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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风波
来源：法制与新闻　作者：刘修齐　发布时间： 11:17:00　浏览次数：<font color="#FF次&&
[提要] ■本刊调查■　　皮村，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是一个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人口结构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打工者为主。走进皮村，水果摊、中型超市、小商店，各地饭馆、理发店紧凑排列，人们在其间往来穿梭，少了城市里…
　　■ 本刊调查 ■
　　皮村，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是一个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人口结构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打工者为主。走进皮村，水果摊、中型超市、小商店，各地饭馆、理发店紧凑排列，人们在其间往来穿梭，少了城市里的匆忙和紧张，多了市井生活的慵懒和随意。
　　同心实验学校座落于这座城中村的中心地带，像普通的社区学校一样，门墙低矮，爬山虎阴影下白底黑字的门牌显得庄重又亲切。校园里，靠近大门的一面墙上挂着的数十块牌匾提醒着人们，这所学校有着特殊的身份：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总编室、朝阳区文化馆、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西门子、拜耳集团、渣打银行等，这些单位和组织都与学校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这是一所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在成立的7年间一直以的身份，接受朝阳区在安全卫生和教学方面的监督检查，但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办学资质。
　　“我们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身份。”学校的负责人之一王德治说。
　　关停风波
　　（本刊记者）廖卫华 （本刊实习记者）刘修齐 /文
　　日，同心实验学校收到了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教育卫生科送达的《告知书》。《告知书》称，学校“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并称学校“未按相关规定程序取得办学资质”，责令同心实验学校“停业关闭”。
　　针对《告知书》的内容，同心实验学校在《同心致金盏乡教育卫生科答复书》、《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请求保留“同心实验学校”的紧急申请及情况说明》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首先，政府方面对同心实验学校提交的办学申请一直未予回复；其次，学校没有管理制度、安全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再次，学校为打工家庭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理应受到政府的表彰；最后，作为乡政府的行政部门，金盏乡送达“停业关闭”的《告知书》，超越权限，涉嫌违法行政。
　　与同心实验学校一起收到这份《告知书》的，还有金盏乡的其他三所学校，分别是皮村新利学校、马各庄实验学校和京华希望马各庄新公民学校，一共涉及3600多名学生和60多名老师。根据朝阳区教委公布的分流安置原则，被关停的的学生，如果能办理现居住地《借读证明》的，可进入公办学校免费就读；不能办理的，将会分流到当地村委联合筹资建立的东坝乡黎各庄学校。
　　对此，同心实验学校并不买账。“首先，这所新学校最多只能容纳1500名学生，其他学生怎么办？”王德治说，“其次，学生进入公立学校需要提供七项证明，家长根本办不了。”他认为，将学生分流到公立学校的承诺几乎无法实现， 而且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也不可靠。“2011年，朝阳将东坝学校关停后，将学生分流到了博雅学校，最开始承诺的350元学费没有坚持到一年，就直接上涨到了800元。有了这样的教训，让我们怎么相信他们？”
　　7月26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与五名学者联名向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书，呼吁保留同心实验学校。此举迅速将各界对同心实验学校在内的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工友之家，同心实验学校
　　2005年8月，孙恒所在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用出版专辑得到的7.5万元版税作为启动资金，在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随后的7年，同心实验学校的发展和同样位于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同心，你不光能看到教室、宿舍、食堂这些普通学校的标志，还能看见同心互惠商店，女工合作社在这里合作，这是其他学校没有的。”学校的一位老师说。
　　因为“工友之家”的公益背景，同心实验学校在招生、对待家庭困难学生的方面，比一般的学校都走得更远。“同心实验学校对学生入学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包括那些其他学校不接收的身体残疾的孩子。” 王德治介绍，学校里有两名“瓷娃娃”，患有软骨病，“这样的孩子是不可能进入普通的公立学校的，但是我们收。”
　　每学期开学总有学生无法交齐学费，对此，同心实验学校的政策是“能交多少交多少”。“我们就是为打工子弟服务的，如果我们不收，这些孩子去哪里上学呢？”王德治无奈又坚定地说。
　　一位姓王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上二年级了，一直没交过学费，这学期还是交不上，都是老师照顾的。
　　学校一位老师介绍，每年这样的情况有很多，那些欠下的学费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显然，这超越了一般学校承载的功能和责任，同时又缺乏正规学校的系统和规划，这是这所不可逃避的命运吗？
　　流动儿童，流动老师
　　1994年，杨先生就从老家四川广元来到皮村，一直在皮村做毛衣加工生意。在这个人口流动性很高的村庄，他是为数不多的见证同心实验学校每一步发展的家长。
　　“当年我是看着他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学校建好后，沈老师带着人一家一家地去招生。起初我也很犹豫，沈老师让我试试看，我想反正离家近就试试吧，这样把女儿送到了同心实验学校读书。”说起当年的经历，杨先生还是很感慨。
　　“学校的学生虽不多，老师的水平却不错，女儿在同心实验学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杨先生认同当年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够直升初中，六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杨先生将女儿转回广元。如今，孩子在老家的县城重点高中读书，杨先生说：“孩子如今的成绩也不错，尤其是英语，都是因为当时同心实验学校的老师教得好。”
　　现在，杨先生的儿子刚刚在同心实验学校结束了二年级的学习，对于要不要继续在这里上学，杨先生很犹豫：“村里之前一直打电话，要把同心实验学校的水和电都断掉，我们就很担心这边开不了学。现在过来一看，学好像是可以开了，可是孩子班又换老师了！”
　　在很多家长眼中，如今同心实验学校最令他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老师的流动性太大。杨先生儿子所在的三年级二班，从一年级起每年都会更换班主任。在同心实验学校，更换班主任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更换语文和数学两门主课老师。
　　“这样对孩子的影响不好，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方法，孩子的适应能力再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我肯定要让小孩在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地方上学，这样将来考大学才有优势啊！”杨先生说。
　　新学期报到当天，一位姓林的母亲发现女儿所在的班级又换了一位新班主任后很忧虑：“孩子在报到前要求过，如果今年自己的班再换老师的话就不在这儿上了，可是如果不在这里上，又能怎么办呢？”
　　从创建开始，志愿者在同心实验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学校共有33名正式老师，其中9名联合国“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进行日常的教学工作，他们的工作年限为两年。除此之外，每周有各种组织和个人作为志愿者为学生上英语口语课、社会课等，这些短期志愿者的流动性无疑更大。
　　一群流动的老师，一群流动的学生，如何让这所学校走得更远？
　　草根学校，明星地位
　　学校每个教室的班级名牌都是用纸打印出来贴在教室外面的，由于实行的是老师跟班的模式，学生可以在同一个班级、同一间教室里一直上到六年级，所以班级名牌每年都会换，但是挂在一旁的合作单位的牌匾却是牢牢钉在教室门口。中国建设银行、渣打银行，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在教室的斜对面有一间“爱心医务室”，是由央视儿童节目主持人鞠萍于2010年出资捐建的，同样大有来头。
　　除此之外，学校还会不定期接受物资捐赠。“最多的是文具和旧电脑。”学校的一名老师告诉记者，这些捐赠大部分来自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和组织，“学校有捐赠活动的时候，需要学生们在现场与捐赠方配合以及合影。”
　　同心实验学校的各种活动举办得非常频繁，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外部的力量参与其中。要么是捐赠方，要么是媒体，要么是社会名人。“我很害怕那些长枪短炮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我希望他们安安静静地读书，而不是现在这样。”这位老师说。
　　不过，在沈校长看来，众多的活动正是同心实验学校最大的特色之一，“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很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展现了打工子弟的精神风貌与心声。”
　　在这次被关停的风波中，同心实验学校的明星效应再次得到发挥。崔永元联合5位知名学者联名上书教育部长，请求保护；同心实验学校实时更新的微博被转发数万次，各种声音为同心实验学校摇旗呐喊。
　　在大多数的内外部活动和媒体报道中，学生们“打工子弟”的身份是一个被不断强调的标签，关注点明确指向他们的特殊和不同。
　　我们是在关注“打工子弟”这个字眼，还是在关注在这里上课学习的每一个孩子？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谁来保障
　　开学两天后，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杨先生还是将儿子送到了同心实验学校。“黎各庄学校还没有建好，而且入学必须办齐‘七证’，我们哪里可能办齐呢？”说起最终没有去这所由政府联合筹资建立学校的原因，他一脸无奈。
　　杨先生口中的“七证”是北京市各公立学校要求没有本地户口的外地学生在入学前必须提供的七项证明，包括户口本、暂住证、借读证明、免疫接种本、父母在京工作证明、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在京房产证明或购房租房合同等7个证件。
　　“这体现了他们面对流动儿童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很抵制的态度。”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韩嘉琳教授看来，《义务教育法》里规定的“所有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对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是一句空话。
　　目前，普通的农民工子女主要有四种受教育途径：第一种是进入，这些学校在校园空间、卫生条件上都有先天的不足；第二种是在老家的公立学校上学，这意味着他们会成为留守儿童；第三种是进入城市里的政府委托民办学校，但是学费和接送孩子的成本都较高；最后一种是进入城市里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口中的“七证”，则让家长们望而却步。
　　2001年5月，中央出台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随后，2003年的国务院1号文件与2006年1号文件，重申了这个政策；2006年6月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也再次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的法律责任。
　　学界普遍认为，强调流入地政府的教育投入与管理责任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将提供平等受教育条件的责任划分给流入地政府更是一次观念上的革新。
　　虽然所有的法律政策都强调农民工子女应当一视同仁地享有受教育权，可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进入公立学校呢？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这就给了各个公立学校自由发挥的空间。手续不齐全、学生满员，都可以成为阻挡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理由。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大部分的公立学校要像黎各庄学校一样，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设置那道几乎无法跨越的门槛？
　　华南师范大学的葛新斌教授解释，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教育投入责任配置尚欠合理。我们义务教育的费用其实是来自地方的县政府，这首先会导致地区之间的教育服务水平的差异性，从而使教育服务陷入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的泥潭中。
　　韩嘉琳也认为，为全民提供义务教育服务是国家的责任，不能以“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为由，以财政的原因，推卸对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
　　人口流动的限制能否打破？
　　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有年轻人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城市里从事建筑、餐饮等服务业，他们被人称作“打工仔”、“”。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一批批这样的“打工仔”、“”走进城市，为城市化建设作出贡献之后，很少有人会考虑到这部分人也要在城市里生活。
　　“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是钟摆式的，当城市的产业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招之即来，用制度设计把他们挤出来；当我们不需要他们时候，又可以把他们挤回去。所以在这样的设计过程中，当然不会去考虑他们的子女以后要留在城市里念书。”韩嘉琳说。
　　因此，90年代中期，当“打工仔”、“”成为“打工爸”、“打工妈”之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韩嘉琳介绍，目前的入学制度是以户籍人口作为生源和学校布点的参考，流动人口是被单列的。但是，城市在设计流动人口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如何安排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怎样有廉价的房子住，怎样安置其子女。
　　当一座城市不再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务的门外，当这座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是否就会有更多的人蜂拥而至，那时，这个城市是否就会不胜负荷？
　　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全国大概有7000万的农民工子女。其中只有2000万生活在城市，其余5000万是留守儿童。由此可以看出，不是所有打工者都会带着孩子来到城市。
　　“他们一定会考虑带孩子出来的成本，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地方的教育条件好，就把子女带出来，这与那些教育移民有本质的区别。”韩嘉琳介绍，大部分打工者只有当工作和住所都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考虑将子女带进城市。
　　基础教育是否可以产业化
　　像同心实验学校这样的目前在北京有一百多所，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这些农民工人口密集的地区。北京市第一所的创办者张宝贵，以前是河南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1993年，在北京做儿童入学情况调查时，他发现家乡跟随父母外出的孩子根本在当地没有就学。“爸爸是卖蔬菜的，孩子就蹲在蔬菜摊旁边帮父亲卖蔬菜；父母是卖水果的，就在水果摊旁边整理水果；最惨的是收废品的家长，早晨把孩子带出去，晚上把孩子带回来。”
　　看到这种现状，张宝贵决定要到这些失学儿童身边去办一所学校，让他们在父母身边享受义务教育的待遇。于是，他便开始了办的生涯。
　　张宝贵的经历代表了很多创办者的经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这类学校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入，几乎完全靠收取学生的有限学费来维持，以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低成本运作方式，复制了我国农村的办学模式，是在政府无力包办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自助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上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补充”功能。
　　后来，随着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多人开始纷纷进入这个领域。1997年以后，北京市的的数量急剧增长，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这类学校几乎承担了百分之六十的流动儿童的学前和小学教育。不靠国家投资，自负盈亏。那么，基础教育阶段的服务可以产业化吗？对于这些孩子在此阶段的教育，国家的责任何在呢？
　　“政府要做最基本的、所有人均等享有的、一样的服务，这是政府的责任跟作用。”韩嘉琳解释说，“不管是否贫穷，都有基本的教育权利，要接受九年基本义务教育，这个部分要由国家提供基本一样的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人希望子女在小学或者中学阶段受到更好的服务，那么，这个部分就可以推向市场。”
　　在她看来，当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这个部分并未由国家的资源或者所谓的公共资源承担起来，反而将其推向市场化。“一方面，国家将很多优质的资源投向重点院校，使重点校豪华化。另一方面，城市里现有的很普通的资源又不能给流动儿童使用，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基础教育产业化，是在推卸本属于政府的责任。”韩嘉琳说。
　　上海经验是否值得借鉴
　　上海市政府于2008年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对存在安全隐患、办学条件不合格的100所实行取缔，同时对一部分学校实行购买服务，帮助他们向民办小学转型。据统计，目前上海共审批设立了162所这样的小学，购买了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由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
　　上海的每一名农民工子女，只需要提供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在沪居住证明或就业证明，即可申请在公办学校就读并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而如果这个孩子生活在北京，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他所需的证件就会增加至7种。
　　针对京沪两地不同政策造成的不同结果，有媒体做过调查研究。他们在北京、上海各选择了10所民办的各500名10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作为调查样本。到2010年，上海的500名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进入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而这一年，北京的500名孩子原先就读的10所民办中，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人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就学。
　　北师大教授袁连生在对比研究了上海与北京的有关政策后，认为在“公办学校准入条件、增加公办学校接纳能力和对的支持”等3个涉及教育财政核心问题的方面，北京与上海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怎样的明天？
　　日，同心实验学校正式开学。每一个班级都来了一些新同学，走了一些老同学，有的班级甚至连老师也换了。开学那天，二年级的赵佳乐知道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转回老家了，这让他很难过。不过他依然会在课下与其他同学们一起在校园里玩耍，说起学校的变化，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开心：“学校来了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这下我们又可以做操又可以学唱歌了！”
　　现在，校园里有了读书的声音，有了打闹嬉戏的声音，有了笔尖落在书本上的声音，有了老师讲解题目的声音，很多孩子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暑假里，自己的学校曾经历了一场多么剧烈的风波，自己的父母度过了一个多么忐忑不安的夏天，而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又牵动了多少人的心……E
　　来源: 法制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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