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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历美好时刻的中法关系――访中国驻法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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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法国总统希拉克 在北京共同会见中法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电 将于16日出版的中国《环球》杂志刊载题为《正在经历美好时刻的中法关系――专访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的署名文章，现全文转发如下：
　　大使官邸的“中国风”
　　采访赵大使在位于塞纳河畔的中国大使官邸进行。当官邸的铁门徐徐打开，尽管已是初冬，院内的景色还是令记者眼前一亮：花园里依然有鲜花开放，四处栽种着竹子、茶花、杜鹃、金橘、喜马拉雅松和柿子树，株株“特色”植物让人感到身在中国，而正门两侧摆放的硕大雕龙花盆似乎也在提醒来宾：您来到了龙的国土。
　　“我来巴黎已快三年半，工作之余，我常在院中散步，这既是一种休息和放松，又常促使我思考如何让来宾一进到花园，就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从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赵大使对记者说。
　　事实上，赵大使对满院郁郁葱葱的竹子尤为满意，他信奉苏东坡所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意境，还因为竹子长青代表气节，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赵大使还说，他有一个梦，就是希望将来在大使官邸能有几棵中国桂花树，花开季节，周围邻居将陶醉在异国花香中。
　　进入室内，记者立即感受到更为强烈的中国文化氛围。四串“中国文化年”的标志性红灯笼首先映入眼帘，门庭正中悬挂着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编钟，上面是李可染大幅画作，周边配置着赵大使从国内带回的四蹄象辕铜车和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抽象画；在造型典雅的楼梯上，一幅汴绣《清明上河图》拾级蜿蜒而上，格外引人注目。
　　当记者跨入“中式客厅”时，惊喜地发现四周典雅的清代红木大理石桌椅、李鸿章访法时的两把龙头太师椅、明末石鼓、精美的历代瓷器珍宝，还有文徵明、八大山人、董邦达、袁江、扬州八怪、唐寅、齐白石、傅抱石等名家之作，难怪不少法国友人感叹“官邸如同一座小型博物馆”。
　　每有贵客到访，赵大使便会亲自讲解各件艺术珍品的文化含义和内在价值。赵大使认为，这是文化外交的一部分，是展示中国软实力的最自然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外宣效果。据说，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做客大使官邸时，见到傅抱石的画赞赏不已，连声问，哪里可以买到他的画。告别时，德维尔潘在使馆大留言簿上，以作画方式，留下了满页赞美法中友谊的动人话语。
　　中法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在客厅坐定，赵大使谈起了中法关系。“我任中国驻法大使三年半来，中法关系的发展可以用非同寻常、令人激动、充满机遇、历史最好时期来形容”。
　　赵大使说，法国一直坚持戴高乐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中法共同点很多，两国都赞成多极世界，反对单边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文化多样、和平合作的世界。这是中法最早确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赵大使说，纵观三年来中法关系的发展，可以清晰看到一条跳动的主线，即2003年至2005年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法连续两年进行大规模双向文化交流，这在中法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也是创举，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国界，文化年使中法关系高潮迭起。中方一年内370多个文化团组访法，又时逢中法建交40周年，极大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两国元首一年内互访，两国总理亦一年内互访。特别是，希拉克总统在这三年内两度访华，总理拉法兰亦两访中国，两国高层往来频仍，是中法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体现了中法关系的亲密性和特殊性。
　　赵大使强调，中法关系在世界国与国交往中堪称典范，具有“战略性、全面性、示范性和成熟性”的特点。他列举了许多个中法外交关系中的“第一”：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西方国家，也是最早与中国建立战略磋商的大国；法国是欧洲最先反对联署反华人权提案、最早支持对华解除武器禁运的西方国家；中法博士生院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同外国高学历交流的先河；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欧洲是第一家；今明两年中法各自派遣400名青年才俊互访，这在中国对欧交往中也是先行者。
　　难忘的中法友谊瞬间
　　赵大使先后4次在法工作，见证了近30年来中法关系的发展。他向记者谈了担任大使以来几件特别难忘的事。日，巴黎市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在香榭丽舍大街共同举办庆祝中国春节彩装游行。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外国在这条最著名的大街上庆祝外国的节日，确实体现出中法友谊特殊的亲密性。
　　那一天，从早上就下雨，一直不停，双方举办者和演员都提着一颗心。想不到，距下午活动开始不到一小时，雨停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那一天8000多炎黄子孙（其中有近1000是北京的普通市民）的演出非常成功，可以说创造了历史，几十万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演出后，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扬眉吐气的侨胞说，这是“天佑中华，扬我国威”。一直到现在，旅法侨胞仍津津乐道。
　　胡锦涛主席访法，总统希拉克夫妇冒雨亲自到机场迎接，情景令人难忘。此前，巴黎的象征――艾菲尔铁塔映成了红色，这是铁塔建成100多年来第一次为一个国家改变颜色。胡主席夫妇和希拉克夫妇在映红的铁塔前合影，成为次日法国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和中法友谊的历史性见证。
　　胡主席与希拉克在总统府闭门会谈进行到一半时，中方电视记者发现会谈开始时拍摄的录像出现技术问题，希望补拍。接到求助后，赵大使立即找到总统新闻顾问，但对方表示补拍不可能。在赵大使的要求下，对方写字条递给希拉克总统。没想到，希拉克当即同意。
　　后来，当中国记者在一些人惊讶的目光下补拍结束准备离开时，希拉克对着记者大声说：“记者先生，您想拍多久就拍多久。”赵大使感慨地说，“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感到很激动，作为大使，我十分幸运碰到这样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总统。”
　　胡主席访法有一场在国民议会的演讲。赵大使说：“国民议会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在那里演讲的外国元首必须是经过民选产生的。胡主席是第一位在法国民议会演讲的中国和亚洲国家元首，足见法国对中国地位和制度的认可。”
　　演讲前一晚，中方提出希望到现场再打一次前站。经与德勃雷议长商量，唯一的时间是次日早7点。当赵大使与代表团几名成员抵达时，发现德勃雷议长亲自拿着日程表在等待，并耐心亲切地介绍程序安排和回答提问。赵大使说：“一位议长一大早起来亲自领我方察看演讲会场，没有丝毫的架子和不耐烦，这种对华友好和气度令我十分感动，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赵大使还简要提及法参议院议长蓬斯莱应邀参加使馆举行的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招待会并讲话，打破了他不参加使馆招待会的惯例；去年底，温家宝总理访法提出，文化年闭幕了，但中法新的永不结束的文化年开始了，赢得法方的一片赞同；2004年夏中国文化年闭幕，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及5位部长来法出席。在赵大使的努力下，法国总理拉法兰偕夫人临时决定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闭幕仪式、晚宴和音乐焰火晚会，法国总理连续4小时出席类似活动是极为少有的。拉法兰“非典”时曾坚持访华，体现了患难见真情的中法友谊。现在拉法兰已不再任总理，但他仍为中法友谊而奔走。
　　采访将结束时，赵进军大使意味深长地说：“许多事情得以成功，靠的是机遇加努力。有了机遇，还要做出极大努力，才能获得真正成功。外交工作需要使命感、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对自己来说，祖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永远是座右铭和行动指南。”
　　中法元首签署联合声明
　　新华网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统希拉克26日在这里共同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 共同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和谐与团结的世界》…… &&&点击详细
　　中国驻法国大使：中法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新华网巴黎10月23日电（记者郑d春严明）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即将访华前夕，中国驻法国大使赵进军在位于塞纳河畔的大使官邸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中法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充满了机遇”，他这样评价中法关系。
　　他说，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两国有责任、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磋商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法国与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很多共识，国际大势也为中法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同时，两国领导人从战略着眼十分重视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强中法友好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也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 &&&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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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吴建民：批评了对方，还要让对方为你鼓掌
来源：《小康》杂志
　记者：罗屿
地方政府“外交”缺课
3月19日，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缔结了第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如果按照每一对友好城市每年互访一次来计算，平均每天可能有五个团次的地方省市对外访问。
还有一组数字，也把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的国际交往问题推上了“台面”，关于“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多达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然而，当地方政府官员在家门口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或者是走出国门之时，有没有过担心与忧虑？日本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虽然是个案，却给中国官员们提了个醒：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的差异，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和交流？
《小康》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外交学院这三大党政官员培训院校的对外交往相关培训课程体系进行了解后，发现从总体上说，中国地方主政官员普遍缺乏外事经验，也很少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所以一些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不懂穿衣”、“不会吃饭”，讲话时尽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有时还会带有“暴发户”的心态。
见过很多中国地方官员对外交往中“尴尬情境”的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强调：中国官员亟需补上“对外交流课”。在既“缺课”又“缺练”的情况下，官员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小康》采访多位从事外交事业的资深外交官员、民间友好外交人士、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在深入探讨国际城市“公共外交”之道的过程中，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些可以吸收的理念和值得借鉴的样本。
地方政府“公共外交”的尺度有多大？
地方政府在“友城交往潮”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应该如何维护？碰到“不友好”的来访者，或者出访时遇到“不友好”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把目标瞄准国际化后，这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思考和面对的新课题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萨尔茨堡，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一座被称为“音乐之城”的欧洲北方城市。
这个已经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的地方，今年再度与环境、气候极为相似的中国北方城市黑龙江省缔结良缘。该州州长嘉比·伯格斯泰勒和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在3月18日签订“友好省州关系议定书”，两地期望在农业、、文化、艺术等方面深入合作和交流。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建立的第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39年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推动下，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次年结为了友好城市，从此开启了中国地方政府“民间外交”的舞台。此后，各大城市逐渐活跃在对外交往的舞台上。到日，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391个城市与五大洲130
个国家的422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307个城市建立了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地方政府在“友城交往潮”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地方政府“公共外交”的尺度究竟有多大？如果友好城市“不友好”，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如何让友城交流保持活力与生命力？这些，都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新课题。
“友城”的烦恼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应该如何与另外一个国外城市正确地结交友好城市关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司长林松添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建友城和找对象一样，找到了对象以后就要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庭。”
“找对象”也会有烦恼。这个“烦恼”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被南京遇到了。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在与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会谈时，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牺牲的人只是正常战争死亡”等歪曲历史史实的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抗议。21日凌晨，南京市代表团“驳斥”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这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南京人民的不尊重。”当日晚间，南京代表团发布“说明”称，“日本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了河村的言论，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我市代表团的回应。”随后，南京市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事情发生之后，“名古屋市长几次称不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引起网友们太多的关注，更多的人开始追问，“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有没有在会见时当面提出抗议？”“在对方言论出格后还与对方交换了礼物”的做法是否正确？其中一种猜测认为，代表团领导觉得不能把“友好城市”的光环毁在手中。南京与名古屋早在1978年便结为友好城市，在南京市代表团出访之前，肯定不会想到，走动了34年的“老亲戚”，怎么会突然发难。
“据我了解，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工作者说，“外交学院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对主政官员的培训大概很少，而现在各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其他主要领导，又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工作，他们在外面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统一的培训，让他们明确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因为他们‘双重身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要体现出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形象。”
资深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给武汉的部分官员做过对外交往方面的培训，他既给大家讲，又让大家练，还让大家上来做评论——上台“表演”的人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官员们套话较多、不会举例子、不懂如何打动人。“这样是没有思考、没有竞争力的。”吴建民告诉《小康》记者，“要抓住兴奋点来说。如果没有特色也不行。官员要明确出去是干什么的，要明确怎么做能促进友好。”
遇到分歧怎么办？吴建民说，“在对外交往中，遇到分歧要把道理讲清楚。对外交往必须要讲道理，不是凶，不是拍桌子瞪眼睛。你的道理要站得住脚。”
早在几年前，“中美市长比富”的事情也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在央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中，出场的是中国威海市市长和美国来得蒙得市市长。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
来得蒙得市市长先是高兴地接受了威海市市长的邀请，然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所以要在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而威海市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来得蒙得市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还“慷慨”地表示自己将支付来得蒙得市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威海市与来得蒙得市并非“友城”，所以舆论普遍认为，“既然没有共同语言，为何非要攀上人家谈恋爱？”
友好城市应该如何建设？林松添的观点是，友城建设要立足两点：第一，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第二，促进社会发展。“只有找到城市间的共同点和互补的地方，才能促进双方交流合作和发展。”
全国两会期间，《小康》记者在采访西部一个旅游城市的市长时，问到其对“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工作的看法时，他表示自己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但他认为，“城市应该在国家的大外交背景下，做些服务于大外交的工作。”
“我们建立友好城市或者友好省、友好省州、友好省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的外事，它有几个重要的方针。一是要为国家的总体外交服务，所以叫‘以地方促中央’，如果两个国家的各省、省州或者省县之间关系比较好的话，对于两个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会长陈昊苏说，“另外，各地方也要通过外事这样一种工作渠道来发展自己，和国外的省、州、市建立友好联系。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建设，如果发展广泛的经济、文化合作，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得到利益，推动我们自己的发展，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陈昊苏认为，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一定要看到大局，尤其是对两国关系和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合作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则问题，更应该重视，另外要掌握互利互惠的原则，“为什么要发展友好关系？当然是要谋利益了，要对我们的地方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要谋利益，当然，这种利益是要和别人分享的，不可能一切利益都是归我们的。”
省委书记和省长们的新选择
2011年春节之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前往华盛顿，出席了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冬季年会。这是美国州长年会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地方领导人参加并且发表演讲。
作为中国省市的唯一代表，周强与美国州长们的“互动”，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湖南风。周强在冬季年会上发表演讲时，首先回顾了湖南省同美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指出湖南是同美国交往较早的省份之一。周强还告诉与会的美国各州州长和企业家，中国有很多发展很快的省份，而湖南就是中国发展快速、充满活力的省份之一。他说，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及中国，其中两次都与湖南相关，一是世界上最快的“天河一号”计算机在长沙制造；二是中国高铁核心的机车设计和电控系统是由株洲的“中国南车时代”设计制造。
周强之后还会见了华盛顿州、特拉华州、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蒙塔那州和佐治亚州的州长，各位州长都表示希望扩大与中国，特别是与湖南省的关系。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各个省市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外交事务的机会，周强的这次出访，被中国舆论评价为“是地方党委、政府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地方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一次成功、有效的尝试”。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政府间事务的特别代表雷塔·乔·刘易斯也发表文章《美国州长与中国省级领导人进入交往的新时代》，称：随着美中两国继续增强政府间的关系，两国都日益意识到加强地方层级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双边关系并为两国都带来裨益。美中两国正在采取步骤，帮助美中两国的地方领导人扩展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拓展和加深双边关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开始与美国各州积极“互动”，去年10月，以“促进中美地方经济与民生发展”为主题的中美省州长对话在北京举行，除了周强之外，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时任江西省代省长鹿心社、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和时任云南省代省长李纪恒也都参与其中，与美国的6位州长和总督开展了积极的“对话”。
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介绍，受中央政府委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友好城市和友好省的建立长期做工作，从1979年湖北省和俄亥俄州建立了第一对中美的友好省州关系，到2011年2月，中美之间已经有了201对友好城市和省州关系。去年，在两国领导人推动下，更是启动了中美省州长对话交流机制，在这样的规模下，中国地方政府和美国地方政府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今年2月1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洛杉矶共同会见了出席中美省州长见面会的两国省州长。习近平指出，“中美地方合作大有希望、大有可为。”而这一次，去和美国州长们“互动”的是：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河北省长张庆伟、福建省长苏树林、贵州省长赵克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
全国两会期间，李小林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也对此项工作非常有兴趣，都积极参与，现在，中美省州长对话交流机制已经形成，目前正在研讨在国际和国内全方位展开地方城市交流，因为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所以马上将启动中日省长知事间的交流平台，希望中国的省长和日本的知事在这一平台中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对话。”
在“项目”支撑下培养感情
2011年5月，成都友城交流30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地域最广的盛会“2011成都国际友城周”召开，来自全球18个国家、25个友城的180余人齐聚成都，共叙友城之情，共谋友城之路。
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的《成都外事》专门出版了“2011成都国际友城周特刊”，其中记载了成都与一个个城市缔结友城后的喜悦、洽谈项目后的激动、接受“荣誉”后的骄傲……“从1981年握手法国蒙彼利埃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到2011年拥抱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三十载风雨，从欧洲到亚洲、北美洲，再回到欧洲，成都与15个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与32个城市缔结友好合作关系。”
成都市的友城交流经验何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冯佐库认为，成都的友城交流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和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许多具体项目的支撑，这种独具特色的友城交往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
成都在与友城的交往中，在很多方面都建立起了深入的合作，例如，成都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在制鞋业、教育界、农业、食品业等领域的长期深入有效的交往，以及成都与奥地利林茨市在中医药领域的重点探索等等，在“项目”的支撑下，友好关系的建立和感情的加深水到渠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对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不一样了，越来越紧密了，外交的内涵也更广了，不光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工作，还有地方的、民间的，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吴思科建议，要建立起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机制，地方政府应该多和外交部等外事工作相关部门沟通，加强对外交往，“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仅要体现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展现大国风范，还要谦虚谨慎、善于学习，看到人家好的东西，尤其是隐藏在背后的核心的、智慧的东西。”
黑龙江省在与芬兰拉毕省于2008年缔结了友城关系后，就引入了“为人们带来欢乐，为未来带来希望”的“圣诞理念”，与拉毕省合作共同打造了“漠河圣诞老人村”旅游项目，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省的著名风景区，来到这里，就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一个充满梦幻和异国情调的多彩世界。
在友城建设的过程中，一个地区的整体形象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外国人来说，大多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地区、城市来认识中国，甚至会将自己对中国某个地方的知识、经验或印象当做中国的形象。”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著作《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写道，“地区对于国家整体形象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肩负着公共外交的重要责任。”
地方政府要扛起公共外交重任，掌握好“尺度”，显得格外重要。
(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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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该去哪里上“外交”课
中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观念的差异，地方官员会碰到各种状况，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和交流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见习记者 丁敏 北京报道
“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商贸、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四川省成都市委党校3月份刚刚公布了今年新设的八个重点专题培训方向，首当其冲的就是“提升国际化水平”。按照计划，成都今年将把市管领导干部、市级部门处级干部、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和各区(市)县部门主要负责人全部轮训一遍，全年调训干部6000余人。
“时时可学，处处可学”，成都市委党校的负责人宣称，要加大力度推进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公共课程。而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则更直截了当地说，“干部，是成都推进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干部的眼界意识、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和百姓的福祸，决定了成都国际化进程的速度和高度。”
省会城市如此，整个四川省更是如此，2011年底四川省首次在干部培训中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国内此前一直由党校和行政学院等机构包办的干部培训模式，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瑞士圣加仑大学、东京行政学院等52家境内外众多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参与报名，其中有一项重要培训内容同样是干部的国际化交流。
此前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走向世界”的挑战之一，就是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的国际交往。
地方官员“外交”缺课
在地方政府的交往图谱上，国际友城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技术发达、资金雄厚的友城。主要是欧美等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地方政府想“引进来”的对象。第二类是互补性很强的双向合作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周边发达国家的友城。第三类主要是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友城，是地方政府“走出去”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
根据不同的“友城”，地方政府的交流侧重点自然应该有所变化。但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面临诸多难题，面对众多国际化的挑战，地方政府官员们急需国际交往的“培训”。
公开资料显示，外交部每年都会对地方外事干部进行培训，也曾两次举办大规模的地方外事干部巡回培训，最近的一次巡回培训是2009年，在郑州、南宁、海口、太原等地举行的培训吸纳了数千名地方外事官员参与，外交部外管司、礼宾司、政研司、司、领事司等诸多主管者亲自授课。
在对外交流时，要按照“‘30字概括，90秒钟，六年级水平’的要求去做，照顾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切忌十全十美，也就是维生素C与苹果的理论，避免生硬、过激语言。”甘肃省外事办综合处吴文斌2010年接受外事干部培训后，有了如上心得。
外事干部们的培训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国际化的需要，像成都一样把培训范围扩展到市管干部的，还有深圳、广州、杭州等地。在大规模的培训之外，却出现了意外的空白环节，对于大多数市级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来说，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如何应对，缺少有针对性的培训。据《小康》记者调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都没有为地方党政官员开设对外交往的相关培训课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小康》记者，官员出国前，一般都由外事部门进行几个小时的外事纪律和外交礼仪培训。“政府官员负责地方的内政，他们出国是一个偶然的事，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培训。”
《小康》记者从中央党校相关人士处获悉，中央党校也没有此类培训课程。这位人士称，缺乏外事经验，是中国地方官员的普遍现象。对外交往全靠官员个人的理解去把握，与其他国家的城市交往主要是经济的交流，但与日本的城市交往，就涉及到很多敏感的历史问题，把握不好，就会出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认为，培养地方官员，尤其对那些对外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地方官员进行外交素养的培训，乃当务之急。随着中国的发展，友好城市互访必不可少，相关部门无论会不会把“外交”列为党政官员的必修课，都应该规范地方政府对外的官方交往活动，至少应该熟知国际通用的外交抗议方式，做好突发危机预案。这应是地方官员外交活动之前必做的功课。
“友城”交往新课题
在中外建立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后，如果按每一对友好城市每年互访一次来计算，平均每天可能有五个团次的地方省市对外访问。
三公消费中的“公费出国”，引来舆论指责声不绝于耳，加之缺乏外交经验，有时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限制官员出国显然有必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2年将会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预算，加强执行管理和推进“三公”经费预决算的公开工作，一般情况下按照零增长来安排“三公”经费，同时进一步有所压缩。竹立家认为，地方官员经常出国培训、学习、考察、研讨，很多都是借口，旅游才是目的。“地方政府应该做好自己地方的事，大的事情由外交部、领事馆、商务部来处理。”
但同时，“请进来”、“走出去”又是地方政府一个相当现实的需要。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等部门在201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地方对外持续活跃，非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5亿美元，同比增长84.8%，为2005年的8.6倍。
浙江、辽宁、山东更是名列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有如此高的比重，国际友好城市网络所能起到的海外利益保护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当下，各地友好城市的合作内容已经从政治、经贸拓展到文化、教育、人才、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涉及到众多领域的交流，显然要求地方官员们拥有更多的国际对话能力。
“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省州长之间的交流机制，下一步应该把地方政府交流再扩展到地市一级。之前我有带着美国的议员和官员，到中国云南、广西那些地方去考察，他们看完之后有感受：别说市长，就是县长我们也当不了，你们一个县几十万人，就那么点财力，要做那么多事情。所以两方面都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说，其实交流是相互的，今年社科院可能就会组织一批市级官员去与美国的一些市长们进行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在国家层面，曾启动过省部官员到海外发达国家学习培训的机制。新加坡、中国香港亦是现代官员们进行“城市管理”取经的宝地。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的吴建民，曾在欧洲当过九年大使，在他的印象中，许多中国官员在国内做得很好，但走出国门之后，就发现他们有很多问题。“首先要明确官员出去干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要了解多少，两国发展好在什么地方，存在什么问题。”
吴建民建议，有些官员不会交流，就要把会交流的人推到前面去，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官员出国去办，有些中介机构或咨询公司会更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人需要这种服务。”
“要保持友城之间友谊长青，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背景，城市与城市之间自身的努力是动力。”2010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期间，时任厦门市长刘赐贵就举例说，厦门与英国加的夫市1983年就结为了友好城市，但是中间有10多年交往都很平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厦门作为特区变化巨大，加的夫市与厦门的关系也急速升温。
2008年，厦门大学在加的夫大学设立了孔子学院。
“建立友好城市不止于城市之间规模相近，关键在于有相似的特征。比如法国的图卢兹，大家都知道空客的总部在那里，如果能和我国著名的航空工业城市缔结友好关系，会有很多可以相互切磋的地方，这是双赢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友谊也更牢固。如果不具备建立友好城市的条件，而硬是发展成友好城市，那么最多只是象征意义，容易陷入有名无实的状况。”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砚农认为，友城交往要量力而行。
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看来，地方政府对外交流的重点，可以从市政管理、民事纠纷、公共、社会保障，甚至垃圾处理等各个方面展开，现在中国正是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理都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经验。黄平认为，要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进行交流，就要在推广方式上有所创新，应该鼓励各个城市、民间、企业之间的交流。“除了组织我们的人去，还要组织他们的人来，可能从社会治理，包括市政的管理、法治、环境等各个方面，从经验层面、操作层面有多层次的交流。”黄平透露，近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正在筹备一个中美市长级的论坛，将会邀请中美不同城市的市长讨论城市治理，使地市一级甚至更基层的干部进入到这个互动的国际交往中来。
我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排名前五位
江苏(239对)、
山东(153对)、
广东(109对)、
浙江(86对)、
河南(82对)。
中国友好城市各洲分布图
亚洲：33个国家、119个省州、468个城市
欧洲：39个国家、193个省州、461个城市
美洲：19个国家、96个省州、304个城市
非洲：33个国家、39个省州、68个城市
大洋洲：6个国家、17个省州、106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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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官员如何与国际“接轨”
一些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不懂穿衣”、“不会吃饭”，讲话时尽是大话空话套话，有时还带有“暴发户”心态。在国际交往中地方官员缺失哪些常识？涉外交往遭遇冲突时又该如何解决？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强调：中国官员需补“对外交流课”
文｜《小康》记者 罗屿 上海报道
对中国人而言，“热土(hotland)”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如果把它一次次“砸”到法国人面前，对方大概只会莫名其妙。
然而按照资深外交官、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统计，在他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每年仅副部级以上的国内代表团就要接待200多个，而“热土”是很多代表团介绍当地投资环境时，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我们省(市)是一块投资的热土，商机无限。”
不光如此，很多地方官员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介绍所属省份或城市时，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又是一大堆云里雾里的套话空话。念稿子念得满面通红。
还有些官员喜欢一上台就是“尊敬的××、尊敬的××”，8个“尊敬的”下来，3分钟没有了；有的官员则一张口便是“世界领先”、“国际水平”、“全世界每四个人戴的领带就有一条我们生产的”，自己讲得高兴，外国人听了却不一定愉快。
吴建民有时纳闷，为什么地方官员到了国外，几句话能把别人的兴趣调动起来的特别少？“好像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地方官员到了国外该怎样讲话，怎样介绍自己所在的省市？
开场白很重要。吴建民认为，一开口，就要激活别人的兴奋点。“讲话需要别人喜欢听，要别人喜欢就得下工夫研究他对什么感兴趣，也要明白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讲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吴建民觉得，或者可以讲讲对方的长处在哪里，自己的长处又在哪里。关键是把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会有怎样的双赢结果。“去年我去美国，因为现在美国资金缺乏，市长、州长的敏感神经在于如何做出政绩，他们对吸收中国投资兴趣很大。而如果去美国投资，回报也将非常好。”
至于如何摸准对方的敏感神经？吴建民认为，正如中国人讲“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官员们要清楚，自己走出国门后需要打交道的是当地官员，还是企业家、媒体，抑或学者？不同人的敏感神经亦不同。
当地官员，敏感度在于如何推动地区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为下次当选提前拉来选票。企业界则关注哪些生意可以做，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哪些领域是优先发展的。“和企业家讲‘高举邓小平理论’，讲‘三个代表’，讲‘科学发展观’，他听不懂。”至于学者，关心的多是某一具体学科。而国外媒体最热心中国热点问题，官员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与看法。
正所谓知己，知彼。
“不能不管张三李四台下是谁，把‘成套设备’灌输出去，人家听得昏昏欲睡。而有些官员，台下甚至无人听，他也麻木得没有反应。”在吴建民看来，有些官员很勤奋，自己思考；有些官员，则全靠秘书，念两篇稿子了事。
在担任外交学院院长时，吴建民在校内开设了“交流学”课程。他给学生讲课时经常说，希望他们将来就是做官了，也不要事事秘书代劳。“我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发言，讲话稿子都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思考的过程。不经历这个过程，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但吴建民不念稿。“我看下面，下面有兴趣我就讲；没兴趣，我就换主题。”
在吴建民看来，有些场合的确需要讲稿，但多数时候念稿不好。“人和人交流是全面的，一念稿，表情就僵硬了。参与交流的成分，也被压抑了。”
而且吴建民相信，“临场出来的东西非常漂亮”。他记得1994年江泽民访问法国，要在国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江主席有个习惯，凡是此类活动前，他要把有关同志找去议一议。在议的过程中，江主席问我，能不能念稿子。我的建议是，最好不念。因为现场有不少电视记者，如果低头念稿，摄像机照的就是脑门。江主席接受了意见。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问江主席：你来法国几次，法国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见江主席头一抬，看到国宾馆墙壁上的油画，他就从油画开始，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法国文化，从法国文学、艺术、绘画一路讲下去，回答得很好。”
事后，很多法国记者和吴建民讲，“江主席文化素养很高”。
吴建民说：“如果念稿，念诸如‘法国有悠久的文化’之类，效果一定打折扣。”
年轻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的吴建民，对第一代领导人的对外交往也有着深刻印象：“他们非常有智慧，懂得临场发挥的重要。”
197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中国访问，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前，助手为他准备了一大摞资料，而周恩来只有一张纸。“基辛格一看，反差很大。总理则讲，‘没关系，随便谈’。”
多年后，基辛格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回忆与周恩来的那次会面：我们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面对记者，吴建民还说起年轻时的另一件事：有一次陈毅去饭厅看望他们，“他不是招招手就走了，而是站到饭桌上给大家讲话，每个人都能看到他。老一代很厉害。懂得大家喜欢什么。这都是锻炼出来的。”
但如今有些官员，却似乎拒绝“锻炼”。“‘威信不够，脾气补；知识不够，距离补’，交流时，甚至还会对对方说，‘问什么提前告诉我’。”吴建民觉得，这样只会让人家认为你水平不高，担心被问倒。“对方会看低你。”
对外交往“暴发户”心态要不得
在吴建民看来，在交流时会被看低，有时还缘自一些“小事”。比如，他接触过的一些国人即使当了很大的官，但依然“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一露面就让人觉得不得体。还有些人，在对外交往中，见面一握手就把对方得罪了。
“现在穿衣服的问题比过去少，懂的人多了。在法国，你出席人家的晚餐就要穿深色服装，我们有些官员却穿浅色。别人马上会对你形成一种看法、一种判断，但不会当面对你讲。”吴建民说，这种判断一旦形成，会决定对方是否愿意与你交往、与你合作，是否会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你。
除了衣着，还有眼神。今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评价说：他跟人讲话是看着对方的，这给人一种亲切、真诚的感觉。吴建民说，有些地方官员却不懂眼神的重要。他记得，有一次一位领导会见西欧一代表团。会见结束后，该代表团团长对他发牢骚，“我不知道你们这位领导是接见我，还是接见你们的翻译。”原来，这位领导一直对着翻译讲话。
还有一次，一个国内代表团去欧洲谈生意，谈判虽然进行得不错，但欧洲大公司的老板却愤怒地说，再也不想见到中方团长。“原来这位团长几次与他握手时眼睛都不看人家，显得目中无人。”
“对外交流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讲究细节的。”而对细节的“完善”，又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有些领导喜欢喧哗，即便两个人讲话也很大声，这会让对方感觉不舒服。还有些领导，问都不问就把烟掏出来，人家一句‘对不起，我香烟过敏’，你不仅要把烟掐掉，而且还会很尴尬。”
吴建民还见过另一个尴尬情境：在他任驻荷兰大使期间，国内一女市长到海牙访问，想与荷兰某城市结好。为促成此事，吴建民专门请女市长与荷兰某城市市长到自己官邸吃晚饭。女市长打扮入时，与对方谈话也不错。然而吃到甜食时，女市长开始用牙签剔牙，每剔一次呸一下，连呸三四下。荷兰市长一直看着她，流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在跟外方打交道时，衣着是否得体，讲话是否儒雅，你的谈吐，你的气质，这些都是‘参与交流’的，对你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有作用的。而我们的官员往往意识不到这点。”在吴建民看来，现在有些官员对外交往，还有些“暴发户”心态，“但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尊重”。
什么时候交流效果最好
吴建民不喜欢讲交流的技巧，在他看来，交流没有技巧，而是讲真功夫，讲尊重。
“什么时候能达到最好的交流效果？一定是双方都感觉舒服的时候。而什么时候感觉最舒服？一定是在平等的状态下。”
吴建民在《交流学》里讲了六字诀，其中第一就是要“敬”。包括和平级的敬，和领导的敬，以及对下级的敬。“就好像请人吃饭，如果对方是北京人，就为他准备些烤鸭，对方是四川人，就准备些辣口味。这后面体现的都是尊重。”
在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吴建民经常听到他说：“客随主便，主随客便。”“这两句话，就是尊重的最好体现。”就像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国家加纳。当年1月2日加纳发生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加纳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恩克鲁玛以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不会来了。然而，周总理却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不支持。”出于对恩克鲁玛安全的考虑，周恩来还专门请大使告诉总统，建议他不要去机场迎接，也不要安排与自己一起乘坐敞篷车。吴建民觉得，周恩来总理在尊重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外交遗产。
尊重的背后，是真诚。
吴建民很欣赏于右任的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就是说，造物主最忌讳投机取巧，世间万物是以‘诚’来感动对方。对人不诚恳是不行的，不以诚待人，是交不了朋友的。”
讲到真诚，吴建民一定会拿与自己接触颇多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举例。
日，八国集团会晤发展中国家领导。作为东道主，希拉克提前十分钟到码头迎接胡锦涛主席。一天的会议结束，胡锦涛主席又与美国总统布什另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时，希拉克问吴建民：“胡主席还没走吧？我去送他。”没有想到，原来饭店有两个电梯，胡锦涛主席已经从另一个电梯下了楼。
吴建民得知后，马上对希拉克说：“总统先生对不起，胡主席从旁边那个电梯下来的，他已经走了。”没想到希拉克问道：“那你怎么去码头？”说完，希拉克马上跑了出去，挥手拦下一辆车：“把吴大使送到码头去。”
“他可以安排下面的官员拦车，但他没有架子。中国有的官员喜欢摆架子，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们没有看深看透，权力是人民给的。”吴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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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吴建民：
批评了对方，还要让对方为你鼓掌
对外交往时面对突发情境，面对尖锐甚至刁钻的问题，吴建民认为关键要以理服人。而中国文化，很多时候也是化解危机的一剂良方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小康》：涉外交往时，很可能会面对一些突发情况，就像近期日本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能否结合您的亲身体会，谈谈地方官员走出国门时，遇到分歧该如何应对？
吴建民：我们是要讲友好，但有分歧的时候，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举个例子。2005年我是国际展览局主席，日本爱知县举办世博会，日本中部大学校长饭吉厚夫请我在“中日关系研讨会”上发言。2005年中日关系因为靖国神社问题比较紧张。我在会上就对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了批评。我讲为什么中国人反对他；讲中日关系大局是什么；讲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在交流过程中，日本一个学者就提出，甲级战犯只是中国人的看法，有些日本人并不认同。这时，我马上表示：这不是看法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说，第二次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同法西斯的战争。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是站在法西斯一方的。战犯是经过东京国际法庭确定的甲级战犯。国际上有定论的东西来推翻它？你若坚持这个看法，在全世界都站不住脚。这个学者无言以对。
批评对方时，一定要讲道理。具体到名古屋市长，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日本兵，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他们还可以。他以此推断，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是很荒谬的。日本是岛国，岛国意识比较狭隘。你害过我，我就一定要报仇。但我们中国文化是讲以德报怨。就像二战期间，日本派侨民移民到东北。日本投降后，留下了许多孩子，是中国百姓把他们养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德报怨的体现。
所以，面对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要和他摆事实、讲道理，从文化出发。人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告诉他，不能用自己的推论代替事实。
对外交往不是凶，不是拍桌子瞪眼睛。你的道理要站得住脚。要服人。
《小康》：当名古屋事件引起国内民众强烈不满后，南京当事官员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公众？
吴建民：有消息说，南京这位官员在当时还是表了态的。但无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在第一时间说明真相。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确实有不妥，公开承认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党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现在不大讲自我批评了。但我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小康》：您常说，官员应该掌握一点交流学。在您看来，地方官员在走出国门时，该具备怎样的心态与形象？
吴建民：首先，走出国门的人，要懂得国际上通行的礼仪，衣着的习惯。你要入乡随俗。其次，还要懂得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近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很快，但还在一个赶超的阶段。这个时候，任何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都是要不得的。这样做，只能反映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觉得人家什么都好，自愧不如，现在则有种“暴发户”心态。
我举个例子，有一年一个中方代表团到巴黎，他们说巴黎的房子都是旧的，没有什么新房。他们觉得新的比旧的好。但是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旧的更值钱。另外，法国人请吃饭，虽然是总统府国宴，但基本也就是第一道冷盘，再上两盘热菜，因为人家觉得吃饱就可以。但是中国人却认为人家寒碜。这是不了解对方，把自己想法强加于人的表现。而不了解的背后，则是知识的缺乏，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小康》：如果请您为这些“走出去”的地方官员培训开课，您认为哪些课程是急需且必要的？
吴建民：我曾经在郑州、西安、武汉等地对市里主要领导干部讲交流学，我跟地方干部讲，交流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讲课分四个部分。一是讲，讲交流的理论原则要点。二是练，随便找一个领导请他上台，给他出一个题目，让他发表即兴讲话。有一个流动的麦克风，没有演讲的桌子，他整个人演讲时的体态、动作完全暴露在公众眼里。课堂的第三部分是评，评演讲者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不足？有什么建议。第四步是问，即在讲课的最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向我提问。
正是这四个步骤，让这些干部的毛病暴露出来。一是套话多，二是没有例子，三是不懂如何打动人。比如我到西部一个山区，模拟记者向市领导提问：“现在西部人才损失严重，孔雀东南飞，都往东部沿海流失。你们这个地方要发展，如何留住人？”市领导讲，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这个原则都对。我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他一时语塞。没有例子，如何让别人相信你？
其实，在交流汇报时也是如此，要懂对方感兴趣的是什么。比如胡锦涛主席2001年去法国访问，我建议他去看法国的一个核电站。因为法国核电站在电力供应上占75%以上，且安全可靠。正因为发展核电，在石油危机中法国没有受到影响。中国的大亚湾正是和法国一起合作，胡锦涛主席一定想去看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小康》：您提出过“共同利益” 这一说法。在地方官员涉外交往时，如何更好地把握“共同利益”，寻找机会或是化解危机？
吴建民：去年9月6号发表的白皮书里强调：我们要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这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外交上的一个思路。
今天这个世界，各国之间很多分歧。如果天天讲分歧，那就是“斗”的思路，是把关系搞僵的思路，是走向冲突、走向战争的思路。现在另外一个思路是：我们有分歧不错，但我们的利益有重合的地方，我们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扩大它，构建“利益共同体”。我们的关系就更加牢固了，关系好了再来处理分歧，就会把分歧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我认为这个思路才是把人类引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思路。
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友好城市间也会有分歧。如果只讲分歧，很多机会就丧失了。所以地方政府对外交流时要想，哪些地方和对方有共同利益？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如果在文化上和对方不一样，可以交流啊，交流后使双方对各自不同的文化有了新的体验，文化素养也提高了，还可能对创新有好处。至于教育方面，留学生可以互换。而创新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比如你在攻克一个问题，而我也在攻同一个问题，那可不可以联合起来？这样思路就开阔了。
(《小康》实习记者李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亚洲人。现任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事会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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