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想两百米赛跑有二十七人报名如果没组最多六人至少需要分级组?

建国后,毛泽东早早就提出特赦战犯,可当时反对的人太多了,党内干部反对、各党民主人士反对、人民群众更是强烈反对。

此时一直拖到1959年,要举办国庆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又建议特赦监狱里的战犯,这不仅是战犯功过和思想改造的问题,还要考虑台湾问题。

据《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记载,那是在多年之后,傅作义私下里跟大家聊天的时候透露,毛泽东想特赦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但共产党很多人有意见。

尤其是特赦范汉杰的时候,原第十九路军出身的干部坚决反对。

何止是第十九路军?战犯原本就是阶级仇人,又是亲属和战友的仇人,国仇家恨都在,才仅仅关押了十年左右,本该严厉惩罚才对,为何要把仇人放出来?

范汉杰当年的血仇还没有清算完,没有判死刑,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国民党陆军中将:范汉杰)

直到特赦第二批战犯,周恩来亲自出面说情,讲了许多道理,才勉勉强强放出了范汉杰。

若非周公出面的话,范汉杰指不定要被关到多久呢。

而本篇文章要带来的内容,便是回顾毛泽东为特赦战犯,所经历的艰难。

一,群众反对,干部反对,五年不大赦

在我国,战犯意思就是内战罪犯,最早是解放战争中期,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要审判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到解放战争中后期,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于是明确了“12条罪恶”其实说白了就是战争罪。

起初战犯名单有一百二十七人,涵盖了军事、政治、特工……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审批,公布了四十四人,后来又把黄维加了进去。

解放后,经审判犯战争罪的人有九百二十六名,除四十六名行政人员之外,剩下的都是军事战犯,分别关押在北京、辽宁、陕西、山东的各战犯所。

大陆完全解放后,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所以中共认为内战还没有结束,所以要谨慎处置战犯。

有人去请示周恩来,周认为古往今来,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没哪个国家会处理战俘。

所以各战犯所的高级战犯,除了继续关押之外,还真就没有别的办法。

周恩来还有第二层考虑没有明说,倘若真公开审判的话,估计很多战犯会被判处死刑,这对于解放台湾不利。

因此战犯的生活也就有了固定模式,学习看报、思想改造、检查身体、疗养吃药……以至于那些身患重病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了战争的拖累,所以在战犯所恢复了健康。

当然了,也会组织劳动,因为毛泽东说过要犯人掌握一技之长。

中下级战犯倒是能自食其力,毕竟一般都很年轻。可高级战犯,不仅年龄大,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战犯所组织他们轻微劳动,例如沈醉为狱友剃头,差点割掉耳朵;例如杜聿明教大家踩缝纫机;黄维响应学习改造,苦心研究永动机。

到1954年,战火基本结束了,国家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而大陆则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周恩来在1954年开座谈会,鼓励大陆的国民党高官,联络台湾的亲属和同事,释放足够多的善意。

既然要和平解放台湾,所以到1955年,开始考虑特赦战犯的问题。

从那年开始,大部分的高级战犯,统一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所。

有卫立煌这样的先进典型在,所以大陆希望改造战犯,让大家跟卫立煌一样,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在宪法当中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在法律上做了铺垫。

周恩来也要求调查在押的高级战犯,为以后的特赦做准备,为了酝酿以后的大赦,所以先释放了国民党的低级军政人员。

党中央对于大赦很慎重,因为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1955年5月12日,大陆的国共高层齐聚,开会讨论大赦的问题,参会人员自然包括了傅作义。

各省也召开了座谈会,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字:群众情绪!大陆的老百姓不答应。

何止是老百姓,大陆多个党派的民主人士,也委婉的反对特赦。

毛泽东自然听到了反对的声音,所以他在征询意见的时候,则试探性的说:“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

既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凡是能够团结的都要团结起来。

周恩来代表中央,欢迎台湾游子来大陆探亲,可惜蒋介石不答应。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之后,国内空前团结稳定,政治局正式讨论释放战俘。

因为战犯所的这帮人,平时跟群众接触不多,不像那些地主恶霸,务必要顺应群众意见杀掉一批。

更重要的是,像功德林学习委员王耀武那样的人,经过多年的改造之后,已经有了悔改的表现。

假设:倘若释放了一批战犯,就会孤立像黄维那样的死硬分子。

既然欢迎台湾游子回大陆探亲,而且不追究过往的罪恶,所以就要先释放一批战俘,对台湾释放暖意。

毛泽东早就提出“一个不杀”的原则,周恩来亲自嘱咐战犯所,要妥善照顾。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把九百多个战犯送到台湾,但周恩来不答应,周太了解蒋介石了,九百多个战犯到了台湾,指不定会被蒋枪毙多少呢。

接下来的几年,多次开大会的时候,都讨论过特赦战犯。

但次次都困难重重,原因也很简单,很多干部反对,人民群众反对。

总结来说,就是需要民主协商,需要充分的讨论,慎重去考虑。

毛泽东呼吁,周恩来奔走,费了诸多周折之后,定下了宽大处理的方针。所以北京功德林战犯所的高级战犯,获得了比以往更好的待遇。

毛泽东在会议上让大家思考,虽然说战犯是反革命不假,但反革命能不能转变呢?大家要细想一下。

特赦战犯是非常艰难的,到1959年临近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起此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所以文件当中,在谈起特赦战犯的时候,毛泽东用词是“是否可行”,接下来则是再次开会讨论。

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向人大提出建议,希望特赦一批战犯。

三天后朱德召开主持人大会议,宣布特赦那些改恶从善的罪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战犯。

首批特赦33人,其中11人是国军高级将领,例如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战犯,谈了三个多小时,关键词就是民族利益,热爱祖国。

而在首批特赦的战犯名单当中,本该包括范汉杰的,但因为有人强烈反对,所以没能如愿。

二,范汉杰和第十九路军的恩恩怨怨

范汉杰是黄浦将领当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他1896年出生在广东,当兵之后做过旅长,因为部队战败,所以他报考了黄埔一期,年龄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要大。

蒋介石早就认识范汉杰,所以重点培养此人,还曾送范去德国军校深造。

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坚持抗战,要跟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可让人感到恼火的是,蒋介石却把第十九路军,直接调到了福建去跟红军作战。

蔡廷锴和蒋光鼐,身为第十九路军的领导,他们反问国难当头要抵御外辱,为何打内战呢?

于是乎,蔡廷锴和蒋光鼐,联合了李济深与陈铭枢,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可问题出在了参谋长范汉杰身上,此人早就联络了特务泄密。

1933年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制定了抵抗外辱,取消全部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一系列政策。

可因为范汉杰告密背叛,南京特务早就掌握了第十九路军的机密,以至于事变失败,这是一笔血债。

到解放战争时期,西北胡宗南找来范汉杰委以重任,将所谓的精锐部队编成第一兵团,让范率领着这帮人去东北抢地盘。

而范汉杰所率领的十多万人,看似顶着精锐的名号,实际上在过去八年抗战当中,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被嘲笑一颗子弹也没有放。

胡宗南有图谋全国的野心,甚至还闹过笑话,他找“星象专家”算命的时候,对方为了巴结他,说胡会像终南山一样威震西北……气得胡宗南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志向在江山上。

东北战场,硝烟遮天蔽日,杜聿明和陈诚二人,都被林彪挑落马下。

蒋介石无奈又派遣“救火队长”卫立煌,卫到了白山黑土,对范汉杰给予厚望,让范防守锦州。

可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已经形成绝对优势,林彪可以在任意时间,去攻打东北的任意城市。

而国民党要时刻紧绷神经,每一秒都担心四野突然攻城。

就好比有九个瓶子,可国民党在东北只有三个瓶盖,明明无法保护大城市,可却偏偏要分兵防守大城市。

1948年辽沈战役,范汉杰防守锦州,他的目光总是望向塔山,那里有至关重要的援兵侯镜如部援兵,然而只听塔山炮声轰隆,却不见侯军来援,很显然是被四野挡住了。

10月16日吃过午饭,范汉杰彻底意识到,锦州是肯定守不住了,所以他要尽快突围,才有活命的可能。

范汉杰带着亲信,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逃到高桥附近的时候,被四野埋伏的小股部队截获。

战士们把范汉杰等人,当成了“普通”士兵,于是往押解着送到战俘营,自然不可能给这帮人坐车,所以一路上都是在不行。

范汉杰起初还挺高兴,认为自己有机会能逃走,可是在押解的途中,他意识到即使逃回南京,也可能被蒋介石枪毙。

左右都是一死,范汉杰内心又愧疚蒋校长的栽培,所以直接去找四野的战士,主动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申请一颗子弹枪决。

万万没想到,四野非但没有枪毙范汉杰,反而还以礼相待,先是送到指挥部吃一顿好饭,然后送到哈尔滨学习。

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我军可爱的战士们,忍着寒冷啃干粮,而范汉杰能吃上四菜一汤。

(被俘的廖耀湘、郑洞国、范汉杰在学习)

范汉杰这种老兵油子性格开朗,总是爱开玩笑,仗着优待俘虏的政策,欺负外面的解放军战士。

举例来说,别的地方对战犯管理很轻松,只要别越狱就行;而四野对战犯的管理较为严格,晚上出门要报告。

别人报告的时候说:“报告,我要去小便;报告,我要去大便……”

范汉杰则故意说“报告大便”或者“报告小便”,明显是故意骂人。

战士受了委屈跟范汉杰争吵,因为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领导并不会惩罚范汉杰,只能安慰战士的情绪。

而全国各地的高级战犯,是从1955年开始,转移到功德林,进行更加深入的思想改造,其实说白了就是为特赦做铺垫。

举例来说,王陵基、宋希濂、沈醉这样的高级战犯,原本被关押在重庆,如果是在重庆特赦的话,四川人肯定不会答应,为了照顾群众情绪,才先后转移到北京。

范汉杰是在1956年,从东北的佳木斯,转移到首都的功德林进行加速改造。

他到了北京之后得知,自己非但不会被枪毙,反而还有可能获得特赦,他心里非常高兴,所以那爱捉弄别人的坏毛病,又从肚子里拿了出来。

在北京功德林,是以战犯管理战犯的模式,分成多个学习小组,上面还有王耀武担任学习委员。

而范汉杰跟组长有矛盾,所以俩人处处过不去,闹过很多笑话。

有一次,上级要求大家填表,写一写自己的家庭情况。

范汉杰对着组长说:“我今天眼睛不舒服,我以后再写。”

组长不答应,非要范汉杰当天写,因为任务是当天要交到领导那里。

范汉杰脾气上来了偏偏不写,组长无奈之下,于是提出组长来代写,让范口述。

于是乎,组长问范汉杰家里有什么人,妻子和孩子都叫什么。

范汉杰非常严肃,以军人报告的口吻说:“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新编一个班!”

据沈醉回忆:那次搞得周围人哄堂大笑,组长被气得脸红脖子粗,至于最后有没有填写,就不怎么清楚了。

组长虽然很生气,但出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很关心范汉杰的。

举例来说,范趴在桌子上写字,因为他习惯写很小的字儿,所以常常双眼疲惫要揉一揉。

有一次组长进屋,刚好看到范汉杰在揉眼睛,于是问范汉杰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这摆明了是关心对方。

万万没想到,范汉杰急忙盖住他要写的东西,因为纪律规定不许看私人日记,所以组长也不能上前查看,而范汉杰装作要哭的样子,说活不成了。

组长赶紧问为何这样讲?范汉杰回应说,是在写遗嘱。

这把组长吓一跳,眼看范汉杰双目泛红,于是急匆匆就去找领导。

而功德林的领导,也三步并做两步,急忙跑到了范汉杰身边,因为周恩来亲自交代过要照顾好战犯,所以大家生怕战犯冲动自杀。

领导看到范汉杰趴在桌上跟正常一样,于是很关心的问范:“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可以说出来嘛,大家帮你解决。”

范汉杰说:“我?哦,我双眼不舒服,在这里休息休息。”

这可把组长给气坏了,于是反问遗嘱,强行抢过桌子的东西,细看之下是范汉杰在抄写报纸的社论。

因为屋子里没有别的证人,所以这也就成了组长“污蔑”范汉杰。而功德林的领导自然看出有问题,于是采取冷处理,两边都不批评。

多年之后范汉杰出狱,私下里悄悄把这件事告诉了沈醉,沈则写在了回忆录里。

到了1959年要特赦战犯的时候,范汉杰因为从不发牢骚,也从不攻击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所以特赦名单当中就有他。

然而,那些出身于第19路军的高级将领,坚决反对特赦范汉杰。

例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直接挑明了说,坚决反对释放范汉杰,也是因为他们态度坚决,所以范汉杰的名字被划掉,继续呆在功德林。

直到1960年,中央第二次特赦战犯,周恩来和多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去说情,大家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才勉勉强强答应范汉杰特赦。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第十九路军事变失败的原因,不能全算在范汉杰的头上,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责怪。

范汉杰和沈醉等人出狱之后,傅作义对着他们说,特赦战犯的时候,很多人有意见,是毛泽东亲自说服了党内人士,然后召开会议,征询了各党派的意见……

也就是前文说起过的,拖了好几年之后,才终于特赦了第一批战犯。

按照沈醉的回忆,第19路军被包围,在最紧张的时刻,范汉杰反戈一击,所以第19路军恨透了范汉杰。

范汉杰从傅作义口中得知此事,连连大喊着冤枉,说“古人云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

他自己总结,之所以背叛,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装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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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

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促进

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

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

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二)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四)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

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

(六)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

居民委员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所有权。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居民委员会,

应当教育居民互相帮助,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

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

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

中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

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

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居民会议由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

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或者每户派代表参加,

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

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

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

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居民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

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

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

涉及全本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

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居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

居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居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采取民主的方法,不得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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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老照片,还记得当年恢复高考的那些故事吗?有多少人曾为之头悬梁、锥刺股!

每年高考,都会开启追逐梦想者的新篇章,而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不管你承不承认,高考决定着所有莘莘学子的未来生活和命运。

白岩松在一次谈及高考的演讲中这样说:中国的高考有着万千毛病,却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方式,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有人说,当年高考社会关注度并不如现在高。现在全社会都在为高考服务。你可能不知道,当年,有无数莘莘学子都在为能参加高考而奋斗,他们为之头悬梁、锥刺股,那种刻骨的回忆和情结,至今仍历历在目。

今年有部电视剧很火,《人世间》。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剧中的很多学生,都去了乡下,后来他们为了能参加高考,付出了很多代价。因为这些人知道,高考可以改变命运。

1952年我国确立了“高考”这一制度,无数的青年走上了求知好学的道路,他们渴望学到真正的知识来提升自己,改变社会。到了1966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高考中断了,大批知识青年都到了乡下,这造就了中国知识人才的断层。

1977年,中国的高考“停摆”了十年之久。大多数的中国高校,都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方式,具体的招生办法被称为“十六字招生办法”,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这种方式显然无法提升学生的知识层次,“停摆”高考的严重后果,自然也显而易见。有个例子是这样说的,1977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对刚分配到上海科技部门的应届大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水平测试,结果触目惊心:这些通过“十六字招生办法”进入大学的“天子骄子”们,近百分之七十的人数学不及格,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化学不及格。有人“基础知识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不恢复高考,已经不止是考生们的“改命”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1977年8月,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会的知名专家们大声疾呼“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不久,教育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恢复高考”提上了日程。1977年9月25日,经过历时45天的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十月,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传遍神州大地:高考,恢复了!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空前的改革:凡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考。以相关统计,当时要求报名的考生,达到了上千万人,年龄最小的有十三四岁,年龄最大的有四十多岁,堪称规模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在是年十月宣布,而考试时间却是在1977年十二月,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考试,准备工作也成了难题,甚至连印试卷的纸张都一度不够。比纸张更困难的,是“出什么题”。上一次高考已经是十年前,十年的空白期,让各地各科的命题组,都很少有经验可寻,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

一位1977年高考数学命题组的负责人感慨说:当时的出题任务,都要对家人保密,命题组所有成员更要集中封闭,所有的试题要经过几十次校对后送去印刷。直到高考结束,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是命题组的一员。也就是在同年,他自己的孩子参加高考,数学没及格……

1977年12月5日,停摆十年的全国高考正式开考,实到考生五百七十万人,录取考生二十七万人,录取比例21:1,比起今天的高考来,这样的场面,可以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形容。

和今天不同的是,1977年的高考阅卷结束后,先不公布分数。考生们要先在家等初选通知书,拿到初选通知书以后,再填报志愿。这种模式比起今天高考来,显然风险性更大。大多数考生都没有填报志愿的经验,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仅这一个环节,就加大了“落榜率”。

以这个意义说,能在1977年走进大学校园的考生,都是优中选优的顶级人物。

这样背景下的高考,也造就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许多大学班级里“X世同堂”的奇观:一个大学的班级新生,基本都来自不同的年龄段,既有二十不到的小年轻,也有三四十岁的“老三届”。南京一位老教授,就回忆过1978年高考结束后,他“带新班级”的情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新生”已经33岁了,当他下定决心走进考场时,他身后的四个儿女就在考场外为他鼓劲加油……

那些今天网络上流传的,所谓“高考改命”“肩负家族几代人期望”的呼喊,放在这个场景里,可以说十分贴切。

1978年,19岁的阿来,这位未来的“史上最年轻茅盾文学奖得主”,还是阿坝水电站的一名拖拉机手。拿着每月五十块钱的工资,在当地堪称“高收入一族”的他,有一天却突然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狂奔了几十里路,去高考报名点填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考取了当地一所师范学院,毅然放弃了那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以他自己的话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只是“走出山寨,看看外面的世界。”

同样是1978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女儿邓志典,也面临着重要的人生抉择:是继续在箱子厂工作?还是报名参加高考?她终于下决心选择了报考,可决心易下,备考却难。经过之前多年的生活浮沉,学校里的知识几乎忘光,比如复习物理的时候,她“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以至于为她补课的老师,都认为她“这样低的程度没法补课”。那段艰苦复习的日子,她下班后回家先睡觉,晚上十一点起来读书,终于在这一年高考里金榜题名。

那年的高考,让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看到了希望:张艺谋,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画家罗中立,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钱颖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也是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

罗中立画过很多过河的场景。1977年他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年他29岁,已在达县钢铁厂当了十年锅炉工。

刚得到消息时罗中立没怎么激动,报名截至的最后一天,女朋友劝罗中立要把握机会去参加考试。那天傍晚,罗中立从锅炉房下班,背着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20里路才来到县城,他成为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我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会是建筑工地一个搬砖的。”没去搬砖的刘震云,把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写进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

14岁时,因为长得高,家里虚报年龄的刘震云去甘肃参军。基地全是戈壁滩,嘴唇好多天全是裂的,老是流鼻血。虽然生活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有时间可以学习。

在得知恢复高考后,已经当了5年兵的刘震云心中,有暖风轻轻拂动。回到河南老家,刘震云在一所中学当民办老师,白天上课,夜晚复习。

那盏煤油灯,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就是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寒风吹着,窗户密封的又不太好,每个考生都跟一个小鬼似的,影影绰绰。”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俞敏洪、易中天、顾长卫这些各行业的知名人士,都是那个时候的考生。其实,如果细细盘点的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里,各行各业多少脱颖而出的优秀人物,几乎都来自“77级”——恢复高考的这一代人。曾有人说,“77级是新中国最与众不同的一代”。

20世纪末的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当年那些考入大学的学子们,都在改革开放的洪流里发生着剧变,大多数满怀梦想的年轻人,都在这个时代里找准了方向,改变了人生……

最后,祝正在参考高考的考生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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