衣裳、旧鞋送给他穿；我也把我每天早上拿到学校的早点——苞谷年发糕，掰一块子让他吃。
按理，经常受我接济的“老扁”“连”我同心同德才对，谁知这个驴日的在毛主席逝世的关键时刻，却毫不犹豫地卖了我一水！
我“吃力夯棒”（很费劲）地把爬天跪地的哭得快晕死的满脸满“腔（kang）子”（胸部）鼻“连”眼泪的“老扁”拉扽起来，叫他趴在课桌上时，“老扁”本能地抬头瞅了我一眼。他这一眼，瞅出了我的“麻搭”（麻烦）。就在他的哭肿了的泪眼“连”我纯粹没哭的正常的眼睛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他很怨怼、很惊诧地对我道：“你为啥不哭毛主席？！难道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儿感情吗？！”他连续两个像重磅炸弹一样的反问句“就手”（立刻）把我炸懵了，我手足无措地杵在他“傍来”，头脑中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咋回答他的质问。更“日眼”（坏）的是，他的质问声调很高亢、很有传播力，他刚喊叫着质问完，全班同学都听着了！与此同时，哭声骤停，所有刚才还哭得“七死八活”（死去活来）的同学都把惊诧、狐疑的目光对准了我这个一班之长！不是亲眼目睹，同学们绝对不会相信，他们平素最崇拜的班长竟然不哭伟大领袖子毛主席！恰在此时，校革委会主任进了我们教室门，“老扁”迎上前去就义愤填膺地对主任控诉我：“主任，我们班长师克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感情！我‘连’同学们都在哭毛主席，唯独他不哭；他不但不哭，还满桌子行行儿转着看我们哭！”“老扁”这一控诉，把主任也打懵了。主任暂时想不出该如何回答“老扁”，只好先劝“老扁”坐到座位儿上后，赶紧出了我们教室，到他办公室想如何回答“老扁”并如何妥善处理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感情”这一非同小可的政治事件。想当年，漫说像我制造的这一事件，就连学生娃娃说错一句话，都会惹来很大的“麻搭”，更何况我制造的这一事件“连”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并且还涉嫌对他老人家大不敬，这一旦要传出去，我“连”我的家人必定“吃不饱撩上跑”（吃不了兜着走）！
“亏大”（幸亏）我们的主任睿智，他到办公室地上转了几圈儿就想出了咋对付“老扁”以及妥善处理的招数。他赶紧来我们教室，站在讲台上对全体同学朗声而又很严肃地道：“党中央号召我们在沉痛吊悼念毛主席的同时要化悲痛为力量，正由于师克强同学是你们的班长，他才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他的行为是典型的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化悲痛为力量，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红小兵’！”
一个本来性质很严重的由我制造的政治事件，霎时就被聪慧绝顶的主任巧妙地化解了！“将”（刚才）还“捏了一把把儿汗”（很担忧）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暗自庆幸“各家”躲过了一劫！
接下来的日子，学校每天都组织“腔子”上别着尕白花儿、胳膊上箍着黑纱的我们去学校附近的县机械厂会议室，收看甘肃电视台转播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长篇累牍的悼念毛泽东的新闻。
“呕会儿”，县城来的单位拥有黑白电视的不多。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县广播站和机械厂等不多的几家单位有14吋的黑白电视机。县上没有电视差转台，只能接受“903厂”（后改名“甘肃稀土公司”）差转台的信号。由于距离较远，加之信号弱，县城中有电视的单位架起两三根儿电线杆子高的天线才勉强能接收到很弱的信号。14吋的小黑白电视机的荧屏上满是闪烁的雪花，动辄还出现行扭，雪花闪烁加行扭跳动，看得人眼睛很难受。看的时间长了，眼睛酸困难捱。用我妈的话说，看这种“扑花扑花乱闪”的电视纯粹是一种受罪。但是，我们当时看悼念毛泽东的电视新闻，都怀着无比沉痛和无比敬仰的心情，绝不因“扑花扑花”而丝毫改变目不转睛。看电视的时间，刚开始整个会议室肃静无比，随着悼念活动画面的一不断更替，全场开始唏嘘继而哭声四起、泪花飞舞。
除了每天去机械厂会议室看电视新闻，每天下午固定的时间，我们还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县革委会大院的“文化堂”，参加于此专设的悼念堂的悼念活动。悼念堂主席台中央的墙上，高悬着毛泽东的标准黑白遗像，两傍来摆满了花圈儿。每天从早到晚一拨子接一拨子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以及各学校的师生鱼贯而入又潮涌而出，周而复始地在低回肃穆的哀乐声中肃立在主席台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默哀三分钟。
我们“五·七”小学学生第一天去“文化堂”悼念毛泽东时，就跟“乌兰小学”的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嚷竟”（争论）。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除了胸佩白花儿、臂箍黑纱外，一律戴红领巾。“乌兰小学”的学生也佩白花儿、箍黑纱，但他们都没戴红领巾。平常，两个学校的学生就互相看不上，尤其我们号称“富‘五·七’”的学生“本根”（压根儿）“气不慕”（不服气）被我们贬低为“煽（骚情）‘乌兰’”的学生。这一天，两校的两支学生队伍在“文化堂”外甫一相遇，各自挑衅的灼灼目光相对的那一刻，“煽‘乌兰’”队伍中就有好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冲我们的队伍叫道：“看啊，他们‘五·七’的学生给毛主席戴孝竟敢戴红领巾！”按靖远的丧葬习俗，老人过世，戴孝者一般都佩戴白色的孝帽子，开吊时都悬挂黑色或深蓝色的挽帐。但亡者是耄耋老人且四世同堂，他（她）的重孙戴孝时头上要缠一条子红布，叫“花花孝儿”。那天我们学校的学生整队往“文化堂”出发前，校领导和老师们还很严肃地开会商量过，最后一致决定：我们这些学生娃娃都算是83岁逝世的毛主席的重孙娃子，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戴上红领巾，就是给毛主席这位“曾祖父”戴了“花花孝儿”。但“煽‘乌兰’”的学生偏不这么理解，他们认定我们戴红领巾就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于是，两校的学生在“文化堂”外展开了激烈的“嚷竟”，“嚷竟”得脸红脖子“壮”（粗），还是“嚷竟”不出个眉眼。正“嚷竟”得如火如荼时，高分贝的争吵声惊动了“文化堂”中一位正默哀毛主席的革委会副主任。他闻声赶紧跑出来，问清“嚷竟”的原委后，扫视一眼我们“五·七”一片红领巾的队伍说：“‘五·七’小学的小同学们做得对，他们这是为毛太爷戴‘花花孝儿’，这才是毛主席的好‘红小兵’！”他这番话，“就手”把“煽‘乌兰’”的嚣张气焰压得鸦雀无声。有了革委会副主任的“静压”（阻止），“煽‘乌兰’”的学生娃娃伙顿时像攮了一锥子的泄气皮球，不敢再“连”我们“嚷竟”，乖爽爽儿地跟在我们“沟子”后头“储储儿”（悄悄）地进了“文化堂”。
从9月9号毛泽东逝世到9月19号召开全县万人追悼大会，10天的时间，全县各单位、每个家户都买纸为毛泽东做花圈儿，以至于此后全县范围内各种纸张脱销！单说每个人“腔子”上戴的尕白花儿，由于是普通白纸做的，戴一两天就“创挫”（磨损）得不“炫净”（光鲜）了，就得再买纸重做。仅这一项，就耗费了数量相当大的白纸。我是唯一一位不浪费白纸的小学生，我妈铰开了一个白塑料“储储儿”（袋儿），用它给我做了一个尕白花儿。这朵白塑料花儿虽几经“创挫”依然“炫净”如旧。纸做的尕白花儿雨淋后就彻底“枯萎”了，而我的塑料尕白花儿雨淋后更加“炫净”。很多同学“眼热”（羡慕）得争相问我的尕白塑料花儿咋做的，我矜持一番后故弄玄虚：“我爸上兰州给我买下的！”
9月19号那天，靖远县在“剑道”（广场）召开隆重的万人追悼大会。“剑道”来充当主席台的老戏台明显太小，就在老戏台两傍来又临时搭建了木板子、扩展了主席台。主席台“连”“剑道”“一转圆儿”（四周）密不透风地摆满了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花圈儿。为了降半旗的需要，原本没有旗杆的“剑道”中间，高耸起县机械厂专门赶制的刷成银灰色的旗杆，一面硕大的五星红旗降半旗低垂着。
&&&&本来面积不太大的“剑道”来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各界群众，我们“五·七”小学的师生正好被安排站在“剑道”正对着主席台的南出口处。整队往“剑道”出发前，校革委会主任在学校操场给我们“安顿”（叮嘱）了参加追悼大会的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随时防止“苏修美帝”蓄意破坏追悼大会。诚然，主任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苏修美帝”究竟会采取什么卑劣的手段蓄意破坏追悼大会，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追悼大会开始后，在沉闷的哀乐声中，站在最靠近南出口的我心想：假如“苏修美帝”发射一颗洲际导弹来破坏追悼大会，我“撂展了”（撒腿）就往外跑，一口气狂奔到乌兰山下的“火神爷洞”来，躲避导弹。
我爸妈给我讲过，三十年代末日本飞机轰炸靖远时，他们就跑到“火神爷洞”来躲炸弹。今天这个极其庄严肃穆的时刻，如果“苏修美帝”胆敢来犯，虽说我们无法迎头痛击，但跑到“火神爷洞”来躲还是来得及的！
追悼大会很顺当地开完了，我一直“怵心”（担心）的“苏修美帝”的导弹的毛都没见着。
“苏修美帝”的导弹没见着，开追悼大会的过程中，我却见着了很多哭毛主席哭得晕死过去的群众。
当时，为了方便及时抢救因悲伤过度而昏厥的群众，在“剑道”南入口东侧的县体委的院来设立了临时医疗室，县医院的大夫和救护车随时待命，及时救治哭晕的群众。追悼大会开始不久，就有哭得晕死的群众被接连抬进体委院来救治。当场救治不了的，就叫救护车拉到县医院进一步救治。
自始至终，参加追悼大会的我尽管一直“怵心”蓄意来犯的“苏修美帝”，但脑筋高度运转的我却丝毫没敢流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相反，我这回吸取“化悲痛为力量”事件的教训，一直低垂着头，尽管实在挤不出一滴眼泪，但仍做（zou）作出十分悲痛的表情。这一回，他“老扁”再想抓住我的把柄，毛都没有！
当时，我的确不是也不敢不哭毛主席，实在是我天生泪腺有毛病，即便痛苦万状，也干脆挤不出哪怕一两点儿眼泪。不要说毛主席逝世，就连2004年夏月天我妈殁了，我尽管很悲伤，但就是哭不出来。
给毛泽东做花圈儿导致的纸荒，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二。我们七八届的初中毕业生正好赶上恢复了中考，某劳改农场的犯人给我们刻印的试卷的纸，都是深色的再生纸。字迹很难辨认，以致我们在考场上频频“扎手”（举手）向监考老师询问试题内容。这是后话，容我另文再细表。（28418，未完，待续）
我从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节语文课开始就学会了“毛主席万岁”5个字，在此后的岁月中我都数不清重复过多少回这5个字。尽管全中国亿万人民也“连”我一样，满怀深情、无限崇拜地重复过无数次这5个字，但毛泽东终久（也绝对不可能）“万岁”。83岁那年秋天，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当打拉池空军场站的歼—7战机尾部在靖远晴朗的天空为悼念他喷出硕大无朋的“83”的阿拉伯数字后不久，就随风飘散了。那随风飘散的硕大的数字，默默地向我们宣告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时代的结束。
一切都不能永恒，包括老百姓曾不断虔诚祈求的似乎亘古不变的皇天后土！
上小学时我觉得最难怅的一项政治任务就是写批判稿子并站在学校的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高声宣读。
印象最深的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稿。
我当时死活都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两千多年前就死了的“孔老二”（孔子的蔑称）偏要“硬（neng）绷实科（kuo）”（牵强附会）地拉到两千多年后“连”在温都尔罕从飞机上跌下来绊死的“林猴儿”（林彪的蔑称）“一搭来”（一块儿）批判？我当时很朴素地认为：要批判两个人，必须是这两个人沆瀣一气地在“一搭来”干了无数坏事。批“林猴儿”，我举双手赞成，谁叫他个驴日的叛党叛国还背叛毛主席呢！从飞机上跌下来绊死他活该，“批倒批臭”他都不过瘾。但“孔老二”就不一样了，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他两千多年前有什么“滔天罪行”，但我死活想不通许多大批判专栏文章说他“和林彪穿同一条裤子”，他“孔老二”球本事再大，也绝不可能穿越时空从春秋时期的鲁国来到两千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林彪穿同一条裤子。再说，两个人四条腿穿只有两条裤腿子的裤子，咋能穿进去嘛？这显然是“胡拉毡乱扽被儿”，这肯定是“牛日驴，浑整呢”！
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把我的想法“连”困惑毫无保留地说给我妈听后，我妈吓得脸都绿了：“‘超包儿’（傻蛋），我看你娃娃纯粹是寻死等不到天亮了！你写批判稿子，‘万咋’（千万）不敢把你这些儿‘四六不上串儿’（不着调儿）的想法写上去；你写上去，‘就手’（立刻）就叫‘苶’（有关部门）把你娃批判成‘连’（和）‘林猴儿’一样的现行反革命了！你乖乖儿听妈的话，你不会写批判稿子，就‘恩恩实实’（老老实实）地照《人民日报》‘连’《甘肃日报》社论或者评论员儿文章的调调儿写；还不会写，就抄报上的批判文章，然后照上念就成了！”
&&&&我爸是旧社会过来的有“黑底底子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妈最最“怵心”（害怕）我在学校的任何言论给我爸“连”我们屋来带来不必要的莫须有的“木囊”（麻烦）。因此，我谨遵我妈的教诲写好了批判稿子并先请我妈审阅后，才拿到学校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宣读。我的批判稿儿并宣读，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的一致好评。不仅如此，我的批判稿儿还被选作优秀批判稿儿，被学校毛笔字写得好的一位老师写在整张白纸上，贴在学校主席台一侧的墙上供师生们阅读并借鉴。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从字面上根本不理解的就是批判所谓“孔老二的反动言论”之一的“学而优则仕”以及其前头的形容词儿定语“悠悠万事，唯此唯大”。说实话，这是纯正的上古文言文，对当时仅学过一连串子“万岁”、“伟大”等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简单的汉语词汇的我来说，无异于天书上艰涩的文字！尽管我弄不懂无异于天书的文字，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儿地照抄了批判稿儿，煞有介事地大批特批“学而优则仕”、“悠悠万事，唯此唯大”。
直到6年后，我考上了庆阳师专中文科，学了王力先生的《古汉语》，这才弄清楚了“学而优则仕”、“悠悠万事。唯此唯大”的含义。
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五年，我考上了庆阳师专中文科，成了一名大专生，学了两年后，毕业分配回靖远当了初中语文老师。尽管我一辈子与“仕”无缘，但我周围许多“学而优”的同学纷纷步入仕途，其中不乏官居要职者。如今，每每看着周围许多“学而优则仕”的朋友凭“一支笔”、“一枚印”、“一言堂”动辄呼风唤雨、颐指气使、甚至飞扬跋扈地干了许多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体。回想我当年大批特批“学而优则仕”的情形，我觉得当年的我以及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滑稽不堪、扭曲不堪。诚然，我如今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同样滑稽不堪、扭曲不堪。
时代的确不同了，但无论时代怎样更替轮回、社会如何向前发展，滑稽和扭曲永远无法消除。
为此，我深切地怀念我永生难忘的小学时代。因为，它让我感知并解读了一段中国最特殊的历史，它让我以此为镜、透射出当代中国一个铭刻于心的缩影，它让我的人生变得曲折而丰富并藉此让我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男人！（30338字，全文完。）
（日，完稿于金城无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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