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十大科技发明”评选揭晓-搜狐新闻
“5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十大科技发明”评选揭晓
　　日01:23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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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报讯 （记者张薇）经过半个多月的网上评选，“半个世纪来影响人类生活的十大科技发明”正式揭晓，电脑、因特网、手机名列前三名。
　　“半个世纪来影响人类生活的十大科技发明评选及知识竞赛”由北京市科协、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联合主办，信报等十大媒体联合承办。从4月开始，广大群众纷纷登录网站进行投票，经统计，得到点击最多的前十项发明分别是：电脑、因特网、手机、人造卫星、杂交水稻、彩色电视、信用卡、电子邮件、口服避孕药、激光。
　　据介绍，本次活动为有奖评选，活动设一等奖1名，奖励价值3000元的奖品；二等奖2名，奖励价值1000元的奖品；三等奖3名，奖励价值500元的奖品；幸运奖50名，奖励纪念品一份。由于此项活动分为网上评选和知识竞赛两部分，所以参与了网上评选的市民必须接着参加随后的知识竞赛，方可能最终赢得大奖。
　　目前，有关这十项科技发明的知识竞赛题已经刊登在千龙网和新浪网的科技栏目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参与知识竞赛答题并赢取大奖，本次知识竞赛答题截止时间为5月14日12点。
　　半个世纪来影响人类生活的十大科技发明
　　1．电脑：电脑最早是大型计算机，主要是用于制造、运输等行业，售价非常昂贵。个人能买得起的小型计算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
　　2．因特网：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建立了一个网络，虽然只连接了美国4个军事以及研究用的主机，但已是因特网的雏形。
　　3．手机：第一台移动电话诞生于1985年。当时还没有“手机”这样一个词，由于它要像背包那样背着行走，所以叫做肩背电话。其重量高达3公斤。与现在形状接近的手机则诞生于1987年。
　　4．人造卫星：日由苏联研制并成功发射。
　　5．杂交水稻：上世纪70年代发明，袁隆平第一个开发出可以广泛种植的杂交水稻，为中国的水稻种植带来革命性变化，大幅提高了产量。
　　6．彩色电视：1928年，英国工程师贝德做成彩色电视显像管。日，美国公开播放彩色电视，效果良好。
　　7．信用卡：1950年，35岁的美国曼哈顿信贷专家麦克纳马拉发明了信用卡。
　　8．电子邮件：诞生在1971年秋季。
　　9．口服避孕药：195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有效口服避孕药，并进行了首批临床试验。
　　10．激光：1960年，贝尔实验室的查尔斯?托尼斯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地在25英里的距离内发射出具有巨大能量、极其狭窄的光束，它的亮度要比太阳光高出100倍，这就是激光。目前，激光在医学、印刷、唱片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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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专题推荐：人类寻找外星人50年未果：该去什么地方寻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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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外媒体报道，从科学家第一次提出寻找外星人的无线电信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近50年了，虽然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奇怪的信号，但我们至今还没有明确听到外星人的宇宙呼叫。
第一次提出寻找外星人的无线电信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近50年了，虽然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奇怪的信号，但我们至今还没有明确听到外星人的宇宙呼叫。现在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的专家开始怀疑，难道我们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信号?
　　或许可能是我们的搜寻还不够远?
　　搜寻地外文明学会的资深天文学家赛思&索斯塔克在新书《外星人搜索者的自白》中对 所有这些可能性进行了研究。索斯塔克的;自白;实际上是他对搜寻地外文明有意义的理由的争辩。寻找外星人是否有必要一直是人们的争议话题，期间还出现了一 些戏剧性事件，如外星人搜索者最着名的造假(包括索斯塔克10年前为撰写的文章)和让可能丹&拉瑟尔惭愧的一些比喻(包括《生命和圣诞 糕饼一样耐久》)的价值。
　　索斯塔克工作的搜寻地外文明学会是搜寻外星人信号的重要旗手。寻找外星人可追溯 到1960年，当时，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现在搜寻地外文明学会的主席)在西维吉尼亚把一个直径85英尺的无限望远镜对准天空，希望与外星人取得联 系。之后，德雷克和他的同伴们继续使用更大性能更好的望远镜，包括直径400英尺的绿岸射电望远镜和直径1000英尺的阿雷西博天文台。但是策略基本相 同：检查一颗恒星非自然稳定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转向另一颗恒星。
　　现在，这一切改变了。搜寻地外文明学会和伯克利加州大学联合成立的;艾伦望远镜阵列;可同时研究多颗恒星。和微芯片一样，搜寻地外文明的效率正遵循摩尔法则以几何速度得以改进。索斯塔克指出，按照这种速度，24年后就可以检查100多万颗恒星发出的信号。
　　艾伦望远镜阵列
　　能否取得最后联系?
　　索斯塔克和德雷克称，取样对最后取得联系应该很重要，首先假设外星人存在，那么他们定会和我们一样考虑问 题。第一个假设很重要，但第二假设甚至更重要。如果说寻找火星和更远星球上的微生物生命的痕迹需要我们准确理解天体生物学，那么寻找我们太阳系外的生命则 需要理解更多，或许需要我们懂得天体心理学?
　　几十年来，搜寻地外文明的策略一直受;宇宙金箴;&&我们以自己使用的沟通渠道 来寻求和外星人的交流的支配。一代人以前，它可能是模拟电视信号，把;我爱露西;发送到宇宙。今天，德雷克估计，外星人可能是数字传送，使用激光而不是无 线电天线。在西雅图的一个周末谈到这件事，德雷克指出，刚建成的美国国家点燃实验设施能聚焦192束激光合成一个持续十亿分之几秒但比太阳更亮的脉冲。他 说：;这些激光能制成银河系上所有微型望远镜都能看得到的光脉冲。;
　　索斯塔克的理论是外星人可能有两种信号发射装置：一种是闪光的，如对一系列可能 栖息生命的目标行星(包括地球)的光脉冲，另一种是低能全方向的无线电传播，告诉你如何加入他们的图书俱乐部，或者别的什么。鉴于这一原因，外星人的搜寻 者们开始进行勘测寻找这些微光和持续的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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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未来50年源自动物流行疾病或毁灭人类
。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全球性病毒性疾病大爆发不可避免，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发生
感染CCHF(通过粪便传播的疾病)的一名男性，这种疾病在东、西非特别常见
这名男性接受治疗的高安全性部门，但是最终他还是不幸去世了
玛丽皇后医院的奥克斯福德发出警告说，未来5年内将会出现新一轮流行病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16日消息，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顶级病毒学家、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医院、世界权威流行病专家约翰-奥克斯福德教授发出警告说，我们认为未来50年内会有动物起源的全球性流行病大爆发，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人类对抗新出现的起源于动物的疾病只能获胜不能失败。流行性病毒只要胜利一次，人类就将走向灭亡。
　　这个月一位38岁的英国哥拉斯加修车厂所有人去阿富汗出席哥哥的婚礼后，因感染克里米亚-刚果病毒出血热，这种传染病导致患者突然出现头痛、高热、关节痛、胃痛和呕吐的症状。随着病情加重，患者会出现大面积青肿和不受控制的出血。对至少30%的病例来说是致命的。这位患者最终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去世，成为英国被证实感染这种由蜱传播的病毒性疾病的第一人。出血热是非洲和亚洲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已突破种间屏障，开始感染人类，并产生致命影响。但是这位姓名不详的男性并不是最近英国第一位被外来病毒感染的人。
　　今年9月，一名49岁的男性因高热、严重咳嗽和呼吸极度困难而住进伦敦圣托马斯医院。他出现被致命的Sars病毒感染后的所有症状，2003年这种疾病导致近1000人丧生，但是验血很快证实这次致命感染并不是Sars。也不是目前医学界已知的其他病毒感染。更糟糕的是，这位呼吸困难，且不断出汗的患者很快出现肾功能衰竭，这是以前在这种病例上从未见过的潜在致命并发症。医务工作者很快对这名患者进行了隔离，然而一系列可怕问题接连出现。最近这名患者刚从中东的卡塔尔来到英国。他到底在那里接触到了什么？他是不是已经感染了其他人？
　　英国健康保护局的科学家利用最新的高科技基因扫描技术，开始把从卡塔尔这名患者的组织样本里获取的线索拼凑在一起，目前他已经用上了呼吸机。研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感染他的病毒与Sars来自同一个属。然而它拥有全新构成。它并非起源于人类，而是来自动物。与它亲缘关系最近的病毒已经在亚洲的蝙蝠身上发现。调查人员还发现，这种病毒已经夺去一些人的生命。查询全球的医学数据库显示，相同的神秘病毒潜伏在从一位60岁的男性那里获取的样本里，该男子7月在沙特阿拉伯去世。
　　英国健康保护局在9月份警告全世界要提防这种新出现的病毒，这在医学专家之间引起恐慌。这会不会是下一场禽流感，或者是下一场“西班牙流感”――世界最大规模的传染病，据称1918年到1919年间它导致全球5000万到1亿人丧生。在所有这些疾病暴发中，病毒均来自动物。分析人士现在认为，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发源于一种野生水鸟。可怕的事实是，对人类来说，这些设法通过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即人畜共患病能够引起大规模破坏，因为这些病毒会感染给人类，并在我们发现它们以前迅速传播开来。
　　这种传染病将是超级流感的一个新变种，超级流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一种病毒，可能起源于亚洲或非洲的一些穷乡僻壤，通过野生动物或鸡或猪等家畜传染给人类。一旦第一个人感染了这种不知名且不为人知的新型疾病后，它们会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产生的飞沫迅速传染给家人、朋友和接触过他们的人。
　　由于这个世界非常拥挤，且交通四通八达，这种末日病毒可能已经赶在医学精英开始破解它的基因奥秘前，开始通过航空、公路和水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它被命名前，可能已经引起全球性流行病大爆发。如果这种新病毒采用的是1918年到1919年间的那次流行病的模式，它将导致大量年轻的健康人丧生。他们死于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 (Cytokine storm) ，即病毒导致他们强有效的免疫系统产生过激反应。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应导致他们出现发热症状，并通过反胃和疲劳等摧垮他们的身体。反应过激的免疫系统最终将会要了这个人的命，而不是杀死超级病毒。
　　奥克斯福德根据历史模式进行预测。过去1个世纪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先例。例如，2003年全球爆发的Sars，这种严重的呼吸道感染病杀死近1000人，这种病毒是通过中国的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2002年11月，这种病毒首次传染给在广东的活畜市场工作的人，这里出售果子狸。由于现代科技和人口增长，现在这种人畜共患病造成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空中运输等交通方式能够导致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全球性大流行。Sars病毒是通过一名中国呼吸道医学教授传播开的，他在香港旅行时给一名患者治疗，由此把病毒带到其他地方。2003年2月，这种病毒通过搭乘航班的乘客扩散到世界各地。2003年3月到7月间，32个国家出现大约8400个潜在的Sars感染病例。
　　H1N1 猪流感与此类似，2009年全球有几亿人感染这种传染病。现在认为它起源于墨西哥的猪群，感染这种病毒的人乘坐飞机前往不同目的地，这导致全球爆发猪流感。一旦这些偷渡的病毒登上飞机，它们并不用学习新语言或者新的地方风俗习惯。从遗传学上来说，我们人类并没有太大差别，能够杀死世界某一地区的人的流行病，也能毫不费力地杀死世界另一个地方的人。另外，由于人类大肆侵占世界上的丛林和雨林，我们通过野生动物感染这种致命传染病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在这些地方，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已经在野生动物群体内进化和隐藏数千年的未知病毒。
　　一个国际性科研组在不久前宣布，它已经确定一种全新的非洲病毒，2009年这种病毒导致两名刚果青少年丧生。这种病毒导致急性出血性发热，致使患者七窍流血，可在数日内致人丧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一名15岁男孩和一名13小女孩突然病倒，并很快死去。小女孩死亡一周后，一名给她治疗的护士出现类似症状，并差一点丧命。这种新病毒根据3名受害者所在省份，被命名为 下刚果病毒(BASV)。这种病毒与包括狂犬病在内的杆状病毒来自同一个家族。
　　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杂志上的一份报告称，这种病毒可能起源于当地野生动物，并通过昆虫叮咬或者其他目前未知的方式传播给人类。还有大量其他新病毒候选者正在我们周围的动物的翅膀、内脏、气息和血液里等待时机。例如，你能通过犰狳感染麻风病，它们的鳞片里带有麻风病毒，这种动物是美国三分之一的麻风病患者的致病原因。马能传播Hendra 病毒，这种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致命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疾病。美国获奖自然历史作者大卫-逵曼在一本新书里指出，据称很多起源于动物的传染病现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它们一般都会越来越严重
　　逵曼着重强调了1976年首次袭击扎伊尔的埃博拉出血热病毒。这种病毒的能力惊人，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90%。上个月刚果出现的是最新一轮埃博拉出血热病毒爆发，据报道这次爆发导致81名感染患者中的36人丧生。据逵曼说，埃博拉出血热病毒可能起源于蝙蝠。蝙蝠传染给非洲猿，猿可能是通过接触蝙蝠的粪便感染的。这种病毒随后传染给吃丛林肉的猎人。逵曼认为，艾滋病毒也存在相同传播模式，这种病毒可能起源于喀麦隆的一只黑猩猩。
　　对这种病毒的基因进行的研究指出，艾滋病毒可能是在1908年首次进化出来的，直到60年代才在非洲大城市的人群里发现这种病毒。到了80年代，它通过航空运输传播到美洲。自此这种病毒夺去大约3000万人的性命，并导致另外3300万人感染。埃博拉出血热病毒和艾滋病毒比其他病毒好一点的是，它们不能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逵曼解释说：“埃博拉出血热病毒可通过直接接触体液传播。通过阻止这种接触，就能预防感染。如果艾滋病毒可通过空气传播，你和我也许早已死亡。如果狂犬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病原体。”
　　埃博拉等病毒在传播方面还存在另一个局限性。它们能够很快杀死或很快让人病倒。为了引起全国大流行，人畜共患病需要它们的人类寄主感染，而且活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病毒才能更好地在全球传播。但是有一种人畜共患病能够做到所有这些。这就是我们的老对手――流感。它很容易通过空气传播，例如打喷嚏或者咳嗽。Sars也是如此。但是流感具有更多优势。逵曼指出：“Sars感染者的症状常常出现在这个人被严重感染前，而不是之后。这使很多Sars感染者在传染性达到最厉害前能够及时被发现、就医，并隔离。但是流行性感冒和很多其他疾病并非如此。”
　　感染一种新型和潜在致命的流感变种的人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病倒，这段时间内他们会把病毒带到他们到过的任何地方。这些原因导致世界流行病权威奥克斯福德发出警告说，新一轮起源于动物的全球性流感的爆发不可避免。他称，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我认为我们将经历另一场全球性流感大爆发，这是无法避免的。它可能会在2017年到2018年间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对此做好充分准备了吗？奥克斯福德发出警告说，严密监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他说：“新型流感变种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我们必须对它们保持高度警惕。现在我们拥有能够快速识别一种引起新疾病的病毒的染色体组的科学方法。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病毒。接下来我们就要研制并储存能够对抗这种新变种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但是奥克斯福德担心从政者不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致死原因。人类为这种疏忽付出的巨大代价，相当于刑事过失行为。人类对抗新出现的起源于动物的疾病只能获胜不能失败。流行性病毒只要胜利一次，人类就将走向灭亡。(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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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革命负效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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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作为循环生物链中的一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那时候的类人猿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处在同一水平的食物链上，既捕杀弱小动物为食，又是更凶猛野兽的食物，既制约了某些物种，又被某些物种所制约。千百万年间，类人猿的数量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平均寿命也很短，消耗的资源、对生态造成的影响，靠大自然自身的循环再生能力，完全可以得到补充和修复，因而保持了物种和生态环境的平衡。随着冰川时期的到来，动植物资源迅速枯竭，类人猿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猎取食物链上端的猛兽，人类发动了第一次资源革命——加工利用木器和石器。这场工具革命不仅增强了类人猿捕杀野兽的能力，复杂劳动还大大提高了类人猿的智商。由于“高智商”的生存机率远高于“强体力”，致使人类越来越聪明。而正是高智商和工具的使用，弥补了类人猿肢体和力量上的不足，因而很快打破了进化速度上的均衡，在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中遥遥领先并从此进入了以利用石器为代表的“渔猎文明”。随着食物链上端的对手被不断征服，类人猿很快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成为几乎没有天敌可以制约的“万物之灵”——人类。然而，人类一但不受制约，必然会因为数量激增而使生态失去平衡。由于个体和“对偶制”都无法应对体形巨大的猛兽，而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则更需要团队配合。于是，群婚群居的“部落经济”应运而生。由于人类消耗的资源、对生态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修复再生能力，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入不敷出的线性状态。于是，那些头脑发达并装备了木器、石器和火等“先进”武器的人类，在部落首领的有效组织下，配合默契、所向无敌，猎杀的野兽、采摘的果实成倍地增加，结果导致许多地区的大象、犀牛、剑齿虎等大型动物纷纷绝迹，许多原始森林由于过量采摘和砍伐而荒漠化。原来每平方公里的森林、草原，每年只能为人类提供一头野牛和一吨野果，但人类却轻易地捕杀了两头野牛和采摘了两吨野果。结果导致野牛和野果因为得不到休养生息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人类只能靠不断迁徙和扩大狩猎、采摘范围来维持生存。由于有限的土地只能承载相应的人口，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各部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领地争夺战。这场延续了几百万年的战争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从许多人种就此灭绝以及岩画上的战争场面来看，是非常频繁、激烈和残酷的。在这场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非洲一些头脑发达、体格强悍、较早掌握先进工具的人种，在几万年的时间里横行几大洲，几乎消灭和降服了其他所有人种。然而，由于动植物资源的总量不足，地盘争夺战实际上已经没有最后的胜利者。显然，无论人类多么强大，都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二）第二次资源革命将人类带入农业文明长期的生产实践终于使人类明白：无论狩猎、采摘的手段如何高明；无论地盘争夺战取得多大的胜利，都无法改变动植物资源迅速枯竭的局面。而每次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必然受到大自然的加倍报复。显然，靠野生动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毕竟是有限的。既然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猛兽可以制约人类的增长，那么用战争、活人祭祀、杀掉甚至吃掉俘虏、殉葬等手段来控制人口，便成为无奈的选择。严酷的生存危机逐渐使人类认识到：大自然是不可战胜的。解决资源危机，与其与大自然为敌去征服大自然、去互相残杀征服同类，不如与大自然为友，甚至敬大自然为“神”，去爱护、崇拜大自然。而只有祈祷“神”的庇佑，大自然才能提供更多的动植物资源。于是，各种崇拜大自然的原始宗教应运而生。一时间，代表了大自然的日、月、水、火以及一些大型动物，成为人类崇拜的“图腾”和“神”。然而，无论人类对大自然怎样地精心呵护、奉若神明，却仍然无法根本改变动植物资源逐渐枯竭的局面。就在人类再也沒有新的“伊甸园”可以开拓而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使各种动植物资源在人工的帮助下加速“再生”，便成为唯一的选择，否则便只有像恐龙那样地灭绝。于是，我们的祖先发起了一场能够使动植物资源在同－块土地上不断再生的“第二次资源革命”——即由“杀鸡取卵”的猎杀、采摘，转变为“养鸡下蛋”的饲养、种植。从此，人类对动物由斩尽杀绝，改变为留下母兽和幼兽；对植物由采尽烧光，改变为留下种子和幼苗。一些动物被人类化敌为友，驯化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一些植物被人类集中种植，成为收获相对稳定的农田。于是，居无定所、追随动植物迁徙的狩猎、采摘部落，从此在熟化的耕地和牧场上“画地为牢”定居下来，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支主要的文明：其一为：黄河流域以“黄帝”为代表、以狩猎为主的“龙文化”（食肉的龙为各狩猎部落图腾的组合，如鹿角、马脸、羊须、牛鼻、蛇身、鱼鳞、鹰爪…）。 & &其二为：长江流域以“炎帝”为代表、以采摘为主的“凤文化”（吃种子的“凤”，为众多采摘部落的各种鸟类图腾组成）。为了应对动植物资源的迅速枯竭，黄河流域的黄帝通过“嫫母驯百兽”，把各种野生动物驯化为可以人工饲养的家畜，发展了畜牧业；长江流域的炎帝则通过“神农尝百草”，把各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人工种植，发展了种植业。结果，每平方公里土地所能提供的动、植物资源成倍地增加，最终使食物链恢复为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这些成功的尝试，使炎、黄部落逐渐把兴趣由狩猎、采摘，转移到收益更高的放牧与种植上。而率先掌握了耕种和放牧技术的炎、黄部落，则迅速强大起来。由于受世界上最高的山——珠峰；和世界上最深的海——太平洋的环绕阻隔，炎、黄两支文明只能向最适合农耕的中原地区发展。于是，经过数百年的“中原逐鹿”，炎、黄两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部落最终打败了其他部落并融合成人类一支独秀的“中华民族”。以农业为主的炎帝（图腾为凤）和以畜牧业为主的黄帝（图腾为龙），两支文明的融和，使长江流域的农业民族，得到了黄河流域游牧民族提供的牛、马等生产资料、动物优良品种；同时，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也得到了长江流域农业民族提供的粮、棉、茶、盐等生活资料、农耕技术，从而实现了两种文明的优势互补，营造出“龙凤呈祥”的大好局面。而同时具有农耕、游牧两种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圈养牲畜、精耕细作方面，都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世界记录。之后的数千年里，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出现，几乎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两种文化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有关。史料记载，中国北方的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不仅通过入侵中原，使相对保守的农业民族——汉族得以浴火重生，而且还通过对欧洲的大规模入侵，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整个人类的进步史、文明史，几乎都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两种文明的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优势互补有关。实际上，人类最早的“四大文明”，都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农牧业的兴起、金属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随之产生的“剩余价值”，使人力成为重要的资源，成为各部落争夺的对象。于是，经过长期的弱肉强食和两极分化，一些破产的部落成员和弱小的部落沦为了奴隶。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经济，最终被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效率更高的奴隶制社会所取代。农业革命初期，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适合狩猎、采摘的组织形式——群婚群居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经济以及“剩余价值”产生后形成的奴隶制社会，尚能适应这一生产方式地转变。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无论是大锅饭式的部落经济，还是粗放型的奴隶制社会，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而逐渐被“精耕细作”、“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经济所取代；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狩猎文化、奴隶制社会，逐渐被夫唱妇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文化所取代；集体所有制的“禅让”，逐渐被家庭所有制的“嫡传”所取代。“共天下”随之变成了“家天下”。由于家庭经济对土地的关爱和工作效率，都明显高于吃大锅饭的部落成员和失去自由的奴隶，于是，一部分精明的自由民和奴隶主，便把土地出租给了奴隶。此举大获成功，引得其他奴隶主纷纷效法。而这部分敢于“创新”的自由民和奴隶主，便迅速富裕起来，并以新的“地主”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土地出租给奴隶的过程中，以男女奴隶结为“夫妻”组成“家庭”为最佳拍档，其收益远远高于租给单身的奴隶，而且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可以世代延续，更有利于对土地的保养和社会的稳定。于是，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应运而生。而正是由于婚姻将妇女由群婚群居的“共有”，改变为“丈夫”独有，因而保证了后代血统的纯净，使家庭财产、土地资源都能够按照姓氏“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的出现，预示着大锅饭式的、群婚群居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社会已经走到尽头，并即将被一个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以家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取代。以至于最早在周朝出现的“婚姻”，被历史学家称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当然也是农业文明、家庭经济兴起的里程碑。于是，首先实行“夫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诸侯国迅速强大起来，并仰仗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要求对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再分配”，因而使周朝末期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战国时代”。从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逐渐让位给新兴的地主阶级。入不敷出的渔猎文明、部落经济、奴隶制社会，最终被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家庭经济、农业社会所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体，利用有限的土地种粮、种棉、种豆、养猪，几乎满足了人们所有的生活需求，而且还形成了春种秋藏、生生不息的循环圈。但这种循环圈由于受落后的运输工具和生产力的影响，也仅局限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庭范畴。经济基础的转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转变。在中国，经过分别代表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社会以及农业文明的“诸子百家”的游说和辩论——即百家争鸣，最终使产生于最早实行家庭所有制、经济最发达的齐国和坚持中央集权制、社会最安定的鲁国的“儒家思想”脱颖而出，并被证明为最有利于农业经济，最有利于国家与家庭的稳定。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这一民族矛盾，一直是高于阶级矛盾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调动全国的资源由中央统一支配，实行“中央集权制”，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才可能修筑万里长城；才可能保证相对孱弱的农业民族免受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侵扰；才可能避免群雄割据造成的内乱：才可能保证家庭的安居乐业。中国历史上凡是群雄崛起，中央集权制被削弱，必然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另外，在山多地少、可耕面积仅占世界7%、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中国，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经济，较之大锅饭的部落经济、奴隶制社会，更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因此可以说，家庭经济是农业社会最基本、最科学、最合理、最人性化的生产单位。因此，巩固家庭经济，防止豪强兼并土地复辟“大锅饭”式的奴隶制社会，也是农业文明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在今天看来，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似乎是扼杀个人情感的封建残余，但在3000多年前，当家庭经济取代奴隶社会、部落经济；当受婚姻约束的单一两性关系，取代不受约束的群婚群居的两性关系之际，这些道德规范对于巩固家庭所有制、保证家庭财产的传承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凡是门当户对并遵循父母之命的家庭，远比靠一时“感情冲动”组成的家庭更稳定。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如果不与门当户对的陆家联姻而坚持自由恋爱，就不会有后来富甲天下的乔家大院。在群婚群居的部落经济时代，“恋爱”（性）是相对自由的，但这种人际关系远不如受婚姻约束的家庭经济更有利于生产力，结果被淘汰。实际上，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不是什么感情产物。因此可以说，对家庭不负责任的“性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异于将世界上最稳固的家庭企业陷于解体的危机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认为“万恶淫为首”就是这个原因。调查显示，我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家庭企业不是失败在“商场”上，而是失败在导致家庭解体的“情场”上，失败在西方进口的“性解放” 上。即便是高度文明的今天，家庭的和谐也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证。同样的道理，长期被我们批判的“私心杂念”，也曾经是摧生农业文明的强大动力。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经济时期，人们只有充分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任何离开集体的“单干”行为，都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但随着动植物资源的枯竭和农牧业的兴起，粗放式的大锅饭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于是，少数敢于私分公有土地的人（如同今天私分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便先富起来，并最终导致了公有制的灭亡。因此，在农业文明取代渔猎文明的大革命中，“个人私欲”以及由私欲衍生出来的“家庭私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相反，“大公无私”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经济，则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正因为儒家思想能够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君命天授”、“普天之下莫为王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系列保证君权、夫权至上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抓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矛盾、维护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央集权制”和“家庭所有制”。而正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国家）和“小一统”思想（家庭），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强大和家庭的稳定。儒家的核心思想：“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首先要家庭经济发达，“而后”国家才能富裕、天下才能太平。相对于今天而言，即：首先要小微企业（家庭经济）发达，“而后”国家才能富裕、社会才能和谐。目前我国经济最发达、社会最和谐的东南沿海地区，恰恰是家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某些人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似乎是丧失原则的委曲求全、和稀泥。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央政权只有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找出一个相对不偏不倚的平衡点，才能众望所归。因此可以说，兼顾各方利益的中庸之道是当时最科学、最合理的治国之道。这对于维持目前经济全球化后的世界秩序，也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儒家创造出的一整套建立在强大的国家、稳固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上，可持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而成就了最辉煌的中华文明。而国内各民族和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改朝换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资产重组”（分家与联姻），使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能够不断浴火重生，历经三千年风雨而仍然根深叶茂，仍然独秀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2000年，纵览全球，经济最繁荣、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家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瑞士、瑞典、意大利、以色列、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东南沿海地区。但另一方面，儒家关于君权、夫权至上的专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某些局部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压制民主、禁锢人们思想和贬低妇女等负面作用，以至于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到了空前强盛的汉武帝时代，经过“文景之治”的成功实践，儒家思想脱颖而出。其倡导的中央集权制和家庭所有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避免了封建割据和外族入侵造成的战乱，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大奴隶主的复辟活动。以至于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四海无闲田的土地资源最高利用率。从此，儒家思想经董仲舒大力提倡，被汉武帝正式定为国学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早在2500多年前，当世界各地的部落在与天灾人祸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联合起来形成国家的重要性和“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认识到土地面积越大、人口越多，越有利于资源的统筹和专业化分工；在世界上达到百万人口的国家都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宗教尚处于萌芽阶段，正是这代表了当时人类最高智慧的“儒家思想”，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凝聚了几千万人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标准化程度最高、资源配置最合理、国力最为强盛的多民族国家，使中华民族这艘“超级艨艟”经受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在历史的长河中安然行驶了两千多年。而正是这条历史的长河，曾经湮灭了多少优秀的民族和先进文化。而这些被淹没的民族和文化，大多数是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以抵御外族的入侵和自然灾害；没有机会通过国内各政治力量、各民族之间的改朝换代来进行资源的再分配来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反而被相对落后的民族所灭。翻开人类的发展史，充满了分裂导致灭亡的实例。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召开联席会，各州首脑吵吵嚷嚷纷纷要求独立。华盛顿在沉默了30天后郑重宣称：“我们是要一个四分五裂，内乱不断地美国，还是要一个统一、强大的美国？”大会最终采纳了华盛顿关于建立联邦政府的主张。之后200年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的英明伟大。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由分裂到统一、由弱小变强大，正是由于取消了各路诸侯各霸一方导致内乱的“分封制”，实行了中央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因此可以说，那些试图分裂国家的台独、疆独、藏独，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敌人。实践证明，避免战乱、抗拒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实行儒家“天下一统”的思想，即中央集权制。这一思想曾经战胜、包容和同化了无数侵略者和异族文明；曾经克服了无数次对一个象楼兰那样的小国家，可能是灭顶之灾的自然灾害。使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个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文化繁荣、老少尊卑井然有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礼仪之邦、泱泱大国之中。正是由于儒家集人类优秀品质之大全的仁、义、礼、智、信，使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在2000年前就达到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最高水平，因而使中国多次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空前和谐、稳定的“太平盛世”。直到16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北宋时，仅占的可耕地和淡水资源的中华民族，不仅了24%，而且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8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中国）。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一直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家和万事兴”的古训。也就是说，国家的兴亡，涉及到全民族每个人的利益。而家庭的和谐，则是百业兴旺、国家强盛的基本保证。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由大乱到大治，以及太平盛世的出现，都与倡导儒家思想有关。秦始皇焚书坑儒，铁打的江山也只维持了14年。正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化干戈为玉帛、恢复经济有着神奇的功效，致使历代的帝王无不对孔子崇拜有加。就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但实行“三自一包”、“包产到户”等儒家思想造就的家庭经济，弥合创伤、恢复经济之快，令世人瞠目。改革开放之初，安徽肥西的几户农民率先“包产到户”，恢复了家庭经济。结果，同样是那块土地，同样是那些人，产量当年就翻了两番，由“要饭村”变成了余粮大户。实际上，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过程，就是一个私有制的家庭经济，取代大锅饭的国营企业、取代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的过程。正是这种自给自足、几乎与世无争的家庭经济，使中华民族在相对窄小、贫瘠的土地上得以繁衍生息，并在4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享受了和谐稳定。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还养成了温和与勤俭的民族习性。如：郑和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要目的船队，给所到之处带来了和平与文明，这与西方推行炮舰政策的船队，给所到之处带来战争与掠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同为航海家的郑和和哥伦布，目的和心态则完全不同。郑和作为泱泱大国的代表，以宣扬中国文化、泽披天下苍生为己任，而哥伦布则满脑子都是探寻黄金、扩大殖民地的强烈欲望。史载，郑和甚至也把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带到了船上，几乎每艘船都可以做豆腐、生豆芽、饲养小型动物，有效地解决了船员对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需求，以至于出海一、两年都未发生过败血病之类的“远洋病”。而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造成的败血病，却给西方船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另外，曾经是欧洲乃至人类的“第一杀手”——瘟疫（其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在中国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家庭经济以及“就地取材”的中医、中药面前，也很难传播开来，致使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受瘟疫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在资源、环境危机以及恐怖活动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情况下，儒家“天下一统”的思想和“以人为本”、 “以自然（土地）为本”的家庭经济；“己所不欲勿施予人”（不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他人和自然）；“克己复礼”（克制贪欲，恢复法理）的主张以及兼顾各方利益、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依然闪耀着光辉。这显然比工业文明的极端个人主义、鼓励贪欲以及弱肉强食，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近年来，由于我们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忽略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致使作为民族脊梁的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道德、信仰、诚信危机，致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我们甚至不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文化，几千年生产实践产生的中华文明，一定最适合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调查显示,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最和谐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恰恰是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地区，以至于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以至于最近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发表宣言：人类要可持续生存，就必须遵循两千年前孔子的思想，唯此，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实际上，创作了黄帝内经、道德经、四书五经的圣贤们，其数理化知识可能还赶不上今天的一个小学生。而正是由于他们熟“读”并“翻译”了大自然几十亿年优胜劣汰写成的自然科学这本“教科书”，掌握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客观规律，使其著作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经典，并在如此窄小贫瘠的土地上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据调查，目前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均来自仿生学，即所谓“道法（来自）自然”。那么，从我们的身边的生产实践去“仿生”，是理论研究的根本出路。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我们的某些专家、学者，放着全球发展最快的长三角、珠三角的实践经验不去总结，而是盲目照搬已经病入膏肓的西方发展模式，以至于成为我国经济战线的“负能量”。儒家倡导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显然比西方提倡的“高消费”、“极端个人主义”更有利于适应资源短缺的时代、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因此可以说，东方文明一定是未来世界的主流文明。因此，我们评价儒家思想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即必须联系生存环境和资源状况；必须结合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考虑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能拘泥于局部和少数人利益。目前，那些脱离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评价，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史上称为“轴心时代”），随着铁器的使用，最适合农耕、放牧的欧、亚北纬30度左右的温带地区、江河流域以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地区，几乎都发生了农牧业革命。尽管这些地区相隔万里，但近似的资源状况、近似的生产实践，造就了近似的宗教文化和近似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先知们。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代表“神”的崇拜之上；都是对资源掠夺的反思——禁欲与忏悔；都反对杀戮和暴殄天物；都极力维护家庭的稳定，反对妇女婚外情。中国甚至视威胁家庭稳定“淫”为万恶之首（万恶淫为首），有利于家庭稳定的“孝”为百善之先（百善孝为先），并“宁拆十座庙不毁一家婚”。这些戒律都是农业文明的精神食粮和行为准则，都是农业革命产物。如今，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唯独中华文明还在完整地延续，这也证明了儒家思想对于维护自给自足、循环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建设强大国家、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人类由资源掠夺型、与自然相对立的“工具革命”、渔猎文明，到自给自足、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土地革命、农耕文明，是一次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大革命，是一次通过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来适应资源变化、解决资源危机的成功尝试。这场能够大大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农业革命，使人类由“狩猎采摘→消费→加大狩猎采摘力度”，完全依赖原生资源、不可持续的线性状态，进入“饲养种植→消费→加大单位面积产量”，主要依赖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循环状态。这场土地资源的革命，使人类由过量消耗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资源的资源透支，改变为基本保持了动植物资源的收支平衡。因此可以说，农业文明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在同一块土地上，中华民族自给自足地生活了7000年而基本保持了资源和生态的平衡就是证明。然而，农业文明尽管可以称得上生态文明，在物质流动方式和资源利用上也基本保持了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但这种循环还十分脆弱、资源利用率也十分低下。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物质需求的增加，迫使人类必须利用更多的土地来种植和放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毁林开荒和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如山东人的闯关东、山西人的走西口、福建人的下南洋。而土地荒漠化以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则不断地惩罚着人类。高度的中央集权，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尤其当权力最终成为豪强敛财的工具后，必然会出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需要靠游牧民族入侵、改朝换代以及法家的乱世重典来缓和矛盾、来进行财产的再分配，并最终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延续至今的“兴亡周期律”。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须品——“粮食”，那么法家文化则是改革弊政、关键时刻治病救人的——“良药”，两者刚柔相济、一张一弛地维护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则往往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二亩三分地的狭窄范围，使我们的民族在开拓创新、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存在缺陷；仅限于家庭的人际关系，使我们在“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存在缺陷；高度的中央集权，也必然导致民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的缺失，有些地区甚至还形成了“屈死不告状、饿死不为寇”的“顺民文化”。显然，一个民族，只有在经过几次大的磨难之后才能真正成熟起来，才不会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几个“救世主”身上。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真正的觉醒和成熟，还是在命运多桀的现代。（三）第三次资源革命开创了工业文明16世纪，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人口的增加，西方一些保留着浓厚游牧民族习性的国家和民族，在开辟和寻找新牧场、新“殖民地”的领土扩张中，不断发现黄金、石油、煤炭和其他矿藏，随即掀起了一股“淘金热”、“找矿热”和“探寻新大陆热”。不断被发现的丰富、廉价的矿产资源以及新大陆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引发了一场由农牧业向制造业转型的工业革命。由于新发现的矿产资源储量集中、成分相对单一，适合于产业化、规模化、机械化开采和利用，而且收益远远高于利用土地资源的农牧业经济。于是，大而专的矿冶、制造托拉斯，取代了小而全的家庭经济；利用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取代了地里刨食的农业文明；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土地主，显然不是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资本家的对手。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大工厂里的流水线。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竞相围绕地球的领土扩张和资源掠夺，才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伽利略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随之产生，并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根基——“地心说”和“上帝造物说”，并最终使西方走出了曾经烧死了无数敢于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和无辜妇女（女巫）、“欧州历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为西方政体的改革、文艺的“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巨大的市场需求产生的高额利润，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灵感，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很快就把几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停滞不前、“骑着毛驴吟诗作画，摇头晃脑背八股”的东方文明古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工业革命初期，西方海盗的“坚船利炮”成为获取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贩卖黑奴、华工）、开辟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佳手段。这一手段，使大批身无分文的殖民主义者和冒险家转眼就成为百万富翁。这批“炮舰政策”造就的新贵，很快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引发了一场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整个上层建筑的大革命。同时也衍生出工业文明所特有的弱肉强食、极端个人主义和“谁占有资源谁就占有世界”的霸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建立在资源掠夺、弱肉强食、极端个人主义与霸权主义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尽管在短时间内使西方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带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但从长远看，不利于资源与生态的平衡、不符合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根本目标，因此注定是短命的、阶段性的、不可持续的。一旦资源枯竭、人类觉醒，注定会被一个新的文明所取代。在这场大量掠夺矿产资源、由农牧业向制造业转型的“第三次资源革命”——工业革命中，流动性强、富于冒险精神、具有浓厚游牧民族“牛仔”习性和“决斗”文化的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印度、埃及等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纯”农业民族，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落在了后面。这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相对温和的东方农业民族唱主角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以西方列强瓜分资源、市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国时期”。工业革命，尽管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并使地下的矿产资源能够工业化开发利用，因而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人类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却日趋严重，以至于达到离开了各种资源就彻底瘫痪、无法生存的地步。由于地下的矿产资源不能自行再生，而不到300年的工业革命，消耗的矿产资源却超过了7000年农耕时代的总和。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可持续的循环经济被打破，资源被严重透支，人类再一次进入了一个与“竭泽而渔”的渔猎文明相似的线性状态。而区别只在于：渔猎文明透支是动植物资源，工业文明透支是矿产资源资源。随着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成倍地增加，矿产资源一时间成为国家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于是，争夺资源的战争更加频繁，甚至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消耗了大量资源的世界大战，更加重了资源危机。人类只能依赖不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以及提高资源利用率来缓解这一危机。然而，面对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只能使这一危机不断加深。显然，以掠夺式开采为主要特征、靠高消费刺激经济的工业文明，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有限的矿产资源“捆绑”在一起，使人类处于一种与矿产资源“共存亡”的线性状态。而对工业文明必然会出现的弱肉强食、剥削与掠夺，一批社会精英试图用“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避免资源过度开采，但因高估了人类的觉悟，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至今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近年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2012》灾难片以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反映出许多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以资源掠夺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正在将人类推向灭亡的边缘。面对“人类的无限消耗与地球有限的资源”这一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研究的头号课题。无论是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长远规划；还是美国开发外星资源和深海矿藏的宏伟目标；还是绿色和平组织回归大自然的不懈努力；都是试图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取决于环境的可持续容纳。而无论人类如何地节约、无论外星矿藏和深海资源如何地丰富，都无法避免大部分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在50年内告罄，都无法避免环境容量的饱和。而人类即便按照绿色和平组织的倡导回归了自然，仅靠地球自身的循环再生能力，只能养活三亿人。显然，工业文明的线性生产方式和浪费型生活方式，无论怎样地维修和改良，都无法解决目前的资源与环境危机。因此可以说，以资源掠夺（环境也是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即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没能找到另一颗可供人类延续工业文明的星球。地球犹如一叶承载着人类在茫茫宇宙中航行的孤舟，既没有避风的港湾也没有可以相助的伴侣。而正是由于人类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使这只孤舟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垃圾”革命正在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所幸的是，饱经沧桑之变、洪荒之灾的人类，早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不断适应资源变化，才可能在这颗唯一适应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上繁衍下去，否则便只有像恐龙那样灭绝。无论是利用动物资源的渔猎文明；利用土地资源的农业文明；还是利用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都只不过是人类为了适应资源变化而创造出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既然工业文明的“掠夺型生产方式”和靠高消费激经济的“浪费型生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资源的变化，那么，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资源新形式”。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世界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据统计，经五千年的开采和积累，全球绝大部分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经不在地下，而是以“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并还在以每年一百亿吨的数量增加。这一与消费同步增长、利用率高达99%、永不枯竭的绿色矿山，足以取代大部分矿藏、足以工业化利用。实际上，善于反传统、逆向思维的犹太人早就意识到：再好的铁矿不如废钢、有动脉就会有静脉、有组装就会有解体、有建设就会有拆除。并乘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为争夺矿产资源打得头破血流之际，把美国大部分“垃圾”这一潜在的“富矿”控制在手里。等到一旦开采矿产资源的成本超过了回收再生资源的成本，囤积居奇的美国犹太人，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矿山”老板而大发横财。受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影响，使资源极端匮乏的日本，形成了具有东方农业民族珍惜资源和西方列强掠夺资源双重性的“岛国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解除武装后，日本掠夺资源的西方属性已经行不通，而珍惜资源的东方属性则被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原生资源还是再生资源，在日本都会被反复利用到极限，因而成为最先发起“垃圾”革命、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国家。而此时美国的工业和生活“垃圾”已有了相当的积存，但美国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机器，又不具备将其再生的功能，这为已经成为美国“战略附庸”和“加工车间”的日本发起“垃圾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实际上，日本于上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进口美国的废钢铁等再生资源，据报载，引发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口废钢。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资源短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的号召。并陆续建立了16万个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回收点，制定了严格的“以旧换新”、“牙膏皮换牙膏”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有效地缓解了中国的资源短缺状况。但由于当时中国老百姓尚处于计划经济的物资紧缺状态，以及刚经过“大跃进”的洗劫，民间“破烂”的存量十分有限，而发达国家的废旧物资又不可能进入“反帝”、“反修”状态下的中国，中国的资源再生产业才没有成为一个能够与采矿业相抗衡的独立产业。近50年来，全球的资源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矿产资源濒临枯竭，开采成本、环境代价不断加大。日渐紧缺的石油已经由20世纪初的每桶10美元涨到了今天的80美元，铁矿也上涨了近10倍。与此同时，全球的工业和生活“垃圾”却在大量富积，发达国家仅钢铁的蓄积量就达200亿吨，回收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生存环境和资源状况的改变，靠资源掠夺发家、习惯于高消费的西方国家，只能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向低消耗的高科技转型来缓解这一矛盾，只能继续通过高消费这一传统手段来刺激经济。与此相反，这一物质存在的改变，却非常有利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长三角、珠三角等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状态、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修旧利废、勤俭持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调查显示，大量消耗原生资源的线性经济、工业文明，随着原生资源的枯竭，正在被一个能够使资源不断再生的循环经济、生态文明所取代。而专为矿产资源设计的大型矿冶业、制造业，正在被有利于物资回收、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家庭经济所取代。而要将运转了300年的线性经济改造为循环经济，是一次脱胎换骨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传统企业，而且涉及到由线性经济衍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整个金融、管理体系，以及思想、文化、政治等整个上层建筑。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更深刻、更广泛的“划时代的大革命”。这场人类为了生存而发动的“第四次资源革命”，宣告了一个资源掠夺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资源再生的时代正在到来；宣告了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由于无法适应目前的资源状况而行将就木；一个以节约型社会为特征、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正在喷薄欲出。而随着这场资源革命由经济领域扩大到森林、土地、水、动植物资源等自然领域，则必将催生出一个循环型社会、循环型世界。这场资源革命，使人与自然再一次由对立走向和谐、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使资源状况、生态环境由严重透支改变为收支平衡。既然我们承认：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存在，那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以为：人类只有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资源的变化，成为能够生存的适者，地球有限的资源才能满足人类的无限需求。反之，如果我们一味要求资源无止境的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又不愿意去改变工业文明固有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和浪费型生活方式，以适应资源的变化，其结局必然是恐龙式的悲剧。20世纪是工业文明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人类资源掠夺最为严重的时期。根据盛极必衰的“帕金森定律”，随着各种资源由丰富变为枯竭，21世纪也必然会成为工业文明发展到顶峰，由极盛走向衰亡、由先进生产力变为落后生产力的时代。当然，靠工业文明起家的发达国家决不会自甘衰亡，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秩序和富裕生活，往往寄希望于“技术手段”和对落后的线性经济进行维修和改良。如：为延缓城市人口爆炸，把楼盖得更高；为延缓矿产资源枯竭，把矿石炼得更纯；为延缓环境容量达到极限，把垃圾埋在更深；为降低能耗和三废排放，把矿冶业转移的更远。然而，这些技术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加速工业文明的消亡。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依赖大自然提供的动植物资源的“渔猎文明”维持了300万年，大而全的部落经济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依赖土地资源的“农业文明”维持了7000年，小而全的家庭经济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依赖矿产资源的“工业文明”维持了300年，大而专的托拉斯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今，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发展以利用再生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循环经济，形成了由小而专的家庭经济、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链，这一最能适应资源新状况的生产方式。而制约这些生产方式的正是那只“上帝之手”——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在资源面前，人类乃至万物总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衰亡。研究证明，东方农业民族的主要特征是：同一家族世代耕耘同一块土地，以勤俭持家、提高土地利用率来维持人口的繁衍。这种闭锁循环、因循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可持续生存并保持了生态的平衡，但由于“故土难移”、“厚古薄今”的民族习性而不利于发展与创新，因而妨碍了资源开拓型、掠夺型的工业革命的发生。而性格强悍的游牧民族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开拓和夺取新的牧场。这种“管前不顾后”的线性生存方式和“决斗”精神、“马背”文化，保留着渔猎文明弱肉强食的特征，虽然具有明显的资源掠夺性，不利于保持资源和生态的平衡，但却具有开拓和竞争精神，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而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较之农业民族的家庭经济，更容易适应工业文明大规模利用矿产资源的产业化、规模化。因此，东方的中国、印度、埃及等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农业民族，工业革命都落后于西方那些性格更强悍、思想更自由、眼界更开阔、生产规模比家庭经济大的多、游牧民族习性更为明显的农牧业民族。追根溯源，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正是“循环型”的农耕与“半循环、半线性”的农牧，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造成的。这也解释了郑和的和平船队与英国皇家海盗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区别；解释了东方文明修筑长城，以保家卫国为目的的战争观，与西方列强组织远征军，以征服世界、掠夺资源和奴隶为目的的战争观的区别。如今，随着工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的枯竭，线性经济必然会被循环经济所取代。这一转变，循环型的东方文明、家庭经济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近50年来，具有东方色彩、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而随着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资产重组”，一个“大中华循环经济圈”正在迅速崛起，并将从此改变西方工业大国唱主角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据调查，300年工业文明及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使发达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利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成为线性经济的先进代表。另外，工业文明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所创造的巨额财富，使大多数西方国家由“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使大部分社会矛盾、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通过“高福利”得以化解，甚至把《共产党宣言》里被认定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温和”的中产阶级，致使“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选举，都无法动摇其根基。而另一部分缺乏民主传统、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直接由原始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二战后的前苏联、国民党政府以及某些独裁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而垮台。然而，无论是福利资本主义还是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都是建立在资源丰富的基础上，靠资源掠夺和高消费生存。在资源丰富时代，只要加大开采力度，大自然的康慨馈赠，便可使各种矛盾通过“高福利”和政治改良得以化解。时至今日，工业文明唯一无法化解的，便只剩下“地球有限的资源与人类无限的资源消耗”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源极其丰富、大部分矿产资源尚未开发的年代，因而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剝削，而没有看到对大自然的“剝削”，因而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不承认自然资源的价值。然而，令马克思始料不及的是，资本主义通过高福利、多党制的“轮流坐桩”，使阶级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然而，与大自然的矛盾却无法化解。如今，这一矛盾正随着线性经济、工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枯竭而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一个似乎已经十分完美的工业文明走向没落衰亡。因此，最终埋葬工业文明的，一定是最能适应资源新状况、对于砸碎传统经济秩序和脱贫致富要求最为强烈、具有东方文明勤俭持家和修旧利废传统的那些资源再生工作者，及其掀起的这场垃圾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被马克思认定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可能正是那些生活在最下层、几乎一无所有的拾荒者。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他们才可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拾”出一个新世界。纵观今日世界，东西方两种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搏弈与融合几乎无处不在。如：日本亲美的自民党与代表传统势力的民主党之争；泰国亲西方的“蓝衫军”与代表东方文化的“红衫军”之争；西北亚各国的亲西方势力与地方势力之争；中国的崇洋派与草根文化之争；我国台湾的蓝、绿营之争以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的亲西方与亲华派之争，都有着东、西方两种文明冲突的背景。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西方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与东方高度人性化的“家庭经济”，又如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今，随着东方文明在经济上的崛起，东方文化甚至东方国家，正在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深重的资源危机与人类生存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2、足以积累丰富实践经验的密集人口和广大地域（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受地域、人口的限制，都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文明，只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延续）。3、深受传统势力的压迫并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人口占了大多数4、最能适应资源新状况的专统文化。5、地处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相对薄弱地区。资源匮乏、集中了数以亿计强烈渴望脱贫致富的贫苦农民的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面临着深重的资源危机；具备了勤劳俭朴、反对暴殄天物的传统文化和大批以人为本的家庭经济。同时，由于上述地区处于与台湾对峙的“前线”，国家不仅很少投资，甚至把那里的大部分工业转移到西部“三线”，使长三角、珠三角成为工业最为薄弱的地区，因而率先暴发了资源革命，并催生出一个崭新的生态文明。这也正是生态文明为什么会诞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而不是在欧、美等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甚至不是在资源相对丰富、工业相对发达的我国东北、西北的“老工业基地”。另外，新文明取代旧文明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象代表”的更换。如：奴隶主、奴隶，取代部落首领、部落成员；地主、农民，取代奴隶主、奴隶；资本家、工人，取代地主、农民。如今，最俱时代特佂的，莫过于中小企业的“家长”和农民工。辩证法认为，事物总是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使我们的工业文明落后于西方，但在生态文明方面，反而会后来居上。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因而不仅在吃苦耐劳、修旧利废、土地资源利用率方面远胜于其他地区，而且还造就了大批修旧利废的能工巧匠，形成了感情细腻、温良恭俭让的“江南文化”。同时，那里的家庭经济也比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更为发达，加之几乎没有高能耗的采暖期。因此必然会“先富起来”。我们看到，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中、小家庭经济为主体；以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正在应运而生。而这一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人类根本利益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千年盛举；这一历代哲人、志士都曾描述过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伊甸园、乌托邦、世外桃源，也必然会在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中萌芽，从工业文明的薄弱环节破茧而出。如今，不可抗拒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因区域差异、阶级差异、民族差异而产生的国家，也将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而消失。因此，我们的子孙也必将生活在一个没有军队和杀戮；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球村”中。实现“世界大同”，首先要解决人类的“资源大同”。地球一旦形成生生不息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资源问题，而且还可使发达国家需要重金处理的垃圾变废为宝，真正实现了双赢、多赢和人类资源的共享。资源是人类最重要的财产，解决了资源共享这一世界难题，也就解决了“财产共享”（共产主义）、根除了因资源引发的战争。人类的原始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个新文明的诞生绝不会一蹴而就，300年工业文明形成的线性经济及其上层建筑，也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那些大量利用再生资源的中小企业，正在遭到传统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政策围剿”，就是明证。三、资源是制约人类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宏观上讲，宇宙的能源和资源都是无限的。据报道，仅海底的可燃冰就可供人类使用数千年；阳光照到地球上30秒所携带的能量，足夠人类用一年；每升海水所含的氘，相当于30升汽油。而宇宙所拥有的矿藏，更是我们现在所能开采的千百万倍。然而，要利用和开采这些资源，就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而言，可能要等到现有的矿产、石油资源枯竭后的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实际上，地球上所有的煤炭、石油资源都是植物经过20亿年光合作用的结果。据统计，人类一年消耗的煤炭、石油资源相当于100万年的“古老阳光”。显然，人类的消耗比大自然所能提供的快了100万倍。所以说，相对于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资源还是有限的。因此，当人类对许多资源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将现有的资源节约使用或循环利用，无疑是维持人类生存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明智选择。否则，因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战争，将不可避免。那么，与其无休止的为争夺资源而互相残杀，不如携起手来，将现有的资源循环利用和节约使用。同时，利用“战争红利”（省下的军费）、集中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去争取能源和资源的新突破。实际上，人类发展史上的“农业文明”就是在渔猎文明的后期，动、植物资源即将枯竭，而人类还没有能力利用矿产、石油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将尚存的动、植物资源靠“人工”循环利用的一种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满足了人类几千年的资源需求，直到人类在勘探和开采矿产资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工业文明时代。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找到矿产、石油的替代品的时候，把仅存的矿产、石油资源，或者已经变成“垃圾”的资源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无疑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同时，还可为人类开发新资源赢得宝贵时间。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刚刚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发明了弓箭、石斧和掌握了取火技术的时候，那些相对变弱的动物似乎是随手拈来，取之不尽。人类只需将箭射的更远、斧磨的更利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资源需求，完全没必要费时、费力地去饲养动物和发展种植业。显然，在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情况下，猎杀、采摘的线性经济、漁猎文明，比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去饲养、种植的循环经济、农业文明更符合人类的利益。而300万年后，当大型动物、原始森林己近枯竭，以饲养、种植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循环经济，又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此时崇拜甚至迷信大自然，反对暴殄天物的农耕文明，则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当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我国刚刚发现大庆并向全世界宣布：“从此摘掉贫油国帽子”的时候，地球上的土地资源和石油资源似乎都是无限的。在人们只需加大开采力度就可使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谁还会放着1美元一桶的石油不用而去用废塑料炼油呢？显然，此时以掠夺式开采、高消费为特征，处于线性状态的工业文明，最有利于人类的发展。面对似乎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产生价值”，而否认自然资源的价值，这为工业文明的资源掠夺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今，每桶石油己经上涨到80美元，谁还舍得把1000美元一吨的废塑料填埋、焚烧呢？而利用废塑料、废钢材等再生资源产生的高额利润，必然促使循环经济迅速崛起。此时，我们不仅感到石油、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具有极高的价值，甚至连空气、水、乃至“垃圾”都是有价值的，都必须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科学证明，正是由于地球上的水、气、矿物质处于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状态，因而保证了生命——碳的化学反应得以延续。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随着科学的进步，使利用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科技进步所有带来的“资源红利”都只能是暂时的，都有一个由丰富到短缺的过程，都需要靠新的科技进步来“发现”新的资源。我们毫不怀疑，人类总有一天会到火星上去开采矿产、到太阳上去采集能源。在这一过程中，资源丰富与线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掠夺型”的渔猎文明、工业文明；资源短缺与循环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再生型”的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如同随影随形的孪生兄弟。这种产业结构、文明形态随着资源变化而变化，但这一万变不离其宗的现象，反映了物质的第一性，反映了存在决定意识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无论是保守、循环型的农业文明——东方文明，还是开拓、掠夺型的工业文明——西方文明，都是人类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满足资源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在资源短缺的今天，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优势。即：一方面，依靠具有东方文明色彩的循环经济来维持生存、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具有西方文明特色的开拓、创新精神，去发现新的资源和能源。只有实现东、西方文明的优势互补，才可能兼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兼顾人类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总结人类的发展史，正是各种不同文明的“杂交优势”，推动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毛泽东把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的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把西方文明的市场经济与中华文明的家庭经济相结合，都引发了空前的大革命。在资源短缺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今天，发展以资源再生为主要特征的循环经济，改变落后的线性产业结构，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根据我国东南沿海的成功经验，引进西方文明的市场经济，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中央集权制”和“家庭所有制”的巨大优势，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成功经验，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正在使人类进入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早在2500年前，当世界尚处于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初创阶段的“万类霜天竞自由”时代，儒家思想就把几千万炎黄子孙凝聚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实现了字同文、车同轨、统一的度、量、衡，解决了目前经济全球化急需解决的标准化问题，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闪耀着人类智慧的东方文明，一定会与西方文明取长补短、包容“同化”成统一的人类文明，将全人类凝聚在一起，创造出更为辉煌的生态文明。三百年弱肉强食的工业文明，使全球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发达国家，由此造成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动荡和恐怖活动的主要根源。怎样才能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濒临枯竭、环境容量已达极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资源匮乏、集中了全球最庞大贫困人口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像工业革命初期的西方国家那样，通过“炮舰政策”去获取资源，也没有通过高消费和大规模基本建设去刺激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走工业文明的传统老路，而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家庭经济的巨大优势，充分利用了全球大量积存的再生资源，促成了“买世界” （进口废旧物资）→“卖世界”（出口产品）的国际大循环。他们的成功，为人类摆脱资源、环境以及贫穷的困扰，树立了榜样。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庄稼汉，在工业文明相对薄弱的地区完成了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革命，正在使占全球人口近的中国，走上循环经济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和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创新。经粗略计算，如果全球有的人口像中国东南沿海的贫苦农民那样，顺应已经变化了的资源状况，加入国际大循环，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及由贫富差距引起的恐怖活动，将得到根本的缓解。据调查，大量廉价的再生原料和再制造设备加工出来的廉价生活用品，进入全球“寻常百姓家”，还大大降低了全球的物价指数。显然，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并不是美国所标榜的“民主”和“人权”，也不是发达国家为满足少数人的需求而生产的奢侈品和高科技产品，而恰恰是使全球大多数贫困人口得到实惠的“中国制造”。就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廉价产品，使美国“最不稳定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使他们“接近了稳定的中产阶级水平”，成为美国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和平使者。显然，世界急需的是中国为全球大多数贫困人口雪里送炭的必需品，而不是发达国家为少数人锦上添花的奢侈品和高科技产品。“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与“地球有限的资源储藏”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各国为争夺矿产、石油资源而产生的政治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最终只能用战争手段解决。因此可以说，在工业文明时代，以资源掠夺为主要特征的线性经济，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据统计，年工业革命发生的多次大的战争，几乎都与争夺不可再生而又分布不均的资源有关。“明治维新”使日本由循环型的农业文明走上了线型的工业文明，也就从此“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源掠夺的道路，成为亚洲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而中国发展大量利用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进口的废旧物资，在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价值，还是需要重金补贴的沉重负担。显然，任何国家都会为争夺和保卫资源而战，而不会为争夺造成环境问题的“垃圾”而战。因此，中国发展利人、利己、利天下的资源再生产业，为根除由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战争创造了条件。历史上靠侵略战争掠夺资源，往往被称为战争罪犯、杀人魔鬼；而把天下的污染源变成资源，则一定会被称为地球的清洁工、拯救人类的天使。毛泽东曾经预言，瓜分资源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只相隔了年，那么，随着资源的进一步枯竭，用不了年，必然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立足于早打、大打”。然而，“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今都没有爆发，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德国等资源匮乏的工业大国、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均已通过“垃圾革命”缓解了资源危机。目前，中国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慌。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德国为争夺资源而发动战争的阴影尚未消散，而中国的资源需求已远远超过了当年发动战争的日本、德国。于是，在垄断了资源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眼里，通过垃圾革命满足了资源需求的日本、德国已不足为患。惟独中国，为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必将与其争夺。而一些小国为了自保，要么联合起来，要么寻求美国的庇护。一时间，因资源引发的民族矛盾、领土之争急剧白热化。军备竞赛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大战的种种特征均已呈现。上世纪初，资源匮乏的日本、德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后，由于当时全球的废金属、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的蓄积量十分有限，通过战争手段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矿产资源，便成为解决资源危机的唯一选择。目前一些历史学家仅从“人权”方面来衡量二战的是非而有意忽略争夺资源的实质，显然是在掩盖老牌帝国主义对资源的垄断。如今，全球大量蓄积的再生资源，已经基本上可以取代矿产资源。像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那样，以和平方式解决资源危机己成为可能。总结日本、德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几大要素，即：1、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与国内有限的资源储藏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2、巨大的生产能力与国内有限的市场需求的不可调和的矛盾；3、垄断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4、外来势力与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等；5、垄断了全球资源的没落帝国对新兴工业国家的暴利盘剝。纵览全球，目前这些矛盾均有一定的苗头。如：曰本安倍之流的右翼，利用长期被压抑的民族情绪和经济的萎靡，极力鼓吹扩大军备，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希特勒、东条的影子。当然，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中国，对于日本等国的右翼势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己也绝不会走军国主义的道路。然而，事物总是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在加强军备、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也要警惕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不要忘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农业大国了。在康乾盛世时期，谁能想到一个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弹丸小国日本，竞然能够成为几乎占领了整个亚洲的军事强国？爱国主义固然可贵，但对于那些试图把中国引向资源掠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则也应予以警惕。而正是德国、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将两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史料记载，日本、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都是在经济崛起后，不甘心长期受老牌帝国主义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被试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政客煽动起来的。而只有在深切感受到老牌帝国主义，通过资源垄断对新兴制造业国家进行暴利盘剥后，才能真正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因此，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用，何种方式获得资源，以及用何种方式解决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决定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已经证明：只有通过生生不息的国际大循环，满足世界工厂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解决贫富差距，才可能避免因资源危机和社会危机引发的战争，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亚洲、和平的世界。另外，毛泽东把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划为“第三世界”。把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作为战略基础，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韬晦策略。因而使中国得到了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如今，我们个别同志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我国的人均收入、社会保障还排在世界的位左右，属于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休戚与共。结果，某些地方为了与发达国家“接轨”，为了向世界夸富、显国威，不顾我国每年还有上千万受灾人口需要救济；还有上亿人口尚待脱贫；大多数人口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尚未解决。一方面大量兴建豪华场馆、形象工程、高科技项目，一方面耗巨资举办只有发达国家才玩的起的大型国际活动，试图加入“富人俱乐部”。结果，不仅疏远了穷人（发展中国家），也为富人（发达国家）所不屑。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坚持“三个代表”，在国际上也应坚持“三个代表”，其中包括成为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过早地暴露甚至夸大我们的实力，都不符合毛泽东关于“缓称王”、邓小平关于“棉里藏针”的战略思想；都不利于树立我国渴望和平、埋头苦干以摆脱贫困的良好形象。值得欣慰是，中国强大的资源再生产业，正在将全球的主要污染源——“垃圾”变为资源、财源，并安置了数以亿计的低文化贫困人口就业，同时还为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提供了廉价的生活用品。这就必然使世界变得更清洁、更富裕、更稳定。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发起的这场资源革命的不断深入，因资源、环境以及贫穷问题引发的国际纠纷乃至战争，必将得到根本的缓解。循环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开启全人类的和平稳定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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