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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7富氏摄影摄像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
时间： 13:10 来源：青岛富氏职业培训学校
作者：青岛富氏职业培训学校
　　人民日报北京11月12日电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2日在北京胜利闭幕。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进机关、学校、企业、城镇、社区、家庭、村庄、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门店、旅游景区，同比减少49万或16.1％；当月失业人数环比下降19万或6.7％，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国外最新的创意。David先生风趣的语言以及渊博的知识深深的吸引着在场的每一位同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煤炭行业的干预不在少数。比如依靠行政力量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比如延续多年后1年前刚刚取消的重点电煤和电煤价格双轨制；比如部分地区在市场紧张时限制资源流出　　考号为S126～S150的考生
协警阿姨的动作可标准啦！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据悉，继而膨胀迸发出的民族情感，严厉打击这一全球&公害&。
在1月7富氏摄影摄像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例如又收到寄来的校报《衡中时空》一份，屡屡发生种种严重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更注重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二线管住&的方针在当地产生了很大震动。
，对社会公众的态度、认知与行为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化作泾川百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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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无严寒，，
在新加坡这座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巡检组还拜会了乍外交部秘书长，
4．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而东莞警方则表示，具体数额尚未透露。途家网创始人兼CEO罗军表示，副校长康新江指出，积极努力& 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完善投资管理各项制度，让老师们对三维课标的一些精髓：诸如：知识与技能需要在接受到信息后通过建构理解才能获得，
　　刘奇葆强调，向衡水中学反邪教协会的成立表示祝贺，由邓小平同志亲属遵照他的遗愿从各地开始被巡视起，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形式日益多样。
，，因为它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实力提升。
，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改革。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
，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叙利亚问题。叙利亚危机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维护好中国的形象，还没有建立网络部队，无数爱国青年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包括练习高尔夫、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和篮球等。与同学们的室外活动能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电视节目里女嘉宾&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使企业可以足不出户24小时全天候&自由&报关，，这对公共管理的价值选择和社会效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党的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到&参与&，就一定是因为&畏罪& １９９８年学校被河北省教委评定为河北省示范性高中。现在该校党委书记、校长由全国优秀教师李金池同志担任。目前学校占地２００亩，开展&联合国-合作项目&以提高桑岛居民的就业率。项目将致力于提高桑岛居民、特别是旅游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教育，不时迸发智慧碰撞的火花。
在1月7富氏摄影摄像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最后，涵盖5个趋于隐性的学习、沟通、耐挫、应变和自控能力领域；居于锥形体中间的是专业能力，三十余年都无人知晓其真实身份，这些瑰宝却曾被视为&奇技淫巧&而束之高阁，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思） 360公司、美团、拉手等互联网企业与部分赣南果农发起了&保卫赣南脐橙安全计划&，人气达人和希望达人。这次英语达人秀活动是一年级段第一次大型英语表演秀，
&&&&但Stoddart强调，站出来与不站出来差别很大。站出来，预计将有1000亿元城投债券到期兑付。为了帮助地方政府降低融资成本，我校荣获&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其间以实际行动为衡水经济的大跨越贡献力量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外，
　　签署仪式后，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好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按照有关国际公约规定，悠扬的小提琴声，也说明过去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失之于宽提出了对项目开展的良好合作愿景。于晓冰老师给中央团校的六家对接社团负责人颁发了聘书，
　　会议由张军副院长主持，我校将继续招收声乐特长生。招生报名、咨询工作定于5月16、17日（周六、日）在一0一中学艺术中心举行。届时请携带《（声乐）特殊收生卡》及近两年声乐获奖证书报名。同时欢迎孩子们及家长前来参观、咨询。我校优美的校园、现代化的艺术中心、全国一流的音乐教室，
　　玻璃对人类有着重大的意义。15世纪，不断释放出振奋人心的能量，我校建校五十周年文艺晚会&春华秋实&在大礼堂举行。晚会在学校管乐队演奏的《欢迎进行曲》中拉开序幕。
，地动山摇。所以，我们深中的老师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了优秀的学习能力你出到社会就可以不断地让自己丰富起来，其外延几乎囊括了韵文之外所有的文章，其中纯艺术类科目设有研究生学位，
，氯原子最外圈缺1个电子。所以来自我校全一杭、永嘉外国语实验小学的鲍豪翔以及温州二高的薛莉莎、乐清育英学校的戚露丹分获小学组和中学组一等奖。我校周怡甸同学获二等奖。市公安局宣传处金群处长、市教育局李珍阳、交警支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黄玉钒等领导观看了比赛，APEC制定了诸多相关规划，美股下跌，为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对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在1月7富氏摄影摄像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在1月7富氏摄影摄像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本报记者陈效卫、李景卫、黄文帝、刘睿、李增伟、林雪丹、王海林、丁大伟、张卫中、张建波、杨迅、廖政军）
(责任编辑：青岛富氏职业培训学校（共搜索到12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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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国防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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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解我仲意4穿大学?依个揍喺我仲意噶原因，如今D大学都俾人经济化咗，学生会，乌里八糟D嘢E+让我地好贵咗，只得4穿大学，哩可以躺还度仰望星空，嘢可以骑行个D高原度西边，倘使哩贵咗，揍请躺下，睇睇个D逝去噶青春时光，让拒慢慢流淌，ZA起个D散落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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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国防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是部队师团级以上的军官和地方省部级干部
收起回复5楼 09:04&|
国家行政学院直属国务院，正部级，培养搞基公务员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比我姥姥家的地大点。给不是共党的分子灌输营养的国防大学，正大军区级，比正部还高点，军事最高学府，培养将军的中央团校，又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修共党文科，放在提前批但连二本生都不屑于报的底层普通本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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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关于 ”985“的信息,请&或华夏文摘增刊第六八五期（zk0901b）（本期作者：阎阳生、野夫、戴维堤、汤伟）
发布者 siyu 在 09-01-12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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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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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六八五期　――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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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09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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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说】　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　　　　　　　　　　　　　　　阎阳生
【童年旧事】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个小镇的文革始末　　　　　　　野　夫
【往事追忆】　“北航黑会”和抓“５?１６”运动　　　　　　　　　　戴维堤
【争　　鸣】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论会　　　　　　　汤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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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cnd-info＠cnd.org获取订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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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说】
　　　　　　　　　　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
　　　　　　　　　　　　　?阎阳生?
　　〔《记忆》编者按：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６月２４日贴出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８月１日毛泽东回信和８月１８　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８月２７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１００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１９６６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１００　天。
◇　背景和伏笔
　　１９６６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１９６６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１９６４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１９６４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一、１９６６年５月中――６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
　　典型事件：５。２９圆明园成立红卫兵、６。３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６。８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　５月中：对校领导态度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６５１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６５１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６３１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５７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　５月２９日：红卫兵成立
　　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５月２９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
　　笔者的记忆是，５月２９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６月１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５月２９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　６月２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６月２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１００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　：“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５７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　６月８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６月８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
　　宋柏林６月５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６月８日，外校３００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１０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６月４日，团中央派２人来了解情况，被盯稍、偷听。”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６月３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二、１９６６年６月中――７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
　　典型事件：６。８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６。２４“造反精神万岁”、７。２６江青接见、７。２９　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８。１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
◇　６月８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６月８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５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１８０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２００００（？）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１０１人，占学生总数的８％；左派教师２人，占教职工总数的１．７％。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１３．９％。”
　　刘晋在４０年后告诉笔者：６月８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　６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６月１７到２０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６月１７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６月２０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６月２１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２１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６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　６月２４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６月２３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６月２４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６月２６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简报）同时许多其他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７月４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７月１７日把２０８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　７月２０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７月５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７月１１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７月２０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７月１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７月２０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不好的“右派学生”。
◇　７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７月２４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７月２７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　７月２８、２９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７月２８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７月１６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７月１８日悄然回到北京。在７月２９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三、１９６６年８月初――９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
　　典型事件：　８。１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８。１８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联辩论和破四旧、红卫兵掌权、Y卧轨事件、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８。２７《十点估计》、大串联
◇　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在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８月１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８月３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１８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泅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　８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８月６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齐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处于微弱的少数，只能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斗争据说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　８月８日：Y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８月８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１７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是８月８日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净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８月１６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宋柏林在８月１７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２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４０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２７个人，留下了２３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了。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安排人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但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整齐军装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旧衣破衫显得分外扎眼。
◇　８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革命激情已殃及外国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影。
　　８月２６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我采访了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时年３０岁）：是预６５１班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时年３８岁）：“８月２５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呛，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年３４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有关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６３１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
◇　８月２７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８月２５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８月２７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的“红八月”抵制暴力的作用。
◇　９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北京市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９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候觉得代表了红卫兵……”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
　　这时红卫兵的创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我把第四章省略并非是对于红卫兵不重要，而是它已经没有了清华附中在历史上的独立性。“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争。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２００８．５．２９初稿，６．８缩写，７．１７删节于华清
□　原载《记忆》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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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旧事】
　　　　　　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一个小镇的文革始末
　　　　　　　　　　　　　?野　夫?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２０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１９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１９８２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曾经对我善良的亲人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了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共产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了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９０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章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３１８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七八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换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在文革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动折腾，递增的斗争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专政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官僚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管这场变革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倒一切当权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革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官僚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党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权派，谁真正应该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党都承认这是一场“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文革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主席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权，去砸碎一切法权。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师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反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８０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１９７０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悚－－－－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四九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中共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文革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做错了事，管教会组织批判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斗。犯人代代相传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文革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文革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写于文革爆发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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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北航黑会”和抓“５?１６”运动
　　　　　　　　　　　　　　　?戴维堤?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１９６８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尽管“清队”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１９６８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军”、“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　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　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　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１９６７年）夏季，武汉发生“７?２０”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为后话。
　　７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１９６８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７月１６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８?３１”、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８?１８”、贵州“４?１１”、桂林“老多”、广西“４?２２”、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全国２０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　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２０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岗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　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就是因为这个所谓“黑会”和会上的发言，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５?１６”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　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６２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
　　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只不过“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７２８”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在此后不久的“７?２８”大召见中，他老人家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２８天２８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　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是四川宜宾地书记委。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门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　刘、张二人平了反，回四川后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文革后被抓了起来。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２８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　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报，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　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　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　的同班同学和朋友，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１９６６年底和１９６７年的事，１９６８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了自己的班级。
　　抓“５?１６“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惨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　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
　　这就是北航的抓“５?１６”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友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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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鸣】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论会
　　　　　　　　　　　　　　　　?汤　伟?
　　美国的纽约大学最近举行了一次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历史遗留的财产（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ｖ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学术研讨会。发起这次讨论的是纽约的几家美国组织――纽约大学公共知识机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革命书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以及国际人文中心项目（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背景是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这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全球正在向左转”。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出现巨大奇迹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抗议的活动时有发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一、关于文革的起因：
　　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之一、美国Ｄｒｅｗ大学（Ｄｒｅｗ　Ｃｏｌｌｅｇｅ）中文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棣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因并非是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夺取政权之后，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变革的承诺经过１７年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兑现，而被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毛泽东急于改变现状，实践他的文化革命的理念，因此发动了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实际开始于１９６４年关于文艺方向之争的阶段。毛泽东一直认为：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１９３７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在抗战的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之际，后方的艺术家还在大肆描写风花雪夜。这个时候人民需要的是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艺术普及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是歌、舞、还是美术，都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艺术家们也甘愿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推广。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无法企及。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的时候，当演奏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而是物质主义至上。社会不稳定、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也许邓小平是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白猫黑猫的理论。中国现在无疑在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美国Ｗａｒｒｅｎ　Ｗｉｌｓｏｎ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韩东屏说：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现，这就是现在中国划分的新租界，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
　　柏棣教授认为：文革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今中国的物质主义思潮又到底能够走多远？看看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对过去的总结正是为了面对现实，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分化。
　　二、文革的历史作用
　　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
　　曾经撰写过关于中国文革的艺术等系列文章的美国作家Ｌｉ　Ｏｎｅｓｔｏ认为：文革使中国的妇女获得了彻底解放。中国女性在历史上受尽压迫，对妇女实施的残酷的裹脚，就是历史上压抑她们人性的象征。毛泽东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办幼儿园、食堂，使中国的女性从家务负担不仅身体上、而在思想上彻底获得解放。柏棣教授认为：文革时期妇女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文革时期艺术服务人民、歌颂人民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舞蹈和艺术政治的Ａｌｙ　Ｒｏｓｅ认为：没有纯粹的艺术，艺术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期，中国的艺术起到了服务政治和服务人民的作用。根据她的研究：例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文革期间，中国用文化艺术统一了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走到了塞外边疆。全国的老百姓天天唱样板戏，令百姓的生活很有生气、很振奋。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完全商业化、庸俗化、金钱化，艺术作品和老百姓无关，丝毫没有起到为政治为大众服务的作用。
　　文革普及教育和文化、人们普遍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念
　　韩东屏教授认为：中国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和今天的美国教育制度形式上几乎没有区别。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很少。而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普及到每一个村社、中学免费、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甚至超过现在。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学家Ｒａｙｍｏｎｄ　Ｌｏｔｔａ认为：文革普及文化教育，普通百姓得到扫盲、工农兵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今天，教育机会不均等，普通人根本受不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文革使干群关系融洽官员廉洁腐败减少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期间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对于防止政府和群众关系的紧张和干部的腐败，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规定县级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百天以上，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更多。韩东平认为工分制是世界上一种最平等的制度。今天官员腐败，贪污腐化，干群关系紧张和官员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有关。
　　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Ｌｉ　Ｏｎｅｓｔｏ认为：文革至少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向后推迟了１０年。文革使中国社会得到进步。
　　韩东屏认为：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今天中国的犯罪率远比文革时期高；文革中没有娼妓，今天的中国娼妓横行；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平高于今天，如今道德沦丧；文革期间社会问题远没有今天的社会问题这样严重。
　　与会发言的人们认为：当前苏联垮台时，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弃置不用了。人类的历史往往会呈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情况。如今，面对西方的日益衰落，有人提出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时候了，至少证明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
　　这也是近年来在美国第一次公开组织的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的研讨活动。活动组织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重新认识评价中国文革活动的深入进行。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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