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会玩，说实话一开始真被剧名糊弄住了。初次看《婆婆的镯子》这剧名，寻思着也就是那种鸡毛蒜皮、琐碎狗血的家庭伦理剧，于是想着随便放着吧当背景音，听得热闹点。但有些剧越不期待越能给你惊喜，这剧绝对是本年度最被低估的剧了，开始没了解剧情，但开篇影像出来就知道，这个剧组绝对是行家。因为这部剧的画幅比是电影的比例，有人问《婆婆的镯子》用这种画幅比有什么意义。说实在话，有很大的意义。很多人以为电影画幅比只不过看上去更有所谓电影质感罢了，可实际上它却是完成整个影像艺术的地基。其中影响就包括电影构图、运镜、光影、布景、走位等方方面面。1要知道在我们常见的电视剧画幅比里，根本没有这些电影技法的讲究，基本就是人物镜头来回切换加上台词输出，以此推动剧情的发展。但现在，《婆婆的镯子》使用电影画幅比，却让该剧的呈现成了综合艺术体的体现。众所周知，电影本就是多艺术的综合体，它不仅限于表演跟剧本，还有更丰富、更立体、也更有艺术化的视听语言体现。有时候就比如面对爱人，我们经常有欲言又止的情绪，面对一种事态，我们也无法通过台词来展现，而这种在普通电视剧里，也很难只通过表演呈现。而这时候就需要光影、构图、镜头的切换来完成。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就极少讲台词，比如《阿飞正传》里，他就喜欢通过光影构建堆叠、来诠释一个人疏离的情绪、难以言喻的孤独感。这就是艺术。电影艺术是需要留白、需要余味的，同时它也能替代冗长的台本、用画面推动剧情。而在《婆婆的镯子》也类似的技法体现。比如第一集两家人见面，双方的父亲纷纷给妻子让座，让两位母亲坐在了一起，在这个画幅比里，人物和环境之间关系不仅被极致压缩，所有人位置更凸显了立场跟剑拔弩张。这就是电影技法的运用。用电影画幅比跟空间构图，就凸显了两方家庭的隐藏较量。除此之外该剧还运用了对称构图、框中框构图来诠释人物的内心失衡、以及利用大色块的碰撞构建光影，诠释不同环境下人物的内心，或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的大上海、或温馨、亲切的房间，都能通过这种色彩运用诠释 。2不得不说，《婆婆的镯子》作为一部电视剧，真的充满了细节感，堪称本年最被低估的剧。当然作为一部剧，剧情好坏也很重要。毕竟电影技法跟技巧，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相比之下，普通观众对设定、对剧情才更感兴趣。那这部剧到底怎么样，还是家庭剧的鸡毛蒜皮吗？其实真没有，虽然《婆婆的镯子》聚焦的依然是婆媳关系、依然是家庭纠葛，但剧情上它却完全反常规、反套路的设计。这方面就拿牛骏峰饰演的石磊来说吧，一般而言婆媳剧里儿子肯定就是工具人、面对妻子跟母亲来回和稀泥，导致婆媳之间越发不理解。但《婆婆的镯子》中的石磊，却并非工具人，而是符合当下价值观的时代男性。在剧中有这么一段剧情，在女主结婚之前，婆婆送给她一个价值不菲的镯子，并且当时婆婆还说是传家宝，就算当做彩礼了。本来开开心心的事情，但后来刘茵却发现这个镯子是假的。于是到家试探了一番，刘茵才得知婆婆把真玉镯送给女儿石舟欣了。当然更关键的，这种镯子戴久了甚至会不孕不育。而有次刘茵特意找来石舟欣想确认下，却阴差阳错将真镯子拿走了，结果导致后面婆婆一直说她是小偷，搞得她在整个家无地自容。按照这种情况，作为儿子一般也没办法，毕竟真镯子确实是被刘茵拿走了，哪怕是无意也有理说不清，但石磊作为丈夫，却依然据理力争。他说如果情况属实，他会带着刘茵过来道歉，但要是刘茵被诬陷的，在场的人就得给刘茵道歉。而他始终坚定站在妻子身边、坚信妻子为人，不让刘茵受一点委屈。在《婆婆的镯子》中除了石磊这个角色、还有众多的符合当下、冲破以往婆媳剧俗套巢臼的剧情，而这都使得这部剧颇有新意。当然整部剧始终围绕“婆婆的镯子”这一元素，本身就很有创意。一般而言，家庭伦理剧经常是一地鸡毛，“偷镯子”可能就是其中一集。但《婆婆的镯子》却极具创意的将一家人跟传家宝镯子交融，并通过镯子草灰蛇线设计谜团跟戏剧性的故事递进。在整个故事中、矛盾跟阴谋、对立跟误解也始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颇为悬疑带感。至于《婆婆的镯子》为何如此设计，其实也很有深意。虽然《婆婆的镯子》名字看起来俗套又老土、甚至还带着狗血的感觉，但《婆婆的镯子》实际上却是通过婆媳关系 、通过“镯子”这个传统物件来阐述两代人的隔阂、城市化下的思想对立。以及当代人对待“突如其来”亲密关系的态度。3本身刘茵跟婆婆两个角色，便充满了现实表达。刘茵虽然学历颇高，在上海打拼数年也站稳脚跟，看上去是成功的当代女性，但实际上她却身陷原生家庭的困局。就比如第一集中，母亲朝男朋友家索要彩礼，但实际用处却是给弟弟买房子。婆婆李霜琴虽然担任医院护士长，看上去有教养，但实际却是十分传统的女性，其实镯子这个物件，也无时无刻不隐喻着她的身份。当不同时代女性相碰撞、婆媳关系本就是最具隐喻式的象征。比如两人关系不对等凸显的地域“阶级”，刘茵虽然拥有高学历、不错岗位。但外地人的身份却是她难以逾越的高墙。这也导致她面对普通护士长的婆婆时，依然变得柔弱跟不发一言。在她的成长中，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导致她的自卑心理，哪怕如今在上海混的一席之地、但工作场不得不曲意逢迎、生活场上外地户口都导致了她内心的低人一等。这种“病”通过结婚跟“镯子”被不断地放大、婆婆似乎是她逃离原生家庭后新的“原生家庭 ”，而这次的病因则是来源于从城市化加速后形成的地域“阶级”。同样除了这种社会性的隐喻，剧中不得不面对的“婆媳冲突”，时常话里有话、暗藏机锋的对白，同样反映了当代年轻人，面对一段陌生的“亲密关系”时所遭遇的内心挣扎。何为“陌生的亲密关系”。在我的理解里就是被动的有了关系，就比如婆媳，因为两个人的结合造就两个家庭的结合，让女朋友跟妈妈被动的成为了“亲密关系”，在身份上她们是婆媳、在称谓上是母女。但实际上她们交叉只是因为一个男性。并没有多余的感情基因。当代人，面对这种被动亲密关系经常选择躲避、不知如何处理。而《婆婆的镯子》极其真实的用影像、用矛盾冲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脆弱的亲密关系方程式。同时也通过这种表达，《婆婆的镯子》不仅对城市化进程下的“阶级分立”表达了看法，更呈现了两代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以及当代人面对“陌生亲密关系”的内外交困，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也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婆婆的镯子》，一方面是它利用电影画幅比所做的颠覆创新 、以及通过电影技法、影像形式让该剧充满了余韵。而另一方面，更在于作为家庭伦理剧，所做的试探！不止于影像、更在于表达。不再是鸡毛蒜皮的狗血、更不是浅尝辄止的呈现，而是由浅入深、由表入里将社会议题、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并用现下方式和手法拆解。披着婆媳剧的壳、探究当代有的年轻人不仅深受原生家庭迫害、更受大城市社交缺失症候群洗礼的无奈悲情。单凭这一点，《婆婆的镯子》就值得被推荐。}

@别开枪是我 所述本事备矣，常书鸿就是那样实心眼的人，拴不住，也不想动心机拴妻子的。他非但拴不住妻子，也撼不动曾经的下属。我将全文引一下高尔泰的回忆，略长。不过刚想起两条更相关的，先记在这里：—— 首先，这起事件，叫私奔也好，叫破裂也罢，都不会著名。那已是山河残破未收拾，又隆隆传来内战雷声的民国末年。八年间，人们什么没见过？早已不新鲜。郁达夫登报休王映霞，徐悲鸿登报解除与蒋碧薇婚约，熊佛西给绕道香港牵儿挈女万里寻夫的朱君允写信，「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够抚育三个孩子成人」，—— 这也都是同辈。与之相比，常要待妻子登报结束婚姻，他的人品还是要好一些。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他的情商也更低一些。是相爱相杀没杀好终成了冤家更好一点呢，还是古洞青灯黄卷，无暇导致无爱然后无缘更好一点？你想好了没有，反正我是没想好。—— 其次，关于常的成就。首先容我断言，常是远比徐老实的人，换在徐悲鸿在敦煌，就绝不会任人这么批斗，更不会任下属那么欺侮。徐悲鸿巡游画展，在广西画《桂系三杰》，演讲反蒋；参与美术活动，在《美展汇刊》同徐志摩笔战，力挺导师所承古典派，怒斥马蒂斯是流氓而塞尚更是人格令人不齿，—— 都可看出他是多么炽烈而急切的人。多年以后，徐志摩的表妹夫做徐志摩年谱，找到他问论战文存，他还劝人家改做鲁迅的年谱更有价值。更多他与刘海粟的过节，对林风眠的误会，连带中央美院与中国美院的宿怨，就更不必细表。他只是一生不穿绸长衫；但并不拒绝参加富人们的欢宴。但是爬青城山，看张大千与他在抗战的后方，在盛夏的山中，同宿上清宫写生，「青山有情皆白头，绿窗无刻不黄昏」。一个名士云游去，一个严师携徒来，看留在那里的画展（其实是图片资料展），我无论如何，都还是更喜欢徐一点。也许是看脸，也许是看气色宗派。我喜欢看形销骨立的耶稣，不喜欢看大腹便便的弥勒。张同常书鸿比，我也更心向常一点。我喜欢看万里投荒的玄奘，不喜欢看机智传奇的慧能。借用另一处高人的话讲，许多人面对文明史，分不清挥霍的火花，和积累的种子。张大千在敦煌毁壁画的争议、创兴新画法的豪壮，更接近于哪一方，识者自不待言。我无意贵此贱彼。种子多了腐坏，也本该焚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然而国运如网，网住了种子，漏掉了烟花。烟花渐欲迷人眼，种子石化难回田。—— 第三，关于常在婚变中的责任。初了解到还有这一段缘断的人，很容易将陈芝秀之离开常书鸿，与蒋碧薇之与徐悲鸿的情变类比。我也是直到看了那微电影之前，印象中都觉得，常沙娜，得名于塞纳河的常沙娜，母亲是法国人；因为没见过常沙娜谈她的母亲。我想说，常书鸿的婚变，同徐悲鸿的恩怨，不能一以视之。徐悲鸿除早年在乡间孤苦、少年在上海颠沛、青年在巴黎学艺断粮几濒绝境外，以后不曾遭际过孤寂困苦，虽然他也从没觉出自己是骄子，是怒狮奔马才罢，他是负有使命的流星，体现在人间就是爆炭；蒋碧薇背离他，也并非生活重担，而是情感纠缠。在蒋决定与张道藩复燃或者终于开始之先，徐自己就已有过几回师生恋。徐身上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但这种气概，用在夫妻之间，是不合适的。就是在恋人之间，他也毫不打折。孙多慈之父终不肯女儿嫁徐，虽然那时徐早已名满天下，—— 孙父把女儿叫回家中，又断了女儿的月供，于是女儿只能困守家中。这期间，徐悲鸿曾与她鸿雁传书；但来见孙父，来纾尊折脸服软一谈，请孙父瞧得起的前辈大佬来说项，—— 他从没有办。正如多年前，他与蒋碧薇也是私奔，直到多年后他学艺有成，蒋家默认了他们，才再相见。于是，顺理成章的，他也失去了孙。而常失去陈，令我开了一个纯学术的脑洞—— 她陈芝秀不是雕塑家吗？怎么只见画家夫君迷壁画，不见雕塑家夫人迷雕塑？洞里的雕塑呢？我觉得，—— 此刻容我浮出水面透口气：我觉得常书鸿既然选择了与雕塑家而不是画家在一起，那么在自己沉迷壁画时，为什么不考虑雕塑家妻子的感受？假如陈芝秀是有可能为雕塑留下的话，而常书鸿只顾了壁画，那就是他做的太不好，做的太不够了。妻子只有一个，你没法亡羊补牢。—— 第四，关于「私奔」这回事。还是那句话，你开心就好。但残酷的是，在你国开心很难。董竹君同夏之时离婚，她很开心；但她的子女也都讲，母亲独立创办锦江饭店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用着父亲的朋友和名望，尽管这时父亲留在四川又抽大烟又蓄妾，俨然堕落成了一个土豪劣绅。文秀同溥仪离婚，她没有很开心，最后四十多岁嫁了一个王老五军官，没几年心肌梗死，撒手人寰。1950年，夏之时连同若干弟弟、侄子，被人民政府镇压，前一年他还是起义人员，辛亥元老，是对方的座上客。他的晚辈子息给在北京的董妈妈写信求救，董竹君只是私下接济，还要严辞训诫他们同反革命夏之时划清界限。她开心吗？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福贵在看到龙二被五花大绑万民公审一枪崩了之后，立刻吓尿了裤子—— 「幸亏咱家的老院都输给龙二了，不然今天被崩了的就是我了。」你问董竹君离婚开心吗？她怕是只会惊心。据说陈芝秀私奔后，就同那个军官回了杭州原籍，从此中断了艺术生涯，文革遭难，晚景凄凉。她开心吗？有人说，军官没有再去台湾，是为了她；有人说，她后来给常写信求助，还是女儿应答的求助，可见常的一斑。但我觉得，何必为 justify 她，就一定 peck 他呢？这世上没有拎不清的自由，只有多管的是非。—— 第五，关于再现，或者消费「私奔」这件事。常沙娜还在，因此我想至少她对这个微电影怎么看，即便法律上讲不必要，道德上看也很重要。按母亲出走，她时年十二岁；记忆中一幕幕场景，再回放时，母亲的画面，真就只有那尘灰扑面的旗袍、高跟鞋，一纸辞别信吗？——或者问的更狠一点，令童年这样戛然而止的这场事故，在常沙娜眼里，重点真的是在敦煌壁画上，然后在HTC手机的相机功能上吗？我觉得很可疑。但是我也并不以为这微电影就在消费、利用人家。「消费」被污名化当大棒很久了，该收了神通了。我觉得这往事，已经进入民间的历史，可以艺术的再现，不必纪实；也见仁见智。想起郁达夫的长子郁飞，曾读到过文革中，还是解冻中，郁飞谈父亲时的文字，其中还是直呼「王映霞」。但是新时期终于起航了，他也从流放的边疆回来杭州，靠近母亲。母亲为他这个年届五十、从最初被组织反右被妻子扫地出门以后就再没尝过家庭是什么滋味的儿子，操心婚事：70年代末，郁飞仍健在的母亲、当年有着「杭州第一美女」之称的王映霞一直希望儿子能再找一个伴侣。她委托当年的老同学为郁飞在杭州找寻合适的人选。而这位老同学最初找来一位女邻居和女医生为深受疾病困扰的郁飞看病，这位女医生就是后来陪伴郁飞到最后时刻的第二任太太王永庆。回想两人最初相识的过程，刚刚送走丈夫的王永庆对当年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前夫是医院的医务科主任，但却英年早逝，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当时四十几岁的王永庆在杭州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虽然有两个女儿，但经济上却相对宽裕，因此并不急于找人。但经历了20多年孤独岁月的郁飞却在和王永庆相识后重新感受到了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于是，他在母亲王映霞的催促下，努力追求独居多年的王永庆。甚至在王永庆两个女儿的眼里，像个怪人一样，穿着「花衬衫」、骑着「花车子」跑到王永庆家里。唯不知陈芝秀与常沙娜，可再有过这样的重逢。
（常书鸿，陈秀芝，女儿莎娜及儿子嘉陵）——————————高——尔——泰——原——文————————————————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许多往事都来到心头。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在巴黎，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大受震撼，下决心和雕塑家妻子一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回国后任西南联大教授，四处奔走，争取到各界支持，于１９４４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了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人烟稀少。边陲绝塞，道路艰辛。生活极其困苦。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文化部文物局管辖。因无人可以取代，仍由他担任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付所长。不久，也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比他小三十多岁，同他无亲无故，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２年，从劳改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寄到敦煌。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他看信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看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　　 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巨大障碍。这事卡了很久，后来先生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一概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几次。他告诉我，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需要人，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读经、读史，做卡片，积累足够的资料，不要急于求成。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急不得，你要沉得住气。　　 敦煌的工作，非常忙碌。先生雄心勃勃，要整修加固石窟保护工程，要编辑出版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临时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面，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文革一来，把我这个右派劳改犯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的一大罪行。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常李心腹，黑帮一分子。每次斗争他们，我都要在旁陪斗。不是要打倒的对象，而是一块被拾起来用以砸烂神像的石头。当文斗变为武斗时，少不了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我的新婚妻子李慈林，带着我的文稿笔记，到城里娘家躲避。一个人胡打海摔，比两个人相看受辱，心理上也较易承受。　　 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他们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也整过不少人。现在他们被整，人们都来打骂。但是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也不是一贯反对他们的贺世哲、施娉婷，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叫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让登高望远显山露水。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象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宣称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都想从昔日的当权派那里，获得不利于对方的材料。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把他俩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去住。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难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第二天夜里抄好，送了过去：　　 呈常书鸿先生　　 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　　 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　　 十里危岩走狐兔，千壁丹青生霉苔。　　 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　　 发蕴钩沉出奇瑰，卧听檐马亿佩环。　　 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　　 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　　 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　　 弟子入室搜荩荚，书成蝴蝶画成带。　　 血染华发泪染襟，愁来哪得一徘徊。　　 毁誉要须千载定，何用一夕计成败。　　 笑指山前风景异，加固工程起楼台。　　 阅尽四百八十寺，雕拦石级通崔嵬。　　 况复文章千古事，先生著作人咸爱。　　 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传四海。　　 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难。　　 凭寄语，劝加餐，壮心未可一寸灰。　　 玉关芳草年年绿，豪情也应久弥恢。　　 且向冰天练奇骨，万紫千红待春回。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我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交换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三十元“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１９６８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明年的新闻——拟预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的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复印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　　 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在洛克菲勒家抄家，抄出黄金２８．５３吨，决议在纽约港口被毁的自由女神象原址，树一毛主席金象，连不锈钢底座在内，高一百公尺。　　 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　　 某月五日　国际体育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历届奥林匹克各项冠军获奖。学不好就不能得冠军，能得冠军就证明学得好。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　　 同日　　科协举行同样大会，给哥白尼、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　　 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真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三十年后重读，直觉得换了人间。　　 １９６８年后，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份。
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当然他不能做什么，也无需做什么。但在毒日头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的样子。还说他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到，那时候，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这戈壁滩，一点儿没变。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困难得很。他说难归难，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我问他，听说张大千曾在这里临摹，你同他关系不好是吗？他说是，意见不合。但个人之间没什么。他说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有才气。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他说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有新意，都在变。他很佩服。我说我喜欢张的有些泼墨山水，不喜欢他的仕女画，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这些话我很爱听，也很受益。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１９６９年，所革委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我们几个的案子，维持原判：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我所抽调了几个人，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有何山、孙纪元，还有我。在酒泉听说，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　　 与此同时，慈林被下放农村，死在那里。留下两岁的女儿高林。我带着孩子，离开敦煌，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着那一愣，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一会儿，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慈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慈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逝世。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回到酒泉以后，写了四句《又呈常书鸿先生》，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寄出以后，又后悔：说到底我并不了解情况。如此轻率如此粗暴地，攻击一位有大恩于我的老人，这件事使我一想起来就惭愧。七十年代末，我平反后到北京工作，住在建国门大街五号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没提酒泉那信，也不知收到了没。 先生处境仍然不好。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那些人自有后台，争当所长的结果，不是贺世哲，不是何山，不是孙纪元，而是段文杰上了台。先生回不去，一直客居北京。他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许多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结果。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庙里烧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纷争与仇恨，焦虑与恐惧，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又及，关于陈芝秀的追忆：中国油画百年回顾（四十七）如歌如泣的爱，常书鸿和陈秀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