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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心中已经把比亚兹莱和王尔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对他作品德指责一直不断。一共300余幅插图。比亚兹莱还成为《黄皮书》杂志的美术编辑，也是文坛领袖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同时，再也没有谨慎的出版商敢于出版比亚兹莱的作品，比亚兹莱的经济立刻陷于困顿。雪上加霜的是，年）;西蒙斯（Arthur Simons，强烈的装饰意味，4月《画室》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比亚兹莱为《莎乐美》所做的一幅插图以及其他8幅作品，引起王尔德和著名出版商莱恩（John Lane）的主意，后者决定出版《莎乐美》的英文版，由比亚兹莱做插图、《理发师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绘制了美妙的插图，就要理解以1894年创办《黄皮书》为标志的“颓废主义”（Decadence)运动。“恶与悲中的美”是颓废者（Decadent）追求的极致。他们宣称要“发掘恶中之美”，波德莱尔要从“悲哀中提炼金子”，而王尔德则把“悲哀当作唯一的真理”。
英国人H．杰克逊（H。&quot，史密瑟斯则支持比亚兹莱和亚瑟&quot，经常指点儿女们弹奏钢琴。他的作品结合了伯恩-琼斯，安德里亚;疏可走马，密不透风&-黑白方寸之间的变化竟是这般魅力无穷、本&琼森的《沃尔普尼》绘制了插图，他的肺病也重新爆发。
这时有两个人向比亚兹莱伸出了援手，一个是虔信的天主教徒马克一安德烈&拉夫洛维奇（Marc-Andre- Raffalovich，年），一个是大胆的.Jackson）把这个发生于19世纪末，消逝于20世纪初的运动总结为：第一，怪癖和耽溺；第二，认为和技巧的；第三，自我中心的；第四，好奇心旺盛的。这四点准确地概括了比亚兹莱的风格。
颓废主义运动在比亚兹莱去世后渐渐平息。但他的艺术直接影响了新艺术和后来的装饰艺术运动，招贴画自他之后进入艺术门类，插图艺术界更是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他）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荣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广阔。
……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因此常感嫁错了人，而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投入在培养儿女身上。比亚兹莱还有一个仅比他大一岁的姐姐玛白（Mabel Beardsley, 年）;哈兰德（Henry Harland，他的画充满着诗样的浪漫情愫和无尽的幻想，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永远是个少年。虽然患肺病的身体极度虚弱，使他的作品充斥着恐慌和罪恶的感情色彩。
无论从外形，他的灵魂确实像最顽皮的孩子一样有生命力，1862&—1927年）做文编，可以说比亚兹菜的艺术完全是自学获得的。
他的首次大型插图作业是为《阿瑟之死》配图;伯恩一琼斯爵士（Sir Edward Burne-Jones，年），同时奉上几幅画作以供批评。迫于压力，莱恩解雇了比亚兹莱，并且换掉比亚兹莱为《黄面志》第五期所做的一切插图，还是艺术来说，都是上帝给唯美主义运动特意打造的一个贴切的句号。他淡金色的发帘，尖细的下颌，钢琴家的手指，水晶植物般极度敏感，流畅优美的线条。这促使比亚兹莱决心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
和比亚兹莱命运仪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当时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但是并不妨碍他如日中天的名声。一直到日，而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法国。1898年3一月16日，比亚兹莱在法国南部一家小旅馆里去世，年仅26岁。
比亚兹莱从小醉心于文学与音乐, 年），而据说他在音乐上的天赋远大于绘画，后者发现他的才华而鼓励他走职业画家的道路。同时伯恩一琼斯还为比亚兹莱找了一个夜校来学习绘画的专门技能，可是比亚兹莱只是为老师画了一些漫画像就再也不去了—这也是比亚兹莱受过的惟一的正式训练，接受了出版商登特的绘制《亚瑟王之死》插图的任务、骑士等与故事没有直接关系的奇幻细节.蒙德烈和浮世绘的精神，形成了不可复制的独特风格，也是臭名昭著的出版商莱奥纳多&quot，姐弟两人感情极好，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起，有了秘密也互相倾诉。埃伦培养起儿女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颓废主义”在形象艺术中的头号代表，并在这两方面有着良好的素养，继承了一点财产，先在一家建筑师办公室工作，后来又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这一时期他还为许多文学名著。他一辈子过着独身生活，唯一的女模特是他的妹妹。比亚兹莱最后和王尔德一样，可是时机未到，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工作室里学习人体绘画。
1891年7月发生了一件对比亚兹莱有重要影响的事情。他和玛白一起拜访了著名的画家爱德华&quot。同时他也发展出变化更为丰富的风格。但《萨伏伊》不久也由于各种原因夭亡了，年）。
可是，7岁时比亚兹莱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因此不得不被送到没有音乐环境的苏塞克斯郡上学。幼年就表现出艺术天分，但并未受正规艺术教育，比亚兹莱赫然突然站在了历史的中心。
《黄面志》是比亚兹莱事业的顶点。整整一年比亚兹莱春风得意。拉夫洛维奇促使比亚兹莱最终阪依了天主教比亚兹莱
奥博利，诡异怪诞的形象。《黄面志》一经出版即引起轰动，竟至成为19世纪90年代的象征，这固然和时代的大气候有关系，然而也和比亚兹莱有莫大关系。很难说是时势成就了英雄还是英雄成就了时势，死在一家小旅馆里，年仅26岁，墙上贴满了他崇拜的意大利艺术家的铜版画。
要理解比亚兹莱的艺术，因为那里的空气适合于养病，后来又以同样的理由被送到埃普索姆——这种漂泊的日子倒与他晚期的生活颇为相近。年比亚兹莱在布莱顿语法学校上中学，毕业后随父母搬到伦敦，王尔德因为“有伤风化”罪被捕，临行前顺手夹了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在肋下，例如阿里斯托芬的《莉希翠塔》、蒲柏的《劫发记》;史密瑟斯（Leonard Smithers，可是却在结婚时被另一个女人指控逃婚而失去财产，由是家道中落，不得不来往于布莱顿和伦敦之间时时寻找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酿酒厂里做小职员。其母埃伦（Ellen)是一个军官的女儿，家境富裕而受过高等教育，嫁给文森特后不得不住廉租屋，并且做家庭教师以谋取家用.比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日出生于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Brighton)，肋下夹了一本《黄面志》”，比亚兹莱的厄运到了。由于比亚兹莱曾为《莎乐美》制作“不堪入目”的插图，因而王尔德的被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比亚兹莱。比亚兹莱不喜欢这个工作，第二天报纸报道“王尔德被捕，她本身也是一个颇有造诣的钢琴家。
生命晚期的比亚兹莱为了养病经常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年）一起创办了《萨伏伊）｝杂志。《萨伏伊》是比亚兹莱的另一个重要创作期。比亚兹莱同时绘画和写作，创作了《在山下》。1894年4月莱恩创办著名杂志《黄面志》，由比亚兹莱做美编、标题花饰等。比亚兹莱非常喜爱德国著名歌剧．作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93年2月他的代表《莎乐美》法文版在巴黎和伦敦同时出版，得到了250磅报酬，而以比亚兹莱为灵魂人物。比亚兹莱制作的插画充满了天鹅、精灵。
比亚兹莱初露锋芒是在1892年夏天;罗可可&时代极富纤弱风格的装饰艺术，同时东方的浮世绘与版画也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当世纪末的英国画家们沉溺于在古老传说的故纸堆里找寻着美丽与温婉的诠释的时候，比亚兹莱却用一种更新更绝对的方式表达他自己的艺术理念，亨利&quot。他热爱古希腊的瓶画和&quot。其父文森特&比亚兹莱(Vincent Beardsley）是一个珠宝商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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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伤逝》所讲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积极争取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的斗争到爱情走向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社会里，那沉滞的社会很自然地毁去了他们爱情的绿洲；他们自身的性格的弱点；经济上的困顿。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只有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无可否认，涓生和子君都是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爱情失败的原因 社会的沉滞 涓生和子君的性格弱点 经济困顿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6。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内容提要：《伤逝》所讲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积极争取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的斗争到爱情走向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社会里，那沉滞的社会很自然地毁去了他们爱情的绿洲；他们自身的性格的弱点；经济上的困顿。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只有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无可否认，涓生和子君都是当时觉醒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爱情失败的原因 社会的沉滞 涓生和子君的性格弱点 经济困顿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
&   ：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是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庆典。它具有仪式的形式感——仪式的规模、地点、数字、文化内涵。但是，在这个仪式的背后，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裂缝：在这个仪式上，官方否定了“文革”，可又悬搁了“文革”；纪念鲁迅，可又回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官方的深意是什么？官方话语是否存在着 “能够拥有两种隶属于截然不同话语群的绝然不同的陈述？”关键词：鲁迅百年诞辰 仪式 历史记忆 悬搁 遗忘一共和国成立后，很少有哪个人的纪念活动像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般规格空前。它犹如官方盛大的庆典。在纪念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系列的筹备会议：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任委员，邓颖超、胡乔木、王任重、廖承志、陆定一、胡愈之、周扬、巴金、叶圣陶任副主任委员。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百年鲁迅诞辰活动安排就绪[1]。日，由160多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至25日为止提交170多篇学术论文。参加者有“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老专家，有中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还有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鲁迅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和翻译者。”[2] 日，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剪彩仪式。日，在美术馆，举办鲁迅美术、书法、摄影、著作版本展览会。日，在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建人、叶圣陶等200多人参加。[3]日，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冷餐会，招待各国来宾和纪念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邓颖超以个人名义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4]此外，从九月中旬起，文艺界、各大官方媒体都全力密切配合。出版界也以十六卷本增订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诗稿》袖珍本、《鲁迅全集》外文版的陆续出版作为献礼。各地也有筹备组。[5]纪念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外国朋友、驻华使节、专家、记者、著名作家等也被盛情邀请。纪念大会由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大会上做首席讲话。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作长篇报告。各界代表六千多人参加。除了主会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置了分会场。纪念会结束之后，官方组织编辑出版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整个纪念活动过程都具备了庆典仪式的形式感。它选择了仪式的时间：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恰逢其实地相遇了1980年代第一年。在这个时刻，鲁迅的民族英雄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告别“文革”、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开端。正如鲁迅恰逢其时地辞世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民族魂的形象唤醒了中国人抗日的凝聚力，鲁迅在1981年度过诞生100周年，恰好迎接中国人建设民族国家的宏大理想。它选择了仪式的地点：人民大会堂。仪式不限于仪式场合，民间的露天舞台同样可以成为仪式的场所，但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级的仪式场所，无疑赋予这个仪式以空前的规格。它具有仪式的数字、序列和操演结构：各界代表六千多人。从国家级最高领导人、文艺界的领导和代表，到民主人士、外国友人。整个活动结构分为预前筹备会议、正式会议、会后的组织编排。会场以国歌宣布开始，由中共中央主席代表党中央做主旨讲话。这些数字、序列与操演结构以足够精心设计的方式，把官方操办仪式的纪念目的凸显出来，如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以官方发言人身份说：“纪念委员会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为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它具有仪式的文化内涵：“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7]仪式的文化内涵从主办方的立场而言，旨在用仪式的形式来纪念一系列奠基性的历史事件。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表面看来与这一点无关。即是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不仅在仪式形式上力求成为一个辞旧的仪式，而且在内容上似乎也是一个迎新的仪式。至少仅从官方的讲演文本无法确定，因为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从官方的根本意图来讲，主要是为了中断鲁迅形象在 “文革”期间鲁迅被神化的记忆，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整装出发。而且，官方的这一意图代表了经历“文革”之痛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在精神劫难过后，没有人愿意在伤痛中流连，包括抚慰伤痛。如果伤口还在流血，亲历者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只能痛上加痛。在那个时刻，与其反思，不如忘却。只有当历史已经与反思者的记忆拉开了一段时间的间距，历史的记忆才会清晰地呈现。但是，官方告别“文革”记忆的意图显然不在于为了忘却的记忆，而是为了悬搁历史的记忆。更确切地说，它以悬搁历史记忆的方式否决了“文革”时期被神化的鲁迅形象，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神话模式的建构：鲁迅形象在百年诞辰仪式上被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之源。所以，这个仪式与对过去神话的回忆没有冲突。它依旧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活动的仪式神话：为了配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而操演。而它一旦成为重复性的仪式，也就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虽然它是以告别的方式在延续过去。二如果我们将《人民日报》为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献上的社论与建国后其它鲁迅纪念日所刊发的社论抽样比较，就会增加这个判断的确定性。通过这个抽样比较，基本上可以发现官方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政治话语背后的神话意味。即每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怀念鲁迅，而且是为了将鲁迅形象作为一个与现在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塑像。大体说来，《人民日报》纪念鲁迅的社论呈现了纪念鲁迅文章的格式化编码程序：第一部分，将鲁迅置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进程里，追溯鲁迅如何成长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不过，究竟哪些因素构成鲁迅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则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而选择。第二部分，在政治型鲁迅形象的基本点上，阐释鲁迅精神的构成。不过，鲁迅精神要素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哪些要素成为阐释的重点对象，则根据特定阶段的政治需求而定。尤其，每一次纪念文章都要强调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但战斗的对象依据斗争的环境几经变换。第三部分，将鲁迅精神化为现实又具体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方向。不过，具体化为哪种精神力量、什么方向，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定。1951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出了这样的现实号召：“为着完成毛泽东同志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坚韧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思想工作上加强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且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8]这段话语与当时官方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以及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9月29日、10月23日所做的报告[9] [10]紧密配合。鲁迅被塑造成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从自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因为 1951年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权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国家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新秩序的重建：土地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延伸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提出了思想改造的计划，不久发展为思想改造运动。[11]195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归还了鲁迅的作家身份并对战士鲁迅进行了体制内的突破性阐释：“他在晚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并不因此而不把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说成是正确的，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也说成是错误的；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而严肃地反对浮夸、武断和宗派习气。” [12]在当代文学十七年的记忆里，这段话语达到了官方所能够承受的政治限度。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现场，就会发现它的勇气不是来自鲁迅精神，而是来自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双百”方针报告。[13]1956年的鲁迅形象被塑造为“双百”方针的自由话语神话。196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完全扭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14]这里，鲁迅的战斗精神被涂抹上了癫狂色彩。鲁迅形象已经成了红太阳神话中御用的红卫兵小将。197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两个凡是”居于政治话语中心的“文革”后初始期，难免不将鲁迅形象作为新的造神工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15]1981 年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重复了鲁迅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现代史中诞生的过程与鲁迅的精神构成之后，依然将鲁迅精神作为重点阐释对象。不同的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内容与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 [16]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上，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分明有一个新时期的鲁迅神话在复活。这个神话的内容讲述着已经讲述了好多遍的、有关鲁迅不会发生变化的、被神化了的神奇力量。但是，这个神话不再将斗争作为永恒的神话内容，虽然它也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或者右的思潮。这个神话教导说，文革噩梦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让我们一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虽然1981年这个神话是仪式主办方的政治策略，但当那些仪式的参加者在主办方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个神话之后，这个神话的神圣性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此后近十年，参加者都在重复1981年那场历史性进军，每年都要重温那个场面。但是，这样说，并非否认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作为新时期思想界大事件的形式化意义。即这个仪式依然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仪式的程式化、陈规化。只是它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精致地陈规化。而这一切形式化的因素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要公开声称对过去仪式规则的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仪式已经完全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这样，整个纪念活动的确具有了“仪式”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 [17]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文革”后第一个十年举行，也历史地受到仪式规则的支配。所以，它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嵌入仪式之中的不变性仍然具有潜力。这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仪式的内在属性，规定了仪式操演和参加者与所演为何物之间的关系。三然而，应该看到，这个仪式不仅是形式化的，虽然它很快就成了个人回溯往事的象征，成为社会群体记忆的延续。因为当我们说一个活动不过是“形式化”时，它常常意味着缺少真诚与真实。而事实上，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是因为官方出于一时的冲动而被操演，或者绝对理性化地认真遵守仪式的一切形式化因素。客观地说，它在被操演与遵守仪式的规则时，注入了每一位参加者真诚、真实的理性化情感。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带领每一个仪式的参加者步入人民大会堂的瞬间，它确实寄予了官方通过这个纪念仪式带领中国人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愿望。这一愿望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的报告里被真诚地表达：“尽管我们党由于多年来的许多失误，遗留下成堆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好，尽管横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还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愈来愈相信，这几年我们党中央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民意志所确定的路线、政策和各种基本措施，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18]所以，它不仅是仪式，而且是部分意义上的纪念仪式。“纪念”一词，在《旧约》和祈祷书中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来表现犹太人信徒在现在的生     ：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是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庆典。它具有仪式的形式感——仪式的规模、地点、数字、文化内涵。但是，在这个仪式的背后，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裂缝：在这个仪式上，官方否定了“文革”，可又悬搁了“文革”；纪念鲁迅，可又回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官方的深意是什么？官方话语是否存在着 “能够拥有两种隶属于截然不同话语群的绝然不同的陈述？”关键词：鲁迅百年诞辰 仪式 历史记忆 悬搁 遗忘一共和国成立后，很少有哪个人的纪念活动像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般规格空前。它犹如官方盛大的庆典。在纪念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系列的筹备会议：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任委员，邓颖超、胡乔木、王任重、廖承志、陆定一、胡愈之、周扬、巴金、叶圣陶任副主任委员。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百年鲁迅诞辰活动安排就绪[1]。日，由160多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至25日为止提交170多篇学术论文。参加者有“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老专家，有中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还有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鲁迅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和翻译者。”[2] 日，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剪彩仪式。日，在美术馆，举办鲁迅美术、书法、摄影、著作版本展览会。日，在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建人、叶圣陶等200多人参加。[3]日，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冷餐会，招待各国来宾和纪念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邓颖超以个人名义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4]此外，从九月中旬起，文艺界、各大官方媒体都全力密切配合。出版界也以十六卷本增订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诗稿》袖珍本、《鲁迅全集》外文版的陆续出版作为献礼。各地也有筹备组。[5]纪念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外国朋友、驻华使节、专家、记者、著名作家等也被盛情邀请。纪念大会由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大会上做首席讲话。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作长篇报告。各界代表六千多人参加。除了主会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置了分会场。纪念会结束之后，官方组织编辑出版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整个纪念活动过程都具备了庆典仪式的形式感。它选择了仪式的时间：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恰逢其实地相遇了1980年代第一年。在这个时刻，鲁迅的民族英雄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告别“文革”、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开端。正如鲁迅恰逢其时地辞世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民族魂的形象唤醒了中国人抗日的凝聚力，鲁迅在1981年度过诞生100周年，恰好迎接中国人建设民族国家的宏大理想。它选择了仪式的地点：人民大会堂。仪式不限于仪式场合，民间的露天舞台同样可以成为仪式的场所，但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级的仪式场所，无疑赋予这个仪式以空前的规格。它具有仪式的数字、序列和操演结构：各界代表六千多人。从国家级最高领导人、文艺界的领导和代表，到民主人士、外国友人。整个活动结构分为预前筹备会议、正式会议、会后的组织编排。会场以国歌宣布开始，由中共中央主席代表党中央做主旨讲话。这些数字、序列与操演结构以足够精心设计的方式，把官方操办仪式的纪念目的凸显出来，如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以官方发言人身份说：“纪念委员会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为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它具有仪式的文化内涵：“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7]仪式的文化内涵从主办方的立场而言，旨在用仪式的形式来纪念一系列奠基性的历史事件。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表面看来与这一点无关。即是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不仅在仪式形式上力求成为一个辞旧的仪式，而且在内容上似乎也是一个迎新的仪式。至少仅从官方的讲演文本无法确定，因为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从官方的根本意图来讲，主要是为了中断鲁迅形象在 “文革”期间鲁迅被神化的记忆，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整装出发。而且，官方的这一意图代表了经历“文革”之痛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在精神劫难过后，没有人愿意在伤痛中流连，包括抚慰伤痛。如果伤口还在流血，亲历者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只能痛上加痛。在那个时刻，与其反思，不如忘却。只有当历史已经与反思者的记忆拉开了一段时间的间距，历史的记忆才会清晰地呈现。但是，官方告别“文革”记忆的意图显然不在于为了忘却的记忆，而是为了悬搁历史的记忆。更确切地说，它以悬搁历史记忆的方式否决了“文革”时期被神化的鲁迅形象，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神话模式的建构：鲁迅形象在百年诞辰仪式上被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之源。所以，这个仪式与对过去神话的回忆没有冲突。它依旧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活动的仪式神话：为了配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而操演。而它一旦成为重复性的仪式，也就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虽然它是以告别的方式在延续过去。二如果我们将《人民日报》为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献上的社论与建国后其它鲁迅纪念日所刊发的社论抽样比较，就会增加这个判断的确定性。通过这个抽样比较，基本上可以发现官方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政治话语背后的神话意味。即每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怀念鲁迅，而且是为了将鲁迅形象作为一个与现在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塑像。大体说来，《人民日报》纪念鲁迅的社论呈现了纪念鲁迅文章的格式化编码程序：第一部分，将鲁迅置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进程里，追溯鲁迅如何成长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不过，究竟哪些因素构成鲁迅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则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而选择。第二部分，在政治型鲁迅形象的基本点上，阐释鲁迅精神的构成。不过，鲁迅精神要素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哪些要素成为阐释的重点对象，则根据特定阶段的政治需求而定。尤其，每一次纪念文章都要强调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但战斗的对象依据斗争的环境几经变换。第三部分，将鲁迅精神化为现实又具体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方向。不过，具体化为哪种精神力量、什么方向，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定。1951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出了这样的现实号召：“为着完成毛泽东同志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坚韧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思想工作上加强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且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8]这段话语与当时官方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以及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9月29日、10月23日所做的报告[9] [10]紧密配合。鲁迅被塑造成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从自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因为 1951年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权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国家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新秩序的重建：土地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延伸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提出了思想改造的计划，不久发展为思想改造运动。[11]195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归还了鲁迅的作家身份并对战士鲁迅进行了体制内的突破性阐释：“他在晚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并不因此而不把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说成是正确的，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也说成是错误的；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而严肃地反对浮夸、武断和宗派习气。” [12]在当代文学十七年的记忆里，这段话语达到了官方所能够承受的政治限度。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现场，就会发现它的勇气不是来自鲁迅精神，而是来自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双百”方针报告。[13]1956年的鲁迅形象被塑造为“双百”方针的自由话语神话。196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完全扭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14]这里，鲁迅的战斗精神被涂抹上了癫狂色彩。鲁迅形象已经成了红太阳神话中御用的红卫兵小将。197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两个凡是”居于政治话语中心的“文革”后初始期，难免不将鲁迅形象作为新的造神工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15]1981 年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重复了鲁迅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现代史中诞生的过程与鲁迅的精神构成之后，依然将鲁迅精神作为重点阐释对象。不同的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内容与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 [16]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上，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分明有一个新时期的鲁迅神话在复活。这个神话的内容讲述着已经讲述了好多遍的、有关鲁迅不会发生变化的、被神化了的神奇力量。但是，这个神话不再将斗争作为永恒的神话内容，虽然它也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或者右的思潮。这个神话教导说，文革噩梦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让我们一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虽然1981年这个神话是仪式主办方的政治策略，但当那些仪式的参加者在主办方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个神话之后，这个神话的神圣性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此后近十年，参加者都在重复1981年那场历史性进军，每年都要重温那个场面。但是，这样说，并非否认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作为新时期思想界大事件的形式化意义。即这个仪式依然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仪式的程式化、陈规化。只是它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精致地陈规化。而这一切形式化的因素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要公开声称对过去仪式规则的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仪式已经完全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这样，整个纪念活动的确具有了“仪式”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 [17]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文革”后第一个十年举行，也历史地受到仪式规则的支配。所以，它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嵌入仪式之中的不变性仍然具有潜力。这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仪式的内在属性，规定了仪式操演和参加者与所演为何物之间的关系。三&
&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及其应对策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步发展成一种崭新的运作方式和商务模式，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引发了经济领域里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实现由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快速转型的同时，物流业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物流过程是企业采购、生产制造、流通等环节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和企业经营发展的“第三利润源泉”，同时也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企业降低成本的最后手段。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产业升级和企业重组的关键推动力、以及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支撑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现代物流将极大地改变目前的商务、生产模式，最终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层面部分。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物流业的发达程度和水平高低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物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具普遍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和 “朝阳产业”。现代物流发展的主要趋势在发达国家，现代物流的发展非常迅速。美国和日本已经走在物流发展领域的前列，欧洲的现代物流起步稍晚，但最近在政府部门与企业的重视下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美国的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里的新技术有机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而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度的物流信息化与集成化。美国的生产流通率非常高，这使企业的利润和投资收益能持续增加，从而诱发新的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良性循环。美国专家Litan曾于2001年计算了物流领域里的信息革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降低交易、运输费用、减少存货等方面的管理性节约，如在制造业里，成本降低为1%～2%。信息化程度与中国相当的法国通过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应用软件技术，追求高起点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法国KN 公司在全球98个国家、600个城市开展物流业务。在没有自己的轮船、汽车和飞机的情况下，该公司通过自行设计开发的全程物流信息系统，对世界各地的物流资源进行整合，使其空运业务做到了世界第五，每周运输量1.9万次，其海运业务更是位居世界第一。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通过对过去1000年世界经济的分析指出：50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成果绝大部分是由通信和运输成本降低带来的，经济自由化以及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日益下降将继续推动经济一体化。从这一点来说，融合了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的现代物流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物流业正在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迅速转型并成为当前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系统工程思想的指导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强化资源整合和物流全过程优化是现代物流的最本质特征。在国际上，信息技术与标准化两大关键技术的系统化集成应用对物流的整合与优化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网络规划和优化理论与方法、自动化、智能化的关键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型包装材料与技术的应用等科技进步也对现代物流发挥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并且在新的技术平台的支持下不断创新。在各大物流服务商致力于寻求技术领先优势的竞争中，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大体上呈现四个主要方向，即物流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物流运作管理的信息化、物流运作流程的智能化及多种技术和软硬件平台的集成化。相对而言，目前现代物流的信息化、集成化发展迅速，这一点在横向领域里更为普及。在纵向领域里，现代物流信息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体化和智能化。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问题我国物流业最近几年增长十分迅速，以2003年为例，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分析，2003年中国物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均高速增长。1.全国社会物流总值29.5437万亿元，同比增长26.9%（按现价计算）。物流总值的高速增长，表明经济增长对物流的需求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对物流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2.社会物流总成本为24974亿元，同比增长13.6%，较同期全国社会物流总值26.9%的增长速度低13.3个百分点，说明由于物流运行条件的改善，社会物流总效益在提高。3.物流业增加值稳步上升，为7880亿，同比增长10.5%。物流业增加值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8%，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7%。从物流业细分类增长情况看，配送、流通加工、包装等发展最快，说明物流增值服务在加速发展。4. 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企业信息化正在成为企业增强活力与竞争力的推动力量。信息化决策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特别是70%以上的企业集中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说明中国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从简单应用发展到复杂应用，从战术层面发展到战略层面，从管理驱动发展到市场驱动，从技术推动发展到变革推动。但是，我国物流总体水平并不高，信息化程度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我国物流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产业总体规模还比较小。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的估计，美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约相当于全社会物流成本支出的25%，欧洲为30%，亚洲的总体水平低于 5%，而中国仅在2%左右。我国现有物流服务模式基本上仍然以自营为主，缺乏相应的关键技术与信息支持。我国第三方物流模式的比重较小，水平、规模均不能令人满意，能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物流完整解决方案的企业几乎没有，而第四方物流服务模式尚处于理论研究和探讨阶段。中国物资储运协会对200多家物流服务企业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能提供的综合性全程物流服务还不足总体需求的5%。这是制约我国物流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物流业成本占GDP比重仍然居高不下，据测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在1991年为24%，到2002年下降到21.5%，2003年在 21%左右，下降的幅度很小，说明中国经济运行仍处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轨期，由于体制因素特别是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商业运作模式根深蒂固，也使得中国物流业的总体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物流企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较低，物流领域中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普及的程度还不高，发展也十分不平衡，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物流服务的需要。中国仓储协会2001年4月公布的中国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物流企业中有61%完全没有信息系统支持，而在有信息系统支持的39%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善，只有38%的企业有仓储作业管理，31%的企业有库存管理，27% 的企业有运输管理。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落后已成为我国物流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物流信息化亟需相关环境的支持。由于受物流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物流业存在着标准间互相冲突、标准化程度不高、标准化适用范围有限和实施力度不足等问题。同时，我国对物流领域的立法力度不够，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各地区、各行业的管理制度与管理办法可操作性差，互相冲突。物流服务体系建设落后，物流技术领域缺乏具有宏观指导能力和促进技术交流的权威机构。我国物流赖以发展的环境大大落后于物流发展形势的要求。据估算，如果有可参照的标准与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企业的信息系统开发费用可以降低80%，将各系统连通起来的成本也可以减少至少一半以上，从而避免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开发与建设成本，减少企业信息化的风险。应用推广信息技术是关键从国外发展的情况来看，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从基础性的业务执行、数据采集/内部可视化、数据连接性、供应链可视化以及复杂的供应链管理决策支持等诸多阶段。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的系统复杂程度越高，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也就越大。从多家权威机构进行的调查分析结果来看，当前我国企业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发展尚处于业务执行和数据采集/内部可视化之间，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管理的效率尚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国现代物流信息化工作的展开，具体讲就是要通过推进物流活动横向与纵向的集成，提高针对具体行业与区域的解决方案的水平，达到现代物流运行质量的整体提升。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物流信息系统需要像纽带一样把供应链上的各个伙伴、各个环节联结成一个整体，这就要在编码、文件格式、数据接口、EDI、GPS等相关代码方面实现标准化，物流软件也需要融入格式、流程等方面的行业标准，以消除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障碍，为企业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物流集成化发展的横向集成最终落实在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上。通过对各个区域内物流相关信息的采集，为生产、销售及物流企业等信息系统提供基础物流信息，满足企业信息系统对物流公用信息的需求，支撑企业信息系统各种功能的实现；同时，通过共享物流信息来支撑政府部门间行业管理与市场规范化管理方面协同工作机制的建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整合区域内各种物流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源，完成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实现信息共享，可以加强物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并优化供应链。这有利于提高社会大量闲置物流资源的利用率，起到调配社会物流资源、优化社会供应链、理顺经济链的重要作用。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实现与电子商务B2B或B2C系统的对接。良好的物流信息平台是与电子商务系统高度集成的统一平台。同时，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作为政府、行业和企业间相互衔接的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作水平，提高企业的数据连接性和供应链可视化，普遍降低现代物流社会总成本，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建设现代物流的纵向集成需要加强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体系的建设。强调物流的微观集成、自身集成与宏观集成系统发展。加强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针对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虽然近年来政府、行业和企业加大了对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投入，但从实施的总体效果来看，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物流信息系统的总体成本过高，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先进适用并且经济合理的基础性关键技术。因此，要集中力量对现代物流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开发，降低关键技术普遍使用的整体成本，以及对现代物流核心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形成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加强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建设。关键技术的研发主要包括针对信息采集、快速反应、管理监控以及双向通讯等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 &
&一、比尔兹利在中国英国颓废派画家比尔兹利以及他所担任绘画编辑的杂志《黄面志》是在192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的。 当时创造社的两名主将郁达夫和田汉把比尔兹利与其他颓废派作家如道生、王尔德等等一起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不仅展示了他的绘画作品而且引进了他们具有颓废意味的唯美主义思想。郁达夫于1923年9月写了一篇介绍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的文章，题为《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郁达夫以西方    世纪末    颓废思潮为背景介绍了比尔兹利的生平，称他为    天才画家    、    空前绝后    ，而且    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    。 郁达夫对于比尔兹利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事人的叶灵凤在谈到郁达夫这篇文章的影响时回忆到，    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图1《孔雀裙》。《莎乐美》插图。比尔兹利作。1894。莎乐美的激情体现在大弧度曲线构成的黑色长裙之上。叶灵凤的评述显示出郁达夫在介绍和发扬光大颓废派文学艺术的功绩。其实1909年周作人已经把王尔德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此后又有薛琪瑛、陈瑕、沈性仁、潘家洵、胡愈之、田汉等人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所以在1923年王尔德和唯美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在192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附有比尔兹利的16幅插图，还有原作的封面。因此当时中国读者已经有幸目睹了比尔兹利的一部分最杰出的作品。所以较早介绍比尔兹利的要推田汉；田汉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后来回忆说，    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编排、校对都是我们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Beardsley的《莎乐美》插画等。     正是由于田汉，中国读者在了解比尔兹利的生平和思想之前，已经鉴赏了他的作品。但是即便如此，人们总还是觉得郁达夫比田汉距离比尔兹利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更为接近。田汉更倾向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以及《莎乐美》一剧所代表的反传统的激情。而郁达夫则与病态的、纤细的、颓废甚至有些堕落的比尔兹利更为相象。或者说，郁达夫与《黄面志》周围的一群英国颓废派作家在精神上更有相通之处。所以叶灵凤说，    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浪漫颓废派作家。     的确，以《黄面志》和比尔兹利的作品作为灵感的源泉，郁达夫成为现代颓废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说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家都有所师承， 那么郁达夫师承的就是道生、王尔德、比尔兹利以及《黄面志》周围的一群颓废派作家。继田汉和郁达夫之后，热衷于比尔兹利的中国作家当推叶灵凤以及聚集在《金屋月刊》()周围的作家章克标、邵洵美等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和颓废派。叶灵凤曾任《洪水》和《创造周报》(以及《创造月刊》)的绘画编辑，另外于1934年开始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这给予了他充分的机会施展他的艺术才能，得以把他的艺术情思用比尔兹利风格的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他在这几份刊物上的几十幅插图、尾花多是模仿比尔兹利的作品。(图1－2)因此叶灵凤赢得了    中国比亚斯莱     这样一个称号。其他熟悉和热爱《黄面志》和比尔兹利的上海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加进了比尔兹利的风味，即那种颓废的、带有色情和低级趣味以及对人体物质层面的欣赏。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97)中列出了受到比尔兹利影响的作家作品，除上述作家外还包括冯至、邵洵美和章克标以    蛇    为标题的作品。据冯至自己回忆，他的《蛇》(1927)就受到比尔兹利的影响。邵洵美则继鲁迅之后又编译了《琵亚词侣诗画集》(1929);而他的那首被研究颓废派的学者经常引证的诗《蛇》(1936)的确具有极为浓厚的颓废色彩。章克标的长篇小说《银蛇》(1929)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比尔兹利，但是其中有多处谈到    颓废    、    颓加荡    ，是一部宣扬颓废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毋庸置疑。《银蛇》中的主人公说到：    逸人，你现在真是成了’颓加荡’了。但是你不要以为’颓加荡’是新奇的，这却不过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凡是文人从古来就带一部颓唐的气息。很可怜，你们的作新社自以为在创造新的文化，发扬新的精神，究其实际，却不过是替传统思想推波助澜。     图2《醇酒与妇人》。    中国比亚斯莱    叶灵凤作。1926。莎乐美式的孔雀长裙尽显比尔兹利的风韵。的确，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虚无主义思想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李欧梵甚至认为《红楼梦》是    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派主要是西化的，城市化的，而且带有浓厚的现代物质生活的特点。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现代的颓废作家主要受到西方颓废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波德莱尔、佩特、王尔德到比尔兹利，无一不在中国作家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入世程度而言，中国现代颓废作家，特别是1930年代的海派颓废作家，已经完全成为都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他们所谓的颓废思想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是树立于其上的消费意识形态的体现。正如批评家指出：    30年代的某些含有颓废倾向的小说中，颓丧的形象已渐少见。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都市生活里的颓放者。他们在喧嚣的都市里紧张地追逐、颠簸、命运如梦，反复无常。他们似有所求，且不乏热情，然而所求者并不能构成文化主流所认同的某种价值目标。他们也颓废，然而却带着几分油滑气……。     的确，1930年代海派文学对于物质生活的    追逐    、    所求    ，以及从其行为、生活、人格中散发出来的    油滑气    ，使现代颓废派更加世俗，更加堕落。十里洋场上的颓废文人，沉湎于感官享乐，也就更加贴近社会的物质生活。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颓废    》(1993)一文中指出，现代文学中的    颓废本来就是一个西洋文学和艺术上的概念，英文是decadence，法文是décadent，后者在二三十年代有人译为’颓加荡’，音义兼收，颇为传神，……因为望文生义，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颇配合这个名词在西洋文艺中的涵义。     因此，古人的颓废仅仅是    颓放    ，现代人的颓废则是    颓加荡    。其世俗性、物质性、感官性是海派颓废作家区别于古人的重要特点，周作人等人称之为    上海气    ：即    以财色为中心，……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     而这种物质性最突出地表现在海派颓废作品与商品文化的内在联系之中。二、比尔兹利与海派颓废文学的人体描写那么比尔兹利及其作品对于这些海派颓废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比尔兹利的影响主要是他代表着某种艺术的理念和精神，包括纯粹艺术形式和注重人的感官享乐。但是还有更为具体的东西。这种具体的理念就是比尔兹利对于人体的看法。比尔兹利作品中的人体形象每一个局部都充满了优美的线条，一笔一画都十分典雅，令人心旷神怡。但是整体而言，比尔兹利的人体，特别是女性人体，都极为色情和肉感，以致于比尔兹利生前许多作品屡遭非议。与同时代其他维多利亚画家相比，比尔兹利的人体可以说是没有灵魂的肉体，但仍然是优雅的艺术形象。这正是颓废派所要造成的现代效果。王尔德说过，    要真正成为现代，人就应该没有灵魂。     他又说，    灵魂里有动物性成分，而肉体也有精神的瞬间。         快乐属于美丽的肉体，痛苦属于美丽的灵魂。     他进而断言：    那些能够看出灵魂和肉体区别的人两者都不具备。     很显然，在灵魂与肉体这一传统的二元对立中，比尔兹利和王尔德推崇的是后者。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渔夫和他的灵魂》以及《莎乐美》都是肉体取代、超越、战胜灵魂的寓言，而主人公通常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道林·格雷的灵魂不断衰朽却得到了肉体的青春永驻；渔夫四处奔波为了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美人鱼的身体；而莎乐美则以全部的激情以至自己的生命换来对约翰的一吻。这一吻并非是精神性的爱情的象征，相反，它只代表对人体的礼赞：    约翰，我爱的是你的身体！     比尔兹利所作的《莎乐美》插图，也表现出王尔德注重人体物质层面的精神。无疑，这种对人体的理解极为符合海派颓废作家艺术性与世俗性并重的要求。而没有灵魂和内在精神的人体，正是海派颓废作家所热衷猎取的对象。叶灵凤与章克标就是这样，他们明确地自我标榜为唯美主义的颓废派。叶灵凤的作品以浪漫抒情见长，但同时也散发着低级媚俗的气息。特别是他那些被称作新感觉派的都市作品，如评论家指出，    露骨地描写女性的裸体和手淫的感觉，笔墨已经猥亵得不堪入目了。     不过，在《浴》(1927)这篇小说里，女性人体还是富于青春气息，不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镜中显出了一个晶莹的少女的肉体。这是一朵初开的白玫瑰，于粉白中流露着一层盈盈欲滴的嫩红。那胸前微微隆起的两座象牙的半球，虽是还没有十分圆满，然而已孕蓄着未来的无限的美丽的预兆……。从这下面展开了两条对称的曲线。这曲线的聚点便是万物的终结……。 作者仍然以    白玫瑰    、    象牙    等传统的自然形象比喻女性。当然这里已经出现了我们姑且称之为    比尔兹利式的曲线    。不过这种传统的描写，除了几何式的优美线条，在他晚期的作品里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    灵魂    、没有生命的人体。在《流行性感冒》(1933)这篇小说中，女性已经和当时最时髦的流线型汽车相提并论了：她，象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在五月橙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一九三三型的健美姿态：V型水箱，半球型的两只车灯，爱莎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 在这里，出现了与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女性人体：没有生命，却无比优美；相当机械，但十分艺术。当然他对人体曲线的欣赏依然如故：    鳗一样……滑动着    (身体)，    V型水箱    (腰身)    半球型的两只车灯    (乳房)。这样的女性人体，没有灵魂，却有美丽的躯体；没有内在生命，却有外在的运动；虽然是机械的物体(汽车)，却具有触摸感和曲线美。叶灵凤在颓废的人体形象中灌注了工业文明和商品文化。人不仅没有灵魂、没有境界、没有内在精神，相反，它已经快乐地沦落为可消费、可使用、可交换的物体。这种对于人体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色情描写，反而更加贴近都市的物质生活。它的表现力在于去除了传统的风花雪月的甜美形象而保存了海派颓废作家所钟爱的比尔兹利绘画以及现代艺术中常见的几何形的曲线。类似的女性人体描写在海派颓废作家中是十分普遍的。章克标在《银蛇》中就有异曲同工的形象：在她身后高耸的臀部，紧张了绮华绢的裤子，分明显露出半个椭圆的曲面，和绿绸棉袄所堆起的肩头以下的圆柱体，恰好是一幅很调和的立体几何的曲面体模形。 这里的人体同样是物化的，没有生命，然而富有美丽的曲线。可见，对于人体精神层面的忽视，可以导致对人体物质层面的激赏。对人体    灵魂    的剔除使其形式得以凸现。而在都市生活的海洋之中，女性人体必然沾染商品文化的色彩。另一位海派颓废作家，与比尔兹利一样对面具和丑角(Pierrot)极感兴趣的穆时英也表现出对于人体曲线的偏爱。他在《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中有更为细腻的女性裸体描写：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 这是海派颓废文学对人体的描写中最震撼人心的段落。这段描写集上述所有因素之大成：没有灵魂(    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    。)、没有生命(    没有人类的欲望    )、物质化(    无机的    、    金属性的    )、现代艺术的曲线(    流线感的    、    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    )。在这里，物性与艺术性合二而一，并成为人体的全部存在。正如小说的男主人公所感叹的：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李今在《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2000)中认为，    穆时英把人的物化不仅是通过修辞象征手段，还表现在他对摩登女郎的塑造，着重在肉体和服饰的物质属性上。     吴福辉在《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1995)中则指出，    人的物化，几乎是一种时代的流行病。’时代’，便是现代物质文明逐渐占据人们生活的时代。……海派的当作消遣品的男人，第七号女性，白金的女体，性的等分线，金锁和连环套的人生，君子契约等等，人被冠以这些冷冰冰的称谓，显露出的是现代中国人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物质消化不良’的’精神贫血’的症状。     我们下面还要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人体是    疾病    的    症状    。从人体到物体，从精神层面转化到物质层面，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作家个人的审美因素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发现在海派颓废作品中，作者或作品主人公的    观看    或    注视    (gaze)是至关重要的。章克标的小说充斥着对于女性人体    注视    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公然宣称，    舞场里去看看女人的肉体吧。我们看不见人的灵魂，就看看女人的肉体吧。     在《涡旋》、《一夜》、《做不成的小说》、《蜃楼》这几篇发表在1930年前后的都市小说中，都以街道中的女性为描写对象。迷蒙的夜色、闪烁的广告牌，五光十色的街道，与千姿百态的女性人体形象构成了被人观看的银幕。    那一条街上，去去来来的脚腿，更加杂多，红白的旗帐，广告版上的字，电影的照片。舞动的裙角，赤裸的足腿，血红的嘴唇，微笑的酒窝，淫荡的眼波，裹了一团春意而微笑的胸……。     主人公在夜幕下的城市街道中不停地游荡，    在五色缤纷的光波里游泳    ， 欣赏出没于周围的女人。    他们的目的物是女人，他们在人群中搜寻女人，考察，品评，当他们的眼里有得发现时。         突出的前胸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