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颗爱国心&一生垒球缘
一颗爱国心&&
一生垒球缘
我于2006年3月6日在两会期间赴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在学校举办的校友讲坛上做了只有提纲，较为随意的讲述，内容都是亲身体验过的事情，有触情而发无条无理之嫌，但从掌声来看似受到学子欢迎。后来十位校友的讲话编辑成《奥运专集》由出版社发行，现在有些人还对我那次讲话感兴趣，就以《博文》形式发表，望不要引来版权之类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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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7日
李敏宽的讲话
韩愈讲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如师”。就是说我不一定比你们强，当然差一点也没关系，所以今天我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和年轻的同学们对话。今天主要谈谈比较轻松的话题。
【归国求学】
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我是台湾人，也是从海外回来的归侨。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在日本是很没有地位的。当时在神户、横滨这些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华侨学校，但由于我住在大阪郊区，没办法上这样的学校。在日本的语文课里有一门副课叫“汉文”，课文中有很多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诗词，也能看到孔孟这些大儒的文章，用日文念法来读古汉语。所以我能够从这门课里吸收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学到很多东西。
1953年我回到祖国，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当时我们志愿军打过了三八线，将分界线定在三八线——也就是现在朝鲜和韩国的军事分界线。在日本时，我从新闻记录片上，看到祖国的志愿军战士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跟美国兵打仗。当然这种电影纪录片都是美国媒体拍摄的，有很强的倾向性，但是我们仍能看到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情景，相比美军我们的装备差得多，但把美军打得屁滚尿流，那时我感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当时不到16岁，正在考虑自己的人生走向问题，需要做出自己的抉择“将来我怎么走？”。渐渐的，我的脑海里萌生了回到祖国去的想法。
当时中日两国没有建交，但两国的红十字会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情，把一些日本战犯的骨灰送回日本，同时在日本的一些爱国华侨也能免费坐船回到祖国。于是，1953年秋我登上了“兴安丸”，船上载有第三批日本华侨一千余人。
在回国的船上有一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时我和一个从大阪回来的学长在甲板上散步，船上挂着的五星红旗被大风吹到海里去了。那是5000吨的客船，甲板的高度很高，螺旋桨打着白色海浪在翻滚。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之后我们焦急万分，这时我的有位学长一点都没有犹豫，他哪能容忍国旗被海水吞没，他二话没说纵身跃进海里急速游过去，把五星红旗衔在嘴里奋力追船，船开得很快，不一会把他落下了。我们急得大叫“我们的人在海里”，船长赶紧停下船，船员们把他拖上甲板。这样，五星红旗又继续飘扬在我们的船上了，（热烈掌声）但是这位学长悄悄地溜走了，之后从未提起此事，他认为这是应该的。我自己作为归国华侨，看到这种热爱祖国的举动，非常震撼。后来我当了教练以后，也常用这样的事例来鼓励我的队员，因为打球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爱国主义精神。
“荣幸地”成为钢院的学生
我在日本的时候，周围除了我家以外没有中国人，没有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回到北京以后，我只会说“不懂”、“谢谢”、“再见”就三句汉语（笑声），于是我只好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一段时间汉语。从小学一年级课本开始学，当时在学校里从海外回来的人都讲自己原来侨居国的语言，所以我在语言上进步非常慢，后来产生了到“外面的”正规学校学习的强烈愿望。
大概两年以后，我到天津四中上高中。1957年考大学对我而言是件难事，凡是用中文的科目只能得低分，好不容易才考上北京钢铁学院，非常荣幸地成为钢院的学生。所以我很怀恋母校，看到大家就很亲切。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日两国间还没有建交，也就没有通汇，家里也没有办法从日本寄钱给我。但是不少归侨学生和贫苦的农民学生一样享受到了助学金，所以我是一个祖国养大的学生。中学的时候，我的助学金是11块钱，其中9块钱的伙食费。因为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到大学后我享受“甲等助学金”，在15块钱中，有11块钱的饭费，剩下的四块钱买些日常生活用品，那是绝对的“计划经济”。（笑声）
那时候有很多来自贫下中农的同学，即使家庭生活条件很差的同学也能够入学。九月以后天气慢慢变冷了，从南方广东、海南、福建等地方来的同学没有棉衣，衣衫很单薄，一直要挺到很冷的时候。这样的学生班上有不少，他们生活简朴，学习努力，是他们营造了艰苦朴素的好校风，希望大家珍惜好传统，虽然时代变了，但是这种精神应该继续发扬。值得欣慰的是，校长给我们介绍说：“我们科技大学的学生能吃苦，保持着优良的传统”，我感到很欣慰！
钢铁般的体魄
由于我在体育方面有一定特长，1958年的时候学校把我调到体院集训，成为参加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北京体育代表团棒球队的队员。所以我本来应该62届毕业，变成了63年毕业。我这个“落第生”拥有两倍于他人的同班同学。（笑声）
北京队在棒球这个项目上不是具有很大优势，当时有解放军、上海、天津等强队，而北京的很多运动员是像我们一样的高校学生，体格体能谈不上好，但智力优势明显，第一届全运会上北京棒球队取得了冠军。
北京代表团的各项目中就有7位我们钢院的学生，这是很大的数目，而且很多是金牌户，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也能够数得出这些队员来，校庆的时候碰到他们，仍然觉得很亲切。
1959年，北京很多大学生参加各种体育项目，校队之间竞争还激烈，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美国各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都在大学里，他们没什么特殊待遇，优秀的还能拿到奖学金。像棒球、篮球、田径、橄榄球等项目的奖学金就多一些，这些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毕业后由于健康体魄、阳光开朗、吃苦耐劳，在职场上颇具优势。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运动健将，在大学里也享受了特殊待遇，可以到教授食堂吃上菜窝头，就是用玉米面包疏菜的菜团子，这在当时是全校最好的待遇，而其他的同学的主食是“革新糕”（玉米面作的圆饼，用铁皮模子扣出来的统一分量的变形窝头）。而你们现在有那么漂亮的饭厅、有丰富的主食、菜品，大家还是很幸运的。
我现在当政协委员，有时候参加会议会碰到中国工程院院长、我们的徐匡迪学长，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当时是钢院学生会体育部部长，领导了很多队”（笑声）。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学长，这说明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一个人，有健康的体魄。刚才听说有很多同学睡懒觉，早上不出操的人不少。我们那时候早上操场也是满满的，当然下午就更多了，每一天下午4：30全校同学都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占一块地方还很不容易呢，母校的每一个好传统都能让我受益一生啊！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同学，身体很棒，爱好运动。我们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到中条山铜矿的一个有色金属矿区实习。当时我们听说中条山铜矿里面有一个唐朝时开凿的巷道，已经废弃封闭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可贵在于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就不是年轻人。我们俩就商量找个时间去看看。有一天，我们带了一个矿灯就跑进去了，那里是古代的废矿，黑灯瞎火的，里面没有通风之类的设备，但不是煤矿，所以不会中毒。他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见了，吓得我心惊肉跳。我大声喊：“你在哪里？！”他答：“我在这里！”（笑声）结果我定睛一瞅，眼下是黑咕隆咚的的大洞。学采矿的人都知道，采矿的时候，开个巷道，采用矿石以后，倒入竖洞，下面的矿运到上面，上面有矿车接了之后拉走。他竟掉进竖洞里面去了，如果直直地掉下去就是掉几十米。幸好竖洞口有个铁篦子，而我的同学由于喜好体育运动，反应快、手臂力量，就用手挂在那儿了。（笑声）你们想想，如果平时没有锻炼，这个同学一下子掉到几十米的黑洞里，肯定就完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一技之长，不管是在哪方面都行，要有自己的特点，有特长或有个性是很有用的。
潜心科研十三载
1963年毕业后很幸运的留在了北京，我被分配到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在采矿室的机电组任技术员，干了13年。
当时我们国家在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所以当我在研究院工作的时候，还经常来些“运动”、“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像我这样既是华侨又是台湾人，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躲不过去。大字报满墙都是，造反派很活跃，保卫科是大目标，他们一冲，把“牛鬼蛇神”的名单找出来了（笑声），我和另外一个人是“牛鬼蛇神”，那个人的父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我也是跑不掉的，我们俩“牛鬼蛇神”有自知之明，不能乱说乱动，专心做业务工作，避免参与写大字报之类的“革命活动”。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在白银矿、铜陵矿这些地方出差，做自己的科研工作，按“文革”术语称之为“生产班子”。这段时间我觉得没有浪费时间，我在现场第一线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所以在之后的研究设计工作中还是比较顺手。
有一次我们在白银铜矿露天试验破碎机，就是大伙在马路上看到的打碎房子的机器，当时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这个破碎机是风动的，我们设计的新意在于压缩气的管道完全布置在圆柱形的破碎机外壁中，外观如同炮弹，研究专题组组长姓高，年轻但非常有才华。为了研究设计好这个机器我们跑了很多工厂、矿山，反复设计，反复修改，好不容易造出了样机以后，到矿山进行试验，哪都没有现成的机器能把破碎机架起来，我们就借了一台推土机开进露天矿。
白银露天矿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十多米一段，已经挖得很深了，我们的试验还不能影响生产，因此要开到最底层找大矿石搞试验。露天矿山一到中午要爆破，所以到了中午清扬时会鸣笛，就像空袭警报那样的“呜呜——”声回荡在露天矿上空，这时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离开。当时我们做试验过于专心，没察觉十二点整爆破警报，来不及跑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和一个工人师傅只好钻到推土机下面，随着轰隆爆破声一块块飞石从上空无情的砸到我们的堆土机上，那位工人师傅不顾碎石砸到自己身上，紧紧抱着我、保护我，他还戴着一副眼镜，这位东北汉子体格魁梧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高大。&&&
&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体验不完全是在实验室里写写画画就能得到的，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实践，所以很多工作都应该经过刻苦的实践，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做好精神准备，能经受得住各种考验。现在的科技大学还延续着昔日钢铁学院的好传统，希望大家保持和发扬。
【垒坛执鞭】
我开始当第三次“小学生”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但它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经常和别人讲我当了三次小学生，我在1945年在国外上了小学一年级，上华侨补习学校学中文从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
后来在北京矿冶院工作到1975年底，突然接到一纸命令：“李敏宽哪月哪天到先农坛报到”。那时候讲全国一盘棋，上级的安排是不能违抗的，我一报到，杨祖武领队就带我到室外篮球场，女队员已经在那儿站好了，我从来没有当体工队教练的经验，不知道说什么好。领队说：“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教练”
（笑声）。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教练生活。这又是一次小学生，从这儿开始，我学习当专业队教练。
北京体工队当时是很不错的，不管是篮球、排球还是足球，教练都是一流的。虽然项目不同，但他们的训练都有共性。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我就看他们怎么教，怎么训练，我一一记在脑子里。我回家的时候路过小学的运动场，也停下来看小学的体育老师怎么教，我好好地看，一点一点地学，我就这样开始了北京女子垒球队主教练的行当。
所以说不会的东西可以学会。当然我自己打过球，在技术上懂得一些，但当教练又是另外一回事。优秀的球员不一定能当好教练，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当好老师。因为老师的职业不一样，要把自己懂的东西教给学生，还要以身垂范如何做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种修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是大学毕业后搞科研10余年，却又窜到体育行业的“异类”
下面我谈谈这段经历。
刚开始当教练时我是“小学生”，既看到了队员们非常期待的眼光，也感觉到了更多怀疑的情绪：“怎么来了一个小个子、其貌不扬的人来训练我们？”（笑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取得她们的信任和首肯，也要让队员们懂得没有刻苦的训练，练不出过硬的队伍。
我们第一次冬训决定到福建山沟永安进行，那里的训练条件很差，我虽然没有当专业教练的经验，但却给我提供了一个自己发挥的机会。就像大伙经常讲的，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丽的图画，而且那地方偏僻遥远，少受些干扰“君命有所不受”，现在我可以走自己的路了。
当时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垒球项目很盛行，棒球垒球都属于国家重点项目。世界锦标赛冠军要么是美国，要么是日本，别的国家都排不上，于是我当时就先向美国、日本学，在外语上我也有一定优势，尽管当时给我带了许多崇洋媚外之类的帽子，压力很大，但我还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琢磨着向这两个队学习后，就要超越他们。所以首先在训练方法方面搞自己的东西，他们的有些经典方法我不一定采用，毕竟方法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已，可以自己去创造。有些教练问别人训练方法，这就说明他没动脑筋。比如棒垒球项目用肩背很多，投掷能力要求高，球投得又远、又准、又快，根据美、日老的训练要求，棒垒球运动员不能游泳，因为胳膊凉了以后容易受伤。但我不相信，我让队员愿意练什么就练什么，冬天滑冰、夏天游泳，球类项目你会得越多，就越有优势。比如在垒球场上你出来一个足球动作，那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别人用手传的你用脚传过去了不是也很好吗？增强臂力，他们说不能拿重物练习，但是我让队员拿铅球，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次一次反复练，果然我们传球能力大有提高。我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
爱国主义教育和团队教育
棒球、垒球项目是美国人发明的，19世纪末就有开展了，晚些时候才传入我国。美国队队员一般都身高力大。在历史传统、比赛经验、体格体能上，我们都远不如他们。如果在精神上，尤其是在爱国主义精神这方面输给她们的话，我们的球就真的没法打了。但有时候我们的队员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不兴奋，而美国人一看到星条旗就非常振奋。我说：“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不但技不如人，气势也处下风”，起码要有做中国人的自豪感、骨气做为我们精神支柱，才能够拼对方！
当教练，一方面是以身作则带作风，一方面就是给队员打体能、技术战术基础。打作风基础，首先要懂得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怎样做人，每个人不一定有很大力量，但团结起来就有战斗力。我举海豚的例子。牠很聪明可爱，而其最可贵的地方——有团队精神。海豚没有像白鲨凶猛也没有锐利的牙齿，但群体游弋于白鲨周围用头部撞击白鲨软肋驱赶牠；当海豚群里面的一只海豚由于生病或出现一些问题快不行的时候，其他所有的海豚都会游过来轮流顶它，让他浮出水面呼吸氧气，不让它沉下去。动物都有这样的团队精神，我们呢？如果你打得很好，但由于别人的失误这场比赛没打好，你就去埋怨别人，这样队伍能打好比赛吗？
从“自信”到“自主”
为什么美国人打比赛的时候那么凶狠，那么自信？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美国的历史。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有时候这些历史古国的自豪感牵制了我们进步的步伐。美国人打球为什么有那么强的进攻性（aggressive）？因为他们被迫离开欧洲大陆来开拓新天地，到陌生而非常艰苦的地方求生存的开拓者。因而他们跟现在的欧洲人有点不一样，欧洲人非常保守，一板一眼。英国人吃饭的时候，这边几个刀子，那边几个叉子，但美国人不，他们把一根大木头劈开，刨一刨、钉一钉，作成饭桌，晚饭的时候一坐，就使一副刀叉，祷告后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明天怎么干？怎么样开发？明天怎么对付印第安人的袭扰？”（笑声）。他们就有这样的闯劲。当然美国人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美国的棒球比赛、篮球比赛，每一项联赛冠名一个“World”就是世界比赛，世界冠军。美国人以为世界只有他们，他们以为自己能代表世界、说了算，自以为是，很霸道。
所以我跟队员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打不过她们？我们输在我们没有这样的精神、没有像她们的霸气上。我们的队员在家里从小受家长呵护，到队里教练又各方面都管着你。所以我对她们说：“你们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决定，自己解决”。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需要慢慢培养自主、独立精神。加强修养、提高能力，做到自信、自主。
细微之处见精神
在欧美，就餐时鱼都要剔掉鱼刺才能拿到饭桌上，因为欧洲人认为进嘴的东西再吐出来，不卫生，不好看，也不礼貌。
但我们对这些就无所谓，肉带骨、鱼有刺很平常。我带队时就对队员说，你们可以按我们的习惯吃，但吃完饭后桌上一定要很干净。如果各个队都在这里吃饭，我走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垒球队吃过饭的饭桌，就行了。听说一直到现在，队员们还保持这样的习惯，饭后饭桌上干干净净，是小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些像作风之类的问题，往往在具体的小事情上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队伍现在有了好作风，但这些都是一点一滴长期坚持以后渐渐培养出来的。
再比如说有关时间的问题，今天讲座我迟到了，所以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时间是世界上没有争议的共同标准，过去了的东西是死的，现在的东西飞快地过去，未来会悄悄地而且很快地逼近，但时间永远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的同学，应该养成一个珍惜时间、重视时间的观念和习惯。
垒球队一般6点30分出早操，我在队员没来以前一定站在集合地点。我这样以身作则，队员就不会迟到。因为时间是一个最严格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有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很计较，甚至是非常苛刻，现在想起来有一些地方可能做过了头。现在很多训练方面的事情我都忘了，但队员见到我的时候还经常谈起这些事情。
其实队里的这些姑娘，训练是非常刻苦的，比赛也很玩命。在锦标赛或其他比赛上，我们防守的时候，对方要进垒，钉靴的铁爪子直接往你脚上冲上来。这铁爪透过裤子，把肌肉都抓得血肉模糊。许多队员的膝盖、脚踝都是伤痕累累，所以不少队员不敢穿裙子。还有一些队员她们觉得自己胳膊练得太粗了，觉得不大美观。我就说：“你们的胳膊、你们的腿都很健美！”鼓励她们，“没关系，好好练！”其实队员们可以说是做了“牺牲”，而在这个岗位上她们已经尽力了。所以，无论干什么行业，都一定要把它先做好，否则留下无穷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中，我们国家垒球队从北京被“发配”到秦皇岛训练（笑声），实际上那时我国垒球在国际垒坛频创佳绩，1986年国家体委决定成立正式的国家队，把我们放到那里。垒球、手球、曲棍球等项目在我国不是主要项目，比较冷。所以我们刚到秦皇岛的海边训练时，只是临时给我们弄了一个训练场，修得不太好，也难怪他们没见过正式的垒球场。训练的时候我让队员练习接各种球，本来球打出去以后应该是弹起来地上滚动，而在那个场地上球打出去“扑哧”一下就不走了，队员也就在那里等着，球不过来，因为场地是用海沙垫起来的，这与国际比赛的红土场地相差甚远。后来跟管理人员交涉，我们队员也经常当场地工，才慢慢修得好了一点。
训练基地有手球队等其他国家队队伍，有一次要出国比赛，前一天晚上赶上了周末联欢。我给队员说明天早上走得比较早，大家今晚可以尽情玩，但一定要按时回来。可是年轻人玩过了，在17名出国打比赛的队员里面只有3个人准时回来，其余的都迟到一两分钟，我也没有说话。第二天按时集合，车在那里等着。我站到队员前面说：“昨天谁迟到了？”结果一个个低头，于是我说，谁谁谁上车，三个准时回来的上了车，“别的人把你的行李放到车上面，开车！”，从这个基地到火车站比较远，开车大概也要二十分钟的距离，步行要个把小时。东西已经全载走了，这些剩下的队员就穿着丝袜高跟鞋(估计光脚丫走的)，从基地一路走到火车站，按时抵达，坐火车先到北京，第二天出国比赛。经过这次，队员们就知道了下一次绝对不能违反规定，我是说话算数的人，有时候光说不行，还要实践一下。
这样当然带有一定的体罚味道，但对于年轻人来讲又不是大骂，我也没有发怒，和颜悦色地跟她们讲，但实际上还是比较严厉的做法。做教练员跟当老师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些事情一定要说一不二，甚至有时候我可能错了（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但在当时一定要坚持自己是对的，带有一定的军官命令的味道。
【决战世锦赛】
“一定不能拿第三”
我1976年初开始到北京队当教练，1979年始兼任临时完成国际性比赛任务的国家集训队的主教练。1979年我们第一次到日本比赛，从那时开始感觉到：“在外面我们的姑娘真行！”。因为当时日本是世界第二，结果我们到那儿打比赛把日本队打败了，9战6胜3平一场没输，我和队员都增强了信心。第二年美国提出，美国、日本、中国三国国家来一个锦标赛，三个国家的比赛，一般不称呼锦标赛，但是美国要起一个最高级别的“锦标赛”，轮流在三个国家打比赛。1981年第一届中日美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我当时对队员说：“一定不能拿第三！”拿第三可能就是世界15或是20，要进到世界的前列，至少要第二，最好是第一，因为美、日当时轮流拿世界冠军，实际得第二也就证明你是世界水平了，结果队员再次完成了这个任务（掌声）。
后来1982年“世界锦标赛”在台湾举行，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局势很紧张，两岸关系不好，去的可能性不大。临近比赛，廖承志副委员长亲自到我们场地说：“由于某种原因，你们不能到台湾去了。”那一批队员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第五届世锦赛第一新西兰，第二台湾，我们去了估计能拿下来，恢复垒球项目后的第一代垒球运动员没有参加上四年一次的世界锦标赛来证明自己，真是有些遗憾。
凭实力长中国人志气
对教练而言能够参加一些大的比赛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在我当教练的生涯当中，1986年是对我的一次大考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大赛（那时垒球还不是奥运项目）——1986年在新西兰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参加大比赛很多事情不是苦练就能解决的，像我们很多项目吃亏在什么地方？吃亏在先前没有国际影响（没有威慑力）、没有国际比赛经验、国际组织里没有我们自己人等。比如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如果没有名人提携你、介绍你，就是你有实力，不易吸引眼球。所以你们现在学外语，四级六级的，一定要学好。除了学外语外，还要能够打进国际组织内部去，现在国家很需要能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人才。
垒球比赛方法十分复杂。参赛队打完单循环预赛以后，进入到前四名再打“佩奇制”（佩奇是页的意思）。即预赛中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打，第三名和第四名打，第三、第四名打赢的再和第一、第二名之间输的队打，再赢了就和第一、第二名中打赢的队争冠军。所以垒球冠军是绝对的真牌，没有实力打不进决赛，想侥幸没门。
东道主新西兰队在台湾的上一届世界锦标赛把美国队打败了，拿了世界第一。美国队在前五届拿下三届冠军，非常高傲，所以在台湾比赛时派了二流队伍，结果输了。新西兰拿到第一，也就取得了世锦赛的举办权。
到新西兰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洋人对黄种人的态度不是很好。他们表面上很礼貌，但是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尤其是看不上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队，并且给我们出了很多难题。我们预赛中负于东道主新西兰1：3，预赛我们拿了第三。进入佩奇制决赛阶段首先和预赛第四澳大利亚队打决定决赛第三的比赛，打败澳大利亚之后再跟美国和新西兰之间输的队再打一次产生季军，胜者与美国队争冠军。从我们打三四名的比赛开始，有些人就给我们出更多难题。安排我们到很远的场地去打比赛，那个地方离主场相当远。开车一小时好不容易到那比赛场，一看场地是人工草坪。人工草坪的性能和土场完全不一样，球的弹性，跑动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场地的主人说：“我们这个人工草皮是50万美元修的，你们这个钉鞋是铁爪子钉鞋，所以不能进场比赛。”我说：“国际规则怎么写？临时换场地、人工草皮是你们的事情，但要服从国际垒联规则的要求。”结果他们说：“你们的鞋如果上场地后破坏我们的场地，给不给赔偿？”诸如此类的，难为我们。这时候看台上的新西兰观众说，“中国人没鞋，把我们的借给你们吧。”就把脚上穿的鞋脱下来了。我们说，“我们有鞋，我们穿的是符合国际规则的鞋。”就这样交涉了很长的时间，之后还是把这个比赛打赢了，赶紧赶回主场。国际规则上又有规定，打完比赛以后多少时间间隔后才能打第二场比赛。还没有到开赛的规定时间，就叫我们和新西兰打争亚军的比赛。所以，我说的意思是比赛本身的高难度外，还要对付人为的难题，一些人想方设法难为你，还不能生气，只有用实力证明你的实力，才能长中国人志气！（热烈掌声）
“我们的姑娘是好样的！”
新西兰队的教练是位有名的老教练，是美国人，趾高气扬、十分高傲。我们3比1赢澳大利亚回到主场以后，他马上要我们开始比赛，我说，“国际规则怎么规定，就怎么来。”我给队员们说：“你们稍微休息一下，什么时候歇好了给我示意。我去和组委会的人磨”，这时我的不利索的英文有了用场（笑声），谈得差不多了，队员举手，意思是歇得可以了，我说：“行，那我们打比赛。”开赛前两队握手时，新西兰的美籍教练说：“我们这次还要赢你们。”我说：“好呀，打打看。”观众全是新西兰的，几乎没有中国观众。
大家知道“本垒打”吗？就是“梆”一打，把球打进看台直接得分。垒球场是扇形的，内场有四个角，本垒、一垒、二垒、三垒，进攻队员安全通过三个垒后踩回本垒就得一分。如果打一个“本垒打”，慢慢地踩这四个垒，只要依次踩过了这几个垒，回到本垒，就得分了。如果我们预先有三个人在垒上，“梆”的打一个本垒打，一下能得四分。所以垒球赛戏剧性非常大，有可能我3：0正输着，但我最后一局有三个人在垒上面。这时对方已经有了两个好球，再来一个好球你打不着就要出局比赛就结束，这时只剩最后的一线希望了。这种情况下，打最后一球的时候，这个击球员“梆”一记本垒打，3:0一下变成4:3，这个球大致在空中飞3秒到4秒的时间就定胜负。如果这个球没有飞出场地，被对方接住还是就0:3输。因此，垒球是一种戏剧性非常大的运动项目，非常刺激。有一些垒球的战术你们应该懂的。你们学英文的时候，如果不懂棒垒球、这个英文不很完美，因为字典里面棒球、垒球的术语不少。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或就职演说里，经常有一两句关棒垒球用语比喻政经问题，棒垒球文化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面的进攻是按顺序进攻，顺序按照教练的排阵来，不能变。第一个是能上垒上去以后跑得比较快的，第二个是牺牲精神比较好的，第三是强攻，第四是最强的，第五也是比较强的，后面几个是防守好，进攻稍差的。这种顺序是一种战术，一般在轮到前几个击球员时争取得分。
在这场争亚军的激烈比赛中，我们队员非常争气，一开局就义愤填膺“乒乒”、“梆梆”地打。因为头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准备会，怎么打，怎么组织，老队员给年轻队员鼓励，大家做了充分的技战术和精神准备。结果我们把对方打得稀里哗啦，对方绝对没有想到我们在第一局就拿下三分把昨天的债给还了，之后的进攻便搂不住火，9比1拿下了这场争亚军的比赛。“投手”承担非常关键的防守任务，她投各种球使对方打不出球。大家都懂得力学，就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把手上的动作这么一拧球就往外走，反向一拧，球又往里走，或者投出旋转的球，就是变化无常的飘球。对方换了三个世界有名的投手都没有抵挡住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赢的，我还给她们的是3的平方9。中国姑娘狠狠的教训了那个美籍教练，我在之后的国际赛场上再也没见过他的身影。
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的感觉是学生只要有主观能动性能把潜力发挥出来，并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发挥是老师和教练意想不到的。在赛前我绝对没想到到，这场比赛竟9比1战胜对方，这是甲级队打丙级队的比分。这里我讲的是一场比赛，但在其他场合也可以用这样的球来比喻一些事情。
最后一场和美国打决赛，在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连续拼了以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投手。我们不像外国队一样有那么多好投手，只有两个比较好的，由于连续上场体力不支，最后就以1：3输给了美国。虽然是亚军，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显示了中国队的实力和精神面貌，确实难能可贵。我们好多队员得了，例如“防守奖”、“进攻奖”和新人奖之类的个人奖，有些队员选进赛会最佳阵容。第六届才首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晚熟的中国队就以这样的成绩确立了在国际垒坛的地位。我们的姑娘是确实是好样的！
新西兰感悟
新西兰有北岛和南岛。北岛，即首都惠灵顿和大城市奥克兰所在的岛，要海有海，要湖有湖，电影《指环王》就是在那儿拍的。高嵷山峰终年积雪映在湖面上，非常漂亮。老百姓过得很悠闲富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样是英联邦所属国，但英国就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澳大利亚，英国人到澳时对原住民采取种族隔离、赶杀政策，据说杀戮了大概几百万人。而新西兰就是怀柔政策，把毛利族作为自己的朋友，就像现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把他们养起来。实际上这种政策本身就有问题，印第安人在美国体格本来非常好，结果被养起来以后变得非常胖，不用工作都有人供他吃喝，那么这个民族在将来就会没有竞争力，可能会消亡。毛利人也是一样，吃得很好，生活得好，满足于现状，结果这个民族不太可能出现很优秀的人才。所以，有些地方是看它的风景，有些地方可以了解它的人文、历史并加以思考。
而说到新西兰的南岛，越往南走就越靠近南极，就越是人烟稀少。由于这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开车时看见道路两边到什么地方都是隔网，网子围住牧场，使得羊不能乱跑，兔子也不能跑出来。一路上一般都看不到人影和车，也很少看到房子，整体感觉就是幽静、富饶，但没有人气，使人惆怅。有些想法如对生活、文化等观念上，他们跟我们的想法有些不一样，更多的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
【执教意大利】
1990年好歹完成北京亚运会任务后，到日本服待癌症急剧恶化的老母，我从1953年回国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能为生母做过什么，心中无限悔恨，这是我这个不孝之子唯一尽孝的机会了，于是放下队里的工作，从年底到开春看护老母，直到临终。
回国后，想换个环境、也为生计，给袁伟民主任写了个条说明我两个小孩上大学，经济困难，我出去赚点钱。批得也痛快，但有个条件：“你不能到哪个哪个国家，去了以后他们超过我们可不行”，本来澳大利亚要我去，我也有小算盘到那提高一下英文水准，但只好去意大利。
在意大利，有一些退役的中国队老队员已经在那儿的俱乐部打得有声有色。有一回我在场上训练，她们来看我，这时来了几个很高大的意大利男棒球队员。在欧洲，意大利的棒球是最强的。一般好的棒球球员能把棒球掷出一百米开外、称之为铁肩，但垒球一般的标准是女子能掷出六十几米就很不错了。那几个意大利的男队员说这个垒球怎么这么大，因为棒球比垒球小很多，他们就开始相互比谁掷得远。想在女队员面前显摆显摆，场地大约是75米的样子，这些男运动员怎么使劲扔也扔不到70米以上。场地围墙外是富人的马厩，我们那个女队员稍稍活动一下，一掷就打到马厩里，这还是我们退役球员，意大利小子们差远了去了。那些男的都愣了，都说中国女人真厉害！我也很高兴，徒弟嘛！（笑声）要知道我们的主力队员一般能掷七十多米，远道来看望我的这个女队员能掷八十六米，估计没有一个女球员能超过她的记录。所以你们的老师看到你们将来取得成就了，也会非常高兴，他培养了你们，出成果了。
严格要求磨练斗志
当时我在意大利一个俱乐部队执教，这个俱乐部队的主席说：“我们队现在是甲级队，但甲级队分在四个区、一区六支队，24个中排名在16到20名的水平，希望你到这儿以后给我带上去。”我说好呀，先看看你们的队员。于是来到训练场上，当时已是10月份，队员还能在场外训练。在欧美，一般来说喜欢一个体育项目，就整个家族都喜欢，所以这些队员的家人都过来看我是怎么训练她们的。第一天开始训练练到一半，坐在队员席的家长们就开始“嗷……”地叫（笑声）。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问俱乐部主席。他说：“他们说你练得太凶了。”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要我把成绩打上去吗？你是叫我来哄她们玩儿还是要成绩，你说清楚，你如果要哄她们玩儿，好，就不这么练了，这么练我也累。”他说：“要成绩！”，“好，行！”我就说“这几个在队里玩的球员靠边站，你再叫几个年轻的来。”
意大利冬天雾大、湿冷，我们找了个体育馆练基本功，天气好了到外头，从十月份练到第二年的三月，大致闷着练了五个月的时间，这个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的队很有长劲，到春天打些公开赛能打败邻近的强队了。
维罗纳位于米兰和威尼斯之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那里的歌剧很著名。1989年中国队曾经在那个卫星城-布索林格打过洲际杯比赛，还拿了冠军，我被评为优秀教练，所以那里的市民都认识我。
这里的市民们认得我还有一个原由。1991年的洲际杯赛除了美国，澳大利亚、中华台北、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强队以外，还有一些全世界排名在前六名以外的弱队也在维罗纳打比赛，意大利也属于比较弱的队。在中国队打意大利队的比赛前我说：“打这个队一定要拿下十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结果队员们认为：“这个队小菜”（笑声），在心里比较轻视，怎么讲都听不进去，结果只赢了一个5比0，比赛结束后我集合队员，说：“你们觉得打得怎样？大家轻敌，完全没有按我的要求来完成任务。明天要和美国队打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打好。我们现在开始总结一下这个比赛。”然后我让大家把器材放到车上去，大家这时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只好按我的要求集体跑步回饭店，我也有责任当然要和队员一起跑。我1937年出生，已经55岁了。队员里面有些从田径转项的队员，我在第一年当教练在山里面练她们的时候已经领教过，她们合谋把我甩掉。那时候我就咬牙跟着她们跑，很累呀，当时一是面子，二是要做表率，多苦多累也要坚持下来。这天夜里也是和我较劲，我就要队员们这个劲，如果有一种“5比0就可以啦”的情绪，第二天和垒坛霸主的美国队打比赛一点希望都没有。那时已经大概夜里12点了，下着雨车又开走了，只有中国队一直沿山坡路跑回饭店。其他国家的队和围观的观众觉得很奇怪：“这些中国人干什么呢？”那时我心里在想：“我是在总结啊！”这些队员也不善，早就说好了“把教练落下，把他甩掉！”，我就咬牙紧跟她们跑（笑声）。跑到饭店门口我说：“我们今晚的汗不能白流，这雨水不能白挨，明天把美国队打掉！总结完了。”结果第二天，我们把美国队给打败了！（热烈掌声）
意大利生活掠影
在意大利，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除了教堂和烟店，其他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那个时候街上空空无人影。烟店为什么开着门呢？一是烟民需要，二是卖足球彩票，在意大利老太太都会去买足球彩票以试手气。一般在意大利暑假后皮肤晒得黑黑的是有钱人，皮肤白的就是没钱的。因为一到夏天，有钱的就到海滨玩去了，没钱的就只能在家呆着。我问：“你们怎么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赚钱，我们中国像香港这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是赚钱的最佳时间，你们真傻。”他们就说：“这是我们休息的时间，神圣不可侵犯！”（笑声）
欧洲大城市的周围是卫星城市，两万、三万或五万的人口，星星点点散布在大城市周围，我住在维罗纳市的一个卫星城，每个卫星城之间有七、八公里的距离，每个卫星城轮流办自由市场，卖鱼的、卖蔬菜的就开着各种各样的商用开架面包车，从别的地方赶过来。卖完后“啪”的一声把门一关就开走了，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换个镇走，星期天到中心城市足球场周围看台外的路面顿时变成大自由市场，热闹非凡。观念上意大利人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很悠闲，除了运动员以外，不管谁挤占他们的一点时间，他们都会很不高兴。
一声召唤把国归
我在意大利执教时，签的是四年的合约，实际在整一年后就把我叫回来了。因为我的助理教练管一年队，虽然练得不错打得也不错，在日本打中、日、美赛拿下冠军很不容易，可是在北京家门口的世界杯比赛时拿了第四名，我们队从来就没有拿过第四名，一般都拿第二以上，新任主教练拿第四本来无可厚非，可能没控制好队员情绪、没调好状态，但领导只看你拿了第四，这就不好办了，上级经商量后决定“叫李敏宽赶紧回来！”，就这样1992年我10月就回国了。但是国外讲诚信，很重视合同之类的东西，已经定了契约我怎么能走呢，于是我向俱乐部主席报告：“家里有事要回国去看一下”，收拾一个包若无其事的、偷偷地回来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意大利和北京正好是7小时的时差，每到凌晨3、4点的时候那边就来电话“LEE，怎么不回来呢？”后来我就教我的老伴意大利语，就讲一句：“他不在”（笑声）。后来国家体委写了一封道歉信，说由于奥运会的任务，李敏宽不能回去了，那段时间我一到国际赛怕见意大利人。只好我戴着撕毁合同教练的帽子开始准备1996年的奥运会，正好还有四年一个周期的时间好好准备。
我的一生干过各种事情，不一定都能干的好，但是我觉得这种人生体验是非常宝贵的，就是看到了大家没有看到的一面，经历了大家没有经历的事。比如说对一些世界上各方面的风土人情啊，你们还没有时间去体验，我体验了一些。因为球队经常出去，当然国家有经费的问题。有好多队，像台湾队，一打完比赛，那个地方好玩就上哪去。但我们没有那个经费，所以打完比赛就马上回来。但是，还是见识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些运动员虽然平时非常艰苦，但是有这样的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些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大家将来有机会的话，除了工作以外，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多看一看，这对提高我们各方面的素养来讲很需要的。
【奥运会有感】
我再讲一下关于奥运会的故事。
1992年把我从意大利召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四年以后的奥运会，这是一个怎么样培养运动员的过程。由于我们经济水平不算太高，我当教练时的经费很少。我们一年出去打两次比赛已经很不错了，两次也就是打上十几场国际比赛，在国内的比赛也很少。我们是训练出来的队伍，不像美国队打比赛打出来的队伍。这个区别很大，一比赛就比出来了。
我对队员讲古希腊的故事，有一个国王，对军队训练不重视，平时用战马拉磨子，结果一有战事马只会转圈跑，一打战就一败涂地。你们不要当这个国王，要学会往前冲杀，尽量创造训练的方法来克服实践上的不足。当时我们的比赛经验以及各方面，都很不适应国际比赛。现在你们吃麦当劳、肯德基都很香。但那时我们第一批队员（1957年左右生）和第二批（1963年左右生）中一些队员，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快餐店吃早餐，一进去闻到奶油或奶酪味，就从店里冲到外面，说：“不行，教练不行了，闻不了这个味”（笑声）。有一次，我查她们到底吃什么，一看皮箱里塞满方便面和榨菜，这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造成的，除了饮食外很多事情都不大适应。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条件好了、经费也多了。所以我讲，一个人一定要适应各种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应变能力”要加强。
知心朋友可依靠
1994年第八届世界女垒锦标赛在加拿大举行，这也是1996年奥运会的资格赛。比赛地点在加拿大东端的纽芬兰市（New
Foundland）,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过海到北美大陆时新发现的地方所以叫新发现岛。从温哥华到那儿还要在多伦多换机才能到达。因为这次赛事关系到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因此上下都很重视。从适应场地、时差等各方面因素考虑，提前一周到那儿较为理想，但不知怎搞的给我们办了只提前三天的班机，而且分三拨走还要中途换机。没办法、我就急着给多伦多的好友打电话，请他帮我们安排食宿、接站等，那时正值七月盛夏，是美国人涌入加拿大避暑的季节。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你在开玩笑吧!？美国人把饭店都占满了，那么多人我哪有办法安排！”但当我们的队伍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地到达那儿时，我的朋友不但让队员美美地吃上中餐，在饭店美美的休息后飞往纽芬兰。他还说：“你们回来时我会安排好的。”当完成任务再路经多伦多时，他把我们全队带到家里宴请，还租大轿车参观瀑布。真是患难见真情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队员们也以羡慕的眼神看着久违的老友和我在异国的重逢，队员并不知道45前我和他还是战友。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队伍在训练方面还可以，但是对教练而言最重要最难的是怎么样适时创造出最佳竞技状态，这也是衡量一个教练好坏的重要标准。到打一般比赛的时候状态出来了，但重要比赛的时候不行了，那没有用。队员应该在关键比赛时创造纪录，如果在练习时一掐表，呦，世界纪录！意义不大。我现在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努力，随时做好准备投入比赛，做到即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1994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四月份在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有个队员状态不好，后来我一直没让她上场。但这个队员很不服气“我怎么不行？”于是一直在苦练。在加拿大参加第8届世锦赛、也是奥运预选赛时，从第一场到后面几场都没有让她上场，但她不泄气、无怨言，一直在场下准备着。我看她一直不坐在队员席坐而找个地方在挥棒，做随时能够上场的准备。有一场关键比赛我们打澳大利亚，两队实力不上上下，拼到第六局还是0比0。对方投手连连投上升球治我们，我看场地风向，海风吹着旗子往左方飘，我一想正是这个队员善打的左外方向而且打得很远，如果抓它外角上升球借风向能打出长打。我说：“你上场击球，就打高的，有没有信心！”“有！”她上去了，整整憋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上场的她，“啪”一棒，打出了制胜的一记本垒打1: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了亚军。（掌声）这个队员几个月忍辱负重、不服气、不松懈关键时刻为队立大功，多么好的队员啊！我们的本事不会白练，时机一到必有用，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的努力，这也是对教练能否运筹帷幄、知人上任、当机立断的考验。
未雨绸缪操胜券
后来奥运会我队成了我国最早拿到入场券的队伍，提前两年就拿下来了，这时容易滋生不求上进的情绪，这两年并不好过。我们垒球队伍底子薄，主力队员年龄偏大，加上由于经常和澳大利亚打，澳大利亚对我们比较熟悉，已呈现出我们负多胜少的局面。
1996年春天在北京打国际公开赛的时候，没有用主力投手我们输了。领导都来看了有些人就批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到奥运会再看吧。我们后来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我就把澳大利亚所有运动员的相片拍下来，每个队员的长相、攻守能力、特点等全打进队员脑子里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办，美国人总是想刁难我们。两年前在加拿大世界锦标赛美国第一，我们第二，澳大利亚第三。根据竞赛规程，有各种排法，什么蛇形排法等，但怎么排也不可能第一场就安排第二名与第三名打。美国人就这么哼，就让我们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打第一场，美其名曰“精彩的开幕赛”，实际上美国队坐山观虎斗，两强相遇谁也不会让，就是看你们打什么战术，对美国人这一套我们早有准备。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喜欢体育的国家，她们比美国人高大，身上晒得黑红黑红，还穿无袖赛服，极有威慑力。澳大利亚奥委会给运动员发年薪，就是你可以不工作，有专款保证，这就等于专业队，出国比赛都带两个队，哪有赛事往那里去打，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准备得非常充分，6:0赢了，不但澳大利亚队都傻眼，美国队也慌了，这叫一箭双鵰。6:0是甲级队和丙级队比赛的得分，一般的强队之间是1：0或2:1，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谋划和准备，而且要动脑筋。
我在这儿感谢母校，让我在这里学到知识，比如说力学、设计，怎么考虑问题等等。我刚当教练是对队员说：“你们上午好好练，下午我给你们时间学习，文化水平提高了，球打得也更聪明。”所以我训练队伍时好多地方违反当时的“三从一大”之类，偷偷地卖点“私货”。（笑声）我刚才讲的很多只是小故事，但这里面凝结着团队努力的成果和自身的感悟，也能看出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人生感悟】
为人生留下记号
后来稍微成熟了一点，发现有时候做的不一定太对。但有时候需要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留一些信号，留在年轻人的脑子里面。你们都非常的顺利，生活的道路没有什么波折，小学、中学、大学都优秀，工作很理想。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我们的第一批队员都50多岁了，大部分是55年到57年出生的，有的已经去世了。为什么去世？当教练当的，太辛苦了！有两个北京的非常优秀的教练去世了，都是肺癌。其中一个去世的教练是1957年出生的，现在应该是50岁，五六年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在她去世前，在医院的枕头底下放了一封遗书，上面写了刘禹锡的一首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寄语队员努力完成遗志，继续攀登。
像垒球这样的项目，优秀的教练较少。当时把我从矿冶研究院调往垒球队当教练的时候，他们的理由也一样，工程师在大学每年几万几万培养出来，但是垒球项目的教练没有，所以你应该服从这个安排。
思念故乡几十年
我不做教练以后，又开始转行当政治上的小学生，到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我一直想回故乡台湾。台湾那边认为“如果你是地方队的教练，我们可以邀请你，但中国队的教练不行”。我是国家队的教练，所以始终没回故乡。
台湾省的垒球队世界排名一般都在前五名的成绩，大致在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这四强之后，然后是加拿大、新西兰，这六七强，八九强是意大利、荷兰。悉尼奥运会台湾没入围，奥运会结束后，台湾就说“让李敏宽这个人到我们这边来讲讲课！”我说：“你们台湾的棒球、垒球比我们这里发达多了，你们有职业队，垒球普及率很高，连学校里都有了，你们自己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从5岁跟父母一起在台湾呆了一段时间以外，一直到现在69岁了都没有回家，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刚才我已经讲过，可以说从回国以来，我就一直是国家培养的，我是台湾省籍的中国人。在外面跟台湾队打比赛的时候，许多台湾同胞问我：“你怎么在中国当教练啊？”“台湾人能在中国当教练吗？”我说：“在这点上，我们祖国确实是没有因为你是台湾人就另眼看待或歧视。任何人只要你有这样的本事，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志向，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现在是“两会”期间，我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所以最后讲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民主党派，为什么？民主党派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经常跟共产党高层领导直接对话，我们的主席、副主席，一年大概有二十几次去中南海进行高层协商的机会。除了协商讨论国家事务外，我们可以把台湾同胞的一些想法直接告诉胡总书记和温总理。
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问：听了您的讲座，我们觉得您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我想您一生中印象深刻的事一定很多，请问您在钢院学习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你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谢谢！
答：作为一个科技大学的学生，大家都以自己的学校为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辅导老师、教授和学生之间比较融洽。低年级时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是采矿系机电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基础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教授余学馥，带我们到野外去实习。当时是夏天，走的大概是现在门头沟那一带的路，走了好几天，夜里搭帐篷，被蚊子叮咬。他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路上捡一块石头，就开始讲这是什么成分，怎么形成的。直到现在到一些山里面，那种是玄武岩，有什么成分，我都能说出一二。
第二件事情是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见到国家的领导，因为当时：“以钢为纲”，钢铁学院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学校的《钢院画册》上有一张周总理来我们学校的老照片。周总理来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列队欢迎过。每届毕业的时候，各学校的毕业生到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讲话。那时比较优秀的学生离总理近些，我们就坐在离总理比较远的地方听他讲话。
问：您重新回到母校肯定有一些感悟，那么您面对我们这些青年校友有什么忠告或是期望呢？
答：目前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用我们一些有利的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以此改变一些面貌。改变面貌靠什么呢？就是靠创新，我们的学生要有一些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要求人好奇，要勤于思考，不要死读书。我在台盟中央经常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今年招聘三位应届毕业生，由于公务员比较热门，有500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应聘。最后过考试分数线的是17位，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们一些部门领导按人事部的测试方法，观察这个人的能力、应变性、人格品质等，我重点观察这个人有没有发展潜质。
希望你们有自己的特点，希望你们有向上的精神！刚才我讲到，关键时刻定乾坤的不一定是那些训练最好的队员，有时候非常调皮，非常难管的队员，关键的时候能起到作用！他真正懂得自己是干什么的，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会发挥出非常大的潜力！我们培养自己的目标是要有特点，要有闯劲，要有创造性！
问：您是中学毕业之后回国的，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还到过意大利执教。我想问您在不同的环境中您是如何克服和他人交流以及文化上的不适应等障碍，并取得这样突出成绩的。
答：我想和你们说我自己真实的情况。我刚回国的时候，北京城没有一座高楼。西四那个地方每晚都有夜市，有推小车卖馄饨的，华侨补习学校在甘家口，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走三站路的距离到那儿吃一碗馄饨再回学校。当时有很多实际问题，比如生活条件不太好，想买一块点心都没有钱，比较有钱的时候就去吃一碗馄饨，就是这种情形。第二就是语言的问题，刚回国我不会讲中国话，在国外像托尔斯泰、莫泊桑这些人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当然只能用日文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到钢院以后，我的中文讲得不好，自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什么书？不是专业书，看文科类的书。图书馆的管理员认识我，让我进到库里去看书。那时候我20岁，一有空就到图书馆看书，家人也不在，感到非常孤独。这时候一个人要有意志力，克服精神上的孤独。当然你们的条件好一些，语言沟通没有问题。到意大利也是这样。意大利、法国这些拉丁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高尚的，比如法国人即使会英文，你跟他讲英文，根本不理你。意大利队员里只有一些大学生讲一些英文，有没有中文报，这种情况下感到很孤独，深切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朋友的可贵。我希望你们在学生时代结交一些真正好的朋友，即使几十年没联系，一打电话还和从前一样亲密。有这样的朋友，非常可贵！（热烈鼓掌）
李敏宽：北京奥运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荣耀
——访台盟中央副主席、国家女子垒球队原主教练李敏宽
《人民政协报》日刊 作者赵辉
一个夏日的午后，走在访问台盟中央副主席、国家女子垒球队原主教练李敏宽的路上，笔者头脑中一直闪现诸多疑问：这位老台胞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从未专业学习过垒球，却带领国家女子垒球队在一次次的国际赛事中夺冠？1999年他成为国际垒联名人堂的第85位名人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人，那是他想到的是什么？作为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老台胞面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又有怎样的感触？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进了他在台盟中央的办公室，正巧午休的李敏宽真在观看午间体育新闻。看得出虽然离开体坛已有10年，但是李敏宽依旧关心着国家体育运动的发展。而我们的对话就从他的体育生涯开始。
李敏宽祖籍台湾省台北市，1937年初生于日本大阪，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李敏宽介绍说，从他记事的时候起，父母就总给他讲述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祖国的了解越深入，渴望回来的愿望就越强烈。
1953年，不满16岁的李敏宽怀着一腔“为祖国建设贡献才智”的炽烈感情只身回国。当轮船抵达天津港时，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一刻，李敏宽告诉自己：这里才是他的家。回过后，先是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中文，后又就读于天津四中，1957年，李敏宽考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矿冶研究院工作，负责矿山机械的研究设计工作。1975年10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结束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单项体育运动队。北京市体委的一纸调令，改变了李敏宽后来的人生轨迹，从此开始了他垒球教练的生涯。
日本是世界棒球、垒球强国之一，在那里长大的男孩子，如果不会打棒球、垒球，就会被人家耻笑。虽然从未专门学习过垒球，但是李敏宽的底子非常好。在天津上高中时，李敏宽曾是全国高中垒球赛冠军队的主力队员，也曾在1959年代表北京赢得当年第一届全运会的棒球冠军队成员。虽然此后的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棒垒球的正式比赛在祖国大陆销声匿迹，但李敏宽和一些爱好者仍然没有停止练习。而这些经历也为他担任垒球教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初，上级决定调李敏宽正是担任北京是女子垒球队教练。李敏宽说，当时虽然舍不得已从事了13年的技术工作，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想法告诉自己，到最需要自己的岗位上去。从那时起，凭着对棒垒球的理解和经验，李敏宽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垒球技战术和训练方法，率领球队创造一个又一个令国人和世界惊叹的奇迹。1979年，组织上委托李敏宽筹备国家女子垒球队，并出任主教练。在他所倡导的重视人性、重视科学的训练方式下，中国垒球从此走上世界舞台，此后一个阶段内，几乎在所有的大赛上都取得傲人成绩。1985年春天，他率领刚刚组建的中国女垒队在墨尔本第一届南太平洋精英赛中，敢于同世界垒坛霸主美国队对抗，首次击败号称“不可战胜”
的美国队；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日、美三国锦标赛上再次以6比0大胜美国队，夺得冠军；此后在兰州举行的邀请赛上，女垒的姑娘们以13比1的悬殊比分再次战胜美国队，为中国垒球在国际垒坛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体育是充满激情的竞技，李敏宽将一腔赤子之情倾注在中国女垒上，在胜利与欢呼中，愈加焕发出深广的爱国情怀。
谈起那些带领国家女垒度过的难忘岁月，有两件事让李敏宽记忆犹新。一次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女垒的姑娘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深深感动了定居在当地的台湾同胞。这些居住在海外的台胞，对待女垒的姑娘们就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休息时间，他们经常为队员们送去亲手烹制的菜肴，让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同胞的亲情。另一次是在1986年，在新西兰举行的第6届世锦赛上，女垒的姑娘们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以9比1的大比分大胜东道主新西兰队，生活上，中国女垒队员吃不惯当地饭菜。这件事情被一同参赛的中国台北队的姑娘们知道了，她们纷纷拿来自带的方便面给大陆的队员吃。李敏宽说，当时两岸之间虽然还存在许多隔膜，但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却没有障碍，两岸的队员互相以姐妹相称，中国台北队的教练还主动登门向李敏宽交流训练经验。这些事虽已过去20多年，但每每谈起，李敏宽还是非常感慨。
1999年底，李敏宽获得了标志着国际垒球界最高荣誉的“名人堂”证书。也成为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惟一中国人。李敏宽说，自己是最富有的人，“祖国给我的信任和队员对我的支持，这些才是我最大的荣誉！”但是李敏宽的执教生涯中也有遗憾，他至今没有率领队员去家乡台湾比赛！他说：台湾是自己的故乡，那里有他的家人、有父老乡亲，希望有机会能为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
谈及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敏宽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荣耀。两岸人民应共同参与，希望奥运圣火能够走过台湾宝岛，让台湾同胞也一同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李敏宽简介
李敏宽：男，汉族，祖籍中国台湾，1937年10月生于日本大
阪，国家级教练。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台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顾问
李敏宽1953年从日本回到祖国，1963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63年至1975年任冶金部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技术员。1975年开始执教北京女子垒球队，并带领北京队获得两届全运会冠军。1979年执掌国家队帅印，培养出了李念敏、任彦丽、华杰、王丽红、王颖、阎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选手，率领女垒获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两次，世界锦标赛季军一次，并两次蝉联亚运会冠军，三次蝉联亚洲锦标赛冠军。在1996年第26届奥运会上，中国女垒在他的带领下，夺取了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垒球比赛的银牌。李敏宽被誉为“中国垒球之父”。
李敏宽校友曾先后担任中国垒球协会副主席、教练委员会主任，亚洲垒球联合会副主席、教练委员会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六届、第七届北京市政协常委，第六届台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副主席（增补），第七届台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为表彰他对垒球运动作出的突出贡献，国际垒联1999年授予他国际垒联名人堂证书。他成为第一位进入名人堂的中国人。
李敏宽校友1957年至1963年在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矿山机电专业学习，他学习刻苦努力，生活勤俭朴素，坚持体育锻炼，追求上进。为参加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58年被调往北京体育学院参加北京体育代表团棒球队集训，并在全运会上获得棒球项目金牌。1960年回校继续学业，1963年毕业，到冶金部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从事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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