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齐天 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前208年）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

功冠群臣 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前193）

萧何（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7月8日），沛丰邑（今江苏省丰县）人，西汉初期重要政治家、丞相，汉初三杰之一。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萧何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为刘邦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是刘邦打败项羽的重要基础。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

早期追随刘邦的萧何就不予余力的支持和拥护刘邦，楚汉战争期间，刘项在荥阳一线相持二十八个月。这段时间，刘邦将整个关中都交给萧何管理（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这一举措赋予萧何极大的权力，当然，萧何也干得极有成效。后汉朝建立后刘邦把萧何推举到丞相的职位，也可以说明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

萧何原是沛县“主吏掾”，熟悉秦帝国的法令制度。刘邦入关后曾颁布过法令：“约法三章”，废除了无理的秦朝苛法，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法令制度都一律保留。这都是在萧何的意见下进行的，而后来根据秦律又制定了汉律，从出土“睡虎地秦简”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秦法基本完整地被沿用于汉法之中。

刘邦率大军入秦都咸阳，诸将皆忙于分取府库珍宝财物，他独取秦国文献、档案、律令、图籍藏之。汉以此而得知天下各地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这对建立西汉王朝有决定性作用。他为丞相，留守关中。转送粮草，军需无乏，建国以功第一。汉五年（公元前202）封为酇候。他极注重图书事业的建设，汉初，他主持建造有“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三阁于未央宫内，“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以及入咸阳以后所得的图籍、档案；“麒麟阁”贮存贤臣画象等典籍；“天禄阁”专藏各地所献秘本珍本和处贤才硕学之士。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了汉代国家藏书的基础。

消灭项羽、平定楚地后，诸侯联名上《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为皇帝。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众诸侯及太尉长安侯卢绾等300多人，恭听了刘邦即帝位的诏书。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曰：“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群臣众说不一。刘邦后曰：“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比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比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比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他们为我所用，所以能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去重用，因此败在我大汉朝的手中。”不难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亦被称为“汉初三杰。”

其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曰：“平阳侯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70余处战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曰道：“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鄂君的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10多人，并加封萧何二千户。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食邑万户。

开创先例 相杰之首——中国第一宰相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生于颍上（颍水之滨）。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仲家贫，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他和挚友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管仲得以施展全部才华。起初，管仲向桓公提出修好近邻、先内后外、待时而动的治国求霸之策，而桓公未听其言，于次年轻率攻鲁，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军击败。战后，为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经济方面，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

在政治方面，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官员管理。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每年初，5位大夫要向国君报告属内情况。这就形成了对全国的统治。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在军事方面，管仲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那时，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国互相争战。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

齐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有殊勋于齐，被桓公尊为仲父。

奇谋善变 不下三杰——汉初名相陈平（？～公元前178年）

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伟大的谋略家。少时喜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甚均，父老赞之，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间行降汉。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后历任亚将、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王侯叛乱（见异姓诸侯王）诸役，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陈平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

汉高祖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傅教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赞赏。陈平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秦朝末年，英才辈出，有资格被司马迁列入“世家”的，只有陈胜、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六人。陈平能列其中，可见其功劳是很大的。

陈平曾在项羽手下做过谋土，但不被重视，后来就投奔了刘邦，陈平的“六出奇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典籍中给他总结的六种计策是：

第一 重贿对方将领，实施反间计

此计目的是离间项羽和范增。他重金收买楚军将士，散布谣言说：'项王部下中范增和钟离昧功劳最大却没有封王，他们其实和汉王约定好共同消灭项羽，分其土地。'项羽果然起疑，之后重大事件都不再与钟离昧商量，甚至也怀疑范增。他甚至怀疑范增私通汉王，对他很不客气。

第二，故意招待不周，离间项羽和范增

有一天，项羽派使者到刘邦营中，陈平让侍者准备好十分精致的餐具，端进使者房间。使者刚一进屋，就被请到上座，陈平再三问起范增的起居近况，大赞范增，并附耳低声问：“亚父范增有什么吩咐？”使者不解地问道：“我们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陈平一听，故作吃惊地说：“我们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人呢！”便叫几名小卒撤去上等酒席，随后把使者领至另一间简陋客房，改用粗茶淡饭招待。陈平则满脸不高兴，拂袖而去。使者没想到会受此羞辱，大为气愤。

回到楚营后，把情形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项羽，霸王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时，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但是项羽却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了几天，范增也知道了外面说他私通汉王的谣言，并且感到项羽已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他就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已基本定了，希望大王自己好好地干。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请大王准我回家养老吧！”

项羽十分薄情，竟然毫无挽留之意，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派人护送他回家乡。范增一路走，一路叹气，吃不下，睡不着，伤心不已。他已经75岁了，哪儿受得了这么大的委屈？到彭城的时候，气得背上生了一个毒瘤，就此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第三，派女子出城，解荥阳之围

陈平在这个过程中作了精心布置。先是散布假消息，放出投降的口风，麻痹楚军。然后，让主动请缨李代桃僵的大将纪信冒充刘邦，带着由两千花容月貌的女子组成的仪仗队从东门出城“投降”。包围的楚军看到这幅场面，怎生经受得住，各门的铁桶阵顿时松弛下来抢姑娘去了。刘邦利用这难得的松动，顺利从西门冲出了包围圈，逃出生天。

第四，脚踢刘邦，封韩信为齐王

公元前203年11月，汉军大将韩信在齐地节节胜利，军威大振。而刘邦受伤正屯兵在广武，与楚军相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韩信乘刘邦失利之机，派遣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代理）。刘邦一听，立即勃然大怒，竟当着韩信使者的面破口大骂。“我被困在这里这么久了，天天盼着他到这儿来助我，如今不但不来相助，反而要自立为王！”刚骂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在桌案下的脚被人踢了一下，一愣，连忙住口。

原来，陈平、张良二人正坐在汉王身边。二人深知韩信文武全才，又手握重兵，并且远在三齐，刘邦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称王。这件事倘若处置不当，一旦激成兵变，韩信在齐自立为王，与楚、汉成三足鼎立之势，汉军便又树一敌，天下大事谁胜谁败就更难以预料了。所以，陈平才在桌案下用脚尖踢了刘邦一下；刘邦也很精明，连忙改口说：“大丈夫既平定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何必要做什么假王！”于是，顺水推舟地封韩信为齐王，稳住这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避免了汉军的分裂。多亏陈平踢了刘邦一下，才封韩信为齐王，韩信从此感恩，无论谁再来劝说他，都不忍忘恩背汉，并最终引大军击楚，为刘邦统一天下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五，假游云梦擒韩信。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登皇帝位，史称汉高祖。封韩信为楚王。之后有人告发韩信想要谋反，此时张良已经借口有病而功成身退了，只有陈平依然是刘邦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刘邦便向陈平请教，陈平开始不肯出主意，直到刘邦再三追问，陈平才答。

一番辩论后，刘邦自知军队、将领都不如韩信，陈平献计诈出云梦泽，将韩信智擒。后来刘邦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留居京城，不让他到外地任职，韩信也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陈平的这第四计，避免了一场战争，消除了再度分裂割据的祸根，维护了新王朝的统一与安定。

第六，献美女图解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再度南下，刘邦于是统率32万骑兵、步兵亲征。刘邦向北行进到平城时，被匈奴冒顿单于率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于白登山，并且派大兵分扎在各个重要路口，截住汉兵的后援。

高祖登上山头向四面眺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汉军坚持七天七夜后，已经无力支撑，陈平献出一计，走夫人路线，派遣使者向单于的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然后另取出一幅图画，说是汉帝请阏氏转给冒顿单于的。汉使说道要与单于言和，所以准备献出国内第一美女。

阏氏微怒地说。“宝贝留下，美女这个就不要不要啦，赶快拿回去吧！”汉使说：“汉帝也觉得把美人献给单于，怕会夺了单于对您的宠爱。可是事出无奈，似乎只好如此。如果您能解得了我们的围，那我们当然不会把美人献给单于了，情愿给您多送点儿金银珠宝。”

阏氏眉开眼笑：“请你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于是后来匈奴退兵，一场大劫就这样轻易化解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名相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系汉司录校尉（郡以上之督察官）诸葛丰后代。东汉末年，北方大乱，诸葛亮姐弟四人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因“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此时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诸葛亮年十四。

四年前，即公元190年，刘表将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后，即“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诸葛亮到襄阳后即求学于城南的“学业堂”。在学堂先后结识了徐元直、石广元和孟公威等人，“为友甚密”，经常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立志改革政治。由于诸葛玄和刘表的关系，诸葛亮又先后认识了襄阳名士庞德公、黄承彦和中庐县的司马徽、蒯良、蒯越等人，这样就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未来事业打下了基础。

后刘表上书，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约一年，“西城民反，杀玄”。诸葛亮没有了依靠，不得不独立生活，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与弟等到隆中“躬耕陇亩”。直至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后，才离开。在隆中，并非“苟全性命”，“未有须臾忘天下事”。他勤读书，广交游，自比管仲、乐毅，以便将来干一番事业。

由于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占据荆州、益州（今四川大部和湖北一部），谋取西南各民族的支持，联合孙吴，对抗曹魏而后统一天下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根据诸葛亮的策略，联孙攻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了荆、益。曹丕代汉称帝后，诸葛亮说服了刘备，建立蜀国称帝，被任为丞相。刘备死后，刘禅即位，诸葛亮“受遗诏辅后主”，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主持军国大事。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抑制豪强，任人唯贤，推行屯田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东和孙权，南平孟获，六出祁山以攻魏，力图收复中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与魏将司马懿争战于渭南，病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军中，葬于定军山（今陕西省勉县东南）。年五十四。谥忠武。

诸葛亮一生，在政治，军事，经济，书法，绘画，音乐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不同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诸葛亮擅治军，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曾提到，诸葛亮“治戎为长”。诸葛亮也曾在《论荐刘巴》一文中亲言：“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可见，诸葛亮治军有方。诸葛亮善于治军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治军以明。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对中国军事界有一定的贡献。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如改良连弩。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阵图，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道破天下事 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 房玄龄 （579—648）

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彦谦，隋司隶刺史。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唐国公晋阳留守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于渭北投靠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参军。

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击破王世充后，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负责管理文牍，每逢军书奏章，停马立成，文字简约，义理丰厚。李渊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这个人深重地了解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秦王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性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秦王弟兄间争夺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谮毁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

唐武德九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李世民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于是所配置的文武官员总六百四十员”。

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冗官滥职，避免十羊九牧，提高朝廷各部门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规模以及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二人所制定，在当时获得美誉。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房玄龄秉持“审查并确定法律和命令，将宽厚平和（的风格）做为宗旨”的思想，简化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自房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早起晚睡。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人们都称他为良相。

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封梁国公。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社”。

瓦岗军师 千古诤臣——大唐名相 魏征 （580 - 643 ）

魏征，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贞观元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贞观二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

贞观七年，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 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

断案神探 深谋远虑——盛唐名相 狄仁杰（630年-700年）

狄仁杰，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狄村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唐朝武则天时期著名宰相。他执法刚正廉明， 执法不阿，以身护法，甚至敢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立唐嗣。他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凡举之臣，皆为唐朝中兴之臣。

狄仁杰年轻时参加科举，以明经及第，被授为汴州判佐，后得到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的推荐，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

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寺丞。他在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后改任侍御史。

调露元年（679年），狄仁杰改任度支郎中，并加朝散大夫，后随唐高宗巡幸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充任知顿使。

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被外放为宁州刺史。任内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爱戴。宁州百姓立碑勒石，以颂扬他的德政。当时，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弹劾了大批州县官吏。但当他到达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境内后，却不断听到当地百姓称颂刺史，因而向朝廷推荐狄仁杰。不久，狄仁杰被征拜为冬官侍郎。

垂拱四年（688年），狄仁杰充任江南巡抚使。当时，江南之地遍布淫祠（指民间自行设立、不在祀典的祠庙）。狄仁杰奏知朝廷，焚毁淫祠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四所祠庙，以供奉夏禹、太伯、季札、伍员。不久，狄仁杰又改任文昌右丞。

同年九月，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越王李贞在豫州（治今河南汝南）起兵反抗武则天。宰相张光辅率军讨平叛乱，但却纵容部将大肆勒索。狄仁杰一概不予听从，还正言斥责张光辅，称其之罪甚于李贞。张光辅怀恨在心，便于回朝后弹劾狄仁杰出言不逊，侮辱宰相。狄仁杰因此被贬为复州刺史。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由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代理尚书事务，并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诬告狄仁杰等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被释后贬为彭泽令（今江西彭泽）。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

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

圣历元年（698年），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武则天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朝得以维系。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狄仁杰的一生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刚直不阿，政绩颇丰，尤其在武则天执政时，以不畏权势著称，直言力谏，成为一代名相。狄仁杰死后，武则天追赠其为文昌右相。中宗即位，赠为司空。睿宗时，追封为梁国公，故后世也称狄仁杰为“狄梁公”。

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北宋抗辽名相 寇准（961-1023）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临渭区下吉镇）人。北宋真宗朝三任宰相，封为莱国公，谥号忠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政治家。

寇准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他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为太宗重用，擢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铨，参决政事。太宗尝以魏征相比。

宋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契丹军大举南侵攻宋。十一月主力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直逼宋都开封，宋室朝野惊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南迁金陵。陈尧叟提出西南迁西南迁西川成都之议，时任宰相职的寇准，力主抵抗，排除众议，促请真宗亲征。宋真宗最后采纳了他建议，亲抵沩州北城督战。宋烟望皇帝御驾亲征，士气大振，奋勇战斗，射杀了辽烟统军使萧达览，获得全胜，保全了北宋王朝的奠严，谱写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的光辉篇章。可惜宋真宗畏敌，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执意求和，派曹利用与辽邦订立了每年输辽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的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断送了胜利果实，然而寇准的历史功绩却载于中华民族史册。

1006年王钦若谮言寇准澶渊之役是以帝为“孤注一掷”，昏庸的真宗罢免了寇准虽两次复相，但仍被丁谓所谮，先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后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

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任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准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

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雷州任所忧病交加，卧倒在床。此时，他以《病中诗》为题，赋诗一首：“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天圣元年 （1023年）九月，寇准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巩县。

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仁宗为寇准昭雪，恢复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寇准得以归葬下邽。

寇准被贬雷州期间，传播中原文化，指导当地居民学习中州音，促进了当地人与中原的交流；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开渠引水灌溉良田，促进经济发展；向群众解说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同时还修建真武堂，收徒习文学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对雷州文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寇准为官清正廉洁，在广大中原人民群众中享誉崇高，甚至于连辽邦也深为敬佩。寇准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官位升到执掌国家大权的宰相，却没有为自已建造一所私宅府第。当时处士魏野赠诗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即见他不贪不欲，怜惜民财的品质。这道诗传到契丹，契丹人景仰万分。寇准晚年被贬广东雷州。一次北使到宋都汴京，看着一个个执政大臣，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朝庭官宦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寇准廉洁清正的官德，在华夏官吏上树立了一个楷模，一千多年来受到人们的赞美。

熙宁变法 争议不休——北宋名相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宁（今南京）知府， 旋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由于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再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任宰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退居江宁半山园，后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称其王荆公。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辅佐天骄 北国卧龙——元代名相 耶律楚材（1190～1244）

耶律楚材（又称耶律文正、长髯人等，1190年7月24日-1244年6月20日）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湛然居士，生于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他是促进蒙古贵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有《谌然居士集》留世。

耶律楚才自幼熟读汉籍，精通汉文，学富五车，其任职近30年，官至中书令，备受重用。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建立赋税制度、制定初步法令。其法律思想和实践对建立元朝法律制度具有重大影响。

耶律楚材勇略过人，正直廉洁，在朝廷内外威信很高。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率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耶律楚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出建议：“地方上应设置官吏统治老百姓，另设万户总管军队，使军政互相遏制，防止独断独行。”窝阔台采纳了。窝阔台还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此外，耶律楚材还主张用孔孟之道作为治国治民的准则，选用儒生来担任各级官吏。

蒙古国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蒙古国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成吉思汗并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札撒黑”只是一种适用于草原的习惯法。蒙古统制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后，刑事案件大大增加了，情况也复杂得多了，耶律楚材便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严禁地方官擅自滥杀老百姓，不准商人财主贪污公物，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禁止地主富豪夺取农民田地，这样，社会秩序就渐渐安定下来。

在经济上，耶律楚材针对中原腹地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生产凋敝，百姓困苦的情况，主张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发展生产。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窝阔台改变了过去“裂土分区”的分封制，窝阔台登基后，有人建议把中原变为牧场。耶律楚材说，军队征服南宋需要供给；如果在中原平均征收地税、商税、盐税和铁冶税，以及其他山泽之利，每年可以获得白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就足够军需之用了。窝阔台听了，就委派耶律楚材主持中原赋税。耶律楚材于是在中原设立了十路课税使，全部委任儒士，使中原地方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蒙古国 家对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制度毫无所知，更谈不上管理。起初，对中原是“春去秋来，惟事抄掠”。中原成为占领地以后，无从抄掠，这时主要通过中原的归降将领和土豪管辖所占城池，并由这些官员自行征敛，向蒙古统治者交纳贡赋。到窝阔台即位之前，中原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耶律楚材适时提出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任用懂得治理中原之道的儒士为官的主张。窝阔台同意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十路征收课税使的人选是蒙古征服华北后，首次在蒙人和地方土豪外选拔官员，被称为：凡是主、副官员全用士人、达到了天下之选。课税所在为蒙古国扩大财政收人方面表现得为出色。在实行课税所制度的第二年，即1231年，窝阔台到云中，十路都上进粮食、书籍及金帛，陈放于宫廷中。一年就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初次使蒙古统者尝到了不用兵戈而获得中原巨大财富的甜头。

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进攻敌人的城镇，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不问老幼、贫富、逆顺，除工匠外，大部分杀戮，少数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耶律楚材还坚决反对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建议：凡是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集中在汴京城里，这些人一概不能杀。国家兴兵打仗，就是为了得到土地和人民，得地无民，又有何用！窝阔台犹豫不决。耶律楚材说，奇工巧匠、富厚之家皆荟萃于此城中，若悉数屠戮，我军入城将一无所获。窝阔台觉得有道理，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赦免，汴京147万生灵始得保全性命。金朝覆亡后，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20余州军民因害怕屠城，皆抗命不降，又是耶律楚材居中调停，窝阔台下诏不杀，于是秦、陇等处皆稽首归附。其后蒙古军攻取淮、汉诸城，也照此办理，遂成定例。

文化上，耶律楚材大力倡导儒学，推崇孔子。金灭亡后，他派遣人进入城中，寻访孔子的后裔，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惜，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1233年孔元措袭封衍圣公称号，并返回山东曲阜奉祀，使宋、金以来，衍圣公的称号在新朝得以继续。他征得太宗的同意，修复了孔庙，优待孔子后裔，建立了国子学，用封建文化教育民众。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又提出恢复科举取士。第二年，元朝首次开科取士，一次录取了4000多人。

1236年年六月，耶律楚材请求在燕京设立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陆充任长官，以王万庆、赵著为副长官。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是大蒙古国时期编辑、印刷图书的重要机构。燕京编修所负责编撰、出版图书，平阳经籍所主要负责刻印图书。编修所与经籍所的设立一方面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容身之所，使他们得以继续研讨学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恢复。

帝王之师 救时宰相——明朝名相 张居正（）

明朝名相，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江陵草市，死后遗体隆重葬在江陵城东门外，世人称他为“张江陵”。他在为官期间，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

张居正5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 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 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宰相。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 盾尖锐，危机严重。他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 ，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当时行政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张居正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了。如天下钱谷在户部原分属13个司掌管，他把它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对不尽 职或只拿钱又无事可干的官吏，尽行淘汰。据说，仅万历九年，即裁中央冗官419人;地方冗官902人。在精简机构时，还进一步划清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职责，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

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 豪强，一概绳之以法。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黔国公沐朝弼累次犯法，因是功臣世家，别人感到难办，但他仍然将沐朝弼逮捕治罪。他一面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一面带头不搞行贿受礼。比如被他推荐用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来被封为宁远伯。李为了报答他的推荐之恩，曾派人给他送去钱财。他严肃地对来 人说：“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坚决不受。因此，他主持颁 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三）蠲免积负，减轻人民负担。

他对神宗说：“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 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 逋乎？有司避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岁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要求神宗责令户部“核万历七 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去了农民在万历七年以前积欠国家的 钱粮田赋。

（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

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他曾引用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镇蓟门，使得“荒外詟服，边境坐拓。”他又用潘季驯黄 河，使得“堤工早完、转漕无患”。所以史书称他“善知人”。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 ，“一时政绩炳然”。正当张居大力整顿吏治，实行政治革新的时候，御史刘台在神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专 擅威福、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张居正知道了，对神宗说;“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 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专擅之讥。”对 那些攻击他的人以迎头痛击。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 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 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中官张诚在神宗面前说他与冯保“交结恣横”。并说他家“宝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责他构陷辽王 。辽妃又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金宝以万计，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 ，遂公布他的罪状，下 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 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 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 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文胆武略 官场楷模——清代名相 曾国藩（1811～1872）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 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

咸丰四年，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常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刺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祥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及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离，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

将清朝的士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招。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藉，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