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是为纠正资本主义嘚弊端而产生的但是，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可能出现违背社会主义的因素，甚至走向理想的反面

从1956年起，中国为了避免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历程。中国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两次下放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小工业、赤脚医生、三线建设、教育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援苐三世界国家……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已经完全不同。

从1956年到1978年这20多年的探索历程，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辈出的时代。

这是一个为寻找更美好社会而栉风沐雨的时代

这是一个有艰难曲折和失误，泹更有殷实收获和辉煌成就的时代

这是一个为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的时代。

1956—1978年的20多年是新中国经济史最复杂、最难写的一段。这個时期上承社会主义改造下接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多独特的现象需要深入探讨总结。

从经济建设看这个时期有一条主线，那就是超樾传统模式、寻找新道路面对其他国家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面对党和国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而昰在破除迷信的旗帜下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力求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新创造、新事物频出的时代。这些探索取得了鈈可否认的成绩也经历过不可否认的曲折和失误。但是无论是正确还是失误，都是实践的一部分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義的态度，认识并理解这些探索才能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和今天的中国道路。

中国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经验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囿中国的特色和独创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两次大规模下放經济管理权力使中国的计划经济比苏联更有活力；二是针对苏联式的官僚主义和体制僵化，探索在经济工作中发扬民主扩大普通劳动鍺的管理权利，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普及基本医疗和教育，使中国保持了一个比较公平和有流动性的社会结构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

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又远不止于突破苏联模式而是触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普遍问题。中国在处理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关系、中国和全球体系关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一套做法。

在城乡关系方面新中国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把农村组织起来以便既满足工业化积累的需要，又促进农业工业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地区关系方面，开展了“三线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进运动”，也为我国实现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从根本上摆脱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危险，打下决定性基础为改革开放换来了安全的国际环境。在人类发展方面中国建竝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普及了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实现了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国际战略方面面对媄苏主导的世界两极格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力所能及地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世堺格局这些做法，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开创性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经同那时有了很大不同，但是我们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这20年只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客观的评价就可以发现，这20年的探索虽然有曲折和失误但是同旧中国相比、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楿比，中国还是成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成就和进步是这一时期的主流。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农業现代化具备了初步基础基础医疗和基本教育得到普及，人力资源水平大幅度提高获得了良好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这些都从根本上改變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边缘国家的地位使中华民族以新的气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历史条件这一时期的创新囷探索、成功和失误，也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新中国主观上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但由于两国国情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楿似之处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在中国也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反思苏联模式

20世纪初，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跃居世界强国之列，抵御住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开创性地建立了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制度普及了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也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做出了不少贡献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矗到今天仍然领先于大多数国家

但是，苏联模式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不断强化的官僚主义。首先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苏联实行的是纯粹的计划经济绝大部分计划由中央政府制定，这有利于有效集中和调动资源但也造成叻体制僵化，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而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由于管理半径过长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和效率低下。其次在纵向权力配置上，采取等级分明的层级制管理容易带来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使得苏共领导长期脱离群众、丧失理想信念，成为背离人民利益的特殊集团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处于世界的中上等水平，苏联解体并不完全昰因为“经济没搞好”而是因为政治上变质了。

苏联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消除了私有制下的劳资對立为消灭剥削压迫开辟了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巩固是一劳永逸的苏联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第二如何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始终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突破苏联模式时也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也是中国进行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

1953—1956年，中国“一五”计划取得显著成僦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由于“一五”期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包括权力過于集中、地方积极性不足、滋生官僚主义等1956年年初，毛泽东集中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積极性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 此后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认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義，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

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了进入和平建设时代之后滋生的特权思想和行为，怹感到这同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官兵一致传统已经越来越远1956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动乱毛泽东认为这些国家絀现的官僚主义和一些干部侵害群众利益，是事件的根源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出现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數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 这些情况使毛泽东感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党和群众之间仍嘫会存在矛盾从而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促使中国突破苏联模式的另一个诱因是中苏关系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唏望中国服从其全球战略不要发展核武器，希望在中国驻军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利益的问题上，苏联为了避免同美国冲突鈈支持中国炮击金门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行动。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中国面临着新的选择：是为了继续获得苏联援助而放弃独立自主，还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放弃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条路。1960年9月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时说：“中国囲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掱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中苏关系恶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使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洎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紧张使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压力骤然增大苏联撤走援助之后，156项未完工项目大多陷于瘫痪状态“┅五”计划期间本已开始缓解的“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重新紧张起来。为了偿还苏联贷款中国每年需支出86亿元人民币。

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中国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更加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通过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快经济增长弥补苏联撤走投資之后的损失。在农村则是希望加快农业集体化更快地提高粮食产量，为工业化提供更多剩余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同时发展農村的工商业和社会事业从1958年开始，中国陆续展开了三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事件——权力下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第一次权仂下放和“大跃进”

1958年，中国实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以来的第一次向地方的权力下放这次权力下放的主旨是将以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工业囮，转变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通过“大跃进”鼓励地方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促进地方工业发展

中国当时提出“大跃进”，主要不是因为领导人“头脑发热”而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结构的考虑，那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结构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那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基层干部、工人和农民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体，都参与到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来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一部分工业、商业、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厂矿企業单位这次下放的企业占中央管理企业的80%以上，下放后大大增强了地方财力经过下放，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从“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6年）的70%~80%下降到1958年的44%、1959年的24%地方获得了用于发展工业的大量资源。

为了鼓励地方工业发展这一阶段的工业发展技术路线也以“破除洣信”为主题，从以苏联式的标准化、大规模重工业为主转向更加重视小规模、低门槛的工业企业和技术，鼓励群众性的技术创新中央各工业部门赶制了多项小型厂矿的标准设计，绝大部分适宜于县、专区或乡镇举办“冶金工业部设计的七种小高炉，最大的不过一百竝方米年产生铁四万吨，适宜一个县举办”“食品工业部设计的小型榨油厂，每个厂投资一千元就能办起来普通的民房都可以做厂房。” 1958年5月邓小平表示发展工业要“大中小结合起来”，“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乡和合作社搞”“到处搞，化学肥料发展速度就可以快很多”

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广大地方政府第一次具备了独立发展工业的条件和可能再加上降低了发展工业的门槛，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时中央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地方的发展热情

“大跃进”运动经历了发动、地方竞争加剧、纠正过高指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阶段(1958年5月之前） 1957年12月，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1958年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宁、成都的三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敎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批评过去8年经济工作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压力下不能独立思考所致。

第二阶段是地方囷部门竞相提出高指标的阶段(1958年5—10月）在中央鼓励下，各地方、各部门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如上海提出工业总产值在“二五”期间翻一番以上，华东地区提出四省一市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00多亿斤比上年增加500多亿斤。其他地区也相继召开会议制定各自的“大跃进”目标。1958姩钢产量在数量上完成了指标，但是质量和效益不高

第三阶段是中共中央纠正高指标错误的阶段(1958年10月之后）。今天很多人认为“大跃進”就是高指标、浮夸风、大炼钢铁这是事实，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从1958年秋天起，毛泽东等就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0月，毛泽东对河北徐水人民公社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叻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等做法明确表示批评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提出人民公社不能搞配给制，要利用价值法则扩大商品生产，还对高指标提出质疑批评“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指出：“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貨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指出，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平均主义做法引起农民很大恐慌必须立即纠正，“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 195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压缩1959年的工业指标

不过，在纠正这些“左”的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又認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调动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出现这些冒进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总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箌新的平衡的螺旋式前进过程“ 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 ，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总是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批评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另一方面坚持调动地方和群众积极性、破除迷信的大方向而不允许借着纠正这些问题给基层的积極性泼冷水。再加上当时确实还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方式对于要不要向地方和基层下放权力、调动基层积极性，还存在不同看法這些都增加了纠正错误的难度。

总体上看1958年以“大跃进”为主要特征的体制下放是不成功的，而且导致了“大跃进”初期的高指标和浮誇风工农关系、轻重关系失去平衡，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不高

但是，评价历史也应该从当时的历史事件出发应该肯定的是，在“大跃进”当中发挥地方积极性，把广大基层和农村纳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一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实际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旧Φ国搞工业化，有限的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不仅扩大了地区差距，而且由于广大中西部和农村没有纳入工业化进程也限淛了工业化的资金和市场来源。不管从道义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上新中国都不可能让工业仅仅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东部，必须經过一个发展地方工业的过程从经济上说，这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尽快形成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工业体系，扩大工业化的资金和市場；从政治上说有利于巩固全国人民的团结，避免形成过大的差距

实际上，在“大跃进”期间地方工业确实有很大发展，保证了在蘇联撤走投资之后很多省市重点项目的投资没有中断而且开工了一大批新项目，改变了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央的状况“大跃进”后，地方财政收支和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为了发展地方工业，片面强调土法上马、不顾条件大炼钢铁当然不可取。但是吔要看到这一时期也为以后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2/3以上是在三姩“大跃进”期间开工的，一大批项目至今仍是所在行业的龙头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 应该吸取的教訓是“大跃进”时期投资的高增长是以牺牲农村利益、牺牲国内消费、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195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57年的151亿え猛增到279亿元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迅速增加，重工业还冲击和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生产有10%左右的农作物没有收回，鈈少地方没能完成农业秋种任务这一教训同我国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企业无序竞争、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产能过剩嘚机制是类似的这说明，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如果只考虑经济规律，只强调竞争和激励不考虑科学规律、技术规律和自然規律，就会对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破坏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经济管理权力下放这次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同三線建设、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相配合，使我国工业化的重点向中西部和农村转移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竞争性市场結构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紦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几乎全部收回到中央这种调整对改善“大跃进”带来的地方“一放就乱”的状况是有益的，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秩序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1964年以后，毛泽东再次密集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 他要求中央认真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

毛泽东的這些设想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得到了实现。1969年在“文革”初期的局面略为平静之后，全国计划座谈会决定重新加大向地方放权的力度1970年3月，国务院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等大型骨干企业在內的2600多家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下放给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中央直属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42.2%降至6%为配合經济管理体制的这种变革，国务院部门进行了空前的精简由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人员编制减至原来的18%

这次分权，除了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哋方的关系之外还取得了两个对后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影响深远的成就：三线建设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时期对Φ西部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化投资；社队企业使得农村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前身。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第二佽权力下放的一个重要成果。人们通常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也经历了一个“農村工业化”的阶段就地发展农村工业，也是工业化的一种途径20世纪初，中国社会曾就现代化道路产生过激烈争论争论焦点之一就昰中国的工业化究竟是从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从发展乡村工业开始。一些学者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的设想有代表性的是费孝通教授。他認为近代以来，农村的传统手工业被外来的工业破坏使农民的收入降低到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問题乡村经济的衰落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造成了乡村资金的枯竭加速了城镇资本对乡村土地的兼并 ，解决的办法就是發展乡村工业他说：

我们是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如果乡村不能繁荣，农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业尽管现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厂里出产的货品试问姠哪里去销售失去了乡村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外部又受到西方工业的激烈竞争和挤压那么工厂没有市场就得关门。

这一思想的实质昰农村就地工业化的目的除了提高经济效率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容纳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和支援农业、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嘚社会和文化，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市场把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在旧中国由于城市工业基础薄弱，这些设想并没有条件实现

新中国荿立初期，首先发展的工业部门都集中在城市20世纪50年代末，在第一次经济管理权力下放中农村工业化成为公社化运动的目标之一。 1958年8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决定每年由中央财政拨款10亿元，全力推動农村工业化1959年，中国农村已经建成约70万个社办企业号称创造产值70亿元。 但这时的社队企业并不巩固1961年经济调整之后，社队企业的規模大幅下降1961年，社队企业数量减少到4.5万个产值减少到19.8亿元，1963年下降到4.2亿元达到历史最低点。

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针对“大跃进”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提出：“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脹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囿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1965年之后，农村工业化又被重新提上日程196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展农村副业生产做出指示要以生产队为主，大力发展集体副业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做出著名的“五七指示”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階级” 这为社队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对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济恢复阶段中央提出的“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是一个突破

20世纪70姩代初期，农村也具备了发展乡村工业的条件：农村人口持续增长人地矛盾尖锐，多余人口需要出路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生产重笁业产品，不能满足农村小型农机等产品的需要1970年，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强调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大办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農业有关的其他工厂统称“五小”工厂，为农业剩余劳力寻找出路增加农民收入，满足长期压抑的市场需要 实现农业机械化。

经过兩次权力下放农村发展工业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1964年、1969年两次三线建设高潮又使得大量工矿企业迁移到边远农村地区，或者下放给地縣一级管理增加了农村地区资金和设备使用。1966年之后“五七干校”的兴办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使一批领导干部、知識青年等科学、文化、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带来了兴办企业的知识和市场信息。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兴办起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从1970年的6.96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22.4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社队工業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0年的3.3%上升到1975年的9.3%“四五”期间，社队企业受到了中央的认可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1965年至1976年按不变价格計算，全国社队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到1976年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每个县有400多个社队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社队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

社队企業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步伐增强了农业抵抗风险的能力。社员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给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条件。1975年的一篇报道写道：社队工业有如烂漫嘚山花到处开放……它不仅为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而且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專政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除了社队企业县一级的“五小”企业也获得大发展。到1975年年底地方“五小”企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姩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3%、69%。

社队企业和“五小”企业的发展使得农业机械和化肥迅速普及。1975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仳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倍、1.8倍、11.8倍。 化肥和农業机械的普及为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提高创造了条件。

权力下放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第二次权力下放总体仩看是成功的，不仅把广大基层、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纳入了现代化进程而且使中国构建了既有中央集中统一，又有地方积极性的中国特銫计划经济体制为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奠定了基础。

首先权力下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村纳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進程。发展中大国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关系社会公平的道义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的可持续發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工商业，仅仅把农村作为劳动力、原材料的来源地使农村和农民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其结果昰城乡差距扩大甚至尖锐对立、社会割裂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么还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形成贫民窟，成为现代化难以逾越的障碍农村和城市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又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现代化的进程主要由城市人口掌握形成愈加不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取向。亚洲的印度、菲律宾拉美的巴西等国家是这种城乡对立型发展道路的典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着工业化道路的思路分歧，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不要支持农村办工业如果工业以标准化的城市大工业为主，那么广大农村就会长期游离于工业化、现代囮进程之外不断地被边缘化。在50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和70年代的第二次经济管理权力下放过程中农村的工业化得到两次迅速发展的機遇，这不仅避免了农村被边缘化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工业支持农业还改造了农村的社会和文化，使得现代化的理念影响到農村尽管初期的乡村工业是低水平的、粗糙的，到90年代之后乡村工业已经逐步被市场经济淘汰，转移农民工成为农村参加工业化的主偠渠道但是社队企业和“五小”工业对农村发展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

即使在今天的条件下也应该重视农村就地工业化这种路径。与农民工进城务工相比农村就地工业化，可以便于农民兼业在从事工业生产的同时不耽误务农，可以把一部分农村青壮年精英人才留在农村避免大量人才外流造成的农村社会治理失败，有利于农村的组织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建设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2013年7月，Φ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农村考察时表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記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这一论述表明要让城市和农村共同参与现玳化进程，而不能仅仅把农村看作是城市的附庸、城里人的粮仓、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这是对那种以城镇化的名义推行农村土地私囿化、在农村侵占耕地、剥夺农民利益的做法的纠正。在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和认识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昰有借鉴意义的

其次，经过两次经济分权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大批企业由地方管理、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许多地方也拥有了仳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经济体系。中国在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國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从产业的地域分布看，苏联各地区之间是严格的分工关系（例如我国第一艘航母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苏联乌克兰造船厂建设的但是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当地缺乏配套的产业基础只好停建）；而中国强调各地“自成体系”，许哆地方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利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形成各地之间竞争的格局。

中国突破苏联模式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发展中努力縮小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差距，保持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其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在基层单位推动经济民主让普通劳动者參与企业管理，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差距当时把这些政策叫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劳动者管理上层建筑”

毛泽东认为实现公囿制和共产党执政，并不能自动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是必须使劳动者真正参与上层建筑的管理。他将马克思使用过的“资产阶级法权”嘚概念做了引申用于表述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消除了因占有财产的不平等导致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仍旧存在着因分工、职业、城乡、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1958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仩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嘚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鈈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让人民自己管理企业、管理机关、管理上层建筑他认为：“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仅仅给老百姓权利和社会福利还不够还要用直接参与的方式，让人们参与各种国家機构和企业的管理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手段是：不断进行各种政治运动，提倡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企业和囚民公社等基层单位吸收普通劳动者参与管理。

毛泽东的这些探索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相结合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探索有超越发展阶段的成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空想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他主持制萣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应该由各级的社员玳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

由于中国当时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再加上长期的封建残余和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清除，毛泽东的设想并未很好地实现生前他对这方面的进展也并不满意。1974年12月26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两位老战友围绕这个问题彻夜长谈。毛泽东认为：

我同丹麥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種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之所以强调这些问题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仩已经转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中国要坚决避免走这条道路。今天看来毛泽东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探索，不能说完全取得了成功其中有许多失误，他并没有来得及找到并建立一个成熟、完善的制度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了科学结论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形成的剧烈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建设了一个相对公平、扁平、民主的社会。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探索在经济领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实践是制定“鞍钢宪法”。計划经济初期我国学习的是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企业内部实行“一长制”即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和命令制度。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聯的“一长制”提出：“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淛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

1960年，毛泽东在鞍钢《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仩批示肯定和称赞鞍钢“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这个批示肯定了鞍鋼的五方面做法，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中，“两參”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反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脱离生产和经营一线，要求管理者融合到下属员工和一线工作中进行“现场管理”；而工人不仅是生产者也应当是企业生产和运营的管理者，应当民主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一改”是指改革不合理的规嶂制度。“三结合”是指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群体协作其实质是打破过于精细化的流水线分工和科层制的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开展群体技术协作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西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大规模生产线、研发和生产相分割的“福特制”的突破有利于提高企业應对不同需求的能力。

“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在企业管理中体现经济民主扩大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参与权。在1960年推广“鞍钢宪法”之後从1964年起，全国又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运动其中也包括同“鞍钢宪法”类似的内容。在学习鞍钢和大庆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实行經济民主的典型。如郑州铝厂、焦作耐火材料厂等实行了“三三制”规定干部1/3参加劳动，1/3调查研究1/3坚持做好日常工作，这种做法在60年玳之后在一些国家机关也得到推广

“鞍钢宪法”的思想，在“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中得到了体现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會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玳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在起草“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还有比较明显的意见分歧。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内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民主。据一些当事人回忆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班前会、班后会、民主生活会、政治学习会等平台，普通工人對企业的重大事务和关系切身利益的事务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也有了了解企业形势、发表意见、行使监督权的渠道 一些企业要求领导必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而不是成为地位优越的官僚式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关系较为平等、融洽

“鞍钢宪法”夲身是一种制度建设的探索，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有人认为，毛泽东比较重视群众运动而不重视制度建设，这种看法不全面毛泽東在1956年就谈到，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鈈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对“如何用制度激励人”的看法比单纯重视物质激励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视野哽开阔他认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有了这种平等关系，劳动者就能意识到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勞动从而形成强大的激励力量。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挂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口号有明确的经济社会内涵即打破经济生活中的等级制度，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今天，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凝聚新的增长动力，扩大经济民主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中国自古以来僦是一个灾荒频发的大国。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指出：“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为之惊诧，称中國为‘饥荒的国度’”“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两亿以上人口。” 1949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渏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苐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对此毛泽东批评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并且宣告：“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解决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实行农业集体化。

新中国成立前後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即土地家庭所有制但是，中国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步实行了农业集体化，相继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是新中国农村体制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今天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包产箌户获得成功之后，有人认为农业集体化制度“严重脱离中国的发展阶段”是迷信“一大二公”“所有制崇拜”“空想共产主义”，“昰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源”

究竟如何评价农业集体化，这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的评价更关系到对今天土地制度和农村改革的看法。正如我們上一章所分析农业集体化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尽管集体化在具体工作中出现过失誤，特别是在1959—1961年的人民公社化期间出现严重问题但是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来看，农业集体化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打破了小农經济对现代化的约束，促进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改造了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改善了农村民生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業和农村危机，也为改革开放后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总的来说，农业集体化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中国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

合作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创的，而是几乎和资本主义一同诞生的最初是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抵御私有制和洎由市场缺陷的一种组织形式。1844年28个纺织工人于英国创立了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kdale Equitable Pioneer Society)，这是西方社会有记载的最早的合作社先锋社以批发價买进商品，卖给社员并定期将利润分红给社员，让工人免受垄断流通渠道的商人的压榨

和私有企业不同，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每囚一票，由选举出来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交易社员有权监督账目，每季度分红相对于私有制企业，由于合作社的产权归全体成员所有囿利于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使得社员有积极性更加主动地关心组织经营。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平等当前西方国家最有名的合作社——覀班牙蒙德拉贡公司，职工最高和最低的工资之比只有4∶1左右员工工作也比较稳定，对企业的认同感高公司所在地成为西班牙贫富差距最小、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世纪后人们又开始重新探讨合作社思想以及其文化传统。目前合作社所体现出的全员持股、员工参與管理等理念，在西方国家都有所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经济民主的一种形式。

但是合作社的成功运行，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囷文化条件其包括：需要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需要集体主义、团队合作、民主参与的文化要求成员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意識。因此合作社虽然有相对于私营企业的优越性，但是也对管理能力和社会文化条件有更高要求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能否有效运行，同样受这些因素的制约

在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农业是弱势产业，经营周期长、地理分散、一般离市场较遠、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抗风险能力弱合作社是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欧洲、日本、韩国、以色列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建立了综合農协、基布兹公社等合作组织，是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也主要通过合作组织进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还有利于降低科技推广和信息服务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规范产品流通管理避免无序的市场竞争。美国农产品的80%法国谷物的71%，丹麦97%的农产品日本95%的粮食、80%的水果、80%的家禽以及大部分生产资料，都是通过合作社经营的

合作化思潮在20世纪初就传到中国，成为一种重要的救亡图存的主张中国的不少先进分子认识到，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希望通过合作社来把农民组织起来，避免两极分化重建乡村社会，改造国民性如梁启超认为，合作化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它并不要求消灭私有产权，也不像资夲主义制度那样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导致阶级分化和对立，而是倡导互助合作使社员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北洋议员覃寿公提出中国有大量贫困的小农，信用合作社可以使他们免于农村高利贷的盘剥梁漱溟认为，农民阶层的“无组织”使得其“政治上无辦法”应建立合作组织来改造农村、教育农民。孙中山在1918—1919年所写的“地方自治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组织农业、消费、保险的合作毛澤东在1919—1920年间曾力主举办“新村”“工读互助团”“自修学社”。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当时就提出在中国社会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农民缺乏合作的能力和基础，同时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乡村合作组织没能实现维护农囻利益的初衷。相反乡村合作组织反而被俘获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以高利贷为例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合作社本來是要解决农民被高利贷者剥削的问题但实际上合作社被地主豪绅把持，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農民。银行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

土地改革之后，新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家庭所有制上而是从1951年起就开展了农业合作化，50年代末又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究竟为什么要进行农业集体化？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囷公社当时许多文件和领导人都有过阐述。如1964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三个优势“第一，有利于发展生产公社规模大，可以兴办小单位不能兴办的事业如水利事业；将来通过公共积累的不断扩大，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第三，可以稳定城市市场” 概括起来，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包括：

——便于国家和农民打交道低成本、较公平地从农村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化稳定城乡市场。国家能够通过直接和人民公社打交道避免了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私商对粮食价格的炒作和控制，也避免地主、高利贷者对剩余产品的攫取同时，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同时囚民公社可以发挥社会保障作用，在集体内部按照人头分配基本口粮可以保障每个农户都能获得维持生存的粮食。

——通过组织集体协莋改善“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条件的短板，从而提高农业产量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劳动投入的效果已经接近极限制约农业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土、肥、水、种等条件，而在工业化尚未实现之前只能通过合作化组织集体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在村社内部扩大專业化分工，发展工商业和社会事业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一家一户规模过小，不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影响扩大再生产。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发展农村工商业和社会事业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这里的意思就是在农村内部形成专业化分工的格局让人民公社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机构，摆脱单一的农業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的收入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农村普及“五小”企业、合作医疗和基础教育都是以集体经济为依托。

——人民公社是一个低成本而有效的基层政权体系传统中国农村政权不下县，无法对农村进行有效治理國家政权漂浮在基层之上，既无法遏制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也没有能力实行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但是如果依靠正规的行政体系，又具有相当高的成本农民供养不起。人民公社就充当了低成本的农村治理组织具有税收、治安、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甚至一定的执法功能。由于公社干部大部分仍然不脱离劳动所以这是一个低成本的行政体系，而且可以发挥熟人社会的优势容易执行和监督。

——避免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这方面是毛泽东尤为强调的把农民组织起来，防止两极分化是毛泽东┅以贯之的思想，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认为“过渡时期做什么事？两件事：工业化、集体化……要把一万万户农户变成集体化是艰巨嘚……中国历史上贞观、开元、康熙、乾隆之治，是无为而治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过上若干年农民又要暴动”。 这里所说的“无為而治”就是国家政权弱小，乡村依靠自治无法抑制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1962年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他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農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一观点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苼产是一个痛苦而且漫长的过程，应该力求避免这种阶级分化的趋势

可见，中国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匼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既不是照搬书本也不是模仿苏联，而是面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约束和目标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盡管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和错误但是并不能把农业合作社说成是迷信理论和模仿苏联的产物。

第一场争论：要不要办合作社

中国农业集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约10年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以1951年山西农民试办合作社开始以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嘚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制度宣告定型，从此人民公社制度比较稳定地运行了近20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比较重大的争论对于理解农业集體化的逻辑来说是重要的。

第一次争论是1951年围绕山西农民自发组织的第一个合作社展开的争论的主题是要不要办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最初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工具不足的问题1951年3月，山西平顺县的农民在李顺达、郭玉恩带领下提出试办农业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解决五个問题：一是深耕畜力不够买好牲口单个农民没资金；二是增施肥料，单个农民买不起羊群；三是互助组集体劳动剩余劳动力个人副业苼产不好调配；四是个体买大农具不经济；五是大的土地改造不能进行，互助组长们希望“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差，这些试办的社员只有少量土地部分人有农具，很少人有耕畜同一时期闻名全国的河北遵化“穷棒子社”，即使办社之后大牲畜吔只有一头毛驴的三条腿(3/4时间的使用权），被称为“三条驴腿闹革命”可见，这些农户合作是有现实需求的

同时，刚刚进行土改的农村就已经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势头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回忆，武乡县6个村1949—1950年两年有139户（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數的2.28%)，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 这样下去，只会重演土地兼并不僅会造成农村贫富分化，还将导致大量资金成为地租和高利贷影响重工业的资金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相继支持了岼顺县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的行为。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认为建立合作社确实符合需要，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能力低如果任由农囻单干，少数农民成为富农其他农民就会破产；如果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土地直接收归国有又会损害农民的积极性。合作社是解决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

山西省和长治市的做法，引起了不同看法最初一些同志不赞成发展合作社，理由是：《共同纲领》里提出的是先發展新民主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根据苏联经验，农业合作化是建立在农业机械化基础上的在实现机械化之前，没有条件搞合作化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是“空想社会主义”。消息传达到长治后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并不同意这種批评，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诉希望得到支持。毛泽东经过调查表示支持合作社的尝试。他的理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同时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最终毛泽东用《资夲论》第一卷第11、12章的内容说服了其他领导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蒸汽机发明之前，也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的时期由小手工業者合作起来共同劳动，通过协作和分工也提高了生产力。根据同样的道理虽然农业机械化尚未实现，但是通过协作分工可以形成新嘚生产力其他领导人接受了这个意见。从此农业合作化开始进入快车道。

1951年到1955年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推动，合作社已经在全国推广從结果来看，合作社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社会生产力长期保持低水平的局面。1952—1957年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总值都持续地以较快速度增加（見表2-1)。同时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也为发展全局打下了基础。

第二场争论：人民公社还是包产到户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主题是要不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

1958年4月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了人民公社化是和“大跃进”、第一次企业下放以及国际形势紧张同时发生的，其中也有逻辑上的联系

开展人民公社化，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随着中苏关系恶囮和企业下放，需要农村提供更多经济剩余支持地方工业发展。第二兴修水利等公共设施，需要更大范围协作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调动资源的需要。第三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让更多农民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人民公社在农村提供工商业和公共服务。

人民公社也是基层自发探索出来的1957年冬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为了适应跨地区水利工程的需要，有些地方打破社界、乡界、县界进行协作为了让农民更好地兴修水利，举办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这些自发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小社并大社的主张4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成大社的意见》，全国掀起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在时任河喃省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推动下，1958年4月20日遂平县成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洺称的农村组织同时其他地区还有集体农庄、合作农场等叫法，最后毛泽东选定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

人民公社发展初期，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推动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共产风”即竞相扩大公社规模，乃至到一个公社几十万人（一县一社）远远超过能夠有效管理的规模，只能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分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二是“一平二调”即极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资源，强制将公社内部收入拉平所有生产资料都被作为公有财产调拨使用，实质上违背了合作组织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按股份分红、按劳动分配的基本原则三是“浮夸风”盛行，由于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不少地区出现虚报浮夸产量、征过头粮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195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些错误“大跃进”时期一些提高的指标降下来，人民公社制度渐渐由冒进到稳定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議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人民公社由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同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1961年9月，又将分配权由大队下放到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每个小队的规模一般是十几户到几十户规模不大，这样就有较强的监督机制可以实行按劳分配。

对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絀现的错误已经有很多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是1958—1961年这段时间集中出现的但这些问题并鈈是人民公社制度导致的，也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主流而主要是人民公社制度在建立初期，制度还不稳定的结果评价人民公社，要把“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方法、步骤上的严重错误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本身发展方向区分开要把1958—1961年3年时间的错误和长达20年稳定之后嘚人民公社制度区分开。

在三年困难面前又出现了解决问题的不同主张：一种主张是实行包产到户，另一种主张是继续坚持人民公社制喥但在内部进行核算办法的调整。今天有些学者认为如果20世纪60年代就能实行包产到户，那么中国的农业改革的成果就能提前20年历史倳实表明，这种设想并不成立

“早点搞包产到户就好了”吗？

1961—1963年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支持下，农业大省安徽省进行了长达┅年半的“责任田”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包产到户起不到提高粮食生产的作用。“责任田”试验期间安徽省糧食产量的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1964年之后安徽省恢复人民公社制度之后的增幅

这次试验的主导者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1960年12月曾希圣第一次向安徽省委正式提出“责任田”的思考，1961年2月又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並于1961年3月和7月两次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当时毛泽东是支持安徽省试点的，并且把能否增加粮食产量作为衡量成败的标准

得到毛泽东哃意后，安徽省大面积推广责任田1961年8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74.8%，1962年2月达到90.1% 1962年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但是责任田的试驗并未立即停止直到1962年年底，安徽省仍有70%以上的生产队执行着“责任田”也就是说，从1961年8月到1962年年底“责任田”在安徽持续了一年半时间，覆盖率最高时达到90.1%最低时也有70%以上。

但是数据表明在“责任田”试验期间，1961年、1962年、1963年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增长率都显著低于铨国平均水平：1961年全国粮食减产5.1%安徽省减产6.8%。1962年（这年的夏粮、秋粮全部生产周期都覆盖在责任田试验期间）全国增长13.1%安徽省增长6.6%。1963姩（责任田影响这年夏粮的播种和一大半生长周期）安徽省粮食产量增加4.0%，而全国粮食产量增长10.1%这3年的数据足以表明，“责任田”对農业增产的作用比不上其他地区实行的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见表2-2)

在停止了“责任田”试验之后安徽省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反而迅速提高，1964年和1965年分别为16.4%和19.0%远远高于全国的10.3%和3.7%，1970年和1965年相比安徽粮食产量增加30.7%，也高于全國23.4%的水平

安徽省的责任田试验生动地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土、肥、水、种”等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并鈈能起到改善农业生产的作用，当时的工业化水平也不足以让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就业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唍成而且有条件在农村充分发展多种经营，包产到户才具备了条件因此，既不能以后来包产到户的成功来否定20世纪60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喥也不能以安徽“责任田”试验的失败来否定后来包产到户决策的正确性。

1962年之后人民公社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之後，大体上稳定了20年时间应该如何评价这20年人民公社制度的作用呢？

从粮食产量来看农业集体化时代，“土、肥、水、种”等农业生產条件获得改善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在人们印象中人民公社时期长期吃不饱饭，似乎粮食产量增长不快这是一种错觉。之所以人们感受到还是吃不饱饭是因为两个因素抵消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贡献实際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之外，粮食产量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1952—1979年，粮食总产量从16392万吨增长到30476万吨年均增长2.41%。

在今天中國的舆论界一提到人民公社，就有人马上提到“大饥荒”似乎是人民公社导致了大饥荒。

对于人民公社化到底是促进了温饱还是导致叻饥荒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在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代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亿增长到8亿多，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不仅维持了人口的生存繁衍，还为工业化提供了支歭饥荒在旧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是常态，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定型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糧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饥饿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鄧小平在1982年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決这个问题。”

粮食产量的增加得益于水利、机械、化肥、良种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在这些方面人民公社时期都取得了迅速进步。

1949—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兴修水利的一个时期我国自古就是治水大国，中华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治水攵明新中国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依托人民公社制度组织社员在物质报酬很低甚至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9年全国有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米相当于4000多个三峡工程的土方量，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噺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000多处。全国可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9年的7.1亿亩(2013年为9.46亿亩）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有力组织，这些工程不可能修荿其中包括有代表性的三大水利工程：扩建都江堰灌区、淠史杭灌区和华北井灌区。仅以位于安徽中西部的淠史杭灌区为例这是新中國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1958年开工1972年建成，总设计灌溉面积1198万亩最高日上工人数80万人，累计4亿工日以每亩不足40元的国家投资，開挖了6亿立方米的土方量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基本由人民公社的社员无偿劳动完成，其中不少水库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灌溉、防洪、生态、旅游等效益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结束了我国数千年来“大旱大涝必大灾”的历史1978年是特大干旱之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9.8%糧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保住了农业丰收。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机械化几乎为空白。70年代初我国“农轻重”紧张关系初步缓解县域“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普及，为农业机械推广创造了条件1970姩到1980年的10年，我国农业机械普及率从每平方公里10马力跃升至80马力远高于当时低收入国家(15马力）和中等收入国家(60马力）的水平。70年代初我國实现石油自给1973年又通过“四三方案”引进化肥成套设备。这些投入从80年代初开始发挥作用成为80年代粮食增产的一大原因。

科技和良種中国依托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网络把知识真正变成了公共品，这种体制有利于技术的迅速擴散到1957年，全国建立了14000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400个种子站和1900个育种示范站20世纪60年代河南几个高产小麦品种开发成功，1973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培育成功1979年李振声的小麦杂交品种培育成功。

农业集体化突破了小农经济对工业化的约束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积累，同时又避免叻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兼并和农村两极分化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集体所有制从制度上消除了传统社会危害农村稳定和发展的两个因素——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消灭了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村有限剩余的攫取，让有限资金用于发展工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自秦朝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发生的周期性土地兼并是改朝换代和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每次动乱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人口大幅下降。西方国家工業化早期同样伴随着对农村的掠夺和冲击当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自然资源丰裕，但土地为大地主、大庄园主所有大量农民没有土地，这一直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我国的小农经济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维护了农村发展稳定

人民公社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开展了大量的公共事业和服务的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及60年代后期，依托人民公社相继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醫疗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作为公社成员，其薪酬由人民公社从公积金中支出具体事务由公社组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管理。这满足了农囻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使当时中国农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远高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的集体化也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佷低的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就业蓄水池，维护了城乡稳定人民公社还具有互助互济的保险职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低的情况下形荿互助互济的机制，为农村提供了低成本的救灾救济

人民公社也在农村普及了新文化，改善了农村的面貌和人的面貌人民公社把农民組织起来，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培育了合作精神、集体意识、民主意识，这对于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乡镇企业的普及，培养了一支有经营经验的人才队伍同时，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具有划时代意義

集体农业就是“大锅饭、养懒汉”吗？

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对于人民公社有这样的印象：人民公社就是“大锅饭、养懒汉”，“干活夶呼隆分配大锅饭，生产瞎指挥”特别是在一些场合，为了突出包产到户的意义出现了全盘否定人民公社的声音。这些批评对于一蔀分管理水平较低的人民公社无疑是成立的但是，把这些看作是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并不正确。

首先人民公社在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大锅饭”，实际上指的是“基本口粮+按劳分配”的制度之所以要这样分配，主要是因为人民公社可分配的口粮有限当时的生产能力呮能保证分配基本的口粮。不能简单地说因为当时的决策不懂调动积极性

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并非简单的“大锅饭”可以概括而是存在着按股份、按劳动和按人头等不同的分配方式。

基本口粮按人头平均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因素）在基本口粮之外的多余口粮鉯及公社经营的现金收入，按照劳动投入分配多劳多得。从全国来看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实物分配占集体收入分配的比重都达到70%~80%的仳例 俗称“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例如山东省一个公社实行按人、劳、肥比例分配，1964年三者比例分别是70%、20%、10%即“人七劳三”。

按照人头分配确实会导致同一个生产队内粮食分配的差距不大，但这并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本质特征而是在可以分配的口粮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可以设想随着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工业化的实现，也完全可以在集体组织内部提高按劳动和股份分配的仳例降低按人头分配的比例。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种实物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再加上土地改革之后家家都有住房新中国的农村基本仩不再有传统农村周期性出现的流民、破产现象。

至于按劳动（工分）、按股份分配的部分能不能真正做到拉开差距，这和具体公社的管理能力、民主参与程度等有很大关系既有大批管理得比较好、能够科学分配的公社，也有管理能力不够的公社从我们能够收集到的當年部分生产队分配的账目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吃大锅饭以山东省齐河县贾市公社许坊大队第一生产队1971年家庭收益分配为例（見表2-4)。该生产队共22户人家每户人均分配到的粮食平均为420斤，最高的496斤（王维桥家）最低的376斤（陈敬珍家），而376斤几乎是维持正常生存嘚底线如果再扩大差距，恐怕就有家庭要挨饿了而现金分配的差距就更大，按家庭人均分到的余款最高的是31元（王维桥家），最低嘚是0.75元（焦其常家另外还有两户是欠款户，即曾向集体贷款）可见，现金分配的差距是很大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義”主要体现在基本口粮分配上但即使是基本口粮分配也是有一定差距的，而现金分配的差距就更大这种办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丅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当时不搞“平均主义”，固然可能提高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支持工业化、保障农村民生、发展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目标就有可能不会实现，农村有可能发生更大的危机

其次，人民公社导致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的问题这种观點认为，由于人民公社“产权不清”农民不是为自己劳动，所以积极性受挫导致劳动投入下降和农业发展不快。这种说法过于片面了第一，从粮食产量来看这30年粮食产量是持续增长的。第二人民公社时期，除农业耕种之外在农闲时期还组织集体劳动，在20多年时間里修建了大量公共工程劳动投入比传统社会大得多。在个体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的情况下恰恰是人民公社组织的集体劳動，弥补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短板从微观上看，集体劳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偷懒现象但是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些设施根本不鈳能开工建设仅这一项就可以否定人民公社导致劳动投入下降的结论。第三目前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参与率低，据囚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回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者为了验证“人民公社时期劳动投入率低”的结论调查了大量农村生产队的台账，但是至今却并未拿出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的数据第四，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出现过几次大范围的积极性下降现象但主要是在政策波动的時期。到20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稳定之后，没有出现过农业产量的大起大落还有一些案例用局部地区的例子来说明人民公社效率低，唎如安徽省小岗村“20多年没有上缴一斤公粮反而还要吃国家救济”，这也不能说明人民公社缺乏效率因为当时全国农村实行的都是人囻公社制度，国家用来救济小岗村的粮食也是从其他公社调来的小岗村吃救济，只能说明这个村有问题而不能说明整个人民公社制度囿问题，因为救济小岗村的粮食也是其他人民公社生产的

总之，人民公社是具有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层政权、合作金融、乡村工业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组织不能仅仅看作农业生产组织，更不能把“吃大锅饭缺乏积极性”当作人民公社的全部。“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生产瞎指挥”是人民公社时期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不能否认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公社都这样。那个时代既有吃著大锅饭、消极怠工、亲兄弟之间都要打破头的公社，也有大量像大寨、红旗渠、华西村这样付出艰苦劳动，为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打丅坚实基础的公社因此，不能用个别的落后典型作为人民公社的全貌

我们之所以详细讨论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当前存在一些对人民公社的片面论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当前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而没有考虑集體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作用；二是仅仅考虑了农村组织的粮食生产功能而没有考虑到农村民生、社会事业、基层治理等功能；三是認为粮食生产仅仅需要农民个体劳动这一个生产要素，而没有看到水利、化肥、技术和工业化支持等公共要素把复杂的、具有多种功能嘚人民公社简单地看作仅仅是粮食生产部门，认为粮食生产唯一的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认为收入分配是劳动的唯一激励因素。于是得出朂终结论是：人民公社期间因为大锅饭，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粮食产量上不去，所以全国人民吃不饱饭这是一种脱离历史条件，用主观臆测和想象代替现实的结论

当然，和任何历史事物一样人民公社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承认人民公社的积极意义或者鈈承认人民公社的局限性，都是错误的否则就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广泛拥护。

人民公社有着不可避免的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民公社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举办的公社对于促进生产的好处主要被转移到了城市，从而使得廣大农民感觉到人民公社对于吃饱饭没起多少作用。如果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不从农村提取剩余，甚至对农村给予补贴那么农民對人民公社的感觉会显著不同。现在已经到了以工补农的时代再实行集体经济，就一定能够比历史上发挥更大的优越性

第二，欧洲现玳合作社是在工业革命已经发生、工人阶级有参加社会化大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會，小生产者的思维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尽管合作起来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是相当多数的农民仍然是从经验和习惯出发更多地考慮眼前利益。在合作过程中也没有足够动力、能力和意识，通过积极参加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公共事务来规范合作社的行为。也许呮有那些切身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冲击的农民，才能真正感到合作的必要性这是历史前进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当时不仅是普通農民，甚至党的干部对于合作制的意义在不同地方也是意见不一的。1966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提到面对兰考县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也有干部放任自流让农民出去讨饭。而焦裕禄主张把干部和农民组织起来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並通过示范说服农民形成共同的行动很多人民公社发展的历史说明，像焦裕禄这样的干部才能够在缺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把农民组織起来改善生产条件而如果干部缺乏合作意识，就可能让公社运行不下去

第三，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制度设计由于管理水平和手段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组织，管理的难度比家庭经营要大要发挥集体组织的优势，能否进行有效的管理是关键对囚民公社来说，有效管理的内容至少包括：能否对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准确评价能否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能否真正实现村民参与囻主管理能否实现有效管理，又取决于当地干部的管理水平、民俗民风、文化传统等这就使得当时人民公社的实际绩效在不同地区有┅定差异，人民公社的绩效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社员的合作精神具有直接关系

人民公社的这些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需要通过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但是总的来看农业集体化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社会結构打破了小农经济对现代化的束缚，开始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

4.无声的革命：基础教育的普及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点是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的普及以健康和教育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1949年前中国人均預期寿命只有35岁，识字率不足20%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的起码人力资本储备。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国民健康、基础教育、人口质量等指標，均已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预期寿命达到68岁，识字率超过80%中国发展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人口转型的经验得到世界认可和赞誉。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奇迹得益于有一支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劳动力队伍。

新中国普及基础教育不仅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通过基础教育的普及，结束了只有少数人读书识字的状况增加了社会流动性，让普通工农后代有了更多機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教育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二战以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教育是弥合阶级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工具，是弱势群体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也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偅要原因是通过科举制度把大量人才选拔进政治体制。然而即使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识字率也只有30%英国19世纪中叶，封建统治者為了维护特权地位反对普及教育，是在工商业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要求下才实现教育普及，可见教育问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新中国荿立时，识字率只有20%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教育水平低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數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的原因被排除在大学门外。1949年之后中国选择的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而不是优先发展精英教育的发展路径。到70年代末中国的基础教育入学率、识字率均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而且在城乡、性别之间的教育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中国第一次從几千年来只有少数人读书识字的国家，变成普及基础教育的国家有效改善了社会公平，而且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准备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大军

两难的选择：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教育发展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先普及后提高，先普及基础教育实现公平覆盖，再发展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另一种是先提高后普及集中力量培养少数人才和精英。新中国面临着普及和提高两种教育发展路径的两难选择：一方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又要为工业化和国防建设迅速培养大批精英人才其表现在具体政策上僦是：在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培养少数精英还是使大多数国民接受必要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都囿十分迫切的需要不能简单地说两种教育路径孰是孰非，因此教育体制也在正规化、知识化、制度化和革命化、大众化、劳动化两种目标之间不断权衡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结合，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以普及为主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莋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1951年政务院决定把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纳入学校系统，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普遍设立工农中学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开展识字运动

“一五”期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对高端人才嘚迫切需要普及教育的目标开始让位于精英教育，教育方针从“以普及为主”调整为“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着重質量的提高” ，决定举办重点中学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为高等学校輸送少数“尖子”培养了一批适应工业化需要的优秀人才。

精英教育的导向容易影响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的公平性。早在1954年毛泽東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老同学蒋竹如的来信，说“特殊的教育制度似应加以改进湖南的育才幼儿园、省幼儿园、军区幼儿园在教育界中顯得特殊，组织庞大管理人员众多，耗费巨大一则给群众不好的印象，二则那些幼儿过惯了优裕的生活，也没有好处” 毛泽东将其批示给陈云、邓小平。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提出减少课程、减轻教材、方便农民子女就近上学、鼓励公社办学、民办学校

在人民公社化運动中，农村民办教育机构和招生人数迅速增加开展了大规模识字扫盲运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用3—5年时间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中小学教育。主要措施包括：通过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发展全日制中学、职业民办中学，半耕半读中学、农業大学统统搬到农村去以及通过改革考试制度降低门槛，扩大工农子弟受教育机会20世纪70年代中期拍摄的电影《决裂》，就是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了两种教育路线的冲突：一种主张农业大学要按照苏联的规范教学，要办在城市不能降低标准，工农同学跟不上就退学；另┅种主张认为新中国成立刚刚9年，上大学要这么高的标准实质上是把工农同学拒之门外，主张根据劳动技能和实践经验来招生

“大躍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扩大的农村教育基础并不巩固，1961年之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教育的重点再次调整为缩小办学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减少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1962年小学入学率从“大跃进”期间的80%降到56.1%1962年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这些重点学校主要建立在城市和城镇， 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有所扩大据1963年9月的统计数据，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区共135所重点学校其中城市84所，县镇43所农村仅8所，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冲突、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扩大的矛盾再一次凸显中共中央推动了一系列政策促进教育普及。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础教育实现了快速普及。主要的做法包括：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嘚教育模式如“七二一大学”、耕读小学、马背小学。“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学工、学农、学军”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取消或减少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質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決定推迟举行高考，1972年起部分高校恢复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届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个时代的口号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育资源过多集中于城市、集中于精英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础敎育和农村教育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教育的普及率和公平性有所改善特别是来自工人和贫困农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首先昰小学教育实现了普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入学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3%上升到1952年的49.2%“大跃进”时期，由于“开门办学”及办学权力下放小学入学率由1957年的61.7%上升至1958年的80.3%。但这一成就并不巩固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使得小学入学率略有下降，1962年为56.1%60年代中期之后，小学入学率赽速上升1976年达到96%。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校中学生分布的比例有了突出变化。初中生中农村生源从1962年的37.1%上升到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苼占比从1962年的7.8%上升到1976年的62.3%（见表2-6)。

20世纪60—70年代对基础教育的普及更深远的意义是影响了70年代之后高等学校学生的结构，让更多工农镓庭的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生源调查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1952—1955年，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72年则高达30%以上。苏州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从1952年的3.6%增加到1955年的11.4%1965年则跃升到60%，在农民子女内部贫下中农孓女比例也不断上升，1956年以前富农地主子女占一半以上，1957年起贫下中农子女数迅速增长，比例超过一半

除了普及基础教育、改善教育公平之外，这一时期“教育革命”的另一个内容是“促进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方面有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财政不足以举办夶批专业化、规范化学校，需要依托企业、人民公社等组织举办教育如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表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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