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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军入闽作战再研究收藏
【编者按】
今年是中央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80周年。1933年7月和1934年1月，由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十九师组成的东方军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率领下两度入闽执行作战任务，开辟了中央苏区东部范围，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和实现战略转移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更好地缅怀英烈、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明确闽西与闽中（三明）各县在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丰富三明地方党史，本报今日特别刊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同志的文章《对东方军入闽作战再研究》，以飨读者。
对于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组织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史学界的评价历来是基本否定的，认为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得不偿失，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笔者认为，对东方军入闽作战问题，还应进行深入研究。
一、东方军入闽作战，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步伐1933年夏，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即“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红一、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两把利剑，这两把利剑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彭德怀曾说过：“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①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中，红一、红三军团配合默契，多次歼灭敌人整师的兵力，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当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时，朱德、周恩来曾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②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采纳。将红一、红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是无容置疑的。决策者的失误和东方军入闽行动虽然是有联系的，但与东方军的具体行动却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东方军入闽后，作战对象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当时驻防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迫使日本侵略军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将第十九路军调防到福建“剿共”。蔡廷锴十分清楚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的意图是一箭双雕，即第十九路和红军相互拼杀而两败俱伤。这样，蔡廷锴就实行保存实力、消极执行进攻苏区的计划。蔡廷锴后来在回忆中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1932年6月甫抵闽不及一月，南昌行营即来电要派兵住龙岩、永定、闽西等属，所幸红军主力已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在长汀、龙岩、新泉以西，在闽北邵武、将乐以西地区，只有一部守备苏区部队，没有进攻企图，前线虽接触频仍，但没有大战斗。从1932年8月迄1933年春是相安无事。我们对蒋介石的对策只有谎报敌情与虚报战果来应付。南昌行营当时派督战官蔡棨驻在总部监视。这些特务耳目却增加我不少麻烦。约在1933年四、五月间，南昌行营一再来电要十九路军派兵八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限期到达具报。我无法阳奉阴违，于是命令七十八师区寿年部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以长汀的保安团马鸿兴部拨归该师指挥。”③
蔡廷锴与蒋光鼐率领第十九路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行动是值得赞赏的，但这是在面临民族矛盾的时候。同红军作战，是属于阶级矛盾。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毕竟是国民党军内的一支实力派队伍，虽然同蒋介石有矛盾，但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同国民党的其他实力派、杂牌军是一样的，需要地盘，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发展和扩张。这支队伍多次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它是否同红军作战，决定于蒋介石给它的压力程度有多大、同蒋介石的矛盾有多大和是否对它有利。从上面蔡廷锴的回忆看，蒋介石对第十九路军的监视是很严的，作为蒋介石的下属，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听。若形势和时机对它扩张地盘有利，它仍然会对红军作战的。正是从保存自己的方针出发，1933年6月蔡廷锴通过何香凝同共产国际远东局谈判，表示：“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④
红军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于日从江西广昌出发向福建挺进。从7月7日开始至8月2日，东方军先后进行了泉上、连城、朋口战斗，消灭敌第七十八师约3个团。8月中旬，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开始围攻将乐、顺昌、南平。在东方军的强烈攻势下，蔡廷锴忧心如焚，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蒋介石留在江西的部队几十师，而福建方面兵力如此薄弱，如此分散，军事失败，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我所指挥的杂牌部队也无法调动。我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以立足，面对当前严重的情势，保持十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在红军进攻下，在蒋介石申斥下，我自己站在十字路口非常苦恼。这是1933年8月下旬的情况。”⑤这段话很能说明，在东方军的打击下，蔡廷锴意识到用消极反共、观望的态度已经不行，必须做出新的选择。9月中旬，蔡廷锴派陈公培前往驻延平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谈判。彭德怀回忆说：“八月⑥，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来了），前来试探。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⑦向陈谈了。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⑧彭德怀在同陈公培谈判前请示了周恩来。据陈公培回忆：“大概等了一两天，彭德怀同志即和我会见，说曾将我的到来电问后方负责同志，周恩来回电说，有其人，所以和我面谈。我也将前面三点理由（即到苏区的理由）说明，并希望即和福州十九路军电台取得联络。”⑨由于电台叫号总是不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⑩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报告了谈判的情况，认为十九路军“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因处境困难，陈铭枢所主持、蒋蔡同意，并召集高级军官师旅长，因畏红军之英勇，都同意。”“蒋蔡对陈公培的谈话，是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国口，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我们提出的意见，是照中央局来电，陈公培无意见”（11）。据彭德怀回忆：“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12）9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关于对谈判之指示》：“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便利，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作军事之合作。”（13）
陈公培回到福州后，向蔡廷锴等人转交了彭德怀的信。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经过商议，决定遵照彭德怀的建议，再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10月26日，潘健行（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身份，同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决心走上反日反蒋道路，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福建事变爆发。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第十九路军是国民党军中响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福建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都向博古建议，支援第十九路军的行动。彭德怀也通过周恩来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这个建议受到博古的批评，认为 “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14）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拒绝了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正确建议，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丧失了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一个有利时机。
上述论述说明，东方军的入闽行动对于蔡廷锴放弃观望、选择走上反蒋道路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同蔡廷锴的代表陈公培的谈判中，坚持了正确的立场，给十九路指明了道路，对蔡廷锴下决心与红军联合，发动福建事变，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出现福建事变这个有利时机，主要还是东方军创造的。我们不能因这个时机由于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丧失否定东方军的贡献。
二、东方军的入闽作战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
中央苏区的区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胜利后扩大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东方军的入闽作战，使中央苏区的东南部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东方军入闽，主要就是执行收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西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泉上是宁化县东北部的重镇，扼守宁化至归化的交通要道，是红军扩大苏区的一个重要障碍。东方军首战泉上，于日攻克。拔除了这颗钉子后，东方军恢复了清流、归化两县的大片土地，使宁化、清流、归化、建宁连成一片，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7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一方面军首长：要求东方军南下连城，求得消灭第十九路军一部，以扩大苏区，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连城原为闽西苏区的组成部分，第四次反“围剿”后被第十九路军占领。朋口位于连城至上杭、长汀至龙岩大道交叉点，是第十九路军侵入中央苏区的前哨据点。从7月30日至8月2日，东方军先后占领朋口、连城，恢复了连城、朋口、新泉一带大片苏区。
朋口、连城战斗之后，贺昌在《红星报》上发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与我们的战斗任务》一文，高度赞扬：“我东方军，在清流连城的积极行动，开展了福建的苏区，不到一个月之内，占领了广大的地区，在清流、归化、将乐、连城等地，插起了鲜红的旗帜，扩大了中央苏区的版图，巩固了中央苏区的东边门户，造成了更坚强的后方，使我们更有利的向前发展。”文章还认为，东方军的胜利“威胁了广东军阀，削弱了北线敌人与东方敌人的配合，巩固了东南战线，开展了东方战线上的进攻局面，给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五次‘围剿’以有力的回答。”（15）
8月16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奉命北上，开始第二阶段作战。东方军经清流、归化到沙县境内，占领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8月下旬，东方军又攻占了顺昌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接着，东方军又围攻顺昌、延平、将乐三城。9月25日，徐梦秋在《东线的伟大胜利》一文中，介绍了东方军第二阶段作战的情况，指出东方军“扩大赤色版图数百里”；“建立了三县的赤色政权”。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具体为：“泰宁：梅口、余坊、泽坊四区”；“将乐：积善、水南、高滩、安塞、新路口五区”；“顺昌：大干、桥头（尚有未详）”；“延平：洋口、峡洋（尚有未详）”。文章认为东方军“扩大了宽广的苏维埃版图，巩固了中央苏区的侧翼，这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开端。”（16）10月22日，《红星报》发表了《把模范的奖旗增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扩大了宽广的苏维埃版图，到处燃烧起群众斗争的烈火，东方军在争取新区赤化与扩大红军方面，写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模范”。号召“我们应广泛的运用东方军在顺、延、将、沙地方工作的宝贵经验，为巩固扩大与联合苏区而战！”（17）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力量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扩大和发展苏区也是第一要务。因为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苏区区域的扩大，为红军反“围剿”斗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红军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实施“诱敌深入”方针，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东方军入闽，扩大了苏区区域，应该说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发展需要正确的方针。对于中央苏区来说，发展是需要巩固地发展；需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赤色农民武装。但“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味地要求东方军攻城掠地，不注意做群众工作，东方军所攻占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18）
东方军扩大了中央苏区区域，为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左”倾教条主义者或者是错误的苏区发展理念，或者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采取阵地战、死打硬拼，将苏区一块一块地丢了。东方军的贡献应该肯定。而把东方军扩大的苏区丢失的责任，应该是由“左”倾教条主义者来负。
三、东方军入闽作战获取了大量粮食、钱款和军用物资，壮大了红军队伍
随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并对苏区采取经济封锁的措施，中央苏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曾发表《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文，号召：“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节约，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我们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文钱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19）同一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号通令 《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是中央苏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比起江西来说，福建的闽西北地区是较富庶的地方。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即认为：中央苏区“东方是好区域”，“有款可筹”，“以顺昌、邵武、光泽”、“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20）。据记载，东方军入闽后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获得战利品有：步枪2600支，重机枪30挺，轻机枪60挺，手枪200支，子弹40万发，无线电发报机3部，手榴弹3000个，军米1500担（21）。在攻克泉上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的粮食、食盐、现款。在东方军第二阶段作战中占领洋口、峡阳后，“扩大新战士一营”，“组成有百余抗日义务军，游击队亦已成立”，“筹款已得十万元，没收食盐十七万斤，洋油六百余瓶，布匹更多。”（22）东方军第二次入闽后，在1934年1月攻克沙县的战斗中，缴获各种枪约1500支，炮8门，子弹10．8万余发，炮弹2万余发，无线电发报机1部，以及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东方军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发报机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求蒋介石火速支援物资。1月26至27日，蒋介石派飞机连续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布匹、钞票，均为红军所获。（23）当时，中革军委总动员部曾发出命令，要求两个月动员3800名运输员到沙县挑战利品，结果“仅十天功夫，就达到了三千九百余名的数目，超过了原定计划。”（24）可见，红三军团攻克沙县后，缴获的战利品非常多。
东方军入闽后缴获的大量粮食、食盐、钱款以及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缴获的武器弹药，部分地解决和改善了红军的装备。在新苏区扩大的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这一切，都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东方军入闽后英勇作战，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宝贵的财富
东方军入闽之时，正是酷暑天气，而闽西北更是酷热难耐。就是冒着这样的酷暑天气，东方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东方军所进攻的泉上、朋口、顺昌、延平、沙县，都是敌人城池坚固、易守难攻的地方。东方军广大干部和战士英勇作战，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汪义汉在《打开泉上土围子的经过》中这样写到：“红军的英勇，简直是无坚不摧的。在十八晚上坑道作业，已经成功了，准备爆炸，部队突击队都布置好了，刺刀手榴弹都拿在手里，刚刚坑道引爆的时候，响杀声譬如电，石头泥把子弹如雨一样的落下来，当时敌人惊慌道了万状，我英勇的突击队，不顾一切，一声喊杀就杀进了堡垒了，敌人就喊缴枪了。”文章还特别介绍：“在这次战役中，一般战士都极勇敢，尤其是十五团三营部叶新连同志，是青年团员，他是突击队最前面、最勇敢一个，抓上楼梯去，坍了又如飞一样抓上去，他一个人缴到三十几个机柄。”（25）
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回忆朋口、连城战斗时说：“在这次战争中指战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如十九师□□团□连的副班长，一个人晚上摸到敌人工事打了四十多个炸弹。另一个班长也是一个人摸到敌人堡垒脚下丢了廿多个炸弹，在敌人工事前打伤的战士因担架夫不敢接近，都由红军战士一个个自动的把他们护下来，充分表现了他们阶级友爱和阶级牺牲的精神。”袁国平还说：“这次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为今年战争所仅见。”他特别点出：“四师十团在酷暑的天气中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跑二十多里迂回攻击敌人背侧，完全截断了敌人的归路，（四师十团有一个连长带三花不下火线负伤指挥部队冲锋）。另有一个排长打死了，马上有一个青年团员挺出来说，排长死了没要紧，我来代理排长，大家跟我冲上前去，很快就冲塌了敌人”。袁国平还说：“还有很多的负伤战士不肯下火线，并在战场上忍痛作宣传鼓动着别的指战员前进，像这类光荣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几乎每个连都有。”（26）
闽西北与闽中接壤的沙县，城墙很厚，守敌为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防守严密，火力很强。东方军决定爆破攻城。据李志民回忆：“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亲自部署并指挥工兵挖坑道。彭德怀同志亲手教战士们用土硝、硫磺等配制好炸药，又带领战士们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好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一声巨响，把西门城墙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红军战士乘势冲进城内，勇猛冲杀，到早上七点钟，沙县就被我占领，守敌全部被歼。”（27）
上述这些鲜活的事例，生动展现了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纵上所述，笔者认为：尽管“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决策，将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但东方军入闽后从实际出发，英勇作战，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的步伐，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缴获的战利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壮大了红军队伍。东方军入闽作战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在新世纪、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中，仍然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①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③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东方军研究》第289页。④《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⑥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东方军研究》第289页。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页。⑧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东方军研究》第290页。
彭德怀这里应该说的是农历。⑨指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彭德怀自传》，第189页。⑩陈公培：《我在闽变中所作的主要工作——两到苏区》，《东方军研究》第301页。
《彭德怀自传》，第189页。
（11）《东方军研究》，第157页。
（12）《彭德怀自传》，第189页。
（13）《东方军研究》，第53页。
（14）《彭德怀自传》，第191页。
（15）贺昌：《东方战线上的胜利与我们战斗的任务》，《红星报》日。
（16）《东方军研究》，第181页。
（17）《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社论），《红星报》日。
（18）《彭德怀自传》，第188页。
（19）《红色中华》，日。
（20）毛泽东：《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1）见《东方作战军的光荣战绩》，《红色中华》日。
（22）《占领洋口峡阳、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红星报》日。
（23）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24）《十天的动员，四千短期运输员上前线》，《红星报》日。
（25）《东方军研究》，第167—168页。
（26）《东方军研究》，第175页。
（27）李志民：《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星火燎原》1982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 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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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建县，据清嘉庆《延平府志》记载：“以其初顺服，故名，取顺而昌之意。”自此历代沿用。顺昌县位于的西北部。县境分别与建阳、建瓯、南平、沙县、将乐、邵武6县市接壤。原总面积1480平方公里，1970年建西县撤销并入顺昌后，县域面积增加到1985平方公里，占南平地区总面积的7.5%。1990年，全县辖3个镇、11个乡、4个居委会、129个村委会。总人口230803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13人。[1]外文名称Shunchang County行政区类别县所属地区中国福建省市下辖地区1个街道、7个镇、4个乡政府驻地电话区号0599邮政区码353200面&&&&积1992.0单位平方公里人&&&&口191588人（2010年）方&&&&言闽赣方言将乐话、气候条件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著名景点、宝山寺景区、等火车站车牌代码闽H行政代码350721
唐贞观三年（629）拆将乐县东南两乡置将水场。垂拱三年（687）分南乡将水口为蠲科镇。景福二年（893）改为将水镇，后又改为永顺场，隶属建州。
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将永顺场升为县。因“县有顺阳乡，水有顺阳溪”而名顺昌。清嘉庆版《延平府志》则称“以其初顺服，故名，取顺而昌之意”。
五代十国的闽天德元年（943），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顺昌县为其所辖。天德三年（945）八月，十国的南唐灭闽，顺昌县为南唐所辖。南唐保大六年（948）置剑州（州治在今南平市），顺昌县属之。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剑州改称南剑州，顺昌县属福建路南剑州。
元至元十五年（1278），置福建行中书省，南剑州升为南剑路。延祐元年（1314），南剑路改称延平路，顺昌县仍属之。
明洪武元年（1368），延平路改为延平府，顺昌县仍属其所辖。
清代，顺昌仍属延平府所辖。　　民国2年（1913），废府、州改道，顺昌县属建安道（道治在今南平市）。
民国16年，废道改省、县两级制，顺昌县直属福建省。
民国23年7月，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顺昌属第九行政督察区（区设在今邵武市）。
民国24年10月，顺昌改属第二行政督察区（区设在今南平市）管辖。
建国后，福建省划分为8个专区2个市，顺昌县属第二专区（专员公署驻南平），顺昌县属南平专区。1970年专员公署迁到建阳，改称建阳地区行署，顺昌县仍属之。[2]
顺昌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同时又受大陆性气候的一定影响。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据县气象站年的观测：年平均气温18.5摄氏度，无霜期305天，雨日164天，雨量1756毫米，日照1740.7小时，冬多西北风，夏多东南风。具有如下特点：四季明显，冬短夏长，春早秋晚；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秋多“小阳春”，春常“倒春寒”；雨季干季分明，雨季多洪涝，干季常干旱；少霜雪，罕冰雹，湿润多云日照少，露雾常有静风多。
境内受季风性环流影响明显，随冬夏环流转换和太阳照射的变化，带来四季不同的气候特征。冬季（12~2月）：气温低，蒙古冷高压势力强盛，县境处在冷高压的东南部，盛行西北风，天气寒冷干燥，雨水少，一年中的霜雪集中在此季出现。春季（3~5月）：是冬季风转夏季风的转换季节，气温趋向回升。蒙古冷高压逐渐转弱，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冷暖气流交换频繁，天气多变，冷暖无常，前春常常阴雨连绵，有时出现晚霜，后春有时暴雨成灾。夏季（6~8月）时间长，气温高。太平洋高压进一步北上西伸，顺昌多吹东南风。热带低压又常北上影响，天气炎热潮湿。初夏是雨季高峰期，常发生暴雨洪涝，夏至前后雨季结束，转为炎热少雨天气，有时午后发生阵雨、大风或雷暴。秋季（9~11月）：乃夏季风向冬季风转换季节，气温趋于下降。大陆热低压和太平洋高压减弱南退，蒙古高压复又增强南侵，天气少雨凉爽。后秋蒙古高压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可出现初霜。[3]
顺昌属福建西北山地丘陵区。境内山脉源于武夷山系杉岭支脉，分别由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向中部延伸。除东南部外，边境均有千米以上群山环抱，最高峰郭岩山，海拔1384米。富屯溪、金溪两条主要河流，分别由西北、西南向东南流入，汇合于县城双溪镇，再向东流入南平汇入闽江。境内山峦起伏连绵，纵横交错，河流错综其间，形成复杂的地形地貌。[1]75.6%，是福建省重点。
顺昌雨量，在毫米，多年平均1756毫米，总水量33.429亿立方米，属丰水区。县境内有干流富屯溪，支流金溪、仁寿溪、麻溪等，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3条，均衡分布顺昌县，多年平均径流深874毫米，年平均径流量17.35亿立方米；丰水年径流量25.9亿立方米，偏枯年12.7亿立方米，枯水年9.76亿立方米。即使在干旱年产水量仍为用水量2.18亿立方米的4.48倍，农业用水绰绰有余。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87.4万立方米，低于全省每平方公里产水量100万立方米的平均水平；平均每人占有水量8492立方米，高于全省人均4900立方米水平，接近世界人均11000立方米的水平。富屯溪县外流域面积很大，流经顺昌的过路水十分丰富。据富屯溪洋口站41年观测，年径流量140亿立方米，径流深度1105.5毫米，平均流量每秒444立方米。　　水能资源丰富，天然落差累计24175米，理论蕴藏量约20.72万千瓦。[4]
经1958年及以后多次矿产普查和地质调查，顺昌县已知矿藏有燃料、墨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4类25个矿种，111个矿点，以石灰岩储量为最多。[5]
1988年顺昌县土地总面积297.75万亩，人均13.36亩。　　总土地按地貌类型划分：有中山30.95万亩，占总面积10.4%；低山131.64万亩，占总面积43.9%；丘陵115.15万亩，占总面积38.7%；河谷和山间盆地20万亩，占总面积7%。　　总土地按用途划分：1988年有森林244.82万亩，占总面积82.2%；宜林荒山208412亩，占总面积6.7%；耕地197757亩，占总面积6.64%；茶果65926亩，占总面积2.21%；其余是村庄、道路用地。　　根据土地本身的特性及其对农、林、牧的适宜性，顺昌县的土地质量可分为八等，一至四等为农业用地，五至八等为林、牧用地。　　一等地顺昌县约1.22万亩，占总面积0.4%。此类土地，质量好，适宜性广，平坦肥沃，旱涝保收，易获高产。　　二等地顺昌县约3.46万亩，占总面积1.16%。此类土地，质量较好，有一些限制因素。　　三等地顺昌县18.67万亩，占总面积6.3%。质量中等，适宜性较广，限制因素较多。　　四等地顺昌县2.54万亩，占总面积0.9%。质量较差，适宜性不广，限制因素多而严重，勉强用于农业。　　五等地顺昌县74.03万亩，占总面积24.8%。此类地，质量较差，丘陵或低山的相对高度在100米左右，土层厚，林业土地条件好，适于种植经济林、茶果或开垦作为农业用地。　　六等地顺昌县183.21万亩，占总面积61.5%。此类地质量差，坡度较大，土层厚度中等，适于发展用材林。　　七等地顺昌县14.87万亩，占总面积4.9%。土质很差，海拔高，坡度陡，土层薄，只适宜针叶林和阔叶林生长。　　八等地，土质极差，为基岩裸露的石山，为数极少。[6]
顺昌县于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建县，“以其初顺服故名，取顺达昌盛之意”。
建国后，顺昌县划分5个区。第一区驻城关，第二区驻洋口，第三区驻大干，第四区驻元坑，第五区驻仁寿；1951年6月增设第六区，驻谢屯。各区建立后，废除旧保甲制，按原管辖范围，顺昌县先后成立85个村(街)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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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1951年8月开始民主建政，顺昌县成立46个乡人民政府。　　1952年8月经调整，46个乡扩为3个镇、63个乡
1958年5月撤区并乡，顺昌县原有45个乡镇调整为城关、洋口2镇；谢屯、沙墩、洋源、、、、井垄、新联、、河墩、埔上、、、元坑、郑坊、谟武、榜山、扶延、、洋墩、桂溪等21乡。同年10月实行政社合一，成立顺昌县人民公社，下设城关、洋口、大干、福秀、仁寿5个分社；乡改为生产大队。城关分社辖城关、水南、新联3个大队；洋口分社辖洋口、沙墩、谢屯、石溪、际会、洋源6个大队；大干分社辖大干、大布、埔上、河墩、余富、慈悲6个大队；福秀分社辖元坑、郑坊、漠武3个大队；仁寿分社辖仁寿、洋墩、桂溪3个大队。[7]
年辖9个镇、5个乡：、、、、、、、.埔上镇.、、、际会乡、、。
日，撤销顺昌县双溪镇、水南镇建制，设立双溪街道办事处。双溪街道办事处辖东门、中解、建光、和勤、北门、城南、金溪、棋盘等8个居委会和水南、城东、城西、余坊、井垄、下沙、吉舟、新屯、文新、陈布、余墩、溪兰等12个村委会。双溪街道办事处驻城南路278号；撤销顺昌县际会乡建制，并入建西镇。建西镇辖中心街居委会和、、、慈太、际滨、、谢屯、、等9个村委会。政府驻建西镇中心街26号。
2013年，顺昌县辖1个、7个、4个：街道、镇、洋口镇、元坑镇、埔上镇、镇、镇、镇、乡、郑坊乡、乡、乡。县政府驻双溪街道。
时期，由于动荡，社会不安定，人民生活贫困，条件差，人口再生产处于高、高、低的状况。民国25年（1936），顺昌县总人口43968人。到民国38年，顺昌县总人口增加到88520人（含建西县）。
建国以后，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五个阶段：
年，虽经、运动，社会逐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仍未完成摆脱贫困面貌，医疗卫生条件仍然较差，人口再生产仍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况。1952年为29.61‰、为16.66‰、人口为12.95‰，顺昌县总人口94060人（含建西县）。
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基本消灭了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人口再生产呈现高出生率、中死亡率、中增长率的状况。1959年出生率达28.30‰、死亡率降至8.31‰、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到19.99‰，顺昌县总人口达119547人，比1952年增加25487人，平均每年净增3641人。
年，由于国民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再生产处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状况。1961年出生率降到16.14‰、死亡率上升到14.7‰、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47‰，顺昌县总人口112500人，比1959年减少7027人。
年，人口再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状况。1972年出生率上升到32.30‰、死亡率下降到7.10‰、自然增长率高达25.20‰，顺昌县总人口达179123人，比1961年增加66603人，平均每年净增6660人，是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年，由于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倡“少生、优生、优育”，制定的奖惩政策，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人口再生产初步得到。这个时期，人口再生产呈现中出生率、低死亡率、中增长率的趋势。到1990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5.29‰、死亡率5.40‰、自然增长率下降到9.89‰，顺昌县总人口230803人，比1972年增加51680人，平均每年增加2871人。[8]
2010年顺昌县人口191588人。顺昌地处闽北山区，境内森林、石灰石矿蕴藏量丰富，水力资源充足，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具有十分有利条件。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重视经济建设，县内交通闭塞，生产技术陈旧，工农业生产水平低，商业、交通运输、建筑等产业都很落后，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广大农民在地租、田赋、高利贷等层层剥削下，资金匮乏，耕作粗放，粮食亩产年均不过90公斤。工业基础薄弱，民国16年（1927）始建小型发电站，至民国34年，才先后建有洋口火力发电站、城关白龙泉水电站、印刷、纺织以及粮食加工等20多个小型工业企业，但多是手工操作，产值很低。由于城乡经济凋蔽，地方财政枯竭，每年征收的赋税，除上缴省财政外，所余仅够支付县军政费用，用于投资经济建设的为数极少。据民国版《福建省三十四年度决算书》载：民国34年县财政收入1763.93万元（法币），其中支付、、（、）费用达1211.75万元，占总支出68.7%；用于文教卫生经费287.01万元，占16.3%；其他支出156.39万元，占8.9%；而用于地方经济建设仅108.78万元，占6.1%。民国35年后，政府发动，生产凋零，工农业产品紧缺，物价暴涨，法币贬值，财政支绌，除支付军政费用外，已无力投资经济建设。据1949年底统计，顺昌县国民生产总值仅547.37万元（按1952年价格折算人民币），人均产值61.2元，人民生活贫困。
建国后，经过年的3年恢复时期，1953年开始建立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国民生产总值达1178万元，人均产值111元，比1949年分别增长1.洋口镇1倍和81.4%。社会需求之间较为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年，“二五”计划时期，由于“左”的影响，浮夸风严重，工业一哄而上，大起大落。农业脱离实际，多种经营被限制，集市物资供应短缺。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1201万元，仅达到1957年水平，人均97.8元，比1957年减13.3%，农业产值还减少16.7%。　　年“调整时期”，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很快回升。县、社、队三级普遍进行水电建设，兴建一批中、小型水电站。3年中基本完成了林区建设，建了一批森工企业，使山区森林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年均为国家、地方提供建设木材23万立方米左右。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2804万元，人均产值198元，分别比1962年增长1.3倍和1倍。　　年，“三五”、“四五”时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影响，经济建设受到很大破坏，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企业经济效益普遍降低。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降到2289万元，比1965年减少18.37%。1970年后，顺昌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先后建有磷肥厂、合成氨厂、轻机厂等工业企业，至1971年，地区所属的元坑水泥厂（1985年下放给顺昌管辖）、县办石溪水泥厂先后建成投产，大量石灰石矿被开发利用；各乡（镇）亦办起一批轻工企业，工业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农村经济由于多种经营被长期限制，农业结构一直保持单一的种植业（占65%以上）的格局，农业产值徘徊不前。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4704万元，人均产值248元，比1965年，分别增长67.76%和25.3%。
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7459万元，人均产值783.6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3倍和1.5倍。从年的10年期间，工农业总值年平均增长8.9%；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7%。均超过前30年的平均增长幅度。顺昌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66.4%；农业占33.6%。工业占主导地位，为进一步发展顺昌经济奠定基础。[9]
2007年顺昌生产总值完成35.46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比上年增长13.9%，为1995年以来最高增幅。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增幅分别达到5.7%、12.4%和20.6%，呈现“一产稳、二产快、三产高”的良好态势。财政总收入完成2.61亿元，增长20.2%，其中，地方级收入1.33亿元，增长22.2%，增幅为近10年来最好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10960元，增长21.4%；农民人均纯收入5123元，增长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38亿元，增长14.3%。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27.5亿元，下降9048万元，贷款余额18.6亿元，增加2.4亿元。[10]
2008全年实现生产总值35.10亿元，增长13.9%，其中、、增加值分别实现8.25亿元、12.05亿元和14.80亿元，分别增长5.2%、12.4%和2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960元，增长21.4%；农民人均纯收入5123元，增长13.5%。
2013年一季度，顺昌经济运行起步较好，除财政总收入和外贸出口两项指标外，其余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较好的增长。GDP完成10.98亿元，同比增长10%；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4.46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工业产值完成15.51亿元，同比增长14.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7亿元，同比增长2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52亿元，同比增长8.5%；财政总收入完成0.85亿元，同比下降11.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0.63亿元，增长1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0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66元，同比增长16.2%；实际利用外资完成837万美元，同比增长15.6%；1-2月外贸出口完成1019万美元，同比下降67.6%。[11]
建国初期，经过土改、林改和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经济主要是集体经济。据1962年统计，顺昌县161266亩耕地中，国营农业企业经营411亩，占0.25%；生产队集体经营160855亩，占99.75%。1988年，顺昌县耕地面积197757亩，其中国营农业经营598亩，占0.31%；由农户联产承包经营197159亩，占99.69%。　　顺昌县林业用地面积243.3万亩，其中国营林场、采育场、苗圃等经营50.44万亩，占林业用地20.73%；集体经营168.96万亩，占69.45%；社员经营自留山23.9万亩，占9.82%。[12]
2007年完成农林牧渔业产值13.34亿元，增长6.3%。农业产业基地规模扩大。与国家航天育种部门成功合作，建立了“中国（顺昌）航天高科技应用农业示范基地”，全年完成更新造林3.57万亩，非林地造林3382亩；柑桔面积10.86万亩，总产量达8.3万吨；食用菌种植量8500万袋；烟叶种植面积达7287亩，比增61%，总产2.39万担；畜牧水产养殖回升，新增4个规模养羊场，顺昌县羊存栏数1.92万头、生猪6.37万头、水产面积1.22万亩，新增螺旋藻养殖面积200亩。[10]
2008年完成农林牧渔业产值13.34亿元，增长6.3%；粮食总产量6.76万吨；柑桔面积7240公顷，总产量达8.3万吨；种植食用菌8500万袋；烟叶种植面积484.8公顷，总产2.39万担；羊存栏数1.92万头、生猪6.37万头、家禽5.3万只，兔3.23万只；水产品产量4915吨，新增螺旋藻养殖面积13.3公顷。顺昌县农业龙头企业达48家，完成产值6.42亿元，增长41.3%。
2013年第一季度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65亿元，增长5.6%,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拉动力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12.3%。[11]1948年，顺昌县有水力发电站、粮食加工厂、印刷厂、纺织厂、酿酒厂、造船厂等私营小型工业企业20余户，年总产值50.78万元（按1952年价格折算人民币）。1952年，顺昌县工业企业有40户（其中全民所有和县属集体所有4户），总产值79.43万元，其中全民所有企业产值10万元，占12.58%；集体所有企业产值1.22万元，占1.53%；私营企业产值68.21万元，占85.89%。
1957年后，公有制工业企业发展很快，至1965年，顺昌县共有87个单位（全民所有31户，集体所有56户），年总产值达2465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产值占88.9%；集体所有制产值占11.1%。1961年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了较大发展，至1970年占顺昌县工业总户数的63.5%。1971年开始陆续建有磷肥厂、合成氨厂、纸浆厂、轻机厂、轴承厂、刃具厂等大中型工业企业，至1978年，顺昌县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共135户，总产值5755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4725万元，占82.18%；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030万元，占17.82%。
1979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企业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个体私营工业企业开始发展，成为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8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产值132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05%。至1988年，顺昌县工业总产值达16832万元，比1978年增1.64倍，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10054万元，占总产值59.73%；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6176万元，占36.69%；私营工业产值491万元，占2.92%；“”工业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产值111万元，占0.66%。个体私营企业经济发展很快，比1985年增长2.4倍。[13]
2007年顺昌县完成工业产值33.6亿元，增长19.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80家增加到90家，完成产值28.5亿元，比上年净增6亿元，增长20.5%，增幅为2004年以来最高，顺昌县产值超5000万元企业达7家，新创“幸福来”保健品省级。工业效益同步提高，累计实现利税2.8亿元，增长136.3%。五大发展齐头并进，各产业增幅均超过20%，累计完成产值25.5亿元，增长23.6%；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宝山风景区总体规划通过省建设厅评审，“宝山上湖森林人家”入选福建省第二批森林人家休闲旅游开发项目，华阳山景区通过国家级旅游评定。持续开展创业竞赛，落实“四个一百”和“四个一批”工作机制，推进项目建设，扩大投资，拉动增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01亿元，增长23.5%。实施190个项目，其中，省市重点项目6项。16个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18亿元。洋口电站顺利蓄水发电，富宝公司甲醇“3改8”、榕昌公司20万元吨锅炉节能技改等竣工投产，炼石水泥厂8号窑、余热发电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调整工业园区开发政策，落实县领导挂点园区制度，推进“一园一区一平台”建设，金山精细化工集聚区一期完成征地工作，新屯园区二期开工建设，顺昌闽台农林产品加工平台一期控规通过评审，完成投资400万元。深化“领导挂点、部门负责”招商工作机制，通过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院校的经贸、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展组团参与招商与举办顺昌项目推介专场招商等活动，推进山海协作，全年引进投资额在300万元以上的项目15个，总投资达3.18亿元。适应出口退税政策及人民币不断升值新形势，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外经外贸呈现“三增长”，合同利用外资5122万美元，增长12.8%，实际利用外资3250万美元，增长22.5%，外贸出口总额2010万美元，增长28.6%。[10]
2008年工业总产值39.2亿元，增长1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33.0元，增长17.5%。化工、建材、竹木、电力、食品保健品5大主导产业全面增长，完成产值29.7亿元，增长17.2%，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89.5%。“金弘钢缆”“榕昌武夷”获省级著名商标，“武夷牌”聚氯乙烯获福建省名牌产品称号，天福油脂公司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被列为省级油茶产业建设重点县和全省唯一的生物质能源及生物化工原料无患子基地县。新屯工业园投资2097万元，完成110千伏变电站及其他附属工程，新征工业用地6.93公顷、平整土地15.33公顷；金山精细化工集聚区新征土地40公顷；郑坊闽台农林产品加工平台完成投资1180万元，新征土地30公顷。
2013年一季度，顺昌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15.51亿元，同比增长14.2%，实现增加值3.87亿元，增长10.9%。主要特点：一是食品、、等三大产业领跑。六大主要产业中，除建材冶炼产业外，其余产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食品保健品、化工、竹木等三大产业产值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9.3%、45.1%和54.4%，共完成工业产值7.13亿元，占顺昌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总量的45.9%，同比增加产值2.26亿元，增长46.5%，占顺昌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总增量的97.9%。二是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重工业完成产值13.38亿元，增长12.3%；轻工业完成产值2.13亿元，增长65.8%，轻工业增速快于重工业53.5个百分点。三是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产值比重提高。一季度，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共完成产值3.8亿元，同比增长51.3%，占顺昌县规模工业产值总量的24.5%，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四是七成产品产量增长。顺昌县列入工业产品产量统计目录的2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增长的有17种。产品产量增长较大的有：精制食用植物油1200吨，增长119.8%；人造板1.52万立方米，增长107.5%；纸制品1557吨，增长54.7%；铁合金9044吨，增长45.0%；发电量1.21亿千瓦时，增长30.2%。五是工业企业效益提高。1－2月，顺昌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059万元，同比增长19.3%；规模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614万元，比上年同期（-1779.0万元）增加利润2393万元；实现税金1509万元，增长6.6%；亏损企业亏损额1427万元，同比减亏2880万元，下降66.9%。[11]
建国初，顺昌县商业均为私营。据1949年底调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90万元，其中商业零售额350万元，占89.74%；工业零售额19万元，占4.88%；饮食及其他行业零售额21万元，占5.38%。　　1950年1月，在上洋（今洋口镇）设南平贸易公司上洋营业处，后扩大国营商业，从上洋贸易分公司分出设立国营洋口百货、粮食、木材、土产等4个经营企业。1952年4月设立大布供销社，始有集体商业。年，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支持守法的私营商业户经营，顺昌县私营商业增加到511户、小贩77户。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0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品零售额共16.17万元，占3.3%；个体私营商品零售额473.83万元，占96.7%。
1956年，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顺昌县有国营商业9户、公私合营42户，合作商店及代购代销店143户，共194户。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09万元，其中商业零售额645万元，占91%；工业零售额19万元，占2.7%；饮食及其他行业零售额45万元，占6.3%。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中，公私合营和合作店、组都一步登天，成为单一的国营商业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强调独家经营，渠道单一，致使商品流通不畅，购销业务减少。从1967年起，社会商品零售额连年下降，至1971年，年零售总额仅2410万元，还未达到万元的水平。
1978年后，放宽政策，搞活经济，逐步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和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经过改革开放，个体私营商业逐渐发展。198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955万元，其中国营商业零售额占38%；集体商业零售额占53%；合营及其他商业零售额占5.1%；个体私营商业零售额占0.3%。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占3.6%。　　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983万元，其中国营商业零售额占33.7%；集体商业零售额占38.5%；个体私营商业零售额占21.68%；合营及其他商业零售额占1.6%；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占4.5%。个体私营商业发展很快，与1981年相比，商品零售额由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0.3%，上升到21.68%。　　此外，交通、邮电、城市公用事业等均属全民经济；建筑业以集体经济为主。[14]
顺昌建县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南唐保大六年（948）建公署。明弘治十四年（1501）后，几经修建扩建，建筑占地面积达5.08市亩（3386平方米）；宋宝庆、绍定年间（）、建东门石墩木梁桥，全长约363米（1972年改建的数据），横跨富屯溪，取名济川桥；明正德二年（1507），始建城墙，长883丈（2943米）。高1.67丈（5.67米）。基宽1丈（3.3米）。历时两年竣工，为历代公共建筑规模较大的三项工程。分布在各乡村的公共建筑，多是寺庙、祠堂、桥梁等一般土木工程。
历代城乡交通闭塞，街道狭窄，饮用水、照明等生活设施落后，住宅建筑更为简陋。据民国37年(1948)土地资料统计，城关总面积0.9平方公里。住宅建筑面积6.74万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2.02万平方米，人均仅5.94平方米。建筑结构多属单层的木瓦平房，至民国末期，始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二幢。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发展，城乡建设步伐加快，1957年，兴建的鹰厦铁路贯通县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公路、森林铁路，城关和乡驻地的街道、商店、学校、医院、厂矿、文娱场所等公共建筑以及水电等基础设施工程，至1965年已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建主管机构被撤销，兼管的部门又变动频繁，大批技术工人下放农村插队，城乡续建工程停顿。
1979年后，建立了城乡建设专门管理机构，城建队伍、技术力量得到发展壮大。1984年，实施改造旧城，建设新城区的《顺昌城区总体规划》，先后新建3座公路大桥，把城关、水南、余坊等连接成一片，扩大城区建设范围，总面积达13.5平方公里。至1988年，主街道扩建整修工程已经完成。新城区公共建筑面积有26.56万平方米，砖混和砖木结构的占95%，建筑层数最高为7层，一般2～4层；住宅建筑面积有95.94万平方米，比解放前夕增长13.23倍，其中居住面积有23.74万平方米，人均9.43平方米，比解放前夕增加3.49平方米。城区现有商业楼房422幢，商店956家。学校、医院、文娱场所以及公共福利设施等基本配套齐全，环保工作随着加强。[15]
顺昌教育始于宋元年（960），“举人有德义者”担任教渝主持教育之事。宋至清，教育均沿袭科举制度。是时士子读书，先受启蒙识字教育，后再攻读孔子学说。考试科目为“四书”、“五经”。县有儒学，乡有书院，村有私塾，读书之风，盛极一时，历代功名人士亦不乏其人。在两宋年间，3万多人口的小县，中进士者38人，中举人者137人。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三十年（1904），由孝廉高登鲤等建议，将华阳、六贤书院合并改为县立高等小学校。次年又兴办漠布（今谟武）完全小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兴办大干完全小学校。二年（1910），又兴办石溪初级小学校。民国时期，教育事业有所发展，16年（1927），在县城创初级中学，到民国29年顺昌县已有小学38所，中学一所。抗日战争初期，从福州等地迁来5所中学，对顺昌教育有所促进。民国34~37年，顺昌县有小学46所，初中一所，在校学生2433人，每万人口平均405人。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年9月，顺昌县所有学校先后复课，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年，中、小学为贯彻“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1958年，县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并创办洋口、仁寿两所初级中学。至1965年，顺昌县已有小学311所715班，中学3所（其中完全中学一所）32班（其中高中4班）。　1966年开始，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顺昌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绝大多数学校领导和许多教师受到批判、斗争，学制缩短，考试制度废止，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教育事业始获复苏。1978年恢复考试制度，注重抓基础教育，调整布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79年以后，平反昭雪教师中的冤假错案。在教育体制、教学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包括三年完成调整中等学校结构，逐步取消小学附设的初中班，继而对中学进行合理拆并，恢复“六·六”学制。同时狠抓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通过多渠道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文化补课、中师函授以及“教材教法”、专业合格的培训，成立中、小学教研组织，进行教学研究。教育事业在调整、改革中得到迅速发展，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小学教师合格率从1976年的30%提高到66%。　　1985年，顺昌县拥有小学389所，完全中学4所，初中20所，在校学生41859人，每万人口平均有中小学生1993人，比1949年的405人增加3.9倍，绝对数增加16倍。同年11月，经省教育厅检查验收，中、小学基本实现“两有一无”（有教室、有桌椅、无危房）。至1988年止，顺昌县中、小学建筑面积达27.39万平方米（其中教室15.18万平方米，教师宿舍5.70万平方米，学生宿舍1.98万平方米），有145所中、小学做到教学楼、师生宿舍楼、辅助设施基本配套。1988年顺昌县小学教师1893人（其中中等师范以上学校毕业的占总数36.77%，高中毕业的占27.63%）；中学教师710人（其中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的占总数22.5%，高等院校专科毕业的占45.2%）。1988年，首批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定中，评为高级职务的23人，中级职务的326人，初级职务的1499人。年，有1461名中学毕业生考进高等院校深造。[16]
顺昌四境环山，古道尽是羊肠小道，坎坷难行。有“十里羊肠，五里天梯岭”之称。通外省古道有3条。　　与省城和江西连接之古驿道自福州三山驿起至，经王台驿，抵顺昌双峰驿，全程515里（约合297公里）。上行经富屯驿，逾拿口驿，过天步岭至樵川驿，由邵武出北门，经中坊、回龙潭至光泽杭川驿，经石岐铺、至路口桥出杉关入江西黎川县界，顺昌至此470里（约合271公里）。是闽赣交通要道之一，沿途设有驿站，十里一铺，若干里建一凉亭，号称“官马大道”，路宽2米左右，路中砌卵石，岭多路坎坷，只可步行、骑马、坐桥，通手推车。县境内道长约56公里，有将军岭、苦株岭、长青岭等，砌有石阶。现已改建成316线国道公路。
经与、之通路　由西门出城，经白布塘，沿仁寿溪上行，经河墩、洋墩、仁寿，过宸前，抵建阳建溪驿220里。转浦城人和驿、小关驿，出仙霞关入浙江江山县界。或由建阳转崇安大安驿，到分水关至江西铅山县界。　　经将乐，通江西、广东之古道　由城南沿金溪西上，越桂岭，经漠布(今谟武)，过高唐，达将乐，约50公里。由将乐过泰宁、建宁入江西。现已建成下甘线省道公路。或由将乐转汀洲(今长汀)，可下广东。沿途均有驿站、铺，亦属驿道。　　县际古道，除上述省际古道外，还有：（1）顺昌一，由县城过，经余墩、、至后又1.5公里抵沙县界，顺昌境内23公里。另一条古道，由水南上行，经蛟溪转南行，过槎溪、元坑、峰岭、郑坊、罗坊，至下岭入沙县之黄沙桥，经夏茂到达沙县。（2）通建瓯古道，沿通浙江省际古道北行，过仁寿，经建阳之南槎、徐市、宸前转建瓯。另一山道，由洋口往东北行，越大阜岭，过花桥、高阳，经房道，抵建瓯。沿途崇山叠翠，山道崎岖。
县城通乡，各乡通村之，多砌，亦有少数条，路窄坡多，崎岖难行，只可徒步攀行，未能通车。　　古道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扩建改造。　　古道险地，设关置卡，关隘乃古代道路重要设施。顺昌地处富屯溪中游，闽、浙、赣三省之要冲。仁寿，地处邵（武）、建（阳）、瓯（建瓯）三县边垂，地势险要，宋代设仁寿寨，明洪武初年改为巡检司，直至清末。石湖寨，在县西北石糊都（今石糊口），富屯溪至此，两岸石山高耸，峡水如门，岸左森林茂密，匪常出没，自南唐大宝间左散骑张诚领兵扎寨后，历代驻兵把守，以保水陆交通安全。[17]
历史上，顺昌有富屯溪、金溪、仁寿溪3条可通木帆船之航道，境内航程113公里。航道上通邵武、光泽、将乐、泰宁，下达南平、福州。建国初期，3条航道继续通航。1965年以后，仁寿溪断航，航程剩下78公里。1976年以后，兴办水利电力事业，在航道中拦河筑坝，因船闸建造不标准，金溪断航，富屯溪只可从洋口下航。[18]
23年（1934），福建省政府规划，从福州经南平、顺昌、邵武、光泽，出杉关入江西，建一公路干线；又从顺昌开一支线，经将乐、泰宁、建宁入江西。民国24年顺昌由各乡抽派民工，挖土方254997立方米，后因省府规划变更，半途而废。民国28年2月进行复测，8月开工重建延顺将泰公路。民国29年冬建成简易公路，县境内32公里，通车两年，民国31年5月后停止通车。两三年后路面杂草丛生，桥梁腐朽。
建国后，1952年由华东支前公路修建指挥所福建分所重修延顺将泰公路，改称南~建路，南平至顺昌、将乐路段于1953年2月修复通车。1956年11月顺昌创建第一条县乡公路--蛟郑公路，由省公路局工程队协助测设施工，1957年修至元坑，1958年12月通至郑坊。年兴起修公路热潮，依靠国家、部门和群众共同出钱出力，先后兴建洋建线、埔何线、槎曲线、上凤-大坪线等5条公路。3年建成的公路超过建国前30年的一倍多，这阶段由于“大跃进”中瞎指挥、浮夸风、平调风的错误影响，无偿调用群众劳力，造成一些公路质量差、浪费劳力较多。年，吸取前段的经验教训，忍受困难，坚持将已动工的公路修成。到1961年底顺昌县已有公路134.6公里。年，实行国家投资和公建民助、民建公助、部门建、社队建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发展乡村公路、林业公路，先后兴建禾口-新坑线、建西-大历线、土丰-墩头线等8条公路。自年国家共投资148.7万元，新建公路165.6公里。1965年底顺昌县共有公路197.6公里，顺昌县的11个公社（不包括建西县），社社通汽车，有力促进农林生产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顺昌人民顶着压力，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坚持修建公路。在这段时间里，国家投资716.9万元，新修公路203.2公里，到1975年顺昌县已有公路400.8公里。顺阳线、建岚线、建西-路马头线、来布-广岭线、仁寿-华家山线等均在此期间建成。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公路建设进入大发展阶段。年的9年间，国家投资688.46万元，新建公路636.95公里，公路的质量等级有所提高，桥涵工程为永久性。1977年大高线建成，实行顺昌县社社（包括建西县）通汽车。在此基础上，公路向山村、林区纵深延伸。如岚下乡公路向新源、东坑、桃源、郭城、陈际、坪科、炉下等大小村庄延伸；高阳乡公路向边远的大富、安浆、南亨、大外、上村、小鲁源等村庄延伸。1987年修通振科-大坋公路，实现顺昌县村村（行政村）通汽车。1987年以后转向改善路况、提高质量等级，克服重修轻养的倾向。1988年底顺昌县通车公路为1056公里，比1978年增长一倍，为建国前的32倍，每百平方公里土地拥有公路53公里，密度居全省首位。现有公路中，有国道316线44.722公里；省道13~309线17.822公里；县道58公里；县乡道58.43公里；乡村公路492.9公里；林区公路23条，长251公里；厂矿专用路21.48公里；不在册等外路116.1公里。顺昌县共有等级公路685.85公里，占65%，建成以县城、洋口、建西、埔上为枢纽，纵横交错的公路运输网，外通四邻各县，内联各乡村。但公路盘旋于崇山峻岭间，路窄坡陡弯急，无路面路207公里，占20%；未在册的等外路116.1公里，这些路路况不佳，只能睛天通车。[19]
顺昌竹荪、南五味子、宝山红菇、宝山香菇、顺昌红肉脐橙、顺昌红心柚、大布芦柑。
食用菌类，顺昌县山区乡村都有出产，据记载在和期间主要是浙江庆元、龙泉等到地菇农来顺昌到深山老林中，砍杂木凿花培育香菇，将此技术传入我县。20世纪70年代前当地人都沿袭用人工凿花培育法，70年代后主要采用段木接种培育法和木屑接种袋栽培育，香菇是顺昌县传统特产之一，品优质高。1994年顺昌县委、县政府把食用菌生产列为农村脱贫致富的“411”工程，香菇产量大幅提高，产品大多销往外地。
始创于年间。在闽江流域尤其是顺昌等地享有盛誉。《闽杂记》卷十称：“名酒，顺昌所出最有名”。 宝山风景区
位于南平西北部，地处大干镇与元坑镇境内，由宝山、演山、七台山三个景区组成，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她北靠世界双遗产，东邻省级风景名胜区茫荡山，西与将乐玉华洞、泰宁金湖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毗邻。依据我国风景名胜区分类办法，属山岳风景名胜区。本景区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天象景观其主要特色可归纳为“三宝”、“三绝”和三十六景。“三宝”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禅寺──元代全木砂岩石结构殿堂建筑，属国内仅见；二是古银杏群落组成的上湖村寨文化──银杏村，三是全国竹子之乡、万亩林丰产示范片──农林业观光文化。“三绝”是宝山丰富多彩、景象奇异的云海、日出和佛光。三十六景是指宝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景观，她突出体现了自然山水、人文景物整体美、奇、险的观赏效果，具有较重要的观赏价值，是顺昌县主要的旅游胜地。
宝山风景名胜区遗产丰富，据《寰宇记》等史料记载有唐朝古庙（现有遗址），元代砂岩仿木石构古寺等。其中元代砂岩仿木石结构的宝山禅寺为全国仅存的元代砂岩仿木石构古寺，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附属文物和，以及山狸洞摩崖石刻文字等，是研究当地神猴文化及前西游文献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和实物佐证。这些文化遗存的发掘、发现和开发利用，都具有较高的观赏、文化和科考价值。[20]
宝山寺景区
大殿，中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五批），位于顺昌县西北部大干、元坑两镇交接处的宝山绝顶。全寺由山门、前殿、拜亭、厢房、大殿及围墙组成。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梁柱椽瓦均采用花岗岩，大殿和围墙仍保留着元代仿木石构建筑的风貌。
为进一步解开宝山双圣庙等神猴文化的历史谜团，提高学术研究层次，开发好宝山旅游，顺昌县于3月25日至27日，邀请了、、等研究《西游记》的专家教授一行8人，对宝山神猴文化进行了考察。为期3天的考察调研，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宝山双圣庙与神猴文化及《西游记》的渊源关系，认为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宝山神猴文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一是决定由齐裕焜教授牵头，王枝忠教授具体负责，该3所高校专家教授与县里业内人士为主，共同组成一个课题研究小组；二是决定待时机成熟后在顺昌县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神猴文化学术研讨会。[20]
风景区位于世界“双遗”的顺昌县城西北部，距离县城华阳山8公里，以天门峰、华阳峰、三宝峰为核心形成的风景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景区内森林茂密、峰峻岭险、流泉飞瀑、珍禽奇兽、怪石嶙峋、洞穴万状，自古以来就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华阳山风景区景色奇异、交通方便，是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俗称“燕子坪”的自然村——黄坑的一座座木屋瓦房就错落在景区门口的山坡上，整个村庄绿野平畴、编竹为篱、瓜棚豆架，保持着古朴原始的面貌。村口有一座石拱小桥，桥旁是参天古树，绿荫遮阳，桥下是两米多高10米多宽的瀑布银珠飞溅，阵阵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为进入景区的第一道风景线。风景区的景点以瀑布、奇石、洞穴为特点。景区内分为中路、左路、右路三条旅游路线。从右路出发沿山涧拾级而上是十几级大小不等的瀑布，最引人入胜的有三级瀑布。第一级瀑布为玉龙潭瀑布，泉流在巨石夹缝中冲泻而下如玉龙入潭。此级瀑布秀美如玉桂琼花，潭水漫流温文尔雅，潭周竹树荫浓，藤挂蔓拂。第二级瀑布为鸳鸯瀑布，全程50多米长、10多米宽，斜度为45度，潭水从瀑顶岩面均匀漫下，如一幅白色的飘绸铺泻而下，高速而下的水流碰撞在凹凸不平的崖面上如碎玉摧冰、散霁飞雪，气势磅礴，瀑落入潭，潭方近200平方米，是一座天然的游泳池。第三级瀑布是老虎跳瀑布，位于天门峰和老虎岩峰的山肩处，瀑布的上半部由两条山溪汇合，瀑布高26米，宽6米，以一落千丈之势奔腾而下，咆哮之声大如夏雷，数公里之外可闻其声，遇阳光照射，瀑布形成的雾气中会出现彩虹，美丽异常，瀑布下有一块巨石，酷似一个狮子头，以前这里是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因此而得“老虎跳瀑布”之名。
游完瀑布可上右路至天门峰，选择中路或左路下，这里有天门石、玉玺石、三神石、马鞍石、麒麟石、蛤蟆石、仙掌岩、等。景点有神猴望月、天龟探湖、金雀蹲窝、嫦娥歌舞台、金鹿驮桃等。主要洞穴有观音洞、螺风洞、神猴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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