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见，伊甸园！Daft Punk与电子青春最终章

如果给米娅·汉森-洛夫2014年的作品《伊甸园》找一个更被人们熟知的对标物，大概就是早它一年的《醉乡民谣》。它们同样试图还原一段音乐运动的起起落落：《伊甸园》表现的是1990年代法国的“车库”（Garage）电子舞曲运动，《醉乡民谣》表现的则是1960年代纽约格林尼治村的民谣复兴。

这两个运动的标志人物，在两部电影中都有出镜（由演员饰演），并提供了点睛之笔：Daft Punk的两位成员Thomas Bangalter和Guy-Manuel de Homem-Christo在《伊甸园》中三次出镜，每次都因为摘了头盔无法被认出且着装品味太差，被夜店门卫拒之门外，但他们的出镜为Garage音乐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时空坐标。

而鲍勃·迪伦直到《醉乡民谣》的结尾才出镜，效果却惊为天人——他的演出让主人公勒维恩意识到，天才与凡人之间的鸿沟，或许是无法逾越的。

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也都不是在各自运动中打头阵的角色，却有点像是被时代所掩埋的炮灰。《醉乡民谣》的虚构人物勒维恩·戴维斯略显迂腐地忠于民谣传统，浑然没意识到时代的页码即将被翻过，更粗粝、更具有预见性的作品，才能直击人心。

《伊甸园》主角保罗的经历，则是源自影片联合编剧斯文·汉森-洛夫（米娅·汉森-洛夫的哥哥）的真实生平。与勒维恩一样，作为DJ和音乐制作人，他固守着自己热爱的Garage音乐，对电子乐的发展方向缺乏敏感度，最终只能接受被时代甩在身后的命运。

但这两部电影在气质上其实有显著不同。《醉乡民谣》的核心气质大概是“苦”。作为一个身无分文却又自视甚高的民谣歌手，勒维恩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时运不济，只是源于曲高和寡。他在贫穷与不受赏识的处境中摸爬滚打，直到天才的横空出世，将他的幻想无情击碎。

《醉乡民谣》剧照-勒维恩

而《伊甸园》没有这么多怀才不遇的苦涩戏码。它的核心气质，是一种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以为意的“沉溺”。这部电影的标志性姿态，便是保罗在混音台后戴着耳机，心无旁骛地跟着音乐节奏摇摆。Garage音乐不想催人奋进或是改变世界，它只想用节奏与歌声，制造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忘却苦恼和忧虑的伊甸园。

这个伊甸园无法永存。梦境早晚会醒来，但在它存在的那段时间，它是美妙的。这就是《伊甸园》的最终落脚点。

 温润如水：汉森-洛夫的时间之诗

《伊甸园》的“沉溺”气质，大概与Garage舞曲本身的风格有关。它节奏明快，却不像主流的美式电子舞曲一样张扬跋扈，而是在简洁的编曲中透出几分清冷。

但清冷并不代表着缺乏感情。事实上，就像来自这个运动却超越这个运动的组合Daft Punk一样，Garage的灵魂是内省而敏感的。Daft Punk曾说，他们的音乐注重快乐与忧伤之间的平衡。而《伊甸园》中保罗的观点也与其类似：他想把人声的温度注入机械的节拍，让自己的音乐兼具欣快和忧伤。

舞曲的节拍永不停歇。而保罗对Garage舞曲的痴迷也长久未能终止，即便在这种音乐已经过气之后。在他的身边，人物进站出站，有些做短暂停留，有些则停留得更久。还有些人去了又回，但当他们回来时，容颜与心境都已经大大不同。这些角色为影片刻下了时间的印记，只有保罗从始至终都未曾变化——在长达十多年的跨度中，他的脸完全没有变老。而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着他对成长的拒绝。

《伊甸园》的叙事是碎片式的。像一个不会结束的派对一样，人们来去无踪。你不会注意到一些人物是如何进场的，只会发现他们已经步入舞池中央；而你也不会留意到一些人物是如何离开的。离别总是发生在画外：保罗最好的画家朋友西里尔便是在画外自杀，我们像保罗一样，知道他有些情绪问题，但问题因何而起，又终于何处，没有人能找到答案，只能接受这个令人无力接受的事实。

音乐像流水一样继续流淌。一个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假如他就是河流本身呢？饰演保罗的演员菲利克斯·德·吉夫里，面容清秀却不苟言笑，眼神则似乎总是聚焦在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点上；如果想让电影男主角更具表现力，他或许不是一个绝佳选择。但如果你把他和保罗这个角色理解成让我们体验时间流速的容器，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他的保守与恒定，正是值得我们这些时间旅者信赖的特质。

但保罗终究不是时间本身。当他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在将他抛至身后时，他终于开始追悔被他虚掷的年华。与《再见初恋》的剧情相仿，保罗与他已经结婚生子的前任藕断丝连。当后者怀上他的孩子时，做出了流产的决定，这个无比顺理成章的决定，却把保罗从梦中惊醒：这段早就应该结束，却被强行延长的青春，也该告一段落了。

影片临近结尾处，保罗找了一份为家用电器做售后服务的工作。当他回到自己的单身公寓后，他擦去了逝去好友西里尔在记事板上留下的自画像，在上面写下了三行字：买咖啡、倒垃圾、买香蕉。成长来得总是这么突如其来却又缺乏光彩。

但属于Garage音乐的时代终究不会被完全遗忘。就像保罗在片尾的创意写作班里cue到的作家波拉尼奥一样，这世上总有人会替失败者、消失者、流亡者和所有昙花一现的事物树碑立传。而保罗也确实像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一样，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忽略了外面的大时代。

他们或许的确偏狭，或许的确可怜。但那也的确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啊。

没有人能将它从他们的灵魂中夺走。

（文字、图片来源于深焦DeepFocus，侵删。）

麻将，钮扣恐惧，晃动大街与记事簿

1990年年初，吴洪森还寄居在延安路的那阵子，吃过中饭没事就往作协跑。他拎一只包，据说里面装着毛巾牙刷和几本书，一付随时准备不再回家的样子。其实多虑了。想象一下吧，冬日在头顶绵软无力地照着，吴洪森一边思考自己将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一边抄近路穿过四明邨荡到巨鹿路上（那是一条多么富有市民生活情调的上海弄堂啊，几年后它就成了摄影家们的至爱）。当时我们全他娘的很迷惘，吴洪森比我看得还透，他不会迷惘的，也许吧。在四明邨弄堂里孵太阳的老头老太看来心情不错，但好心情不属于所有的人。我不喜欢与怨天尤人的悲观主义者打交道，宁肯和傻呵呵的乐天派厮混。虽然说实在的，那会儿我们心情都很坏（还强作欢颜）。当然啰，吴洪森也不是那种喜欢把坏心情传染给别人的人，据说坏心情的人一般比较深刻……通常，中午十二点刚过，他就突然（或者不妨说是意料之中的）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肌肉僵硬地对我们嘿嘿一笑。我呢，顺便和他寻开心，故意逗他：“一缺三啊？”你们现在终于知道了吧，吴洪森正在凑四个人打麻将哪。如果你们想研究那段历史，一定要好好分析麻将为何在那时候蔚然成风。后来我听说苏童黄小帅顾小虎王干他们在南京麻将比我们打得还要凶，差不多能用昏天黑地来形容。真是生命中必须承受之轻啊……附带一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拍成电影后，这里把片名译为《布拉格之恋》的确意味深长，它和我们麻将之恋的不同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人生策略的不同。苏童的《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孰轻孰重？打麻将又如何，梁启超文章卓著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不也照打麻将。不过，托马斯借特丽莎与萨宾娜来逃避，我们借麻将与烧酒来逃避，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失败得很啊。

　　认识吴洪森缘于读了一篇他的文章，周介人隆重推荐，谈《红与黑》，剖析于连的心理，认为于连是爱情冒险家，不只是政治野心家。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文学炙手可热，谁还有心思读老掉牙的斯汤达……我记住了吴洪森，那时他还在江西，自甘寂寞。现在想起此事，我仍然会想起被吴洪森仔细分析过的细节：那个法国穷小子于连的手在桌子底下终于紧紧地抓住了德瑞那夫人的手，他赢了……吴洪森白白欣赏作为赌徒的于连了，可怜呀，东南西北中发白，十三百搭清混碰，我们的战场只限于朋友之间的牌桌之上。我不想把一切推诿给时代，但是颓唐之风的盛行绝非所谓文化传统与国民根性促成，文化差异算个鸟。乾嘉学派兴盛的反面就是大兴文字狱，你们不是喜欢注疏典籍喻古抒情吗，天一阁承续香火去吧，钻故纸堆做考证去吧。让读书的去读书，让弄权的去弄权，一个分工明确无需思考大家一起寻欢作乐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个超出大家想象力的繁华盛世即将来临，当时谁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们一再引以自傲的前瞻性都哪去啦。别对我奢谈什么忏悔，在一个从来不信上帝的国度人们向谁去忏悔？中国文人士大夫个人良心的最高境界也不过就是慎独，它是修身自律的终点，而不是服从道德绝对律令的起点。弘扬皇权文化社稷文化去吧，但不要去弘扬什么人权与自由。嘿嘿，麻将与爱情！

　　格非有一次到我家来玩，长乐路底楼房间光线很暗，反而使格非的脸部轮廓十分鲜明。我正无所事事，就随手拿出一张纸给他画了幅半侧面肖像。几年后，格非把这幅肖像用在他一本小说的扉页上。不知道格非那时候有没有动手写《欲望的旗帜》，多好的书名，旗帜！很长时间了，我一见到在大风中摆动的旗帜和灯笼就心脏突突乱跳，至今原因未明。格非也有一种怪病（吴洪森告诉我的）：只要发现家里冒出来一粒来路不明的钮扣，那种与衣服脱离、孤立、不知道主人是谁的钮扣，如果它突然出现于格非的房间里，无论在地板上、门背后或抽屉中，他一定会惊慌失措，脸色发白（我猜这是吴洪森的想象）。吴洪森那段时间英雄无用武之地，随便抓住什么鸡零狗碎的个人怪癖都要拿来做一番精神分析。为了不使他扫兴，我也滥竽充数成了弗洛伊德的半吊子信徒，和他一起胡说八道，用以解闷和消磨时光。有一回，这个精神分析游戏改在镇宁路王安忆的家里举行，由吴洪森主持。三个人轮流说自己最常做的梦，最恐惧什么，最渴望什么之类，吴洪森鼓励大家挖思想根源。幸亏吴洪森不会催眠，不然够呛。王安忆抱怨说，她做的梦都老平庸的，没啥想象力。我安慰她，说你的想象力都用在清醒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白日梦不是夜里梦。王安忆听了很对她胃口，说这我就放心了……是啊，人都喜欢听好话，又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好案例，现在电视上老有操着蹩脚国语的心理学博士叽叽呱呱地卖弄这一口。心理学，哼哼我们早就玩腻歪了，我们是何等人物啊。

奇怪，空中飞人我不怕，小孩子荡秋千我也不怕，何以害怕空中来回摆动的电灯，大风中晾晒的衣服，一根细绳拴着的灯笼，快要掉落的高空悬挂物，害怕那些无生命的物体？它们不会有生命之虞，不会坠地疼痛，更不会流血死亡……那我何以为之心跳，为之恐惧，为之不安？有一年刮台风，我家阳台上的一盏灯在风中来回摇晃，悬挂它的电线太长了。我拉起窗帘做驼鸟，可是没用，那灯依然在我眼前摇晃，如强迫症一般，我知道它在窗帘外面猛烈摇晃。我忍无可忍，直到开门出去拿钳子夹断了那根带灯的电线我才粗粗地舒了一口气。

　　上海大吗，上海小吗，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要离开它。远走高飞，不，那不是我的梦想。有几年，我身边常带一本记事簿，各种款型，软封面，中等大小。它是我的记忆储存室，寄放站，一根不会晃动的电线，内心地图册，陌生钮扣招领处，夜梦登记册，零零碎碎的白日梦。有一些号码，一些名字，一些地址，一些单词，一些示意图……翻久了，都散了页，每次要更换一本新的记事簿我就惶惶然。人离不开某些小东西，甚于离不开一座大城市。一粒钮扣给人的刺激怎么会超过一次七级地震呢，事实就这样，不可思议。克洛代尔说：你不要只用眼睛来看事实，所有这一切就是你自己。我终于绕回到“小事物的哲学”上来了……上海影响不了我，我却会淹死在我的小记事簿里。麻将也好，爱情也好，钮扣也好，统统是我的阐释对象，我有阐释狂热。现在，我正在听“亚克兄弟”（Frere Jacques），外面又刮风了，大街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