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点 / 正文关于经济学中“货币本质”问题的探讨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周子衡
发布日期：2023-02-20 09:37
　　所谓“货币本质”问题，不是由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非出自经济学范畴，也未被纳入货币理论体系中来。与投资、消费、资本、劳动等诸多基础经济问题一样，货币经济理论只是定义货币概念、计量货币运行，量化分析货币活动，而不触及其所谓的“本质”，既无须刻意作答，也谈不上去伪存真，更未尝有货币本质上的共识。因此，经济研究本无所谓“货币本质”问题。　　“莫须有”的货币本质问题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提法，但未能以其抽象性而成为货币学说的“原问题”，货币理论研究也从未以其作为立足点或出发点。虽如此，经济学人仍不时地跳脱学术领域的羁绊，去抽象地思考并力图穷尽货币的本质问题。并非经济学人更善于此作跨学科探索，而恰恰佐证了仅凭既有货币经济分析的框架体系不足以揭示无穷无尽的货币变化。　　在西方，不同于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经济学的发生、成熟与发达较为晚近，未曾以“起源”或“本质”等概念逻辑建构立说。在东方，虽对货币功用及发生来源未曾有完备的理解，但也未纠结于抽象地定义货币，更未设定并回答“货币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立足抽象的货币定义，以预设货币本质为标准，反诸于解析具体的货币现象，裁定新生的货币事实，不免徒生焦虑，甚至坠入误区。　　“命名”与“定义”货币的差异　　历史上，货币只是被“命名”，而未曾获其“定义”。　　针对具体货币对象的“命名”，并无繁难，而涵及所有货币类别或实物的抽象“定义”，则十分困难。所谓货币、通货、钱币、纸币、法币，诸如此类的泛称，或来自具体的货币命名，或长期惯成的统称，仍属命名，而非定义。　　近三个世纪以来，银行货币渐成经济体系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货币来源，其间，过往各种各样货币命名也仅以货币单位的名称保留下来。至于文化层面的货币活动，仍大体保其传统，未能左右经济意义上的货币活动。银行货币实践深化了货币的理论认识，发展出高度体系化的货币经济理论，但其货币“定义”实则局限于银行货币部分，仍自觉不自觉地大体沿袭了命名货币而不作定义的通例或成案，学术上的货币概念远未成熟。　　银行时代，泛称为“货币（Money）”者，实则都是基于银行账户体系的“银行货币”。有着不同发行者的各银行货币，其相互间的兑换与流通也极为畅便，然则统称为“通货（Currency）”。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及《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学大辞典》为例，并不存在“货币”（Money）词条，而仅出现了“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一词，且行文数千字，旨在描述与解释，根本无所谓概念定义可言。“通货”（Currency）部分则给出了简白的列举——“通货，包含票据（Notes）与硬币（Coin）”。　　货币的命名或与定义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命名货币——仅对已有的货币冠以名称或作出描述或解释而已；定义货币——意味着凡符合其定义者，即可确定为“货币”，近乎“预设”了货币判定的标准。谁来预设、预判货币成立与否？何来此种需要？其标准或依据何在？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植于“事实”，货币经济理论研究所限在于实际发生的货币现象及其事实。如果就超出事实或现象的部分做研究，即在假定条件下进行“推导或推论”，那么货币定义是否应作为某种推导或推论下的产物？迄今为止，尚看不到此种学术趋向。　　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货币、商品、信用、资本、劳动、土地……大体均围绕着现实而言，相互之间并不会有概念上的歧义。因此，经济学对其货币研究的具体对象是明确的，但尚未能跨越时空局限，抽象定义“货币”，未给予广泛的货币现象或事实以明确的定义。　　通过命名与列举的方式，经济社会及其研究者可描述出其所处各时期的货币事实的整体状况。进入银行货币时代，也未因定义货币或解答货币本质等问题而生困惑。货币究竟是什么？这仍只是一道思考题……　　从银行货币到数字货币　　当前，经济学家与货币学者们认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范围盖指所谓的“银行货币”，事实层面上主要涉及银行账户货币及流通中的票据（含纸币）和硬币。　　问题是，银行货币时代货币事实的复杂性渐渐超出了以往各个时期——钱币学时代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货极度萎缩掉了，即便是银行纸币与硬币也大不同于过往；尤其在电子支付大行其道后，经济社会中的大众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货币“沦为数字符号”般抽象难以感知，也似乎与铸币时代货币价值的物理实感相去甚远。　　随着数字经济到来，数字支付无所不在、数字决策无时不在，货币的数理感知超出了以往的货币认知。此外，加密币、稳定币、数字币、数字代币、非同质化代币（NFT）等新鲜概念频出，或已令人无所适从，不得不求助于抽象地定义货币及其本质。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吗？　　商品、货物、土地及劳动等以货币计价，并将计价结果记入账目，这一系列活动旨在标准化或量化相应的经济活动，由此创造出或选择了计量单位——unit of account。自此，经济社会开启了货币化及其不断演进、深化与拓展的历史进程，是为货币历史的发生。　　虽然计量的需求或来自“交换”或“分配”等需要，提供了“动机”或“目的”，但是交换或分配活动并不必然派生出货币计量的标准单位。因此，不应当将货币计量无端地指定为信用关系。货币计量的发明与运行，旨在量化经济活动。量化需求有其动机及针对性，也包括物的功用与属性，不应一概限定为人际关系，也无从认定货币计量乃至货币计账单位的选择是某种信用活动，更无从判定货币计量折射出的一定是所谓的“信用关系”。有如计量一头猪与两只羊间的（货币）差额，所为在于物与物间的量化比较，而无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的发生。　　“货币本质是信用关系”，这一判定不适于货币计量。那么其适用于货币支付吗？货币支付与信用支付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信用发生恰恰意味着没有发生货币给付。即便货币本质是信用关系，仍旧不能认定每一笔货币支付都是信用安排，都映射出信用关系。因此，将货币支付与信用活动画上等号是逻辑不通的。　　所谓货币本质即信用关系，不得从货币计量或货币支付中获得支持，那么只有从货币发行中找依据了。货币史上，并非所有货币发行都是信用发行，且各有成败。单以信用发行为据，不免以偏概全。退而求其次，仅就银行货币或法币而言，货币本质是否可以确定为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答案是否定的。信用发行中的信用，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保证，仍不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　　发行者保证发行货币的可流通性或可接受度。该保证是法律或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经济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信用”并非所谓的“价值”保证，而是“（强制）流通”保证。这也就是法币的原则或效力所在，依法流通，而非所谓的据其价值而流通。货币的信用发行本质是强制流通，也无从必然相应催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更非一定派生出信用流通，也常有其失败的案例发生。　　总之，所谓货币本质问题，理论上莫须有，现实思考或有其裨益，但也无须强求答案。理论终归是灰色的，而货币生命之树常青。　　（作者为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责任编辑：原健凇}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2023年02月23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楼继伟在申万宏源2023资本市场春季策略会上发表了“中国财政与长期经济展望”主题演讲。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楼继伟　　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楼继伟表示，首先必须明确，财政赤字货币化或政府债务货币化，无论在我国或在其他国家都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现象。我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明确立法，不允许中央银行通过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直接融资，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但是政府债务货币化做为一种现象，在特定国家以及特定的经济周期中是确实存在的。主要发生在经济低迷时期，非政府部门无意愿或无能力投资和消费，金融部门认为借债方信用过低也不愿意给予融资。这一时期确实需要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过发行债券对政府债务融资。货币政策通常处于量化宽松状态，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大量购买国债和其他资产，市场利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利率。从而政府债务可以极低的利率从市场融资，形成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特定国家是指成熟的发达国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政府信用和货币信用都比较低，财政和货币政策大规模扩张往往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货币大幅贬值和资本外逃。　　还有一点也需提醒注意，各国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购入和卖出国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关。我国中央银行从不做类似操作，而是发行和回购自行创造的各类工具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种做法需要对冲各类工具到期产生的流动性变动，操作成本高、透明度不足，市场方需要计算净投放或净收回的流动性。还是应当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　　他列举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国际案例。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典型的场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到现在仍未结束。九十年代初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30多年来维持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国债利率长期处于近零状态。政府债务率从不足100%到现在达到250%，日本央行也开启了“零利率+QE”时代，通货膨胀率到近期因输入性因素才超过了2%。多年来日元汇率虽有波动，但目前的汇率水平大致与九十年代相当。日元作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成为全球资本做carry trade（套利交易）的工具，本国企业也可低利率融资大量在海外投资获得超额回报。日本经济最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日本经济早已崩溃。　　美国出现了两个周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第一次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除了增加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外，还推出TARP计划，发行约7，000亿美元特别国债，一部分以累积可转优先股方式入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充实其一级资本。另一部分用于从市场上购买MBS，防止其价格过度下跌，稳住市场预期。美联储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4倍以上，从二级市场大量购入国债，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2009年股票市场快速回暖，金融机构得以在股票市场融资补充资本金，一部分有毒MBS破灭，大部分MBS止跌回升。5年之后TARP计划的资金得以逐步回收并有所盈利。美国经济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快速走出。　　第二次是在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到现在仍未结束。疫情后美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再次出现。问题在于扩张性政策退出太晚，2021年3月已经出现通胀苗头，仍通过了巨额的财政支出法案，美联储维持零利率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为国债低成本融资和推高资本市场价格。去年二季度随着通货膨胀率快速抬头，美联储不得不快速加息应对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股债双杀”，去年是全球配置型投资者最为艰难的一年。　　在2009年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也应采取阶段性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由于欧盟有统一的中央银行，没有统一的财政，各国的财政状况十分不同。有的南欧国家因为过度福利化，税收能力差，财政赤字率过高，在欧盟内部达不成统一的意见，最终要求脆弱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重点是结构性改革。欧央行虽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债风险过高的某些国家并不给予更多的购债支持。一直到2020年疫情发生，欧债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本轮疫情对欧洲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欧洲各国也采用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杠杆率快速上升，利率高企，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压力。当年7月21日，欧盟领导人在欧盟特别峰会上达成了“历史性协议”，这项协议是总额18243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扩张计划，其中包含协助欧盟疫情复苏工具即下一代欧盟计划（NGEU） 7500亿欧元，以及长期财政框架（MFF）10743亿欧元。与之相应的是由欧央行推出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并实行降息政策，间接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2022年多重因素导致欧洲通胀高企，3月欧央行实质上削减PEPP，并于7月加息，目前正在防止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之间，两难平衡。　　他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受到重大冲击等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不可缺少的政策选项，同时必须掌握好退出的节奏，否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另一点更为重要，财政赤字货币化代替不了结构性改革，只是为结构性改革购买下时间。　　而对于我国的特殊场景，楼继伟表示2020年疫情爆发三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也十分严重，目前还没有从“供给冲击、需求不足、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完全走出，财政货币政策也都处于扩张的状态。目前企业和个人都处于恢复信心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大概率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可以加大一些，特别是增加中央预算赤字，主要是加大经常性支出用于“三保”。三年来也产生了一些财政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做法，但截止到目前，我国还不需要采取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反而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出现了市场流动性大量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集中的特殊现象。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通常是地方隐性债务的载体，做法是各地“城投公司”发行城投债。中央银行用各种政策工具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由于传导机制缺陷大量的转为对城投债和房地产业融资。所谓机制性缺陷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出借方常常抱有“城投信仰”，认为当地政府不会让融资平台公司破产。地方政府也常常抱有“救助信仰”，认为中央政府不会让地方财政破产，最终会出手救助。第二、城投债通常为“高息刚兑”结构性固定收益产品，甚至“名股实债”，投资人风险厌恶偏好强，理财公司销售这类产品十分有吸引力。第三、坚信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从而居民杠杆率快速抬升，借款尽快买房甚至炒房，金融机构也认为房地产抵押物更为安全，贷款更为集中到房地产业。第四、一段时期“资金池”、“通道业务”等金融工具泛滥，金融机构利用这类工具将资金和风险“出表”，资金主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公司。第五、地方融资平台同房地产公司在资金融通上形成了正反馈机制，房地产价格越高涨，房地产公司负债率就越高，资金流转越快，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也就越高，地方融资平台就更有还款来源。由于这些机制性缺陷，市场流动性大量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债务为46.55万亿元，负债率为45.8%。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数据不可能有官方统计，市场方估计在30~50万亿元。更有市场方人士利用财经数据平台，搜集各地城投公司债务余额，加总竟有65万亿元之多。对这些数据我很难做出评判，总的情况是数量巨大，而且同房地产公司债务高企，居民债务率快速上升交织在一起，蕴藏着系统性风险。　　如何化解系统性风险又在此过程中不爆发风险，是今后一个时期对我们重大的考验。他认为，措施可以聚焦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补上机制性缺陷，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总的方向上，2015年起中央陆续提出去杠杆、“房住不炒”，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有效化解存量。在金融领域，近年来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资金池”、“通道业务”等金融业务已被清理，已不得新发行“高息刚兑”产品，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将资金和风险“出表”，适当分离所办理财公司等等。在财政领域，中央文件明确省级政府要承担起化解隐性债务责任，中央财政不予救助。并要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当然完全补上机制性缺陷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设计和推行过渡性措施，是最为困难的。地方专项债券对应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目前这类项目越来越少，但中央向各地安排的专项债额度还在增加。除了继续安排地方再融资债券外，还可以批准将一部分专项债额度用于借新还旧，这有助于逐步消化隐性债务。更难解决的是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房地产“三高”运行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由于各种因素作用，2022年大量的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断裂，甚至申请破产。“烂尾楼”也大量增加，又引发了“断贷潮”，购房业主、商业银行、甚至城投公司都卷入其中。在预期转弱的现状下，简单的刺激购房作用不大。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针对性的综合施策，首先要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去年11月发布的“金融16条”就是比较有效的做法，属于过渡性措施，着力于在化解风险过程中不产生新的风险。最终要过渡到取消“预售制”，这是房地产“三高”运行的重要节点之一，我估计过渡期至少需要几年。　　更为重要的也是更为艰巨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我国租房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央各部门早就提出提高租房比例，并要求“租购同权”，但进度并不理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要求。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制度性问题，户籍、就学、就医、甚至买车都同住房所有权挂钩，居民多购少租也是不得已。解决制度性问题需要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克服大量的既得利益障碍。有一个数量指标可以表达扭曲的严重程度，即租购价格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实现了“租购同权”，租购价格比不超过15年，也就是不足15年的房租相当于购房价格。我国一些一线城市这个比例达到了30年以上，反映了制度扭曲溢价。十四五规划确立的这一结构性改革任务是艰巨的，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共同配合不懈的努力。
炒股开户享福利，入金抽188元红包，100%中奖！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责任编辑：卫晓丹 相关专题：
申万宏源2023资本市场春季策略会专题VIP课程推荐加载中...APP专享直播1/10热门推荐
收起
产品入口： 新浪财经APP-股票-免费问股
}

若了解去货币化，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货币化。所谓“货币化”指交易过程中用货币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用货币来衡量商品和劳务，一切向“钱”看。当然，这是从经济学角度的理解。新闻中我们还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叫“货币化进程”，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反映金融发展与改革，喏，这个概念就偏金融了，可以理解为实体经济向货币经济（虚拟经济）发展，有点褒义的“脱实向虚”的意思。想象一下，在过去，人们衡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实物化的，比如一件布衣相当于一石米，一件丝绸衣服相当于一只羊，这样有碍交易的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也不是越高越好，想象一下大家都去炒股票和黄金了，谁提供商品和劳务呢？所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互利共生才是王道。去货币化可以简单理解为减少货币供给，就相当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么做的意义主要在于降低通货膨胀，当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的话，还有助于稳物价、增经济、促就业、平收支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