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史漫谈（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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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史漫谈（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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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0/05-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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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文：“八十岁老汉当小伙儿用”&&&&&&&&&&&&&&&&&&&&&&&&&&&&&&&&&&&&&&&&&&&&&&&&&&&&&&&&&&&&&&&&&&&&&
本报记者 胡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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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国医大师中“最年轻”的张学文，如今也近80岁了，依旧笑容和蔼，一口慢悠悠的陕西话，谈起心爱的中医就停不下来。
　　张学文说，这些年每天伴随他的有两件事：看病，带学生。被评为国医大师后，他有了自己的学术工作室、研究所……门下各级各类弟子已逾百人。他的心愿很朴实：“我想能多给患者看病，多带些学生，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整理出来。担得起‘国医大师’这个称号，不辜负组织的关心、群众的信任。”
　　如今，张学文还保持每周至少四次半天门诊，还包括会诊、查房。“从十几岁开始单独出诊，一天不给病人摸摸脉，心里总觉得少点什么。”出诊、带教、讲学，对于老人来说，工作量并不小。“我这八十岁老汉当小伙儿用。”张学文笑称，“不过，看看患者、带带学生、讲讲课，感觉时间过得挺快，也不觉得累了。”
　　正如张学文所言：“看病也是乐趣”。他给患者诊病时，仍保持“细致”的原则，“望诊、闻诊、问诊、脉诊、舌诊、辨证……都得按规矩来，一样都不能少。”带教时，他把这些习惯也传授给了学生。
　　1977年，张学文带领学生用自创的“绿豆甘草解毒汤”，救治了一名误服农药的患者。从那以后，他潜心研究中医治疗急症的方法，积累下不少宝贵经验。中医治疗急症的发展，也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很多人都说中医是‘慢郎中’，我不这么认为。中医在古时对于急症，在治疗、缓解症状、维持病情发展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办法。在西医引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后，中医急症才越来越萎缩。这让人很痛心！”最近，他整理了自己治疗急症的经验、方药、心得体会等，打算集结出书。
　　“近几年，国家对中医药事业越来越重视，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我感觉，对基层的投入还略显不足。”张学文直言。五年来，在基层讲课、培训，也是他给自己列的任务之一。除了在本省进行基层临床指导和专题授课外，2013年1月，他还应邀通过全国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视频网络平台，面向全国基层医务工作者做“中风病防治与研究”讲座。
　　“现在让我自信自豪的有两点：每天都在看病、学习。另外，家里的中医氛围让我很满意。”受他影响，子女们大多从事中医药工作。现在，就连上小学的小孙子都表现出对中医药的兴趣。“有一天，孩子去山里玩，挖了几个植物回来，要考考我都是什么中药。我问：从哪儿学会认药材的？他说：自己看书学来的呗！”说到这，张学文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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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国医名师学术精粹&&&&许彭龄和化思想探源&□
张其慧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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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彭龄，男，1934年生，主任医师，教授。护国寺中医医院中医内科的奠基人之一。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1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北京市中医药薪火传承“3+3”名医传承工作站指导老师；2013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确定为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2012年被北京中医药学会授予“北京中医药60年特殊贡献奖”。擅长治疗脾胃科、内科、妇科、儿科等疑难杂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许彭龄教授，幼承家学，熟读经典，理论功底深厚，在6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辨证用药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
　　承家学& 理脾为要
　　许彭龄家学渊源，其父名老中医许公岩生前为北京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对医理医法颇有独到见解。
　　经过早年潜心医籍，随父诊疾，耳濡目染，他形成了临证处方药少而精，配伍得当的特点。受其父理脾法影响，许彭龄临证尤重调理脾胃功能；认为脾胃居于中焦，连通上下，具有启阴承阳，转输往复之功，既是气机升降之枢纽，又可运化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
　　若是脾胃转输失职，非但气血生化难以丰足，亦可致脏腑气机失于调畅，体内精微物质不能归于正化，水湿不化聚而生痰，痰浊阻滞气机，又碍血液的正常运行；痰与瘀血同为阴邪，易于胶结，久之而成痰瘀互结之势，继而产生一系列虚实夹杂的病证。故许彭龄治病特别强调以理脾为要，清其源，正其本。
　　而且，许彭龄拓展性地继承了前贤父辈的医理医法，强调理脾治病当用“和化”之法。即以运化、推化、生化及合化之功，达到调和脏腑气血阴阳、虚实寒热之用。
　　精临床& 治病求和
　　许彭龄在临床中强调治病求和。特别推崇《内经》重视正气“自和”的机制，临证强调“惟顺而已”的治疗思想，须攻伐有度，勿伤其正。
　　他指出，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应注重人体自身的协调统一性。即人身具有自动调和，使其向平衡协调状态发展的趋势，因此，“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中医理论认为药物具有五味之偏，人体五脏对五味各有所喜，五味对五脏各有所益，五味过偏亦可中伤人体。应用气味相合来达到脏腑虚补实泻、治乱于平的辨治思想源于《内经》。故他将调整人体阴阳、五行的太过、不及，从而以恢复机体至“和”的状态作为最终目标，并在诸多疾病的治疗当中体现了升降相因，治乱于平的诊疗思想。
　　“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许彭龄指出：因邪有兼并，要明确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法在变通，当以“和其不和”为治疗的总目标，临证之时结合具体辨证可配合多种兼治法；和之义一，而法变化无穷。
　　他认为，和法之中八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一。通过调和之法，全面调整脏腑功能，调整和解矛盾对立的双方，使之趋于平衡。一方面使人体气血阴阳之虚得补，另一方面又能使郁滞之气得行、痰瘀污浊得下，扶正祛邪，协调阴阳，从而使机体外感之六淫邪气，内伤之郁、痰、瘀、虚等病理因素均得以消除，此可谓寓补、泻、温、清于调和之中。
　　尊和化& 阴阳相循
　　许彭龄所言
“和化”法是对以往“和”、“合化”法的拓展延伸。和化法即综合运化、生化、推化、合化之功，达到调和脏腑气血阴阳、虚实寒热之用，通过和解调整矛盾的双方，使机体趋于平衡。
　　“运化”一词原义为运行变化之意。中医学所言“运化”是指脾主运化。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健则能化生精、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荣养机体，旺盛生机，此时人体不易为邪气所伤，即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虚不运则人体易病，所谓“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
　　“生化”或云“化生”是为化育生长，变化而生之意。许彭龄认为既指化生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又指化生阴阳。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相生，调之使和，阴阳和平，则百疾不生。
　　中药组方配伍“合化”思想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味学说。许彭龄认为：甘与辛合而生阳，酸得甘助而生阴，阴阳相生，中气自立，和合之剂，调之使和，可使阴阳相循而无极不偏。
　　他将酸甘化阴、辛甘化阳的合化思想进一步发展。指出：机体阴分不足必内生浮火，当用酸味收敛之，甘酸相合，可滋阴降火，补而不腻。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其立。甘草味甘守中，具有调理脾胃等诸多作用，肝阴虚者配生白芍，心阴虚者配五味子，肺阴虚者配乌梅，脾阴虚者配木瓜，肾阴虚者用肉苁蓉、山茱萸等。
　　在其配伍剂量上，心、肝、脾、肾之阴虚酸味药与甘草可等量，然肺阴虚之酸味药与甘草不必等量，一般为甘草的半量即可。阳气不足必内生虚寒，辛甘相合，补中助阳，补而不滞。许彭龄在辛温助阳药中，重用甘草，可使助阳、回阳之力倍增。一般病在心、肾时配附子，病在肺、脾时配干姜，用量亦为甘草同量。脾虚甚时，除适当加重甘草之量外，附子、干姜亦须随之增加。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将合化用药法则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针对相应的脏腑阴阳证候特点，采用甘草与不同的酸性、辛味药物配伍，临证应用屡屡见效，许多疑难杂症迎刃而解。
　　“推化法”是他积多年临床心得而提出，既蕴含其父所崇之推泻痰湿、瘀滞、积寒、积热等人体“污浊”法，又包括推动催发人体生机阳气之意。痰浊阻滞脉络，与瘀血易于胶结，继而产生一系列虚实夹杂之顽症痼疾。许彭龄指出，此时应用一般化痰除湿健脾之法，难以改善导致机体发病的内环境，因而强调彻底排除“污浊”，使病人水谷精微代谢转为正常。他擅用苦寒之胡黄连，认为能推泻积滞，驱痰浊，解骨蒸低热，除五心烦热，可治湿热久伏变生之诸证，对积滞湿浊日久蕴热而成之痼疾，有推之使去之能。
　　和化组方具有“和阴阳、顺升降、调虚实”之功效。许彭龄认为，汗、吐、下、温、清、消、补等各种治法，都是统一在“和”的原则与前提之下，“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补其不足，泻有其余”、“调其虚实，和其逆顺”是临证治疗的有效手段，而“以平为期”为治疗的最终目的。
　　他治病常以和化阴阳、调整脏腑、调补虚实、调畅气机，调和寒热、调理三焦为主旨，应用酸苦甘辛咸的气味补泻来协调脏腑之间生克乘侮制化，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刚柔相济，升降相因，相反相成，相制相用，动静相合，随症加减，既可用之治疗五脏虚证，亦可治疗五脏实证。
　　而且，将性味对立统一的药物联合使用，最能反映出中药配伍的优势。许彭龄强调，临床遣方用药，要从兼顾阴阳的前提入手，把和化阴阳作为基本治疗大法，综合考虑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使阴阳调和，从而达到疾病的最终治愈。这样既可以避免单向应用药物的副作用，同时还可缩短疗程，确为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
余瀛鳌潜镇止痫、化痰通络治癫痫经验&
斟酌通治&&
&&& □ 李鸿涛 李 哲
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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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瀛鳌，男，1933年生，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从事中医科研、教学及临床工作近60年，重视临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编《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大辞典》《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中医文献词典》《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医古籍珍本提要》等医籍30种左右，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临床精于中医内科，尤长于治疗肝病、肾病、心脑血管病、泌尿生殖系疾病、糖尿病、癫痫等多种疑难病证。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余瀛鳌是“首都国医名师”。他从医近60年，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擅长对肝肾病、心脑血管病、情志病、糖尿病、肺及泌尿系感染、癫痫等疑难重症的辨证治疗，亦兼治妇儿等科病证。笔者跟师学习，发现他十分强调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对于若干常见病或疑难病证，重视“通治效方”的研究，并在多种编著中（如《中医通治方精选丛书》等）体现这一思想。今仅将其为癫痫病所立的通治效方学验概要如下。
　　病机复杂& 痰瘀为要
　　癫痫属中医“痫证”范畴。古代癫、痫二字是相通的。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说：“十岁以上为癫，十岁以下为痫”。现在通称为“痫病”，属发作性神志异常重症。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即对本病有了一定的认识。《素问·奇病论》提到本病时说：“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说明此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元代《丹溪心法·痫》指出：“痫证有五，无非痰涎壅塞，迷闷孔窍”；清代《临证指南医案·癫痫》中云：“痫病……或由母腹中受惊，以致内脏不平，经久失调，一触积痰，厥气内风，卒焉暴逆，莫能禁止，待其气反然后已。”可见，痫证病因多端，病机交错，病情复杂而顽固。
　　余瀛鳌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本病病位主要在于脑、肝、脾，病机为脾虚酿痰，肝气郁结或肝阳上亢，夹痰上冲脑窍，脑络瘀阻，神机失用。病理要素以痰、瘀为要。
　　研究痫病通治方
　　针对以上病机，余瀛鳌拟定：潜镇止痫、化痰通络为主治法。此外，他对原发性癫痫则注重开窍醒神宁心；对继发性癫痫注重治疗针对病因予以辨证施治。
　　他临证主张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相结合，根据多年来对临床文献研究和诊疗实践的体悟，认为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过程，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通治方”的过程。
　　基于以上病机认识及通治法则，余瀛鳌拟定了癫痫促效方。组成：生牡蛎30克（先煎），生龙齿24克（先煎），白矾2.5克（先煎），郁金10克，杏仁10克，桃仁10克，胆南星6克，法半夏6克，丹参15克，鸡血藤15克。
　　此通治方是古方白金丸的“大加味方”，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变创。加味后应用，使之照顾比较全面，提高了疗效。此方治愈的患者，笔者连续观察很多年，往往不再复发。
　　癫痫促效方的核心药物是白金丸，白金丸由白矾、郁金两味药组成，清代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新增马氏试验秘方》说主治痰阻心窍诱发之癫痫发狂。此方具有祛痰止痫、行气活血、疏肝解郁之效。方中白矾能化顽痰，郁金开郁散结，合制为丸，则痰去窍开，神清病愈。
　　此外，余瀛鳌认为，郁金和白矾比例应按4：1，更合适一些。加味药中，生牡蛎平肝潜阳、重镇宁神，生龙齿镇惊安神、宁心潜阳；杏仁降气化痰，半夏燥湿化痰，胆南星清火化痰镇惊，抗惊厥，兼治头风；桃仁、丹参、鸡血藤活血通络化瘀。
　　此方可以在临证时根据患者的具体症情予以加减，若患者因脑部外伤致病者，宜加用赤芍12克，白芍12克，地鳖虫6克，川芎15克，当归12克等活络散瘀；若痰浊较甚，头目不清、困倦酸重、胸闷、呕恶者，可酌加川贝母6克，浙贝母6克，竹茹10克，陈皮6克以增强降气化痰开窍。
　　若心神受损，心悸不安，夜寐不宁，可酌加炒酸枣仁20克；伴有发作后或平时头晕头痛者，可酌加秦艽10克，白芷10克，川芎15克等。
　　此外，余瀛鳌认为，因方中金石之药较多，不宜在体内久留，故有时需加入少量大黄3～6克以导泻浊毒；如在急性期，癫痫发作频繁，则宜暂用汤剂控制，另加琥珀末1～3克分冲，可增强疗效。在间歇期，采用丸剂或散剂。并且要求患者在病情稳定后，再坚持服用3～6个月。
　　验案举例
　　例1 患者，男，18岁。
　　主诉：神识昏蒙、肢体抽搐经常发作13年。患者初发于4～5岁，发作时意识障碍、轻度昏迷，肢体抽搐，咽中咯出痰涎颇多；或有惊呼啼叫，每次发作约3～4分钟，嗣后逐步恢复常态。患者此证并无明显家族史及外伤史，每月发作2～3次，兼有大便燥结、头晕肢乏，烦躁不宁。10年前经天津某三甲医院行神经系统检查，确诊为“癫痫”。诊时其脉偏于滑数，舌苔淡黄而有中度腻。
　　辨证：肝失潜镇，痰气郁结，蒙闭清窍，络脉不和。
　　治则：潜镇止痫、化痰活络、通窍润腑。
　　组方：生牡蛎30克（先煎），生龙齿24克（先煎），白矾2.5克（先煎），郁金10克，赤白芍各12克，龙胆草10克，僵蚕6克，竹茹10克，胆南星6克，陈皮6克，川芎15克，丹参15克，麻仁20克。水煎服，日1剂。
　　据上方辨证加减，疗程1年余，病情逐步减轻，2000年后，已无明显痫证发作。
　　例2& 吴某，女，26岁。
　　主诉：间发性意识昏沉伴昏迷、肢搐10余年。患者述其祖母、姑母均有此病。患者12岁时，头部曾受外伤撞击，1年后出现癫痫症状。近日来，每于晨起频繁发作，发作前均有恶心欲呕、汗出乏力等先兆。查：脉弦滑，舌苔薄腻，舌质红。
　　治则：潜镇止痫、化痰活络，兼以通窍宁神。
　　组方：生牡蛎30克(先煎)，生龙齿24克(先煎)，白矾3克(先煎)，郁金12克，僵蚕12克，地龙10克，远志10克，竹茹10克，胆南星10克，制半夏8克，川芎15克，柴胡10克，石菖蒲12克，炒枣仁20克，橘红5克，橘络5克。水煎服，日1剂。
　　服上方1周后，症状明显控制。服药两个月期间，晨起胸闷恶心，汗出1次，但癫痫未发作。鉴于此，将上方加量制成蜜丸，每丸重10克每服1丸，1日2次，温开水送服，嘱服半年，随访1年未发作。
王嘉麟治疗肛肠病经验&
创新古法消痔疾&&
& □ 许山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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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嘉麟不久前刚刚离开了我们。他从医60余年，是我国老一代著名肛肠病专家之一，见证了新中国肛肠学科的发展。笔者在此简要叙述王嘉麟治疗肛肠病的学术思想，寄托哀思。
　　外病内治& 辨证施治成体系
　　王嘉麟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习医，中医功底深厚，在临床实践中始终注重对患者的整体辨证治疗，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外病内治”的理、法、方、药体系。所有常见肛肠外科疾病，均有整体辨证施治的系列分型及相应方剂，适用于围手术期的全身调理、术后并发症的防治等。这是不同于一般“手术匠”的学术思想与思辨特点，是非常值得继承的学术经验。
　　例如对痔瘘常见症：便血、水肿、疼痛、脱垂、脓肿、瘙痒等症的辨证施治，使不少严重痔瘘患者不需手术便可获愈。如一些因体质虚弱，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经术前整体辨证施治，便可接受手术根治；另一些术后发热、感染、尿潴留、大出血甚至休克的患者，经过中药辨证施治，即可转危为安。
　　此外，王嘉麟还将丰富多彩的中药外用药按肛肠疾病特点，分不同阶段和类型施用。如祛毒汤、化毒散软膏、芙蓉膏等用于痔瘘炎性水肿、疼痛、出血、脱垂诸症；生皮硝、九华膏、红纱条、提毒散等用于肛肠术后坏死脱落期换药；甘乳纱条、烧伤一号纱条、生肌散、珍珠散、乌梅粉等用于创面修复期；马齿苋煎剂、黄连膏、普连膏、松花粉用于肛门皮肤瘙痒诸症等。
　　如此灵活多样的辨证施治及内服外用中药，不仅反映了中医治疗肛肠疾病的特色，而且丰富了肛肠学科的疗法途径。
　　循古创新& 结扎挂线有改革
　　王嘉麟重视古籍医典，言必有据，行必有依。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对传统中医“结扎”、“挂线”疗法的研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所谓“熟能生巧，目牛无全”。故能在继承的基础上，灵活发展。
　　从王嘉麟的循古创新之路观之，要创新首先就要发现古法的问题，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而墨守成规的人是做不到的。
　　比如，用结扎法结扎多组痔核时容易出现肛门狭窄，针对这个问题，王嘉麟提出“结扎各组痔核不要在一个平面，使其高低交错”的“梯形结扎法”，以及“结扎加后位肛管内括约肌部分切断法”，较好地解决了结扎术后肛门狭窄的弊病。
　　又如肛瘘切开挂线术存在术后疼痛较重的问题，他提出“麻醉须到位、勒线勿过紧、切开宜充分”的手法要领，照此施行，则患者挂线术后疼痛明显减轻。过去治疗肛裂多采用后位切除的方法，存在出血多，术后疤痕大、易致渗液性肛门失禁，对此王嘉麟将挂线法用于治疗肛裂，取得了出血少、痛苦小、疗效好的成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改革性的疗法经向外传播，对传统疗法的推广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王嘉麟“循古创新”的学术思想与思辨特点是值得我们传承的重要方面。
　　西法中用& 注射枯痔代手术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还在沿用以古方“三品一条枪”为主方的枯痔散、枯痔钉治疗内痔，存在着砒中毒的危险。对此王嘉麟和同道一起，学习西医的动物试验法，把三品一条枪中的中药分别用荷兰猪、小白鼠作试验，终于去除枯痔散中砒的成分，保留其他无毒而有效的成分。又学习西医注射液的方法，把新研制的枯痔散制成注射液，这在全国首肛肠界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
　　因为，这创造了一种新的疗法——枯痔注射法，创造了一种中药制剂——明矾甘油注射液，探索了一条道路——西法中用，中西结合。
　　在此创造性革新的推动下，全国相继出现了以消痔灵为代表的多种枯痔注射液，疗法也由黏膜下注射法发展到四步注射法、压扎法、结扎注射法等等。受此启发，又相继将枯痔注射法扩大到治疗直肠脱垂、直肠套叠、直肠内脱垂、痔术后大出血等多病种。
　　去世前，王嘉麟正在使用枯痔注射法进行治疗顽固性（出口梗阻性）便秘的探索，并取得较好疗效。他“西法中用”的经验，又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经验。
　　医案举例
　　曹某，男，48岁。
　　患者因平素嗜酒，复因外感风寒，于10年前始发肛门肿痛，自行破溃流脓水，病位时溃时敛，反复发作，因外口小，脓毒旁窜形成多处脓腔，常因蓄脓而低烧。后日久体质虚极竟至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怕冷畏寒，伏天需穿棉袄；食少纳呆，气短乏力。既往无其他慢性器质性疾病史，无药物过敏史。
　　刻诊：面容憔悴，闻其语音低微，切其脉细而无力，舌苔白厚腻质淡。局部检查:截石位3~4点、距肛缘3~4厘米有瘘口两处，瘘口四周皮肤呈暗红色，压之有较稀薄脓水溢出，以探针徐徐纳入检查，脓腔窦道深达6~7厘米，且分层重叠，管道弯曲支岔，主管通向肛门后侧，以美兰示踪检查：内口位于齿线部6
　　诊断：复杂性肛瘘（左半蹄铁型伴脓腔窦道）。
　　整体治疗：扶正祛邪汤剂，基本方以肛瘘感染方（太子参30克，生黄芪15克，黄连10克，土茯苓15克，金银花30克，连翘10克，天花粉15克，白芷10克，赤白芍各10克）、八珍汤、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化裁。
　　局部治疗：祛毒汤坐浴，每日2次；甲字提毒药捻填入瘘管，隔日1次；化毒散软膏外敷患处。
　　以上治疗1月余，见患者气阴渐复，在继服汤剂巩固的同时，将局部伤口适当扩口，达到不蓄脓为准。伤口改填红纱条提毒散换药，隔日1次。
　　再治疗月余，气阴继复，检查局部无欣肿，血常规检查均正常，遂于局麻下行手术治疗，扩大伤口，消除囊腔，以探针找到肛瘘内口，行挂线根治术。术后隔日换药，皮筋脱落前换红纱条提毒散，皮筋脱落后换甘乳纱条生肌散。
　　以上疗程4个月，伤口痊愈。再次复查，患者判若两人，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体格强壮，伤口愈合良好。追踪10年无异常。
　　按：此例特点之一是患者整体状况不佳，身体极度虚弱，且瘘道蓄脓引流不畅。如果当时手术，恐怕身体无法承受。故宜先补正祛邪法。以益气养血清热解毒汤药口服，是补正祛邪，使正气胜以抗邪；以甲字提毒药捻化腐引流是祛邪扶正，引邪外出以固正，即所谓“祛邪而不伤正”，二者不可偏废。&&&&&
　　此例特点之二是肛瘘处于感染期，手术时潜在的窦道和内口复杂，处理不当会使伤口愈合缓慢，且复发率高。王嘉麟此例手术治疗给我们的启示是：手术第一步需要扩口引流，扩口宜充分，不宜姑息，足够大的外口引流通畅，比小口反而愈合快；第二步解决内口就顺利了，否则，外口小，寻找内口也困难，那样就难免导致手术失败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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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泽民:上善若水立鼎业&
仁者大医济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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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 珊 赵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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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中医肛肠学会并任会长18年；
　　●他是我国第一个主办亚太地区结直肠医师联盟学会年会并任会议主席的中医学科带头人；
　　●他是现存继承中医家学时间最长的传人，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他是中华中医药学会为健在的中医学专家树立铜像第一人，并被誉为“国医楷模”；
　　●他创建的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是我国第一个全国中医肛肠医疗中心，并长期引领全国肛肠事业发展。
　　南京市中医院全国肛肠医疗中心丁泽民，这位95岁的老者用“上善若水”的“仁医精神”，向世人传递着中医的和谐神韵。作为江南丁氏痔科第八代传人，致力于中医肛肠事业的临床、科研、教学70余载，对我国中医肛肠学科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丁泽民曾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被授予“南京市科技功臣”等光荣称号。
　　立身医道承庭训& 捐方报国立新说
　　1919年，丁泽民出身于中医世家，为“丁氏痔科”第八代传人。“丁氏痔科”医业源远流长，源于清代康熙年间。在《丁氏训子孙》“大医须精诚”的明示下，祖辈七代以医为业，继承发扬祖业，医者仁心，济世助贫，三百余年来就医者众多。
　　丁泽民幼承庭训，16岁起随父亲、著名中医丁辅庭行医，后又师从两淮官医朱霞林门下系统学习中医内科知识。他年轻时热爱中医，刻苦学习，继承发扬中医家业。他不安囿于祖辈身边，1943年毅然离家到扬州行医。1945年又辗转南京。1948年就读于南京国医专科学校（南京国医馆）。在国医馆，他系统学习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基本技能。毕业后在南京地区开办诊所，医术享誉四方。
　　南京作为曾经的民国首都，云集了一批名医大家，而这批名医大家也几乎代表了当时全国中医的最高水平。解放后，1956年，南京市政府集中了这批名老中医，成立了南京市中医院，丁泽民也赫然在列。医院建院伊始，丁泽民放弃了私人诊所的优厚待遇，将凝聚了数百年经验的祖传中医专科方剂、药物、器械无私捐献给国家，创建了南京市中医院痔科，这便是南京市中医院全国肛肠医疗中心的最早雏形。
　　医院成立之初，条件异常艰苦，痔科只有10余张病床，四、五个医务人员，而肛肠病作为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病人非常之多，丁泽民带领全科同志夜以继日，将科室当成自己的家，向医学和病人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当时许多专科用药都是自制，临床工作之余，他还要带领大家制作专科用药，有时得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就这样，肛肠科在他全身心的投入下一步步地成长起来。
　　丁泽民70余年临床实践，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力主革新，汲诸家之长，创造性提出了“功能唯先”的现代中医肛肠疾病重要诊疗理念，指出辨证论治为专科诊治的根本，以及提出了“注重症状，强调功能”、“局部与整体，内外兼治”的肛肠疾病诊治法则。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研制改进我国的传统枯痔药物，将含砒的枯痔散改为无砒枯痔液，并改进了治疗方法，受到原卫生部的嘉奖。他在我国最早将二氧化碳激光新技术应用于肛肠疾病的治疗。他针对四期环状混合痔、高位复杂性肛瘘等系列肛肠疑难疾病，创新古代结扎、枯痔、挂线疗法，创立了分段齿形结扎疗法、定向分段挂线法、切开挂线缝合旷置术，其中分段齿形结扎疗法已成为全国各医院肛肠科的经典术式。针对世界性医学难题—克隆恩病肛瘘，创立了“温阳透热，健脾泄浊”法和“气药灌肠法”，研制了溃结灌肠液，获得国家专利并在全国推广。针对功能性便秘，组建了多专业一体化诊疗平台，创立了“扶阳固本，升清降浊”法，提出针药并用的方法，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建立了长期国际合作项目，诊疗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丁泽民依据多年临床用药经验，研制了30余种专科制剂，如利尿合剂、清燥合剂、抗炎合剂；运用于肛肠病血证（实证）：便血合剂；促进伤口愈合：珠黄散、生肌散；运用于肿瘤化疗后：升白合剂；以及常用肛肠疾病外用药：消肿洗剂、消炎膏、青黄散等，上述制剂广泛运用于临床，疗效显著，这些历久弥新的验方制剂，也成了南京市中医院的“镇院之宝”。其主持开展了卫生部及省科委二十余项重点课题，有13项成果获得了省部级的奖励，1995年被评为首届“南京市科技功臣”。
　　创立学会展风采& 夯实基业成泰斗
　　1975年11月，华北大地依然“寒冷”，但一股“暖流”却悄然涌向偏僻的河北衡水。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从北国边陲到天涯海角，全国有300多位从事痔科、肛肠的专家、学者、医生奔向衡水，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全国首届肛肠学术交流会。在当时的氛围下，能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全国性业务探讨会简直不可思议，这次学术会议，是由民间发起、组织。它的发起者、组织者就是丁泽民。
　　在1975年初，北京广安门医院名中医史兆歧来信告诉丁泽民，他在河北衡水地区的农村巡回医疗,和当地领导结下了情谊。丁泽民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能否就在衡水开一次肛肠学术研讨会？他立即请假自费前往衡水,和史兆歧商量，并实地考察。当时衡水地委、行署对此深为理解，并表示愿意提供会议场所。但由于衡水属贫困地区,他们只能象征性地补贴一点费用。其实，经费并没有让丁泽民、史兆歧感到为难，因为全国同仁闻讯，纷纷表示愿意自筹经费。让他们为难的是：以什么名义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在多方努力下，最终以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名义，组织召开全国首届肛肠学术交流研讨会。一份份会议通知书，盖上了鲜红的印章，发往全国各地。
　　北京广安门医院肛肠科名医周济民来了；天津滨江医院西医肛肠外科鼻祖张庆荣来了；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林之夏老中医来了；浙江医科大学肛肠科主任陆琦来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肛肠界中、西名医都赶来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盛会。在丁泽民等人的组织下，300多位到会的专家、医生被分成东北、华东等5个协作组，各组由各地骨干医院、专家牵头，有条不紊地在衡水开展学术交流、手术演示、确定攻关课题……通过这次学术交流盛会,全国这一领域的同行都被组织起来了，会议布置了各协作组对痔疮、肛瘘等方面疾病的攻关课题；会后，各协作组又根据大会的要求各自分片开展学术研讨会。
　　1977年，又是在丁泽民组织下，全国肛肠界同仁再次聚集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肛肠学术研讨会。
　　1980年，第三届全国肛肠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梨十分关心肛肠学会的成长，亲自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会议上，丁泽民与全国肛肠学科的中西医界同仁共同成立了原中国中医药学会第一个分会——肛肠分会，丁泽民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被全国同仁代表一致推选为中国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会长。从此以后，丁泽民团结带领全国肛肠学界的著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专家这三支力量，共同为中国肛肠病学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形成了强大合力，造就了我国肛肠事业辉煌发展的30年。
　　丁泽民在中国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任会长18年，后任终身名誉会长。他团结带领全国肛肠界同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广技术创新和业务培训，肛肠界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他积极制定实施全国肛肠界中医继承、人才战略、队伍发展、素质建设、学术活动、质量提高等规划和措施，组织了全国15个省市10万余人的流行病学调查；他主持或参编的《中医肛肠病症诊断疗效标准》《肛门直肠病学讲义》《丁氏痔科学》《丁氏肛肠病学》《丁泽民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等多部著作广泛运用于全国肛肠界，推动了现代肛肠事业的发展，成为业界公认的我国现代中医肛肠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
　　2005年，河北省中医药学会、衡水市联合在衡水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纪念首届全国肛肠学术交流会在衡水召开30周年。大会向丁泽民发出盛情邀请，遗憾的是，丁泽民因年迈行动不便无法成行。为了表达对丁泽民的敬意之情，大会决定为他定制一套精致唐装，并颁发了特别贡献荣誉证书。当大会宣布这一决定时，400多位与会者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热烈掌声,表示对丁泽民由衷地感谢和敬重。
　　作为肛肠分会的发起者、组织者，丁泽民的贡献不言而喻。但他却谦和地表示：“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医人应当做的事！”
　　剑胆琴心传佳话& 医者仁心济世人
　　古人云“达人者，必能能人所不能”，丁泽民行医70余年，诊治病者无数，其从不问贵贱贫富，一心赴救，为患者所称道；先生医术高超，享誉中外，但在他70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对每个病人，对每个手术，都小心翼翼，精益求精，“剑胆琴心”就是人们送给他的美称。
　　丁泽民曾无数次地对年轻的弟子们指出，年轻人做手术一定要专心，患者身上的病灶切除不彻底，固然易复发，但切除过多组织，影响患者功能，也是万万不可的。丁泽民这种对每例手术、每个病人精益求精的态度，成了学生们心中的一味暖剂，也曾有学生对丁泽民手术过于追求完美不够理解，认为：“这样太累了，是否值得？患者会理解吗？”丁泽民常这样回答道：“要为、能为、也可为，为何不为？”
　　丁泽民“一切为了病人”的行医准则，给学生们和患者们留下诸多佳话。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中医师王业皇在脑海中一直记得一则事情：曾经一名外地的住院患者术后换药，别的医生给他换药时，他总是疼得大汗淋漓。但每逢丁泽民给他换药，从不出声。大家一开始都以为是因为老专家换药，患者即使痛还忍着，后来才知道，其他医生换药往往用摄子夹着棉珠清理伤口，而丁泽民则是根据多年的经验，自己制作各种规格的细棉签，以适应不同创面和伤口。王业皇每每谈及此事，感触颇深，他说道：“丁泽民在整个换药过程中，细心操作，宁愿自己多麻烦一点，也要减轻患者的痛苦，这正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爱伤观念要从点滴做起。”
　　丁泽民为了学术研究，甚至效法神农，以身试药。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一直关注的肛肠疾病术后疼痛，他就开展了中药止痛药物的动物试验，一次，在试验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他主动提出在自己身上作小剂量穴位注射试验。谁知突发的毒性反应发生了，丁泽民的意识短暂消失了，周围的同事惊恐万分，当他醒来时说：“你们看，我还好，关系不大。”
　　正是丁泽民这视如己出的温情、革故鼎新的勇气激励着肛肠科弟子们的不断前行，铸就了如今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人视病人如亲人和勇于创新、善于开拓的医学品质。
　　传道授业满桃李& 医家传奇誉金陵
　　丁泽民虚怀若谷，甘为人梯，在他“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行医精神下，治学严谨，传道授业，桃李天下。如今，经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千余名弟子们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百多名已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一些已经成为我国肛肠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弟子丁义江教授继丁泽民后曾一直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会长、现为该分会名誉会长、王业皇教授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肛肠分会副会长、樊志敏教授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在他的传承下，丁家延续了一个医学世家的传奇，在江苏享有“金陵医学第一家”之美誉。如今丁家三代14人，有11人从医，其四个儿子分别任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市中医院等四家医院的院长或副院长，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当今医学各领域的名医大家。丁氏痔科同样也在不断延续着历史的传承，而今丁氏痔科第九、十代传人也担起中医肛肠事业发展的重任。“丁氏痔科”也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丁泽民为传播中医药文化，曾多次赴海外讲学、交流。1995年在第五届亚太地区肛肠学术会议上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1999年第七届亚太结直肠医师学会副主席，其声望誉满海内外，他为祖国传统医学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来南京访问的美国结直肠医师学会会长Wexner（维克森）教授这样评价他：“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专科医疗中心，我被丁泽民教授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丁泽民70年行医历程写就的奉献、创新、奋斗、仁爱的精神被同道们亲切地誉为“泽民精神”，不断演绎着一则则传奇的佳话，为了表彰他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取得的杰出成就，1981年他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2013年获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1983年、198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1959年、1990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7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鉴于他高尚的人格、精湛的医术和卓越的贡献，为其树立了铜像，并誉为“国医楷模”。
　　继承创新谋发展& 凝心聚智铸辉煌
　　由丁泽民所创立的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将一个数十张床位、几名医生的小科室，如今已经建设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全国中医肛肠医疗中心。1994年南京市中医院痔科发展成为我国最早一所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定的全国中医肛肠专科医疗中心。如今的肛肠科已成为国家卫计委国家重点临床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肛肠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肛肠专科协作组组长单位、江苏省医学临床中心、南京市“十大临床医学中心”之一、南京市肛肠病医院、南京结直肠病研究所，拥有3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开放床位230余张，拥有以丁泽民、李柏年、丁义江、王业皇、樊志敏为代表的40余名老中青专家学者及近百名医护人员组成肛肠疾病诊疗团队，形成了医疗技术超群、人才梯队强大、科研水平领先的现代化肛肠疾病诊疗中心，中心年门诊量6万余人次，年收治6千余人次。
　　在丁泽民教授学术思想指导下，肛肠科几代人不断注重博采众长、包容兼顾、中西融粹，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多专业一体化诊疗平台”模式，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结直肠肿瘤中心”和“盆底中心（便秘诊疗平台）”，中西医结合结直肠肿瘤中心是引入多学科诊疗和卓越中心管理理念，从肠癌患者的手术治疗、术后放化疗、术前后辅助治疗都实现了肛肠科、肿瘤科、外科、医学影像科、病理科等多学科的全程参与。而“盆底中心（便秘诊疗平台）”是依托肛肠，并整合了针灸、脾胃、治未病、康复、妇科、心理、影像、护理等相关学科，通过多专业一体化诊疗平台，创新建立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从预防到治疗，从非手术到微创治疗、手术治疗的便秘一体化诊疗体系。“多专业一体化”诊疗模式目前已被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面推广。
　　目前，该中心在继承和发扬丁氏肛肠医学的基础上，在其弟子、现任肛肠中心主任丁义江教授的带领下，大胆引进现代医学多项专科新技术，从过去单一病种的诊疗发展到60余种结直肠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在以治疗肛门疾病为主的基础上，已形成复杂性肛瘘、结直肠肿瘤、排便功能障碍性疾病、炎性肠道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等四个研究和诊疗方向。其中环状混合痔分段齿形结扎疗法、高位复杂性肛瘘的综合诊治、便秘的肛管直肠压力测定、排粪造影、盆底肌电图、结肠传输试验诊断新技术、便秘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综合诊治水平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
　　2013年9月，该中心在南京承办了第14届亚太地区结直肠医师联盟学术会议，全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肛肠界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丁泽民所带领的肛肠科再次受到世界的瞩目，他的弟子丁义江教授继承了他的衣钵，担任了第14届亚太地区结直肠医师联盟学会主席。
　　丁泽民，这样一位虚怀若谷，上善若水的老者，在与之静静的陪伴中也能感受到他所散发出的人品、医术和精神内涵，以及真诚、恬谈的学者气质。70年来，以他所特有的“仁者医心、上善若水”的医境，承载着现实的气血阴阳，影响着一个科室、一所医院、一个学科、乃至一个行业的发展历程，也将不断地继续影响下去，这位老人用他一直的追求，让这个时代感受到大医的医魂，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医者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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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昆仑》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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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医道高深
医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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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四句话是做一个好医生的必具原则，要遵而行之。&
——章次公
　　章次公（），江苏省镇江丹徒大港镇人。现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原名吕光，字合子。后易名成之，号之庵，字次公，以字行世。师从名医丁甘仁、曹颖甫及国学大师章太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行医沪上；参与创办并执教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1955年应召赴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中南海保健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看病。历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等职。
　　章次公精研医书经典及诸家学说，于伤寒学造诣尤深。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临诊主张运用中医之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兼采现代科学诊断手段，“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提高疗效。对温热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对内科杂病及妇科病的治疗有很深的造诣。用药则博采众方，无论经方、时方、单方、验方乃至草药，兼收并蓄，机动灵活，注重实效，尤其善用虫类药物，每收显效。
　　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撰有《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中国医学史话》等有关医史论文；尚有《诊余抄》《中西医学名词对照》及其他论文20余篇；另与徐衡之合辑《章太炎先生论医集》；晚年拟修订《历代医籍考》，校勘《黄帝内经》，未竟病逝。《章次公医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系其门人集体搜集，朱良春整理出版。
　　薪火相传& 教泽绵长
　　章次公12岁由父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等，15岁丧父，母亲靠种菜卖菜抚育他成长，1920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8年，章次公成为章太炎弟子。他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取“次公”为字。
　　章次公不因循守旧、墨守成法，虽先后在母校及中国医学院执教，然而他觉得两校环境均不能充分发挥其志向，遂于1929年，与徐衡之、陆渊雷3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除中医必修课外，另添加西医基础医学等。力主中医要科学化，抛弃中西医成见，采取中西医结合，重实际而不尚空谈。各科讲义内容多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医学经文，使学生耳目一新，颇有吸引力。上海国医学院开办仅3年，培养学生百余人。
　　章次公先后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学校授课，讲授药物、时病、杂病等。数十年后，弟子王玉润回忆当年的上课情景：“记得第一次见到章次公先生是在课堂上。当这位新来的药物学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由大失所望，那么矮的个头，身上的长衫像是几年没洗过，戴着一副眼镜，真是有些呆相。只见他二话没说，便在黑板上吃力地写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这便引得我们很想听听他有何许高见。没想到这么一个‘呆人’讲起话来有苏北口音，却口若悬河。从《黄帝内经》一直讲到《本草纲目》，一个个药名，一个个方子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不由叹道：‘这先生好记性！’”
　　章次公认为，古人医案中，在治效方面有很多渲染浮夸之处，不能尽信，尤其失败病案，百难得一。因此，在教学中，他既说成功经验，也讲失败教训。自己的医案亦如此，治疗无效的也毫不掩饰，全案编入，跟学生一同研讨失败原因，引为戒鉴。他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叙始末，汇编成《道少集》与《立行集》。名家高手亦难免误诊误治，如何对待失手，可看出医家心胸。章次公说：“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他不讳己过，不计毁誉，彰显出其医德之高尚。
　　衷中参西& 革故鼎新
　　章次公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取，提出对中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章次公提倡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应“舍似存真”，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发皇古义”即重视经典著作，研究探索和阐明中医传统理论精髓，并使之发扬光大，很好地传承下去；“融会新知”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新兴学科之长（包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而加以融合，为我所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是章次公一生所奉行的治学理念与事业宗旨。
　　针对当时中西医相互攻击的状况，章次公曾感慨道：“中西医如果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疑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他曾经这样比较过中西医：“中医的诊断，有些地方不及西医，但也有其突出之处。不但诊断如此，中医的一切都是从综合、整体着眼，不同于西方医学片面地过于重视局部的变化。如果既从整体着眼，又注意局部的病灶，则辨证论治当更为精切，更接近于了解事物的本质。”他认为中医治病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如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加强对疾病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学的长处，从而提高疗效。
　　20世纪30年代末，他挑选病人作为示教病例，并邀请李邦政博士于晚间来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如叩诊、听诊等，还讲授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他从中学到不少西医知识，并撰写了《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的论文。章次公亦撰文，说自己既“追随陆渊雷、徐衡之两先生问业于余杭章太炎先生之门，倡言中医改进”，又“与西医中积学之士何云鹤等上下议论，反复研讨”。他认为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不同，而其研究对象、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防病治病，增进人类健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同疾病进行不懈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发展中医须参合现代医学理论，取长补短，西医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上注重实据，确有独到之处，应该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中西融会之。当然，“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要坚持中医特色，不可全盘西化。
　　奇人奇药& 难得高士
　　中央卫生部某副部长在上海听到了有关章次公的种种传奇，便到其诊所考察，观察后，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
　　1955年11月，他被调到北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中南海保健医生。章次公到京，正赶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患重病诊治。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既不能进食，也无法休息和睡眠，诸医束手，下过两次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卫生部派出秦伯未、徐衡之、章次公等为中医专家组成员。白天他们察看了林老的病情，当天深夜，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诊并当即指示立即成立中医抢救小组负责救治，组长为章次公，组员由章次公选定，于是当天参加会诊的中医都成为组员。
　　章次公成竹在胸，拟方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炖汁，少量频服。开出方子之后，他守候在病床边。林伯渠不能口服，一服即呕吐。大剂量野山参煎好后，章次公让护士用棉球蘸上参汤，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随着参汤一滴一滴地渗进，林老呃逆逐渐减轻。总理大喜过望。章次公又嘱用新糯米煨稀粥。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两天后病人开始吃稀饭。不久，逐渐康复。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议论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就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早早备下新米汤，真是料事如神！后人评之曰：“糯米粥，黏而持久，味淡而平和，与人亲和性强，极妙。章老善思，功力久积。”真是奇人，奇药，奇效！这个奇迹正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的理论下取得的，扶正才能祛邪。
　　周总理命卫生部组织病案讨论，以汲取教益。孰料讨论会变成了中西医争功会，主持者只得暂时休会，向总理汇报。总理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到会场，听取扼要汇报后，沉吟良久，他环视会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喜悦浮现在中医们的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西医也好！西医的脸上顿时春暖花开；周总理紧接着说出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大家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前，周总理单独接见了章次公，给予鼓励。（刘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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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守杏林暖 龙蟠橘井香&
　　杏，春天的娇花，果中之佳品，是我国历代诗人吟咏赞美的对象。唐代诗人韦庄的“霏微红雨杏花天”，宋朝大诗人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还有另两位宋朝诗人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和“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传诵千古的咏杏名句。
　　杏，还与“医”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书中的“医林”即指医学界，人们常以“杏林”作为“医林”的代称。在病人为感谢医生而赠的匾额上，常可见到“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样一类题辞。杏与医学的这种关联，出自我国医学史上一个著名典故。
　　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名医董奉，隐居在庐山。他与华佗、张仲景一起，被并称为“建安（东汉献帝年号）三神医”。据史书记载，有一个病人已“死”去三天，董奉向“死者”口中塞进几颗药丸，再灌进一些开水，并轻轻摇动其头部，将药丸慢慢送进“死者”肚中。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死者”睁开眼睛，手足开始活动；半天后，能坐起；四天后，开口讲话；再过几天，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个“死者”当然原来就没有真“死”，可能只是深度休克，但可看出董奉医术的高明。
　　被后世引为美谈的，还在于董奉给人看病不收钱，只要求重病人痊愈后种5株杏树，轻病痊愈后种1株杏树。多年之后，就栽成了有10万多株杏树的郁郁葱葱的杏林。杏子熟时，红果累累，结满枝头。他又在杏林间盖了一个简陋的杏仓，有人向他买杏，他不收钱，而让人用谷子来换。他把以杏换来的谷子全部用来救济贫民，每年可救济2万多人。这就是“杏林”典故的来历。
　　董奉的事迹，对我国后世的医学家影响极大，他们有的取杏为自己的名号，有的取杏为自己著作的书名，连医学团体、医学刊物的名称也常取用“杏”字，例如“杏林医学社”、《杏林医学》等等。对杏和杏林的偏爱和推崇，反映了我国医学家历来鄙薄以医谋利、崇尚全心全意“救助贫病”的“杏林精神”。
　　除了“杏林”，还有“橘井”的典故，在医学史上同样有名。
　　相传，汉文帝时候（约公元前2世纪），在今湖南彬州地方，有一个叫苏耽的人，幼年死了父亲，与母亲一起住在城郊，相依为命。苏耽对母亲极为孝顺，得到邻里的赞誉。在他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心里仍念念不忘老母亲，对她说：“明年天下将流行大疫。我家庭院里有一口井，旁边有一棵桔树。只要取井水一升，桔叶一片，煎汤饮服，疫病就会痊愈。”第二年，果真如苏耽所说，发生了严重的瘟疫。苏母不但用儿子所告的方法，使自己幸免死于瘟疫，而且把井水和桔叶广施给疫病患者，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据医史学者考证，苏耽确有其人，他的故居在原彬州城东门外，后来曾被改建成“橘井观”；现在橘井遗迹还在，井口的圆形，直径约0.5米，井内还有水，但井旁的桔树却已不见了，能见到的只有一棵柚树。“橘井”的典故，就是出于这样一则传说故事，并由此产生的“橘井流香”之类的成语。杜甫在一首送给一位到彬州去的亲戚的诗中，有两句是“彬州颇凉冷，橘井尚凄清”，就是用了这个典故。
　　这两则医林典故，被合称为“橘井杏林”，而且，在流传中添加了不少神话色彩。传说中都说苏耽、董奉是成了神仙的，还说有神虎替董奉看守杏林，这样就有了“虎守杏林”的说法。苏耽之死也不是一般的死，而是说回归了“仙籍”，并把苏耽称为“苏仙公”。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就写了有关“苏仙”的故事；现在彬州还有苏仙岭，岭上有苏仙观、升仙台等。成仙之类的说法当然都是不可信的；但在人们心目中，杏林既然有虎来守，橘井当然也就不能弃之不管，龙、虎历来是相对的，因此，就把看管橘井的任务交给了龙。这样一来，从“橘井杏林”，就又衍化成了“龙蟠橘井，虎守杏林”这样两句相对的成语，甚至有人把它进一步写成一幅对联：“董氏杏林凭虎守，苏家橘井有龙蟠。”
（四川& 欧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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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养生食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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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旭光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蘑菇很早就作为人类的佳肴了，我国古代把蘑菇称为蕈、茸、荪、莪、菇等。在战国和秦代，人们已认识到蘑菇的生长环境并开始大量作为食品，秦汉之后，食菌之风日渐兴盛，文人墨客对此多有记述和吟咏。现在，全球都刮起了一股吃菌热潮。菇类在各大餐馆的“点击率”也呈上升趋势。美国人称蘑菇为“上帝的食品”，日本人说它是“植物食品的顶峰”，很多国家的人民视它为“菜中之王”。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就是每天“一荤一素一菇”。有营养学家形象地表示：吃“四条腿”的（猪、牛、羊等）不如吃“两条腿”的（鸡、鸭、鹅等），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蘑菇）。
　　蘑菇不仅口感好，而且营养丰富，堪称著名的高蛋白低脂肪食品，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糖等养分，是一种最接近于肉类的蔬菜。如蛋白质可消化率达到70%~90%，有“植物肉”之称，营养价值仅次于牛奶；富含18种氨基酸，有些蘑菇中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比牛肉更胜一筹；微量元素也很多，每100克蘑菇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可满足人体24小时所需，其中磷的含量与鱼肉相等，铁含量也极高。维生素蕴藏也颇丰，如每100克鲜菇中的维生素C含量高达206毫克；另外，丰富的胡萝卜素可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因此蘑菇享有“维生素A宝库”的美誉。
　　更为可贵的是，蘑菇虽属于蔬菜类，却拥有一般新鲜蔬菜所没有或很少有的维生素D。以香菇为例，维生素D的含量比大豆高20倍，相当于海带的8倍。而维生素D能帮助人体吸收钙，而钙乃是骨骼的“中坚力量”。
　　蘑菇的防病养生作用也不可小视，在降低血压、防止胃肠病、保护肝脏、防癌抗癌、提升免疫系统实力等方面功效卓著。
香菇又名冬菇、香蕈等。香菇性平味甘，无毒，具有益气补虚，健脾胃的功效。可治食欲不振、吐泻乏力、小便淋浊、小儿麻疹透发不快、久病气虚等症。香菇可防治流感，治疗多种肾脏疾病，防治佝偻病和贫血，并具有良好的抗癌作用。近年研究发现，香菇含有丰富的钾、钙等矿物质以及核糖类成分，可抑制肝内胆固醇增加，促进血液循环，发挥降低血压、滋养皮肤等作用。
平菇性微温味甘，具有滋养、补脾胃、除湿邪、驱风、散寒、舒筋活血等功效。平菇能降低胆固醇含量，防止血管硬化，对肝炎、慢性胃炎、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软骨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研究发现，平菇含有抗肿瘤细胞的多糖体，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蘑菇又名蘑菰、肉蕈等。磨菇性凉味甘，具有补脾益气、润燥、透发麻疹、解毒开胃、止泻化痰等功效。可治肺胃有热的咳嗽、痰多、呕吐、泻痢、体倦气弱、口干不食等症。蘑菇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病人的保健食品。
草菇又名兰花菇、贡菇等。草菇性味甘凉，无毒，具有补脾益气、清暑热的功效。可消暑清热、降血压、抗癌症，辅助治疗消化道肿瘤。老年人经常食用草菇对预防高血压、冠心病有益。草菇的维生素C含量高居菇类第一，解毒作用强大，可与潜入人体的铅、砷、苯等有害物结合，使之随小便排出。并能减慢胃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是糖尿病患者的“益友”。据说，清朝的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由于它肥大、肉厚、柄短、爽滑，味道极美，故有“美味包脚菇”之称。
　　金针菇&
金针菇又名金钱菇、黄耳蕈等。金针菇能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特别是对儿童智力开发有特殊的功能，在日本被誉为“益智菇”。金针菇有抗衰老作用。长期食用金针菇可预防和治疗溃疡病、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压等。金针菇还有防治肝炎、抗癌作用。
松菇又名松茸、松伞蘑等。松菇具有强身益肠、健胃、止痛、化痰、驱虫等功效。煮食松菇可治小腹疼痛。常食松菇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体过早衰老。松菇还可用来治疗糖尿病，具有抗癌作用。
　　猴头菇&
猴头菇又名刺猬菌。猴头菇性平味甘，具有助消化、利五脏的功效。可冶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胃肠溃疡、癌症、脾胃虚弱、气管炎、头昏、心悸、气血虚弱等症。猴头菇可以预防和治疗消化道癌症和其他恶性肿瘤。猴头菇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理想疗效食品。
　　竹荪&&
竹荪又名竹笙、仙人笠等。竹荪有大补之功，用竹荪作药膳可消除腹壁多余的脂肪，具有明显的减肥效果。同时，竹荪对高血压、高胆固醇症也有一定疗效。食用竹荪还可治咳嗽、劳损等。
　　杏鲍菇&
杏鲍菇又名剌芹侧耳、干贝菇，是近年来开发栽培成功的集食用、药用、食疗于一体的珍稀食用菌新品种。具有杏仁香味和如鲍鱼的口感，深得人们的喜爱。其性味甘平，有补气补虚，增强免疫，抗癌治癌，降血脂，降低胆固醇，防治心血管疾病，促进胃肠消化，美容养颜等多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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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古今　　明朝诗人越应扬有一首《酸枣遗踪》诗：“由来斯枣名斯邑，特地参天独而奇。一自司空垂笔后，孤标千载茂声驰。”
　　诗的大意是：因为多产酸枣，而成就了酸枣邑这个地名。参天的一棵酸枣树，多么独特而奇异。自从大司空曹操写到了它，让此地孤零零的这么一个酸枣遗迹千载驰名。
　　酸枣邑为古地名，三国之前即有之，位于今河南省延津县。大司空曹操与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随盟主袁绍驻酸枣邑，他曾提出过袁绍兵临孟津，酸枣诸将攻成皋，袁术入武关取长安的计划，但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最终的军事行动没有成功。曹操所写《蒿里行》词，就记述了与酸枣邑有关的这段历史。
　　由酸枣邑又可引出尉迟敬德与酸枣阁的故事。在延津县北9公里，石婆固之东岳庙的西边，有一棵大酸枣树，株高数丈，其粗合抱不交。清朝《延津县志》载：“唐尉迟敬德奉命重修之役（即监造东岳庙工程），曾系马挂策其上。”后人便把这棵千年古树作为古迹保留下来。至明代东岳庙倒塌，大树枯死，而根侧却另发新株。当时有姚、高、陈三姓人等修围墙以护之，继而新株亦死。后来为了保护树干，建了一座长宽各八尺，高两丈余的方形阁楼即酸枣阁。阁楼向南留小门，东西山墙上部各有小窗一孔。阁内棚楼板，楼上北墙中嵌石碣一方，刻“挂鞭处”三字。楼下北墙亦嵌有石碣，镌有明代吏部尚书李戴所撰《古酸枣记》。酸枣树干位于阁之正中，宛如怪石壁立，虽屡遭刀砍斧削，胸围仍有1.92米，唯新株痕迹无存。这个既是植物名又是地名的酸枣，名闻遐迩。
　　苏轼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曾在河南做官，长子苏迈曾任酸枣县尉，这说明宋朝酸枣邑已升格为县的建制。
　　说了古人说今人。今人种枣的多，种酸枣的却不多，酸枣野生也不需要种。喜欢收藏的马未都在观复博物馆前置一太湖石，上有一棵枣树，后来发现原来是棵酸枣。他在博客中津津有味地述说：春天买回的委身于太湖石上的枣树真是棵酸枣，一夏天没断了开花。说实话，我几次凑上前也没闻见香味，但一树米黄小花已沁人心脾，尤其当先前的花已结成青青的枣，后边的花依然孜孜不倦时，让人醉后怦然心动。……秋风起了，尽管天还不算凉，酸枣也悄悄红了，一树青红两色圆圆的果实，衬得小树别样风情。
　　无论是酸枣还是大枣，开花时实在不怎么引人注目，只有蜜蜂才对它那米黄色的小花感兴趣。观察过酸枣的人一定不少，但真正能够产生出怦然心动感觉的，未必很多。（丁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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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一两相当于现在14.266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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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庆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笔者临证之余经常翻阅唐代的医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其中有很多方剂在临床上应用疗效甚佳。比如独活寄生汤，该方唐代孙思邈用独活是三两，笔者临床也多次体会到当独活用量达到40克以上时则疗效奇佳，有时甚至是“一剂知，二剂愈”，独活量少则疗效锐减。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唐代一两相当于现在多少克？关于这个问题，各个教材、文献明显不一致，如大学《方剂学》教材认为唐代一两为1.0075市两，即为31.484克。范吉平《经方剂量揭秘》认为唐代一两为13.75～13.875克（即一斤为220克～222克）。针对“唐代一两相当于现在多少克？”这一问题，笔者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
　　文献记载
　　《旧唐书·志第二十八·食货上》记载：“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又山东诸州，以一尺二寸为大尺，人间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龠，合内之分，则有抄撮之细。”这段文字明确指出了中药汤药采用的度量衡“两”是小两，而小两为大两的三分之一。
　　出土文物考证
　　笔者近日有幸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亲眼目睹了博物馆内存放的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一批唐代金银器，其中饮食器有碗、盘、碟等130件，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如有一银碗高7.6厘米、口径17.7厘米、足径9.2厘米，该碗碗底内有墨书“十一两一分强”6字。这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这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16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综上所述，由出土文物可知，唐代一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又结合《旧唐书·志第二十八·食货上》的记载，中药汤药采用的度量衡“两”是小两，而小两为大两的三分之一，故唐代一两为14.266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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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医馆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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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义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日上午，汇集了80多位名老中医的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正式运行。这是中医界的喜事，有感而发，以记盛况。
　　岁当甲午，时值清明，京畿盛事，明医馆成，德润苍生，福泽杏林，感此怀想，以文志铭。
　　昔我中华，医道源长，一画开天，判列阴阳，研制九针，以拯夭枉，辨证五行，力阻夭亡，
　　防疫祛病，救死扶伤。杏林春暖，橘井泉香，前人著述，后辈弘扬。近世国弱，医道崇洋，
　　西医方兴，渐冷岐黄。
　　今逢盛世，国粹图强，前辈高瞻，明馆开张，一呼百应，群情激昂。达儒明医，悬壶坐堂，
　　戮力同心，度人青囊。贺氏针灸，四海名扬；赵氏皮科，独绝无双。医教医研，启明方向：
　　一明医理，格物参详，二明人心，仁爱至上，三明人情，悲悯天良，光大三明，德艺馨香。
　　今日馆成，奇葩矞皇，汇通诸家，博采众长。国粹中兴，功德无量，惟愿明馆，日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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