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文化冷战中的《文汇》杂志
[摘要]1991年寿终正寝的人文刊物《文汇》（Encounter）也许为美国赢得文化冷战出过力，但也制造了永远不会宽恕美国的敌人——曾在热恋中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1991年，曾经在英美文化圈名噪一时的人文刊物Encounter寿终正寝，文坛一片寂静，无人哀悼。当过该刊首任主编，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旧恨未消，冷冷地说：“死得好。”《文汇》（Encounter）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多高眉风光，随之而来的坠落就有多惨。如今人们若还提起它，也只有一句话：那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资助的宣传刊。因为这层幕后关系，英国知识圈几乎与美国同行彻底决裂，无法原谅，也不再信任。“《文汇》丑闻”是高等新闻刻骨之痛，其牵涉范围之广，几乎波及60年代英美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它对英国文化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之深，更是难以计量。1953年《文汇》在伦敦创刊，地址位于大英权力中心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秣市街，其初衷（确切地说是表面上的说法）是跨越大西洋的英美思想联姻，从欧洲西马学派手中抢夺思想高地。创刊之初由英国诗人、前共产党员（后来摈弃共产主义）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前托派美国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义之父）携手主政，后者从纽约搬去伦敦监管杂志的政治路线。斯彭德出身牛津文化贵族，少年得志，与诗人艾略特、奥登交往甚密，他在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编的《地平线》（Horizon）当编辑时也积累了许多文坛人脉。克里斯托则在1945年创刊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喉舌刊物《评论》（Commentary）当过编辑，锻炼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辩论精神。《文汇》在许多方面和《评论》相似，比如深受犹太知识分子如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影响。库斯勒写过反斯大林经典小说《中午的黑暗》，在1950年柏林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组织和成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63年他担任客座主编的那一期《文汇》引发了巨大争议，封面上大标题盛气凌人地质问大不列颠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自杀？”1950年代的《文汇》是英美知识圈的蜜月期。彼时美国刚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欧洲弥漫着反美情绪。但年轻的英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被朝气蓬勃的美国文化迷住了，美式英语甚至美国口音都成了一时风尚。《文汇》紧紧拥抱了这一潮流，美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政治记者亨利·费尔利等人都成了撰稿人。1958年，克里斯托搬回纽约，纽约犹太背景的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搬去伦敦接替他的工作，并成为《文汇》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主编。拉斯基曾在柏林主编过一份反共书评《月刊》（DerMonat），他一去伦敦就与英国文坛和政界的领军人物打得火热。与此同时，欧洲左翼对《文汇》一直心存戒备，他们将所有在《文汇》上写文章的作者视为美帝的走狗。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严词拒绝为之撰稿，尽管编辑不停向他强调刊物的独立性和兼容左右的胸襟。就连与斯彭德交好的E.M.福斯特、艾略特和燕卜荪都婉拒了稿约，艾略特明言正是那份美国“好意”让他感到不自在，燕卜荪甚至在派对上砸了红酒杯。不过很快《文汇》就吸引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它的页面上既有南希·米特福德现身说法写英国贵族，也有沙文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热情吹捧美国保守主义，还能向英国工党暗送秋波。极少有人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坚信《文汇》背后的政治图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诚心实意的开明智性论坛。然而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CIA资助了许多反共组织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旗下的报纸和杂志。《文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现在已不是）CIA资金的间接受益者。”这一系列报道引爆了战后高等新闻界的最大丑闻。除了《文汇》之外，受到CIA资助的刊物还有英国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密涅瓦》（Minerva）、《审查》（Censorship），法 国 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西班牙的Cuadernos（其辐射力不仅限于西班牙本土，波及拉丁美洲国家），印度的Quest，澳大利亚的Quadrant，甚至乌干达的Transition。《文汇》在知识界影响虽大，但巅峰期发行量仅三万份，不足以自给自足，一直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资助。该组织在巴黎和日内瓦运作，声称其资金来自于慈善性质的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Foundation）。该基金的脸面人物是以生产人造黄油发家的百万富翁尤利乌斯·弗莱施曼，但实际上CIA才是真正的金主。斯彭德当了14年编辑，也被骗了14年。后来公开的往来信件显示，每次在提及资金来源问题时，他都被欺骗了。克里斯托也说自己全不知情，晚年甚至威胁要起诉任何声称他知情的人诽谤罪。嫌疑最大的是拉斯基，后来的深度报道普遍认为他是CIA安插的间谍，尽管从未得到证实。被蒙蔽多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和他曾效力的人文刊物《文汇》《纽约时报》爆料之时，斯彭德已在美国教书，只担任《文汇》的特约编辑。他的主编位置不久前由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接替。科莫德一样对CIA的资助毫不知情，也一直被拉斯基蒙蔽到最后一刻。媒体对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文化界的渗透紧追不舍，被欺骗的大编辑愤然与刊物断绝关系，《文汇》此后由拉斯基一人主编，苟延残喘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被解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使命早已完成。梅尔文·拉斯基自然是知情的关键人物。他是俄国犹太移民，留着铲形胡须，1930年代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了雄辩和诡辩的教育，当时激进的政治生态影响了克里斯托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在去伦敦编辑《文汇》之前，拉斯基已经是老练的冷战斗士。二战中他在美国部队中战斗，战争结束时，他在柏林参与各种各样的作家大会，发表反苏演讲，游说美国军方高官出资办报，旨在“激励”那些生活在东欧共产党政权下的作家。1950年他与阿瑟·库斯勒一起在柏林动员知识分子进行反苏极权聚会，后来成为实体组织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段时间，拉斯基遇到了同是犹太知识分子、语言学家的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立刻结为挚交。乔塞尔森在二战中曾为美国情报机构效力，CIA成立之初即被招募。1917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乔塞尔森，一家人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在柏林读完大学后，他在巴黎的一间美国百货店工作，直到当上经理。当纳粹阴影笼罩欧洲时，他再度被迫流亡来到美国，1942年入籍。乔塞尔森既是文化人也是CIA间谍，他在CIA的文化冷战大计划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复杂路径向各种反共政治文化刊物秘密注资，他注定要背上雷蒙·阿隆所言的“白色谎言”之重负。据坊间传说，1940年代末的某天，乔塞尔森和拉斯基在柏林看到一火车流亡者被送去古拉格，于是这两个俄国犹太人决定不惜代价“拯救西方文明”。乔塞尔森和拉斯基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拉拢了一批认为共产主义是“失败之神”的欧美知识分子名流，包括意大利作家斯隆、乔洛蒙蒂，瑞士作家鲁治蒙，白俄企业家尼古拉·纳博科夫（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堂兄弟，后来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秘书长），美国知识分子西德尼·胡克、德怀特·麦克唐纳德、詹姆斯·伯纳姆等等，英国情报官马尔肯·马格里奇视苏联为不共戴天之敌，落力为代表大会洗钱。CIA的暗钱经过几轮操作，变成富翁的慈善基金注入了《文汇》之类的新生刊物。乔塞尔森（中）和拉斯基（右）当时英伦相当有影响的周刊《新政治家》由社会主义者金斯利·马丁主编，倾向于为苏联辩解，对美国毫无敬意，在知识界竟然很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份，这让拉斯基及其同伴忍无可忍。拉斯基认为《新政治家》无法区分“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文汇》的诞生必须纠正这种政治无能。然而知识分子圈向来高眉世故，尤其是美国知识界当时普遍有反麦卡锡主义情绪，任何标语口号式的写作都会招致奚落和反感。于是《文汇》小心翼翼地选取了中间偏左的自由派立场，这样最有机会赢得非共产主义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在英国本土则亲近工党。克里斯托在任期间，花了许多时间与工党中亲美的政要、社会民主派交好，并获得了巨大回报。正是在《文汇》上，工党思想巨子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中的重要观点，声称英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和美国化，英国需要清除的是旧社会阶级偏见的流毒，而不是资本主义。1964年工党赢得大选组阁时，有多位内阁成员是《文汇》的撰稿人，都是亲美派。要不是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暴毙，《文汇》会有一位撰稿人成为英国首相。克里斯托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嘲弄英国上流社会的古板和墨守传统。但尽管如此，乔塞尔森还是不满意克里斯托的工作，认为《文汇》没有达到与《新政治家》竞技的目的，没有阻止反美情绪的增长。直到拉斯基接替了克里斯托的位置，乔塞尔森才算真正放心。斯蒂芬·斯彭德此时满足于在国际作家会议中穿梭，时常去他天真相信的天使投资人弗莱施曼的豪华游艇上度假。不少明眼人都看出来斯彭德不过是《文汇》的装饰，包括斯彭德的老友、精明的以赛亚·伯林就曾告诉别人，斯彭德的角色是为刊物招徕“体面有脸”的英国知识精英。身为主编的斯彭德没有话事权，从克里斯托回美国之后的情况便能看出。斯彭德心目中接替克里斯托的理想人物是纽约“黄蜂”德怀特·麦克唐纳德，他已经在杂志当了一两年特约编辑，而且有极度“恋英癖”。而在真正的幕后金主眼里，麦克唐纳德虽然亲英，但他对祖国有点太严厉了，竟然打算在《文汇》上刊发一篇将美国描绘成充满拜金狂和神经病的地狱的谤文。结果，斯彭德的人事提议落空，麦克唐纳德的谤文也未能发表，乔塞尔森安排拉斯基接替克里斯托，斯彭德除了被动接受别无其他选择。乔塞尔森平日要监控全球的重要刊物，尤其是CIA秘密资助的那些。对他来说，《文汇》是一张王牌，因为英语的普及程度使之可以面对最广的读者，要比法国、意大利那些杂志重要得多。如何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知识圈进行劝导，施加微妙的影响，要与《新政治家》平起平坐，抵消其反美偏见，又绝不能冒犯那些将《新政治家》视为圣经的读者尤其是印度作家，这其中的分寸感和平衡能力是多么难控制，简直堪比走钢索的杂技演员。然而随着《文汇》声誉越来越高，乔塞尔森也越来越担心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与CIA的关系一旦被揭露会成为负面累赘。1964年《纽约时报》开始调查私人基金会的税务问题，结果发现有些基金会是CIA的资金管道。从那时起，乔塞尔森的当务之急是重组代表大会，以面对随时可能曝光的丑闻。令他绝望的是，这些做法在1950年代尚能被人理解为善意的谎言或是必要之恶，但1960年代的舆论环境已非昔比。6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威胁已不那么重视，倒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干预引起了全世界的道德反感。乔塞尔森考虑让福特基金会单独资助代表大会，让英国报业巨子塞西尔·金（Cecil King）出面收购《文汇》。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时，乔塞尔森为了避免惹人怀疑，不得不默许了阿瑟·施莱辛格、理查德·洛温塔尔等人发表质疑越战的文章。不过可怕的对手还是出现了。以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姿态著称的左翼大神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于1963年发表了一篇攻击《文汇》的致命檄文，精准地分析了该刊的策略——尽管表面上骄傲声称自己的独立身份，但其发表的文章往往对苏联落力曝光，而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则尽量弱化处理。《文汇》巧妙地利用了一批有名望有原则的作家的影响力，然后夹带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二流作家的文章，好像他们也得到了名作家的背书似的。1966年奥布莱恩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特洛伊木马比喻美国人偷偷打入了英国知识圈。奥布莱恩的评论成了一枚重磅炸弹，令乔塞尔森阵营一片大乱。他派出了拉斯基的同事格伦韦·里斯（Goronwy Rees）出来应战，这位里斯曾是叛逃苏联的剑桥间谍盖伊·伯吉斯的朋友，自己似乎也为苏联方面工作过，但后来变成了激进的冷战斗士。里斯在《文汇》的定期专栏里说奥布莱恩的评论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然后各种人身攻击冷嘲热讽。奥布莱恩读到后，决定以诽谤罪把《文汇》告上法庭。很快他就被警告，《文汇》拥有一份他在非洲当外交官时的黑材料，如果不撤销起诉就公之于众。奥布莱恩没有退缩，决定去都柏林法庭起诉，这样受伦敦影响的几率较小。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67年3月，一份旧金山的揭黑小报刊发了CIA秘密行动的调查报告，很快《周六晚邮报》又刊发了前CIA特工托马斯·布莱登的爆炸性回忆录。这两篇报道都印证了《文汇》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由CIA资助的事实。4月的《纽约时报》系列报道更是将丑闻推向了巅峰。信用扫地的拉斯基与奥布莱恩求得庭外和解，在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声明。此时终于得知真相的斯彭德和科莫德对美国同事大发雷霆，在编辑部掀起了一场内战。科莫德冲进新老板塞西尔·金在《每日镜报》的办公室，说除非让拉斯基滚蛋不然刊物没脸继续。金可没有科莫德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他觉得拉斯基更有编辑天分。科莫德和斯彭德在《泰晤士报》上公开谴责欺骗行为，一批英国知识精英也跟着与《文汇》划清界限。以赛亚·伯林虽然与两边都是朋友，但也公开表示，乔塞尔森和拉斯基隐瞒了《文汇》与CIA的关系，“陷体面人于不义”。除了文化策略遭遇重创之外，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因越战被抨击的体无完肤。《新政治家》趁热打铁刊发了美国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的文章《CIA：巨大的腐蚀剂》。乔塞尔森珍视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背上了恶名，他得出结论，该事业已无前途，辞去了领导职务。不久他得了中风，接下来的几年中健康每况愈下。灰心丧气的乔塞尔森去日内瓦养病，并且对自己效忠的国度产生了怀疑。水门事件发生后，他给尼古拉·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看看你我当年选择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什么鬼样子。”1978年乔塞尔森去世，葬礼来宾寥寥。一位CIA官员问他的遗孀想怎样安排接受荣誉勋章的仪式，她径自走开了。雷蒙·阿隆等老朋友发来了诚意悼文，但没有报刊以任何形式刊登他去世的消息。只有《文汇》发表了乔塞尔森去世前写的俄国元帅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节选，拉斯基在作者介绍一栏写了一句话：“这是一位男子汉。”拉斯基以无比的韧性挺过了1967年的信誉危机，虽然被伦敦知识圈彻底排斥在外，他依然主编《文汇》直至1991年停刊（科莫德称之为“半死不活”，斯彭德再也没看过它一眼）。这期间刊物更换过许多赞助人，也雇用过不少听话的英国编辑，它的声誉虽跌至谷底，但内容却很少沉闷无聊。它依旧坚持不懈地揭露苏联的“邪恶”，热情吹捧里根和撒切尔这样的冷战将领。冷战结束后《文汇》终于因为失去资助而停刊，成为它一向追捧的自由市场的牺牲品。最后两期杂志全是昔日战友撰稿人庆祝本刊为苏联崩溃所作的贡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当时的主编费迪南·芒特说：“拉斯基是一位先知，只不过在他生活的国度里毫无荣誉可言。”奥布莱恩则说他是“冷战老千”。美国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是拉斯基的拥趸，他在研究《文汇》这一案例时下的判语是：水土不服（ill-met）。意志刚强的犹太人和优柔寡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的结合注定不会完满。斯坦纳兴致勃勃地回忆了盛怒的科莫德冲进塞西尔·金的办公室讨说法时却被金反呛了一口：“难道你的钱就比别人要香？”当时科莫德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教授的讲席是小报巨头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捐助的，而金恰好又是诺斯克利夫的外甥。他当时甚至威胁了斯彭德和科莫德：“我拥有180份报纸，可别惹火我。”被蒙蔽多年的斯彭德更是怨念难消，《文汇》停刊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最让人没法接受的是，你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欺骗公众，那处境看上去就是一帮骗子和蠢货在一起，骗子说他们之所以要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是为了不伤蠢货的感情。”斯彭德离开《文汇》后，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报复方式是创办一份与之叫板的刊物，卡尔·米勒、奥登、伯林、约翰·格罗斯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他们接洽了迈克尔·阿斯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伦·莱恩等巨贾，商讨资助事宜。当时预估的启动资金是五万英镑，发行量三万份，单价五先令。《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和杰森·爱泼斯坦都表示支持。他们在伯林的美国寓所里起草了新闻稿和计划书，不过短期内并没有付诸实施。多年后，卡尔·米勒在西尔弗斯的支持下创办的《伦敦书评》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从这点上看，不难理解它多年来对美国和以色列说客满满的恶意）。如今冷战早已结束多年，当时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也早已解体。然而英国文人今天提起《文汇》，那道受骗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英国政客对美国亦步亦趋，而英国知识圈尤其是左翼则对美国恨之入骨，不论是作家还是电影导演，只要一有机会便对美国文化冷嘲热讽或是激烈抨击其内政外交，文艺作品中也时常出现诡诈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文汇》也许为美国赢得文化冷战出过力，但也制造了永远不会宽恕美国的敌人——曾在热恋中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本文写作参考了Stephen Spender：A Literary Life，by John Sutherland （Oxford 2004）， Articles of Faith：The Story of British Intellectual Journalism，by Neil Berry （The Waywiser Press， 2002）及英美媒体相关报道。（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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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
法德关系是欧洲关系的主轴，可以说，作为拉丁民族代表的法国合作为日耳曼族代表的德国之间的斗争决定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让偶们看看在拿破仑后尾翼不脑残(或者说是唯一天才）的政治家戴高乐将军的故事吧
& 剧透一下，戴将军可是混票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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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法国新任总统萨科奇的外交战略算不算是对戴高乐主义外交战略的整体修正，抑或是戴高乐主义外交战略在新形势下的适应。
二战结束后，皇帝拉下马，自己落身剐，德国终于把英法两个尸居余气的老大帝国赶下了统治世界的宝座，但本身也被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和分裂。西欧列强联合统治
世界的格局在维持了两百多年后，彻底被美苏两极统治世界的格局取代。整个西欧已经沉沦，而法国似乎沉沦得更加厉害——她的民选政府在战争中曾经被打垮而投
降，她的殖民帝国在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已经岌岌可危，即便在盟国的帮助下侥幸胜利了，她的种种制度性痼疾还是看不到治愈的时候。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
法国外交和内政弱点了如指掌的戴高乐将军，对这一点早就是心知肚明。虽然在战争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组织不得不仰仗英美的支持，难以推行独立的
大国外交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继承这个（法兰西）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要给她带来明天的希望”
的伟大战略家，戴高乐秉承了法国外交传统中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决心知难而上，以弱抗强，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实现法国
的“天定命运”。
由于美国的战时总统罗斯福是那种玩弄美国式选举政治登峰造极的“民主”政客，对戴高乐那种如圣女贞德和波拿巴将军般的传奇性“独裁”领袖怀有极其强烈的政
治偏见，认为戴高乐未经法国人民的选举授权，无权代表法国的利益。又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初期的迅速溃败和对纳粹德国屈膝投降，罗斯福根本不愿意承
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打算在战后把法国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甚至是附庸国家来对待，一度还有过占领和肢解法国本土的计划。主要由于罗斯福的反对，法国被排斥于安
排战后世界命运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因此，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戴高乐就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
量来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了。1944年12月，作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戴高乐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收获是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这
一条约提高了法国和戴高乐本人的地位，这也是戴高乐第二次领导法国后，建立法苏特殊关系的重要因素。
尽管戴高乐心比天高，但形势比人强。战后的法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法国不得不依靠美国援助才能复兴经济和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法国统治集团无力推行
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更无力对导致法国在战争中彻底溃败的第三共和国体制进行改革。在这种大势下，强烈反美和反传统政党政治的戴高乐不得不辞去临时政
府总理的职务，隐居乡间长达十二年之久。直到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引发的全国性危机中，戴高乐顺天应人，再次出山执政，拯救法国，并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
大展宏图。
法德和解与全方位独立外交
对于战后的法德关系，戴高乐早有惊人之思。当二战的最后关头，德国败局已定时，纳粹德国领袖之一希姆莱非正式地给戴高乐寄来一份建议书——“您胜利了，戴
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您是怎样开始的，那么人们就应该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是，您现在应该怎样办呢？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您当作他
们的仆从，还会使您受辱。您要和苏联合作吗?他们将会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理您本人。……唯一能使贵国走向光荣和独立道路的，就是和战败的德国
取得谅解。……如果您克制复仇的思想，抓住今天历史所提供给您的良好机会，您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
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这一建议对他在日后决定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时具有重大影响。
虽然在二战结束后盟国商议处置德国时，戴高乐曾经力图仿照均势外交创始人，十七世纪的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相的故技促使德国永久分裂为几个小国，但遭到了
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法国的自身实力也不足以强行推行这一主张，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放弃这一传统的法国外交梦想。当戴高乐东山再起时，西德已经建立起来，
戴高乐要使法国重建辉煌，在西欧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明智现实地处理德国问题。戴高乐充分意识到了托管或肢解德国的设想已成过去，在冷战格局中，法国
只有面对现实。战后欧洲大陆各国积极谋求欧洲统一，这就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选择，那就是利用欧洲统一的框架来制约西德。1963年，法德两国在
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巴黎——波恩轴心”时代。法国凭借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获得了西德的支持，从而实现了法
国当骑士，西德当战马的两厢情愿的结局。
法德和解，为戴高乐开展全方位的独立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深刻地指出，戴高乐之所以能够摆脱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的外交困境，推行
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因为法国第一次没有处在外交斗争尤其是法德斗争的最前线。在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法国昔日最大的外交对手德国被占领，被分裂，成为了
军事斗争的最前线，丧失了向法国挑战的资格，法国不再事事受制于法德竞争。当时能够真正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只有苏联，而抗衡苏联的战略压力事实上基本是由
美国承担的。而美国则是从大西洋两岸联盟团结抗苏的角度来威胁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来自美国的压力需要两个方面来缓解，那就是与西德的全面和解和外交协
调，另一个就是与苏联（以及中国）的战略接近。戴高乐的如意算盘是——玩弄平衡，使美苏互相牵制；与美国结盟以反对苏联扩张；建立法苏特殊关系以获得对美
国独立的资本；借美苏的力量来维持两德的分裂和压服西德；缔造法德轴心以联合西欧，排斥英国，抗衡美苏；必要时接近英国以制约西德；与新中国建交以完善法
国的全球布局，这些外交战略环环相扣，互相牵制。这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外交才能堪媲美均势外交大师俾斯麦，而法国与所有的重要国家都保持密切联系
的优越外交地位又令同时代的东方巨人毛泽东羡慕不已。
独立核力量与“外交原子弹”
在核武器时代，是否拥有独立核力量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戴高乐认为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
化了的卫星国。”
戴高乐认为，由于苏联与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核武库，美苏之间出现了恐怖的核平衡，美国不可能为了西欧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更不能设想美苏之间会为了西欧而
互相摧毁对方。“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
如果西欧盟国因为害怕苏联的核威胁而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那么必然会导致美国全面掌握西欧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西欧国家将彻底沦为
美国的附庸。这是把民族独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戴高乐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戴高乐认为，法国有权在军事上追求独立自主的地位，那就是建设独立的、能有效打击苏联
的核力量，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建设独立核力量对法国来说利大于弊，一举多得——有助于法国对西德保持优越的军事地位，有助于
法国抗衡英国争夺西欧领导权，有助于法国加强与苏联对话的资本，当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法国对美国获得外交独立，而美国对这一点是最为忌恨
的。美国外交界当时就认为，戴高乐的原子弹“不是为了对付苏联，而是为了对付美国。”
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防止法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脱离美国的控制，极力反对法国拥有独立核力量。1963年美国串通苏联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
条约》，为的是阻止法国和中国建设本国的独立核力量，保持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地位（英国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国，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法国和中国不约而同地拒
绝在此条约上签字，这也为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无独有偶，1964年中法建交也被东西方媒体称为“外交原子弹”。
如同均势外交的创始人，红衣主教黎塞留首相与异教徒国家——信奉新教的瑞典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建立联盟一样，戴高乐断然无视冷战时期僵硬的反共
意识形态偏见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建交，这一惊世骇俗的非常之举体现出了戴高乐外交战略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在同新中国建交后，法国成为世
界上唯一一个能同时与美国、苏联和新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法国的外交地位。戴高乐精明地利用了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的外交形势，把中国当成
了抗拒美国压力的潜在同盟军，同时又暗含了利用中苏矛盾制约苏联的用意。在法国与中国建交后，深受戴高乐影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戴高乐的建议，“你现
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从而又导致了中美建交的全球外交格局巨变。尼克松一再称颂戴高乐胸怀世界战略全局，这对戴高乐来说是恰
如其分的评价。
法苏特殊关系与缓和政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积极推动对苏和解，缔造法苏特殊关系并不是偶然之举。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戴高乐就同苏联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接触，争取了苏联领袖斯
大林承认其代表法国利益的合法性，以增强抗衡美国排斥和压力的资本。在1944年访苏期间，戴高乐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改造和占领（事实上反对也
没有用，势力范围的划分是由军力所及决定的），以换取苏联不反对法国继续保有非洲殖民帝国。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苏联红军不可能达到非洲，斯大林乐得顺水推
舟，慷他人之慨。作为一个彻底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斯大林对那些高深莫测、动辄宣扬主义和原则“外交代数”一贯不感兴趣，对这种加加减减，你来我往的“外
交算术”倒是驾轻就熟。虽然戴高乐与斯大林的政治信仰有天渊之别，但在外交策略上倒是道不同而共谋之。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便积极推行对东方“缓和、谅解与合作”的政策，1960年邀请了苏联领袖赫鲁晓夫访法，初步改善了两国的关系。1966年戴高乐访问
苏联后，两国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空间探索和科技合作协定；宣布成立了法苏混合委员会，负责定期研究在执行贸易、经济和科技协定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如同
克里姆林宫与白宫间的热线一样，建立了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之间直接通话的“热线”，如此广泛的合作是苏联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戴高乐充
分利用了法国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积极推行缓和政策。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不仅使法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得益良多，而且在经济上获
得了相当多的实惠。在苏东剧变前，法国一直与苏联保持了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渠道，法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和苏联在航天等高
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戴高乐访苏的时机选择也别有用心，他决定在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三个月后访问苏联，充分利用了此举在外交上造成的冲击波效应。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让那些短视的外交对手手足无措。这种纯粹按照地缘政治原理和赤裸裸的外交利害关系不顾意识形态差异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冷战期间被西方那
些僵硬的意识形态分子视为对所谓的大西洋联盟的背叛。戴高乐以对东方外交的突破加强了法国对美抗争的资本，可以说，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法国最大限度地在两
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中争取到了外交活动空间，起到了“拿二等票，坐头等舱”的效果。
作为二十世纪的均势外交大师，戴高乐拒绝把法国当成赌注押在庄家美国身上，他宁愿法国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纽带，在两极之间长袖善舞，收放自如。戴
高乐目光远大，从未将本国的外交战略局限于雅尔塔体制美苏对抗或者共管的格局，也不认为欧洲和世界的事态发展会一成不变。他一直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
尔的欧洲”，他认为，“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再说，若干年以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当时的东西方外交界多认为戴高乐是痴人说梦，可是三十多年后的苏东剧变，印证了戴高乐的历史预见。这一历史预见有力地阐释了戴高乐的夫子自道，他的
外交政策不是为了应付“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而是“服务于一种历史性的高瞻远瞩。”
现实主义、大局观与平衡感
戴高乐决不是如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因为罗斯福对他的刻薄便疯狂反美。如同现实主义外交大师黎塞留和俾斯麦一
样，戴高乐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和平衡感。他挑战强权，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又懂得适可而止，脚踩两只船而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戴高乐在访苏期间，曾经由衷
地对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们帮助我们抵抗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但是他发现苏联领袖趾高气扬时，便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来帮助我们抵
抗苏联的压力。”
如此之直白坦率，堪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相提并论。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在全球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向其他国家推销有别于美苏两种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并且一贯在美苏对立中左右逢源。美国是法国的盟友，还是事
实上的保护者，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属同一阵营。但是美国的过度保护窒息了法国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不符合法国长期以来所扮演的伟大角色，因此戴高乐
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的双重政策——既坦然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在事关法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戴高乐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
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西方联盟在苏联的武力恫吓下崩溃。当苏联采取攻势，对美国进行摊牌威胁，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时候，戴高乐一反常态地坚决支持美国，
这一点很让那些教条主义美国外交智囊们很是意外。这是因为戴高乐的反美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打破西方国家的联盟为限，苏联的过度扩张打破了美苏平衡，将
危及法国的利益，法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恢复外交格局的平衡。
戴高乐推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也有其内在的节奏感，而不是一味地任性蛮干。1960
年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摆脱了殖民战争包袱，法国的国家地位进一步提高，外交行动自由进一步得到保障，于是戴高乐按部就班
地推行独立抗美独立外交政策——1963 年
6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1964年与中国建交，法国就在同一年撤回了在北约海军
司令部任职的军官。1965年5
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第二年，1966年戴高乐就访问了苏联，而且同年法国还决定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最终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戴高乐的外交战
略严格地遵循了十七世纪均势外交大师黎塞留“手段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教导，因此每次都能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与内政都要为外交服务，
戴高乐将军还有句名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利益，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还在高唱中苏联盟牢不可破时，他早就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矛
盾，中苏必将各自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在普法战争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长起来的老派军人，他如同俾斯麦一样，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实用
主义的态度，将意识形态也视为外交棋局中的一股势力，可以加以利用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第二次掌权后的戴高乐，每年都要唱响“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参与政
策”的高调，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要搞戴高乐牌的“共产主义”。根据戴高乐老奸巨滑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要一石三鸟，内外通吃——进一步淡化和苏联的意识
形态分歧，以免意识形态干扰“永恒的俄国和永恒的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进一步拉开与“野蛮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距离，走第三条道路，弱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
意识形态控制，防止国内的那些亲美大西洋主义者蠢蠢欲动；与国内的老对手共产党人抢人气和招牌，进一步巩固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内政基础。
戴高乐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地推行这种把意识形态玩弄于掌中的内政外交政策，其坚强的后盾便是他本人所缔造的，建立在第五共和国宪法基础上的第五共和国体
制。这部戴高乐亲自制定的宪法是戴高乐对现代法国的最大贡献，就如同《拿破仑法典》是一代伟人拿破仑留给近代法国的最大遗产一样。在这部宪法中，把内政外
交的大权集中在总统手中，改变了第三、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权力至上，内阁更迭频繁，国家权威缺乏，内政外交政策一片混乱的可悲境地，确保了推行独立自主外
交政策所需要的稳定的内政基础和坚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没有第五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总统权威和权力，在法国国内争议甚多、阻力甚大的非殖民化政策就不可能推
非殖民化对于六十年代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但是对于法国尤其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来说首先是一个内政问题。虽然多亏戴高乐曾经和斯大林一起做过
“外交算术”，苏联并没有认真援助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独立，但由于新中国领袖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第三世界也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深切同情，法
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阿尔及利亚成为耗尽法国内政外交资源的黑洞。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遭受拖累，法国与中国迟迟不能建交，法国与第
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也趁机煽风点火，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幌子在非洲大陆试图对法国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在十九世纪末期成长起来的老派军人，戴高乐对法兰西殖民帝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法国在二战中正是凭借着殖民帝国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的被解放的国家而
成为了一个“战胜国”，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尤其是“战斗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由戴高乐这样的一个保守派军人和抗战领袖来完成战后
以放弃阿尔及利亚为开始非殖民化的宏伟事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法国国内也有着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强大势力，甚至以暗杀戴高乐来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
但是戴高乐将军从不把个人的喜怒因素甚至是个人的安危因素带入内政外交的决策中，一贯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地方性的问题，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内政问
归根结底，戴高乐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就是为了放下殖民主义的包袱，轻装上阵，“用自由的头脑和自由的双手”，塑造法国的正面国际形象，营造对法国有利的天下
大势。戴高乐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后，推行了“合作”政策，法国与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关系。这些密切关系在持
续至今的非洲—法国（欧洲）货币体系、法非首脑会议和法语国家联盟会议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合作”的旗帜下，与抗美政策相配合，法国成为了第
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言人，经常谴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粗暴干涉。短短数年，戴高乐便反客为主，攻守易形，完全当得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赞誉。
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为当代法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高乐将军离去以后，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制度与外交政策在法国并没有人亡政息。戴高乐之后继任的蓬皮
杜总统、德斯坦总统、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不管属于哪一个党派，无不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圭臬，萧规曹随，亦步亦趋。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
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只是戴高乐个人一场的“威武雄壮的独角戏”。蓬皮杜总统指出，“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不可能制定一个和戴高乐将军不同的政策。它们可以
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超不出这个政策的范围。”而且戴高乐主义的影响超越了法国国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欧各国引发了推崇和模仿的潮流。戴高乐主义可
以说是外交思潮和外交战略中的一棵常青树，在全球化和美国的单极霸权肆虐的今天，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更加具有针锋相对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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