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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有一种母校情结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可以笑着说“红磡技校”，当别人说：“你是红磡技校的啊？”我会说：“你才红磡技校呢，我大polyu！”
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是一所坐落于香港九龙红磡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大学的宗旨是就科技、理科、商科、文科及其他学科提供着重应用的教育、训练及研究，以及为商业、工业及专业界别提供服务。香港理工大学拥有工程、建设及环境、工商管理、医疗及社会科学、人文、应用科学及纺织、设计及酒店及旅游业管理8个学院，27个学系，20余个科研中心。通俗版的大概就是，“实用就业技术哪家强，香港红磡找理工，8个学院27个学系任你选择，先交留位费试学两星期，香港高级技工学校。”“红磡技校”的爱称让一所本来感觉严肃的大学有了一种逗比的趣味，让每一个曾经或者现在在这里学习的小伙伴们可以轻松地开启一段属于他们的美好回忆。图书馆你们真的都是去学习的吗？作为学生，图书馆应该是我们最经常去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在理工时，你们去图书馆是不是都是去学习了？本帅去图书馆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学习，而是睡觉、喝咖啡、看电影。图书馆平台那一层，有几个沙发座椅，那是一群有法力的座椅，无论你是以多么清醒的状态坐上去的都能睡着，起初路过那片椅子时，看见那里经常是睡倒了一批人，我会笑他们居然能在来来往往最多人的平台上睡着，直到本帅自己被室友在那叫醒了三次以后……说到这，本帅想偷偷地问问各位，还记得图书馆楼上那群丑丑地适宜人体学的沙发吗？本帅觉得睡起来并不舒服啊。记得当年刚开学，一个学姐在分享会上说，图书馆中有咖啡厅的就咱们理工一个，你们应该好好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去学习，如果困了或者饿了还可以去咖啡厅给自己充一下电，于是本帅就听了学姐的话，泡在了图书馆……咖啡厅，咖啡、牛奶，嗯，图书馆的沙拉也不错。食堂别说你没有“混进”过食堂！曾经室友说你们理工还真是傲娇，就连个食堂都要有学生证才能进去。理工的食堂除了周日是公开对外开放的，其他时候你都要凭学生证才能进入，但是这也不是说不是理工的学生、校友，或者工作人员就不能进了，只要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有理工证件的，保安蜀黍都会让你们进去，这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个人进去，你也可以带一群人进去。但有时候难免你自己都会忘了带学生证，这时你要证明你就是理工的学生，和要证明“你妈”就是“你妈”是一样的麻烦。如果没有同行小伙伴，那你还不如看准时机走在一群人前面，手势指后面，用你的眼神告诉保安蜀黍，后面的人是和你一起的，他们会给出示证件，这样你就省去口舌还进去了食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没有曾经混进过食堂的小伙伴了？出来分享点经验，最近本帅又想回理工吃个饭了。那些楼理工那些楼，那些事……创新楼曾经一度认为理工是因为位于红磡，才将整个学校的颜色定格在了砖红色，在一抹砖红中，让本帅记忆最深的却是和这个大格局不一样风格的创新楼，当时据说香港8大奇葩建筑之一就是这个创新楼。每次回理工，路过创新楼，本帅的朋友都说那是他们当年上课的教学楼，让只去那个楼听过两次讲座的本帅羡慕不已，虽然这个楼建成有几年了，但是这个楼设计师的故事，本帅却是前段时间才关注的，因为今年4月1日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病逝了，而理工这个创新楼就是她在香港三个作品之一，它成为了理工的新地标，代表着科技、理性和创新。孔子学院之前一直听说香港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是香港唯一的一个孔子学院（2005年成立，2006年正式开幕），这么一个不明觉厉的地方，本帅却只是因为第一次去校医院走错了路才意外看到，位于A楼那边，如果哪位小伙伴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这是一个专业名气超过了学校的神圣地方，因此可以独立学校的主体单独拥有一座楼，要从理工的出口出去过天桥才可到达，说起这个学院到底有多牛，它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酒店及旅游教育机构，被评级为全球四大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之一，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四。不要告诉本帅这个专业怎么申请，本帅不配知道（手动再见）。说了这么多关于理工楼的故事，其实本帅最想知道的还是传说中，当年张国荣在理工旁边开演唱会期间，紧张的时候都会来理工，约潘校长（理工前校长）还有他朋友一起先搓几盘麻将，缓解压力，有谁知道他们当年到底是在哪个楼里搓麻将的吗？张国荣是潘校长的表弟（图片为潘宗光校长）从拥挤的地铁中走出来，过了天桥就可以到达的理工大学，它没有港大的名气，它不像中大、科大可以坐拥那么美的自然景色，它也与穿过购物宝地又一城才能到达的城大不同，有人说理工是一个“世俗”的学校，有着“市井小民”的那种“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的态度，但是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它，依旧是理工学生最爱的那个它，因为它在我们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会对女票说：“林志玲漂亮，玛格丽特.米切尔有才，奥黛丽.赫本气质好，王思聪有钱（好像混进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但在我心中，她们所有人加起来全都比不上一个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曾经在香港就读过或者正在就读的各位小伙伴们，快来说一说关于你们学校那些有趣的故事吧，本帅在此特别征集故事，你可以写几个你们学校的特色或者传闻，你们可以在评论中直接留言，也可以写好后扔到后台，为方便本帅整理请先标明学校名称后再写故事，又一个毕业季，让我们一起回忆曾经就读过的那些香港学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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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占时期
香港日占时期（出自日本占领时期の香港），又称为香港日治时期或香港沦陷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军事占领统治香港的时期：由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起，至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香港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
香港日占时期背景
香港保卫战
日，中日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份地区。中国东部沿岸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成为了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地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月21日沦陷。而部份日军亦驻守于深圳的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英国明白最终会与日本一战，于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1938年7月，香港政府通过了《紧急条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积极备战。同年9月，更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大量难民从中国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约100万，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1939年，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德国攻打波兰揭开序幕。美国在战争刚开始时并未参与。不过，美国海军在日本成功开辟亚洲战场后受到威胁。日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日上午8时（即香港时间8日凌晨2时）奇袭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珍珠港，不足8个小时后，日本在香港标准时间12月8日早上开始进攻香港的英军，8时空袭启德机场，瘫痪英军防空力量，并袭击深水埗军营。英军、加拿大军和印度军参与了战役，抵抗以酒井隆为首的日军攻势。
日军在12月8日中午渡过深圳河，12月11日攻克英军最主要的防线——醉酒湾防线，并占领新界及九龙。日军曾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却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日军于是在12月18日渡过维多利亚港，并攻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加拿大的温尼伯榴弹兵部队把守香港岛南区黄泥涌峡，不过最后亦遭日军强攻成功，并使香港最后一个水塘失守，英军面临断水断粮。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在日军总司令部半岛酒店投降，10,000多英军做了战俘，此日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到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了首任日占时期总督，香港正式沦陷，成为日本军事占领区。
香港日占时期政治
香港日占时期军政府时期
日治时期初期，酒井隆实施 戒严令，日军于 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等）制定严厉的法例及设立管辖全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战俘（包括 英军及市民）被囚禁于 深水埗和 赤柱的战俘营，战俘备受饥饿、病患之苦。同时日本 军政府封锁 维多利亚港、控制海旁的货仓。
1942年1月，香港警察被征召成为宪兵。日本宪兵将警区分为5区，东香港、西香港、九龙、新界及水警。总部位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会大楼（今香港终审法院）。
香港日占时期民政时期
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结束了军政府时期。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于当时的台湾和朝鲜，故
日本并没有于香港筹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道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了多数重要职位，华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厮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英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协议会并无法律上权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区域架构由民治部于1942年3月成立，将香港岛分成12区，九龙分成9区，新界分成7区（见香港日治时期行政区划）。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中国人作为所长，管理该区的大小事务、代表该区市民的所需。这行政架构于矶谷廉介统治下重新设计，奠定了香港日后发展分区管治的基础。此外，占领地政府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是香港首种出现的身份证明文件[6]。
香港日占时期历任地方长官
[tbody][td 0 0]香港日占时期历任地方长官列表[td 0 0]日 - 日[td 0 0]行政长官日军酒井隆中将（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td 0 0]日 - 日[td 0 0]日军矶谷廉介中将（总督）[td 0 0]日 - 8月15日[td 0 0]日军田中久一中将（总督）[/tbody]
香港日占时期经济
沦陷时期，很多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小至小贩、大至银行都很贫穷。很多公司都倒闭，米、糖、面粉、油都面临短缺，需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加上美国的轰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顿。造船业和建筑业的人无家可归。在农业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区的粉岭和锦田石岗机场建设耕地，他们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响力，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间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日本的银行并向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日本军用手票
日，即香港被日本统治翌日，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港元变为不合法货币，拥有港元的人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兑1，可是在日起兑换率变为4兑1，比之前兑换率骤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变得贫穷。日圆军票于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圆作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
当时香港虽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门等其他中立地区依然受承认，市面上还有港元买卖活动。日军一般强逼收回的港元钞票，于境外购买物资，故日军获益甚丰。另一方面，日军在印制军用手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兑换有十足保证的。日本战败后军票立时成为废纸。加上滥发，香港出现灾难性通货膨胀，物价每日贬值。于1945年中期，日本当局强迫汇丰、渣打、有利银行高层在没有任何储备金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总数达1亿零300万元。
香港日占时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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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占时期归乡政策
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迫驱逐至中国大陆。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至60万人。
香港日占时期设施毁坏
日本在占领后随即重组政府及私有物业。因为扩建启德机场的关系，他们摧毁位于九龙城的九龙寨城及宋王台，而知名建筑如华仁书院、拔萃男书院、中央英童学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今圣保罗男女中学）、喇沙书院、圣若瑟书院、圣士提反书院等等都被强行征召成为日军的医院或战俘营。拔萃男书院更被谣传是日军执行斩首的地方。而协恩中学亦被指为日军当年其中一个用地，于山后设有防空洞，并于重光后发现一个日式浴缸。
此外，皇后像广场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被拆掉，原址则竖立了一个石碑，宣告香港已经被日本占领。1942年2月开始，日本开始于香港岛宝云山山顶兴建忠灵塔，以纪念阵亡的日军，使其成为香港的地标。重光后被香港政府炸毁。
当时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战火摧毁。而日本当局亦将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货车等充公，其中不少成为了军用物资，其余车辆则拨归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务。1942年起，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及天星小轮亦逐渐投入有限度的服务。九广铁路亦于1943年恢复通车。由于燃料严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经常停驶，在香港岛出现了载客的自行车、三轮车，及由载货手推车加上座椅和顶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装人手推车，沿电车路线行走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而九龙半岛，则曾经出现过马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于弥敦道一带。
香港日占时期饥荒
在日本统治下，人民生活艰苦，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由1942年开始由日本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以买六两四的白米。由于没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两四白米明显不足。于是很多人只能以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勉强充饥。其后白米亦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作粮食。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更多市民因付担不起食物价格疯狂通胀而饿死。
日治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道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另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一些市民的回忆，指于日占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有关日占时期的档卷资料显示，每日在市区街道上都收集到300至400具尸体，有时更多，曾经有一日达到731具。因饥饿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50,000人。
香港日占时期物资短缺
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及皇仁书院校舍 等，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占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或以赝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总督部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临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
日军还曾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部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2只铜狮子亦差点不能幸免。
香港日占时期人心惶恐
日军在占领期间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于跑马地马场重办赛马，往后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损市民心智健康，更借此敛财。[原创研究？]后期因活马不足应付赛事，更以跑木马代替。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90度鞠躬；否则一旦发现，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除“居民证”外，市民亦须全家合影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日军查户口时出示，若相中家中的人并不在，又无合理解释，便会被当作窝藏游击队成员。
战后日本将种种暴行都推卸到“朝鲜籍士兵”的身上，他们甚至指香港的慰安所和妓院“都是由朝鲜籍士兵营运”，“与日本士兵无关”。战后的日本也将部分责任推卸到香港的华人非法组织之上。不过，新近发现的盟军审讯文件显示，日军的确在香港境内犯下种种战争罪行，包括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杀害大屿山银矿湾12名村民。
香港日占时期公共卫生
沦陷时期的公共医院甚少。九龙医院和玛丽医院均被日军所占领，东华东院也改成军事医院，其余不少医院亦被迫关闭。在药物和资金的短缺下，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继续提供有限度的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食物、医药、衣物和殓葬服务等。虽然它们仍有一定的资金储备，但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因为它们无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赔偿的开支。这促使他们进行更多慈善活动以筹集捐款，例如音乐和戏曲表演等。
香港日占时期社会服务
日治时期，慈善组织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击队。虽然日方设立了一个以“东亚建设基金”为名的所谓慈善组织，但事实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并非用作慈善用途。当时，香港圣公会会督及华人代表联会希望透过举办慈善活动来救济穷人，所以向当时日占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总督矶谷廉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着东亚建设基金拨款。不过，援助并不是直接送到筹办者的手上，而需要经手日本总督。日方亦因为这次事件而声称曾经救济地方贫困者而出力，然而这项所谓“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恒。
凭着东亚建设基金的资助，“华民慈善总会”设立，以组织筹款和分发善款作。为了促进慈善活动，该会组织了委员会，挑选工会里面的名人等来领导筹款活动，继而请求工会成员参加小组，协助筹款活动。这些成员然后从各个社会阶层筹取善款，以得到最多款项。活动也包括了政治宣传工作。这许多捐赠运动最后筹募了5万5500日圆军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赛和戏曲表演来筹募捐款。活动在其后数年持续进行。
香港日占时期日化政策
香港日占时期教育
日治时期，香港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治时期只剩下34所。在仅余的学校里，日本当局积极推广日化教育。日语成为了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使用。日语成绩不好的学生，会遭受严厉的处分。除此之外，认同日本文化、礼节及国情等都成为了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课文内容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这种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强日本对香港人的影响，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相较严重不足的基础教育，政府对日语教育则推行甚力，设立多所日语讲习所，亦鼓励一
些私营的日语学校设立，凡政府或日资企业招聘员工时，日语程度较佳者不但可得任用，且可获额外的粮食配合。政府亦强逼教师应考日语考试，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个月日语培训。另一方面，虽然当时日本对香港实行灯火管制，据一些当年在香港学生讲述，有些同学为恶补日语，会冒险挑灯夜读。这些学生一旦被发现，不但不会受罚，幸运的可能还会得到奖励。为了应付日语师资需求，培养认同日本统治的华人政府人员，政府曾成立“香港东亚学院”，是日治时期唯一的专上学院，但只维持短时间，学生人数甚少。至于香港大学，则因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或已被关在战俘营，或已逃亡离港，因此缺乏人材，日本战败投降一直未有复课。
香港日占时期地区命名
日治时期，香港的正式名称是“香港占领地”。占领地政府将香港多处重新分区和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为“元香港”等。街道及地方更名十分常见，而很多名称改动都带有日本色彩，改“道”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为“明治通”；“跑马地马场”更改名为“青叶峡竞马场”等。
当时政府亦没收所有欧资公司的物业，鼓励日本公司取而代之，并将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连与英国无关的名称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的前身“重庆市场”，因为要避重庆的忌讳，而改称“中兴市场”，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神社。坊间流传日本曾把香港更名为“香岛”，并没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简称由“港”改为“香”真有其事，如战前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于日占期间皆改以“香九”称之、占领地香港总督的命令称为“香督令”等。 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
香港日占时期文化影响
政府废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号，并以纪念日本节日、天皇寿辰、胜利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加强日本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例如以神道教节日尊敬死者，日则有日本纪元节，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并且在今香港动植物公园处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战死者，今九龙圣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计划在宝云山兴建忠灵塔纪念战争死难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战后神社已被清除及还原为教堂等建筑物。
政府也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日本两地时间一致，进一步将香港同化。
战前由日本人拥有的日文报纸《香港日报》，在1942年1月复刊，同时增设中文版《香港日报》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是港日政府的喉舌。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报纸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并受到官方新闻审查。当时《星岛日报》曾易名为《香岛日报》，维持继续出版，《循环日报》则因被盟军误炸而停刊。电台被用作为日本宣传。市面仍然有各种娱乐，但只有能付担得起的人可以享用。戏院只放映日本电影，《香港攻略》是日占时期唯一在香港拍摄的电影，由田中重雄导演，大日本映画公司生产，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员演出，参与的香港演员有紫罗莲。这部电影在日，接近日军占领香港一周年纪念期间上映。赛马亦重新在跑马地马场举行。
香港日占时期日军罪行
玛丽医院难民船沉没事件
日，一万名被日军拘留者被送至西环，登上共19艘船只，落船时每人获分派重约2斤的小米罐，面包2个，国币10元，落船后即被推入舱底，封闭舱门，不能上船面，此19艘船乃由一艘小型火船拖带，惟开行不久即遇台风，火船不能支撑，日宪队遂斩缆任由此19艘船自行漂流，其中14只完全沉没，酿成约3,000人丧生。另有1只船头爆裂，死伤多人。其后获救的生还者大部份因饿极而不能行走，当中多人在沙滩上自然死去，沿路满布尸体。
人口普查杀害无辜
日，香港占领地政府举行首次人口普查，在清查中日军杀害大量平民，文献指遇害及被捕后失踪者达2,000余人。
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事故
日，日军将深水埗集中营1,816位盟军战俘赶上停泊在昂船洲的客货轮“里斯本丸”，两日后启航前往日本。10月1日于浙江舟山对开海面被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鲈鱼号”（USS Grouper）鱼雷击中，至10月2日沉没，酿成约1,000死384伤。
放逐难民至荒岛
1944年7月，螺洲被发现有约400名被载到此荒岛的难民，在岛上没有民居亦没有任何生产的情况下自生自灭。其后螺洲对岸鹤咀村居民称经常听见从螺洲传来的惨叫声，岛上时更见岛上到处骸骨，死者多为饿死或游水逃生时溺毙，岛上亦曾发生人食人惨剧。
中央警署私刑
在日治时期，从中央警署获释者多数在不久后死亡，估计因饥饿或遭虐打致死，死者达百余人。警署亦曾用囚车将部分并未被审判过的囚犯载往行刑，即使有审讯也是在监狱附近进行，而主持审讯多为负责拘捕犯人回来的人，而审讯也只是日宪兵私下问讯而已，并无法官、律师及旁听者。
放逐苦工至海南岛
1942年3月，484名被囚禁在湾仔告士打道合记公司的平民被驱逐上“愉林丸”号，驶往岛上并无医疗设施的海南岛，在该处被强迫为日本人工作。“香港重光”后，能返抵者仅百余人。300多名死者的死因多为遭虐打及饥饿所至。
日治时期，总共有20,000名香港人和20,000名中国内地人，被强行带到海南岛开矿，期间受到虐待，不少人在饥饿下死亡。在海南岛的40,000名华工中，仅有5,000人幸存。
惠州平海屠杀
日下午，有一妇外出到山边捡拾柴枝，突有1名日本宪兵及2名华警前来拘捕，并用刺刀刺其背部，华警称因妇捡拾柴枝而将其拘捕，同时被捕的2名老妇亦被同一刺刀刺伤背部，随即带往香港仔警署内监禁，期间并无提供食物及水，至12月2日用车载往北角难民营，车上有在赤柱被拘的另外1男2女。营内亦有多人被囚，营门有持武器的日宪及华警把守，有当事人称营中每日只有2餐，晨8时给稀粥一碗，无盐无菜，除进食外，整日均困在监内。稍为光鲜的衣服均被脱去，连裤头带亦被除去。营内除大人外亦有小孩。
2星期后，营内人数达400人，当日下午4时全部人被迫到北角海边登上一艘船，并被锁在船舱内。众人在舱内被困24小时后抵达惠州市平海镇，所有难民在舱面由4名宪兵挑选身体强健者释放后，剩下约70名身体残弱及病患者均被逐一斩杀并推之落海。
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为日在圣士提反书院发生的一宗大型屠杀事件，受害者由60人到超过100人不等。
日，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政府用作军事医院。至12月25日，超过150名日军闯进医院，当时在内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伤兵，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和书院职员被杀，受害职员包括中文科科主任谭长萱。
一些生还的伤兵和护士，分别被囚禁在两个房间。后来另一批日军肢解2名加拿大人。在隔壁房间的护士则被人轮奸。
帆船蒲台岛入水事故
1944年6月，赤柱海边难民营中被囚有800多名无故被拘的平民。约一星期后，营内人数增至过千人，即解落数只帆船，带至深圳南澳。两船外有一火船，内有日宪及华警持械把守。船驶至长洲时，火船离开，并命令帆船驶往南澳，同时给予2包米。帆船行至青衣，天气变坏，遂折回蒲台岛，此时船上入水，水深及膝，船上50余名老弱者因此淹死。船到蒲台岛后即下锚，在海面停留。有20人此时获岛上艇家救取，到大潭笃水塘上岸。
置人于烈日下晒毙
有报道指15名华人被置烈日下，用火水罐挂在手上，直至晒毙为止。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梅窝银矿湾无故杀害12名市民。
日下午2时，一批为数15人的驻银矿湾日军，遭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突袭，造成十余名日兵伤亡，港九大队则有一人身亡。日军为报复，随即在邻近的三个村落放火和杀人，更押解300名村民到沙滩虐打凌辱，部分人被打死。其后英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四个战争罪行法庭，有关案件于日开审，4月24日审结，有村民亲身到法庭指证。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Suzannah Linton感慨“港人没有身体力行重塑这段宝贵历史，以还无辜死难者一个公道”。
1943年某日，薄扶林道近坚尼地城有10名华妇割草，被日宪兵捕去，囚于一混凝土小屋内，然后放犬入屋，10名华妇被咬毙。
杀害医护人员
苹果日报引述“东京战争罪法庭”（相信是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纪录，指一队日军在1941年12月来到黄泥涌峡的医疗基地，射杀十名担架手。报道指担架手的手臂上绑有“红十字”，且已举手投降，另有五人在帐篷内被俘，他们曾试图在红十字旗上写字表明医护人员身份，身上没有武器，惟旗帜在伸出帐篷时被日军子弹射穿。五人其后被缚在树上，日军带走其中二人，二人再没有回来，其余三人在半夜逃走，最后只有一人生还[28]。报道又指，一支业余考古队发现的半块肩章，属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的队员。考古队成员Craig表示，当年只有队长才会佩戴肩章，肩章主人极可能是失踪者之一的队长Barclay。Craig找来Barclay的儿子Jim，后者特意来到香港，领取父亲的唯一遗物。报道认为是次考古发现，与历史不谋而合。
虐待战俘平民
香港大学法律系建立香港战争罪犯网上数据库，于日投入服务。副教授Suzannah Linton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叠文件纪录，显示日军曾虐待战俘和普通市民，手法包括强行灌水至肚胀，再用脚猛力踏在肚皮上。除了强行灌水，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
香港日占时期战后审判
Suzannah Linton寻获的文件显示，由1945年至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审判最少123名日军战犯，他们涉及最少45宗战争罪行。当年的战争法庭位于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其中22名被判死刑，并于赤柱上吊行刑。14名因证据不足获释。其余战犯被判监禁，刑期由6个月至终身。不过，由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这些战犯在1950年代获释。
另根据生活杂志的档案照片，可见部分日本战犯或滞港日军士兵在战后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包括打扫花园和修筑公路。
香港日占时期反日活动
早于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了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不满，有香港市民组织拒买日本货物，很多1910年代关闭的工会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爱国主义情绪。在日占期间，香港华籍市民的反日活动仍无间断，变成了地下活动。
香港日占时期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所有英国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战俘营时，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其后，他将英军服务团的总部设于桂林，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他们的贡献主要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过程中，英军服务团获得东江纵队积极合作和保护。
香港日占时期盟军轰炸
盟军由1942年9月至1945年7月期间多次香港，亦为英国政府所允许，盟军战机主要空袭香港的日军据点，但是间中亦有误中民居，造成无辜伤亡。其中最严重一次为1945年1月误炸湾仔市中心，酿成市民约1,000死3,000伤。第二严重的是1945年4月误炸铜锣湾法国医院（圣保禄医院）及铜锣湾避风塘，造成490余死数百伤。第三严重则为1944年10月正在上课的红磡小学校被误炸，几乎全体教师及学生死亡，连同附近民居共300死300伤。然而根据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忧郁》一书的印象，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香港日占时期港九大队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1940年9月建立，于1942年2月正式成立，是一队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中国共产党属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主要于新界西贡一带活动，以加强在东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反日力量。
港九大队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生领导，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港九大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位成员。在英军撤退后，港九大队队员获取被英军摒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台湾和东南亚的战略机密。港九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队员竭力攻击强盗和日军，保障农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队亦帮助破坏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和促进了在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友谊。在使用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下，他们杀死了一些汉奸和其同党，在九龙和广州保护贸易商人，攻击大埔的警察局，并轰炸启德机场。
港九大队在拯救英国和外国人士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国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以及1名菲律宾人获拯救，包括被囚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及美军飞行员，此外亦有大批内地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获救。另外，港九大队亦协助营救战俘，包括著名的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国栋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港九大队对盟军最重大的贡献，是抢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当时为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Donald W. Kern）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降落慈云山，后得到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军的搜捕。
1942年4月，港九大队队员加强了对大屿山的控制，强化与澳门和广州的通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大队仍是它下辖的一个分队。
香港日占时期香港重光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发香港归属问题。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应把香港主权交回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但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但这同时避免数年后受到国共内战的影响，由国民政府变成中共政府统治。
日，英国宣布接收香港及恢复香港的管治。中华民国政府曾表示强烈反对，但经过多次交涉及美国的协调后，中方最后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两国政府授权委托下，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抵港，正式代表英国恢复对香港殖民统治，当日遂定为重光纪念日，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前，每年重光纪念日都成为了香港的公众假期。另一方面，日，中华民国、英国及日本代表于香港总督府联合签署香港的受降文件，正式代表了日本在香港的投降。
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后，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使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日，曾被囚于沈阳集中营的前总督杨慕琦复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恢复正常。
香港日占时期影响
战后香港发展迅速，加上当时的香港政府积极去日化，战后遗留至今的日治痕迹不多，但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日治时期的痕迹。 立法会大楼及 汇丰总行大厦铜狮子上皆有保卫战时留下的子弹孔， 拔萃男书院于礼堂门前有于校园内挖出的日本军刀， 传说今日英皇书院的水池则是日占时期的炸弹洞改建而成的。[来源请求]新界地区的一些荒废地道里有日军刻划的签名。建筑工地也不时会挖掘出炸弹、军刀或人体骸骨，其中于 2007年在赤柱 圣士提反书院附属小学广场地底挖出的战时炮弹，另外 1999年薄扶林道近 玛丽医院修建天桥时亦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盟军炸弹。再之前亦曾在 旺角及 深水埗闹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军炸弹。 2013年，一支业余考古队在 大潭笃水塘山头，发现七枚炸弹及多发机枪子弹，包括一枚2,000磅空投炸弹，考古队相信这些弹药属于一架被击落的美军 TBM3轰炸机。
日军又在香港多处地方滥伐树木，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未能恢复战前原貌。例如 狮子山山头依然只有很少树木，而 蝴蝶谷的生态破坏亦使蝴蝶从此绝迹。
在建筑方面，今日的礼宾府依然保留着当时兴建的日式的屋顶及塔楼。战后的香港政府于今香港大会堂修建了纪念花园，是主要的纪念建筑。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内则展有一批日治时期文物，其中包括当年挂在日军占领地政府总部（原汇丰银行大楼）正门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门牌。
日军在日治时期设立了“香港市民图书馆”，是香港的较早期开放给公众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今收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港日政府开香港分区及签发身份证之始，于战后一定程度上被沿袭下来。
据说香港粤语称“老板”为“老世”也是源于日治时期。当时各商铺外皆要列出铺内工作人名，东主日文作“世带主”，为港日政府工作的华人。随日军入来搜查时即叫“老世”出来，由此便衍生“老世”。另一个日占时期留下来的词语是“轮大米”，即“轮奸”之意，将排队轮候大米配给的过程，与日军轮奸妇女的情景形象化的结合；同样“惨过轮米”可用以形容一件事极为辛苦，此二皆与日占时期经常要轮米有关。香港粤语里与日本人有关的蔑称，亦多与日占时期有关；如“萝卜头”是源于日军发式和配给作粮食的日本萝卜；“架佬”（“架”读阴平声，与日语中表达“但是”意思的常用助词“が”发音相似）是源于对日语语感认知。
日本统治期间的“归乡政策”亦间接使不少香港居民丧失在香港原有的权利。由于早期英国对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宽松，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就可以在英国定居，而当时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权。不过因为日本的归乡政策，不少儿童在战时移居中国大陆。当他们回到香港之后，有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记录遗失或被烧毁）而未能确认其香港出生地位，被当作在中国内地出生。随着后来英国收紧移民政策，这一部分人亦失去了移居英国的权利。
另外，许多香港民间的鬼故事和都市传说也经常以日占时期作背景，例如兵房、乱葬岗、执行处决的地方等。
当香港沦陷时，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她的小说《倾城之恋》就是根据当时她的所见所闻和从友人处听到的故事受启发写成。《倾城之恋》小说后来在上海被改编为舞台剧，近年香港话剧团再改编为《新倾城之恋》上映。此外，香港演戏家族分别于及2000年（1月及4月），上演以日占时期为背景的音乐剧《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流产的改革
1930年代后期，香港政府在时任港督罗富国领导下，有意放宽殖民政策，给予香港市民更多的社会权责，更开征入息税，计划推动全新的福利制度。有关计划已获英国政府允许，但由于日本占领香港，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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