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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主题： 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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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雨如磐，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按照中国学者葛剑雄的观点，这个基础就是统一。客观去看，一个领导人率领自己的家族，凭着家天下的信仰，吸纳一群追随者，然后管理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经营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倒，这在现代管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的帝国时代，王朝更替犹如喷溅的万花筒一般，接连不断。比及其他古文明来讲，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上似乎更加充满智慧。科学还没有当家、民主缺乏制度保障的年代，同样的政治神秘主义，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像“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　　在对王朝更替社会现象的诠释上，中国的帝王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发轫于中国先哲的一个称作阴阳家的流派。他们主张用“五行相胜”来揭示王朝更替，为帝王们所欣然接收。（这套理论至今影响匪浅，蜕变成玄幻小说，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　　五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五行相胜。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才取代另外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在“五行相胜”理论的运用上，再次体现了统治精英们的变通睿智。按五行相胜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　　比如，周朝是火德，大秦取代周朝，水灭火，秦朝就确定为水德。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秦王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中国文明固若金汤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人民的宏大胸襟及其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中国元代张养浩的散曲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脱离不了苦难的境地。帝王将相们追捧的“治世”、“盛世”，今天看来，不过是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正常时期罢了。中国人把忍作为一种伟大精神来追求，（“忍”字的构造正是“心”字头上放着一把刀），一方面是因为无权无势的无奈，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精英的刻意追求使然。他们在对各种流派的统治主张进行海选后，选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儒家理论，进而进行了改造，利用它来宣传灌输这种内敛意识。尽管王朝更替与农民起义不无关联，但是，这种反抗行为更多的表现为极端的被动。按照你们民间故事的说法，叫做“逼上梁山”。古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境况，正如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以上这些，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粗廓认识。历史统一稳定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出，而其间的治乱交替，才更具有历史的致命吸引力。然而，真正能解密王朝更迭真相的却只有身临其境的龙的传人。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寻觅着中国的相关出版物。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出版之前给予了我优先拜读的机会。这本书为我解读中国厚重历史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也使我的学术研究获益匪浅。这本书，作者牺牲了很多研究的理论性，更多的考虑了当下中国读者休闲阅读的心理，在统筹理论性和可读性上，似乎花了很大的功夫。这本书精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典型王朝，以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为线索，人性化，现场性的笔触铺陈了帝国衰败历程当中的政界往事。在还原了历史鲜活生动的同时，每部分结尾都有一节翔实的凝练总结，使读者在历史漫游之后，有一个全景把握。关于12法则，作者在绪论中论述的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最后，特别感谢作者的信任，给予这个作序的荣幸机会！　　（日）吉田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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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视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在后文具体叙述）。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5、靖康耻，犹未雪
　　宋钦宗统治的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危如累卵，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8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宋钦宗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在基本上灭辽、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　　“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司，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拘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南宋是北宋王朝的继续，它着力经营长江流域，使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但在军事上却一直屈服于北方强敌，最终为元所灭。　　宋高宗，赵构，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他于金兵大举南侵时，奉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史学家普遍认为，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忠奸斗争的历史。比如，宰相贾似道专权三朝，到了赵显时代，这个4岁的小皇帝上台时，蒙古铁骑还在继续南进。大敌当前贾似道无抗敌之策，忙于享乐腐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南宋小朝廷于德佑二年（1276年）2月5日，在杭州皇城里向元兵屈膝投降了。小皇帝赵显被俘，起先被逼出家为僧，到元至治三年(1323年)又被赐死。　　有奸必有忠。南宋还有许多义士忠臣不甘愿投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海上转战、抵抗元兵的战斗中，11岁的小皇帝端宗赵病死于漂泊百日的广州湾。陆秀夫害怕军中无主，中兴无望，与群臣议决拥立8岁的赵昺为皇帝。把朝廷移到大海中的厓山岛上准备再战。厓山决战失败，陆秀夫与赵昺一起投海殉国。　　另一方面文天祥拒降被杀。在他的衣带上写下绝命书：“孔子说过‘成仁’，孟子说过‘取义’，只有义尽，才能仁至。读圣贤书，所做何事？从今以后，我问心无愧！”他的民族气节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诗人陆游盼望着收复失地，临终前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
　　至上而下的腐败，是所有王朝覆灭的不能算根本但也不可小觑的原因。古往今来，如何用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任人唯亲，坏人当政，缺乏监督，谎报政绩，欺上瞒下，滥用权力，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必将祸国殃民。
6、失势的英雄——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岳飞，字鹏举，宋朝著名的抗金将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性刚直，深沉宽厚，勤奋好学，苦练武功，还特别爱读《左氏春秋传》和孙、吴兵法，读起来常通宵不寐。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岳飞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帅的军队，因作战勇敢，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岳飞在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和曹州（山东曹县西北）两次小胜金军。因赵构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企图避地东南，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请赵构返回东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触怒了赵构及黄、汪等人，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革职。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不久升为统制，随都统制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旋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　　　　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冬，金兀术率军大举南侵，攻入建康（今南京）。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北进，在清水亭、静安等地袭击北撤金军，连连获胜，金兀术险被活捉。并一举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接着，他受命领兵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三次大败金军。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军队，收复了襄阳府及唐、邓、随、郢州、信阳六郡，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襄阳府路，不久进封武展郡开国侯，时年32岁。是年冬，金齐联军攻陷滁州，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告急，岳飞接旨率军东下，又一次大败金军。　　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秦桧以宰相身份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赵构为了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授予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逆淘汰现象，学者潘光旦就中国的人才选择问题有言：小人必得势，得势必小人。君子不得势，得势非君子。“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糟糕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偏偏是这样的人能够大行其道；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很长时间里不知道如何防止这类人得势；最糟糕的是很多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此类人士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不过，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小人秦桧和昏君宋高宗所致，还有岳飞自身的原因。比如李亚平就在自己的作品里，赫然论断：“岳飞必须死。”（《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而南怀瑾在论及奸臣时也有过这么一段相关分析：　　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了不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历史的经验》）
7、韩胄功亏一篑的“开禧北伐”
　　韩侂（音tuō）胄为南宋权臣，一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亲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当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有人同情他。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4月，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贬秦，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有力的打击了主和派，大快了人心。同年5月，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后因韩侂胄用人不当，于第二年被战败。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侂胄之头颅，杨皇后与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趁机杀死韩侂胄，将其首送往金朝。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嘉定元年（1208年），与金订定了屈辱了“嘉定和议”。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8月，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侂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其北伐不仅被《宋史》认定为“自不量力”的行动，而且韩侂胄本人也以“奸臣”之名被载入史册。到底如何评价开禧北伐及其最高统帅才合乎历史实际？有人认为韩侂胄和开禧北伐都应该给以肯定。韩侂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侂胄当奸臣对待。　　韩侂胄本来就是抗战派，他又是在抗战派支持下上台的。韩侂胄和抗战派要北伐中原、统一中国，首先就必须反对道学，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这显然是北伐的需要。如果不先从思想理论上反对阻挡北伐的道学集团，就无法开展北伐的活动。韩侂胄从1195年开始执政起，同理学进行了4年的斗争，为开禧北伐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地准备工作。反道学的斗争从组织上搬掉了北伐的绊脚石，稳政局、扬岳飞、贬秦桧是北伐政治上的准备，启用军政人员、推举将帅、训军备战是北伐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北伐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金朝国内阶级矛盾尖锐，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西夏、蒙古的入侵，严重威胁金朝的统治，南北人民要求统一的爱国情绪高涨，南方经济大大超过北方是北伐的物质条件。
　　岳飞是爱国抗金的民族英雄，韩侂胄也是民族英雄。从总的方面讲，韩侂胄与开禧北伐都应该同时肯定。这才是最公正的评价，也才最合历史实际。
8、贾似道现象
　　南宋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其实，要想简而化之，答案并不神秘，汉族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了国力衰弱，以致不能抵御强敌蒙古人的入侵。其间，权奸贾似道的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宋朝的覆灭。然而，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贾似道这类人物？却值得分析。如果我们把贾似道看作是宋末腐败官僚的典型，那么，我们不妨把造成贾似道这类权奸的社会契机及其演化过程，称之为“贾似道现象”。这一术语，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兆鹏最先提出的。　　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贾似道的同父异母姐姐贾氏因长相出众，被理宗皇帝封为贵妃。贾氏欲提拔弟弟，常向皇帝吹枕边风。贾似道无功无德，因有贵戚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就连年升官。从淳元年(1241年)至宝五年（1257年)，他从澄州知州陆续爬到了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的高位。在用人唯亲的封建时代，只要是贵族或大官僚的后裔，也就是说只要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不管他有才还是无才，无论他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可以当官，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制度使然。　　贾似道不断升官的时期，也正是蒙古贵族不断率军进犯南宋的时期。蒙古兵杀人抢劫，致使城无居民，遍地荒芜。宝六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次年九月，他的弟弟忽必烈进围鄂州，并准备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惊慌，即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去支援鄂州。正逢蒙哥病死，忽必烈急忙去争位，就与贾似道和谈。贾似道擅自以宋理宗向蒙古称臣和赔款的屈辱条件求和。昏庸的理宗对前线战况毫无所知，贾似道回朝后还被晋官加爵。贾似道本是个毫无军事才能又十分怕死的胆小鬼，却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谎报军情，排除异己，瞒上欺下，骗得了朝野的信任，从此他就独擅朝政，权倾中外，权力失控使他胡作非为。
　　宋度宗时期，贾似道见度宗比理宗还要昏庸，就更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如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特授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朝。后来放宽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大殿，才敢坐下。又为他在西湖葛岭建筑了绝精美的住宅。贾似道大肆淫乱，致使朝政昏暗。而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稳定内部之后，即派兵侵犯南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包围襄阳，次年又围攻樊城。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以至襄樊被围攻了三年，形势十分危急。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率军出征，胆小无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　　贾似道是南宋政权这个腐败机体中生长的一个毒瘤。他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没落，也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
9、与慈禧一般无奈的末代太后
　　谢太后，名谢道清（年），度宗生母。主持朝政2年，被元军俘住北方，病死，终年74岁，葬处不明。　　开庆元年（1259年），元军大举进犯南宋，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大有顺长江东下，消灭南宋之势。南宋朝廷一片慌恐，宦官董宋臣向宋理宗建议从临安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元军锋芒。谢道清坚决反对迁都，对宋理宗说：“如果迁都，军心、民心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宋理宗因此没有迁都。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逝，16岁的宋度宗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蟋蟀宰相贾似道专政。襄阳受到元军围攻了2年，形势危急，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忧忿于心，却无能为力。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3岁的宋恭帝即位，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恭帝年幼，由谢道清垂帘听政。时蒙古军已经占据襄阳，又于12月攻占鄂州，沿长江东下。　　京城官员害怕，乱成一团。谢太后命令在朝堂贴出告示：“我宋三百年来，对士大夫待遇优厚。现在正逢多灾多难之时，大小官员不能提出挽救时局办法，甚至京官弃官离位，外省官弃城而逃，还算人吗？国法依然存在。凡坚守岗位，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　　谢道清命贾似道率军13万迎敌。次年二月，结果贾似道在丁家州（今安徽芜湖）被元军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宰相陈宜中奏请诛杀贾似道，谢道清没有答应，只是将贾似道罢官放逐。在途中，贾似道被监送人郑虎臣所杀。贾似道死后，由谢太后主持朝政。时丞相王越，陈宜中，留梦炎，有的老迈多病，有的庸俗懦弱，因此，前线屡告失利，元军长驱直入。谢道清急忙一方面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一方面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
10、末世之劫——不是只有顺治帝才为僧
　　赵显（年），度宗子。度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年，被元军俘虏后送西藏为僧，又被冤杀。终年53岁，葬处不明。
　　宋恭帝赵显，曾封为嘉国公。度宗病重时，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度宗长子赵继位，度宗只得按贾似道的意思立赵显为皇太子。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年）7月病死后，他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德祐”。恭帝即位时，年仅4岁，由谢太皇太后主持国政，初年实际上仍由贾似道专权。咸淳十年（1274年）12月攻下鄂州后，沿汉水长驱直入，沿途宋将纷纷降元。太学生和群臣上表，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又被大败于丁家州（今安徽芜湖），宋军主力尽丧，元军势如破竹，进逼临安。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2月，他和母亲全太后及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5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大司徒。1282年12月，恭帝又被迁居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石别苏克），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处境，心情凄伤，抑郁不开。当南宋旧臣汪水云被释放回江南时，他曾作诗相送，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故土，却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　　公元1288年，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准备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应允，于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习学佛法。从此，他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
　　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时，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寺院，见他年老孤单，颇为同情，留下一回族女子与他作陪，公元1320年，回女生下一子，正巧元明宗经过，十分喜爱这刚生下的婴儿，便要了去作为养子，取名为妥欢贴睦尔，就是日后的元顺帝。又说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时，见到元顺帝画像时惊异地说：“他怎么不像元朝列帝而像宋朝列帝？”不过，不少学者认为此说不可靠。公元1323年，恭帝因诗文而遭受文字狱之灾，被屈杀。藏史学家都对他的冤死而深表同情。　　纵观恭帝一生，就地位而论，他从南宋的皇帝被降为元朝的臣子，最后成为吐蕃的佛门高僧，不可谓不奇特；就居住的地方而论，他从景色如画的江南迁居北方的幽燕，又迁居于天高云淡的蒙古高原，最后长期定居于西藏境内，不可谓不罕见；从相处的民族而论，他出身汉族，后和蒙古族相处，最后与藏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谓不富于传奇性。恭帝一生的经历，在中国列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就他本身而言，坎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幸，然而，就历史作用而言，他却为增进汉、蒙、藏等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1、南海边的悲壮续曲
　　在论及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人们对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的实力往往估计过高，对其君臣的“苟且偷安”大加贬抑。南宋等偏安王朝君臣醉生梦死、苟且偷生固然应该否定，宋高宗为了“恋位”而不愿“还我两宫”尤值批判，作为历史上南渡诸王朝中惟一还不是完全不愿收复失土、扩大权力的王朝，南宋有屡屡北伐之举。不过当时北方异族的势力正方兴未艾，一时难以阻挡。正如中外一定历史时期内，野蛮民族常会战胜文明民族，要待前者被后者所同化，文明民族才得重新大显身手。　　宋端宗，名赵。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逼临安时，他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逃福建。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派兵追赶，未果而还。3月，赵等人到达福州，得知临安沦陷，恭帝被掳往北方。5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景炎”。端宗在位时，年仅8岁，朝臣陆秀夫等坚持抗元，力图恢复宋朝，但在元军的紧紧追击下，他只得由大将张世杰护卫着登船入海，东逃西避，疲于奔命。左丞相陈宜中对大局绝望，远走占城（今越南境内）。景炎三年（1278年）3月，端宗为躲避元将刘深的追逐，上船避入广州湾，一天夜间，坐船不慎被颠覆，端宗落入海中，后被左右救起，已经喝了一肚子的水，而且就此起病，吓得好几天都讲不出话来。因元军追兵逼近，他又不得不浮海逃往冈州（今广东省雷州湾），经此颠簸，又惊病交加，于4月病死。
　　帝昺，名赵昺。与此同时，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被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所俘，其统领的督军府从此瓦解。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元军直趋崖山。崖山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下令焚烧岛上行宫军屋，人马全部登船，然后依山面海，将1千多条战船排成长蛇阵，用绳束连接在一起，船的四周筑起城楼，船上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缚上一根根长木。将帝昺的座船安置在中间，诏示将士与舰船共存亡。张弘范见宋军战船集结，行动不便，就先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火后乘风攻击宋水军。宋军船上的湿泥阻止了火势蔓延，长木又顶住了火船，使元军的火攻归于失败。张弘范又阻断了宋军的水源，封锁了海口。宋兵饥渴交加，处境日益困难。张弘范派人劝降，被张世杰拒绝。　　2月6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张弘范分兵四路，发动猛攻。宋军正在拼命抵抗时，忽听得张弘范所在的指挥船上奏起了音乐。宋军以为这是元军将领在举行宴会，战斗就松懈了一下。不料此乐声是元军总攻的讯号，张弘范的指挥船直扑而来，箭如暴雨。元军在乱箭掩护下，夺走了宋军的七艘战船。各路元军又一齐猛扑过来，从中午到傍晚，海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忽然，张世杰见到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帜，停止了抵抗，其他战船也降下旗帜，知道大势已去，急忙一面将精兵集中到中军，一面派出一只小船和十多名士兵去接帝昺前来，准备突围。　　帝昺这时正由左丞相陆秀夫守护着，待在一艘大船上。小船来接帝昺，陆秀夫不知这是真是假，又担心帝昺如突围不成而被元军截获，坚决拒绝。他知道君臣都难以脱身了，就连忙跨上自己的座船，仗剑驱使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换上朝服，回到大船礼拜帝昺，哭着说：“陛下，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帝昺则给吓得哭作一团。陆秀夫说完，将黄金国玺系在腰间，背起九岁的帝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顷刻间君臣二人就沉没得无影无踪。其他船上的大臣，宫眷，将士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
　　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出来到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了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再来，部下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俯视着在风浪中飘摇的宋军残船，拒绝暂避。绝望地回答：“无济于事了，还是与诸君共甘苦吧。”又说道：“我为赵氏，也算竭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我在崖山没有殉身，是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然而，国事发展到如此地步，难道这是天意？”说完坠身入海。
◎12法则在大宋（1）
　　◆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国军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柏杨语）
◎12法则在大宋（2）
　　◆宋帝国人心向背——人民痛苦指数8′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廷担心的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土地兼并后带来的赋税不均，所以主要利用租佃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而宋廷只需关心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
　　但是，在攘外上宋朝天子多奉行“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领导人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宋帝国长期受凌辱的局面。名将岳飞的不得志，韩侘胄的悲剧都反映了宋天子的软弱与卑劣。　　◆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10′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一大要务就是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一点宋朝实在让人失望。
　　宋的外祸一直没有中断过。宋初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赵匡胤至死也没有夺回燕云十六州，还曾颇没有志气地说过“俟满五百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意思是说，打不过，可以买回来。然而契丹人并没有给他机会。　　后人认为，正是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给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喘息，从此他们再也没有给宋留下翻身的机会。宋太宗时，精心策划的北伐在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失败，这一打击彻底使宋彻底丧失了激进的勇气。之后，对西夏先是招降，而后妥协，对辽订立澶渊之盟，对金既拉拢又畏惧，直至对元最后的抵抗。宋都处在消极抵抗的态势，灭亡是必定的。　　宋朝科技的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都出自宋朝，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在军事上大有可用，但它们在宋廷的军队作战过程中是否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大多的教科书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但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科技的发达对宋朝的国力没有明显帮助，至多只能算是点缀。有防御实力而频频受辱，的确让人愈加痛心。
　　◆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　　关于宋帝国天灾人祸的史料不是很多，学者张文在其论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有过相关研究：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期。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频繁，也最具危害。根据受灾情况，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此举大大提高了宋朝的荒政管理水平，显示了两宋时期在荒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与先秦时期相比，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制度化，并成为指导宋人赈灾救荒实践的主要原则。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超越。
　　看来宋帝国凭借超强的财富实力，在赈灾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5′　　宋帝国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少有阉祸作乱，也无后宫政变和外戚当权。当然，历代后宫争斗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不窜乱朝纲，就是帝国大幸了。宋朝末年谢太后当政也是出于无奈，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谢太后尚算是一位主观上进的辅佐者，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在宋帝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两次企图振衰起废的变革，结果都未能如愿。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结果新政的推行，触犯了那些势官权贵的利益。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于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很快范仲淹、富弼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新法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设计的改革方案可谓全面出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结局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想，没有拯救宋帝国的衰败命运，甚至连改革者本身也遭不幸。　　纪宝成教授认为，宋朝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其深重，内忧外患交相侵逼，而且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无比强大。　　◆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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