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鞠躬礼起源于书院起源于

书院是在那个朝代出现的?_百度知道
书院是在那个朝代出现的?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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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他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③、也有叫书屋的,如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
唐代时候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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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书院在中国的发展和变迁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
书院的产生&&&
书院产生于唐代,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
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唐五代书院概况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据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其中今陕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广东2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又据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书院制度的形成
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创建711所。
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为制度的时期。北宋初年,无力兴学,只得扩大科举名额,并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两宋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8个省区,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苏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广东39所、广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庆)31所、贵州1所、陕西1所、香港1所。
宋代书院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范围比唐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了几大密集区,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书院,仅占总数的2.67%,文化重心明显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
书院的北移
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间(年),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以强劲之势向北方推进。《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下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
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之后,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正统。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书院建设者之中,既有汉人、南人,也有蒙古与色目人,因此而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
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国19个省区,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东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苏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广东9所、广西1所、四川(含重庆)5所、贵州3所、云南1所、陕西7所。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列前4位。
尽管总的情况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则成明显的北移势态。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鲁、豫、晋、陕六省区创建了书院,比宋代多了两个省区,并且山东后来居上,超过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书院上升到67所,绝对数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书院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进步神速。
书院的推广与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地位,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后来,书院还移植于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明代书院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前期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
更有甚者,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国25个省区,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辽宁7所、河南112所、山东69所、安徽99所、江苏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广东156所、广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庆)63所、贵州27所、云南66所、陕西28所、甘肃8所、青海1所、宁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前4位。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知明代书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东北地区推进,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边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二是各地书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成效明显。
另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明代新建、修复书院共计1962所,其中洪武朝43所、建文朝1所、永乐超19所、宣德超13所、正统朝31所、景泰朝17所、天顺朝19所、成化朝78所、弘治朝95所、正德朝150所、嘉靖朝596所、隆庆朝67所、万历朝95所、天启朝21所、崇祯朝86所、朝代不明者431所。从历朝坐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线索。
书院的普及与流变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新建书院3868所,加修复的旧有书院,总数则在4000所以上,基本普及城乡。
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官方加强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
道光以降,面对着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内容和形式经过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是为积极的变革。
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不论官办或民办的书院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消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其间新出现的教会书院、华侨书院,以交融中西、联系中外而值得特别注意。
清代书院概况
清初,顺治皇帝下令“不许别建书院”。康熙皇帝虽以文韬武略著称,但也始终不肯撤销禁令,而仅仅以颁额、赐书给书院来引导其发展方向。雍正十一年(1733年),终于诏令各省创建书院。此后,禁令虽已解除,但仍多次下诏以科举功名规范书院师生,尤其是乾隆时代,连招生择师、课业考核、奖惩办法等都在诏令中有明确规定。由禁止而达到控制目的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使书院改变了学术追求,一种离现实政治较远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究经典的学风终于形成,此即所谓乾嘉考据之学。伴随书院与学术的再度结合,它得到了长足发展,有清一代,全国建有书院3868所,基本普及城乡。
近代,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教会书院的出现,尤其是日本人将招收日本学生的书院办到上海等地,揭示着书院在殖民化下可悲的流变;另一方面,由于与「新学」、「西学」的结合,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式书院显示了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信心与能力。可惜的是,这种过渡尚未完成,全国所有书院就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清政府宣布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然而,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次改制,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清代创建书院3868所,分布在今全国31个省区,其中北京18所、天津15所、河北151所、辽宁20所、吉林10所、黑龙江6所、内蒙古5所、山西107所、山东149所、河南276所、安徽95所、江苏115所、上海37所、浙江395所、福建162所、台湾56所、江西323所、湖北120所、湖南76所、广东342所、广西183所、海南39所、四川(含重庆)383所、贵州141所、云南229所、陕西109所、甘肃62所、青海3所、宁夏11所、新疆4所、港澳26所。
其中,浙江、四川、广东及江西的书院数量名列前4位。台湾、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边疆地区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书院这一高扬儒家文化大旗的文化教育组织,已经遍布除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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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盛世是唐朝,一直到唐朝为止,中国的文化走的是非常阳刚,非常朝气蓬勃的路线。这个发展到唐朝达到了鼎盛,所以中国的盛世是在唐朝。它在军事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均衡发展,更重要的是,唐朝是我们每个人心灵都可自由的翱翔的一个时代。在这之后,宋朝的文化已经走向了阴柔的一面,因为宋朝的军事不行,经常被人家欺负。再到明朝,中国的文化又走向了专制,变成了阴毒。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盛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难一见的盛世,这个盛世朝气蓬勃,它前面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工业时代,终于迎来一个最强大最繁荣的时代,可是非常遗憾,这个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它并不像今天的美国,维持的三百多年,从唐太宗把唐朝推到盛世开始,到唐玄宗的天宝年间,这个盛世最长也就是一百多年,实际在真正唐朝最繁荣的时期也只有几十年,这几十年为什么忽然间风云突变?中国历史来了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有名的“安史之乱”,它结束了中国的盛世,为什么盛世会突然间停止?
唐朝走向鼎盛,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放,开放的风气,第二个是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元文化。开放和多元,需要有一个严格的制度来管理,制度的管理使得整个国家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一个好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法制的国家,而这个法制的国家必须从它的道德伦理相结合,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制国家,这样的社会才能走向繁荣。唐朝转折的安史之乱,首先之出场的就是安禄山,安禄山可以说是闹剧出场,安禄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在中国今天东北边境上面的一个盗羊贼,他是一个杂种族,也就是一个混血的族人,做中介压郎为生,可是钱不够,他就去偷。有一天他回家的路上,看到农民的家里面没有人,他非常高兴,进去了顺手牵羊,偷了一只羊,但是不幸的是羊会叫,主人醒了把他抓起来。唐的法律对于盗窃判罪很重,安禄山被判死刑,杀一个盗羊贼本来是非常普通的案件,可是安禄山这个人命有点奇,那一天恰恰整个东北军区的司令,唐朝最有名的将军张守来检斩,安禄山在临行前大喊大叫:“我要去打契丹,要打东北这些少数民族。”张守命人把他带到跟前,安禄山觉得有戏,架子更大,他说他是男子汉,要为国立功,他要将功折罪,这时张守就觉得,这个人杀了还不如留下来有用,就把他留在军队里面,安禄山从此逃过一个死劫。这个故事很有趣,但是有趣的故事后面隐藏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为什么张守要让安禄山来当兵?是不是唐朝的兵不够了,唐朝没人去当兵,所以叫安禄山这个盗羊贼去当兵,如果大家这么想的话,应该说恭喜你们答对了。
唐朝那个时候确实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看似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深刻的原因是唐朝原来军队的募兵制度瓦解了,为什么会瓦解呢?因为唐朝实行的是国家土地制度,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把这个土地按照人头份额分给每一家,农民种国家的土地,这时候国家就从农民中间点出一些身体特别强壮的一些人,让他们叫做兵部,兵部种国家的田地,不需要缴租,但是必须世世代代去当国家的兵,这保证唐朝有一个稳定的兵源,靠这么一种国有土地制度来维持社会的经济的生产以及维持唐朝的军事制度,但是这一种国有土地制度在动乱时期非常有效,在和平时期就遇到大的麻烦,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的特点,经济的规律会使资源配置走上集中,因为资源的集中会使得效率最高,所以国有经济在和平年代往往都土崩瓦解,道理就在这里。国有土地制度,在唐朝一百年的经济发展中间崩溃了,维持不下去了,国家控制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每年成长的劳力是大量的,国家满足不了,因此就有更多农民逃离乡村,逃离乡村之后土地就进行整编,有钱的人把土地买下来,土地再走向集中,很多的农民跑走了,军队的来源就没了,所以实际上,张守让安禄山当兵家恰恰反映了是唐朝整个军事制度在改变,在瓦解。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背后最深刻的问题,我们往往注意到安禄山非常好笑的一面,在刑场大喊大叫他被救了下来以后,安禄山知道这条命是张守保下的,他拼死去作战,因为他的军功被不断提拔,从小兵一直提到军区司令,因为他当到东北军区司令,才使他具有发动安史之变这样一场大动乱的实力。
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寻访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的首骨,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古的祭文。
光有一个安禄山,光有一个强大的军区司令能够造反吗?其实还是造不了反的,能够让他造反就有让他造反的条件存在。这个条件是我们看到的,唐玄宗把唐朝推到繁荣的时候,走的是法制的路线,这个法制取得的最大的成功,到他的晚年他变了,他已经沉醉在自己的成就之中。有时候我自己在想,一个人如果处在天天被人家捧的位置上面,周围都是三呼万岁的环境中间,人都会变。所以人在困难在奋斗的时候,往往容易自律,在和平的时候,特别在成就的时候,很不容易自律。更何况中国这个体制又是把权利集中为一个行政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权利要靠自律,当我不自律的时候,这个制度就受到很大削弱,当这种权利走向腐败,走向专制的时候,就有专制的人物去做,我们就看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促成安禄山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是唐朝的皇族,他也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最后当成了唐朝的宰相。当他当了宰相以后,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行政能力特别强,而且他还镇得住人,他坐到宰相这个位置上,谁都怕他,不怕他就有办法整死你。他整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地位远远在李林甫之上,叫做李适之,是领班宰相。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集体宰相班子,班子里面有一个领班的宰相。李适之跟唐玄宗是堂兄弟,是很亲的关系,虽然李林甫也是皇族,但是是很疏的关系,所以李适之的位置在李林甫之上,李林甫就想办法把李适之挤走,自己大权独占。他怎么挤呢?他用一个很巧妙的手段,他知道唐朝遇到一个大的经济问题就是钱不够花,国家的财政不够用,唐玄宗整天就想着怎么让税收多一点,当皇帝整天想收税的时候,就有搜刮的能手出来了,这个是非常要命的。有一个问题从汉朝以来不断讨论,说哪怕用一个贪污的官,都比用搜刮能手好,因为贪污是一个人自己去贪污国家的财务,去国家这个大厦里面挖空,如果是收税能手,那是全民搜刮,是伤害了社会的一大片。可是皇上想到要加税的时候,肯定就有这种收税能手跑出来。整个社会的堕落败坏,都是因为皇上一心只想钱引起的,李林甫知道玄宗现在想钱想疯了,所以有一天,他告诉李适之,说现在有一个重大发现,在华山之下探查出一个巨大的金矿,如果我们开采这个金矿,这个钱足够国家好多年都用不完,那么这个财政问题就解决了。李适之当领班的宰相,一听说发现大金矿他能不高兴吗,赶快跑去跟玄宗讲:“皇上,我们现在在华山底下发现一个巨大的金矿。”玄宗一听也高兴,有了金矿国家财政全解决了,所以玄宗马上召集会议,把宰相都请来了,问李林甫知道华山底下发现一个大金矿吗?李林甫告诉皇上:“这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敢告诉您,为什么不敢告诉您呢?华山是您的龙脉,我们到底是要国家还是要钱呢?我们开了矿,国家有钱了,但是你的龙脉就给断了,这国家就崩溃了。”这一说,唐玄宗大怒,李适之这个坏小子,你让我自断龙脉,从此不再相信李适之,李适之就这么被挤下去了。
成语“口蜜腹剑”就起源于李林甫
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李林甫是一个能整人的能手,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在哪里?在唐朝缺钱,为什么繁荣的时代走向鼎盛的时代会缺钱呢?中国古代的财政支出就是两大块:一块是官奉,一块是军费。官奉的增加,是因为权利没有制约,官员无限膨胀,官员不但要领工资,官员还要有待遇,所以每增加一个官,国家的财政就负担非常沉重,更不要说是大规模的增加。在唐太宗时期,唐朝中央整个朝廷的官员只有643人,643人要管一个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比例是多高?到了唐玄宗时代,唐朝的官员已经膨胀到36万人,官员膨胀就使得国家财政不够,其实它是一个指标,国家的腐败程度提高了。第二个问题是军费,军队原来是通过征兵给你土地,你到国家来当兵,这个是没有费用的,因为土地已经给你了,现在不同了,土地兼并了,土地走向集中,农民跑了,国家没有兵,所以张守从刑场上把安禄山留下来当兵。国家怎么办呢?实行募兵制,募兵制要给兵发工资,这样子军费的开支就上去了,所以李适之被整倒的问题背后是一个盛世的腐败。
讲到唐朝从盛世走向腐败,这种腐败的进程一定会在人事制度上表现。一个清明的时代一定是人事制度非常公开、透明、公正的时代,唐朝的官员有一整套的选拔考核机制,不是想提谁就提谁,也不是有政绩就能升职。唐朝的官员并不是按政绩提拔的,唐朝官员的考核分成两块:第一块是政绩,你必须政绩达到优,在唐朝官员考核体制下政绩达优只能拿一个及格分。另一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道德分。官员的政绩好了,考核才能转入第二轮道德考核,是否勤政,是否公正,当官这几年,管辖的地方弱势群体减少了多少,唐朝并不考核地方官员生产指标上去了多少,而是要考核你弱势群体减少了多少,老人有人养吗,小孩子能上学吗,这些才是最主要的考核。通过考核之后,也不能直接升官,唐朝的官一定要转,在同一个级别上面要转几个岗位,然后才能提拔。为什么要转呢?工作经历丰富,才有领导能力,否则直线快速的提拨是领导不了下级的。这有一套的制度制约,皇上不能想提谁就提谁,没有经过考核,没有达到级别,没有转过岗位,根本提拔不了。
现在唐玄宗把唐朝推到盛世以后,沉迷在自己的伟业之中,他习惯被别人捧着,喜欢搞一人堂,什么都由他来定,什么都由长官决定,这就是腐败的开始。这里面腐败的事例非常地多,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想大权独揽,他希望其他宰相都是草包饭桶,所以他着重提拔草包饭桶。他看到有个将军目不识丁,在李林甫看来这就是最大的优点,李林甫派人去军区考核,这个将军考了个优。他确实是可以拿优的,并不是说有猫腻,为什么他会评优呢?盛世唐朝的这些大区司令,每个人都大手大脚的花钱,国家拨下来的军费都不够花,只有这一个司令是财迷,非常舍不得花钱,他把钱都收在仓库里面不花,全国仅此一人,皇帝得知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一个勤俭节约的司令。
这个时候,李林甫就开始游说唐玄宗,这么好的将军,就应该让他到中央来当官。唐玄宗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决定把他提上来,第一个方案是提到朝廷里面来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我们注意到这一种提拔非常随意,皇上说要提谁就提谁,可是唐朝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不允许的,因此有宰相出来反对,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宰相张九龄,诗写得非常好,我们都会想起他的名诗:“海上生明月,天下共此时。”张九龄反对称,皇上不能这么提拔人,这个人确实勤俭,你可以赏钱给他,但不能赏官,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赏官。唐玄宗被顶了,当时唐玄宗风气还在,勉勉强强接受了,不提拔。
张九龄,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
可是李林甫出来挑拨离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军区司令:皇上准备提拔你当国防部长,就被张九龄给挡住了。司令知道了很不高兴,第二天上朝,在朝堂上当朝痛哭,为了当官什么面子都不要了,跟皇上说,我这司令也不当了,我辞职。皇上看他政绩这么好,闹到要辞职象话吗?所以玄宗当时于心不忍,当朝许诺了提拔到朝廷当官。但是张九龄是非常坚持原则,当场顶回去,玄宗大怒问张九龄,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张九龄也不屈服,我当宰相一天,就是要坚持原则。于是玄宗发飙把张九龄贬官,宰相就不要当了,然后把这个司令提上来当宰相。
这个结果,李林甫最高兴,这个人目不识丁怎么当宰相呢?并且他是一个军区司令,从来没有管过国家,国家这么复杂的政务他管不来,下面送上来的文件要宰相批的,他什么主意都拿不出来,于是他始终都会批一句话“按制度办”。按制度办还需要你这个宰相吗,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制度规定的没那么细,才需要宰相。他批不来,都变成李林甫批,李林甫就大权独揽。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玄宗已经变了,他已经自己在破坏他所制订的制度,把一个非常好的选官制度给糟蹋了,因为糟蹋才有杨国忠出场,这是安史之乱第三个重要的人物――杨国忠。
杨国忠是什么人呢?乡村痞子。一定要小心痞子,这个痞子的独门绝活是擅长赌博,百战百胜,但是他除了赌什么也不会,在唐朝一个非常正气的乡村里面大家看不起他,杨国忠只好离开家乡跑到四川去当兵,在四川当兵可怜兮兮的,到最后部队复员的时候,杨国忠连回家的钱都没有,靠着四川节度使身边的一个大商人拿钱资助他,才能在四川勉强留下来。可是杨国忠一个重要的身份,大家要注意,他姓杨,杨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名门,最有名的姓,杨家在汉朝被称为关西孔子。杨家是中国第一名门,皇上都想娶杨家女为皇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皇后里面姓杨的最多,杨贵妃就是杨家的,唐太宗两个妃子都姓杨,所以杨家在宫里很有声气,恰巧杨国忠在四川混饭吃的时候,杨贵妃这一家的父亲当官也来到四川。
杨国忠就去看亲戚,杨玉环有个姐姐叫虢国夫人,唐朝留下那一幅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画的就是她,是最野性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又漂亮又野的女人和一个痞子无赖杨国忠凑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所以杨国忠去看亲戚,一看就看出来个一夜情。留下了一夜情以后走了,但是杨国忠就没想到日后杨家因为杨贵妃飞黄腾达了,杨贵妃入宫当了玄宗的妃子。官员一听说杨家发达了,四川的大区司令就想买通官朝的关系,拿钱给杨国忠去搭上宫内这个关系,多少钱都愿意出。
《虢国夫人游春图》(部分)
杨国忠去了京城看望虢国夫人,我想他去看虢国夫人,虢国夫人不把他打扁了才怪,留下了一夜情你就跑掉了,现在你还有脸来看我?但是事情就这么巧,他去看虢国夫人的时候,虢国夫人刚好死了老公,杨国忠嘴巴又甜,加上后面有这个大区司令的钱,厚厚的礼送上去,虢国夫人一看挺好的,两个人旧情重燃,虢国夫人问杨国忠你来京城干吗?杨国忠说为了给四川节度使打通关节,虢国夫人说这好办,我带你进宫。
虢国夫人是又漂亮又野,玄宗既爱又怕,所以给她一个特权,可以随时入宫。虢国夫人拽着杨国忠就入宫去,玄宗拿杨贵妃家里的人都当自家人,问杨国忠有什么本事?答曰赌博。玄宗在宫里面很闷,他是一个励精图治把中国推向盛世的皇帝,玩耍的水平不高,偶尔赌博消遣但是玩不好,宫里面的人要么水平太低,要么都让着他没意思,现在来了赌博高手杨国忠,和唐玄宗赌得非常惊险,最后都让唐玄宗险胜,唐玄宗赌得惊心动魄,很高兴。赌博之人有什么特长?算钱很快,玄宗说你能当度支郎,一经皇上金口承诺,杨国忠就当上了财政部财政司长。杨国忠这么一个小混混,教皇上赌博,一下子就到财政部当财政司长了,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制度更坏了。
腐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在几个方面出现,唐朝从盛世突然间转变发生安史之乱,是军事制度变化,经济制度变化,人事制度变化,所以动乱往往发生在和平时期,发生在一个生活好的时候,倒不是发生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奋斗的时候大家都有目标,都有一股朝气,当富裕以后,大家都沉迷于地位,沉迷于金钱,都忘记了理想,没有了目标,这个时候就专权和腐败。不知不觉中间动乱的祸根就埋下了,这个祸根到杨国忠出场因缘具备,杨国忠是一个地痞当了宰相,没有能耐镇不住场,他一看满朝文武里面安禄山权势最大,对他威胁最大,就想把安禄山拿掉。杨国忠当了宰相,但他没魄力又没本事,他只能给安禄山穿小鞋,穿到最后,把安禄山逼反了,这安史之乱看起来是很多偶然因素凑在一起,但实际上背后是整个社会转型中间出现的一次大的问题。从国有土地制度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间稍不留神,社会的矛盾聚集在一起,动乱就爆发了,这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我写《盛唐的背影》,写安史之乱,就是要告诉大家吸取唐朝的历史教训,至于唐朝怎么走向盛世,明年央视会百家讲坛我将会主讲《唐太宗治国风云录》。
“安史之乱”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一场叛乱,它不但让唐朝盛世戛然而止,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这是唐宋之际精神世界的一个大转折,整个中国历史从唐初那种张扬的、具有活力的、蓬勃向上、非常阳刚的文化逐渐转向越来越内向、越来越阴柔、越来越封闭。 “安史之乱”造成开放和多元文化精神的萎缩,使唐朝乃至以后的中国走上衰落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安史之乱甚至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和思考。
韩N(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 15:00-16:00
上海书展?上海展览中心B馆
对话韩N:盛唐衰落的必然与偶然
安史之乱并没有打倒唐朝,而开放和多元文化精神的萎缩,却使唐朝乃至之后的中国走上衰落的道路。安史之乱甚至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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