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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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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 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
作者：田毅鹏&&&&发布时间：&&&信息来源：
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田毅鹏&&&&&&&&&&&& 该文刊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降，以战后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化为背景，日本兴起了以研究地域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新公共性构建”等问题展开研究，建立起“结构分析”的学科分析范式。通过对城乡过密―过疏进程的研究，将城乡关系问题作为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其对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特别关注。在拓展社会学学科研究界限的同时，也为其走向政策应用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关键词：地域社会 都市过密化 乡村过疏化 公共性结构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战后日本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本社会的“空间结构”发生剧变。城乡社会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面对上述社会变动，从70年代起，日本社会学界掀起了“地域社会学”研究热潮，经过数十载的积累，业已初步形成了地域社会学的学科研究体系，日本也由此成为地域社会学发展的重镇。学界通常将地域社会学视为是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主要是指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学界也时常“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看作是地域社会学的下位概念，而将地域社会学界定为二者的总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社会学可以简单地还原为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虽然与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内容有交叉共享部分，但其学科目标却主要是将地域问题置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试图以实证的、实践的研究志向、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分野。”（森冈清美，）本文试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就战后日本地域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及演变做一概括性论说，以弄清地域社会学的学科视域、研究领域及运行过程，以为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鉴戒。一、城乡“过密―过疏”问题背景下日本地域社会学的勃兴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对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的直接回应，日本社会学界便开始意识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城乡地域结构剧变所带来的影响，主张将都市化背景下的城乡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但在产业化、城市化深度主导之下的日本社会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旧有的“城乡范式”来加以理解，由此便提出了超乎城乡之上的“地域视界”问题。正是在回应“乡村过疏”和“城市过密”问题的背景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得以兴起并迅速成长。（一）“过疏―过密”问题与日本传统地域构造的剧变如前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日本社会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城乡社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空前的剧变。1、关于“乡村过疏化”1966年初，在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的报告中，最早提出了“过疏”概念，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挺进的过程中，“人口的地域移动呈现出强劲的由乡村后进地域向都市先进发达地域快速流动的趋向。这一由经济发展而引发的地域变化也同时引发了严重的地域问题。”（内藤正中，1968：29）这是日本政府官方文书中最早使用“过疏化”概念来阐释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地域的结构性剧变。以此为起点，乡村过疏问题逐渐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话题。一般认为乡村过疏化现象主要表现在：（1）地域内人口和户数锐减。以日本那贺郡弥荣村为例，“从1960年至1965年5年间，全村人口减少了1842人，约占全村人口1/3.全村的户数也由1176户减至917户，其中，举家离村者达144户，达502人。”（内藤正中，1968：2）；（2）地域老龄化。因离乡者大多为年轻人，遂导致过疏地域较早地进入到“老龄社会”，地域活力严重不足。在20世纪60年代前，人们可以在日本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带有地域性、伦理性、永续性和集团性。但时至今日，这种社会关系原封不动地存在并得以延续的地域，在日本列岛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是无限制扩大的地域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被限定的狭小的地域空间，人们即在二者之间展开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家庭主妇、幼儿和高龄者则成为乡村留守者。（3）过疏地域的经济生产急剧萎缩，生产规模缩小，财政能力下滑。地域公共服务能力低下，教育、医疗、消防等活动难以为继，一些传统的冠婚葬祭仪式也因缺少年轻劳动力而面临严重困难；（4）生活信念低落。在地方空洞化、人口外流、经济活动停滞等因素的作用下，“地域居民生活信念低靡，对自己居住地方原有的魅力感和自信心丧失殆尽。”（池口小太郎，1968：278）为克服过疏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便陆续出台了《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又称《旧过疏对策法》（1970～1979）、《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又称《旧过疏振兴法》（1980～1989）、《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又称《新过疏法》（1990～2000）、《^E地域自立促M特e措置法》（2001年发布），试图通过一系列“过疏对策”以减缓过疏化进程。由此而揭开了“过疏化”与“逆过疏化”的进程。2、关于城市过密化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几乎与乡村过疏现象出现的同时，日本城市社会因大量人口涌入而开始面临过密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秀俊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的存在，早在1965年他便提出“高密度社会”概念，清楚地意识到“不仅要注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带来的影响。”（加藤秀俊，1965）经过数十年的探讨，日本学界对“过密”现象业已形成基本的共识，认为所谓过密现象主要是指“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条件、技术水准等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森冈清美，）一般说来，战后日本的“都市过密”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1）早期的过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据统计，1975年时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内的总人口达4706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42%。人口集中区域的人口数合计3847万人，占全国人口集中区域人口数的60.3%。（滨英彦，1982：22―2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过密”现象主要是与边远农村、山村、渔村的“过疏”相对而言的。（2）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过密问题”。新过密化最大的特点是东京圈的一极集中化。（佐藤俊一，1997：411）大量人口流入东京，据统计，到1992年“以东京为中心，由神奈川、千叶、崎玉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虽然仅占国土全部面积的3q6，但人口却大约有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93：602―603）相比之下，关西圈和名古屋圈则停止了过密化得演进态势，呈现出“东京一极集中”的样态。“一边是繁荣的东京，另一边则是不景气的地方。”（升秀树，1992：97）“距离是城市环境中社会关系的核心。因此，形体的接近并不能保证社会意义上的接近，因为空间并非交流的惟一障碍，而社会距离也并非总是能够用纯粹物理学的方式合适地加以测量。”（格拉夫梅耶尔，2005：34）复杂的过密现象到底是城市社会的福音，还是灾难，值得学界长时间探究。3、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的实质在“过疏―过密”概念的提出及演化过程中，人们对其理解不断走向深化，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城乡“过疏―过密”问题不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移动迁徙现象，因为在“过密―过疏”问题发生及其演进的过程中，城乡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动。城乡“过密―过疏”现象体现了工业资本生产和农业小商品生产之间的结构不平衡。社会过密―过疏化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地域性和共同性不断分离、不断扩散，共同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作为传统社会共同体的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连接开始松动，而作为市民自主性和责任性的主体，如何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则成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过密都市在与过疏乡村的对垒中占据优势，但其内部亦因过密问题的困扰而面临挑战。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过疏―过密”问题，实际上就是现代城乡社会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二）“过密―过疏”问题的连带性及其对传统城乡二元分析模式的挑战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虽然承载着工业文明的城市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绝对中心，但乡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作为社会的一极而存在的。与此相适应，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大体上是围绕着“城―乡”二元模式展开的。就社会学学科而言，与城乡分立的社会格局相对应，形成了以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为主体的学科知识体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开始了其战后的快速发展。在其令人耳晕目眩的发展变迁进程中，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城乡社会问题的连带性迅速凸显。主要表现在：1、城乡混住化。在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历程中，由于轿车、地铁、城铁等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加之都心地价腾贵和环境恶化，大量的城市人口开始移住郊区。伴随着通勤圈的扩大，前往乡村寻求住宅的城市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城乡混住化倾向。从广义角度看，所谓混住化社会，主要是指在城郊和一般乡村空间范围内，农口和非农户同时存在的格局。据统计，1970年时，日本乡村农户和非农户所占比例发生逆转，非农户在农村所占比例逐渐增多。1972年，日本农业白皮书中率先使用“混住化社会”一词。到1975年，全国农村非农户占农村居民总数的七成。在这一意义上，农村已非农民独有的空间，甚至农民在农村中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少数派。混住化并不仅仅是指一种简单的人口混杂，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样态。在混住化社会里，其传统的同质性的村落社会中出现了异质化构成要素，同质性社会开始走向崩解。这种混住化社会因其既存在城市的因素，也存在乡村的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社会“重层结构”，导致地域社会逐渐丧失了其传统的共同性，失去了解决其自身问题的能力。（石水照雄，1962）2、城乡兼业化。在城乡社会走向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单一的农业经营实际上已不可能，绝大多数农家采取了“兼业化”策略，即除农业经营外，兼营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作为农民非农化的重要途径，兼业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大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群”。毫无疑问，农民走向兼业化的过程，增强了农村―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兼业化也使得农民“收入出现差异，逐渐丧失了作为农业从业者所特有的职业等质性特点。在失去职业等质性的同时，其传统的相互扶助精神也走向弱化。村落生活体系亦趋于个别化。”（石田正昭，1986）3、城乡生活模式趋同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生活模式必然对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理论上看，虽然在现代社会的总体格局中真实地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一种势均力敌基础上的对抗。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城市对农村所构成剧烈冲击，必定导致乡村走向“孤立和分散”。而在现实中，乡村生活方式趋同于城市的过程，往往是通过城乡混住化和农民兼业化逐步实现的。以城市生活为模板，乡村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剧烈变迁，其结果必然导致城乡间生活样式趋于划一，从而从生活基础层面消解了“城市―乡村”分立存在的理由。（三）地域社会学勃兴的社会背景及知识基础日本人对地域问题特有的敏感，对其地域社会研究的起源及持续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日本学界对地域问题并无特殊关注。这主要因为：第一，因日本地域空间狭小，自古一统，各地域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故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不会产生明显的地域异质感和差别感。第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经济发展的冲击波尚未对乡村构成巨大冲击，城乡仍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尚未产生重大的分化。第三，战前日本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意识淡薄，对地域问题也不甚敏感。（池口小太郎，1968：53―54）但自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后，城乡地域社会发生剧变。当这种传统的城乡秩序被迅速打破，甚至走向解组时，必然会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从而表现出对地域问题的特别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住民运动”的勃兴。所谓住民运动，一般是指围绕着地域生活和地域问题，在一定的社会紧张关系的背景下而发生的住民与权力对抗的关系及行动。（莲见音彦，1980：236）有时也被称为是旨在维护住民消费生活过程以及居住地生活权利的运动。（远藤，197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面对工业化和国土开发背景下的环境、公害、医疗、教育、福利问题，日本列岛掀起了强劲的“住民运动”。这场住民运动初期主要指向加害企业，要求政府和自治体保障住民的财产及权利。同时指向劳动、生产、消费等领域。运动中，日本的住民参与意识得到空前增强，地域组织也获得迅速发展，地域自治力量得以彰显，众所周知，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便建立起地方自治的体制，但在战前这种自治实际上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形式，而通过“住民运动”地方自治得以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虽然日本社会距进入“以地域为中心时代”尚有一定距离，但地域的确在这一进程中得到空前的彰显，加快了由“住民参加”向“住民自治”转化的步伐，也为地域研究成为日本学术界热门话语准备了条件。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深受美国城乡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日本学者松原治郎认为，美国20世纪初期以来有关地域社会的学术理论谱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期：以农村社会学为中心的关于“地域圈”和地域集团的研究（20世纪初年―1930年）；第二期：以芝加哥学派帕克、沃斯等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关于都市共同体的研究（1920年―1940年）；第三期：从社会学、政治学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的关于地域权力结构与共同体的研究（1950年以来）；第四期：关于地域社会的开发与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关注地域福利需求与福利资源配置调整、社会福祉与居民组织的协调、地域居民的生活体系和行动体系等问题（1950年―1960年代）。其中，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对日本战后地域社会学的勃兴产生了巨大影响。（松元治郎，1973：54）（四）地域社会分析范式的确立城乡社会的剧变使社会学那种传统的“城乡二元分立”的分析模式已难以覆盖流动而复杂的地域现象。学界开始意识到，单纯地从农村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视域出发，已难以对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解读。由此，一些超乎城市、农村之上的地域问题开始成为主导。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规定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在，即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因此，城市社会学并非纯城市现象的社会学。”（格拉夫梅耶尔，2005：1）可见，复杂的社会变迁要求建立一种超乎“农村―城市”模式之上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众所周知，“地域社会”概念的提出并非始于地域社会学研究勃兴的20世纪70年代。早在19世纪初，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即开始广泛使用“地域社会”概念。其含义主要是指一种基于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结构及关系性总体,在通常情况下，学界也常称其为地域共同体。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社会”概念与前述的概念既有密切的关联，亦存在重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地域社会学使用的“地域社会”概念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在前工业化社会，人类文明所依托的“地域社会”基本上是静止的、具有明晰空间界限的共同体。因为地域社会集团的成立一般是建立在定居生活基础之上的。处于游牧、狩猎阶段的民族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地域社会”。农耕民族则因其过的是定居生活，其共同体成员生于斯、长于斯，相比之下，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自然可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罕往来”相对稳定的地域社会。农村社会学研究正是以这种相对稳定的地域社会空间为依托而展开的。而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社会”则与之不同，它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发生的根本性变动，并开始走向衰落解组式变迁的空间。与传统地域社会概念的确定性不同，地域社会学关注的地域社会带有“暧昧性”和“重层性”特点。这里所说的“暧昧性”，主要是指地域社会具有“广域性”、“扩散性”和“不确定性”。故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当代社会学重要分支的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不是那种静止的地域社会，而是动态的、流动的、重层的、暧昧的“地域空间”。2、地域社会的统合性。长期以来，日本地域社会是由农村地域社会和城市地域社会构成的。但伴随着城市化和产业化的进展，日本步入了全面城市化阶段，出现了城乡“统合化”变动。而这种“统合”实际上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的基础之上的。其统合动力主要来自于地域经济结构的变动。日本学者岛崎稔将日本城市分为重化学工I都市、纺织工I都市以及其他工I都市三种类型，其中，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劳动力吸纳的需求。重化工业的建立使得工业都市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空间。可见，这里所说的“统合”并不是两种均等力量平等互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倾斜的、不均衡的运动。是“资本力量”、“工业空间”对“农村空间”统治和支配的产物。（石川淳志，1983：99）3、地域社会的关联性。早在1963年，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早期奠基者关清秀即认为“所谓地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将城市、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的‘相互关联’的地域。地域社会学便是以研究揭示这一‘相互关联地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其主旨为合理配置相互关联地域的人口、产业和文化，尝试推进地域的再组织化。”（关清秀，1963）故地域社会学的特殊性和意义主要是“在被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把握地域发生的诸现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变动进行总体性把握。”（久岛留阳三，1987：9）二、地域社会学研究的阶段性演进与展开从时间上看，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演进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是地域社会学起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过疏―过密”现象而引发的日本地域结构的剧烈变动，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等问题展开研究，后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研究主题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深度城市化背景下的空间变动和社会新公共性的构建，在此阶段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分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地域结构分析”与“过疏―过密对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在日本地域社会学的初创时期，普遍流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是所谓“结构分析”。作为地域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手段，结构分析以经济复兴、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地域间均衡发展为目标，其基本立场是关注作为国家政策的地域开发对城乡社会的整体结构产生了哪些影响？国家财政投入的实施对于阶级、阶层、集团等各种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1992：88―89）概而言之，主要是关注城乡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变迁，进而探索作为公共政策的地域开发政策与城市结构变动之间的关联性。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结构分析”并不具有严密统一的分析范式，但却在上述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并将其提炼概括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的架构可以表述为：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1、“过疏―过密”背景下的地域生活变迁地域社会学研究者所说的地域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地域社会生活形态的分析，而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围绕生活资料供需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联”（莲见音彦，1991：47）因为在城乡“过密―过疏”问题出现和地域共同体走向消解的背景下，人们传统的地域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地域生活的社会化和个人化。所谓“生活的社会化”主要指个人生活的外部依存度增大。个人的生活不再为传统的血缘、地缘共同体所庇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的生活政策所左右；而且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受企业和市场力量的影响制约。正是在国家和市场因素的直接影响下，生活资源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于原有的家族、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的意义开始降低，家族的功能大大减弱。由此，地域生活的社会化直接促进了生活的个人化，（莲见音彦，1991：48―49）导致地域生活发生巨变；（2）地域生活资料供给结构的变动。在传统的“家庭自给型”、“血缘地缘型”生活资料供给结构中，居民既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但在基于血缘、地缘共同体供给体系逐渐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型”和以市场为主体的“市场型”供给体系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一意义上，“生活资料的供给者主要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或分配者。居民变为生活资料的需求者或消费者。”（莲见音彦，1991：49）以地域生活论的视角来审视日本“过疏―过密”问题，我们会发现，过疏地域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在于，随着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其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生活资料供给体系宣告崩解。而因过疏地域人口稀少，市场型的生活供给体系也因难以盈利而不愿进入，如因人口锐减以及私家车的普及，过疏地域的公共交通事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宣告停运的线路与日俱增。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全国废止的公共交通线路达1374 条之多。（自治省过疏策管理室，1972：193）从而导致了过疏地域社会生活资料供给体系以及社会公共性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型”供给系统便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可见，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生活变动，实质上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结构变动的过程。2、“过疏―过密”问题与地域组织团体重构在传统地域社会共同体走向消解的过程中，如何在“过密―过疏”这一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是地域社会学研究关注的又一核心话题。（1）地域社会学之所以关注地域组织团体问题研究，主要是因为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的进程中，城乡社会共同体开始迅速走向衰落。一方面，由于过疏化背景下乡村人口锐减，加之随乡村农业现代化推进而出现的农民“兼业化”和“脱农化”进程的发生，使得农村昔日基于生产和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原有协作关系大大弱化，乡村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交通、通讯的发达，加之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出现了“职住分离”现象，导致町内会、自治会等城市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功能亦大大减弱。此外，因非正式就业群体的增多，导致基于职场的“职缘”日益稀薄，出现大量的“无缘人群”。故如何在新的背景下实现城乡社会的再组织化，遂成为不可回避的难题。（2）地域组织研究的焦点。从地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审视地域组织问题，不是一般性地研究地域组织的构成及其功能，而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即认为地域组织既是与地域社会生活相关的居民组织或团体，同时也是链接居民与“公权力”之间关系的组织。以地域集团与公权力的关系为基准，将其类型化，可分为经济团体（农业团体、林业团体、渔业团体、工商服务团体）、政策受益团体（医疗团体、福祉团体、教育团体等）、市民活动团体（文化团体、居民运动团体等）、地缘组织。在明确了地域集团分类的基础上，地域社会学集中关注的是关于地域组织与公权力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3）地域权力结构分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社会内部的町内会实际上是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连结组织而存在的，其结构具有极其明显的二重性，“既是作为行政末梢团体存在的，也常常扮演居民压力集团的角色。”（松下，1961：443）故揭示地域集团在社会基层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亦成为地域组织团体研究的核心内容。3、“过疏―过密”问题与地域格差战后日本“过疏―过密”问题的演进，直接引发了严重的地域格差。所谓“地域格差”，主要是指城市与乡村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经济收入、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1）地域社会学的视域下的地域格差，一般是指由农工之间的不均等发展而带来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种种地域差别。虽然地域差别自古有之，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期的工业化将地域差别空前地推进和扩大了。在一般情况下，地域格差的扩大往往与过疏化和老龄化有着较为直接的关联。而农村与城市之间格差的扩大主要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动引发的。大量农村青年涌入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及周边的工业地域。农业机械化也加速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此外，由于日本近代以来实施中央集权政策，尤其是伴随着战后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出现了“东京一极集中”现象，导致“首都圈”与“地方”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距。而且尤应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呈现出“格差定型化”的趋势。（2）从地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格差乃是“土地所有和资本的对立关系”，进一步言之，亦可说是“市场关系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关系”，都市是“市场关系的凝集点”，故“都市和农村之间关系的历史展开，也就是共同体和市场关系的历史展开。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拓展，通过成立国内统一市场和共同体的解体这一变迁过程，城市地域和农村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得以展开。”（岛崎稔，1976：50―51）可见，在城乡“过密―过疏”的分析框架下，城乡之间的差距远非可用那些简单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差异。4、“过疏―过密”问题与地域政策在战后日本地域社会“过疏―过密”的剧烈变动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故在克服“过密―过疏”问题的进程中，由政府推出的各种地域政策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在“过密―过疏”的演化进程中，日本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解决问题，如针对过疏化而制定的包括《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等系列政策对策；针对都市过密化而出台的一致都市扩张的系列政策等。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战后初期，日本将临海工业地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其结果导致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城乡地域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了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日本地域政策体系是开放的，它并不抑制人口流动。“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伊藤善市，1993：3）（二）地域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至今）步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度推进，日本社会进入了个体化社会时代，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被破坏，地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开始走向崩解。在上述背景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地域社会学的第一阶段发展主要是针对乡村地域过疏和都市过密问题，以地域生活结构变动为切入点，围绕着地域结构分析而展开的。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域社会学研究则开始与公共哲学、公共性构造转换等话语相结合，集中探讨地域社会与公共性构建问题，并试图超越作为“问题”的城乡“过密―过疏”现象，而直面过密社会和过疏社会的挑战。20世纪晚期欧美流行的新城市社会学关于空间分析的研究视角也为新时期地域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在90年代后期的上述转换，从1991年以来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会出版的主题研究报告即可略见一斑。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会出版&& 1、空间变动与“过密―过疏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为背景，日本地域社会学关于“过密―过疏”问题的研究分析手法显得更加细腻。多数学者认为，与其将城乡“过密―过疏”现象看成是一种“问题”，还不如说“过密―过疏”现象已化作一种“社会形态”的实体性存在。运用“空间分析”理论，对“过密社会”与“过疏社会”的特殊存在形态及其相互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1）“过密―过疏”社会间的复杂转换。一般说来，“过疏化”以及随年青人外流而带来的老龄化，本是在偏远山区、渔村、离岛、小城市等典型过疏地域发生的特有现象，但吊诡的是，到90年代，很多研究者发现过密与过疏地域之间业已发生颇为离奇的空间转换。在城市过密的都心地域出现了昔日只在过疏乡村发生的严重的“过疏现象”。“都心过疏”又称“都心空洞化”或“内城衰落”，主要是因内城人口外流到郊区而带来的老龄化和城市中心区域衰落现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诸多经济社会功能集中在城市的都心，包括东京圈在内的那些大都市，基本上都形成了“职住分离”的都市构造。结果导致通勤时间无限度增加、郊区住宅昼夜人口比例悬殊，即白天在郊外居住区停留的“全日制市民”减少，郊区成为“睡城”。而都心白昼人口密集，夜晚则因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大批活动者返回郊外而陷入严重的“空洞化”。由此，我们透过都市中心空洞化现象，发现了在过密的都市空间内产生了与乡村过疏地域类似的情况，即因高龄者所依托的地域社会体系业已走向崩坏，而不得不面临过疏乡村同样面临的孤独和无助境地。同样，乡村过疏地带也因产业凋敝，导致就业机会空前匮乏，其居民获得就业的机会较之城市人口过密地带还要困难，是为“过疏中的过密”。&&& （2）过疏社会与过密社会的互动与“共生”。过疏地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在过疏地域，约占全国人口1%的人口支撑着超过半数的国土。他们通过对农地、森林、江河湖泊的管理维护，在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资源、提供安全食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故过疏对策应是一种基于过疏乡村与过密城市交互支撑的设计和考量。伴随着过疏地域人口数量的减少、老龄化以及地域产业走向衰退的进程，如何在过密都市与过疏乡村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成为问题的关键。有些地域试图通过吸纳观光客在内的“地域外关系者”，使之进入过疏乡村，利用其握有的资源为过疏地域的振兴发挥作用。与本地域各种力量相比，这种“地域外关系者”具有异质性，给过疏地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森重昌之，，2010）2、地域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地域社会学研究的转型过程中，其发展逐渐与公共性话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向。公共性一般是指“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 “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忍偌一，2000：6）在日本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公共性结构主要体现为以“公”为主体的“立公灭私”，“损私奉公”的过程。到战后，虽然“灭私奉公”的绝对服从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但来自民间自组织的“共”的支撑力量并未臻于成熟，故在地域社会学与公共性话语的碰撞中，如何在继续发挥“公”的作用的同时，激活“共”的力量，成为问题的关键。“参与”与“协动”问题和新公共性承载者问题成为研讨的热门话题。（1）从“参与”到“协动”协动一般是指复数的社会主体，为了其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一致性行动。与“参与”相比，协动具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如果说“参与”主要是强调在“公权力”的号召下展开，那么，协动主要强调的是“共”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居民、地域NPO、企业、政府及地方自治体。由此，在此协动系统中，行政力量也只是作为平等协动的一方，被称为“行政市民”，而不再具有独尊的行政权力地位。其次，以往的“参与理论”主要是依托于政府，围绕着“权力与参与”这一分析框架展开的。一般说来，“参与”是作为与权力相对的概念而存在的。其存在或是与既定的权力对抗，或是由权力自上而下赋予的参与权。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整个日本列岛居民运动此起彼伏。其运动的兴起主要是针对1955年以来经济发展和快速增长而带来的诸如公害频发、自然环境破坏、历史遗产损毁等事件为背景而发生的，构成了对地方政府权力的一种强力对抗。而在90年代后期“创城运动”的背景下，地域社会学研究者之所以不再使用“参与”而使用“协动”一词，主要在于强调运动决定和实施主体的多元性。在这一体系内，行政和市民是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存在的。（2）寻找包括NPO和志愿者在内的新公共性的“承载者”近年来在面对防灾、老龄化支援等问题时，人们不仅强调来自政府的“公助”，以及来自市场的“自助”，更强调居民之间的“互助”。但当我们将目光投诸现实的城市生活时，会发现城市邻里陌生化，邻里关系稀薄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城市居民失去了对地域依托关系的情况下，使人难以对邻里互助关系报以现实的期待。以此为契机，新公共性建构之思潮勃然而兴。日本社会长期由国家独占的公共性也开始向市民协动型的公共性转变。寻找新公共性的诸多承载者，成为当务之急。据统计，到1996年，日本已有25万多个具有正式法人地位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社会法规约有百余部。而尚未获得正式社团身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约有85000个。（托马斯•西克尔， 2000：143）形成了诸多“新公共性”的承载者。3、地域社会的衰败与再生进入新世纪，日本列岛“过密―过疏”的进程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而是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过密都市的中心街区，繁华的经济商业发展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社会衰败。都市社会衰败首先表现在城市居民“共同行动”能力的退化。与20世纪60年代市民运动之频发不同，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化、居民多元化和异质化，加之，城市邻里关系的陌生化和关系稀薄化，导致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助行动丧失了现实的实体基础。（大仓罚 2003）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城市空巢老人的孤独死问题，格外触目惊心。所谓孤独死，主要是指家族小型化、老龄化、城市近邻关系疏远化而导致的空巢老人死亡后方被发现的现象。而在过疏地域，部分过疏村落开始面临“村落终结”的挑战。步入20世纪90年代，过疏地域的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往，过疏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年青人告别乡村而流入城市。但新时期的过疏现象则是以年青人流出乡村、少子化、无子化为主要特征。标志着过疏现象开始由“年青人流出型”（1970年）向“年青人流出型”+“少子型过疏”（1990年以降）转变。（山本努，1996：199―215）1991年日本学者大野晃根据其实证调查，提出了“界限村落”概念，认为在严重过疏化的村庄，其村落有可能走向“终结”，其具体指标为：村庄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占据一半；村庄因老龄化而导致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难以展开；村落传统的文化、祭祀等仪式活动的停顿。（大野晃，1991）由此，过疏地域的乡村社会何以可能，便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话题了。三、地域社会学的评价如果我们把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最为基本的追问理解为“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那么，地域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则应相应地表述为：如何在地域社会走向流动、地域集团走向衰落甚至解组的状态下把握社会的复杂变化？如何在社会结构总体性复杂变动中探寻维持社会“秩序“与“发展”的可能？ （一）地域社会学与日本社会学学科发展1、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拓展大约从19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于欧美的社会学开始向包括东亚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那些舶自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在与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理论的交融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以都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研究为背景，日本社会学界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地域社会学研究，到今天已初步建立起超越城乡社会学之上的地域社会学的分析传统和研究范式。众所周知，日本的都市社会学深受美国城市研究的影响，与之相反，日本的农村社会学则具有很强的本土研究传统。地域社会学则是在融汇上述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分析范式。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还努力实现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突破与更新。如城市化背景下乡村迅速走向过疏化，与西方社会学共同体概念相对应的村落、家族纷纷走向解体，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依据。但地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并未完全丧失，而是实现了新的转化。为了更好地把握到这一转化进程中存在的新的“社会联结”，日本学者提出了“共同性”概念，以发现日常和非日常、显在的和潜在的共同性的存在。（田中重好，）试图通过对共同性这一概念内涵的发掘以丰富共同体理论体系。2、推进社会学研究实现空间转向近年来，在论及自20世纪70年代肇始的“社会学空间转向”思潮时，学界往往论及的都是列斐伏尔、吉登斯、福柯、卡斯特尔等社会理论巨匠，而忽略了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东亚的日本还存在着学科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学的“空间转向”。虽然从思想理论传播的角度看，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深受上述社会空间理论的影响，但不容否认的是，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者将“老龄化”、“性别”、“社会集团”、“地域格差”等概念带入研究，直面由“过疏―过密”所带来的“缩小社会”、“混住化社会”、“内城衰落”等复杂的社会空间变化，以回应“过密―过疏”状态下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上述意义上，日本的地域社会学研究为20世纪晚期世界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3、强化社会学的政策关怀和应用取向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虽以实证研究见长，但长期以来，在如何将其实证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方面尚缺少足够的支撑手段。鉴此，地域社会学在其揭橥之初，便努力将其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地域政策，带有极强的政策应用取向，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应用科学。在地域社会学的发展初期，那些参与地域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学者即努力通过地域社会学，对国土开发规划有所贡献。他们希望将地域社会学构建成一门融“科学与政策”、“学问与实践”为一体的学问。（关清秀，1963）数十年来，日本学术界的地域社会学研究主要围绕着乡村过疏―城市过密、地域社会组织重建、超越农村与城市之上的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地域对立及地域歧视、地域活性化、跨地域合作网络的构建等问题展开，形成了诸多研究热点，为东亚其他国家的地域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和典范。在日本地域社会学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过疏对策―过密对策”这两条清晰的线索，与这两条政策线索直接相联系的，是《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等政策规制的存在。虽然上述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在加强社会学学科走向政策应用化发展趋向上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地域社会学发展的局限虽然地域社会学在日本的发展已粗具规模，但从总体上看，“作为学科体系的地域社会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石川淳志，1983：314）其发展尚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局限，主要表现为：1、如何真正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界限，建立起新的学科分析范式。早在20世纪中期，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即被质疑，发出过诸如“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卡斯特尔，2006：239）之类的疑问。而作为同样关注空间研究的地域社会学，其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如何处理好与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城乡关系发生变动的条件下，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也在调整其学科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呈现出城乡研究一体化的演进态势。在此种情况下，地域社会学如何在“两线作战”的背景下形成自己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其所面临的真实的挑战。2、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日本社会学界存在着一个比较绵长的村落研究传统，其关于农村地域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以“村落”为出发点，将农村社会视为一个紧密的社会结合体，关注基于土地占有关系基础之上的“村”与“家”紧密的一体性结合。而城市社会学则是在二战后引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理论而形成的。如何将这两种关于不同类型社会的研究统合到一个空间，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村”与“城”的统合，便成为一个研究难点。3、政策转换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自地域社会学研究发轫之时起，很多学者便具有以下共识，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空前加大了。因此，以作为国家政策媒介体的自治体为中心，而对地域社会体系展开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黑田由彦，2005）在上述认识支撑下，地域社会学研究者试图努力通过“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有机转换，以切实推进应用社会学的发展。早在1964年，大道安次郎即主张以社会规划的理念构建地域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张通过对地域开发进程中居民的社会生活变化展开实证调查，针对诸多地域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实证应用取向。（大道安次郎，1964） 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结构分析”阶段，围绕着“过疏―过密”问题的探讨中，社会学的对策能力有所提高。但到90年代末期，地域社会学对国家地域政策变动和行政区划改革却缺少足够的关注，其结果是“将90年代以来政府关于基层体制改革置于研究视野之外，对国家在地域社会公共性再构筑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及其作用关注不够。”（黑田由彦，2005）从而使地域社会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能力大打折扣。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对当下中国城乡社会研究具有有益的启示。因为城乡关系是世界上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围绕着城乡关系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其乐观派认为，就其一般趋向而言，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城乡差别会越来越小，其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对城乡关系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城乡关系应做复杂性分析，要充分意识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由城乡“二元结构”而引发的城乡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景天魁，2006：43）在这一意义上，日本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过密―过疏现象”及其治理对策，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和借鉴。参考文献格拉夫梅耶尔，2005，《城市社会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黑田由彦，2005，《地域：公共性与地域社会》，《社会学评论》，第56期。景天魁，2006，《统筹城乡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现代都市之解读》，京都：ミネルヴァ俊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93，《转型期的日本》。&森冈清美,1993,《新社会学辞典》，东京：有斐阁。托马斯?西克尔，2000，《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北京：科学出版社。田中重好，2011，《从地域生发的公共性》，京都：ミネルヴァ俊伊藤善市，1993，《地域活性化的战略》，东京：有斐阁。远藤，1972，《住民运动与劳动运动》，《都市问题》63卷3号。自治省过疏策管理室，1972，《过疏地域的现状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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