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写两篇800字关于哲学与生活论文啊？？？急啊
谁帮忙写两篇800字关于哲学与生活论文啊？？？急啊 20
具体只要写关于哲学与生活的，不要哲学与人生的、、、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对于哲学与生活分离的状况，大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种种试图“缝合”裂隙的努力：其一，提出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这一观念最早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趋向被介绍到国内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只是随着哲学与生活裂隙的加大，这一话题也愈来愈热、愈来愈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的要害。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都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对许多学者而言，回归生活世界仍然只是一个口号。其二，把哲学研究“具体化”。马哲研究的内容在80年代就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并开辟了哲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价值论、社会哲学、人学以及其他“应用哲学”。90年后，出于对哲学回归生活的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另有一些学者则把一些现实问题，如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效率与公平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但是，一方面，很多分支学科陷入体系主义要求，逐渐失去现实性；另一方面，一些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失去了“哲学味”，混同于具体科学。其三，对哲学观问题进行讨论。哲学观是哲学中的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只要哲学存在，就有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和追问，特别是当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近几年国内哲学观的讨论是马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它真正想解决的正是哲学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而要解决哲学回归生活的问题，首先就应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讨论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看来，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存在的现状是：一方面，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化的说明。 §2、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并不是简单地一句“哲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所能概括得了的。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也是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观念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2页）人除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外，再无其他，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样，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哲学与人的关系。根据生活的主体不同，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 哲学与哲学家是什么关系？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哲学当然是由哲学家来从事或者是以哲学家为主体的，具体言之，哲学是哲学家思考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论立场）或哲学是哲学家的活动（现代的活动论立场）。但是，这样一种看法仍然停留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直观”和“客体”的思维水平，而没有从主体方面来思考，即哲学家为什么要从事此种活动？对于这样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追问，有人也许说是为了谋生。不容否认，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乏有把哲学作为谋生手段的哲学家，但问题是，从事哲学从来就不是谋生的有效手段，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哲学家（古有苏格拉底，近有布鲁诺）为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而献身。有人会回答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许多哲学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的，但是，一方面，虽然有真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哲学家，但也存在仅仅把它作为口号的伪君子，或者是在公心之下“兼运”私利者，最典型者也许莫过于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的公心“天地可鉴”，然而《论语》中却有这样一段，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两问孔子均不语，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另一方面，治国平天下并不能解释所有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初衷，比如，犬儒学派和以哲学为手段者。看来，我们必须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基于活动论的立场首先把哲学看作哲学家的活动，那么，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动（这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作生存的手段。而马克思却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外在性劳动，认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特性，它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劳动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结果。一旦产生劳动的外在性的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同上，第97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总体或人类生活的总体来看待劳动的，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劳动虽然现在表现为手段，但它迟早要经历一个从异化劳动到本真劳动、或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才是劳动的本质。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人不愿从事的，这点现实存在的劳动就足以证明，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的劳动就是人所愿意从事的、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此处实际隐含着一种人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之外有对象存在，人要依赖于对象才能存在，而且是指人是对象化存在物，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对象化自身，就是要成为全面的人。这也符合人类的生活史，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剔除繁茂芜杂的历史表象，人的发展和完善是走出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这样，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成为人的生活的本质。而劳动，若消除其手段性质，就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当然就是人愿意从事的，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哲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不仅哲学是生活，而且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军事等等一切活动均是人的生活，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的所有存在方式总体来看都具有谋生的性质，但是，一方面，这并不能抹杀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因为以这些方式存在的人也在不断生成自我；另一方面，总体来看（即对于时代的大多数人）具有谋生性质的存在方式，对于某个个体而言也许就不是谋生手段，比如苏格拉底之于哲学就是如此。同时，在人类仍为生存困扰的时期，不同的存在方式表现谋生性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谋生性质更为明显，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比精神的存在方式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最为基础性的、为肉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象征性的或精神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艺术等活动，由于它们不是直接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在生存的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体现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那时“非生存性活动”主要由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来从事，他们从事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生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特权的消失、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一般的人也可以从事“非生存性活动”了。但资本主义也使一切都商业化、市场化了，它把“非生存性活动”也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这就使“非生存性活动”如果还作为非生存性的，就只能作为一种兴趣和业余爱好，只能占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使得“工作时间”的“非生存性活动”沦落为生存性活动或谋生的手段。如此便可以解释哲学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存在状况，可以解释在古希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方式的哲学，到了现代何以会沦落生存的手段；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推崇精神活动、鄙视生产劳动，以为前者崇高，后者低贱，前者是人的，后者是“动物的”，因为生产劳动从来就没有直接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而精神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性质。 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存在方式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说“人话”，而不应说“神话”，或者说，不要把自己说的“人话”当作“神话”，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珍宝”。（《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因为哲学并不是站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来关照人的生活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生活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它与其他的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物质生产劳动等等人的存在方式并无本质不同。所以，从事哲学并没有使哲学家成为神，或者获得任何特权，而只会使哲学家与其他人不同，即按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这样，哲学家说出的就不是绝对真理，生活世界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说出绝对真理。哲学因而就不能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哲学家就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平等对话。其二，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哲学总体上具有谋生或手段的性质，它也根本摆脱不掉工具性，这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明显。但是，工具性决然不是哲学在今日所具有的唯一特性，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真正从事哲学的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并非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且也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且后者占了更大的比重，因为哲学的非功利性和社会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来就不是捞取功利的最佳手段，所以，若然纯粹为了功利，很多人就不会选择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哲学的“两重性”要求，不能用其工具性遮蔽其目的性，用其“世俗性”剥夺其崇高性，因为后者才是真正哲学家的最根本支撑。所以，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 §3、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与生活世界的联结起来，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把自己看作“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自由科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是从近代开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6页）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1页）胡塞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8、271页）即使反对把哲学看作“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海德格尔，在他把哲学看作是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追问时，他也认为，这一追问是对“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的人类境遇的“反响”。 （《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42、38-39页）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虽然哲学从来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哲学与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何谓哲学植根于生活之中？哲学又如何回归生活世界？对此，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十分清楚，这也正是哲学在现代还会脱离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看，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活动，哲学不可能只是充当达观贵人的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它实际被纳入社会生产的体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这是它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就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意味着：第一，社会需要哲学，不然，社会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部门存在，存在了也无法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二，哲学也需要社会。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支持，它至少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部门的支持，因为哲学家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所以，黑格尔说，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欲望驱走了，才能思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另一方面，哲学需要社会作为它的对象，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社会需要。进言之，哲学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事实上，不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03页）也就是说，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那么，哲学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 其二，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教、文学艺术相比，它的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的。理性的容易理解，即其结论是合理地推论出来的，那么，何谓总体性？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是一种总体性，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贯通起来、并在其中遨游一番也是一种总体性。但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的规模已不允许哲学家通晓知识的所有领域，即使是恩格斯所说的“半通”也不可能。那么，如何保证哲学的总体性？所谓哲学的总体性并不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的具体科学的考察后得到的，不是要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而是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是哲学，理性化和总体性是判定一种思考是否是哲学的标准。海德格尔曾“以什么是哲学”为例说明什么是哲学化。他认为，通过收集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哲学化的回答。“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何时才是一个哲学化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哲学化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话之时。”（《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9页）而要对话，一要有共同的话题，二是思维必须在同一水平。进言之，在深入地讨论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时，在深入地思考诸如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类的总体性问题时，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化。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关涉到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理解。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客观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把世界看作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东西，现代的非本质主义者则认为除了人的周围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再无其他世界存在，而所谓生活世界就是指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所开展出来的世界。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中心和“主人”， 离开了人或者人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世界。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的意义上，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0页）当然，不同的非本质主义者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这里正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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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 （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 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 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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