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摘    要：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解读SNH48 Group这一新兴偶像的粉丝群体的集体行动逻辑。偶像产品本身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由应援会组成的粉丝群体在解决“搭便车”困境上形成了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的粉丝阶层。由于应援活动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由顶层粉丝制定, 所以金钱与时间的投入是参与应援活动的基本要求, 也是粉丝阶层流动并在群体内形成社会资本的主要动力。粉丝群体中, 不同阶层内部的规范有显著差别, 顶层粉丝会通过限制消息流通及主动价值让渡的方式刺激其他粉丝参与集体行动。虽然粉丝追星行为是一个休闲消遣行为, 但粉丝群体仍是一个扁平化真实社会的展现。

关键词：偶像; 粉丝; 公共物品; 社会资本; 集体行动;

SNH48是201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本土女子偶像团体, 曾是日本知名女子偶像团体AKB48的姐妹团, 运营方式也与AKB48如出一辙。其打造的“可以面对面的偶像”在几年内吸引了相当规模的粉丝群体, 并逐步在北京、广州、沈阳、重庆推出其姐妹团体。与传统媒介偶像不同, SNH48的少女偶像以每周例行的剧场演出为基础, 加之一定频率的握手答谢会、剧场粉丝服务日以及网络直播等活动来进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作为传媒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粉丝, 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虽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认为, 粉丝文化及粉丝行为不是一般常识里所认为的畸形的、狂热的、无法以常识去理解的现象[1,2,3,4,5]。但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品牌出发点而引起关注的SNH48粉丝群体仍然被公众和媒体片面解读为狂热的粉丝金钱消费与宅男文化价值体现的表现[6,7]。特别是在2017年5月4日, 共青团中央给SNH48及其他一些青年演艺界代表颁发“2017‘激扬青春梦’五四优秀青年”荣誉证书之后[8], 曾引起以女团偶像为代表的亚文化价值与主流社会价值关系的相关讨论[9]。公众和媒体难以理解为何粉丝会花钱购买握手券与偶像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更难以理解为何粉丝会通过花钱购买投票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偶像争取排位。传统关于粉丝文化现象的解读多采用批判导向的理论, 认为粉丝群体的行为是一种“群氓”式的集群行为, 但这种解读并不能够真正理解粉丝群体, 也造成了公众认知与学界观察之间的鸿沟。对于诸多的公众疑问仍然无力, 如:为什么粉丝会组成联系紧密的团体“疯狂”支持自己的偶像?为什么粉丝会有集体众筹行为且花费巨额资金支持自己的偶像?粉丝从支持偶像 (追星) 的过程中收获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愉悦或满足吗?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 SNH48粉丝群体的行为是一种有相当组织程度的集体行动。为回答公众疑问并弥补公众认知和学界观察之间的鸿沟, 笔者以公共物品理论这一经典理性行为框架为理论基础, 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采集田野数据, 以展示整个SNH48 Group粉丝群体的行为逻辑。2015年12月起, 笔者进入SNH48粉丝群体进行田野调查, 连续参与多次粉丝群体的线上线下活动。其中, 因为地理的接近性, 笔者于2016年11月起进入GNZ48 (SNH48的姐妹团, 以广州为活动中心) 的粉丝应援会从事打投、宣传、文案及管理工作。期间也参与BEJ48 (SNH48的姐妹团, 以北京为活动中心) 的剧场线下活动, 收集了大量田野资料及访谈数据。

公共物品相关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之一, 其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博弈论密切相关, 是作为理解集体行为及个体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10,11]。界定一个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要从“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去判断, 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的事物, 具体来说, 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事物[12]。广义的公共物品还包括俱乐部物品 (即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他性的物品) 和公共池塘物品 (即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物品) 。

导语：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互联网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奇迹，也是最能创造财富的行业。然而也就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互联网增长红利几乎消耗殆尽。在享受长达二十多年的红利期之后，互联网平台搭建的基础设施，将支撑今后无数世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截止2021年4月，在港股和美股上市的市值最大的中国公司都是互联网公司（腾讯、阿里巴巴）；尚未上市的估值最高的中国公司也是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至少有七家（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快手、京东、字节跳动）。毫无疑问，互联网是过去二十年中国最大的经济奇迹，也是最能创造财富的行业，没有之一。

在海外资本市场，出现了Chinternet (China + Internet)这个复合词，用来形容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比中国数量更多、估值更高，例如著名的FAA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在经历2020年的暴涨之后，中国的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与FAANG的差距已经大幅拉近了。

此时此刻，我想指出的是：盛宴正在接近尾声。过去二十年的互联网增长红利，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发展逻辑需要根本性的重建，它们的估值体系更需要根本性的重建。在流量增长枯竭、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平台经济反垄断等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平台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不必为此过度悲观，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即下一个时代的开始。过去两年，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品牌型、产品型和内容型公司越来越多，它们将取代互联网平台型公司，成为新一代独角兽的主流。

在享受长达二十多年的红利期之后，互联网平台搭建的基础设施，仍将支撑今后无数世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诸神之黄昏》总目录：

• 回顾历史：四次互联网红利及其后果
• 2021年的互联网平台竞争版图
• 互联网平台的本质：规则制定权 + 征税权
• 三大不利因素的形成、发展与汇集
• 平台的危机，以及产品/内容方的机遇

一、回顾历史：四次互联网红利及其后果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互联网红利”，其中一次是虚假的，两次是真实的，还有一次是半真半假的。

所以，第一次红利期导致了互联网公司的严重估值泡沫，第二次和第三次红利期导致了基本面推动的估值有序扩张，而第四次红利期又导致了严重泡沫的卷土重来。

我有幸经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每天看着报纸上关于互联网“知本家”拿到风险投资的报道；如今，看到财经媒体和自媒体关于互联网独角兽的报道，我会觉得时间仿佛从未流逝。

但是，历史从来不会重演，只会像华尔兹舞曲一样螺旋上升，在惊涛骇浪和泡沫的夹缝之中辗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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