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定： 灾害报道的媒体通道
来源：搜狐传媒
第1页 :渠道多样化
　　文/王天定
　　感谢壹起社会研究中心，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交流，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有一点大意，以为是跟志愿者或者跟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我没想到是和媒体朋友交流，所以我讲这个可能有点过于初级和简单。
　　我计划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灾害与媒体，第二讲灾害报道的三个变化，第三个是通过雅安地震分析一下灾害中的自媒体与公民自治的话题。
　　从传媒的发展史上看，一种新媒体的兴起往往是和重大事件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比如所有的媒体兴起都是这样的，印刷媒体，德国人发明活字印刷机之后，长期以来就只是用于印圣经和传教，没有人想到要用来作为信息交流。但是后来，就是在它发明活字印刷机四、五十年以后，正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印刷机之间互相影响，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印刷机可能还只是长期用于印制圣经上，想不到干别的事情，而没有印刷机的发明，可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事情不会迅速获得大范围的传播。后来广播作为一个媒体，就是作为新闻媒体，让人看到通过广播听新闻的习惯，也是缘起于两次世界大战，可能没有世界大战，广播还只是用来听音乐或者传教类似的事情。美国养成从电视上看新闻是从肯尼迪预刺开始的，网络大家就知道是和克林顿绯闻案有很大的关系。
　　再看一些媒体地位的时候，它在行业中间地位的确立也跟一些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纽约时报在美国作为严肃的媒体，地位的确立主要是跟当年独家报道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很大的关系，CNN在美国新闻界地位的确立跟海湾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国家看到的凤凰卫视的兴起也主要是跟911有很大的关系，环球时报兴起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也有关系。一些媒体地位的确立，你可以看出有很多还是跟一些重大事件或重大的灾祸相关，人类对媒介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有时候也是靠灾难报道。各种灾难于人类都是极端的不幸，但于传播者而言，又是重要的报道资源和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灾难报道对人类防范抵御灾害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比如像地震，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质疑媒体该不该到灾区去，说记者挤占救灾资源等等，其实这种观念就是可笑的，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共识。1970年云南通海7.8级地震没有媒体去挤占资源，那样的大地震尘封近30年，这就是媒体缺位造成的。所以媒体对于灾难的报道不能看成是对灾难的消费，而是对我们人类抵御灾害中间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是灾害报道的几个变化。我们看看我们国家在灾难报道方面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主要讲三点。第一是渠道多样化，第二是主体的多元，第三是专业媒体和媒体人重新再出发的过程。
　　现在一旦有灾害发生的时候，平面媒体也好，各类社交媒体都会不甘人后，传统媒体在特定的时候也有非常抢眼的表现。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网络有一些不可替代性出来了。雅安地震，我们国家应急广播开通。我不知道国家救灾广播在救灾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否很大，但是一直在做。总体来看，传统媒体在特定时候也会有很好表现，也在很努力做。但是总体看，灾害报道之中，尤其是在灾害发生的初期和中期，传统媒体确实已经被边缘化了，基本丧失了主导能力。我们国家现在传统媒体的边缘化可能不止灾难报道，在很多时候都有边缘化的现象。
　　西安曲江的报道，西安政府的反映是通过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连着做了将近三四个整版对曲江的正面报道，其实是作为反击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个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咱们国家现在传统媒体的边缘化，这在以前我觉得很难想象。但是这个边缘化的原因很多，我不用在这里分析它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觉得确实在灾难报道里面，主要是在初期和中期的时候，的确在很多方面也确实没有办法挡住攻击。有时候一些东西也会被无情忽略。我的老家甘肃宁夏7.22地震6级多，伤亡也挺严重，但是那次地震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在媒体受到的关注程度比雅安要低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看到过有人分析原因，说这可能是传统媒体的边缘化有关系。但是这个分析是否成立？这样的情况，传统媒体的边缘化带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大家。
　　2010年宜黄强拆的时候，那个案子里边整个传统媒体基本上是没有发声，基本上主要的报道是通过微博进行的，但是我整个看，那是一场职业媒体在微博上的接力赛，我看过前前后后参加接力报道的媒体人，基本都是一些资深的传统媒体人，他们在新媒体上做这样的一些报道。但是到第二年的7.23动车事故的时候，我看到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双方的边缘化，这就很明显。从事故发生之后的十几分钟之后，我们看到微博上第一条求救微博，到后来全国网民线上线下微博的救援，微博的寻人，事故的问责，等等在这后边，发生12小时里边我们看到微博量是200多万条，成为年度最热门的话题。
　　到后来大家都熟悉这样一些航拍的照片，到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航拍画面，都不是职业人拍的。央视也好，包括浙江当地的电视台报社也好，甚至直升机都是有的，但是最后参与航拍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的身份是一个志愿者，就是温江民间空中搜救队的队长，他们在早上4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做那样的东西，早上6点多钟开始升空，到他们下来拍了几个小时，下来10点多的时候，浙江一个电视台的直升机才开始来航拍，所以到后来咱们看到的航拍画面主要是业余人士拍的。我看他的动力伞介绍，一个单手操作，一个控制动力伞，一个手拿着相机，拍的显然比专业的差很多很多，但是像这样的画面是很业余的人抢在前面做的，而我们职业媒体走在后面。所以这样一看，这种边缘化可能就已经不止是传统媒体的边缘化了。这是当年报道上介绍的情况，他们早上拍的时候不是个人，是四个人一起出发，看谁的状态好谁拍，所以准备真的非常充分，比我们一般的媒体做这个东西，准备的都要充分。
　　人类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专业化的过程，应该是专业化程度越高，精细化程度越高，我们每个东西都能做得好，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领域里面出现大规模业余化的状态？专业化形成，按照社会学家分析一般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专业性的难题需要解决，第二就是某种稀缺的资源需要持续管理。我们新闻传播作为一个职业，它能够存在其实也是在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这样一个专业的需要解决，人类传播的规模，传播的这样一个速度和要求越来越高，人类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靠最早人类的传播很难满足职业化的道路。另外就是在大传播时代，不管做报纸、电视、广播，比如说能够面对大众发言的东西不是普通人所掌握的。所以在前网络时代，向公众传递信息是普通公众很难做到的事情，他要借助精密复杂的专业设备，有巨大的成本，不可能一般的人能承担。像办报纸，咱撇开政府允不允许，比如说大规模印刷设备，大规模发行渠道，那不是单个人所能随便做的。另外一个，我们也缺少彼此轻易就能发生联系的能力，我们的创作动机都被压制了。我们以前可能也喜欢写东西，也喜欢分享东西，渠道是有限的，我们可能创作的动机就被压制了。进入网络时代，尤其社交媒体兴起以后，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一切都变得易如反掌，新闻传播作为一个专业它存在着一定的条件，所以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有疑问的一点，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这样大规模的新闻业余化，每个人不可能从这里边获得利益。人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比如全民破案抓周老虎，全民破表哥，这些人做事情其实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人为什么要做这些明显没有回报的东西，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个可能也简单，因为人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不外乎有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个部分。比如外在为了金钱，为了获得具体的东西。但是能做东西，比如我得到一种胜任感，我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比如我作为业余人士能把以往只有专业人士干的事情我给干了，显然他能获得满足感和胜任的感觉，有内心的成就感。我们以前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过分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外在的动机看得过重，其实内在的动机，可能有时候在特定的时候它能发挥的作用比外在的动机可能还要重要一些。我是觉得我们传统上可能对专业的崇拜，我觉得我们传统上尊重专业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上过分的专业崇拜可能也未必是恰当的。大家看网络都熟悉一个例子，比如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是典型专业化队伍责编的，而维基百科是人们都可以上去改的，现在看两个的查索率两个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候，业余的水准你也不能低估，专业崇拜在任何时候未必都是对。
(责任编辑：予嘉)
原标题：王天定： 灾害报道的媒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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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立军报道可以看出媒体的八卦化倾向吗？浏览量：&& 手机看新闻&
字号：&摘要：隐匿消息源很多时候是出于现实考虑，与新闻真实可能产生冲突，但不是肯定会损害新闻真实。什么才是不可引用信源？近日，某媒体推出了一期题为《从王立军报道看媒体的八卦化倾向》的专题。专题内容如下：　　“王立军声称在一些干部裤腰带上绑了定时炸弹”、“王立军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王立军对部下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近段时间，此类标题充斥在各种媒体上，关于王立军的“猛料”不断被披露出来。然而媒体在抛出这些“猛料”时有不少是“三无”——无出处、无交代、无说明。如此“三无”式的报道，让人如何相信？一让读者无所适从的“报料”猛料只管抖，出处光溜溜一篇名为《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被定位为新闻评论的文章近日流传非常广泛。文章为了说明“（王立军）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的观点，给出了“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的证据。我们知道，新闻评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论据，因为论据不可靠的话，论证和结论就成了空中阁楼。所以为了显示论据的可靠，新闻评论中除了不言自明、众所周知、或者可轻易查证的论据之外，都应给出来源或者提供查证渠道。而上述“绑上了定时炸弹”一说，如果不是评论员自己调查得知的话，那就是引述了其他报道。可此文中既没有给出作者是怎么调查得到的，也没有给出引自哪里，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这个说法只出现在此篇文章中，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无头论据”。　　更不解的是，作者在“绑上了定时炸弹”之后还跟了一句“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我们知道，新闻报道中有事实、评论、推测。其中推测是指作者提示A、B两件事之间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有强烈的关联可能，作者要通过“推（演）”关联可能，来“（预）测”因果关系。而此文作者并没有推演“绑上了定时炸弹”和“雷政富案”之间的关联可能，只是直接给出了预测。没有“推”只有“测”，就成了猜测，新闻报道中是不能有猜测的。　　类似“绑上了定时炸弹”这种“无头事实”，在最近关于王立军的报道中可谓俯拾皆是，难怪某门户网站一篇名为《王立军从警28年起底：以打黑起家喜欢大场面》的新闻跟帖中，被网友“顶”了2000多次的“热贴”就是——“这新闻就跟看故事会似的”。其实新闻报道中怎样陈述事实，是有世界公认的规则的，以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批准、英国报刊业起草的《英国媒体职业守则》为例，其中明确指出资料的识别应做到“政府、其他官方机构、商业、竞选机构或公众成员提供的材料应始终标明出处。真实事件的模拟和再现也应加以注明。利用库存资料时也应标明，不应冒充作为新的或原始资料。”——简而言之，就是无论自述或引述，都应标明出处，即便为了增强阅读性做整个事件的梳理还原，也要给出处。而之所以网友觉得前述新闻写得像故事会，就是因为作者为了增强可读性做了整个事件梳理还原，却疏于标注出处，让人不知道那报料是作者调查到的，还是引用其他报道的，甚或是作者自己编造的。　　爱用“知情人透露”，擅使“单线来源”，可靠性怎能不打折扣在另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英雄”王立军》中，有两条被各媒体重点摘录的报料——“王立军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和“王立军对部下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可这两条爆料是怎么来的呢？前一条是“一位知情人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这种“知情人透露”是中国记者特别爱用的方式，但是新闻报道中本应极力避免爆料人不公开身份，因为不公开身份则读者无法判断爆料人的可靠性，所以《英国媒体职业守则》指出“允许被访者匿名应有足够的原因”。实际上即便有足够的原因不公开身份，记者也应就这一点予以说明，而不是简单地“知情人透露”就了事。　　后一条是“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王立军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这样的内部会议记者显然不可能参加，那么能获取内部讲话，要么是记者拿到了会议记录，要么是采访到了与会者，那么记者为什么不把通过哪种途径得到讲话内容写明呢？不写明，这又成了上述的“无头事实”。　　还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报道《王立军重庆治警术》，大量采用了一位化名为孙凌的重庆警察的说法。比如孙凌称，“王立军喜欢脚绑沙袋，沿市局15楼局长办公室两侧的小花园跑步，跑完后，50余岁的李姓警官匍匐在地上，替他解沙袋”。可匍匐是指身体贴在地上，解沙袋为何不是蹲着而是趴着，这有些奇怪。异常的事情需要特别的证明，那么只采访孙凌而不做多方印证够不够？何况，该报道同时指出王立军在重庆治警时处理了一大批人，搞得整个重庆警界怨声载道，王倒台后“民警们奔走相告”。那孙凌是不是“奔走相告”中的一员？孙凌岂不极有可能是利益冲突方？让利益冲突的一方讲另一方的作为，可信度有多高？　　为了表达主题“强说愁”一篇报道为了表达“（王立军）傲慢的开始”这一主题，提到“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但事实上重庆女交警与沃尔沃警车有很多合影，但并没有顶级跑车兰博基尼什么事。　　同样是上述报道为了说明“王立军喜欢作秀”的主题，指出王立军从不澄清“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因为“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但是稍微搜索下，2009年的新华网、中国周刊、2010年的人民网、2011年的人民日报几篇正面宣传王立军的稿件中，都有提到“王立军妻女被害确属谣传”的信息。这么多公开报道都澄清过了，还有必要指责“王立军从不澄清”吗？　　还有关于重庆打黑十大酷刑的报道。报道前两项酷刑给出了来源，后面几项却不给来源，这只能理解为，为了证明“重庆打黑确实黑”的主题，而生拼硬凑了。如果王立军风光的时候媒体不该去拍马屁，那么王立军倒台的时候媒体是不是也不该乱扣屎盆子？有重庆女警和沃尔沃的合影，但是没有和兰博基尼的合影 &
二这种八卦化未必是针对王立军，更像是媒体的“流行病”近几天的两则热门新闻更过分。最近几天有两则热门新闻，一则是《太原官二代袭警调查：拼爹入警不上班工资照领》，报道中的一段话截图如下——　　这段话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李正源2008年毕业的话，实际应该是2007年参加考试，而李正源并非没有考试，他在2007年确实参加了山西省公安机关招考公务员（人民警察）考试，当时的考号为9036311，报考的岗位是晋中市公安局介西分局公安管理2职位。二是小井峪实际是街道办，不是乡。为什么记者会把这两点搞错呢？仅仅是疏忽吗？再看下面的截图——　　由上图可知，这段报道涉及的内容记者根本没去调查，而是把早前论坛里一个帖文的内容几乎原封不动的搬过去，就成了自己的新闻报道。另一则新闻是《射阳一医院疑见死不救家属跪求仍无人过问》。新闻写道：“男婴的姨奶奶闻乃玉称，孩子被送到医院后，她就要求医生做CT，但在CT室门外敲了20分钟的门，门才打开”；“记者调查得知，该医院直到12点50分左右才为死者进行了CT检查”。　　这条新闻引起网友对医院极大的愤怒，但是实情如何呢？请看下面的医院监控视频——　　新华社记者赴射阳调查得到的这段视频显示：12点25分32秒，患儿外婆抱孩子走进医院。26分15秒，值班医生带着患儿走向CT室。26分36秒，患儿进入CT室进行检查。坚守事实可能是辛苦和平淡的，捕风捉影可能是省事和轰动的，但做新闻必须要采取前者一本杂志的封面报道或一份报纸的深度报道，动辄需要几万字来填充版面，想要记者把这几万字都写成句句有出处、字字可保证，那采访任务和写作任务之重可想而知。而且写出来的报道可能会艰涩平淡，读起来不过瘾——好比历史学家杨奎松所言：“左派嫌我太右，右派嫌我太左”。但是即便如此，做新闻也该事实优先，因为传递事实才是新闻的真谛。结语把新闻写得像故事会，这种做法多了，媒体就会成了“狼来了”中的孩子，等有一天自己真的拿到千辛万苦得来的猛料，也会被人怀疑。 & 这种观点正确吗？从王立军报道真的看出媒体的八卦化倾向吗？先来看第一个讨论，即王立军的报道中没有出处、报料人姓名被隐匿。隐匿消息源很多时候是出于现实考虑与新闻真实可能产生冲突，但不是肯定会损害新闻真实　　新闻真实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追求真实是一项重要的新闻职业规范。而要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消息来源的透明化无疑是重要保障之一。霍夫兰在20世纪50年代对信源与可信性效果作了实证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信源与可信性呈正相关，即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公众对于匿名信源的可信度无从考察，其说服效果便可能存在问题。一篇报道如果充满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据业内权威人士介绍”和“一位了解的公司高层说”这类的匿名消息源，受众有可能怀疑该篇报道所陈述的事实。　　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做到消息来源的完全透明，这是不可能的。西方媒体对匿名信源的使用较为普遍，他们担心倘若不为消息源匿名将失去重大新闻，这将损害公众的知情权。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纽约时报》总编的罗森索说：“我们深知，如我们禁止对新闻来源予以保密，必然会使读者失去很多重大的新闻，但是隐名也非最好的方法，这样会使读者怀疑新闻的可信性。”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匿名消息源使媒体面临着新闻真实与知情权的两难境地。　　匿名消息源在使用上给媒体带来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能够帮助媒体揭露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知情需要，同时还提升了媒体自身的公信力。比如《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就体现了匿名消息源的正效应，另一方面，匿名消息源有可能造成新闻失实，不仅使单个媒体的公信力受损，而且使整个新闻行业的信誉蒙羞。《纽约时报》的“布莱尔造假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长文，揭露了该报27岁的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在36篇文章中存在“剽窃和造假”现象，其中，使用匿名消息源是其造假的主要手段之一。该报执行主编豪厄尔·雷恩斯和常务主编杰拉尔德·博伊德因此事被迫辞职。此后，《纽约时报》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招聘人员、使用匿名消息源、使用自由撰稿人以及电头和署名规定等编务方针进行审查。要解决匿名消息源带来的两难问题，西方媒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尽量减少关于匿名消息源的无奈选择。他们的做法主要是：（1）在一定范围内对消息来源作适当描述。比如，他属于什么阶层，什么职业，身体特征等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水门事件中就用“嗓音低沉的男人”来形容“深喉”。（2）记者必须多方调查以求证匿名消息源提供的信息。尽管“深喉”在记者调查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记者并没有单纯地依赖他和相信他所说的话，而是去查实他提供的信息。（3）匿名消息源不得使用“直接引述”的方式，即不得对匿名信消息源的言论使用直接引号。（4）警惕“双重隐匿”。“双重隐匿”主要是指匿名消息源以匿名证人或不可求证的实物来提供信息甚至控告某人。（5）最好不依靠单一的匿名消息源。（来源：学习时报）什么才是不可引用信源《新世纪》周刊副主编、《达芬奇“案中案”》第一作者高昱记者曾经在接受采访中说明：“不可引用信源之所以不可引用，并不是因为信源属于‘深喉’，需要为信源保密，而是因为该信源的说法是难以核实的——他可能说的是可信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 &王立军的报道为何截然不同“如果王立军风光的时候媒体不该去拍马屁，那么王立军倒台的时候媒体是不是也不该乱扣屎盆子？”——专题这样写道。只有一个能够被充分报道、充分讨论的环境里，这样的质疑才能够成立。 &
媒体的“流行病”不能推出王立军报道的娱乐化《太原官二代袭警调查：拼爹入警不上班工资照领》《射阳一医院疑见死不救家属跪求仍无人过问》这两篇报道存在未核实消息等错误。一篇好的报道或者一篇坏的报道，都不可能推翻对新闻界的判断，所以以两篇存在错误的报道作为例子就认定媒体的“流行病”是娱乐化甚至以此为定律，推导到王立军报道上，似乎不够公正。 0相关文章南都网传媒频道编辑&&社区主版&&拍客&&军事&&社会&&财经&&娱乐&&文化&&文学&&生活&&城市&&汽车&&大杂烩&&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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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既是《起底王立军》的采写手记，也是对该组报道疑问的部分回应。“警媒关系”在文章里只是个由头，这个概念以后我会另文专章论述。
我现在仍能记得很清晰，《起底王立军》这个专题正式开始操作的时间，是日，即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的第二天。但之前我本人和南都周刊针对重庆事务所做的观察、铺垫和报道，则可追溯至四年前的2009年。这个采写操作过程，可细分为萌芽、发展、发力、风波与全面启动等六个阶段，王立军调任重庆是2008年中，他此前在铁岭和锦州的高调做派早就在媒体视野范围之内，因此调任重庆此举，本身即成新闻。我在央媒任职时的同事曾跟我提起王对媒体人都很仗义，每到该地采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拍片时可随时到王任职的警局征用车俩，走时将警车直接扔回市局大院即可。地方警局和权威央媒这种形同蜜月的警媒关系，既不奇怪，也为我所熟知。犹记彼时一位同行曾拉我一起去重庆做王，我言没兴趣，盖因所有在媒体上过于高调的人物，均会让我本能警惕。而王在东北那一套手法，即便冷眼旁观也可知问题一定多多。【萌芽始于2009】 是年10月27日，首届法医人类学个体识别技术应用专题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个会规模很大，规格不低。实际主办单位为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为当然主席。我在重庆市局官网上查看到会议相关详情，以及对王显赫的学术身份介绍，颇觉震惊。此前对此人的怀疑再度浮上心头。有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医多是医科大法医专业科班出身，鲜见有自学成才的法医，更别说是法医专家。而王获得的这些殊荣，和铁岭公安局213研究所真正自学成才的颅面鉴定专家兰玉文之间，关系含糊。我随机悄悄向两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关于王的学界兼职情况，我向贺卫方老师发邮件了解他的北大兼职情况。贺老师向我证实，王确实为北大法律系刑法兼职研究员。2009年底我赴美，次年1月，关于王的国际法医协会任职情况，我又向某著名打假人士咨询。而年底爆出的李庄案，也让重庆打黑正式进入大众视野。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的李庄案报道是整个重庆形势中非常重要的一则媒体事件，这则著名报道的标题极长，含两个双引号，为《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是日我正在费城，晚上回到公寓，因为时差，正好看到这篇报道，非常震惊，于是在我的天涯博客黄亭子里写下一篇简单的博文，题为《为中国青年报叹息》。在这篇博文中我写到，这篇报道让我震撼，但震撼的“不是报道的内容，这个早在预料中，几个月前我就在推特上感叹重庆的小文革在逐渐成型”。震撼的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报道风格，更震撼的是“这样的报道居然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如果不是具体把关人的发昏章第十一，那就是这份有过光荣与梦想的团报，也在淌浑水，试图参与投机了”。这篇报道全文一共4591字，含258个诸如贪婪律师、李庄之流、有恃无恐、面授机宜等关键词。而华龙网彼时一篇类似报道一共5225字，有602字类似关键词。我把重庆传播战里的这类修辞手法，称为“重庆打黑词典”。此中很值得观察的即是前文所述地方警局与权威央媒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所有的央媒中，中青报是我所最敬重的一份报纸，在这种关系中本当自惕自持。但很可惜，王立军案后我们所拿到的材料基本证明，我前文所述之担心，并非多余。这篇博文随机被我的朋友、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转载到他的博客上，又随即被他的浙江同行，刑辩律师陈有西看到。陈随即在次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法治沉沦——中青报奇闻批判》的长文。这篇文章传播极广，反响极大。陈在随后的一周里，又接连写了《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三篇文章来分别评论李庄案。我后来把这四篇雄文称为陈有西的一文三论，尤其最后一篇《论智库》，基本就是向重庆市委领导上了一份苦口婆心的折子。现在想来，如果说我那篇小博文就像是一场大戏里的小过门，那陈有西这四篇文章则犹如后面浓墨重彩的主角亮相。李庄案迅速成为外界关注重庆事件的焦点。而陈有西本人，也因为介入李庄案爆得大名。在此之前，他就像浙江土员外卢俊义，专注本土商业诉讼，闷声发大财。自此之后，卢俊义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陈奔走江湖，四处讲座，热心公共事务，不畏浮云遮望眼，深情呼唤“体制内健康力量”。李庄案自此成为重庆的分水岭。【发展于双起论】 话扯远了，拉回到对重庆事务的观察。去年10月在港大，今年1月在早稻田大学等地交流时，都谈到重庆报道，我反复强调一个新闻存量与增量的概念。过去十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类型化报道，比如刑讯逼供、比如冤狱、比如拆迁、比如贪腐、比如线上线下互动的群体性事件等等。这些报道几乎都是“可重复的场景”，也是类型化报道里的中国，我喜欢将其归纳为存量新闻。而增量新闻，比如高层政治，比如军队问题，比如宗教问题，比较罕见能公开报道，毫无疑问应属于新闻人必须致力的重点。而重庆报道，就属于典型的增量新闻。这年年底，我半开玩笑在TWITTER上建议各大媒体应该设重庆站，因预判未来三年重庆都会是新闻高地。事实上《东方早报》、《财经》杂志和《时代周报》等在此期间也开设了重庆站或派专人常驻渝，这批外埠媒体驻渝同行发回的大量报道，让外界观察重庆事务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如《潇湘晨报》的倪志刚兄就从李庄案二审中最早发掘出李庄的藏头诗。而彼时还在《新民周刊》任职的季天琴也在重庆采访，她旁听黎强案、李庄案等的感受与分析，让彼时还身在国外的我得以更接近浓雾环绕的山城。这种密切交流，也打下了一年后我们合作重庆报道的基础。2010年初，李庄案二审尘埃落定，我的墙内博客也被封杀，对重庆事务的观察陷入低潮，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的双起论事件。2010年11月，回国后的我受命接管《南都周刊》新闻版块，王立军及重庆事务自然成为我的关注重点。也恰在此时，在执行主编许庆亮的支持下，资深记者的年薪制开始在《南都周刊》实行。这个制度为此后季天琴等长时段致力于专职操作重庆报道提供了重要条件。当月15日，王立军在重庆市局党委第22次会议上提出的“双起论”出现在网络上。王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王进一步强调如何对付媒体，“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这些话，是在10月26日的党委会上讲的，因是对内讲话，所以无丝毫掩饰，直接，生动，感染力强，和前述中青李庄案报道一样，都是研究转型期警媒关系不可多得的样本。这番话之所以出现在网络上，是因王要求挂公安内网，并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手写两千字以上感悟。有警察觉得这些话很给公安干警撑腰提气，就主动贴到外网上来。当天我看到这个信息，吃惊之余随即在新浪微博爆出，并点名请王立军确认。北京律师浦志强也开始跟进，随后上海新闻晨报和南方农村报都有相关报道与评论。重庆警方监控舆情非常到位，迅速捕捉到我们这些言论上报并组织应对。事后我们获知的材料显示，警方对我们这些信息进行了快速有效的应对。应对分情报反映、舆情预警、舆情处置三个阶段，下面这段来自处置文件的话可窥一斑：昨日，政治部宣传处网络舆情巡查发现并预判，个别别有用心的律师、记者故意曲解、歪曲立军局长关于民警维权讲话精神，恶意诱导推动热炒“双起”，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舆情预警研判后，根据立军局长的重要指示，XX副局长亲自部署，指导策动制定应对预案，政治部XX主任亲历亲为，字斟句酌一线指挥。在市局领导的坚强领导下，昨晚到今晨，网络舆情引导战役紧张有序展开，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三）政治部宣传处组织“正义之声”网评队伍对博客中国、中华、***、网易等开通评论功能的论坛社区开展正面引导，口径为：“沈亚川、浦志强等不良媒体人士是断章取义、舍本逐末”，揭露他们妄图破坏重庆警方与全国媒体及70万新闻记者公共关系的险恶用心，采取“淹没”战术，使负面言论沉底。在跟帖回复中，以其他新闻事件和舆论热点，转移公众注意力，最终淡化焦点、平息舆论。这些文件里的关键词，比如“网络舆情巡查”、“舆情预警研判”、“网络舆情引导战役”、“正面引导口径”、“淹没战术”、“转移公众注意力”、“淡化焦点”等，准确而生动地显示在当代警媒关系中，重庆警界的真实心态与技战术。概括之，即定性上是敌我矛盾，应对上是军情化操作，针对性与实操性非常强。当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针对我们的技战术早已经在有条不紊的布局中。因同时期的上海11.15大火等其他新闻事件转移了视线，此事随后平息下来。【2011重庆年】 第三波，是2011年春天的发力。在杭州年会上，我们开始着手安排重庆事务的封面报道，这是南都周刊关于重庆报道的发力伊始。策划案上我定的标题为四个字：围观重庆。包括四篇稿子，文强案的遗产、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红色卫视经济账、酉阳官员监控风云。此时，已加盟《南都周刊》担任高级记者的季天琴熟谙重庆政情，于是由她领衔，和另外一位高级记者曾向荣联袂兵发重庆。前期采访很不顺利，我们不久即收到指令，要求季曾两位立即撤回来。也就是说，重庆方面盯得很紧。但这四篇稿子，除了文强案遗产因前期无法推进以致流产外，其他三篇后来都陆续以单篇的方式刊出。其中，为降低敏感性，由季天琴操刀的《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更名为《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刊出，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和王立军关系最直接的一篇（采访详情，季在《南方传媒研究》上《我的2012》一文中有详细追忆）。我的预设目标本要在这篇中解决王立军的西政教职合法性问题，季也在前期采访时和王直接间接有过核心问题的采访接触，西政为此连续给我们发来三份传真，表示聘王为教授合法合规，有理有据，如周刊报道有误，将追究法律责任云云。后考虑到风险，周刊总编陈朝华拿下了这部分内容。现在看来，这个决策非常明智，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预留了足够空间。回过头来看，倘以重庆报道为例，这个时期的警媒关系，确实类似敌我关系，我们的记者去重庆，就像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到了白区，得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事后，我们拿到的相关材料也证明，这些担心确非多余，王立军时期的重庆警方依赖大情报系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监控系统，上了黑名单的人，都在全方位监控中。其时，重庆本土有气节有想法的媒体人日子更不好过，被打压者有之，险些被劳教者也有之。这批报道见报后，随即就是2011年4月的李庄案第二季，我们面临的情况已较紧张，无论是媒体管理方和重庆方面，都在提前布局管治舆情，再次冲线的难度极大。由此我策划了一期剑走偏锋的封面报道，题为《大牌律师转型》，意即从李庄案等开始，一批大牌商业律师开始试水公共参与。这组报道含三篇稿子，其中最核心的一篇即为《李庄案背后的律师暗战》，操刀记者仍为季天琴。操作这篇稿子的关键是时间踩点，既不能公然对抗管制，也决不能损害到李庄的利益。我们设计这组稿子的传播时间点有两个准则，一是在李庄6月11日出狱那天推出，二是确信他已平安抵达首都机场后才上网推广。事后证明，这期稿子的时间窗口非常侥幸，上网后第二天即收到非常严格的禁令，其他媒体已无法跟进。一家著名杂志的大规模李庄案报道，彼时因已无法见报，只好给记者发双倍稿酬以做安抚。亦由此可见，在复杂的警媒关系生态中，媒体报道的时机把握，需要非常到位的判断。一着不慎，即满盘皆输。李庄案第二季这个报道经验，也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提供了借鉴。在随后6月，是著名的“一坨屎”劳教案，这个人神共愤的案例让人联想起文革时著名的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但此案当时所有信源被重庆方面控制住了，媒体已然无法跟进。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我的同事又操作了一期与重庆有关的封面报道《种树政治》。8月，南都深度记者姜英爽专访到了出狱两个月后的李庄本人，都市报不便刊发，在报系领导支持下，我们拿过来作为封面报道《李庄说李庄案》在周刊有惊无险地刊发。如此，周刊连续做了四期关于重庆的封面报道，这种攻势一直沿袭到2011年下半年。9月，获悉重庆警局和海康威视公司签约天价监控设备，我关心这种“治安乌托邦”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于是策划做了一期有关监控的封面报道，但这时考虑到局势已积累到高风险态势，我们已不太敢再直接拿重庆来解剖，只选择了解剖这家公司。总之，和其他媒体比较，《南都周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薄王倒台前即对重庆事务做了密集的报道。2011年，堪称是《南都周刊》的重庆年。但这一年最后几天爆出的一个小风波，倒是让我始料未及。【风波】 在做重庆报道的过程中，我最为纠结的就是，我们这些报道总是被人解读为这是奉命而为，是入常背景下的政治斗争，是广东省委领导授意下剑指重庆市委领导。这种自以为高明实则庸俗不堪的阴谋论，既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也让我有被侮辱的感觉。日，我在黄亭子博客写下一篇博文，名为《关于南方系的标签》。在这篇文章里，我表达了这种被侮辱的感觉，也公开提出希望约访王立军：“我所服务的媒体曾经报道过不少重庆负面新闻，这是事实。但并不代表这就叫逢薄必反。以个人身份表一个态，如果王立军副市长愿意，我很希望和他做一个面对面专访，前提是允许我先在重庆警界自由采访一个月，这是对他负责，也是对我负责。我有诚意，希望他也有勇气。请重庆网监的同志将这条信息汇报给王副市长。至于采访内容，打黑英雄的由起，文强案的扫尾，教授的职位，双起论，女骑警，交巡警岗亭，铁腕治警，平安重庆等都是我所关心的。当然，还有李庄案。所谓自由采访，也就是不用麻烦政治部宣传处和国保总队的警官陪同了，最好也别去过多限制采访对象就行了。有朋友评论说我此举是向西红市下战书。言重了，我只是厌倦动辄贴标签的做法，厌倦阴谋论罢了。这本就是一份工，无论高官庶民，无论重庆南方，双方人格完全平等。何况司法领域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我观察了王立军近三年，的确觉得他有过人之处，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至于是警察局长还是政治家，我想在这个复杂情境下，只怕他自己一时之间也不好定位。无论王立军副市长觉得行与不行，通过重庆官方渠道或者私人渠道直接回复我就可以了，用不着乌有之乡和司马南等辛苦了。＂这封信贴出来后，杳无信讯。薄王垮台后我们得到的信息证实，王确实通过舆情监控管道看到了这份约访信，只是没有回应罢了。这一年的最后两天，某著名打假斗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猛料：“石扉客当时代表南方某报刊想整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黑材料，找我咨询王立军的学历和学术成果有没有问题。我看了他提供的材料，告诉他看不出有问题。他们的报道就做不下去了”。这一天是日中午12点44，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家庭住址都被迅速泄露在网上，我收到几十个骚扰电话，造谣诽谤也不期而至，指称我和周刊操作重庆报道的“年轻貌美的季天琴长期同居，在云南保山开房”等。我能做的，就是发表回应声明。“我做重庆相关报道，关注官员的学历问题，这是媒体人的应有之义；找人暗中咨询，这是谨慎报道的正常操作；找你，并请你保密，是出于对你过去打假成果的尊敬与信任。只因为半年前肖传国事件，我支持了一下魏寒枫对你的善意提醒，你就造谣说我假冒记者采访你？到今天，你居然做出这样更无底线的事情！”我还得隔空喊话，不卑不亢，挤兑住可能存在的暗黑力量，同时在上海和广州等地报警。在回应声明里，我如是写道：“沟通总是最重要的，我本人确实希望采访王局长——我和我的同事并不希望妖魔化一个栋梁之才，也不希望轻易放过一个欺世盗名之辈，这也是为什么我一个多月前发《关于南方系的标签》这篇博文的缘故。”“王局长真荣调公安部担任重要职务的话，只要恪守宪法和法律，更不是啥坏事。监控电话，调查隐私，制造意外，等等等等，这些下三滥的鬼蜮伎俩，我相信他一定干不出来，也不会允许他的下属干。当下的中国，也已经不是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了！”从业十多年以来，我自衬没有私敌，如果有公敌的话，我的公敌多是省部级以上。我总以为到了这个位置的人，总会多少在意自己的形象，更兼自重身份，轻易不会使鬼蜮伎俩。所以我的反导防御系统，就像反右前夕的龙云一样，也只有公开说破和挤兑这两个盾牌。当时，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对方的政治生命已经在进入倒计时了。【闯馆】 王立军免去公安局长职务时，周刊正在广东南昆山开年会，山上无法上网，也没有3G讯号，下得山来方知此消息。在免职同时，王的副市长职位也从分管政法调整成分管教科文卫。有和重庆熟稔的微博名人随即预言这是要重用和高升的迹象，因组织上准备增加其多岗位历练经验。于是马上有媒体跟进做了“王立军履新”等相关报道。王免职与新任党委书记关海祥履职的重庆市局干部大会上，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与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讲话，都高度肯定了王在市局三年的工作。前述微博名人和媒体的判断，我估计主要受此影响。我们也在判断这个消息的象征意义。重庆日报这几天报道的薄熙来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让我怦然心动。薄说，我们这里一出点什么事，国外反动势力就幸灾乐祸。那么“这点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在南昆山下的周刊同仁的饭局上，我对季天琴说，委屈你跟我做重庆报道白担了这个名声，我们可来个赌局。若这回重庆和王局长真有事了，我送你两张上海去保山的机票，你休年假时过去好好放松一下。王闯馆是2月6日下午，2月7日是周二，《南都周刊》例行的截版日。是日，编稿到深夜11点半，微博上突然放出一条成都美领馆有事儿的消息，我记得比较早的一条消息是土家野夫的，他发微博隐晦称造访美领馆的可能是重庆那位来俊臣。但当时也有消息称是藏区有事。如是藏区有事，我想第三方机构和外媒一定会不久就有消息。如天亮时还无藏区消息，那重庆有事的概率就极高。是晚，我一宿未眠，通宵达旦追踪这些消息。8日早晨，王立军缺席9点召开的重庆体育工作会议的消息出来了；10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办放出了那条著名的“休假性治疗”消息。看到这条微博后，我顿觉尘埃落定，随即和上海律师斯伟江、原财经杂志记者杨海鹏各通了个电话，电话里，大家纵声大笑。这回，是真的天亮了。放下电话，起底王立军的采写操作随即开始全面启动。那几天，我发的两条微博，可基本代表当时的思路：“王立军应是媒体报道得最多的警察之一，也是报道得最少的警察之一。多，是指各种充斥着传闻和想象，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一厢情愿的包装与解读；少，是指极少有真正报道触及到他在辽宁和重庆官商两界上的权谋纷争核心问题，以及他的隐蔽内心世界。”“未来一段时间里，既不简单化、也不妖魔化地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立军，是各大市场化媒体的一次重要同题竞争。”采写过程主要是兵分两路，主笔季天琴集中攻重庆合肥等地，另外一位记者周至美则主攻辽宁等地。资料搜集和整理则是来自复旦以及华东师大等地的五名实习记者唐爱琳、李韵、王皞、徐雨雯、常烨等。这几个孩子都很能干，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大多都已获得很好的OFFER。我们的记者在前线采访时的各种经历，非常准确地证明了周刊此前两年进行的重庆报道是极端重要的。不少关键信息源的突破，就是因为他们看过我们在薄王倒台前的报道。周刊不摇摆不投机的坚定价值观与正道直行、不拿立场换信息的操守，获得了对方的充分信任。正如香港大学钱钢老师所说，“哪里有你的敌人，哪里就有你的朋友”。整个前期采访过程中，我们的最大感受，也是这样。敌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帮你的人最多的地方。之前的诸多谜团也在抽丝剥茧地逐渐显露出真相。在一份互联网突发事件专报材料上，末尾的警方应对措施如是写道：“目前，网安特侦已介入调查，将进一步掌握内幕性材料，并固定相关证据。从当前舆情趋势上来看，网民已自发踊跃力挺XXX，炮轰石扉客，揭露以石扉客为代表的南方系‘政治流氓’假民主真文革的伪善面目，舆情有进一步转热的趋势。政治部宣传处、网安总队正密切关注舆情动向，加强信息搜集上报，同时集结‘正义之声’网评员待命。”在这份文件上，王立军的亲笔批示是：“用正义呼声对付流氓，用群众惩治地痞，用专家来揭露内幕，用事实来揭示南方系是流氓。”王的批示被常务副局长、分管副局长和政治部主任等层层批转落实到网安总队和宣传处等执行机构，批示要求“宣传、网安等异地策动XX、XXX等名仕、网民力挺XXX，攻击南方系，每日报舆情”。这份专报材料的时间为日16点04分，编号为第544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材料。一直到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危险曾经如此之近。【出货】前期采访完成后，后期加工是个重要问题。在方向上，鉴于王立军的特殊身份，我们决定做人物而非事件，以解剖这个当代中国警媒关系的集大成者。在结构上，我设计为以下八个部分： 1、王立军是怎么炼成的 2、东窗事发 3、治警 4、打黑真相 5、学者王立军 6、化妆师王立军 7、从铁岭到锦州 8、王立军词典 上述八个部分里，除第7篇由周至美承担外，另2、3、4、5、6、8六篇均由季天琴负责。第1篇综述则是我自己操刀，确定整组报道的基调与前进方向。其中分量最重，风险也最大的为第2篇东窗事发。季天琴在《我的2012》一文中回忆说，我当时交给她的任务是要在新华社尼尔伍德案通稿之外，搞出一篇我们自己的通稿来。其实，我设想的是在新华社通稿的骨架基础上做填空题。通过补充被省略的情节，被遮蔽的背景，来逐渐还原出来此案的脉络，呈现王立军在案中的真正地位与作用。“搞篇我们自己的通稿”的说法，听起来比较豪情万丈。但“做填空题”这个路径，似乎更准确与可行。此外，这八篇中，第8篇是被传播忽略的一篇稿子。我们通过精研王立军的讲话、批示以及其他一手材料，以港大钱钢老师搜寻KEYWORDS的方式提炼出若干关键词，编成“王立军词典”。这些关键词，既是王立军个性风格的生动体现，也是当下警媒关系的准确写照。在整个采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风险的把握与评估。经过反复甄别与衡量，经领导批准，我们确立了以下6条原则： 1、任何采访都需要有文件、案卷和照片资料印证； 2、和尚未审结的案件做一定程度的切割； 3、涉及到媒体同行尽量不点名，以减少不必要的树敌； 4、舍弃可能导致消息泄露和报道夭折的高风险采访； 5、切割掉部分高风险的敏感细节； 6、舍弃可能引发伦理问题的敏感照片和文件资料。 按照上述原则，大部分稿件在2012年八至十月份都已经先后完成，接下来就是见报时机的问题了。报道出版的时机选择，恰好是在十八大之后，2013年新年之前。盖因此时，重庆人事调整重新布局，局面开始从王立军事件后的维稳过渡期向十八大后的调整甄别期发展。现在想来，这几乎已经是唯一可能推出来的机会了。实际上，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疲累不堪，几乎是强弩之末了。12月初，当领导告知我稿子很难见报时，我给领导写了一封邮件。在详述稿子应当抓紧推出的第四点理由时，我写道：“这个题从2月份开始操作，周期非常长，我们开始拿到的料绝对是全世界媒体的独家，操作的方向也证明没有问题。但稿子久久不能见报，导致战线拉得极长，大量本来非常独家的信息不断被解密被消解，甚至成为街货，只能非常痛心的删除；而新的信息又层出不穷，每个重要信息，都得去重新调查求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随时监控这些情况，与之保持同步赛跑，唯恐错过与遗漏。至于操作这个题过程中遭遇的那些风险与波折，自不用再说（每个参与的成员甚至实习生都被喝茶，我个人也深深的被搅入其中）。这个漫长的工作，让记者和我本人都非常疲惫，说身心俱疲，一点都不夸张，所以都希望早点见报就能早点解脱。”这份邮件是日晚，我在成都去重庆的动车上写就的，彼时心情可见一斑。这封邮件发出几天后，恰逢南周的一篇王立军花絮稿见报，再加上此前财新传媒等兄弟媒体的李庄案申诉报道等预热和造势，终于促使领导下定决心出货。重重努力之下，12月17日，这组报道终于顺利见报出街。这年年底，历尽艰险的季天琴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我支付的“休假性治疗”往返机票。【缺陷】 这组报道出来后，反响很热烈。但也有些比较特别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如以下几种看法：1、认为妖魔化王立军（毛左及部分网民） 2、认为八卦（腾讯今日话题等）； 3、认为不够深入透彻（杨海鹏、李庄等）； 4、认为在美化王立军（司马平邦、锵锵三人行等） 这些看法都很有意思，造成这样的观感也不奇怪。首先，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八卦。如尼尔伍德案，在2012年8月新华社合肥通稿出来之前，我也想不到还会有“一记耳光”这种动作，“酱油壶”这种道具，“化作青烟，驾鹤西去”这种台词。种种匪夷所思的细节，犹如一场光怪陆离悬念百出的好莱坞大戏，又好比刘老根大舞台上的乡村爱情故事，既土且二，充满八卦及恶搞元素。其次，是王立军和重庆事务的口径限制，导致报道不能，报道受限，报道不充分。这种报道限制，不仅存在于薄王倒台前的重庆，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一个例子便是，2013年以来，GQ杂志的《铁岭往事》，财经杂志的《王立军遗产》，财新传媒的《重庆劳教档案》等重庆事务后续报道，或被令删除网页，或被限制传播。重庆问题，事实基本面的还原都远远没有做到，更谈不上检讨、反思和清算。对执着于重庆报道的媒体，不明就里的媒体圈外人以及部分业界同仁们还屡屡责以“落井下石”的罪名。这就是重庆问题上媒体面临的悲哀现实。第三，过去媒体包装的结果以及受众的英雄情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王立军从警28年来，一直在浓妆艳抹的包装之中，媒体以及网络所打造出来的英雄与硬汉形象，上“绑架”领导，下“浸润”群众，已成源远流长的“立军文化”，影响深远。最后一个问题是技术上的传播困境，包括网络传播与纸质传播、部分传播与整体传播、传播与发行、管制之间的矛盾。这种传播困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相当数量的评论者仅仅看到八篇报道里的一两篇稿子，遽下结论，以为窥斑见豹，多为盲人摸象。但必须要承认，因种种原因，这组报道并非完美无缺，仍然有相当多的缺陷，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没能涉及到王立军案的辩诉交易内幕，特别是没能交代清楚王薄关系； 2、没能涉及到王立军本身的贪贿问题，这点其实已由纪委和法庭坐实部分； 3、打黑资金流向问题没能涉及。 4、王的作风问题。此点已为纪委通报证实，但恰恰是这个最为八卦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涉及。 令人欣慰的是，前述《财经》、《GQ》和《新世纪》等几家媒体的后续报道，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缺陷。由此更见市场化媒体针对不应回避的共同标的，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时代使命与艰辛努力。周刊这组报道能顺利出来并有惊无险，和这些兄弟媒体此前的铺垫，此后的跟进有莫大的关系。和那些一直在前线搏杀，承受着种种压力，至今默默无闻的同行比起来，和那些在重庆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被荼毒被侮辱被伤害的不幸群体比起来，端坐后方其实毫发无损的我，受些惊扰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念及这些，我内心深处，充满感恩。在《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一文中，我写道，王立军是一把手独大的干部人事体制、警权独大的公安司法体制、警界内外渴望变革的情绪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我特别想说的是，他同时也是畸形警媒关系的产物，是作恶者，也是受害者。在过去三十余年中，转型中国的警媒关系经历了《法治在线》式的伙伴与同盟关系、“孙志刚案”式的监督与反制关系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互不信任与互相利用的第三阶段。操作这组报道，我的终极目的，即是想探讨建立现代警媒关系的可能性，探讨警察权与媒体监督权如何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至于成为特务政治与民粹情绪的牺牲品。我想，依法用警与依法治警，以及新闻操守与新闻专业主义，这些关键词所寄予的，正是未来中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监督公权力特别是监督警权，从来都是南方报业特别是南都报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十年前陈峰、王雷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这样，几年前龙志的《彭水诗案》和安元鼎截访公司的报道是这样，四年前我本人的《上海乌龙剿匪记》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团队的《起底王立军》还是这样的报道。这组报道，后获南都周刊2012年度大奖和首届南都全媒体年度大奖，也被收入南周2012年传媒年度致敬丛书。在日的南都全媒体颁奖晚会答谢词里，我如是写道：“《起底王立军》，是我和周刊的新闻团队做得最艰苦的一次报道。没有南方报业薪火流传的企业文化，没有集团领导的包容，报道出不来；没有分管社委黄常开、总编陈朝华、执行主编许庆亮的担当，报道出不来；没有我的搭档潘葱霞过去一年来在日常采编事务上的分担，没有主力记者季天琴等的前方突破，报道出不来；没有那么多冒着各种风险用各种办法给我们提供了巨大帮助的人，没有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死死守护着正义和良知底线的热心人，没有那些我们还没有办法公开言谢的朋友们，报道出不来。”“为了守护南都的传统和文化，在过去十多年中，南都报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让我们记住那些用鲜血和自由，用泪水和汗水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些本应该也来到今天这个颁奖现场的前辈和师友们。这组报道今天获得的这些荣光，不止属于我们，也属于这些筚路蓝缕的前辈和师友们，属于南都报系的核心价值观。”石扉客（2008年1月至2012年3月任职南都周刊，历任主笔、资深主笔、编委）初稿2013年5月定稿2013年9月——完—— 文明上网 文明发言 快速回复：删除发表回复 我知道了，下次不用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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