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刘绍棠——刘绍棠先生逝世13周年祭&&&&作者：倪&&勤
我的恩师刘绍棠
——刘绍棠先生逝世13周年祭
光阴似箭，转瞬间恩师刘绍棠已逝世13年了。十几年来，恩师的教诲时常在耳边回响，音容笑貌时时浮现眼前。他那顽强的拼搏精神，他那深邃的文学思想，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仍时时激励着我，教育着我，感动着我，引发着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我自选择了攀登文学创作这条崎岖小路之后，得到了不少好人、师友的指点和提携，但对我帮助最多、影响最大、恩情最深的，还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
传说中的刘绍棠
刘绍棠，一个好响亮的名字。还在我刚刚步入小学校门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名字。那时，刘绍棠已经倒了霉。从老师口中听说的，是弄不`清是钦佩亦或讥骂的两个矛盾词组：“神童作家”、“反党大右派”。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当然辨不清那么大的孰是孰非，但刘绍棠13岁就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他的身上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我一个几岁的农村娃娃的有限经验来看，13岁在农村能干什么？如果不上学的话，那就是放猪、放羊、打草拾柴禾，或是混在妇女群里挣半拉子工分。可刘绍棠却能挥笔写文章，且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让千人瞅万人看，不是“神童”是什么！后来，刘绍棠就无声无息了，一下子消失了20年。
1979年，刘绍棠象从地底层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一亮相就异常活跃，异常火爆。当时我在北京市大兴县榆垡公社担任文化站站长，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正琢磨着学写小说。1980年春节，我去河北省霸县给岳父拜年，闲谈中说出自己的想法，谁知岳父竟张口说出了刘绍棠。岳父解放初期就参加了工作，18岁就当中心校长，只比刘绍棠大两岁，闲暇时也好舞文弄墨，所以对刘绍棠的情况知道一些。提起刘绍棠，岳父兴致勃勃，说他的“神童”美称，说他的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说他的“划右”……最后，岳父不无痛惜地说：“一句‘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把一个有才华的人毁了。”听了岳父的叙说，我对刘绍棠更加钦佩了。但同时又百思不得其解：刘绍棠是共产党、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作家，怎么会象有的人说的那样，“人奶喂出个狼崽子”，掉过头来向党和人民张开血盆大口呢？而且还要提出那么一个“不革命”
的口号？此谜团直到1995年，读了郑恩波先生著的《刘绍棠传》才解开了。原来刘绍棠的所谓“反党”，只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文艺观点，可那个年月是不许有个人思想的。刘绍棠的所谓“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是他不拿国家的工资（当时敢于不要工资的作家没有几个），只凭稿费养家糊口。一次与朋友闲谈，说了“如果能挣到三万元稿费，家人的生活就宽裕了”之类的话，如此而已。本来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观点，一句平平常常的闲话，就被那些“左”得要命的“革命家”扣上了“反党”、“为稿费奋斗”的大帽子，成了“共产党的叛徒”，成了中央“钦点”的文艺界三大右派之一，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到地狱。幸亏新时期开始了，刘绍棠的“右派”错误得以诸条改正，他终于又重新活跃在文坛上了。
我学习文学创作不久，就读到了刘绍棠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芳草满天涯》（此文篇名后改为《碧桃》，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野妈妈》），这是我读刘绍棠的第一篇小说。见到久仰作家的作品，我非常兴奋，一口气读完后，就觉得有一股清泉流入心中。那精巧的构思，那曲折的情节，那有情有义的人物，那独特生动的乡间语言……我不禁拍案叫绝：这才是小说，这才叫文学！刘绍棠就是刘绍棠！后来我又读到了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篇小说直看得我如醉如痴、走火入魔。如果拿唱戏来比喻，《芳草满天涯》不过是“跳加官”，《蒲柳人家》才是“正戏”，才真正显示了刘绍棠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惊人的艺术才华。自此，我四处搜集刘绍棠的小说，《渔火》、《花街》、《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越读越痴迷，越读越钦佩，从而产生出拜见刘绍棠的强烈愿望。话一出口，即遭到不少人的讥笑。自己一想也泻了气：刘绍棠是什么人物，能见一个又穷又土的乡下青年？但我内心深处确是渴望见刘绍棠一面的。
初见刘绍棠
第一次见到刘绍棠老师，是1984年的初秋。那时正值我国 “文艺复兴”
的鼎盛时期，业余文学爱好者尤如过江之鲫，只我的家乡——北京市大兴县的文学创作队伍就有七八十人，于是便操持着成立大兴县文学创作协会。当时我刚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9000多字的小说，心劲正盛，自然也是积极倡导者之一。日，协会正式成立，从北京城里请来多位作家前来助兴，刘绍棠也是其中之一。听说请到了刘绍棠，我高兴极了，早早从30公里外的乡下赶到县城。那天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竟有100多人。
坐在开会的大厅里，我既紧张又兴奋，心“砰砰”跳个不停。接贵宾的汽车鱼贯驶入院子，客人们一一走出车门，有年近花甲的老人，有四五十岁的中年汉子，有的瘦小，有的粗壮，哪个是刘绍棠？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不住地猜测。主持人介绍来宾了，刘绍棠站在了大家的面前。果然和我想象、猜测的一样。在此之前，我曾多次想象过刘绍棠的样子。我想，他的身体一定很健壮，否则，怎能经受得住那长达22年的磨难？我想，他的性格一定非常热情、豪放，不然，怎能塑造出那么多侠肝义胆的汉子和柔肠百结的女人？我想，他一定思维敏捷、语言犀利，不那样，如何小小年纪就被冠以“神童作家”的美称？……现在，刘绍棠站在面前了。他身材魁梧，满面红光，镜片后的双眼深邃睿智；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滔滔不绝；大笑起来声震屋宇，毫无顾忌。看着他的人，听着他的话，我觉得亲切极了。虽是初次见面，心中却象是已相识很久了。
那次，刘绍棠讲了很多话。讲当时中国文坛的现状，讲他的文学主张，讲他对大兴文学作者的希望，当然，也讲他的经历。说起他22年的磨难，刘绍棠不但毫无怨言，反而对党对人民充满感激之情。他说自己当年年轻气盛，骄傲自满，不知天高地厚，遭受磨难，罪有应得；他说通县是他的避风港，通县人民是他的保护神，没有通县的父老乡亲，就没有他刘绍棠的今天；他说他要一辈子写运河滩，写农民，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
他说当年党对他的处理，是“母亲错打了孩子”。“
母亲错打了孩子，也是很难过的。走过来摸摸脑袋以示抚慰，孩子就应该原谅母亲，而且今后应该更爱母亲，更听母亲的话。难道非要让母亲跪下来向你认错吗？”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尚的人品！这是一条多么顽强、坚忍，而又重情重义的汉子啊！
散会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整个会议我没能和刘绍棠说上一句话，但他的文品、人品完全把我倾倒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接近刘绍棠，拜他为师，向他学作文，更向他学做人！
第一次登刘绍棠老师的家门，是1985年的冬天，由一位文学朋友领去的。路上，我设想过他家的各种样子，但绝没想到会是那个情形。
走近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映入眼帘的是两扇油漆斑驳的木板小门。迈进门槛，要下一磴台阶，院内比门外街面要低一尺多。站在院内，迎面挺立着几棵老枣树，此时已是叶落果光，只有那枝枝铁干在寒风中不屈不挠。枣树北面是一溜墙头，光秃秃的裸露着青砖。主屋是南面的几间平房，绍棠老师就住在这个南倒座里。见此情我心中生出几许遗憾：简直就是一座农家小院嘛，堂堂大作家就住这样的房子？同时也生出一种亲切感，文坛巨匠与农家子弟的距离拉近了。
闻声开门的是一位清秀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这就是绍棠老师的夫人曾彩美。曾老师微笑着把我们让进屋，绍棠老师笑哈哈地迎出来。
绍棠老师把我们让进书房，又让我看了个目瞪口呆。我原以为作家的书房应是宽敞豁亮、几明窗净，有宽大的写字台，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一排排书架依墙而立……而绍棠老师的房间却狭小得很，且光线很暗。书桌当然是必备的，但很陈旧；椅子也是有的，不过不是太师椅，而是普通办公室里用的木制椅；屋子中间的煤炉给人带来暖意，可也占去空间并给屋内增添了不少灰尘。最引人注目、也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便是书，铺天盖地的书：书架上是书，书桌上是书，椅子上是书，地板上是书，书，书，书……书在这小小房间里形成了海洋。这时我脑海中自然冒出那两句明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们在曾彩美老师搬来的木凳上坐下，绍棠老师也坐到写字桌前。我看着稿纸上未干的墨迹，知道是我们的造访打断了他的写作。我用眼睛量了量他的写字桌，总长不过一米八，两边堆得高高的书刊占去桌子的一半，任他自由挥洒的只是这三尺左右的天地。在这三尺书案上，绍棠老师构思出一个又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创作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精品。中国作家，让人敬佩！
对我们的来访，绍棠老师非常高兴，亲热地和我们交谈。先是询问我们的创作情况，鼓励我们多看书，勤动笔，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告诉我们要深入生活，观察社会，厚积薄发，不要急功近利；最后自然又提到他的乡土文学主张。说起乡土文学，绍棠老师更是神采飞扬，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说鲁迅先生就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人；说那些看不起乡土文学的人是忘了家乡，忘了祖宗，一味的崇洋媚外；说越是有地域特色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总结出四句话：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说这是他的文学创作原则。绍棠老师对鲁迅先生很敬佩，说他是硬汉子，没有奴言媚骨。学作文，首先要学做人，要有艺术家的良心，写出的作品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读者。做人要忠厚，要善良，要正直，要勇敢，不能得“软骨病”。
为了不过多耽搁绍棠老师的写作，我们起身告辞。绍棠老师拿出两本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认真地签字盖章，送给我们。然后笑着对我说：“再送给你个小礼物。”从书堆中找出一本刊物，递到我手中。我一看，是山西晋中文联出版的《乡土文学》，里面刊登着我一篇7000多字的小说。当时我惊喜得手都有些颤抖了。要知道，初学写作的人，是多么盼望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啊！绍棠老师看我激动成那个样子，也很高兴，说：“我是这个刊物的顾问，每期出来都先寄给我。你的样刊还没到，拿去先睹为快。”又叮嘱我：“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很有乡土气息。不要松劲，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写。”
走在大街上，我仍沉浸在兴奋之中。初登师门，不仅得到老师的指导，而且提前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这是多好的兆头呀！捧着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乡土文学》，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刻苦学习，以实际行动报答绍棠老师的关心和期望！
师恩深似海
真正与绍棠老师建立起师生关系，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年6月里的一天，绍棠老师到大兴县给文学爱好者讲课。课后，我拿出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稿，请老师提意见。绍棠老师爽快地把稿件接过去，放进提包里，说：“好，我拿回家去看。”然后对市文联的几位领导哈哈地笑：“我是又当作家又当编辑。”
十几天后，我在乡政府办公室接到绍棠老师的来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名人的来信，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同事们听说是刘绍棠给我来的信，一下子就围了过来。打开信，一行行飘逸的字迹展现在眼前。信中说，小说稿子已看完，基础不错，几个主要人物刻画得较好，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有暇，请来家面谈。读完信，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没想到绍棠老师这样快就看完了稿子，更没想到会约我到家里去当面指导。我立即写了回信，约定前去的时间。
到了约定的日子，早晨一起来天空就阴沉沉的。为早一点见到老师，我连早饭都没顾上吃，雨伞也忘了拿，便匆匆奔向车站。谁知好事多磨，车到半路便下起瓢泼大雨。天暗路滑，汽车开得慢慢腾腾，经过倒车到前门，时间已近中午。我想直接过去必定赶上绍棠老师家吃饭，而且会打扰绍棠老师的午休。便在前门找了家小饭店，一边吃饭一边挨时间。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两点钟，我离开小饭店的屋檐，冒雨往绍棠老师家赶。
给我开街门的是位白发苍苍、满面和善的老奶奶，后来知道是绍棠老师的母亲。老奶奶似乎事先已知我要来，望着我水淋淋的身子，慈爱地说：“下这么大的雨，可以改个日子嘛。”我感激地冲老奶奶笑笑，心里说：“拜师求艺，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不能耽误！”绍棠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深深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我读出了两个意思：一是搞学问，做事情，就要吃得了苦；一是孺子可教也。
这次，绍棠老师和我谈了很多。先是分析我作品中的不足，指出修改方向，然后鼓励我持之以恒必能成功。并说，大兴原是京师首邑，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如西晋时期写出《博物志》的张华，《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真……最后说：“看了你写的几篇作品，都是写你的家乡浑河沿的，很有乡土文学的味道，要坚持下去。我写运河滩写了几十年，仍有写不完的东西。你就踏下心来，好好写你的浑河沿！”
1986年12月，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浑河船工情话》在北京文联刊物《北国风》上发表了，引起一些反响。潇湘电影制片厂导演李劲松找到我，协商改编电影；不久该小说又获得“首届国风文学奖”。最使我受鼓舞的还是绍棠老师的来信。绍棠老师在信中说：“祝贺你的中篇小说《浑河船工情话》的发表。该小说的发表，标志着你在文学创作上跨上了一个台阶。相信你能跨上更高的台阶。”
虽是寥寥数语，却让我感动不已。老师一直在关注着我，为我取得的一点一滴的成绩由衷欣喜。时隔不久，老师就将我的这部小说推荐给四川人民出版社，辑入由老作家马烽主编的中篇小说集。
1988年，绍棠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此时，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评价我的小说追随刘绍棠，从语言到风格摹仿得“惟妙惟肖，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我正沾沾自喜时，绍棠老师与我进行了一次认真谈话。他说，初学写作，摹仿某个作家的写法，未尝不可。但有了一定基础后，要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只有风格独特，才有出息。当年我就是带着风格上文坛的。他说，文学艺术，自古就讲流派。但后学者只可神似，不可形似；只能借鉴，不能摹仿，否则，就是艺术的倒退。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版界面临着重重困难，许多老作家的作品因为订数不够不能出版，何况文学新人？你一味的学我，会给你将来发表作品带来困难。因为我是名人，出版界认我，却不认你。直率的肺腑之言，让人感动。
1991年，浩然老师为了提携文学新人，鼓励农村题材创作，主编了《泥土文学丛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是五名作者之一，出版的是中短篇小说集《浑河沿的子孙》。样书出来后，我立即在扉页恭恭敬敬写上“敬请恩师指正”，送到老师家中。绍棠老师非常高兴，抚摸着书，连连说：“倪勤也出书了。好！好！”在北京作家协会与大兴县政府联合为我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绍棠老师因病重未能出席，深感遗憾，特写去长长的祝贺信。信中除对我再一次进行鼓励，并进一步给我指出搞乡土文学的方向。
1990年，我担任了大兴县文化馆馆长。因琐事过多，写出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绍棠老师很为我忧虑，每一见我，便说，馆长要当，创作也不能耽误。后来见我仍无起色，更着急了，多次对我说，能当文化馆长的人遍地都是，可能当作家的万里挑不出一人。你已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半途而废，太可惜了。我也正为写不出作品而苦恼，便抱怨实在挤不出时间。绍棠老师说，如果你下决心不当这个馆长，我可以推荐你到北京作家协会当合同制作家。望着老师那恳切的眼睛，我答应考虑。
1992年，我写的几部中篇小说均未能发表，心情苦闷，再加上朋友相邀，便写了两篇所谓的“地摊文学”。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绍棠老师知道了，将我叫到家中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痛心地说：“你如果生活有困难，确需稿费养家，偶一为之，尚可原谅。如只图发表，这就是一条自毁之路！”看着老师那痛心疾首的样子，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自此常常警醒自己，时刻严肃创作态度。
1993春，我在绍棠老师和浩然老师的多次劝说、启发下，坚定了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毅然辞去大兴县文化馆馆长职务，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了一名合同制作家。在三年合同期间，我创作了27集电视连续剧剧本《霸主春秋》，出版了随笔集《好女人外柔也内刚》、长篇小说《风流大前门》和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大超过了作家协会给我规定的创作指标。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时刻关心我的绍棠老师，归功于时刻监督我的绍棠老师！
绍棠老师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为我指点迷津，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上也尽心尽力地给予帮助。他和大兴县委书记是老乡，且是大兴县政府的文化顾问。每到大兴或见到大兴县的领导，总要托嘱对我给予关照。1994年分房时，我因已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了合同制作家，担心有人借故从中作梗，便把忧虑告诉了绍棠老师。绍棠老师立即给县委书记去电话，保住了我的房子。每有新创刊的报刊杂志到他家约稿，他都把我推荐给他们，并嘱托说，倪勤正面临“闯世界，打名气”，且家庭负担重，如有可能，要尽量多用他的稿件。《北京人才市场报》副主编杜振萍多方打听，历经一个多月才找到我，告诉我是受刘绍棠之托向我约稿。北京作家协会的合同期满后，因种种原因，我不想再续签，也不愿重回大兴，想在北京城里谋个工作。绍棠老师得知我的想法后，用电话给我联系了一家又一家报社和杂志社，想方设法为我找工作。当我自己找到工作单位时，绍棠老师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连声说好，那样子比他自己找到如意工作还高兴。每逢年节，我都要去看望绍棠老师，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带些小礼品是人之常情。绍棠老师每次都告诫我：你的工资低，经济方面不富裕，不要再为我破费。我什么都不缺，以后再不可为我花钱！
1988年，我考入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可巧与绍棠老师的弟弟刘绍振同班同学。入学不久，绍振告诉我：你的老师住院了。我一愣，忙问：什么病？他说：中风引起的半身瘫痪。我如五雷轰顶，立时傻了。半身瘫痪，就是农村中所说的“半身不遂”啊！“半身不遂”的病人我见得不少，可绍棠老师那么快乐豁达、体壮如牛的人，怎么会得了那种病？后来经过反复琢磨，得出一个结论：绍棠老师是累垮的！
刘绍棠自幼就是个自强不息的人。日，他出生于北京通县大运河畔的儒林村。194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市立二中，在解放军围攻北平的炮声中加入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13岁的刘绍棠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走上文坛，发表了《一顶轿子》、《新式犁杖》等十几篇生活小故事。1950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蔡桂芝》后，一发不可收，一年内连续发表十余篇，为共青团中央和文学界所关注，被誉为“神童”，加强了对他的培养。
1951年初，刘绍棠被推荐到河北省文联参加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七月里高梁红》、《雁翎队长》等10多篇小说。同年，组织上保送他到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红花》。这一年，他又连续发表了成名作《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青枝绿叶》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1953年5月，17岁的刘绍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发表了《运河滩上》、《布谷鸟歌唱的季节》和《山楂村的歌声》等作品。
1954年夏，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并发表了其他一些短篇作品。
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出席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随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正当刘绍棠满怀豪情、意气风发地弛骋在中国文坛上，想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贡献的时候，1957年，一场“六月雪”从天而降，人人喜爱的“神童”成了全国典型批判的“右派”，被开除出党，先后到故乡儒林村和京郊铁路、水利建设工地、西直门木材厂等地“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刘绍棠为了“避难”，重返故乡儒林村。在13年的“避难”生活中，刘绍棠得到故乡父老乡亲的大力关照和保护，成了个“梗着脖子的农夫”。在绿草繁花的运河滩上，在浓荫如盖的老柳树下，伴着老牛的啃草声；在荒屋茅舍的土炕上，在昏暗如荧的灯光下，伴着夏日的溽热和冬天的寒风，坚强的刘绍棠创作出《地火》、《春草》和《狼烟》三部长篇小说初稿。以刘绍棠才华横溢的天资，以刘绍棠豪放爽朗的性格，以刘绍棠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是绝不会甘心沉沦的，他坚信总有一天，强加在他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会被彻底推翻，他将重见天日。早在被开除党籍时，刘绍棠在致学友的一封信中就表示了他的坚强不屈和对党的耿耿忠心：“我庄严地对你说，我的心，我的灵魂，还留在党内，我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
1976年10月，平地一声雷，满天阴霾散尽。刘绍棠兴奋之余，给他一直十分尊敬的老首长、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写去一封信，汇报了自己20年来的情况。信发出未过两周，就收到了胡耀邦长长的回信：“绍棠同志：你要求我为你转的信，我送给了华主席的秘书。我写了几句话，请他看看你的信，后再斟酌如何告华主席。……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韧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自接到胡耀邦的回信，刘绍棠就在兴奋中苦苦等待着。终于，1978年中秋节前夕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开进了儒林村，胡耀邦派秘书戴云来接刘绍棠了！刘绍棠怀抱三部长篇小说手稿，擦着擦也擦不干的眼泪，告别了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告别了给了他无限灵感的大运河，更告别了苦难，奔上了回京的路。汽车里，刘绍棠望着飞速闪过的熟悉的树林、田野、运河滩，眼泪止不住地又流下来。21年了！21年前，他还是个风华正茂的21岁小伙子，而今，他已是42岁的中年人了！
汽车驶入北京城内的科技会堂，胡耀邦等在那里接见他，给了他亲切鼓励和美好希望。后来，胡耀邦特意向有关同志作出指示：刘绍棠的右派错划问题，一定要在春节前改正过来；一般人的改正可一提而过，但对刘绍棠必须诸条一一改正。日，团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被改正的在京工作的同志座谈会，捆绑在刘绍棠身上的枷锁彻底解开了。刘绍棠激情满怀地喊出：“让我从21岁开始！”
“从21岁开始”，追回白白失去的21年时间，就意味着夜以继日，少眠多干。从1979年冤案平反，到1988年8月发病的9年中，刘绍棠以积聚了22年的生命爆发力，井喷般地出版了《地火》、《春草与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十步香草》、《野婚》等9部长篇小说，发表了《蒲柳人家》、《渔火》、《花街》、《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等30余部中篇小说，总共出书30本，填补了以往21年创作生命的空白。9年出版30本书，且都是文学作品，平均每年出版3本以上，这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体力、心血和激情啊！不要说是血肉之躯的人，就是钢钎也要磨损的！
绍棠老师生病后，我曾多次到医院和家里去看望他。绍棠老师是个快乐的人，病情稍有好转，就亲切地和我聊天。一次，他乐呵呵地说：老天爷还是看顾我的，瘫痪的是左半边，右手、大脑、舌头都还是好的。只要右手能握笔，大脑能思考，就耽误不了我写小说。能写小说，我就不是废人。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指着书法家刘炳森为他写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条幅祝愿说：老师，您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他笑着连连点头：但愿如此，我的创作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果真不久，他就又拿起了笔，并写诗自勉：“烈骥枥下伏，豪情仍旧时；天老人不老，志在万里驰。”
绍棠老师的热心肠是人所共知的。他曾连任三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积极、认真的参政议政；他热情的接受各方邀请，不辞辛苦的到全国各地讲学。他家里更是来人不断：约稿的，求师的，谈心的，甚至打官司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北到黑龙江，南到珠江三角洲；东至大上海，西到新疆塔里木，有时一天接待来访者多达36人。没有发病前，绍棠老师还是可以支撑的，以他的侠肝义胆，他是不允许自己拒绝或是冷淡来访者的，大不了夜里少睡些觉。重病缠身后，他的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尤其是1996年又在原病基础上增添了肝硬化，身体更加虚弱。为了实现“60岁前出版12部长篇小说”的心愿，给自己留出多一些的写作时间，他只好狠下心来在门上挂起了“免战牌”：“老弱病残，四类俱全。医嘱静养，金口玉言。&
上午时间，不可侵犯。下午会客，四时过半。& 人命关天，焉敢违反？请君谅解，大家方便。”
绍棠老师的牌子一挂，我可犯了难。以前我是老师家的常客，去时不分钟点。如今“下午会客，四时过半”，可就难住了我。我家在郊区，到老师家需用两个小时，要倒几次车，而且五点钟就要往回赶，晚了就没有车了。“四时过半”再见面能说几句话？倘若再有其它人，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绍棠老师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你不受约束。看你方便，随时可来。”我非常感动，我在绍棠老师这里受到了“特殊待遇”！
曾有一段时间，医生怀疑绍棠老师有得癌症的可能，后经仔细检查，癌症排除。虽然排除了癌症，但绍棠老师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在《北京晚报》开设的“留命察看”专栏中撰文说，癌症的排除，也只是“死刑改为死缓”，自己的“多种脏器都出了毛病，象一只机件全部损坏的老表”。此时，他在60岁前写出12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已经完成，本应放松下来歇一歇了，却又立下宏愿：“力争写出13部、14部、15部长篇小说来！”一天，绍棠老师高兴地对我说，他已开始了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的创作，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写解放前，第二卷写解放后，第三卷写十年动乱，第四卷写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97年元旦，他在《牛年志向》一文中写道：“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蹄’也不能自奋。不过伏牛卧地，拽力千斤。”谁知70天后——日5时20分，他就带着他的雄心壮志，带着他的美好憧憬，与世长辞了。此时，《村妇》第一卷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刚写了个开头，竟成了绝笔。绍棠老师真如同羸弱的老牛，怀着耿耿忠心，咬牙忍着病痛，仍想着多犁两沟田，多转几遭磨，少吃草多挤奶，直至耗尽全部心力。后来曾彩美老师告诉我，在绍棠老师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的肝腹水非常严重，肚大如鼓，弯不下腰，喘不过气，但仍坚持写作。家人强行把他送进医院，医生竟从他腹腔中吸出9公斤的腹液！就那样，他还在病床上完成了《村妇》第一卷的小样校对工作。
从1988年发病到1997年去世，在又一个9年里，绍棠老师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继续出版了《水边人的哀乐故事》、《黄花闺女池塘》、《孤村》、《蝈笼絮语》、《红帽子随笔》、《我是刘绍棠》等30多本书，比他病前9年出版的书还多。在他48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数千万字的文学作品，是国内少有的多产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市庆祝建国35周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获首届大众文学奖；《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为英、法、徳、俄、日、西班牙、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经他自己编选、校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目前已既将出齐。
刘绍棠被撰写《刘绍棠传》的郑恩波先生称为“十个最多”的作家。一是为教育著文最多：他不但写了10余篇回忆老师的散文，而且在各类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正气凛然的教师形象，博得全国各地教师的崇敬。二是与报刊、出版社联系最多：仅1979年至1991年，他就与全国412家报刊和出版社建立了工作联系。三是在全国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作品最多：截至1994年，他共为21家知名度颇高的报刊创刊号提供过作品，且大部作品都是作为头题领先发表。四是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地方戏和电影、电视剧最多，共有30种。五是他的作品被选入课本和选编、转载的最多：自读高一时写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选入高二语文课本后，又有《榆钱饭》、《多吃了几斤盐》、《何满子》等名篇佳作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各种作品被转载和收入文集、选集的达五六十次。六是享有荣誉称号最多：自1981年至1992年，他分别担任了82个单位的主编、名誉主编、顾问、委员、董事长等职务。七是写序、题词最多：自1988年生病后，为他人写的序言和题词超过200份。八是介绍文学作者加入协会最多：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有40人，介绍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的超过100人……
刘绍棠为中华民族文学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1992年，他的故乡——通县人民政府为他建立了“刘绍棠文库”，并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牌。1995年，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贡献”的专家。
表面看来，刘绍棠自1979年平反以来是顺风顺水的，其实他也有憋屈之事。他由于多次宣扬错划右派是“母亲错打了孩子”，便被一些人讥笑为“妈论”。他由于不愿随波逐流，只凭自己的良心写作，便被一些人讥讽为“左”。
刘绍棠为此大叫委屈：“左派吃香时说我右，右派吃香时说我左，我是左右不是！”经常光火：“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正派！”绍棠老师去世后，他的公子刘松萝告诉我：“父亲弥留之际还在喃喃自语：‘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正派！’”可见他对此事耿耿于怀。
刘绍棠逝世后的哀荣是很多人无法比的。他的好友浩然睡梦中闻讯即披衣而起，赶写悼念文章，并在上班前第一个送到北京日报社。天一亮，悼念文章便雪片般飞到各个编辑手中。我也赶写出一篇悼念文章送到报社，时任《北京晚报》文艺部主任的李凤翔满怀歉意的对我说：“我知道你和绍棠的关系，更理解你的心情，但送稿的人太多了。名人的稿件都排不下，你的就更不好安排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厅前，数千人排起长队，人人眼含热泪，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数不清的挽联、挽幛挂满厅前广场，随着微风飘舞，寄托着人们的哀思。
刘绍棠老师虽已辞世而去，但“乡土文学”这杆大旗依然挺立。在这杆旗帜下，千百个乡土文学作家正在奋进。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乡土文学”定将成为最灿烂的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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