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　　公元280年，交州刺史陶璜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咬牙切齿地控诉了南方的“海盗王国”——占婆。陶璜身为封疆大吏，表面光鲜无比，内里却是满腹苦衷。他得努力做到地方财政自给，还得向朝廷供奉珍珠和孔雀等奢侈品，这两项任务实在艰巨，而占婆人的侵扰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一千年的“北属时代”当中，统治越南的中国官吏一直饱受占婆劫掠之苦。公元939年“独立”之后，越南海岸依然常年遭到海盗袭击，历代统治者为此发动战争进行报复。直到17世纪，越南彻底征服占婆，占婆海盗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世界上真有专事海上劫掠的“民族”，或者由海盗组成的“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海盗”只是海民同时拥有的若干身份之一。海盗，海军，商人，渔民这四种“职业”在传统社会当中是四位一体的，海民侧重于其中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解读占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欧亚大陆西端的另一个例子。　　同样是在公元280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马克西米安任命卡劳修斯（Carausius）将军为不列颠舰队指挥官，负责打击袭扰高卢北部的法兰克海盗和撒克逊海盗。　　从“三世纪危机”开始，直到五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日耳曼各族入侵者常年从事海盗活动。除了北海上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以外，还有地中海上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黑海上的哥特人和赫鲁利人。在罗马人眼中，这些蛮族是海盗；但是在日耳曼人眼中，自己只不过是靠海谋生的穷苦人罢了。在以法兰克和西哥特为代表的日耳曼王国建立并且稳固下来，日耳曼人成了农民和地主之后，就对海上行劫大失兴趣，反而变成了海盗劫掠的对象——在公元8-11世纪，新兴的维京海盗最喜欢拿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开刀。等到西欧的贸易复兴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布让维京人也成了农民和地主之后，盛极一时的维京海盗就随之消失了。　　海上行劫从来不是某些人群的固定特征，而是历史条件的流动产物。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阶层关系是决定因素，特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也会发挥作用。　　祖为盗匪，父为良民，子复为盗的情况在海民当中无比常见。同一群人在东海抢劫，北海打渔，西海从商，南海充军的情况也是稀松平常。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在传统社会当中，不存在专职的“海盗”，海民普遍具有亦兵亦盗亦商亦渔夫的身份，为何还会出现广为流传的“海盗集团”甚至“海盗民族”呢？　　像是占婆这种以“海盗王国”著称一千五百年的存在，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解释来自两方面：　　其一是本质主义的原因：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激励海民更多从事劫掠行为，盖过了其它活动，造就了“海盗”这一身份。　　其二是建构主义的原因：掌握话语权的人群可以强调敌对人群的“海盗”身份，同时可以淡化自身的“海盗”过往。这一点对中国和西欧尤其适用。　　接下来，本文将以占婆、马来、加勒比、巴巴里等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海盗群体为引，介绍“海盗”这一身份的源起和流动。诺曼人。作为维京人的后裔，他们放弃了海上生活，转而成为西欧文化的卫道士和传播者，实现了对英格兰和南意大利的文化征服。他们的一支表亲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了基督教，选择拥抱农业生活；另一支表亲融入了东欧，这群人原本在伏尔加河流域掠奴，在中欧充当奴隶商人，到东罗马又成了雇佣军。一、“海盗湾”是怎么诞生的——海盗身份的起源　　现在，我们回到占婆。　　东南亚大陆地区共有四个河口冲积产生的三角洲：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创造了孟族-缅族国家；昭披耶河冲积平原创造了孟族-泰族国家；湄公河冲积平原创造了高棉国家；红河冲积平原创造了越南国家。而占婆，是唯一一个被大河抛弃的古国。　　和东南亚大陆其它国家一样，占婆的政治经济以谷地农业为基础，但是它只有一串被海岸和山区分割开的破碎低地，没有一个富饶的水稻平原作为核心。因此，占婆国家一直结构松散，王权孱弱，财货匮乏。　　占婆拥有长长的海岸线，海上贸易因此成为居民和统治者都十分青睐的一种赚钱手段。公元4世纪，中国晋朝开始和东南亚建立贸易联系；11世纪的宋朝更是开启了和印度的大规模贸易往来，贸易路线上的占婆因此收益颇丰。但是，对于贸易收入的依赖成了占婆国家的弱点，由于商业风险高，波动大，占婆居民和统治者时常陷入生计或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海民随之加大劫掠活动的比重，而国王不仅默许/鼓励劫掠，甚至还会亲自发起远征，来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因此，越南和高棉地区长期受到占婆海盗的袭击，甚至两广也不能幸免。　　作为回应，中国屡次要求占婆国王为海盗活动负责，命令他约束自己的臣民。然而事实上，中国控制不了占婆国王，占婆国王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臣民。　　临海，山区，经济匮乏，政治破碎，依赖贸易，收入波动大。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对海民劫掠活动的激励，在劫掠的同时，海盗们也在种田、打渔、贸易、当雇佣兵，但是这些活动都不如抢劫收成好，或者其它活动压根就满足不了生计，对于海民来说，所有的产业都是主业，也都是副业，重点从事哪些完全取决于生存需求。而在某些情况下，从事劫掠特别诱人，比如在占婆。　　世界上只有一个占婆，但是像占婆一样的地方远非只有一个。　　公元前229年，罗马人向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人开战，要求根除此地的海盗。在三次战争胜利后，伊利里亚海盗从不屈服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凭借破碎的山区和长长的海岸线，伊利里亚吸收了许多不满罗马统治的水手，他们和本地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海盗活动。到共和国晚期，海盗又成了罗马人的大敌，甚至敢打劫埃及送来的运粮船（整个罗马城都靠它养活）。为此，罗马将军庞培发起了一场海上战争，终于把海盗涤荡干净，还顺便捣毁了地中海东岸另一个酷似伊利里亚的海盗窝乞里乞亚。然而，等到罗马帝国衰弱，中世纪的伊利里亚海盗再度死灰复燃，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死敌，10世纪的威尼斯为此出动大量雇佣兵，征服了整个伊利里亚海岸，又修筑堡垒防御海盗。然而伊利里亚海民只是沉寂，从未远离。16世纪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东地中海的政治秩序发生了重构，乌斯科克海盗又以伊利里亚为基地，名震整个东地中海。　　罗马人也好，威尼斯人也罢，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消灭”过伊利里亚海盗，只是逼迫海民暂时转入其它生计而已。　　如果新生计有利可图，海民可能就会投身其中，从此不再海上行劫，例如本文前一部分提到的日耳曼海盗以及维京海盗。倘若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海民继续充当海盗不过是频率和比重问题，比如本文这一部分所说的占婆人和伊利里亚人。　　不过，历史上海盗身份固定和转化，其实比这两组案例复杂多了......描绘占婆水手和高棉战争的浮雕。高棉和大越一样，是占婆海盗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占婆对这两个国家都实施过大规模劫掠。湄公河是高棉抵御占婆的主要防线之一，但占婆无法夺取湄公河三角洲，即使占领也无力开发当地的沼泽。缺乏权力和财富中心的占婆最终成了越南扩张的牺牲品。二、海盗、海军、商人，三位一体——海盗身份的流动　　1712年，圣玛尔塔，美洲。　　一个多世纪之前，征服者希梅内斯.德.基萨达正是从此地出发，占领了群山中的波哥大，为西班牙君主创造了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然而如今的这个港口小城似乎配不上它在历史上的威名，在山丘和丛林的掩映下，这里一共住着三十户白人家庭，还有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居民们待在低矮的土坯房里。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加勒比海盗一直是这个城镇的梦魇。十五年前，城镇的主教甚至不得不把教堂改造成了军火库。如今，一支英国船队又在逼近圣玛尔塔。　　英国人来了！钟声响起，居民们按照熟悉的路线逃到了丛林里。然而英国人下船之后，没有拿一针一线，没有砸一砖一瓦，只是静静等待着当地人的回应。居民们慢慢探出头来，发现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水手，这次居然是来做生意的。　　“Let's trade!”领头的海盗船长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大金牙在黑胡子丛中的一排泛黄牙齿里闪闪发光。　　圣玛尔塔的这个故事细节是虚构的，但事件是真实的。　　18世纪初，加勒比海盗准备退出历史舞台，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走私比抢劫更加有利可图。　　在16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海盗在加勒比海上横行，由于运输条件不发达，欧洲和美洲贸易往来少，加勒比海上的殖民据点也少，最值得做的行当就是抢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然后把白银运回欧洲。　　在17世纪，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开发，海盗们发现走私奴隶和制造品更有赚头，于是在抢劫和打渔之余，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做起了走私。到1689年时，西属美洲2/3的进口商品都是来自走私货，这些商品的制造者，英法荷等国从中赚的盆满钵满。　　到了18世纪，由于交通的改善，加勒比据点的扩张，美洲市场的扩大，欧洲制造品生产力的提升，走私已经比抢劫有价值多了！英国甚至直接抛弃了自己曾经支持的私掠者，和西班牙联手打击海盗。识趣的人早早当上了商人和海军官兵，再也不挂什么骷髅旗了。　　在漫长的三个世纪当中，“加勒比海盗”们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营生，只是调整了不同活动的比例。他们既是海盗，也是走私者，是渔夫，还是国家赞助的雇佣军，只是随着时代变化，顺应形势，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身份标签而已。　　除了时代，水手的身份还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变化、　　在16世纪的大西洋上，葡萄牙水手是王室资助的官兵和商人，他们从东方带来香料，销售到安特卫普的欧洲市场；从欧洲带来制造品，销售到西非海岸的酋邦；又从非洲带来奴隶和黄金，带到欧洲和美洲......人们可能指责葡萄牙人是垄断者和黑心商人，但无人认为他们是海盗。　　然而在16世纪的印度洋上，葡萄牙人是当地人眼中的海盗，他们以圣战之名抢劫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船只，攻占领地，修筑堡垒，枉顾印度洋季风贸易上千年来的秩序和规则。不过，就和所有的海盗都同时具有商人和雇佣兵的身份一样，葡萄牙人也会得到亚洲统治者的青睐。暹罗和缅甸国王喜欢雇佣葡萄牙“海盗”作为炮兵，而中国明朝则恩准这些“海盗”在澳门做合法生意。　　在16-18世纪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上，“海盗”是个没有什么确切含义的名词，因为人人都是海盗，人人也都不是海盗。除了葡萄牙人以外，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倏而为海盗，倏而为佣兵，倏而又成了渔民、地主和商贾。人们只能用“南洋海盗”统称之。巽他大陆架上有三万多个海岛，可谓加勒比地区的超级放大版，许多岛屿都是天然的“海盗窝”。最有名的海盗莫过于本地的马来人，许多海岛族群都以海盗活动闻名，其中布吉斯人是最有名的海盗集团，18世纪布吉斯人猖獗的海盗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南洋列岛，但正因如此，他们也成了最有名的雇佣兵。他们凭借军功，在马来亚的柔佛宫廷建立了巨大影响力，爪哇的统治者雇佣他们对付荷兰人，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也雇佣他们对付暹罗人......海盗没有祖国，也压根没有所谓的“职业”。　　在很多传统国家当中，“海盗”就是“海军”的前身。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血统”上就可以追溯到霍金斯和德雷克的海盗们（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也是他们）；“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舰队源于八十年战争期间的“海上乞丐”；这套规则也不只适用于西欧：16世纪中叶在地中海上不可一世的奥斯曼舰队，其班底就是海雷丁帕夏带领的希腊裔和柏柏尔裔海盗们；在丰臣秀吉远征朝鲜的大军当中，不知又有多少人属于曾经的“倭寇”呢？二战期间的法国顶级战列舰“让.巴尔”号，以17世纪一位著名的私掠船长命名。同英国和荷兰一样，法国海军具有深厚的“海盗”渊源，早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水手就经常劫掠英格兰海岸，英格兰海岸至今仍有一些被法国海盗袭击过的古迹。三、谁是海盗？——“海盗”身份中的话语权问题　　在日本作家盐野七生看来，地中海上的基督徒水手是水手，穆斯林水手就是海盗。　　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当中，盐野写道，在穆斯林征服地中海东岸和南岸之后，萨拉森海盗从此肆虐，许多西欧勇士挺身而出，与之抗衡.......　　盐野的说法其实极具代表性，提到地中海海盗，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以巴巴里海盗为代表的穆斯林海盗们，而非基督徒海盗——尽管后者进行的劫掠活动并不少于前者。　　在16世纪的地中海，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拥有一大批海盗窝。穆斯林阵营由阿尔及尔领衔，突尼斯、的黎波里、得土安、发罗拉、都拉斯等城市紧随其后；在基督徒方面，领衔者是马耳他和里窝那，前者是查理五世皇帝敕封给医院骑士团的劫掠大本营，后者是托斯卡纳大公特意给基督徒海盗打造的避风港，比萨、那不勒斯、巴伦西亚、阿尔梅里亚、阜姆等城市加盟其中，共同构成了地中海基督徒的“海盗矩阵”。　　在17世纪，随着英国和荷兰船只造访地中海，基督徒海盗阵营又多了一股生力军。绑架，抢劫、索要赎金......基督徒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手法如出一辙，作案数量也旗鼓相当。巴巴里海盗经常在欧洲登陆劫掠，而基督徒直接把抢劫据点建在了对家门口——在奥兰和梅利利亚这两座非洲堡垒，守军外出袭击柏柏尔人部落可谓家常便饭。穆斯林海盗很少劫掠穆斯林船只，而基督徒海盗经常劫掠教胞的船只，威尼斯和西班牙因此饱受英荷海盗之苦......　　然而问题在于，为何谈起基督徒水手，人们更容易想到的身份是士兵和商人，而穆斯林水手就是“海盗”？这背后的理由不言自明——掌握话语权的是欧洲人。　　正如在东南亚，占婆被定义成了“海盗王国”，原因在于掌握话语权的是中国人和越南人，而占婆已经没办法为自己的历史辩护了。　　作为多重活动的集合，海民的“身份”具有极大的定义弹性，这种弹性构成了话语的建构空间。是污名化的“海盗”还是追求自由的“水手”，讲故事的人会给出自己的结论。但无论故事讲成啥样，都请记住，历史的主角不是这些定义强盗和勇者的话事者，而是他们笔下那些靠海吃海的普通人。1584年前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在地中海发动的劫掠活动。16世纪末的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赞助了许多国内建设项目和海军扩张计划，这两者的结合就是里窝那港的扩张。该港因此成为当时地中海上有名的自由贸易港，也是数一数二的海盗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