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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浙江省档案局 供稿

  徐舜寿,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总设计师,1917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其父徐一冰为中国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胞兄徐迟为著名的报告文学大师,著有轰动一时的《哥德巴赫猜想》。

1989年4月20日,徐舜寿夫人宋蜀碧写给夫兄徐迟的一封信

  从西安回来,看见你的信。估计你在医院了,手术顺利吗?年纪大了,确实需要多保重,不知什么时候就出点毛病。
  我去西安,是为舜寿塑像事,要我去看看。现在大概已经浇筑了,紫铜半身像,黑色花岗岩底座。安置在新建的科研大楼前的草坪上。下月初我们还得去一次。在阎良呆了几天,参观了科研区,亚洲第一或全国第一的试验设备,每秒钟260万次的计算机,看了轰七飞机的试飞,这是目前唯一能到达南沙的歼轰机,从开始设计到今天,三起三落,历时12年之久。这个所变化很大,整个科研区完全是在一片荒地上新建的。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搞型号、没有去搞民品,发展了起来。新所长颇有点企业家的派头。现在在抢干线飞机(较大的客机)任务,要求公平竞争。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这样一个将近两千人的所,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搞飞机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记得三年前我去沈阳参加601所的30年所庆,到工厂参观,偌大的总装车间只有几架飞机,摆满了洗衣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北京,真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单位。他们上下班都签到,自称为中国的西雅图!

  这是1989年4月20日,徐舜寿的夫人宋蜀碧从陕西阎良回到北京后,给住在武汉的夫兄徐迟写的一封回信。她在信中说,西安阎良603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为徐舜寿塑了一座半身纪念铜像,邀请她去看看,并参观科研区。
  那里是徐舜寿人生的终点,离世前,他是603所的技术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1989年5月30日,阎良603所举行了隆重的徐舜寿铜像落成及揭幕仪式

  写这封信时,徐舜寿离开他们已经整整21年了。
  斯人已去,而丈夫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正在薪火相传。宋蜀碧在那里参观了“亚洲第一或全国第一的试验设备,每秒钟260万次的计算机,看了轰七飞机的试飞……”她在信中写道:“尽管还有很多困难,但这样一个将近两千人的所,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搞飞机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徐舜寿航空报国的初心,像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航空人前进的步伐。
  如今宋蜀碧已经93岁高龄,因身体原因不便受访。其长女徐汎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浙江电台城市之声的独家采访。

  “只要是搞飞机,到哪都行”
  在徐汎幼时的印象当中,全家在一起的日子非常有限,因为父亲太忙了,而她从小就习惯了跟着父母到处搬家,从华东到华北,从东北到西北,足迹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我是生在南昌的,满月之后父母就带着我去了东北。很长一段时间里,家的所在地与父亲的工作地是错时的。他先是南下到了福建,再北上到华东军区航空处。母亲带着我去了上海,1951年,父亲调任北京航空工业局,过了两年,我们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没两年,他又去了沈阳。再过两年,我们又跟到沈阳。只有1965年他调任陕西,是全家一起搬过去的。用父亲的话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1949年上海,徐舜寿与妻子宋蜀碧、长女徐汎

  儿时的徐汎,并不清楚父亲是做什么的,唯一有印象的就是自己家是在飞机工厂。 1958年,10岁的徐汎与6岁的大弟弟徐汶先从北京来到沈阳112厂,和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不料,到沈阳上学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给走丢了。
  “我就记着是一直走就到学校了,所以放学以后我就一直往前走。结果我就走到农村去了。原来学校是早上开前门,放学开后门。”
  所幸在掉头返回的路上,徐汎碰到了寻找她的设计师技术员。进到家门,父亲正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
  “他很着急,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就问我是不是饿了,赶快吃饭。这就是我父亲,一个非常温和儒雅的人,从来没有跟我们大声地说过什么。”

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

  “飞机试车轰隆隆的声音,父亲说那是最美的音乐”
  住在沈阳城郊的飞机工厂,对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不适应的。徐汎回忆说,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单,国庆的时候父亲会带她去国际友人俱乐部的楼上看烟火,而在沈阳飞机厂宿舍区,看的却是探照灯。
  “晚上探照灯从窗外扫过,还有飞机发动机轰隆隆的试车声,母亲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呀?父亲说:这是最美的音乐!”
  那时的徐汎还理解不了父亲的这种执着与情怀,但在那里,她慢慢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了。
  “有一次他拎回一只大雁改善伙食,吃完饭后,他把大雁的腿骨洗干净,给我们看,说大雁的腿骨是空,很轻,所以尽管个头大,却能飞得高。从这些我们知道他是搞什么。”
  也就是在徐汎刚到沈阳飞机工厂的那一年——1958年7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冲上蓝天,试飞成功,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先河。

“歼教1”试飞,叶剑英元帅到场观看

徐舜寿(左二)与试飞员交谈

  当时徐汎和家人并不知道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更不知道父亲就是这一伟大丰碑背后的总设计师!那一年,徐舜寿41岁。
  “我们家的家训是熏染式的”
  在徐汎眼里,父亲徐舜寿气质儒雅、做事认真、很有条理,而且要求完美。记得小时候父亲教她削铅笔。“过去小刀都是长的,前面有一个刃,他教我们削铅笔,同样的坡度,同样的力度,削出来是漂亮的锥形,再拿一张纸垫着,把笔尖削成匀称的尖型。”
  徐汎记忆中的父亲不仅细致,而且非常有生活智慧。她第一次学会织毛衣,可织出来皱巴巴的,还没身上穿的旧毛衣好看,父亲就慢条斯理地对她说:“我们来加工加工”。
  “那时候家里没有熨斗,他拿一个大饭盒,里边放上热水,再盖上盖子,就是熨斗了;把毛活儿放在桌上,上边铺一个湿毛巾,用饭盒来回熨烫湿毛巾,湿毛巾发出蒸汽,毛巾干了就再打湿,如是若干次,毛活儿就平平整整了。”
  这些生活细节徐汎至今都记忆犹新,因为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太有限,而在有限的陪伴中,父亲徐舜寿言传身教给予孩子最好的熏染。他教他们念唐诗、听梁祝;带他们划船、溜冰、看星星……
  “庭训不一定是训导,更多是熏染。他以很平和的心态,在我们遇到事情时,很耐心很具体地教我们如何去做。他常说:如果遇到问题,就找本书来看。他对我的影响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
  “只要是搞飞机,让我干什么都行”
  1968年1月6日,对徐汎来说,那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父亲徐舜寿走了,带着冤屈、带着憾恨,溘然长逝,年仅51岁。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心里挂念的,依然是钟爱的航空事业。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跟我妈妈说,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我想看技术书。” “我可以不当所长,也可以不做总师,我可以做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可以画图,只要是搞飞机,让我干什么都行!他一生的志向就是设计飞机,而且要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徐舜寿的过早去世是中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
  10年之后,终于平反昭雪。

1978年7月10日,在西安阎良603所召开了为徐舜寿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直到后来档案解密,这位功勋人物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其中出了5位院士,包括“歼8之父”、两院院士顾诵芬。
  “他说,我培养的这些尖子,每一个人在专业上都比我强。他说飞机能不能上天不只是设计师的事儿,还包括工厂的工艺师,工人师傅,一个八级钳工的作用不小于一个设计师。他让我知道,飞机设计是一个整体的事业,需要很多人的智慧与努力才能成就的一项事业。”徐汎回忆说。

  “歼教1”主要设计人员  左三为徐舜寿,右二为顾诵芬

 “每想到我父亲,我觉得要坚持”
  失去父亲的岁月,对徐汎来说,无助、困苦、艰难,不堪回首。那一年,她20岁,插队务农,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给同学讲《牛虻》,但内心很迷茫,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母亲曾经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可能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但是,不上大学也要念书。人这一身,别人拿不走的,只有学识。父母给予我的最深刻的庭训就是‘学问立身’。”
  无论是在农村务农,还是后来去工厂做工,徐汎始终没有停止学习、读书。在伯父徐迟的指导下“定向努力”。
  “我在工厂做工时,对未来依然迷茫。伯父与我通信,先是让我开出所看的书单,指出,只‘开卷有益’不够,要‘定向努力’。语文、文学、历史、哲学,要一门一门地学,每一门都得学进去。每过一段时间,指出还不够,再多些,再深些,再宽些。”
  30岁那年,徐汎起念自学英文。母亲指出,已经过了学外语最好的年龄,要学,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加倍的努力。从那以后,她没有进过电影院,每天晚上不翻译够1千字不睡觉。
  历经3年务农、 8年做工之后,1979年,徐汎从西安回到北京,机缘巧合之下进了国家旅游局。没有学历、没有专业,从最后一名做起。期间历经坎坷,也曾想过放弃,但每到这时,徐汎就会想起父亲跟她说过的话。
  “他说,搞飞机设计,能从头干到尾参加一个型号的设计,就如同参加了一次大的战役。下一个战役,你就敢上,就能上。做事情,要坚持始终,不能半途而废。他多次说,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要努力地做成那一二,放下八九。”
  父亲的话语,一直激励着徐汎,成为她奋斗的动力。供职国家旅游局二十年,从搞旅游宣传到搞市场调研、市场营销,徐汎逐渐得到业内认可,曾连续10年担任《全国旅游市场年度分析》、《市场开发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等重要文件的主笔,参与多个国际合作项目。2001年起,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旅游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们的父辈是有志向的,有情怀的。真的是追着事业走,用我父亲的话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只要是搞飞机,让我干什么都行。他对志向有一种执著的坚守。小到削铅笔,大到飞机设计,要做就要to be the best ,专注做好,百折不回。
  皓首之年,回望过往。徐汎说,父亲留给她的最大财富,并不是父辈的功绩,而是榜样和庭训。谨遵家训,传承家风,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便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与告慰。
  “人生不能靠上辈的声名,要靠自己。最终要对得起庭训,也要对得起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人生的酸甜苦辣都是财富,没有经历过黑暗的煎熬,不足以言人生。”
  和前面几封家书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写成的不同,我们现在读到的这封家书是由当事人徐舜寿——我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的妻子宋蜀碧写给她的哥哥徐迟的,但是由于信中所言均与徐舜寿有关,因此,依然具有极高的档案价值。特别是信中所说的“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搞飞机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这句话,一方面固然表达的是写信人自己的心情,另一方面,坚持搞飞机难道不是对1968年即已病故的徐舜寿的51年的一生所做的最好的总结吗?确实,对徐舜寿来说,飞机简直就是他的生命所在,要不然他怎会可能一再强调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都行,只要是搞飞机干什么都行”要不然“飞机发动机轰隆隆的试车声”怎么能在他听来乃是最美的音乐?事实上正是凭着这种视飞机为生命的精神,以及由此所散发出来的一股子韧劲和一种冲劲,1958年由他主持设计的、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飞机“歼教-1”成功试飞,搞飞机是如此,搞其他哪一样东西不是如此呢?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曹文彪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浙江省档案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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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普通话播音,是在继承、学习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的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的播音风格,讲究声音宏亮、高昂有力、激情饱满、顺畅流利。19498月,在旧湖南省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兼旧《湖南日报》的记者钱鲁贤(男,1920年出生,安徽五河县人,国立商学院大学毕业,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经世学会成员,19445月一19473月在沅陵旧湖南省广播电台播音,19473月迁往长沙)作为播音员参与筹备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身9月,南下干部袁有芳女,1932年出生,北京)、刘志恒(男,1932年出生,北京人,华北大学结业,播音名刘刚)石玉珍(女,1930年出生,北京人)作为播音员参与筹备长沙人民广播电台。

袁有芳,湖南电台第一代播音员,此张照片是袁有芳1955年秋天在湖南省交际处(现湖南宾馆)采访完缅甸文化交流团后的留影

刘志恒播音工作照(1949年)
当时,按中央的规定,省级广播电台的台号以所在的省会命名。故省台建立时称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台址初设长沙市内地势最高的天心阁附近一幢小公馆内(天心路89)。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以练声、唱歌、朗诵、读报为主),于1949117日正式播音。由袁有芳播出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成立,现在开始播音!”这一时期,参与播音工作的还有肖金(女,1930年出生,天津人)、王静(女,1930年出生,哈尔滨人,曾是文工团话剧演员,194911月从天津新华广播电台调到湖南)、李莉(女,1924年出生,原演剧六团演员)、莫英(男,1930年出生,大学生,北京),由袁有芳担任播音组组长。开播初期的几位播音员认真学习业务,每天早上坚持练声。电台配置了一架旧钢琴,指定文艺组陈兆云同志指导播音员练声,用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教学法严格训练。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播音员担负了全天三百多分钟政治节目的直播任务,特别是播《记录新闻》规范、工整、清晰。在通风不良的狭小的播音室里,一播就是两三个小时,冬冷夏热,播音员从不叫苦。播音员也参与采写、编辑稿件,演播歌曲、参加广播大会等。不当班的播音员则每天都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模仿和学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方式。1950111日,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改名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分两台播音,第一台对全省播音,第二台对长沙市播音,正式设编辑部和总编室。19516月,中南局召开第二次广播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广播口语化和收音站工作。19517月,电台迁五里牌后,各方面条件好了,播音工作走上了正轨,由刘志恒接任播音组长。编辑部分设编辑科、播出科(文艺组和播音组)。从19515月到1952年初,湖南电台试行用长沙话播音,由何新林(女,1933年出生,湘潭人)、姚以慧(女,1930年出生,郴州人)担任播音员,后经多次听众调查,效果不佳,就停止了地方话播音。1953年,长沙新华电影院讲解员徐斌(北京人,1931年出生,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调入播音组。1954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来胡君平(女, 1936年出生,北京人,抗美援朝复员军人,)担任播音员。1954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广播剧《聂耳小传》就是由本台播音员袁有芳、徐斌、刘志恒、钱鲁贤和文艺编辑李习人五人演播的。节目播出之后,许多听众来信要求重播,尤其是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来信说给他们上了一堂有意义的音乐欣赏课,要求电台以后多制作这样内容好而又生动活泼的节目。《聂耳小传》还复制了许多份录音带分别寄给中央台和一些兄弟台播出。五十年代初,湖南经常举办广播大会。在中心会场,有省委负责人讲话、各条战线优秀代表发言,介绍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经验,播音员要现场直播各地送来的喜报、贺电、决心书等。这在当时鼓舞人们的斗志、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各项工作的飞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湖南电台播音组合影(1955)

195510月,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首届播音员训练班毕业的党世明(男,北京人,南开大学数学系肄业,播音名党明)、车勤(女,1935年出生,北京人)分配到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同年10月,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余以慧(女,湖南临湘人)进入播音组。这一时期,湖南电台共办了10来个节目:新闻、评论、理论学习、时事讲座、农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部队、听众服务、俄语、教唱、文艺等。除了俄语、文艺、教唱节目外,播音员每天播出的稿件达两三万字,工作量非常大,播音员星期天也要值班播音。湖南电台培训播音员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经验,新播音员来台,首先是过语言关。在播稿中要求字音准确、语音纯正;在吐字归音上字正腔圆、气息流畅;在表达上朴实大方,男声不女气、女声不娇气等。这一时期,播音员还走出机关参加社会实践,如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上宣读文件、法令,参加演讲比赛和文艺联欢演出,多次参加湖南省文联、共青团长沙市委、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图书馆等单位举行的朗诵会。刘志恒朗诵的《志愿军一日》、《向困难进军》,徐斌朗诵的《祥林嫂》、《无孽龙》等作品很受欢迎。其中,《向困难进军》获得团省委优秀节目奖,徐斌多次获得省市优秀演员奖。
湖南电台播音组合影(1959年)
1955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地播处处长左荧到会讲话,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被邀请的一些专家、学者、著名演员作了专题报告。湖南电台派刘志恒参加了学习并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播音员学习理论、钻研业务的风气更浓。大家按照苏联广播播音经验,加强基本功练习,经常组织交流,并从湖南省歌舞团请来声乐老师讲课辅导科学发声技巧,播音组出现了天天练、人人练的新气象。党明练习打快板、说评书、唱京剧,并在《对农村广播》节目中播用,很受欢迎。五十年代,湖南电台创办了业务刊物《广播网》,1956年,刘志恒、党明等同志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播音前的准备工作—如何备稿》、《浅谈播音工作》等文章,这是湖南台播音员对播音业务进行探讨的首批理论成果。1957122日,湖南省广播事业局主办了为期12天的全省播音员学习班,湖南电台播音组的同志为86学员授课辅导。
湖南电台播音组六十年代初合影
1958年,湖南电台从北京招来郑守泽(男,北京人)、刘振一(女,北京人)当播音员。19599月,湖南电台由五里牌迁至杜家岭。19603月,从北京招来李欢(男,北京人)、从东北招来郑慧贤(女,吉林人);5月,从株洲331厂招来路英(男,河北人,原名路宝成);9月,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员训练班招来鹿港继()、马鸣吟()1961年从株洲招来单秀英(女,吉林人,播音名单平)任播音员,1962年从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招来易西成(男,播音名华章)任播音员。由郑慧贤任播音组长。从1960101日,长沙电视台建立、试播,台址在长沙市杜家岭,直到196262日停播这段时间,先后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路英、单平兼播电视节目。196310月,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人员缩减。1965年,路英任播音组副组长。19662月从湖南省戏曲学校调来了两名专职长沙话播音员,因效果不佳,没多久就停止了长沙话播音。19658月,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分配来了毕业生沈鹏飞(男,播音名雪峰)、宋秀兰(女,播音名铁莉)1966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分配来了毕业生史学文(男,北京人)、蔡美兰(女,北京人)。这一时期,播出了大量的新闻、专题和文艺节目,党明、路英还合作写稿并播出了《谈谈诗歌的朗诵》等专题节目,播音组的全体同志先后播出了大量的电影剪辑、小说连播、革命回忆录等。其中,影响较大的的小说连播有《欧阳海之歌》、《西沙儿女》、《竹楼夜话》等。播音组还承担了在湖南举办的多场全国性和国际间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比赛的现场解说。

湖南电台播音组合影(1961)

为了保证播音质量,湖南电台播音组制定了严格的播音工作制度。主要内容有:碰头会制度、布置工作任务值班守则,规定每种节目的播出质量要求监听制度,设立监听记录簿稿件试播制度和责任事故记录制度奖惩制度业务学习制度备稿制度等等。台领导对播音员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关心。播音员在住房和物资分配待遇方面都优于其他人员。同时安排了候播休息室,每人配备了一块手表,以保证值班准时。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仍然按月发给播音员一斤白糖保护嗓子,还多次请省内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播音员检查和治疗声带疾病,讲授保护发声器官的医学常识。后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影响,一批老一代的播音员被调离湖南电台。

湖南电台播音员学习班(1972)

1968年,从湖南省体委调来迟峰();196910月从永州招来张林芝(女,1970年抽调筹备电视台);19703月从南湖玩军垦农场广播站调来李成芝(女,山东人,播音名鲁冰,1968年湖南财贸学院本科毕业后下放到农村锻炼);19713月,从湘潭钢铁厂调来杨光(女,辽宁人)1971327日,湖南省广播事业局主办了为期30天的全省播音员学习班,湖南电台播音组的同志为49名学员授课辅导。19723月从黔阳县广播电台调来杨志秀(女,怀化人,播音名春)19733月,湖南省广播事业局主办了为期30天的全省播音员学习班,湖南电台播音组的同志为17名学员授课辅导。197310月至12月,湖南电台选派路英到北京广播学院参加了“在职播音员学习班”,齐越、夏青、林田、陆茜、徐恒、张颂等播音名家授课。19749月一19766月,播音组杨光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学习。1975年从常德西洞庭农场招来董守良(男,1977年考上湘潭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留校,1985年出国留学);19768月从邵阳地区歌剧团招来歌剧演员邸建华(男,河北人,播音名高放)。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批骨干播音员先后被下放、调离或自谋出路,有的还遭受了政治迫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突出所谓“革命性”“战斗性”,播音腔调“高、平、空、冷、僵、远”,充满居高临下、动辄训人的口气,播音员以教训者的姿态出现在话筒前。“假、大、空”的文风让很多播音员播出了一种空洞、夸张的感受,背离了正确的播音道路。为了加大政治宣传,有线广播得到发展,各地“高音喇叭”随处可见。湖南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播音工作受到极大的限制,持枪的军人还坐在播音室监督播音员播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革命造反派的“大喊大叫”,成为播音的风尚。在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的情况下,湖南电台一度停止了自办节目,每天只播几次天气预报及省级报纸的政论性文章。对“富永忠”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播音员春江(杨志秀)就拒绝播出。一些老播音员和后起之秀,由于种种原因被扣上各种帽子、受审查、靠边站、调离工作岗位、下放改造。在缺乏播音员的情况下,湖南电台又从湖南省话剧团、省戏曲学校等单位借调一些人播音。文革期间,是湖南电台播音队伍和播音事业的一场浩劫。

路英同志参加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1972)

1976年,湖南电台播音组在路英等同志的牵头带领下,总结经验、撰写文章、编写讲义和训练材料,编印了《播音学习业务材料》一书(10万字)。文革结束后,为了加强播音力量,从197712月开始,湖南省广播事业局先后主办了四期全省播音员培训班,每期37天,共培训播音员209人。
1977年从湘潭郊区广播站招来播音员卢莎莎(女,播音名晓光)197810月在北京招考了高中毕业生张玫玫(女,播音名张玫)、李娜()、苑治平(男,播音名文哲)、李兵()4人来当播音员。1978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北京广播学院齐越教授来台授课,对播音员进行理论讲授和业务辅导,大家获益匪浅。
齐越老师来湖南电台讲学(1978)
1979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创作了广播剧《思亲泪》(严冰导演)、《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关元滋导演),播音组卢莎莎等同志参加了演播。19807月,湖南电台从湘潭岳塘区广播站招来播音员薛理()1981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播音特点和当时新闻播音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议提出了播音工作必须根据改革需要,勇于创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大会提出“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会后,湖南电台播音员贯彻会议精神,学习老一辈播音员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16字风格,即“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对《全省新闻联播》、《学习与实践》、《湖南各地》、《听众之声》、《农村生活》等节目的播音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有所创新。播音员在播音业务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分配来了邱树生(男,播音名邱戈)1982年,播音员沈鹏飞担任编剧、创作了广播剧《信任》,播音组播音员还担任了《雪浪花》、《诺言》(张玫、邱戈演播)、《这里是龙钟》(张玫演播)等系列广播剧的演播。19837月,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分配来了李辉(男,北京人)、祁云龙(男,北京人,播音名云龙)
全省播音员第二期学习班合影(1978)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以中央书记处对广播电视工作的指示为指针,研究广播电视工作的改革,力求在改革中调整、提高、整顿和发展。同时强调了播音改革,并提出“亲切不等于轻浮,庄重不同于古板,播音速度要根据时代的节奏加以合理调整。”湖南电台迅速贯彻传达会议精神,播音员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空前活跃。1985年,湖南电台选派单平到北京广播学院参加了为期45天的“在职播音员培训班”,齐越、林田、陆茜、徐恒、张颂等播音名家授课。学习回来后,单平对全台年轻播音员进行了业务辅导。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林田应邀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讲学。19859月至19876月,播音组邸建华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学习。19866月,湖南省广播电视厅成立播音中级专业职务评委会,路英为主任,张林芝为副主任,委员有杨志秀、单平、刘志恒、彭福元、梅绍武。从1986年开始,由播音组牵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四届湖南省“播音与语言表达艺术学习班”,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广播台()和企业台站的300多名播音员参加培训。1986年,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单平和李兵播音的《经济信息》节目在全国17省市经济信息协作会上获得“好播音”一等奖。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和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在宁夏广播电视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主办了“首届全国播音论文研讨会”,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单平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播音美学初探》。198737日,湖南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同时组建了播音学小组,路英担任组长,单平任副组长。1987817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单平同志当选为理事。19884月,从益阳大同湖农场广播站招来何金华(女,播音名晓河);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播音部主任、播音指导夏青到湖南电台播音组讲学;7月,刘明艳(女,播音名明艳)、孙勇()、张咏()从湖南广播电视学校首届播音班分配到播音组。同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性的评奖活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选送的专题节目《农村生活》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播音与主持作品奖。
1988827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会议,路英担任主任,单平、张林芝担任副主任,邸建华担任秘书长;1219日至20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小组更名为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并举行了首届播音研讨会,来自省电台、电视台和11个地州市的播音员代表24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路英主持,会议增选张林芝、徐俐为播音学研究会副主任,聘请刘志恒、郎公杰担任省播音学研究会顾问。从八十年代开始,播音界就开始了大面积的区域性的交流协作活动,“片会”、“互换播音”、“作品评析”等业务活动频繁。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和广西、湖北等省区播音员互换、交流,跨地区跨省市的交流协作,带动了全省播音业务的发展。这一时期,改革开放营造的宽松环境,使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队伍得以稳定发展,播音人才脱颖而出,人民广播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之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有几位播音员陆续调离电台,或改行,或去高校当播音专业教师,或调去外省市电台、电视台从事播音工作。19891110-15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承办了中南五省区播音工作经验交流会,来自湖北、河南、广西、海南、湖南五省区广播电台的20位播音员和北京广播学院专业教师就中国传统播音风格、主持人播音形式、播音员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单平宣读了《浅谈播音改革》,路英宣读了《不失众调而兼得众调》,李兵宣读了《空前的冲击—对新时期播音工作的思考》等多篇论文,这次会议对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9年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共有播音员12(不含文艺部、专题部、经济信息部的节目主持人)

国家广电总局播音系列改革领导小组

林田老师来长沙指导工作(1985)

1989年,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建台40周年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首任执行主席、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为湖南电台题词“广播电视,日新月异,人民获益,播者有功”,这既是对湖南广电发展事业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湖南播音工作者的高度赞誉。

备注:此文在采写过程中,袁有芳、余以慧、钱沛沛(钱鲁贤的女儿)、郑守泽、杨志秀、毛玉兰、钟镇藩等老同志提供了资料、素材与线索,并参阅、查找了相关人员的档案及文献材料,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跨度大,有的当事人已经作古,某些人和事难免会有遗漏,特此说明。】

 作者曾致系湖南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湖南播音主持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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