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利也该有底线！中国频现短命建筑 源于政府拆迁牟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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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三公消费没有底线，政府牟利就不会有底线，短命建筑更不会有底线。
现在已非底线能控制权力的滥用，权力不为民做主、只为自己谋利益，已不是个别现象问题了，人民没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监督，是问题所在！
人民无法当家做主，权力无法有效监控，更多的底线也会一个个失守！
上项目、捞好处、拆迁市长中国多。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
都是利益惹的祸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一堆垃圾
牟利也该有底线！
短命建筑造成巨大浪费，城市记忆随之流逝
只有不断地建了拆，拆了建，官吏们才能在建筑施工中捞到回扣。
在中国建筑物短命的原因除了拆迁暴利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城市规划设计的随意性、法律法规制定的粗放性和决策者执行法律法规的灵活性。
强拆是为了“新中国”，房地产是为了“新中国”，换一任领导就重建一次“新中国”，一个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新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建成
地球被折腾，想哭；GDP被拉动，想跳。
国家持续的滥发货币，人家拆这拆那也是配合国家工作呀。
中国频现短命建筑，源于政府拆迁牟暴利，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缺失！
这边强拆，那边自拆，GDP里面出政绩，政绩是官员的升官阶梯，官员们谁还去顾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22.240.188.*
低碳！低碳！ZF还好意思号召低碳！
拆除了前任领导的政绩，再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建筑，如此拆建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私利？规划法如同儿戏。
116.248.189.*
关键还是制度，体制建设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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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十五、中国传统民居建筑
十五、中国传统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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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建筑：中国建筑物拆与建背后的利益关系
【发布日期】
【来源】中国周刊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建筑。
　　那些人们在地面上搞出来的巨大突起，就像一座座无字的纪念碑，分明各有所指。
　　还有那些被拆掉的建筑，为什么建和为什么拆，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我们身边建起了大量令人吃惊的建筑，拆掉令人惋惜的房子，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很久以前，我们并不关心建筑，或者说，没有关心的必要。无论是栖身之所还是楼堂馆所，你只有被动地接受与等待。
　　而随着商品住宅的热销和公共意识的提高，建筑已与人们的利益紧密结合。
　　原因很简单，建筑是个大事情。
　　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一幢建筑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力、精力。它一旦建成就很难抹去，而当你尝试抹掉它，又意味着巨大财力和精力的付出。
　　即使最无动于衷的人，也很难在看到位于河北燕郊的“福禄寿”酒店――那是一座巨大的雕像一般的大厦――而不为所动。它就耸立在那里，闯入你的视野，搅动你的内心，甚至会逼着你去想，为什么，我们的时代诞生这样的建筑?
　　建筑从来不是单纯砖石、水泥与钢筋的混合物，它是文化、是民生、是政治，它是天然的公共事务。
　　时代往往决定了它的建筑是什么样的。过去三年，摄影师白小刺走遍中国，拍摄各地政府大楼。他们往往有着宽阔的广场、威严的外观，有些外观过于威严而显得可笑，比如，它几乎是白宫的仿制品，或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没有地方政府富裕的财政，就不会有这样的建筑。而那些资金，有很多来自于扒掉其他建筑，出售其下的土地。
　　建筑也能反映时代的细节，无论毗邻北京的福禄寿大酒店，还是沈阳那座酷似一枚铜钱的大厦，他们屡屡登上各类“最丑建筑”的榜单。可丑陋的不止是建筑，它们只是如实反映了现实的一种价值取向，将“中国当代人庸俗可笑迷恋金钱的心态刻画在了那里”。
　当那只巨大的手在改变我们身边的建筑时，人们也开始反思和反击。
　　在北京，人们对公共建筑的批评，令人印象深刻的起源，或是针对国家大剧院――那个比邻故宫的奇特建筑。批评者说，这个类似外星飞船般的巨蛋破坏了北京旧城的风貌。这其实是一个奢侈的批评。过去几十年前，对于北京旧城风貌的破坏一直在公然进行。施政者一直无法想象传统建筑如何能够与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共存。北京义无反顾地拆掉了城墙――那是一个古城最大的建筑了――而现在，北京市宣称要耗巨资重新修复部分城门。
　　在建筑上，如何让传统与现代融合可不像“中西医结合疗效好”那样简单。在南京、在长沙，旧城墙的存废之争正在进行。在广州，政府正试图推动一项政策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将新房子“建新如故”。马上就有人批评，这么做只会让真古董淹没在假古董之中。关于传统建筑，该如何总结过往的教训，一直没有共识。
　　我们为了生活而建房子，而房子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建筑设计师王澍在杭州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楼盘，奇特之处，是为每四户居民们都留下了可以聊天的院子。想一想，真是可笑。过去十多年，中国城市里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了一个昔日的大杂院。
　　丢掉放大器和听诊器吧，只要看看我们周遭的建筑，就可以多少理解下我们的时代。创造力在衰减――城市里的建筑变得千篇一律;富裕并不意味着文明――规模庞大的建筑更像是在炫耀;传统尴尬地在现代都市的十字路口打着转――古建被推倒，仿古建筑被竖起;公共政策的受益者人数过少而面目模糊――从经济适用房到保障住房，平民建筑的数量总是赶不上需求;还有人们权利的缺失――对于那些用税款建造的庞大建筑物，到底谁有发言权……
　　一名建筑师说，建筑不过两个功能，一是庇护人们的身体，二是庇护人们的心灵。两个功能，次序不能颠倒。这是建筑的理想，也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如果建筑有恙，病在何处？
　　建筑三病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
　　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之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之一。而快速城市化相随而生的则是种种“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缺等等，也有与建筑相关的“建筑病”。“城市病”几乎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普遍现象，迄今为止中外城市几无幸免;而“建筑病”则可谓中国城市的独有现象。如果把建筑物比喻为人，则可将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病”的相关病症做如下描述。
　　病症之一
　　“英年早逝”
　　建筑物本身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生命体，但因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能要求而被赋予独特的生命周期，即建筑物的安全性能决定了建筑物的使用寿命。通常，建筑物的生命周期随结构形式和建造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一般不低于50年，否则被认为是对建筑物所承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即使在达到50年的限度之后，如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能依然稳定，或者通过加固、改造等技术手段可以继续保持建筑结构安全性能的稳定，则可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使其“延年益寿”，直至最终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能无法满足基本的使用要求。
　　从建筑发展历史来看，伴随建造技术的进步和建筑材料的创新，建筑物的生命周期不断延长已然成为世界建筑发展的总体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筑物的平均使用寿命大多超过50年，例如美国平均74年，英国平均超过130年。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市，建筑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与上述发展趋势几乎背道而驰――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大量当代建筑尚在正常的生命周期之中便被终结生命;它们有的建成于70年代，投入使用不过三十余年，有的建成于90年代，尚且不及正常生命周期的半程。虽然建成年代各不相同，使用功能互有差异，建设规模大小有别，其中不乏规模上万的大型建筑，但它们却先后走向共同的宿命――在正常的生命周期到来之前被迫结束自己的使用寿命，平均使用寿命基本维持在25-30年，恰如人类之“英年早逝”。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建筑物爆破拆除几乎演绎成“最短命建筑”的社会竞赛，以至于“最短命建筑”的纪录被不断刷新。
　　上述现象的奇特之处在于，这些建筑物的“英年早逝”并非因其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能已无法满足基本的使用要求，而是由于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们的继续存在既不能体现决策者的政治夙愿，也不能满足开发者的经济诉求;在它们被迫“英年早逝”之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规模更大、强度更高的再次开发，因而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更好的城市面貌。如此换来的经济收益和城市面貌如若能为大多数城市居民带来福祉，相关建筑物的被迫“英年早逝”似也无可厚非;遗憾的是，再次开发的各种收益常常进入少数人的腰包，而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高额成本却需要城市及其居民负责埋单。
　　这种为单纯追求经济收益而迫使建筑物“英年早逝”的做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去甚远。这种做法也与中国的建筑传统格格不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通过定期的落架维修，将腐朽的木质部件加以替换，从而不断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正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病症之二
　　“老无所养”
　　人终有一老，建筑物也不例外，尤其在超过正常的生命周期以后。悠久的发展历史使得众多中国城市拥有数量可观的历史建筑。无论过去建于哪个时代，无论现在是否已被列为某个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它们都因记载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信息而成为城市发展历经风雨、传承至今的鲜活见证。俗语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果把城市建成环境也看作一个家庭，那么承载着城市发展印迹的历史建筑就当之无愧是这个家庭中的老者，对城市而言也该有着相似的特殊意义。
　　“赡养老人”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故而在当代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予以充分的尊重、妥善的保护以及合理的利用，使其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老有所养”，继而“延年益寿”并继续发挥作用，便该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现实图景却并非如此。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浪潮中，在追逐城市现代化的竞技中，历史建筑非但没有因为承载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印迹而被视为城市的宝贵资源，进而得到充分的保护与合理的利用，反而因为其保护需要投入数量可观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占用的土地资源无法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在不少城市，甚至部分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决策者到开发商，乃至部分历史建筑的所有者，全然无视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历史建筑保护职责，或任凭其在自然界的风吹雨打中慢慢衰败，或通过种种手段加速其衰败的步伐，直至走到生命周期的终点。
　　伴随大量历史建筑或在光天化日之下或在遮遮掩掩之中销声匿迹，城市作为一部“石头的史书”，开始变得残缺不全，历史文化名城也渐渐沦落，只有当代“风采”、不见历史风貌。显然，在城市建设中不能使历史建筑“老有所养”，就像年轻人之不肯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严厉谴责，而不是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病症之三
　　“有失本分”
　　关于建筑物，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称谓，一曰房屋，二曰建筑;两个称谓的内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不同。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房屋还是建筑，都可遮风避雨，满足人的某种使用需求;不同之处在于，房屋仅能满足使用需求，而建筑则既能满足使用需求，又能通过富有艺术感的形体表达满足人的审美需求。显然，建筑的使用需求主要面向建筑物的使用者，审美需求则面向包括建筑使用者在内的每一个人;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必须确保建筑物既可满足使用者的功能使用需求，又能尽可能多地满足包括使用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艺术审美需求，这便是建筑的本分。对此，我国在1950年代提出的“实用、经济、美观”建设原则算得上是相当贴切的表达，并与当今世界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吻合。
　　然而，细心观察当代中国城市，在大规模城市建设热潮中，新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但严格意义上称得上建筑的怕是寥寥无几，原因之一便是新的建设在有意无意间慢慢背离了“实用、经济、美观”的建设原则，建筑物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失去了建筑应有的本分。
　　一方面，在市场利益冲击下，建筑物的建造已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使用需求，而是成为制造财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博弈中，建筑物的形式也不再仅仅是建筑功能的外在表达，而是成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道具。于是，我们的城市中先后出现了大量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有的向金钱媚俗，直至直接借用铜钱的形式;有的向权势折服，直至直接复制天安门城楼;有的向西方膜拜，直至直接搬来了美国国会大厦;有的以风貌之名盲目“穿靴戴帽”，有的借创新之意公然挑战力学平衡。凡此等等。建筑为求新求异可谓无所不能，更不必提及因利益寻租而挑战城市规划权威的大量案例。建筑物的“有失本分”使得建筑这首“凝固的音乐”出现了太多不和谐，甚至刺耳的音符。
　　以上所述不过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病”之冰山一角。著名芬兰建筑师沙里宁曾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透过这些建筑病症，我们不难看出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城市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以及文化底蕴的日渐匮乏，尤其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肤浅认识。“建筑病”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功，病症的治愈也绝非可以一蹴而就;因为问题的出现并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建筑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
　　谁的“福禄寿”
　　这幢11年前建成的奇特的大楼，将“中国当代人庸俗可笑迷恋金钱的心态刻画在了那里”。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相信，“福禄寿”三星像《西游记》中的巨灵神一般站在眼前。几只鸽子扑腾着翅膀落在“福禄寿”巨大的头上，脸上的白色瓷砖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光。三星发黑的鼻子显示出这座建筑建成的时间不短了，而对它的争议也如建筑的年头一样长久。
　　2001年，“福禄寿”天子大酒店刚刚建成，就引发一片哗然。争议持续发酵了十多年。去年，建筑类综合网站“畅言网”将其评选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一。在南方都市报发起的首届建筑灰砖奖的网络投票中，“天子大酒店”的票数遥遥领先。
　　发现“福禄寿”
　　一名艺术家的敏感，让这个大厦刚刚完工就进入了公众视野。
　　2000年的秋天，新媒体艺术家王功新的妻子开车路过燕郊，车窗外突然飞快闪过一座巨大雕像的影子，“影影绰绰的像是三个神仙。”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夫妻二人和一个美国朋友专程驱车回到这里，想看看清楚，那雕像到底是什么。
　　车子经过了一座人工湖和几排欧式花园别墅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王功新停了车，三人打开车门，抬头一开，不约而同地“啊”的一声跌坐回车里。在漆黑的夜里，“三个巨大的老头儿剪影压下来”。原来，在夜幕中，他们已经把车开到了这座“雕塑”的脚下。因为太黑看不清楚，他们随后离开。
　　第二天，王功新又一次驱车来到这座“雕塑”跟前。这次他看得真切，在半米多高的草丛后，一座以“福星、寿星、禄星”为造型的巨大建筑立在眼前。向施工的人员一打听，这是一座尚未落成的酒店。“太虚幻了”。王功新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半年多以后，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的主办方邀请王功新参加展览。王功新想起了“福禄寿”，他决定去拍一个视频。再次来到这里，酒店已经营业，但客人并不是很多。他把摄像机架在“福禄寿”的正面，固定机位拍摄。镜头里时而有服务员和三两个客人出入，还有往来的车辆。王功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拍摄的不是一张照片”。
　　酒店前厅的经理出来询问，王功新说自己是个导游，拍摄视频帮酒店宣传宣传。“他们非常高兴，将酒店的宣传册拿给我看”。最终，酒店经理用带有燕郊口音的画外音对酒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介绍寿星手捧的仙桃是酒店最贵的客房“寿桃厅”。在视频里，寿桃厅的窗子就像桃子上的两个虫子眼。
　　2001年夏，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王功新将“天子大酒店一分钟纪实”在展览上投影反复播放。投影设备前摆了四五十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张从“福禄寿”天子大酒店拿来的免费宣传单。这个新媒体艺术的形式，“就像是在宣传酒店和楼盘。”
　　最初，论坛上的建筑师们都以为这只是他的一个视觉作品，“你做得太像了!”王功新哭笑不得地解释，“这不是编的，是真的。”大多数人还是充满狐疑，“简直太不可相信了。”王功新只能拿起宣传册再次解释：“这里有酒店的地址和电话，不信你们就打电话。”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参加了这次展览。他清晰地记得建筑师们见到这个视频时的“哄堂大笑”。如果只是照片，没有视频，几乎没人相信这是真正的建筑。
　　此后，王功新时常带一些美国的建筑师朋友参观“福禄寿”天子大酒店。“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几乎一样：“Oh, my God!”
　　显然即使是普通的网民，也能感受到这幢建筑带来的强烈冲击。
　　首次被动的亮相后，在“ABBS”建筑论坛上，掀起了一股讨论“福禄寿”天子大酒店的风潮。有建筑师在论坛上评论：“(这是)对所有建筑师们莫大的讽刺!”
　　很快，关于福禄寿大楼的帖子被转发到非建筑的网络论坛上，同样引发热议。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董豫赣首次看见这座建筑时发出感慨：“天地良心，当时我不知道它们本身就是天子大酒店的建筑，我以为这肯定是艺术家兄弟们的玩笑，而且这玩笑也不高明。”
　　日，天子大酒店获得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最大象形建筑奖”，并不是所有人都分得清楚吉尼斯和基尼斯，前者是人们熟悉的国际上认证各种奇特世界纪录的机构，而后者是个名字相近的国内机构。
　　不过，这并不影响天子大酒店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做了一波宣传。
　　时隔多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朱建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某位前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归国留学人员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自己坐车去北戴河时路过燕郊，看到了巨大的“福禄寿”三星，看起来和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不相符，该领导要求精神文明办去调查。朱建宁并没有听到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城乡规划法》等法规，建筑外观需要到政府建设部门的规划科报批。时隔十年，河北三河市燕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只是确认，“开发商拿到土地以后，要来办理建筑规划的相关手续。”对于，天子大酒店是如何通过外观批准的，建设局的工作人员不愿回应。
　　此前，天子大酒店的管理人员，曾经公开表示，酒店的设计创意来自开发商。而现在，开发商不愿意解释创意到底如何而来。
　　天子大酒店是这个区域最早的建筑，此后，酒店附近建成了一个住宅小区天子庄园。对于这个奇特的邻居，一些流言也在传播，几名老者都相信，“听说这小区不干净，三座佛像是镇宅的”。　九十五级台阶
　　那个地方领导要求政府大楼前，建造95级台阶，取法”九五之尊“。
　　一幢酷似白宫的建筑，两边是宽阔的柏油路，前面是一大片空荡荡的绿地广场。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升旗台的旗杆上，五星红旗正随风扬起。
　　这是一张照片，主角是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那幢因模仿美国白宫造型而出名的政府大楼――“阜阳白宫”。
　　这仅仅是摄影师白小刺“政府大楼”系列中的一张作品。三年来，白小刺一直在给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拍摄“肖像照”。
　　这个昔日的文字记者用照相机换掉了笔，那些巨大建筑的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2009年10月的一天，白小刺站在厦门市海昌区委办公楼面前，他强烈地感受到到“壮观”和“渺小”的巨大反差。
　　“想要穿越政府大楼的人，首先要穿过一个巨大的广场，再沿着巨大的台阶拾阶而上，如果从空中鸟瞰，就像大理石盘子上踽踽独行的一个蚂蚁。”
　　白小刺拍下了这一幕，并且从此产生了收集“衙门肖像”的兴趣，也因为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政府大楼”之旅。
　　白小刺开始在论坛找线索，用搜索引擎查找资源，他希望尽可能多地找到可以成为模特的建筑。他发现，在网上很多人抱怨自己城市的新建政府大楼，过于豪华铺张浪费，于是便按图索骥，发现确有不少贫困地区政府办公楼非常豪华。这些都出现在了后来白小刺的“政府大楼”系列中。
　　而平时只要到一座新的城市，白小刺就会打车在街上转一圈。的士司机告诉他哪里有政府新建的办公楼，他就到哪里去拍。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张掖，白小刺至今走了一百多个城市，拍了七十多张大楼照片。
　　这些大楼崭新、雄伟，有宽阔的广场。从照片上看，新建政府大楼占地面积不算小，但是很少有“人”出现在照片中。
　　并不是为了让画面干净故意这样取景，白小刺这些构图都是随机拍摄，只不过他所到之处的政府大楼几乎都不允许普通人随意进出。
　　建筑师的妥协
　　在广东惠州，白小刺见到模仿巴黎罗浮宫前玻璃金字塔的办公楼，而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的政府大楼，前面的水道，有些泰姬陵的风格。
　　“陈希同在任时，北京的房子都一定要盖个帽子，因为他喜欢”，李华并不否认建筑师做出的设计是在迎合业主畸形的权力审美需求，“谁有话语权，就可以享有独特的审美权利”。“设计政府大楼就是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建筑思想可言，这让建筑师颇为无奈。”虽然所有政府大楼项目都是公开招标，但对于设计师李华而言，极少有项目可以充分尊重设计师的建筑思想。
　　“在中国，政府办公大楼从来不是公共的，权力机构永远是在一个单独院子，前面有花园，四周有围墙。”李华很看重建筑对于公共空间的尊重，但他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遇到开明的领导，还可以有限地引导设计方案，更多时候建筑业就仅仅是一个服务行业，尤其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权。”
　　建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建筑师谈政治，政治家谈建筑”，李华遇到过很多领导有很强的设计欲望。
　　“这边做个方那边做个圆”、“顶子太薄要加厚”、“市委大楼前建一座文化宫，建一个城市广场”，在做项目汇报的时候，李华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要求，即使要求是错的，李华也必须执行，“因为决策权在他们的手中”。
　　让他觉得荒诞的是，他们接到的招标书里永远写着这样的要求“力求创新，与时俱进，生态节能”，可是政府大楼永远又是千城一面，耗资巨大。
　　“西方工业革命100年，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走完，所有的东西都在浓缩，中国在超快速的前进今天流行的东西，明天就变了。我们没有更恒定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这不仅仅是建筑师本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李华说。
　　白小刺会遇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好几次，他想进去政府大楼内部拍摄，都被保安拦下质问。他将充满警惕的保安的质问总结为“终极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想干什么?
　　“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想进去上厕所，可以没有人拦着我。”他说。
　　(文中李华为化名)
　　平民建筑匮乏症
　　“建筑的灵魂是平民，最应该满足百姓的需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季元振对中国建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缺乏平民建筑的思想。”
　　清华大学西门有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了好几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建筑工人躺在工地的围墙下睡觉。工地给这些人安排了宿舍，但是彩布包裹的工棚密不透风，就像一个蒸笼。
　　季元振进出学校时常常看到这一幕，每每感到沮丧但又无能为力。他总会想起老师梁思成的话，“建筑是为平民的。”
　　“落伍”的拙匠
　　季元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职务退休之后就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设计院的办公楼门口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拙匠之门”。
　　“拙匠”是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的自谦。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梁先生会给每一位新生讲第一堂课：“你们不要觉得建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工匠而已。”1961年秋天，梁先生在讲这句话时，讲台下就坐着季元振。而梁思成的《拙匠随笔》就是季元振进入建筑系以后的启蒙读物。
　　当时建筑系的学生们爱唱一支歌，歌名是《建筑工人之歌》：前面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那时候，学生们对建筑的理解非常统一：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
　　“那个时候大家的需求是集体，设计是集体的，成果也是集体的。我们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季元振那一代人的建筑观念，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依然保持着集体设计的传统。设计师董岩在季元振带的设计四组工作，工作了三年多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四组的同事合作完成，项目虽然成功，但是功劳是记在设计院的。
　　一开始，董岩很羡慕去其他设计公司的同学，有的人已经开始独立给甲方做设计。但是后来董岩发现，他们大多数都在做商业项目设计，根本没下过工地，也没参与过建设，只是画了一张外形设计图交给甲方就算完工。他们越来越不重视设计的细节，做的设计也越来越抽象，很多人甚至都不去考虑自己做的设计能不能成为现实。
　　“各种媒体惊呼中国建筑已走向世界，似乎已经找到中国建筑的创作方向。果真如此吗?”季元振用手描了一个问号。“标新立异成了时髦，建筑成了工具，还有一批人唱赞歌。”
　　“我们这些追求建筑功能的人现在都是被淘汰了的，”在季元振看来，今天太多的建筑实现了少数人逐利的需求，但从来无法满足平民的根本居住需求，“主张标新立异的人，不光是业主，也有不少是建筑师和城市管理者。通过标新立异引起社会的关注，成了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建筑在这些人看来就是工具。”
　　“聋哑人”
　　在建筑界四十多年，季元振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他越来越感觉到建筑和“平民”的本质渐行渐远，甚至完全缺失了。“建筑既不为贫民，也不向贫民开放，百姓已经完全失去了发声的权利，成了聋哑人。”
　　2009年时，某地筹办一场运动会闭幕式工程耗资十几个亿。季元振的一位朋友参与工程，他和所有涉及工程的人员都向当地政府签订了保密协议，工程情况一律不得向媒体曝光，违反者罚款。季元振不解：“这么大的工程，少数人怎么有权封锁建设的消息呢?”
　　二十多年前，季元振在英国，见到完全不同的城市公共建设程序。
　　当时，伦敦要拆掉一家废弃的电厂，准备将它改成游乐场。“这事儿在中国人看来太简单了，把土地拍卖，由开发商开发不就完了吗?”可是在伦敦人心中，这座建于1929年的电厂是他们心中的记忆，他们反对开发商的改建计划，政府也因此不能予以通过。
　　“在西方国家，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城市中的任何建设活动都要受到民众的监督，”任何重大的有关城市的建筑，从立项到方案都要得到市民的同意，“因为城市是属于民众的”。
　　在中国，季元振遇到的境况却完全相反：一次给地方政府项目做评审，他和发改委的人一同审核，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建筑预算过高了，准备让当地政府削减预算。结果到了现场，发现大楼都已经盖好了。
　　“中国的建筑程序就是封锁。中国城市建设的规划程序里缺少了监督，在中国人看来，对媒体、对百姓封锁消息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应该如何监督，季元振举了一个例子：贝聿铭设计卢浮宫改扩建项目时，把方案和项目预算细节发表在法国的报刊上，经过一轮轮公开大讨论，贝聿铭一一回应质疑。足足讨论了三年，政府才通过决议。
　　“那些本该是公共建筑的项目，中国的百姓却没有一点参与意见的权利，甚至没有人想到公民也有决策的权利，”季元振感叹，“建筑是时代的镜子。看一个时代的建筑为谁而起，就知道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
　　谁为穷人盖房
　　季元振的设计院经常会接到达官贵人找他们设计豪宅，每户面积都有三五百平，有的甚至上千平。而接待用的贵宾楼，一套客房的卫生间就要五十平米。
　　“市场最容易满足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的需要，却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建筑的灵魂是平民，最应该满足百姓的需要。”季元振对中国建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缺乏平民建筑的思想。”
　　调到清华大学任教前，季元振在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工作过。因为多年和工地打交道，季元振十分关心农民工。在他看来，农民工是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已经是城市运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他们的收入怎么能解决居住问题?他们用血汗在支撑着城市，但谁来为这些穷人盖房子呢?”
　　季元振曾被请去给北京东四一带的房子做改造。结果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户人，每间小平房里都挤着几口人，实在没地方住，有人甚至想把院子后面一条两米多宽的马路，盖上顶当作厨房和卫生间。
　　2006年，国务院出台“国六条”，希望七成以上住房户型控制在九十平米以下。然而这些条款却遭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强烈抵制。
　　“那时候，在学术界甚至大肆宣传九十平米的户型太小。”季元振一针见血，“这样的条款妨碍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赚钱，他们自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
　　最终“国六条”便不了了之。
　　“中国也有过好的例子。”季元振想了很久才说。“我说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南京的南湖居住区。”南京是季元振熟悉的城市，他在那里工作了27年。在季元振的记忆中，南京曾经是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
　　1980年代初，南京市政府花巨资建设了南湖居住区，共建了60万平方米的住房，解决了一万户平民家庭的居住问题。搬进这个居住区的人都是普通的居民，他们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文革”后返城，一度没有房子住，就在马路边搭上了棚户。
　　“现在把钱都用到政绩工程上去了，国家的面子比穷人的生存重要得多。”季元振说。
　　保障房之变
　　季元振总在说，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资助的保障性住房。
　　可现实却令他心寒。
　　有一次一位开发商打电话告诉季元振，自己的项目被划拨到保障房项目，拿到一大笔补贴。季元振诧异的是，那个开发商的项目原是按照商品房的标准建的，有很多大户型。他问：“这么大的户型穷人哪里买得起?”开发商却说，“又不是卖给穷人，只是领导为了完成指标罢了”。在季元振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伙耍的花招，它的背景是，住建部要求每个地方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保障房建设面积。
　　“更严重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是不是真的为平民而建，”季元振翻出报纸，上面登着深圳新建的保障房小区一千套住房却只卖出八十套。“120平米的房子，穷人哪里买得起?”
　　穷人买不起，开发商自然要想办法把房子卖出去，于是就放宽购买标准。
　　季元振认识的一些朋友在北京天通苑买了房子，而且都是大户型。天通苑是北京开发的大型经济适用房社区，几年前媒体曾爆出，这个小区的停车场上，停了大量的豪车。
　　“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房子住，而且天通苑的居住环境也并不适合他们，”季院振说，因为那时候天通苑的房子卖得很便宜，有闲钱的人就请单位开了低收入证明，很容易便拿到了指标。
　　开发商打着保障房的旗号盖大户型，地方政府又不严格监管购买条件，买这些保障房的人中不少是家里有钱有房的富人，富人再把房子租给北京的打工者。“保障房又变成了富人们赚钱的工具”。
　　季元振做过一项调研：香港公房的建设始于1954年，最初十年建设标准只有每人3.25平方米，但是这个标准是随着住房情况逐年增长的。而在新加坡1959年自治时，平均每户不到一间房，1960年成立住房发展局开始向有资格的居民出售或出租公共住房。西方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大约占到总的居民用房的50%以上，而欧洲部分发达国家要达到60%。
　　“给穷人盖房子还是得靠‘计划’，”季元振认为给穷人盖房子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应该得到政府政策上和资金上的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建筑是人类盖的房子，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住的问题。”这是梁思成先生1953年在《建筑是什么》一文的开篇，季元振一直用这句话警醒自己，他没有忘记平民设计、为百姓盖房就是“拙匠”心中建筑的灵魂。
　　可是，其他人还记得吗?
　　季元振新书也叫《建筑是什么》，封面上干干净净，最醒目的设计就是一个长长的红色问号。
　　幸运儿西安城墙
　　如果没有一连串的意外和运气，西安的城墙或许早就和北京城墙一样被拆掉了。
　　“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冲击波。”老干部发话了。
　　正在争吵的两方都不做声了，主张拆掉城墙的工业专家无话可说。对于主张保留城墙的人而言，这个理由是他们绝没想到的，他们中有人师从梁思成，主张保留城墙的理由很单纯：保护传统文化。
　　可传统文化没有什么说服力，就这样，原子弹保住了老城墙。
　　救命的原子弹
　　那场让老干部终结的争吵发生在1950年代初。西安正在制订建国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
　　那时，西安还“蜷缩在城墙里”――一个小型发电厂、一个破落的棉纺织厂，以及设备陈旧的面粉厂和几家手工作坊，便是这个城市的“全部工业基础”。“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1953年，正在讨论的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此前，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
　　苏联的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有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有人强调，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一次拍板定论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旁听，工业专家要求从工业发展和交通问题的角度考虑，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却坚持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原子弹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所有人都无话可说。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下来。
　　可是，这个规划却一直没能完全落实。
　　1952年，首都北京已经停止了修缮城墙的工作，并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扒城砖取墙土了。1954年，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外城城墙已经拆得如火如荼，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
　　有不少陕西省领导，不甘落后于人，提出“拆掉西安城墙，填平护城河”。当时的口号是――“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西安的市民们也开始效仿北京，纷纷上墙扒城砖，拿去盖房子了。
　　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和西安事变，对西安城有极深的感情，他反对拆掉城墙。在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他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陈毅的重视。
　　随即赵寿山召开会议，强调：“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古城墙是文物古迹，我们一定保护好城墙，把西安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主张拆城的风潮暂时被压制住了。
　　“保护伞”没了
　　很快，更高级别的拆除城墙浪潮席卷全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两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主要保护好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将行政区搬到郊区。这一方案很快就被抛弃，北京城墙的命运也在那时被注定。
　　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
　　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会上，“拆除派”的人数已经远远大于“保留派”。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陕西省委做出批复，原则上同意拆除城墙。这次的反对者是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但他的意见马上就淹没在“建设新西安”的浪潮中。
　　拆墙派认为：西安市城市建设应当完全服从“现代化”的需要，“服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要求”，城墙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强调保留，实质上就是“复古主义”。
　　在北京，拆城时动用了大型机械。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他来到西安，后来担任过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成为西安城墙保护者的一员。
　　对于1958年西安拆城的力度，韩骥说：“西安城墙的拆法，跟首都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几个人站在墙头，用铲子和锄头从上面往下扒砖，墙边竖着手脚架，底下有工人接着。”武伯纶的儿子武复兴，回忆起西安当时拆墙的场景时说，他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几乎绝望的武伯纶和几位文物界的老同志，越级向国务院上书。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
　　这引发了拆城派的强烈不满，有人估算说，拆除城墙可增加城市用地近2600亩，在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维修城墙不如给老百姓建住宅!”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发言稿中，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
　　此时的武伯纶，也完全被打倒，成了“反动派”、“学术权威”和“叛徒”，很多书稿和笔记都被烧掉了。这位著有《西安历史述略》、《古城集》的文物专家，在被批斗时，还在呼喊：“文物是一次性，城墙拆了，是不可再生的。”
　　没有了“保护伞”，西安的城墙只能听天由命了。它将独自面对“破四旧”的运动。
　　自己保护自己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两个月后，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城墙，无疑是要破的四旧。
　　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几个稍具规模并保存完好的城墙了。北京、南京和开封等城市的城墙，都奄奄一息了。
　　可是，西安城墙竟然没有遭到摧毁性的破坏。
　　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历史、艺术和科学》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原因――相对于其他地方，西安大专院校云集，西安的红卫兵以大学生为主体，可能文化水平较高，以及西安古城人们对古城墙和钟鼓楼的爱护，保护了这些国宝。
　　可是，这些理由却没办法解释那些截然相反的事情。
　　当时，西安城隍庙、鼓楼、牌坊牌匾、名人故居、庙宇、古籍都遭到砸毁焚烧。红卫兵甚至试图挖掘法门寺宝塔下的舍利，良卿法师用自焚的方式，才逼退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
　　红卫兵是对城墙“手下留情”吗?
　　他们拆过城墙，可拆不掉。
　　“红卫兵搞武斗、批判在行，(对城墙)顶多扒下些城砖。”武复兴回忆道。
　　那个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城墙太大了。它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就算把它推倒，依然是一座墙。”武复兴回忆说：“(红卫兵)各自为政，又没有大型工具，对市政工程没有话语权――而市政早就瘫痪了。”
　　1968年年底，解放军部队收缴了西安城内各^造**派的武器。随后，知青下乡活动开始。
　　有西安市民感慨道：“红卫兵散了，西安城安静了”。
　　但折腾并没有结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随时做好“和苏修战斗的准备”。
　　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据后来文物部门统计，总长度近14千米的墙里，错综复杂的洞有41千米长，其中内城1000多孔、外城650多孔。当时，很多工厂和单位，以挖洞为由，还将仓库设在了城墙里。
　　即使城墙的防御功能被重新重视，它依然前途未卜。
　　在北京，人们开始拆掉了内城城墙，修建具有军事功能的地下铁路了。日，23.6公里线路已经通车。那是更现代化的防御手段。
　　西安市城防工程指挥部也要求，拆掉古城墙、效仿北京修地下铁，并向上级提交了申请报告。已经被军管的陕西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西安城墙面临着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讨论实施拆古城墙修地铁方案时，时任西安市革委会基建办公室城建处处长张景沸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张景沸曾经参与过1954年西安总体规划制订，主张保护文物古迹。
　　在当时，资金问题才是最好的理由。经过运动的无序与混乱，这个当时有120多万人口的城市，刚刚喘过气来，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搞大工程了。“拆城修地铁”的工程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韩骥说道，“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某种程度上，它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
　　虽然没有被摧毁，可是，城墙也不可避免地破败了。
　　1970年代末，西安的城墙已经快成了一圈土墙了，墙体的青砖被扒掉了很多。按照当时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m2，外墙青砖被扒，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
　　1970年代，作家和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到：“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秦俑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它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
　　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
　　“拆墙运动”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
　　已经调到西安市规划局工作的韩骥，正负责起草新的城市规划。在一次会议上，房地局的领导认为：拆了城墙，空出来的地方都可以盖住宅，而且拿着账目说明――这可以解决“大量群众的居住问题”;而交通部门的领导还是那句老话，城墙阻碍城市交通，希望拆除后，铺上更宽阔的马路，让更多的车辆通过。
　　“武伯纶先生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国外也有城墙，人家的交通是怎么解决的?你把西安的文物古迹都拆了，能盖更多的住宅，那西安还是西安么?领导们都不说话了。”韩骥回忆道。舆论也开始倒向“保墙派”。“不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面已经做出决定了。”韩骥说。
　　“上面”指的还是习仲勋，那个昔日城墙的保护者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看到 《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
　　随即，陕西省省长马文瑞将“四位一体环城公园”工程项目申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用韩骥的话说，这是“大势所趋”。
　　他所说的“大势”中，包含了一个意外事件。
　　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效应：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通知》，北京和西安在同时第一批入选。在19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人们发现，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只会赔钱。
　　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骥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
　　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
　　多年以后，韩骥到日本访问，京都和奈良保护良好的古建筑让他叹为观止。
　　他问京都总规划师大西国太郎，这些古建筑是怎么平安度过二战的战火的?
　　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信中还附上图，标记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
　　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骥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被恢弘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它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
　　如果城门还在……
　　80后的摄影记者李飞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重建”了北京的9座城门。可是，与被推倒的城门一起消失的生活方式，谁也没法重建。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么锁?金刚大铁锁!城门城门开不开?……”
　　这是一首关于北京城门的童谣。被北岛写在自己的作品《城门开》的开篇。北岛用文字重建了一座北京城。80后的北京土著李飞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了城门，老北京的声音、气味一股脑儿扑上来。
　　城门变
　　和大部分30岁以下的北京人一样，除了现在还存在的前门、德胜门以及后来重建的永定门，李飞没见过其他的城门，对城门的印象存在于“听说”和“照片”里。
　　现在，他是北京《新京报》的摄影记者，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走。呆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城市里，有时候，他会想起小时候的北京。
　　有一天，站在二环路人行桥上，看着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李飞突然想：“如果城门还存在着，是什么样?”
　　3月，他扛起相机，用照片实现了这个想象。
　　“利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用遮挡镜头的方式分别曝光图片的上下两部分，以城市的天际线为界，画面上方，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古老城门;画面下方，则是奔涌不息、略显拥挤的二环路。”就这样，他“拍”出了一个有城门的现代北京。
　　照片出来了，李飞的老爸很感慨，满脸兴奋，一直端详照片，“哎呀，就是这个样，很真实。”李妈也凑过来，“是这样的。现在都变了。”
　　李爸见过大部分的城门，他1961年进京，那时候的多数城门还残存着。“杂草丛生，也没怎么维修，不怎么受待见，但是还在。”
　　李爸那个年代，护城河的水还清，能游泳，河里拾个螺丝钓个小鱼儿能当一顿下酒菜。钓鱼时，抬起头就能看到城门，矗在那儿，高高大大。
　　李飞在北二环附近长大，坐公交车上学时要经过一段鼓楼大街。车子行驶在北二环，常听到报站名，“下一站鼓楼豁口……”
　　牙口还没长好，李飞不明白，“什么是豁口?”父亲告诉他：“过去二环路上面是高高的城墙，墙两边的人们想见面，怎么办?就把城墙豁了个口子，好似人掉了颗门牙就叫豁牙子，城墙开了口子就叫豁口。后来城墙拆了，只留下了豁口这个地名。”
　　稍大一点到了换牙的年龄，门牙掉了，李飞跑到父亲面前，指着门牙处的口子，说：“看，鼓楼豁口。”
　　慢慢的，李飞知道，“城门上能并排跑六辆大卡车。车门下边，斗蛐蛐的，遛鸟的，全是玩的。城门分城楼和箭楼，两个楼中间都有个关帝庙，用来拜关公。中间的平地很大，叫瓮城，就像集市。有的还是黑集市，晚上热闹，白天全撤了。”
　　中学那会，他常去前门转悠。前门(也称正阳门)是保存最完整的城门了，城楼和箭楼都在。不过，前门外的大街变了。
　　小时候，妈妈不让李飞去前门，那时候北京流传“北富南贫”，前门在南城，妈妈觉得那儿“太乱”。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喜欢的就是乱得无拘无束，那会儿的前门是李飞的天堂。
　　这会儿，他很少去了。重修后的前门，干净了，秩序了，更像一个文明的现代大街道。“两旁的建筑也变样了，不伦不类，像是现代的大古董，大玻璃窗，盖上大中式屋顶。”
　　再后来，永定门重建了。“位置不对，而且有点假，像个大玩具一样立在那儿。”
　　“要是北京当初按照梁思成的思路建设就好了。城门保留，城墙豁口豁大点，马路宽点，能跑车，方便交通。在北京的西面再建个现代城。”他说。
　　不过，李飞也知道，这也只是说说了。只是，当了记者后，听到的故事越多，他就越觉得可惜。“我记得有个老专家和我说，50年代一次组织一个地儿的劳模来看故宫，一个记者采访他们，这帮农民就说，没什么好看，老建筑，没什么新建筑，在故宫里走路比行军还累。”
　　而城门和那些老建筑，在那个时代似乎就是现代化的敌人，“一个老专家和我说，那会儿，北京的交通部和规划局文物保护单位什么的总干架，交通部说，这个城门妨碍交通了，这段城墙直接豁没了算了。别的单位就出来反对。一开会就干架。”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肆拆除北京老城门城墙行动浩浩荡荡地延续了十多年。1960年代末，崇文门、东直门、安定门陆续被拆除。1970年代，有“煤门”之称的阜成门被拆除，城楼及附近城墙皆被拆除，将护城河填平为路。至此，北京的城门基本拆完。只剩下一对半：前门的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的箭楼。
　　李飞给自己的照片起名“城门变”，他把对城门最早的印象拿来作比喻，“古老的城墙就好似一口牙齿，那些年，以保障交通为由，拔牙式地拆除了大部分城门和城墙;若干年后，又在牙床上用钢筋水泥和沥青，浇筑了一口名叫‘二环路’的现代牙齿，而二环路上的立交桥，则继续刻着当年那些牙齿的名字。”
　　一个月前，李飞专门跑到南京去看了趟南京古城墙，拍了一堆照片回来，满肚子羡慕，“还要去趟西安。西安和北京就很像，西安做古都的朝代最多，北京时间最长。不过西安把古城墙城门保留下来了，就在城门上凿大的洞，通汽车，不影响交通。”
　　混搭之城
　　三个月前，北京传来消息，要重建几座城楼。
　　李飞并不赞成重建。“重建只是一座座，拆的时候是成片的拆的，即使重建了，孤零零立在那儿也不协调了。”
　　他自己倒是准备重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城”。“想着做个沙盘，把老北京的城门都弄回来。”
　　李飞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和建筑、艺术之类毫不沾边。不过，初中时候做过一个塑料手工作品得了学校一等奖，这让他觉得重塑城门不是不可能。
　　“木头的做不了。实在不行，就先用塑料泡沫做。城门啊，城墙啊，全弄上。”
　　他拿起笔开始画二环。“看哈，二环是个‘凸’字。城门围着二环走的。内九、外七、皇城四。二环内城有九个门，安定门、德胜门、复兴门、东直门、西直门……外城有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前门……皇城就是紫禁城，有四个门，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
　　李飞记这些城门名字，滚瓜烂熟。因为对北京的地理感兴趣，他还记过北京的公交站点。至今，北京前300路之内的公交车(不包括跑郊区的车)，起发站点他基本都能记住。
　　他还喜欢收藏地图，远到明清时候的北京地图他都有。瞅着地图，看老北京的样子，看北京城门的位置，他觉得特有意思。
　　城门没了，哪些建筑还能代表北京的老味道?李飞试着拍了很多建筑。
　　1959年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建造了北京站、华侨饭店、工人体育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2008年，李飞把它们重新拍了一遍。五十年过去了，献礼的十大建筑基本没变，“就是旧了，周围的车子变了。这很正常。这批建筑都是苏联风格的。”
　　这些苏联风格的建筑躺在李飞的相机里，方方正正，没什么特色。不过，苏联建筑的特点不在外形，而是实用。而且当年的建筑用料也实在。“譬如，人民大会堂外观不好看，不过，很实用。”李飞觉得，“或者，再过几十年，这些建筑也能成古董吧。”
　　他也拍了一组新北京F4，指的就是北京几个新奇抓眼球的新建筑：央视新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一个裤衩，一个鸟蛋，一个鸟窝儿，一个彩色盒子。这些北京的新地标共同的特点是：惹眼球。
　　“外国设计师来做的，想法很浪漫。”对F4，李飞并不讨厌，“国家大剧院看上去伏在水上，单独看还是很美。不过……”他吱唔了一下，说，“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有点不伦不类了。你看，天安门那块，有故宫老建筑，有大会堂苏联建筑，有大剧院超现代建筑，风格混搭。”F4里，李飞唯独对央视新址有疑问，“很邪，有一股妖气。就像一个人光着膀子在路上走，抓人眼球。”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成古董?”
　　“可能吧。看能存活多久了。”
　　可是，北京现有的那些“古董建筑”，每年都在减少。李飞也常跑到东、西交民巷那儿转悠，那儿多了一些西洋建筑。“今年看到的挺好的一座西洋楼，明年就不见了。譬如，以前在珠市口那儿有个西洋楼，是中国饭店的旧址，很好看。2010年道路改造，我再去，就没了。”
　　西洋建筑被拆和被改造的不少。后来，新修的西式建筑中的多数被一个个盖了帽。“现在的北京西站、城乡贸易中心等地，就是在西洋建筑身上盖上中式屋顶。”
　　“北京就这样吧，从建筑来看，现在成了东西合璧，古今包容，混搭城市。”
　　“北京盆景”
　　拍完城门，李飞还想拍组关于四合院的照片。在他看来，城门和四合院是北京最传统最有味道的建筑。
　　他早就给即将拍的这组照片起好了名，“北京盆景”。
　　“现在胡同拆得差不多了，四合院越来越少，玻璃大楼越来越多，高高耸耸地把四合院夹在里面，就像个盆景似的。四合院像个玩具一样，被围困在中间。”四合院和大楼，也正是李飞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飞的家最早在国祥胡同10号。他回忆，那是个“有很多昆虫的地儿。土鳖很多。有时候睡着睡着就摸着小昆虫了”。孩子喜欢这些，胡同曾经是李飞的天堂。“那时候没那么多玩具，我们就在胡同里玩丢沙包、跳房子之类的。在地上刨个坑弹琉璃球，扔铁环。”
　　胡同里种着大槐树，每年都修剪一次树枝。每到修剪的季节，就是男孩子们“华山论剑”开武林大会的时间。剪下来的树枝稍作整理就可以当宝剑，打着玩。到了夏天，树上垂下拉着丝的虫子――北京人称之为“吊死鬼”。男孩就收集这些虫子吓唬女生，“往女生头发上放。吓唬她们。高兴得不行。”
　　李飞是幸运的，从胡同里搬出来，住进了一处部队大院。这里原来是京师大学堂的农学院，据说没用过，大学堂就倒闭了，后来被张作霖弄成了陆军演武厅。大学堂的建筑是罗马式的，至今还保留着，一共两层，每层3米多高，全是木质结构，踩进去木板咯吱咯吱。后来成了小院的门诊部。再后来，又被部队收回去做礼堂了。
　　楼里的生活，李飞除了在院子里转悠，周末他会骑车从家往北半小时，就到一片农田。收获的季节，他会三五结伴去偷花生，偷麦子。被人发现，扶起车子就跑，一个土坑绊倒，摔得个“人仰马翻天”。
　　现在，他开车半小时往北，是楼。再开车半小时后往北，还是楼。终于见到郊区，在高速上下不来，也少见农田，想狠狠地摔个“人仰马翻天”都没地儿了。
　　那些生活的趣味随着老建筑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还有那几尊“盆景”。
　　当然，还有新的趣味。
　　只是，那个疑问一直都在，那些老建筑就真的不能容于一个现代的北京吗?
　　“洋大师”淘金记
　　“到中国去!”过去十年，大批西方建筑师来到中国。繁多的项目、浩大的预算、宽松的环境，让中国成为西方建筑师的天堂。
　　“西方国家已经不需要盖那么多房子”，在美国，建筑设计师Leo接到的项目并不多，美国人都认为盖房子是大事儿，开始一个项目会慎之又慎。而当他来到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
　　“到中国去”
　　Leo是中国人，在2003年之前，他一直在美国的建筑设计所工作。
　　在美国，Leo和大多数建筑师一样过着普通工薪阶层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大师赚大钱。
　　Leo能够接手的项目并不多，美国人对建筑太重视了，设计费用往往占到整体开支的15%，高额的设计费用也让美国人对建造房子非常谨慎。
　　而一旦设计公司接到项目，则要面对业主近乎苛刻的对待。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放在制作详细的方案和项目预算上，直到甲方满意。一旦项目实施中超过预算，必须马上修改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会失去项目。
　　2003年，Leo被派到中国，负责南京的一个项目。他惊奇地发现，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建大楼，只要你愿意，就会有做不完的项目。这里简直是设计师的天堂，业主也不需要项目的详细方案，他们只要一个新奇的概念，不会有人因为超预算而让建筑师修改项目，“所有的建筑思想都可以变成现实”。
　　没有人能够抵御中国市场的诱惑，Leo很快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注册地在美国，办公地点在北京。
　　之所以在美国注册，原因很简单，中国业主们更希望能雇佣一个有着外文名字的事务所。
　　特殊的合作
　　外国设计事务所不但受到中国业主的欢迎，也受到了中国建筑设计公司追捧。本土公司发现，如果不与外国设计公司合作，他们太难得到项目。
　　过去十年来，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几乎没有独自拿到过项目，这个国家级设计院必须和外国事务所合作才能拿到项目。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邵伟平经手过很多大型项目，他和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央视大楼设计师库哈斯、顺义机场T3航站楼设计师福斯特等世界级大师都有过合作。有的时候，他也试图与他们竞争。
　　而在竞争中，邵伟平感到的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而是肤色的差距。无论业主是政府还是普通开发商，都下意识地排斥本国设计师。
　　“不少业主的审美观就是媚俗，”邵伟平说，“一些外方设计师由于各种原因投其所好，过于炫耀他们的技术，炫耀自身的风格。”
　　几年前，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参与投标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二期扩建工程。在竞标时，项目决策人就放出要求是：我们要找库哈斯来做设计，就要建一个像央视大楼那样完全不一样的大楼。
　　经过几轮筛选，邵伟平团队的设计和库哈斯的设计成了最后的竞争对手。
　　库哈斯的方案新颖而庞大，设计成本极高，而且方案几乎要把西单周围的很多建筑全部拆除了才能实现。
　　结果，库哈斯中标了。
　　失败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也分了“一杯羹”，他们被邀请参与深化合作。开工后，他们发现库哈斯那些宏伟的空间概念根本就不能实现，于是就开始不断修改，越改越不伦不类，最后库哈斯的方案流产了。
　　最终，这个工程还是由邵伟平的团队接手了。
　　畸形十年
　　对于西方设计事务所进入中国，邵伟平相信，这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是必须的，但由于业主的不理性，“在这个过渡的阵痛期，中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中期，更多的业主选择吸引外国设计师参与一些合作项目，那时候本土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相安无事。外国设计师多参与的是商业项目，而像政府办公楼和基础设施等等公共项目还是“传统大院”的囊中之物。
　　但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中国市场对外国设计师的渴求越来越畸形。
　　几乎是从国家大剧院开始，邵伟平发现，来自政府的项目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来做，这种偏好甚至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
　　“业主越来越有明确的需求利用外国设计师的背景来做一个概念，”邵伟平经常接到项目，要求委托世界顶级公司一流大师来做设计，“这种要求也不都是错误，但表现得过于功利了。”邵伟平认为，这种功利有的时候是开发商的商业需求，也有时候是政府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
　　在这种功利的需求下，业主并不关心最终的建筑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地。
　　因为业主的需求，在和一些外国设计公司合作的过程中，邵伟平的团队往往不能充当第一决策者。“其实，有时候外方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公司，他们是由于很多的商业的因素最后获得这样的机会”，那些来自外国的事务所的水平并不比邵伟平的团队更高，有时候，甚至他们的设计并不合理。“他没法引领我们，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
　　对外国事务所的追捧，还导致了一种奇特的情形――外国事务所有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来到中国，就能完成一个大型建筑的设计，之后的事情就丢给中国的事务所完成。工程完成后，即使这些外国事务所只是出了一个概念，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拿到远远超过中国规定4%的设计费。
　　这个生意如此好做，还催生了“假洋建筑师”。
　　“假洋建筑师”很多既不是“洋人”又不是建筑师，他们开一个皮包公司冒充外国事务所，然后随便请一些设计费收得很低的外国人做个设计图，再把项目外包给中国的设计院去操作。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些鱼目混珠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意因为能够“共赢”而好得不得了。
　　所谓“共赢”，不过就是开发商拿到了他想要的外国建筑名头，中国的设计院拿到了项目，外国快失业的小建筑师有了生意，而假洋鬼子们赚到了大笔的钱。
　　Leo自己成立的事务所虽然是正牌美国注册，但是他从来不敢提自己是外国事务所，“乱七八糟名头的国外事务所很受欢迎，他们都是本土的中国设计师，因为他们懂中国的游戏规则。”
　　这畸形的十年里，无论是回归中国市场的Leo，还是经历中外融合阵痛期的邵伟平都见到太多盲目媚外的中国业主，太多真真假假的外国大师。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越来越多奇特的建筑立了起来。这一切的代价，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显现。
　　罗马，不拆之城
　　那些记录着历史年轮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今天遍布在同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你看你看，这个花边，是洛可可的啊!是洛可可的啊!”那个意大利的老太太得意极了。
　　30年前的那一幕，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记忆犹新。在罗马，他们参观一个普通意大利老人的卧室，那是个没有窗户的古老房子。老人点燃一盏古罗马样式的油灯。灯光亮起，壁炉上的图案清晰了起来。老人指着它，像孩子一般兴奋。
　　致命的热爱
　　那位意大利老太太口中的“洛可可”，指的是一种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当然也包括了罗马。在此之前，巴洛克建筑曾在这座城市风靡，再往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府邸曾大行其道。如果我们一直向上追溯，罗马城中的建筑，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小屋。
　　这些记录着历史年轮的不同建筑风格，今天遍布在同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如果没有意大利人对包括古建筑在内的本国文化遗产的致命的热爱，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将千年历史留存至今，更不是朝夕之功。
　　在这里，中世纪的钟塔挨着文艺复兴的府邸，巴洛克的教堂对着古罗马的剧场”，你可以一早出发，从公元一世纪的特拉扬大帝纪念柱，来到1677年落成的圣彼得广场，再从14世纪以来便是教皇居所的梵蒂冈宫，走到三一教堂山丘下著名的西班牙广场喂鸽子。没错，对于很多当地居民来说，这才是生活。
　　上世纪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赴意大利参加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班，期间在罗马住了多半年，并且遍访了意大利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陈志华曾经注意到一个细节：罗马有一条“民族街”，那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路边有总统府，总统府斜刺出去，对面有一堆古代的石头，一共十几块，没形没象地堆在那里，但是即便这样，从前没有人想将这堆看似废墟的文物挪走。当时，陈志华每天中午就到罗马大学去吃午饭，必然经过这个丁字路口，这些无人过问的石头给他带来的震撼，无以言表。
　　陈志华曾真诚地对意大利朋友们说，要好好学习他们保护传统建筑的经验，有趣的是，罗马大学的教授反倒先塞给他一本书，那是一本法国人写的《文物建筑破坏史》，他说，“反面的震动往往比正面的宣传更有力量。我们也是损失了许许多多宝贝之后才醒悟过来的。”
　　意大利人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
　　今天风靡的建筑，往往在明天被当做前朝的遗物而被予以否定。几百年前，罗马人也未能摆脱这个观念。例如中世纪时，许多古罗马的建筑物都被拆掉去造了天主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又喜欢把这些天主教堂按照当时的式样改造一番，甚至推倒重来，十六七世纪，教会势力又热衷于将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变成采石场，为教堂提供建筑材料。1519年，兼任罗马文物建筑总监的拉斐尔曾经给教皇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很多教皇仅仅为了弄到石灰，就去挖掘墙脚，于是建筑物很快就倒塌了。”
　　谢天谢地的是，亚平宁半岛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信奉着战天斗地、将传统文化一股脑打包否定的当权者。相反，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新兴政权便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文化的诠释者和捍卫人。
　　1872年，意大利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统一后的第一个文物建筑保护法。其中将文物建筑定为两个不同的保护档次。第一档次中的建筑为国家级，由国家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第二档次中的建筑为地方级，由市政府或大区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
　　但是，统一以后新兴国家那热火朝天的气氛，多少也为古老的罗马带来了困扰。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那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罗马居民，据他后来回忆，在统一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座城市建设了5.1万套住宅。伴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公共建筑物，它多少担当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功能，尽管未必成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卡皮托里奥山上建造的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为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意大利人拆掉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庙宇之一的朱诺神庙及其他一些古建筑，以至于完全毁掉了北峰的悬崖，而这里恰恰是发生“白鹅救罗马”的地方。今天，这座一百多岁的纪念碑与周遭建筑相比依旧太过崭新，会被人揶揄为“打字机”或者“婚礼蛋糕”。
　　不过，跟墨索里尼相比，这一切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这位1922年上台的独裁者笃定地崇拜着昔日古罗马帝国的荣光。1929年他宣称：“在五年时间里，罗马必须向全世界人展现其辉煌与风采――宏伟、规整、强大，如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在墨索里尼的眼中，只有古罗马时代的建筑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他下令铲掉了大片十六七世纪的建筑，它们原本围绕在古罗马广场、大角斗场、圆形剧场周围;他下令开辟了一条将大角斗场和自己居住的威尼斯宫连接起来的“帝国大道”。为了加强对古罗马时代建筑的保护，墨索里尼政府在1939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自然古迹法》。出于法西斯的需要，独裁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似乎达到了某种病态。
　　墨索里尼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罗马老城向南5公里指导建设了一座新城“罗马EUR”(罗马博览会新城)，其建筑设计风格完全秉承了法西斯的理念――气势逼人，却又冰冷无情。它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召开1942年国际博览会，不过随着二战的爆发，大部分建筑还没有完成，墨索里尼政府就倒台了。
　　接受，而不是改造
　　1950年，新的意大利政府重新启动了新城的发展计划，以EUR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设施和居民区，将罗马最为现代的职能归纳于此，从而避免老城遭到破坏。这听上去很像北京当年未能实现的“梁陈方案”――将行政区放在远离北京旧城的西郊。劫波度尽的意大利人对传统建筑的理解更为理性：接受，而不是改造。1964年，《保护和修复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在意大利威尼斯签署，这份文件成为了指导各个国家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普遍原则。其中有这么一段规定：“任何地方，凡是传统的环境还存在，就必须保护，凡是会改变形体关系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意大利人至今仍在忠实地执行这条规定。他们甚至不谈“文物修复”这个概念，陈志华记得自己初来乍到时，言谈中常常提及这个词汇，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人很有礼貌地纠正他说：“不能说修复，要说‘干预’”――所谓干预，就是防止文物建筑继续被破坏。
　　陈志华曾经几次去一位罗马大学教授家做客，“阳台上栏杆，塌了，有那么两三根料耷下来了，我第一次去这样，我最后要走了还那样，我说你怎么不修啊?他说我能修啊?我得等着!”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没有资格在自家动土，他所做的只有向上汇报，等着文物保护的专业队前来。结果，人家来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所以没着急修，就这么放着了。“我说那你们岂不是很不方便?他说这东西不是我们家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个国家的问题。”长年目睹中国乡土建筑消亡的陈志华感慨不已。
　　诸如此类让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大巴车不许进入罗马城门，地铁修筑屡屡因为发现了地下文物而影响了进度。由于道路没法扩建，当地的救火车只能凭借着高超的技术穿梭在大街小巷。
　　即便这样，罗马人依然喜欢住在这座城市，他们热爱并捍卫着自己的城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中国驻意大使馆曾想修一个会议厅，没想到当地社区组织反对，最后意大利人同意将这个会堂修在地下，而地面上要求必须绿化。
　　这些无时无刻捍卫自己城市的罗马人，也许每天都会在附近的咖啡店、菜市场和教堂见见面，聊聊天，也许他们会不经意地来到西班牙广场――这里是《罗马假日》中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牵手的地方。伴随着祷告的赞歌，人们继续着一座千年古都的永恒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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