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抗日英雄群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从1941年起，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根据地军民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的时期，同日伪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狼牙山五壮士”就是敌后军民艰苦斗争中的一个抗日英雄群体。

一、 狼牙山战斗的经过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万余日伪军(其中日军6万多，伪军1万多)，对晋察冀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这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持续了两个月。

　　日军兵力多，来势猛，采取远程迂回、分进合击和铁壁合围战术，企图在短期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对于敌人的合围“扫荡”，预先做了一些准备。8月19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收到了反“扫荡”作战方针和战术指示。此前，一分区改造了部队主力所在的狼牙山驻地的地形工事，精简了机构。8月23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一个月来，易县周边的大小战斗持续不停。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坨36峰。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9月23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狼牙山。盘踞在塘湖的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山下的南淇村和北淇村，制造了屠杀村民多人的惨案。接着，日军主力倾巢出动。拂晓时分，日伪军3500余人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西进，围攻易县北娄山附近的一分区驻地，当时一分区大约有5000余人。发动进攻狼牙山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乙兵团，由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及各配属部队组成，兵团长是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

　　由于有叛徒赵玉昆的伪军带路，日军开进速度很快。日军在进出口布置重兵，从北管头沿东西水村向狼牙山推进。23日中午，日伪军已集聚在山下。当时，留在狼牙山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还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4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组织突围。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命令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蔚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分区情报站通过“飞线”了解到敌人分布在周围的干河、毛儿崖、管头、东西水、松山、娄山、淇水、菜园、雪踅岭、碾子台及九莲山。23日黄昏，一分区三团和二十团从岭西、隘刹、刘家台和东、西武家庄子同时出击，管山、松山一带的日军伤亡惨重，伪军也受到重挫。日军以为遭遇我军主力，立即从九莲山、碾子台和雪踅岭等地赶往北娄山救援，日军的一大部被吸引过去。这一带空出一个十几里长的大口子，大大减轻了我军压力。邱蔚团长抓住有利时机，迅速组织突围。

　　按照一分区首长的指示，一团的一个连留下作掩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从狼牙山的东面转移到西面，在一个山洞里领足子弹和手榴弹，由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行动。而分区主力部队则于23日晚由周庄经上、下隘刹向西转移，直到24日中午，分区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张家庄。

　　按照原来的部署，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再利用夜幕掩护和熟悉地形的优势，伺机打击消灭敌人。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了地雷。24日夜色降临后，4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沿着盘陀路向那片空出的口子开去，悄悄地转移了。半夜12点左右，六班翻过狼牙山，来到山背后的小村子。七连把一排、三排派出去警戒，二排集中待命。大约凌晨三四点，接到掩护七连主力撤退、为机关撤走争取时间的命令。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一排、三排相继撤离，二排继续掩护。连长命令二排二班把守北山脚口子，六班把守东口。二班离开后，连长带着七连指战员沿着盘陀路向外撤离，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吸引敌人火力，继续掩护作战。机枪组的两人配备了两挺机枪。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借着月光，将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束扎捆，然后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和“小鬼脸儿”两个据点。

　　25日清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敌人上山途中，从东西水村往棋盘陀来的日军，一路上伴随着地雷的爆炸而倒下。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马宝玉等5名战士分成两组，阻击企图在棋盘陀汇合的敌人。但机枪连子弹有限，机枪手在打完子弹后撤退了。为了拖住日军，六班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日军在前面的进攻中吃了亏，不敢贸然行动。他们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小股试探，轮番冲击。六班战士扼守着棋盘陀的要道，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4次猛烈冲锋，杀伤敌人50余名。直到中午，日军也没有爬上棋盘陀。棋盘陀有一条路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另一条是通往棋盘陀顶峰的路，也是一条绝路。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路线，保障主力安全，5名战士选择撤向棋盘陀顶峰，班长马宝玉带着战士们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岩石和树林向敌人射击。敌人紧追不舍。由于敌人不熟悉地形，有的中弹滚下山去，有的踏落石头坠入深谷。六班战士把敌人引向顶峰的绝路，同时也使自己陷入困境。

　　棋盘陀峰顶三面悬崖，无障可凭，无路可退。五壮士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同敌人激战5小时。弹药用尽后，就把石头石块砸向敌人。他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终因众寡悬殊难以支撑。在最后的危急关头，5名勇士宁死不屈，他们将所带枪支毁坏后，纵身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跳崖后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葛振林伤势较轻，宋学义摔折了腰。两人凭借求生的本能和顽强的毅力，艰难地爬上悬崖，相互鼓励相互搀扶走到小石林一带碰到当地道观的李道士，经其救助后由民兵送往医院。狼牙山战斗结束。马宝玉等5名战士誓死抗日的壮举，表现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二、 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决定及其战地宣传

　　1941年秋季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持续到10月中旬结束。关于狼牙山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情况，在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也不得不承认。该书在总结此次日军“肃正作战”的教训时，谈到八路军“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想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以小部队掩护主力转移、顽强抗击日军的战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以说，利用狼牙山险要地形、工事以及集束手榴弹的杀伤威力，之后又在棋盘陀的险要据点设伏、阻击，在七连留下的机枪组两名战士机枪的配合下，六班战士毙伤数倍于己的日军不仅是真实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朱良才共同签署颁布《晋察冀军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其中记载了狼牙山阻击战中毙伤敌人100名以上。同时，对马宝玉等5名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五壮士学习。军区作出指示：“一、在每次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搏斗精神，以战斗的胜利纪念他们。二、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三、决定马保林等烈士作为一团模范七连的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名时，首先应从荣誉战士点起。四、对光荣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除通令嘉奖外，并各赠荣誉奖章一枚。”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举动，很快在边区传开了。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创作歌曲《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着。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的青年画家曹振峰绘制了连环画《五壮士》，剧社还创作演出了由胡旭编剧的四幕话剧《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作品倍受军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喜爱，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三、 对围绕“狼牙山五壮士”若干问题的看法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个别人怀疑和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斗争情节的奇谈怪论，混淆了视听，抹黑了英雄。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根据葛振林、宋学义及其相关人对狼牙山战斗情况的描述，根据史料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察调研掌握的材料线索，谈谈对有关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 五壮士跳崖地点棋盘陀

　　根据宋学义《在狼牙山上》的描述，跳崖地点是在棋盘陀顶峰。他说：“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沈重在《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中记载：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悬崖，“二十丈绝崖的沟底有三堆血肉”。《训令》里面记载，要“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5月1日开始动工建塔，7月7日在棋盘陀顶峰建起了纪念塔。9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棋盘陀上纪念塔落成，三青年烈士英名永垂”的报道中称：“(本报晋察冀边区通讯)易水狼牙山棋盘陀三勇士壮烈捐躯(按：三勇士壮烈捐躯事迹，见本报八月三日四版)后，军区为表彰忠烈，特在烈士殉难地建立巨塔，以资永远纪念。”后来在纪念塔(棋盘陀顶峰)下方发现三烈士尸骨的事实及实地考察调研的情况来看，五勇士跳崖处在棋盘陀顶峰是较为可信的。

　　有人拿葛振林讲的“三个小山包”来印证跳崖地点，“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腿，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悬崖”。他本人也没有说这三个小山包就是大小莲花峰。在棋盘陀峰顶旁边，有几座较矮的山峰，它们是棋盘陀峰附近的侧峰，而不是对面的大小莲花峰，棋盘陀峰与大小莲花峰中间隔着悬崖和几座较矮的山峰，两者之间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当地也有跳崖处为小莲花峰的说法。1942年、1959年、1986年曾三次修建纪念碑(塔)，到1986年重新建塔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搜集资料非常困难，当时使用了一位自称目击者的人提供的讲述材料。退一步来讲，当地人所说的陀是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广义上的棋盘陀也包括大小莲花峰在内的其他山陀。因此，五壮士从棋盘陀跳崖说并没有违反历史的真实性。

(二) 把跳崖说成“溜崖”有违历史真相

　　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刊登《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跳崖，葛振林、宋学义两人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葛振林对其中的细节曾多次予以澄清。葛、宋两人所跳的一面悬崖下方恰好有当地人俗称的“岩障”(岩石中长出的树木)，两人被树枝挂住才没有摔到底，但都负了伤，幸免于难。宋学义回忆自己紧跟着班长跳下悬崖。葛振林的回忆也清晰地记载了跳崖挂树的经过以及宋学义跳崖从其身旁摔下去的场景和心情：“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这时正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经过我的身旁，‘通通’摔下崖去了”。还有人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批斗会上当众质问宋学义跳崖来说事，这种特定环境下质疑甚至迫害污蔑抗日英雄的恶劣行径，显然不能作为证据。

　　(三)七连埋设地雷没有疑义

　　七连在狼牙山上的几处关键地方是预先埋有地雷设伏的。《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七连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葛振林在其《狼牙山跳崖记》中多次提到埋了地雷。“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他提到大庙“里面乱堆着敌人丢下的罐头盒子，当院一个大土坑，周围尽是敌人的血衣，看样子敌人踏响了我们埋的地雷”。另外还有串连着的手榴弹埋在路上，“我们趁着月色，把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捆作一束一束，像埋地雷似的从山脚一直埋到半山腰”。在1941年至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中，山地战斗中使用石雷的情况非常普遍。

　　(四)以5名战士为代表的八路军同当地群众的亲密关系无可置疑

　　葛振林回忆在山上拔萝卜吃的故事，有的人引申到八路军的纪律作风问题。今天，当地老百姓对这种说法既感到愤怒，也觉得可笑。通过在狼牙山的实地察访，我们了解到，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现在有些人拿拔萝卜吃萝卜来说事，他们没有去实地了解和考证，很难想象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抗战时期根据地亲密的军民关系。当时老百姓宁可把自己吃的粮食拿出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愿让战士们挨饿。“一口饭也要留给战士们吃，最后一尺布留给战士们穿”。1942年狼牙山地区大旱时，八路军战士走30多里路去挑水，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喝上水；地里长不出东西来，老百姓把山上的树叶和草根挖了以后送给战士们吃，为的是让战士填饱肚子去打胜仗。

　　甚至还有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事实上，在这次日军“扫荡”期间，狼牙山下的南淇和北淇村惨遭屠村，家家户户都有国仇家恨，百姓如何肯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而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为了保护群众安全，最后舍身跳崖，或英勇就义，或身负重伤，他们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仰和爱戴。

　　综上所述，我们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字记载到实地调研，对狼牙山战斗经过及其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梳理，基本勾勒出马宝玉等5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保护群众转移、英勇顽强抗击日军的基本脉络和情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在战斗激烈进行、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当事人对于所发生事情的感受、个人所处的方位、战斗过程以及一些细节的回忆，出现个别细微的差别，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而个别人抓住某个细节主观臆想无限放大，置抗日民族英雄为民族牺牲的大义于不顾，尽其断章取义、歪曲诋毁抗日英雄之能事，否定和丑化八路军抗战历史，是极不负责很不道德的行为。抗战历史不能亵渎，民族英雄不容诋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对抗日英雄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翻开新华社新闻“档案库”，仿佛穿越时空，一篇篇文章、一幅幅图片，把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

　　90年来，新华社始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一代代新华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燃烧着理想。无数新闻名篇，以新华之名，忠诚于史，立传中国，立传中国共产党，它们犹如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恒星，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芒……

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2011年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以新华之名，记录时代

　　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新华社记者一直在现场，一直在见证历史、记录时代。

　　这种记录，是见证胜利的那份新华社电文。

　　“快看，是啥？”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照例走到新闻台窑洞查看有无重要新闻，同事交给他“日本投降”的急电。吴文焘打电话向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一消息。约在半夜时分，就从枣园传来朱德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这种记录，是照进黎明的那束亮光。

　　“当我看到‘剿总’高级官员桌上一只磁制记事牌上写着的‘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时，我为这愚蠢的谎话而笑了”“伪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从吉普顶往飞机上爬，却被一脚踢滚下来”“周福成（国民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想召集他最后的军事会议，却没人出席，各团纷纷直接向解放军投诚”……这是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1948年冬随部队进入沈阳街头巷尾采访写出的《光明照耀着沈阳》报道中，沈阳解放的情形。

　　这种记录，是宣告新生的那句播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0月1日，新华社国际部编辑，不久后成为新中国首批驻外新华社记者的瞿独伊，在开国大典上，用俄文向世界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言。14年前，她的父亲、曾任红中社社长的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14年后，瞿独伊亲眼看到父辈牺牲换来的这一天，那种光荣成为她“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

　　这种记录，是气壮山河的那首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源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抗美援朝中，新华社先后派出100多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组成报道团队赴朝，这是新华社历史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陈伯坚将采访时发现某炮兵部队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写的这段誓词，写入稿件，后被音乐家周巍峙谱曲加工，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这种记录，是点亮荒原的那片灯火。

　　1964年1月，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坐火车北上黑龙江大庆油田，采访新中国努力摘掉“贫油国”帽子的故事。据记者回忆，东北平原上，采油井上升起万点灯火，高耸入云的钻塔伴着向地层进军的轰鸣声，运油列车一列列飞驰而去。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跳进泥浆池调制泥浆的王进喜，看到跳上罐顶、脱下棉衣、压灭火焰的奚华亭。大庆人艰苦创业，让记者想起“当年闪亮在延水河边的窑洞灯火”，随后写下反映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摄

　　这种记录，是走出国门的那届会议。

　　“十二时三十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出现在纽约市的上空……”1971年秋天，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新华社记者叶志雄作为国内派出的唯一文字记者随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望着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飘扬，他赶写了到达纽约后的第一篇通讯：《欢迎您，七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记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抵达纽约》。据他回忆，“中国代表团成员在热烈掌声中步入联大会议厅，首次坐到置有‘CHINA’名牌的席位上”“智利代表则热情地朗诵了毛主席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第二十六届联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席，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一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新华社发

　　这种记录，是改变命运的那场考试。

　　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集中考试。新华社记者庄凯勋与同事走进北京电影学院旧址小西天，观摩表演系考生的小品，采访后来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方舒等学生。庄凯勋回忆，恢复高考后，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人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学生。新华社在海外中文报刊发出专稿，预言中国新一代电影明星将从他们中产生。

　　这种记录，是唤醒大地的那声呐喊。

　　新华社记者袁养和1978年与同事深入无锡采访乡镇企业，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厂开办时没有电焊机，工人们就趁别的厂下班时去借，晚上抬过来，清晨送回去，整整抬了两年”“厂房用毛竹做屋架，油毛毡盖屋面，芦席当墙壁；工厂搬家时，全厂40个工人把几间房子一抬就抬走了。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农机厂，几年中上交积累上百万元”。他们写出《这条路子非走不可》《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等稿件，新华社连续播发。袁养和曾回忆说：“新华社一开始就把乡镇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事物，积极扶持，热情讴歌。”

　　这种记录，是创造历史的那声枪响。

　　1984年7月，洛杉矶。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史上的首金，赛场中只有高殿民和官天一两个新华社记者。看到许海峰打完最后一发，为抓紧发稿，43岁的官天一抹着眼泪按动快门，29岁的高殿民把稿纸放在翻译员背上疾书，完成许海峰夺金中英文快讯的全球首发。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首枚奥运金牌后，在赛场受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黄中的热烈祝贺。新华社记者官天一摄

　　这种记录，是洗刷耻辱的那场回归。

　　新华社记者杨国强至今记得，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时，望着远去的“不列颠尼亚”号和撤离时彭定康僵硬的表情，一句“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出现在自己脑中。他与其他记者一起挥笔写下《别了，“不列颠尼亚”》。

　　这种记录，是舍生忘死的那些抵达。

　　背负沉重装备，乘冲锋舟绕过断桥，徒步翻越山体滑坡路段，同事险些跌入江中……新华社记者侯大伟等成为第一批到达汶川地震震源地映秀镇的记者。他的同事在去北川县的路上，随处可见“像房屋一样大”的巨石滚落，被砸坏的汽车扔在路上。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徐壮志搭乘飞机在汶川上空，靠空中机械师拉住腰带，半个身体探出舷窗，拍下当天全世界关注的震中新闻照。那场灾难中，新华社记者在包括北川、汶川映秀镇在内的6个受灾最重地区，在中外媒体中均实现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向世界发出报道。

　　这种记录，是穿越太空的那场对话。

　　2016年10月18日晚，两位新华社记者换上航天员中心工作服进入飞控中心。天地联络人利用争取到的宝贵10分钟，使用录音笔在密话间与景海鹏进行首次对话。当“我是新华社特约记者、航天员景海鹏”的自我介绍声响起时，两人“知道第一炮没有哑火”。随后在轨飞行的33天里，新华社连续推出的“太空日记”报道，首开世界新闻史上从地球外发回新闻报道的先河。

　　2016年11月15日，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航天员景海鹏（左）在天宫二号内首次接受“天地采访”，对话编辑部。新华社发

　　这种记录，是刻骨铭心的那波逆行。

　　在新华社记者马原驰记忆中，2020年2月3日，他乘坐了有生以来最安静的列车从北京驶往武汉，一节动车车厢里只有他和同事徐泽宇，“我们都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结束，病毒就像看不见的杀手，总觉得它就站在你的身后。”作为在抗疫报道一线的上百名新华社记者之一，抵汉次日，马原驰就用《中国在武汉10天建成一家医院抗击疫情》的直播，记录火神山医院收治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新华社在脸书、推特、优兔上对医院建设的全程报道，让外国网友刷新认知：“上帝花了7天时间造了天地万物，我觉得上帝应该是中国人。”

　　只有生活在激流中，才能写出时代的华章。

　　以新华之名，镌刻忠诚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院。

　　院中一栋青灰色的建筑静静矗立着，圆形拱门上写着“新华社历史陈列馆”，展品中包括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过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

　　90年前，江西瑞金，叶坪村。

　　1931年11月7日，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几十米的土墙瓦房中，21岁的发报员刘寅用缴获的电台，播发了“‘一苏大’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电波，如闪电刺破暗夜长空。

　　这是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的电台旧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红中社，就是新华社前身。新华社因党而生、为人民而立、随时代而兴，始终坚定不移紧跟党中央，留下一串串忠诚的足迹。

　　这足迹，始终如一，紧跟党中央。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红中社文字广播在陕北瓦窑堡恢复，《红色中华》报和红中社参考刊物亦同时复刊。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1947年，新华社工作队紧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番号“四大队”。1948年秋，总社的主要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抽调到西柏坡，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这个“新华社总编室”，距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住处只有几百米。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同日，新华社也向北平进发。

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外景（2011年7月26日摄）。新华社发

　　这足迹，跋山涉水，始终牢记使命。

　　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陈庶回忆，延安时期没有电，为抄收外电消息，只好用手摇马达发电。战争岁月里，从社长到编辑都轮流当摇机工，手摇马达为收发报机提供电源，一直持续7年。新华社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每到一处宿营地，就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门板当桌子，趴在炕沿或灶台上，甚至就着膝盖编译稿件，让行军队伍掌握山外头的消息，也让牵挂中国前途的中国人民，及时听到党中央声音。

延安时期新华社编辑在窑洞内工作。新华社发

　　这足迹，无论什么逆境，始终践行坚定。

　　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局和红中社共用一个伙食单位。为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大家每天吃粮限量，吃菜也极少油盐。苏区卫生条件差，红中社的同志轮番染上疟疾，编委任质斌还患了坐板疮并烂过腿，血粘在裤子上，痛得无法走路，坚持趴在床上改稿子或编写稿子，只为将党和红军的消息及时传播出去，将外界消息及时带回。

　　90年来，新华社的笔和镜头镌刻下一张张对党忠诚的面孔。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不怕牺牲、坚定无比。

　　1941年秋，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毅然砸枪跳崖。“五双眼睛在交换，五颗心在奏着一个节拍……五个人一齐，向下” “翻译官向清乡队叫喊起来，‘八路军真坚决啊，摔死不投降’”。新华社记者沈重以《棋盘陀上五壮士》为题，写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右）和宋学义（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坚守理想、视死如归。

　　1947年，面向阎军冰冷的铡刀，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毅然回答“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死有什么可怕”，从容躺在铡刀下。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听闻，当即赶去采访，追记下烈士生前最后时刻。毛主席先后两次挥笔，赞扬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一片赤诚、舍身报国。

　　接到原子弹研制任务后，邓稼先一夜未眠，怀着深深的歉意对妻子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位“两弹元勋”去世前，新华社记者顾迈男连夜赶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为进入这个“禁区”的第一位记者，她写作中多次落泪。“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顾迈男2019年接受《新华每日电讯》采访时说。

　　黄大年带领数百位科学家，用5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20年走过的路。他为工作“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他无法忍受随意拖拉研究进度，把手机摔在地上，“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新华社记者采访近半年，用数十万字素材还原一个个感人细节。报道播发后，亿万网民用“看哭”“中国脊梁”向黄大年致敬。

　　在90年如一日的履职尽责中，新华人也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着对党忠诚。

　　战场上，他们既是新闻记者也是新闻战士。

　　日军扫荡中，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黄君珏决不当俘虏，把最后的子弹打光，飞身跳崖。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敌人鞭抽吊打、“灌肚肺”、坐老虎凳、烧红的铁丝戳进乳房等酷刑，21岁的新华社女记者叶邦瑾用钢铁意志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朝鲜战场上，指挥员牺牲后，被士兵误认为是指挥员的新华社记者阎吾挺身而出，接着指挥战斗赢得了胜利……

　　挑战中，他们以生命赴使命。

　　“我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保证这项报道任务的完成。”1960年，为生动记录中国登山英雄登上珠穆朗玛峰，26岁的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攀登岩壁，翻越雪坡，到达海拔高度直抵6600米的地方。他心脏出毛病，眼睛肿得睁不开，用一只手掰开眼皮，一只手写作。后来眼睛看不清字，只能口述，让报务员记录，用电码发出去。

　　大是大非前，他们坚持实事求是。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领导毅然拍板决定，播发《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这篇消息，被称为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进程的标志。

　　以新华之名，扎根人民

　　苏北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纪念馆，里面立着一组雕像，那是两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当地村民的场景。

　　1980年，新华社记者周昭先、王孔诚到上塘蹲点近半个月，将当地推行大包干的艰难情况真实反映出来，保护了农民的创造。“他们是上塘人民的恩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纪念馆讲解员说，这是“人民记住的新闻，人民纪念的记者”。

　　新华社记者来自人民。烽火岁月里，新华社记者和人民群众一起，以笔为枪，并肩战斗。

　　《红色中华》报发刊词中，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该报主笔、红中社负责人周以栗家世代佃农，父亲是皮鞋匠，母亲是农妇。为建立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周以栗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还参加过武装起义。

《红色中华》报创刊号发刊词。新华社发

　　当时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篇记者的前线来电，展现了共产党“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磅礴力量。

　　1932年，《红色中华》报记录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踊跃加入红军的故事：“最近一月来，自愿加入红军者，几近万人”，瑞金的广大人民群众“真像汹涌澎湃的巨浪一样，时刻准备着涌上前线”。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号召“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于是老百姓家家户户打草鞋，一个月内就募集20万双草鞋。

　　抗战时期，白洋淀中一支由渔民组成的“雁翎队”让敌人闻风丧胆。新华社记者石少华跟着他们转战，见证了他们穿上崭新的八路军制服，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雁翎队在冰雪中练兵。新华社记者石少华摄

　　一篇篇新华社报道见证着党与人民肝胆相照、心手相牵。

　　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调集重兵却遭到失败。红中社报道揭开了红军以少胜多之谜：缴枪的白军士兵看到当地群众自动帮助红军抬担架、对红军表现着无限的亲爱和敬仰，觉得很奇怪，问群众对红军为什么这样好？但对白军为什么那样仇恨？群众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渡江战役中，新华社照片定格了那个万帆竞发的画面，2万多名船工拖出藏在芦苇中、沉入江底的渔船，冒死送解放军过江。每一名解放军战士身后，至少站着十位支前群众。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不解：为什么自家军队的壮丁愁眉苦脸，来自人民的解放军却欢欢喜喜？新华社记者蓝芸夫告诉他：这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华社报道里，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有“人民记者”之称的穆青和同事含泪采访完成《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报道，树起一座“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共产党员丰碑。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穆青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再版。除了焦裕禄，为“人民的天下”大干的工人旗帜赵占魁、百折不挠的植棉模范吴吉昌、为建设红旗渠不怕流血牺牲的任羊成等……书中重温着这些共产党员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蛛的精神。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新华人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对年轻记者说，这个“根”应该扎在基层，扎在人民群众中。

　　“白天，给老赵打下手；夜晚，同睡在一铺炕上，亲如兄弟。如此20多天，边观察、边体验、边收集素材。”这是穆青采访赵占魁的情形。“那时的记者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乡就住在农民家里，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还经常给老乡做活、担水、砍柴、扫地……”延安时期，新华社记者海稜到农村采访，都是自己背上铺盖、带上馍馍。

　　与人民在一起，就要为人民鼓与呼。

　　1979年，新华社记者陈大斌等人的稿件《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前进——滁县地区农村见闻》中这样写着：“……社员姚登祥，盖起了四间新屋，门前墙上用青石刻出四个大字：‘鸟枪换炮’，还有的社员在新屋梁上、墙上写上‘黄金时代’‘今非昔比’等大字，农民竞相用朴素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当时“左”的思想仍存，皖川等地探索包产到户面临质疑，陈大斌等人深入安徽小岗村等地采访一个多月，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较早从理论上支持了群众的探索。

　　不负人民，这是百年大党依然风华正茂的密码；不负人民，也是90年新华社栉风沐雨巍然屹立的根本。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90年来，从“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一步步走来的新华社，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看未来，以新华之名，记录伟大征程，书写时代风云，我们依然在路上……（记者刘菁、李亚彪、杨玉华、张紫赟、刘美子、陈诺、水金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