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 Tomcat/7.0.42 - Error report HTTP Status 404 - /resources/sougongsi/20-/type Status reportmessage /resources/sougongsi/20-/description The requested resource is not available.Apache Tomcat/7.0.42[转载]关于毛郎英《何必西厢》纯属现代伪书的六大铁证！
整个2014年，网上的民族主义索隐派都在热炒一部叫做《何必西厢》的弹词小说。该书据说是清代的某个“心铁道人”所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四川乐山人毛郎英“发现”，并于1988年由黑龙江出版社点校出版。该书共计三十七回，情节主线是根据明人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改编，讲述的是明代才子张灵与佳人崔莹的爱情故事。该书卷首有两篇序言，其一题曰“嘉庆庚申春谷先生校定”，似乎是作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其二题曰“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似乎是作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据“春谷先生”所云：“《何必西厢》一书，行世已久，作者不著姓氏年月。……桐峰外史刻本，迄今又数十年，漫漶残缺，特为校正。”目前这本《何必西厢》似乎是“桐峰外史”刻本的重印本。而又据“桐峰外史”所云：“余需次山左，偶访友不值。见案上有《何必西厢》弹词刻本，窃怪标名之妄，置不復览。……今读此书，不知何物文人作此狡狯，余无可赞词。……辨之济南书肆，觅他部不可得。想已刊而未遍行。缘就友人藏本，繕正付梓。益以凡例二十条，并识数语冠简端，用志向往云。”“桐峰外史”刻本的《何必西厢》又似乎是更早一种刻本的重印本。估计一部分专业研究者也被这一连串的说法给糊弄晕了，遂由此相信《何必西厢》一书当成书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以前，“是行世已久的一部说唱并茂的弹词脚本”。由于该书第36回有一段文字两次提及《红楼梦》一书：“……列位，看方才这一段说白，都是家常俗语，琐琐碎碎的叙众人问答。好似《金瓶梅》、《红楼梦》笔仗，不合演义弹词体例。未免疑惑做书的人，杂乱无章。诸公不知，在下这部书，说是演义，又夹歌谣；说是弹词，尽多议论；要合演义传奇之笔，自家创一个从来未有的体例。原比不得三家村冬烘先生所做七字腔盲词，只供贩夫皂隶读的。但是叙家长琐事，及喁喁儿女语，要得近情入妙。比演义传奇，更难着笔，若非有十分本领的才子，莫想道得只字。世间传作能有几部？所以在下极力摹仿一段，岂敢妄比韩杜诸大家诗文无体不备，不过觉得这难着笔的还做得来。倒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民族主义索隐派又由此认定，这是《红楼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以前，而且并非曹雪芹所作的一个“铁证”。有此所谓的“铁证”在手，民族主义索隐派一口气把胡适以降的一大批“新红学”干将全部骂作了所谓的“文化骗子”。然而，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索隐派手里的这个“铁证”其实一点也不“铁”，倒是有另外六个真正的铁证足以证明，这部《何必西厢》实际上是以晚清弹词小说为基干，加上两篇现代人伪造的古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刻意拼合而成一部现代伪书！民族主义索隐派执此现代伪书，去论证《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简直无异于以伪证伪！鉴于清代历史上（清咸丰之前），名曰《何必西厢》的曲艺作品实际上另有其书，即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创作的十三回子弟书《何必西厢》。民族主义索隐派所热炒的这部弹词小说《何必西厢》，实际上是抄袭了鹤侣氏《何必西厢》的书名，故此，笔者将这部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一律称为“毛郎英《何必西厢》”，跟鹤侣氏的子弟书《何必西厢》来加以区别。
六大铁证之一：两种《何必西厢》的副线情节均抄袭自静恬主人《疗妒缘》，足证《何必西厢》的故事形成不可能早于乾隆初年！
这里所说的“两种《何必西厢》”是指鹤侣氏《何必西厢》与毛郎英《何必西厢》。这两部名曰《何必西厢》的曲艺作品，其主线故事均取材于明人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跟很多清代俗文学作品一样，两种《何必西厢》都特别偏爱“才子佳人加小人”模式和大团圆结局。两书均把原作中张灵、崔莹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强行改成了“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喜剧，又旁添一个跟“张灵”谐音的叫“臧绫”的人物，作为中间挑拨离间的小人，整体的思想境界和叙事布局，皆显得庸俗不堪。与此同时，鹤侣氏的《何必西厢》、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又都在张灵、崔莹的爱情主线之外，添加了一条《补张灵崔莹合传》中根本不存在的副线故事：
张灵有一好友，名曰秦钟，娶一娇妻名曰朱绣莺，婚后被老婆“妻管严”。秦钟在进京赶考，妻子朱绣莺赠给他连环玉珮，叮嘱他不许拈花惹草途中，秦钟被盗匪劫持，又被一叫吴幻娘的侠女拯救。吴幻娘之父以武力逼迫秦钟纳吴幻娘为二房，连环玉珮也被吴家扣作聘礼。秦钟因无法回家对妻子交代而惴惴不安。后来，朱绣莺在寻夫路上亦被盗匪劫持。“碰巧”吴幻娘也因生病，被该伙盗匪劫持。通过连环玉珮，二人相认，并定下嫡、庶名分。之后，朱、吴二人合力杀死盗匪，回到家中。等到秦钟高中归来，与双美团圆，连环玉珮也回到身边。
正是这个副线故事，证明不管哪种版本的《何必西厢》，都绝不可能形成于乾隆之前！
按，上述副线故事，实际上是抄袭、改编自清代乾隆初年的小说——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又名《鸳鸯会》）。以下是《疗妒缘》的故事梗概：
秦淑贞自幼妒心极强，出嫁后，对丈夫朱纶看管甚严，朱纶惧内，对妻子俯首帖耳。秦氏与朱纶成亲数年，总不怀孕，一个亲戚劝朱纶纳妾，秦氏闻之大怒，与朱纶闹了三天三夜，并认为男人聚在一起并无好话，从此，不但不许丈夫见女子，连男子也不许他见，将其拘禁房内，一步不容离开，甚至连乡试也不让他去考，后在众人劝说下才答应，但仍层层设防。后朱纶乡试及第，秦氏又禁止其赴京会试，以免其寻花问柳。然而，此时朝廷颁布严旨，令各省举子上京赴试，秦氏无奈只得答应，朱纶临行时，秦氏将玉鸳鸯一只让其携带，以示警示，又自留一只，以为他日之证，朱纶维维受命，拜别妻子急急上路。朱纶赴京至山东遭遇强盗，幸得许雄夫妇相救，许雄有一女，名巧珠，爱如珍宝，欲招婿。许雄夫妇见朱纶年少不俗，遂强令朱纶收其女为次室，朱纶无奈应允，随即与巧珠拜堂成亲，三日后，朱纶赴京，临行时将玉鸳鸯留给巧珠为信物。许雄夫妇护送朱纶上京，前日追赶朱纶的强盗复至许雄家，家中只剩巧珠一人，于是强盗把巧珠劫上山寨。此时，秦氏在家心神不安，唯恐朱纶在外纳妾，于是随后追赶朱纶，行至山东，亦被先前那伙强盗掠上山寨，恰与巧珠同关一室，二人相谈，秦氏才知朱纶已纳巧珠为妾，巧珠对秦氏百般安慰，恭敬有加，秦氏暗中则妒火中烧。巧珠设计杀死强盗首领，携秦氏逃出山寨，这时，身后强盗紧追不舍，恰遇寻女无着的许雄夫妇，二人得救。秦氏在亡命途中受了惊吓，一病不起，几近命丧黄泉，巧珠日夜服侍，百般尽心，后割股煎汤，让秦氏服下。原来因秦氏妒心太重，已被“减寿绝嗣”，多亏巧珠祈祷心诚，又割股为其医治，所以感化神灵，才使其病体转好。秦氏康复后，甚悔往日严管朱纶，嫉妒巧珠，深感巧珠一家的救命之恩，于是拜许雄夫妇为父母，与巧珠结为姐妹，携三人共返浙江家中。秋天，巧珠生下一子，秦氏大喜。朱纶在京，高中状元，秦氏举家赴京，一家团圆，秦氏与巧珠同受诰封。后朱纶官拜尚书，秦氏也生一子，巧珠又生一女，子女满堂，夫妻三人寿至八十余岁，同偕至终。
对比《疗妒缘》与两种《何必西厢》的情节，讲的都是懦夫被妒妻严管，懦夫遇盗获救又被逼纳妾，之后妻、妾相继被同一伙盗贼所劫，在贼窝里相见、相识，最后妒妻被贤妾感化的故事。情节高度雷同。只是《疗妒缘》中丈夫姓朱，妻子姓秦。而在鹤侣氏《何必西厢》及毛郎英《何必西厢》中，则颠倒成丈夫姓秦，妻子姓朱。同时作为信物的玉鸳鸯，被置换为连环玉珮。两相对照，《疗妒缘》与两种《何必西厢》，必然有一方是抄袭、改编自另一方。
静恬主人是活跃于乾隆初年的人。署名“静恬主人”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金石缘》一书，其总评落款为“乾隆十四年”。《疗妒缘》的最早刊本也在乾隆初年。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曾被人更名《鸳鸯会》重新出版。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生于乾隆末年，活跃于道光、咸丰之际。静恬主人的《疗妒缘》自然不可能逆转时空，去抄袭鹤侣氏《何必西厢》。但问题是，静恬主人的《疗妒缘》有没有可能改编自毛郎英《何必西厢》？事实是这绝不可能！
按常理，抄袭、改编别人的文学作品，抄袭者既有可能原封不动地沿用原来人物的姓名（或依据谐音改成近似的名字），也有可能干脆另起炉灶，换作新的人名。但像《疗妒缘》与《何必西厢》这样，书中夫妻姓氏正好颠倒易位的情况，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的话，恐怕是极难出现的。假设是静恬主人的《疗妒缘》抄袭了毛郎英《何必西厢》，为什么他一定要把男姓秦、女姓朱，颠倒成男姓朱、女姓秦呢？我们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但反过来，承认鹤侣氏《何必西厢》及毛郎英《何必西厢》的副线故事均是抄袭自静恬主人的《疗妒缘》，一切就顺利成章了。在两种《何必西厢》，副线故事的男主角叫“秦钟”。这恰好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名字！事实上，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是很熟悉《红楼梦》的。他曾经盛赞另一个子弟书创作名家韩小窗说：“论编书的开山大法师还属小窗得三昧”、“这些人俱是编书的国主，可称元老”。而韩小窗的代表作，就是根据程高本《红楼梦》改编的一系列子弟书，如《露泪缘》、《黛玉悲秋》、《宝钗代绣》等。鹤侣氏熟悉《红楼梦》以及同题材的子弟书，可以说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而毛郎英《何必西厢》也自称该书学习过“《红楼梦》笔仗”。两种《何必西厢》的作者均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而在静恬主人的《疗妒缘》中，女主角秦淑贞还有一个哥哥名叫秦仲。这个“秦仲”二字音、形均接近于“秦钟”。熟悉《红楼梦》以及学习过“《红楼梦》笔仗”的抄袭者，自然很容易把“秦仲”径直改为“秦钟”，并移作副线男主角的名字。又顺手把原来男主角的朱姓置换给副线女主角，并将男性名字中常用的“纶”字，改为同属“丝”字部却系女性名字中常用的“绣”字，变成“朱绣莺”，作为副线女主角的姓名，最终由此完成丈夫与妻子的姓氏易位！因此，事实只能是两种《何必西厢》抄袭、改编自《疗妒缘》，而不可能是《疗妒缘》抄袭、改编自两种《何必西厢》！
如上所述，《疗妒缘》最早刊刻于乾隆初年。那么，两种《何必西厢》的成书，也必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初年。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本来就是生于乾隆末年，活跃于道光、咸丰之际的人。他在道光年间或咸丰年间抄袭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并不足以为怪！可怪的是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分明也抄袭了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却弄出一篇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那么，很明显，这篇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自然是出自后人的伪托无疑！
六大铁证之二：毛郎英《何必西厢》将《红楼梦》视作家喻户晓的流行小说，足证其成书必不早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的刊刻出版！
毛郎英《何必西厢》提及《红楼梦》一书的口吻乃是：“好似《金瓶梅》、《红楼梦》笔仗，不合演义弹词体例”、“倒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这完全是将《红楼梦》当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小说的口吻！道理很简单，弹词一类的曲艺作品是要说给别人听的，而且听众主要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平民百姓。弹词作品中打的比喻、举的例子，都应该是当时的平民百姓非常熟悉、容易听懂的事物。假设今天有人写了一本书，自称里面用了“甄嬛体”，现在的读者自然都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因为《甄嬛传》这两年正热播，看过的人很多。反之，如果该书自称使用了“《歧路灯》笔法”、“《野叟曝言》笔法”，绝大多数读者一定会感觉莫名其妙。因为像《歧路灯》、《野叟曝言》这样的小说，今天只有很小众的人才会去读。同理，毛郎英的《何必西厢》不仅将《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提并论，还冒出一个“《红楼梦》笔仗”的说法。这只能说明，在这部弹词小说问世时，《红楼梦》已经大行于天下，成了几乎人人皆知的名作。而事实上，《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出版之前，一直仅在少数人的小圈子中流行，并没有十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程甲本出版之前，接触过脂评本的《红楼梦》爱好者，以及听闻过《红楼梦》的旁人，都是将该书当作奇书秘籍来看的。富察明义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爱新觉罗·弘旿也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即使不考虑《红楼梦》实际上成书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的事实，按照民族主义索隐派的观点，假设在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之前，社会上真的有一种《红楼梦》存世，那么，它也应该如同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以前的脂评本一样，仅在少数人当中流传，不会被人当作一种广泛流传于世的通俗小说的典范来看，更不可能被人拿去跟明末已广泛流传的《金瓶梅》相提并论！事实上，除了毛郎英《何必西厢》自身，以及文康为其《儿女英雄传》一书而伪造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清代康、雍时期的人提到过《红楼梦》一书！民族主义索隐派掘地三尺，也仅能找到这两个根本不是证据的“证据”。假若《红楼梦》已在雍正年间大行于天下，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小说。要找到十个人的见证记录，那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算是找到一本康熙或雍正时期的抄本、印本，也绝非难事。怎么可能连三、五条记录都凑不出来？因此，毛郎英《何必西厢》提及《红楼梦》，而且还钻出一个“《红楼梦》笔仗”的说法，恰恰证明该书一定是写作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刊刻出版以后！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跟《儿女英雄传》的所谓“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一样，属于西贝货！
六大铁证之三：毛郎英《何必西厢》提到高鹗伪续中的地名，亦可佐证该书一定是写作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刊刻出版以后！
毛郎英《何必西厢》中叙述朱绣莺追赶丈夫秦钟，其行程是：“连宵赶到毗陵鄢，瞬息丹阳半日临，行行渐抵京江口……”很明显，“毗陵鄢”应是“毗陵驿”的音讹。而“毗陵驿”乃是江苏常州的一个驿站。有意思的是，程高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伪续中，也提到了“毗陵驿”这个地名：
一日，行到毗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旱到家。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程甲本第120回）
虽说“毗陵驿”这个地名在真实世界中也是存在的，人人都可以言及。但毛郎英《何必西厢》后面提到的两个地名——“丹阳”、“京（江）口”，皆是州县之名。惟有这个“毗陵驿”属于驿站名，与之并不相称。很明显，该书自称是学习过“《红楼梦》笔仗”的，此处是有意跟程高本《红楼梦》中的地名保持一致，用“毗陵驿”来代指常州！
众所周知，程高本的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尽管近几十年以来，不断有人试图否定高鹗续书的结论。但程高本第120回实际上已经承认后四十回是续书，属于原著之外的“复有此一佳话”：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闻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圆觉，也可谓无复遗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亦未可知。”（程甲本第120回）
所谓“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等于承认后四十回的故事，跟前八十回的故事绝非一体生成！又据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诗注的记载：
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这个“俱兰墅所补”，也等于是明说高鹗续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因为程伟元才是整理、出版程甲本和程乙本的主持者：“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高鹗承认自己不过是“襄其役”的助手而已。如果张问陶的这个“补”字仅仅是“补缀”、“修补”、“编辑”的意思，那就等于抹杀了程伟元的功劳，把整理《红楼梦》的工作完全归功于高鹗一人。这完全是颠倒主次的。同时，高鹗也是参与过程甲本和程乙本前八十回的修订、整理工作的。程伟元、高鹗联合署名的程乙本《引言》有云：“书中前八十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刊，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出。”如果张问陶的这个“补”字仅仅是“补缀”、“修补”、“编辑”的意思，又等于抹杀了高鹗对前八十回所作的工作——他不应该说什么“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而应该说“传奇《红楼梦》全部一百二十回俱兰墅所补”才对！因此，这里的“补”，绝不可能是“补缀”、“修补”、“编辑”的意思，而只能是续写、补写的意思！正因为高鹗对程高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其工作量远远超过程、高二人对于整个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修订、整理工作。故此，张问陶才既不提程伟元其人，也不提高鹗参与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整理工作，而专门强调“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所以，不管近几十年来反胡适的论者如何喧腾、吵闹，高鹗续书依然是一个无可动摇的定论！
回到毛郎英《何必西厢》的问题上，该书既然有意向高鹗的后四十回伪续看齐，那么它的写作时间理所当然地晚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的刊刻出版！
六大铁证之四：毛郎英《何必西厢》的正名、别名均抄袭自鹤侣氏《何必西厢》，足证该书的形成一定晚于道光、咸丰之际！
前面已经提及，在清代咸丰之前，《何必西厢》实际上另有其书，即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创作的十三回子弟书《何必西厢》。鹤侣氏《何必西厢》自云：“鹤侣氏闲笔重描梅花梦，且看张梦晋他能体温柔意方是大英雄。”可知，鹤侣氏《何必西厢》还有一个别名叫《梅花梦》。鹤侣氏《何必西厢》出自清代蒙古车王府，确系清人作品，这一点无可置疑。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大约生于乾隆末年，是活跃于道光、咸丰之际的子弟书创作名家。这样的话，鹤侣氏《何必西厢》的创作时间，也应该在道光、咸丰年间。据黑龙江出版社提供的资料，毛郎英《何必西厢》亦名《梅花梦》。这样的话，两种《何必西厢》正名相同（都叫《何必西厢》），别名亦相同（都叫《梅花梦》），题材相同（都是讲明代张灵、崔莹的爱情故事，外加从《疗妒缘》那里抄袭、改编而来的秦钟、朱绣莺、吴幻娘的故事），体裁相近（一为鼓词，一为弹词，同属于说唱文学），但具体的文字内容却又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必有一方是抄袭、改编自另一方，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碰巧”相同的东西。那么，鹤侣氏《何必西厢》有没有可能是抄袭自毛郎英《何必西厢》。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像韩小窗、鹤侣氏这样的子弟书创作名家，从来都是根据已有的小说题材、戏剧题材来编写自己的子弟书。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抄袭弹词作品的先例。反之，弹词作品倒有不少是疯狂抄袭子弟书。比如，韩小窗根据程高本《红楼梦》改编的，宣扬捧林诬钗观点的子弟书《露泪缘》，就被人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成《红楼梦弹词》。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亦是清代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子弟书创作名家，而毛郎英《何必西厢》所署名的“心铁道人”则完全是来路不明的无名之辈。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怎么可能去抄袭后者的作品？只能是毛郎英《何必西厢》抄袭了鹤侣氏《何必西厢》才对！而既然毛郎英《何必西厢》的成书时间比鹤侣氏《何必西厢》还要晚，那它当然不可能早于道光、咸丰之际！
六大铁证之五：陈骧瀚《骇痴谲谈》一书最终将毛郎英《何必西厢》的写作时间锁定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而最终能证实毛郎英《何必西厢》是以晚清弹词小说为基干而炮制出来的伪书的，乃是陈骧瀚的《骇痴谲谈》一书。陈骧瀚，字嵩泉，号古芗子，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文人，四川涪陵（今属重庆）人。一生不仕，而游幕于督抚达官之家。其《骇痴谲谈》一书，乃是一部类似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神鬼题材的文言文笔记小说，创作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该书最早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由清末四川著名文人、成都武侯祠“攻心联”的作者——赵藩主持出版。民国元年（1912年），大达书局第二次刻印出版，当时风行于一时。梁启超赞扬此书“文奇义正，当代罕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大达图书供应社第三次刻印出版。此后，该书再未刻印出版，因而在今日已成珍稀古籍。笔者于近日，从古籍网购得该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的一套复本，其书封面如下：
该书前有赵藩所写《弁言》，落款为“时光绪二十有四年戊戌立夏后二日剑川赵藩书于涪州寓庐之养生四印斋中”，可证该书初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在《弁言》中，赵藩赞扬陈骧瀚《骇痴谲谈》一书，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遗风：“小说九百，滥觞《虞初》，历汉至今，书中存者，暇亦寓目。私心所喜，惟河间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以其义切□□，语独警快，为自来稗官家所未闻之境。湘乡曾文正公，最喜尤雅，题曰《纪氏嘉言》，别刊行世。盖亦深重之也。涪陵陈嵩泉先生，绩学不遇，游于诸侯，见闻既博，札记日多，成《骇痴谲谈》八卷。其文视纪氏，则有敛侈纯肆之别。然张皇劝惩，尤三致意。其于用心，固自一也。”此评价深得我心。
另，该书又有陈骧瀚本人所作的《谲谈自识》。谈及该书之创作缘起，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神教云者，即余庆余殃之谓也。六经大义，一切存理遏欲，劝善惩恶之言，在在可以证因果。奚必守株佛偈，而后知鬼神之情状哉？管见偶及于此，爰集数十年中耳目近事，足以发明惠迪从逆之旨者，信手笔之，以戒子弟。……”此篇《谲谈自识》的落款为“光绪己卯秋日古芗子识于隆州幕次”。可证该书创作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
该书分上、下两卷。其中，《骇痴谲谈·卷下·吴幻娘》篇，明确提到了毛郎英《何必西厢》一书，称之为“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以下是这一段相关记载的书影：
以下是《吴幻娘》篇的全文（因为该篇有不少内容涉及古文字学研究、史学研究，不仅对考证毛郎英《何必西厢》一书有用，本身也可以帮助读者增长见识，故笔者不惮劳烦，将全文手打输入）：
凤阳柳生，精古学，工篆隶，年十四入郡庠，为人风流自喜。尝读《夷坚志》，见狐女谈经事，心慕之，恨不能获此奇遇。闻某大姓园亭，为狐所据，扃闭多年，因往税居，强而后可，乃于其中设绛帐，授生徒焉。两月余，毫无所见，夜中安卧悄然。窃笑人言之妄。从学者初犹疑虑，怠久无恙，亦共宁怡矣。
一日晨起，与群弟子讲六书之义，准今酌古，论议方豪。忽闻嗤嗤笑声，连绵不息。生以为窗外之属耳者。出视无人，反坐敷演，则笑又作。审察之，声在梁间，众相骇愕。生仰问：“梁上君子，仙乎？鬼乎？既能聚气成音，何弗现身说法，而但胡卢掩口，厥旨奚在？”梁间答曰：“先生绍李、蔡之绝学，表许、郑之微通，胡乃作门外汉语耶？”生聆其音娇婉，知为女子，益心动，请竟其说。答曰：“书学兴于邃古，并非仓圣创为。特至颉而书乃备，后人遂以作字之功，专归之耳。当日，庖牺氏一画开天，是为书学之祖。《易》所称‘仰象俯法’数语，即兼制字而言，不仅作八卦也。卦与字并行，势必不能偏废。路史谓：“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其语可证。虽朱襄之飞龙书，年远无稽，而理固较然不爽也。然《续通考》以六书悉属太昊，则又不然。字之始兴，不但无六书之名，并无六书之义。《汉书·艺文志》所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而已。逮神农作穗书，轩辕作云书，以此增益。左史仓颉乃集其成，而创为转注、假借。于是乎，书之用足。段氏注《说文》，分形、事、意、声为经，转注、假借为纬，此说得之。后人徒据许叔重书序，相与传说，殊非卓见。先生所论，则本诸郑樵《通志》之言，虽若缕析毫芒，擘肌分理，实皆皮毛是依，未能深窥堂奥也。今人奉《说文》为主，苦于无可奈何，不知仓颉之后，尚有少昊之鸾凤书、高阳氏蝌蚪文、高辛氏人书、帝尧之龟书、帝禹之钟鼎书、务光之薤书、史佚之虎书、周文、武之鸟书、鱼书，种种不一。至史籀时，书已数十变矣。大篆笔意，于古圣已多不同。李斯又取而更定之。其刺缪尤不可胜举。可尽奉为圭臬乎？近时写篆体，舍《说文》无可依傍，若讲求小学之要，则宜参以石经、钟鼎文、钱谱、奇字等类。而会通之，乃得为真古学也。且先生教门人云：‘某字实，某字虚。’此言亦误。古文无虚字。其虚字皆后人之假借也。先圣观象立法，字字皆有实义，一涉虚，即不成文，安得有语辞哉？试陈其略：‘之’字从草，即灵芝也。后人强加草头，意义重复。‘乎’者，呼也，象声气发扬于上。后人强增口旁，亦复蛇足。‘者’，从旅得声，古‘渚’字也。‘也’乃‘匜’字，象长柄之形矣。‘直’也，象悬矢，故从矢。‘焉’，黄鸟也，故与鸟同形。‘哉’，本作‘才’。会草木始生之意。七字乃今人手口熟用者。他如，‘不’，大也，即‘丕’字。秦诅楚文中，‘丕显’作‘不显’。马季长引《尚书》‘丕克远省’作‘不克’。古彝器寰盘颂敦、胤妃彝、龢钟等铭，‘丕显’、‘丕绩’、‘丕鸟’均作‘不’。知一画亦后人所加。朱子以‘丕显’为‘岂不显’，是未考古文之误耳。‘而’，颊毛也。‘乃’，汝也、彼也。‘其’即‘箕’字。‘且’即‘祖’字。‘厥’，发石也。‘于’，钟铣也。‘於’，鸦鸟也。‘所’，乃伐木声。‘盍’乃盛物器。火热物曰‘然’。刀割物曰‘则’。兵歌曰‘岂’。耳鸣曰‘聊’。‘但’者，袒之真形。‘只’者，‘止’之别体。‘兮’字本同‘欷’，象气发越，故篆文同‘乎’。‘亦’即掖之正。‘夫’乃‘扶’之真。‘或’本‘域’，后人加土。‘曾’即‘层’，后人加尸。‘弗’，古作□（左弓右反弓），两‘弓’相背，象拔形。‘盖’，古作□（上太下皿），一画为物，象覆皿之形。‘犹’为兽名。‘虽’乃虫名。‘莫’即‘暮’字。‘耶’即‘爷’字。如此种种，枚举不穷。先生预以虚、实分训诂，是仍时师之教法尔。何从探六书之源流哉？”生闻言，两颊发赤，无词以对。半晌，乃言：“仙姑金石之论，敬闻命矣。然既承雅诲，即佩隆情，乃咫尺之间，不克一瞻宝相，中怀蚓结，何以能舒？”言已，静候之，不闻答语。再言之，亦寂然无声。盖已行矣。生惶惑不知所为，乃罢讲。
是夜入寝，方将就坐，突有自后撤其椅者，猝不及知，仰跌地上。急起视，则一少妇立身后，笑颤如花。审谛之，眼波送媚，鬓雾流香，妖蛊殆无俦匹。生知其异，询之曰：“今晨见惠，余音绕梁者，非子也耶？”妇但憨笑不语。生揖之曰：“卿果仙人，幸祛烦惑。”妇乃曰：“人之所欲，仙必从之。君欲狐，斯狐至矣，奚问焉？”生邀之坐，曰：“既蒙帡降，足征好情。然胡不竟临，而先以言词见困耶？”妇曰：“君曩赴都门，无端于广众中辱我，使我不齿于同伴。今晨之事，聊以报前隙耳。”生惊曰：“仙凡路隔，素未省识春风，前此几时开罪？幸恕冥顽。”妇笑曰：“戏言尔。君既不忆，何必再提？”乃出纤手捉生臂，吹气如兰。生觉欲火一炉，直冲灵府，魂魄皆奔散无踪。相将入帷，极尽欢恋。已而，枕上私语，自云：“姓吴，名幻娘，举家栖园中。”生曰：“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中有此姓名，卿胡取以自号？”妇笑曰：“焉知妾非其人耶？”次晨，日已高，犹酣卧不醒。生起着衣。一瞬间，榻上无人矣。由是夙夜必偕，来辄与生谈古事。一切书籍，靡不淹贯。百端问难，随答如流。
生偶阅《三国志》，妇睹之曰：“天下名籍甚多，何为好此冷淡物？”生问：“何谓冷淡？”曰：“列朝人物事迹，以三国时为最多。而国朝、国史纪载，以《三国志》为最少。陈寿妄希高简，所有宏纲钜典，任意芟夷，使人对之，索然寡味。竟阅全部，欲求一篇如汉史之生趣勃勃者，杳不可得。抑且曲笔太多，全非信史。近代腐儒，论三国者，动谓《演义》妆点，不可为据。不知《演义》之傅会虽众，究其中亦不可尽无征。如陈宫之弃曹操，崔琰之忤曹操，王垕、刘馥之枉死，马腾、种辑以忠亡之类，《志》或目为叛，或诬以罪，或暗删之，或明隐之，一以曹操为主，全不计上有献帝。而华歆之助逆无君，则褒之。刘晔之背祖事讎，则褒之。庞德之忘兄叛主，则褒之。似此种种，更仆难终。刘知几谓‘葛亮多枉’，仅一武侯乎？唐、宋以来，知其缪者，不乏其人，而竟无一人奏请更正，致使滥厕于班、马间，俨然称‘四史’。身后文福之盛，未有过于承祚者矣。且俗士鼠目见惯，反以裴世期补注为繁。夫岂知注中事迹，亦只得十之五六哉？”
生与妇相聚半载，考据之学大进，惟枕席之间，狂荡无节。生竭力以应之，既而渐不支，形瘠气颓，饮食减少。家人迎之归，延名医某诊治。医惊曰：“君脉有妖气，幸早遇我，不然殆矣。”乃按身穴，为施针灸，内服参术重剂，令独宿七七日，可以复元。临去，戒之曰：“慎勿近房事。如有所遇，力绝之。”生家居，妇不至。月余，果健旺如初。乃复入塾。甫启门，妇已先在，怒生见疏，怨望无已。生以医戒独宿对，半晌乃释然。入夜强与生合，生不可。妇斜眸一睨，心荡不能自持，乃急敛神闭目，默诵佛经。妇遂不强，仍与谈文。生触其癖，又相酬对。妇曰：“圣人敏求好古，必先谓述而不作，可见平易近人，乃真古学。今世好古，动辄求异。副贰重常之辨，龙文蛟篆之分，不过偶有此识，亦儒者分内事也。乃欲专以此等炫博，便入魔道，是非好古，乃好奇尔。君手写五经，纯用古文、古解，亦不脱此习。盖群言淆乱，宜折其中。如《易》之‘牛觢’、‘宣发’，《书》之‘明收’、‘执□（左金右允）’，《诗》之‘宜宜’、‘犴’、‘淅溞’，《春秋》之‘次□（上山下品）□（左走右亘）田’，《礼》之‘王□（上艹下负）竹□（左木右晋）’等，异文异义，是必应考核者也。他如《易》之‘□（左扌右升）马’、‘金□（左扌右尼）’、‘衣絮’、‘□（左足右次）跙’、‘踯□（左足右遂）’之类，《书》‘鼓□（上冖下麥）陈棠帛鱼□（左壳右攴）攘□（左度右支）丹’，《诗》‘歙呰□（上敄下麥）釐春□（左扌右穴）斯□（左扌右周）嫽兮澜漪’之类，《春秋传》‘敌忾及鄗□（外門内吉）关’，《仪礼》‘扃□（上冖下鼎）□（外广内無）礼周官废尔玉□（上敦下皿）’，《礼记》‘□（左木右且）□（左木右豆）四窦湛熺’之类，则徒从新眼目，无关学问，然无害于经义也。至若以‘箕子’为‘□（上艹下亥）滋’，‘劓刖’为‘倪杌’，‘之□（左牛右告）’为‘桎梏’，‘在治忽’为‘来始滑’，‘肾肠’为‘贤扬’，‘渥丹’为‘握石’，‘俶载’为‘炽□（上艹下淄）’，‘扶苏’为‘搏□（定去掉宀）’，‘孚尹’为‘□（上付下女）筠’，‘相近’为‘祖迎’，‘涅淄’为‘泥滓’，‘黾勉’为‘□（上面下虫虫）没’，‘郭公’为‘布谷’，‘巨擘’为‘蚯蚓’，‘来虩’为‘蝇虎’之类，是直呓言谰语，畔道离经，君乃一一篡集之，以为古学，不亦缪乎？”生服其论，又喜其博，更聆其语秀媚，不啻娇莺宛转，心大动，不可复遏，遂与绸缪，而欢爱倍增于旧。款洽至四更始安寝。
比醒，妇已去。顿觉头昏体倦，不能卒兴。乃大悔，急遣徒众，仍命驾归。妇竟寻至家中，昼夜逼奸，起坐不离。生大惧，无术可以驱之。闻慈云寺有老僧，善逐邪魅。嘱家人往告，求其作法。老僧笑曰：“吾久知此事。此怪乃尔主自召，并非狐妖。特假狐以投所好尔。”出金经一册，授之曰：“归呈尔主，置榻后，日一炷香，过七日，自可平安无事。”仆反命，觑妇不在，急焚香供经，以俟之。移时，妇入，猝睹经，变色却走，立窗外，问生曰：“谁置此物，欲驱我耶？”生答：“不知。”妇曰：“欲我去，即亦非难，何必作此恶剧？欺我不能演传灯耶？”因朗诵《大乘》、《楞严》、《广集》、《莲花》等经，脱口烂熟，若秀才之读四书者，一字不遗。喃喃然，自未至酉，阅三时乃寂无声。窃窥之，已不见矣。心差慰，复增热沈速，于经下礼拜，乞保永康。
数辰无恙。至第六日，天曙未久，生方醒于床，恋衾未起。妇忽闯然入，骂曰：“和尚可恶，以驴鸣吓我，为山至九仞，一篑间宁有止理耶？”生颤欲起，妇已搴帷登榻，形容大变，披发裸体，目努如铃，面纯青，巨口而碎齿，仿佛鲢鱼。阴惨凶恶，不可名状。据生腹，裂生袴，吐长舌，裹生阳具而咀吸之。生四肢麻木，不能少动，欲呼则喉噤无声。第觉浑身精血，齐注下体，若钱塘之拥潮然。自分必死。忽所供佛经，訇砰作响。一神人从壁间出，足踏云气，目射金光，如《大慈悲陀罗尼》中，所图阿逝孕菩萨状。妖惶遽欲遁，神人已揪其发，拖入壁中，霎时不见。生偃息两炊许，始能言。呼家人而告之异。共视斋内外，别无形迹。惟生茎物被衔处，左右均受齿伤，幸剥肤而未及里。调治半月始愈。后还经于僧，询以妖之所自。僧但笑不言。回忆弱冠前赴试入京，经豫境，偕友观剧于城隍庙。左廊下塑女鬼三四，中一鬼，貌丽如生人。众指以戏生，生因撮颐而呼之。偶尔狂谑，已久不置念虑。或即此物为妖欤？
古芗子曰：媚亦多术矣。媚仕宦者以禄，媚商贾者以财，媚秾艳者以酒食，媚清爽者以声歌。自来蛊惑之端，不外乎此。然尘俗之风习，未足以诱学问中达人也。惟以诗书道义之交，作刀锯鼎烹之用，狠心毒手，潜隐无形，以之垂饵于士君子之林，才愈高者中愈远，自非圣贤，鲜有不堕其阱中者矣。
在《吴幻娘》这篇故事中，女主角吴幻娘是一个城隍庙中的泥塑女鬼。只因男主角柳生，幻想有一个狐狸精来跟自己讨论古学。这个吴幻娘便假托是狐，引诱柳生上钩。对于女鬼所自称的“吴幻娘”这个名字，柳生说：“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中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物，你为什么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女鬼狡辩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个吴幻娘呢？”前面已经说过，两种《何必西厢》中都有吴幻娘这个人物，而且秦钟、朱绣莺、吴幻娘的故事，是从《疗妒缘》中朱纶、秦淑贞、许巧珠的故事抄袭、改编过来的。同时，鹤侣氏《何必西厢》为子弟书，属于鼓词，而非弹词。那么，这里的“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毫无疑问是指毛郎英《何必西厢》。而毛郎英《何必西厢》一书，被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作者称为“近时弹词小说”，那么，它的写作时间肯定也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了！
那么，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骇痴谲谈·卷下·吴幻娘》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远远早于作者生活年代的古时。如果是古人说了“近时弹词小说”，这个“近时”则也有可能会延展到雍正之前。但这种可能也被作者自己排除掉了。陈骧瀚在《谲谈自识》中讲的很清楚：“管见偶及于此，爰集数十年中耳目近事，足以发明惠迪从逆之旨者，信手笔之，以戒子弟”。书中的故事背景，均被设定为作者所生活的同一个时代，所谓“数十年中耳目近事”是也。这样的话，对于陈骧瀚来说，故事中的柳生，就不是一个“古人”，而是一个“今人”。因此，作者借柳生之口说的“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中有此姓名，卿胡取以自号”，已经足证毛郎英《何必西厢》一书，实际是创作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必然是后人伪造！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决定性证据，证实了毛郎英《何必西厢》不可能是雍正以前的真品，只能是成书年代很晚的伪书！
六大铁证之六：毛郎英《何必西厢》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与文康伪序落款年份相同，暴露该书系现代人拼合而成！
毛郎英《何必西厢》既然已经被证明是创作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那么，该书的两篇序言当然就不可能是真货。不管是所谓的“嘉庆庚申春谷先生校定”之序，还是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都不可能写作于其所自我标榜的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和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两篇伪序究竟作于何时，是晚清之人所为，还是出自今人之手？如果我们仔细对照一下毛郎英《何必西厢》的造假思路，与文康《儿女英雄传》的造假思路，就不难发现，前者完全是后者的翻版！
《儿女英雄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金玉缘》、《日下新书》等，系成书于道光、咸丰时期的晚清小说。它的真实作者，就是文康。但文康并不老老实实承认该书就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伪造了“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等数篇序言，试图将自己的小说打扮成雍正时期流传下来的古书。而实际上，该书内文中有多个证据，都足证其成书是在晚清，绝不可能产生于雍正年间！其一、《儿女英雄传》书中屡屡提及《施公案》：“何尝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闹的，他说明日有好戏。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对我的劲儿。”（第32回）“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第39回）《施公案》的最早版本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年）。雍正时候的人，如何能看见《施公案》？其二，《儿女英雄传》所提到的《绿牡丹》，成书于道光年间，最早刻本出现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其三，《儿女英雄传》所提到的《于公案》，最早刻本出现于嘉庆五年（1800年）。——这两个书名出现在《儿女英雄传》中，也足以说明《儿女英雄传》绝非雍正时期的小说。其四，《儿女英雄传》还屡屡提及陈森《品花宝鉴》中的人物：“我只纳闷儿，怎么状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戏馆子串座儿呢？问了问不空和尚，才知那个胖子姓徐，号叫作度香，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个胖子呢！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也兴叫号，说这才是雅。我问不空：‘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他说：‘拱肩缩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是位状元公，是史虾米的亲侄儿。’我也不知这史虾米是谁。又说：‘那个黑小旦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所以称作状元夫人。’我只愁他这位夫人，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第32回）其中，徐度香、袁宝珠、状元夫人、华公子等，都是陈森《品花宝鉴》里的人物。《品花宝鉴》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儿女英雄传》将《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写入书中，也证明《儿女英雄传》的成书绝不会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均是文康故意伪托！
欧阳健替文康的这两篇伪序辩护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被后人修改过的作品，但它是改编自雍正年间的《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均是当时的人替《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所作的序言。但即使我们完全不看《儿女英雄传》的正文内容，只看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也足以判断出此序绝不可能出自雍正年间。因为该序文犯了跟毛郎英《何必西厢》一模一样的错误，将《红楼梦》看作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流行小说：
……然世之稗史充栋折轴，惬心贵当者盖寡。自王新城喜读说部，其书始寖寖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监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盖《西游记》为自治之书，邱真人见元门之不竞，借释教以警元门，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躯命，本诚正以立言也。《水游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一则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则王凤洲痛亲之死寃且惨，义图复仇雪耻，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获已影射仇家名姓，设为秽言，投厥所好，更酖其篇页，思有以中伤之，其苦心苦于卧薪吞炭，是则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则曹雪芹见簪缨钜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
如果真是在雍正年间，《红楼梦》什么时候成了“世行”的流行小说了？欧阳健等人找得出一本雍正年间刊刻的《红楼梦》出来么？即使把文康这篇伪序，还有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勉强算进来，能凑齐十个雍正时人对于《红楼梦》的见证记录么？不要说十个，就是三、五个也凑不出来吧！事实上，要让《红楼梦》在雍正年间已成为“世行”之流行小说，然后又在乾隆初年突然销声匿影，从所有人记忆中抹去，再在乾隆五十六年重新大行于天下，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如果有某个“雍正时候”的人宣称《红楼梦》是“世行”之小说，那只能反过来说明该人一定是一个冒充雍正时人的假货！
另外，顺便说一下，欧阳健是把文康的这篇伪序跟毛郎英《何必西厢》一同视为所谓“《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的“铁证”的。但按照欧阳健替文康伪序曲为辩护的逻辑，我们甚至不用像上面这样详细考证毛郎英《何必西厢》的真实出处，就直接可以宣布，此为无效证据！道理很简单，毛郎英《何必西厢》自己也承认，它的内容是被“春谷先生”给改过的：“……桐峰外史刻本，迄今又数十年，漫漶残缺，特为校正。”既然文康可以给《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添加上有关《施公案》、《于公案》、《绿牡丹》、《品花宝鉴》的内容。毛郎英《何必西厢》中提到《红楼梦》的内容，又为什么不能是“春谷先生”在嘉庆年间所加？只要欧阳健开了“序先文后”这个方便法门，毛郎英《何必西厢》的证言效力就已经形同废纸了！
回到原题之上，文康不老实，试图将自己的《儿女英雄传》打扮成雍正年间的古人所作。而他造假的主要办法，乃是通过连续伪造古序，来给读者营造一种本书系某个古书的再印刻本、三印刻本的印象。而毛郎英《何必西厢》不也正是这样做的么？文康怕“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太孤单，又造了一篇时代离自己更近一点的“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毛郎英《何必西厢》不也是怕“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太孤单，又造了一篇离自己更近一点的“嘉庆庚申春谷先生校定”之序？更进一步，我们看到，文康其人特别偏爱“甲寅”之年。所谓“雍正阏逢摄提格”，乃是太岁纪年法。“阏逢”是岁阳名，对应天干的第一年。“摄提格”是太岁名，对应地支的第三年。“阏逢摄提格”，就是干支纪年法的“甲寅”。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即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往下正好可以跟“乾隆甲寅”的“东海吾了翁识”相照应——两者同为“甲寅”之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毛郎英《何必西厢》所谓“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的落款年份，恰好也是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跟文康所谓“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的落款年份一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两部被民族主义索隐派用来“论证”《红楼梦》产生于雍正之前的伪书，都“碰巧”把序言时间锁定在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真的有那么“碰巧”么？还是造假者恰恰在以此暗示，他是有意在学步文康，跟大家的智力开玩笑？笔者以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而清楚了毛郎英《何必西厢》的造假手段是在学步文康，其书系现代人拼合而成的本质，也就无所遁形了！文康之所以将《儿女英雄传》的第一篇伪序，假托是在“雍正甲寅”这个时间点。乃是因为该书有影射雍正年间人与事的内容。书中纪献唐这个人物，一般认为就是在影射年羹尧。而毛郎英《何必西厢》写的是明代张灵、崔莹的爱情故事，没一个字涉及雍正年间的人和事。对于晚清同治、光绪时期的弹词作者及出版商来说，即使他们要造假，将自己的作品伪托是古人所作，也根本没必要处心积虑地学步于文康。何不索性伪造一篇明人的序言，那不是更能耸动愚人么？其实，世界上大约也只有一种人具有学步文康的强烈动机。这就是长期徘徊于红学门外，不断向胡适“新红学”考证成果喊骂、叫阵的那些反曹派论者。事实上，由于文康《儿女英雄传》数次提及《红楼梦》：“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珮’，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第26回）“就拿这《儿女英雄传》里的安龙媒讲，比起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论阀阅勋华，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天之所赋，自然该于贾宝玉独厚才是。何以贾宝玉那番乡试那等难堪，后来直弄到死别生离？”（第34回）而该书又偏偏伪造了一个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出来。此书在最近的三十年间，一直被各色反曹派论者当作《红楼梦》成书于雍正之前，曹雪芹并非其作者的“铁证”。然而，文康《儿女英雄传》的证据效力实际上弱到几乎等于零。该书不断提及《施公案》、《于公案》、《绿牡丹》、《品花宝鉴》的事实，早已经暴露了其成书于晚清的真实身份。这就使得那些反曹派论者不得不沿着文康的思路，另外拼合一本伪书出来。晚清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书中学习“《红楼梦》笔仗”的文字极多，似乎又没有《儿女英雄传》那么明显的致命硬伤，正是借以造假的天然素材。事实上，毛郎英《何必西厢》第一次被改为有现代标点的横排、简体字加以出版，是在1988年。此时也正逢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之际。恰在此时，抛出能“推翻”曹雪芹著作权的“重磅炸弹”，不正可以博人眼球、哗众取宠么？考虑到黑龙江出版社的简体字《何必西厢》点校质量极差，明显有赶工期的迹象。因此，笔者认为，毛郎英《何必西厢》的两篇伪序的产生年代，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有意思的是，热炒毛郎英《何必西厢》的那些民族主义索隐派论者，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必是出自今人之手。且看这篇伪序，上面钤有清雍正时学者王冀云的私章印记：
上述王冀云的私章印记，跟王冀云在《唐诗和解笺注》一书中的钤印完全一致：
民族主义索隐派论者“九峰真人”说：“在没有复印时代，完全是刻工手感大致雕版时代，这就是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了。”不错，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靠人工雕刻，很难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印记。但问题是，没有复印机的古人做不到，在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复印、套印技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制出同样的印记又是否做不到呢？答案是，不仅做得到，而且轻而易举！因此，这个伪造的王冀云的私章印记，恰恰提醒我们，毛郎英《何必西厢》纯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拼合而成的现代伪书！各色反曹派论者、民族主义索隐派论者试图用这样的现代伪书，去论证《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去推翻曹雪芹的著作权，那当然不过是春梦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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