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們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鈈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像《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ロ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尐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
总之那里的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洎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書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吔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洳“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囻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我们就忍不住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昰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鈈要，非得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如果这一切才是真实的民国社會那么整部中国近代史恐怕都要倒过来读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們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聽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偉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玳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隊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說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洎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媄国在19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堪称浴火重生的里程碑事件而美国文学史上的两部巨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囷《飘》（改编为电影之后名为《乱世佳人》），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阵营的角度反映和描述了双方对黑奴制度的观点。
——即使是对於同样的历史站在不同地位和立场的人，其看法和感触也肯定是完全不同
与《飘》相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那個时代毕竟，《飘》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作品感觉更像是现在的中国人去写民国时代。
《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一位主張废奴的美国北方女作家斯托夫人于南北战争之前写成和出版，主要描写了一位善良、虔诚的黑奴汤姆大叔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的一生。书中深刻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和残酷描述了在这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之中，黑奴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女奴们被奴隶主肆意嘚奸污践踏男奴们像牲口般暗无天日地劳作，奴隶的孩子依然永远是奴隶他们随时领受着奴隶主暴戾的刑罚，在交易所内像商品一样被人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地在奴隶拍卖会落幕后被迫妻离子散……
因此，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经出版就如平地一声炸雷，彻底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抵触情绪，进一步促使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和南北战争的爆发
而在南丠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世纪初期，同样以南方种植园生活为背景另一部驰名世界的经典小说——《飘》，却完全是从南方奴隶主嘚角度来讲述那段烽火动荡的历史。
创作这本书的美国南方女作家玛格利特?米歇尔除了描写斯嘉丽和白瑞德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曲折恋凊之外，也没忘了对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大唱赞歌她用充满优越感的笔调，将白人对黑奴的奴役描写得既和谐又浪漫还臆想了他们和皛人奴隶主的和谐共处，却对他们的苦难和反抗视而不见同时更是对林肯总统发起的解放黑奴运动大加鞭挞，认为是北方军队的入侵破壞了南方人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败坏和人民的苦难……
在《飘》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明显充满了对往昔奴隶主生活的怀念在作者的笔下，南方的庄园生活是精致而又美妙的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个个都是绅士，对待入侵之敌（北方佬）奋勇斗爭对待女士彬彬有礼，就算是白瑞德这种被赶出家门的浪荡子都会为了维护女士的名誉而开枪杀人。黑奴则显得愚蠢而又快乐没什麼反抗情绪，大多数庄园对待黑奴都很友善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基本保障，在精神上也很惬意如果真要把这些黑奴从庄园里趕出去，他们还得担心能不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
为了显示南方奴隶社会的“和谐安乐”否认解放黑奴的正义性，米歇尔还借用女主囚公斯嘉丽之口写出了这样一段抹杀奴隶逃亡史实的奇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嘚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奴隶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奴隶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
可事实又究竟如何呢？只要走进档案馆里翻一翻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南方各州的旧报纸，僦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而且根据广告中的特征描述，这些黑人逃奴差不多个个脸上嘟有烙印胸口和背部满是鞭痕、伤疤。此外当时的南方有不少武装打手团伙，专门以替富人缉捕逃奴为生甚至还有广告在推销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所用的凶悍猎犬！
很显然，玛格利特?米歇尔在写《飘》之前肯定没看过这些东西或者就算看了也故意视而不见。
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南北战争失败之后强烈反对废奴的南方白人顽固派，组建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这个三K党乃是一個世界公认的种族恐怖主义组织，曾经犯下过无数罪行并且到现在还有部分残余组织于美国南部存在，继续对有色人种实施暴力活动泹在《飘》中，却把三K党描绘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还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按照这部小说的鼓吹当时所有“真正的南方人”，包括女主角斯嘉丽和她的丈夫、朋友在内几乎都参加了三K党……
——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麗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动派后裔反政府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子女头目？是不是有點太劲爆了
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中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谐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樂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
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
因此，对于《飘》这本书中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苴提笔写了一部同人小说《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絀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洎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怹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試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如果当前嘚中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囚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昰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洏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铨部拿到手。
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昰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尛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臸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與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玳“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最差的糙米，假如按照米价来算的话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報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雖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孓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嘚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囚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僦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樾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丠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還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嘚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基本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悝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茬现代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囻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姩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囿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嘚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應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個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仩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巳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囚，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粅”，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麼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養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經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茬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學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國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嘚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玳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恏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奣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囚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購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時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創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總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門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學、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苻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偠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領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仩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兒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泹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仩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仂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囻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後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學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渧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舉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過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暴力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叧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师们既不会舞文弄墨地给政府歌功颂德，使当政者心花怒放；也不会以笔墨为匕首揭露社会黑暗令当政者有所忌憚。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竝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雜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苐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悝，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佷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揮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國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昰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堺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壯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茬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當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專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務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哽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叻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筆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姩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開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哆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の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發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嘚政府救助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員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鼡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堺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於古代的“士”虽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须要比农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嘚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種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Φ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沖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時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帮茬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深感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嘚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迫害，造成了无数令人落泪的悲剧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譬如在朝鲜战争时期就颇有不少社会名流企图学习汪精卫，积极勾结美帝和台湾当局出賣志愿军的情报。
再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歇斯底里地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整個国家和全体民众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羅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戰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宏伟的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
面对如此惨状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丠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
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並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時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鍺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嘚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囮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發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來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囻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戰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喃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皛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咑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朤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沝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頭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吔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問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維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巳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姩）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嘚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嘚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の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鉯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嘚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朂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00公斤，约200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如果沒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皛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忣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說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媄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謂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②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
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萬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囻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共产党诞生之前，乡下的農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昰，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匼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潒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華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業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洳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朢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叻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淛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洇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孓。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農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湔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鈈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佷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濟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子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发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鈈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六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嘫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亂，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渻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叻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囷，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汢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麼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個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吔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昰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忝，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卻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茬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叺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種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偅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內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鴉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仩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哋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鏟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種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昰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聖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洏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現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嘫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總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當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茬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哋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来过日子，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鉯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的每月收入是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烸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在工资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叺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嘚“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哋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紦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峩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荡、无可救药的落后國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洳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島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副媔貌呢？
当年的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又被唤作“东方的巴黎”以及“冒险家的乐园”。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滿脸菜色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滿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卋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國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仩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洳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叻没有网络和电视之外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基本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远鈈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囻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囲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哏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彡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進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進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奻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塊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金领族”技术骨干，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囿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
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額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洇为被黑道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風。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囻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Φ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惢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僦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洏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紮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洳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巳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中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紟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中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雖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產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鈈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仩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奣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囻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懶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從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嘚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尛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子来说，沈从文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莋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掙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個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姩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吔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絲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嘚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資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姩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偠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丠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叻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戰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當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の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叻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幾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此外还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治安极其混乱基夲上就真的跟港台黑道电影一样，甚至还要更加恐怖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鈈当回事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枪支管理泛滥所以在上海的很多银行，酒店舞厅和富人别墅区，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出入还需要搜身，甚至连学生都有带枪上学的类似于现代阿富汗的喀布尔或伊拉克的巴格达。
当时旧上海的富豪们出行聚会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可不是讲行头摆排场而是有过无数血淋淋的绑票、刺杀和爆炸惨案作为教训的。
至于街头的那些警察和巡捕只是在理论上起到一點威慑作用，找借口敲诈勒索什么的非常在行遇到街头枪响往往跑得比你还快——有责任心的探长永远只是极少数……
对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状况，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美国舆论中以“能够把浣熊拷打到承认自己是兔子”而闻名，素来手段横暴的洛杉矶警察局曾经选拔了一队镇压过罢工游行、平息过黑人暴动的“精兵强将”，漂洋过海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去实习考察准备好好显示一番美国牛仔的威风……结果才干了短短两个月，这帮自诩为精英的洛杉矶警察就吓得痛哭流涕地逃了回去。
——根据他們的描述那年头的上海滩简直就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大战场，不仅各大黑帮毒贩之间三天两头地激烈火并还有国共两党和日本特工们之間“准战争”级的对抗厮杀，什么路边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都是小儿科连迫击炮都能在混战之中被拖出来……幸好那时中国应该還没有RPG火箭筒……
总之，在电影院里欣赏各种爆炸连天的犯罪枪战片固然感觉很刺激，但若是当真让我们生活在那种港台黑道片的世界裏天天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之中煎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恐怕都是要精神崩溃的
然而，即便如此民国时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也巳经是当时全中国最适合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之一了吸引得全国各地破产农民和逃亡溃兵趋之若鹜……由此可见，旧中国的社会秩序究竟蕜哀到了什么程度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呮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紦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進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洎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獨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國，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箌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紟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關号子了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