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中国文化》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了知名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的文章《读<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的几个意外》。文章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锋此前出版的著作《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在多个网络购物平台上，毛锋的这套《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均有销售，售价三百、四百多元不等。全书共分十九章。

该书内容简介写道：《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基于作者主持和参与的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子课题取得的科研成果，通过对众多考古遗址的现场调研、考古资料收集整理、历史文献整理与梳理，从文字、冶金与青铜器、祭祀、城市、先贤思想及古代文明传播等方面，论述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与特色。

根据《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介绍，该书作者毛锋博士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清华大学企合委石油石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3S中心常务副主任和“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清华大学）主任。

近年来，毛锋主要从事空间信息技术应用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GIS与VR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碳源碳汇空间格局的城乡空间规划方法研究”等。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毛锋早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遥感、测绘领域，近年来开始涉猎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之前，还曾出版过《京杭大运河历史与复兴》等社科领域著作。

许宏教授对《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全书架构的逻辑性”“正文、用图与资料引用”等方面。作为知名的考古学者，许宏对书中大量存在的“将彩陶纹饰当成刻画符号”“漏录年前的原始文字”“遗址、建筑和器物的张冠李戴现象”“误用赝品为证据的嫌疑”现象进行了举例说明。

例如，许宏在提到《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遗址、建筑和器物的张冠李戴现象”问题时提到：组图“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遗物举例”（图13-4）中，图（a）“南庄头出土灰陶罐”实为辽代仓廪式陶骨灰罐，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因网上图片搜索中该器标为“南庄头遗址旅游攻略“，大概误导了编著者。图（b）“南庄头出土灰陶杯”实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陶釜，大概又是百度搜索误导了编著者。图（C）“南庄头出土褐陶罐”实为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彩陶鱼纹盆，这一图片来源，的确出自“百度百科—南庄头遗址”。

组图“裴李岗遗址及出土陶器和石器举例“（图13-9）中，没有石器图片，取而代之的是裴李岗遗址的田野照片，而”裴李岗遗址平底陶盆”，实为仰韶文化彩陶簋形器，系舞阳小学捐赠，现藏河南博物院。组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举例”（图13-13）中，出土于大通上孙家寨的“青海舞蹈纹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组图“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举例”（图13-14）中，图（a）“半坡遗址鱼纹彩陶盆”实为彩陶背壶，图（b）“青海舞蹈纹彩陶盆”实为陶鬶，图（c）“陕西黄陵人像彩陶罐”实为一彩陶盆。

在良渚文化的部分，配有“反山显贵者墓葬出土的良渚文明典型玉器”组图（图3-10），其中的三图均注明系“姚家山墓葬出土”，而玉钺则被标注为“玉耘田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瑶山等地点的重要玉器，尤其是作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图片，却完全没有收录。

许宏教授还在文中指出，感觉《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编著者不甚清楚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之间的关系，所以才有了下列叙述：“商建立初期的都城偃师二里头商城是随着二里头不同文化层考古发现的夏朝中晚期城市遗址和商朝早期遗址后，逐步考古证实偃师商城包括大城、小城和宫城，有宫殿、水池、铸青铜器的作坊等”（181页）。

再如“1959年，徐旭生率考古队对‘夏墟’的二里头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就发现了青铜器残刀一把”（38页），徐旭生率队仅为踏查，而没有进行考古发掘，更未发现青铜刀。“二里头代表性青铜器”铜鼎照片（图2-2），汇图网的LOGO还清晰显现，而这类柱足圆鼎，习见于安阳殷墟，此件应出自M18（详《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比二里头文化晚数百年。看来，应是网友的张冠李戴误导了编著者。

组图“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举例”（图2-3），其中所谓的“三星堆人面纹方鼎”，其实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面纹大禾鼎，而“三星堆青铜牛尊”，则是殷墟出土的“亚长”牛尊。这两件器物曾作为“青铜的对话：黄河与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的展品，于2016年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也许正因如此，才被编著者当作三星堆出土文物收进了书中。

另外，“遗址青铜器举例”一图（图2-6）中被标注为“金沙青铜器具”的器物，系西周时期的青铜罍，1978年出土于成都南郊，一般认为具有越式风格，与金沙遗址所出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对于《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存在“误用赝品为证据的嫌疑”，许宏也举例说明：关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编著者说“对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少量商朝军队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的器物，有考古专家认为是商朝军队与蜀国军队作战时的战利品”（44页）。这段文字，编著者没有配图，不知所指。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罕见青铜兵器，仅见有十字形铜戈，应属仿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而非实用器。作为欧亚大陆西部身份地位象征物的权杖，更罕见于东亚大陆腹心地区。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文字，如有“刻有甲骨文的器物”，必属赝品无疑。与其相类的是配图“牛河梁祭祀与墓葬遗址考古出土的玉器”（图3-6）中的玉龟，龟背上居然刻满文字，令人咂舌。果如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在书中关于文字的部分却只字未提。

除了上述使用图片、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许宏还指出了《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存在的其他明显的错讹和不足之处。例如，第四章第五节中“摩亨佐·达罗——印度文明早期城市的代表”部分（152页），显然题目中就有错，该城市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属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而非印度文明。

公开资料显示，《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的出版方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于1954年8月成立。澎湃新闻记者5月14日下午从科学出版社内部人士处了解到，出版社方面已经注意到了网传文章对于《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