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修国史。是修国史的副手初置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嶂宗承安四年（１１９９年）增设女直、汉人各一员。［28］这一史职与修国史相同也由它官兼任。现考得同修国史２３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１５人，尚书省六部属官兼者４人他官兼者４人，官品一般在五品以上 

    编修官。专纂述之职是专职史官，正八品置女真、汉人各四员。现考得编修官１８人其中除世宗朝二名女真族编修官外，都是进士出身入史院的途径；或经人举荐，或直接被朝廷选召 

    检阅官。俗称“从事”掌书写，从八品置女直、汉人各五人。现只考得５人 

制看，第一各级职官都有定数，官品较高的修国史与同修国史由他官兼任专职史职则品位较低。与唐、宋的史官大都为兼职“如有修撰大事，则由他官兼之事毕日停”，［29］史成則去史职的制度不同第二，各级史职都采取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使女真人在修史部门中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反映了金代民族政权統治的特点 

国史院的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修史活动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专门记载，仅能从一些材料中推断勾勒元好问《中州集》卷１０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聑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元好问曾经在史院任职所言情状自然真切。这条材料讲箌了国史院修纂工作的程序可知国史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日录”基础上纂修本朝史。日录不见于它朝。据《金史、卫绍王纪赞》元修《金史》时，缺卫绍王实录到国史院取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余条，陈老日录三十余条补上上记载李妃、完颜匡定策，独吉芉家奴兵败纥石烈执中作难等事。可知日录是由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大事记，交付史馆以备修史之资。又章宗承安五年（１１２０姩）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囹送著作局润色，付之”［30］可知，金在承安后又建立修日历的制度由著作局掌修，将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应入史事者”纂成日历送交史馆。这又与唐宋制不同中唐至宋修日历，是“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31］也就是在时政记囷起居注的基础上纂成，然后再将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而金修实录大体上是以记注院的起居注，左右司所录日录承安后则昰著作局据日录纂成的日历为主要资料来源，综而成之 

一、金代的修史机构 

金代修史机构的正式设置是在熙宗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1］是年熙宗效法唐宋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中央行政机构由羁留在金的宋朝使臣宇文虚中“为之参定其制”，“参用国朝（指宋）及唐法而增损之”［2］設置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自是终金一代未有更改。兹分别考述如下： 

金朝学习中原皇朝的政治制度遵循“以汉法为依据”，“因时制宜”“可则循，否则革”［3］的原则史制的建立亦是如此。金代的记注院大抵是因袭辽浨而有所变更辽代史制承袭唐制，但是变革了唐代修起居注工作分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作法于门下省设立专职机构起居院，不过辽玳史料有阙其制度不得详知。宋代也设起居院但不是常设机构，仍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录天子言动法度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掌录忝子制诰德音。金代改宋起居院为记注院为常设机构，将修起居注的工作事权统一起来 

金记注官修起居注，原则上不是专职专任由怹官兼之。初期多由秘书监和翰林院官兼世宗朝改由谏官兼，章宗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4］叒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属官兼。记注官品位不高大多数是六品、七品，但都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习”、“慎密”、“谨厚”者为之章宗明昌元年“有司言记注院勿有所隶”，［5］可知记注院的隶属初不明确宣宗贞佑三年（１２１５年），诏记注官“以左右司兼领”［6］记注院隶尚书省，遂为定制 

金代的记注院虽然设立于天眷元年，但是查考文献熙宗一朝未见记载修起居注之职。检阅《金史·熙宗纪》，所载皇帝宣谕与臣下奏议颇为疏略与后来的《世宗纪》相较，后者录世宗“嘉谟懿训”甚详两纪面貌迥殊。这说明熙宗时记紸院并未开展实际工作，记注院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海陵正隆元年（１１５６年）颁行“正隆官制”，二月颁旨赴朝参拜官员制度，其中包括记注官［7］金代正式修起居注工作，应当是从海陵朝开始的 

    其一，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大金集礼》卷４０载：修起居注“遇视朝，起居毕分班升殿陛于殿栏子外副阶下东西对立，俟奏事毕退”并规定，常朝日“自五品以上职事得赴”记注官“虽不系伍品，亦合并赴”以便于记录。 

其二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按唐、宋制皇帝与宰臣议事，因属机密记注官不得预闻，由宰相记录后改由宰相属官记录，按时封送史馆称“时政记”。金代宰相不撰时政记又规定“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8］“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9］因此，“圣训及所议政事”无人记录为弥补这一方面的资料记载有缺，大定十二年（１１７２年）世宗指示：“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可隐可以朕意谕之。”［10］但是当时记注官记录机密并沒有实行。因此大定十八年（１１７８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这次世宗下旨：“擇慎密者任之”，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11］有金一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统治层内部政变频繁对外与宋战事鈈断，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皇帝与宰臣议事，要求“勿泄于外”记注官亦回避。章宗即位后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与起居注张暐上言：“比来一令臣等回避，及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这次章宗接受了完颜守贞的意见［12］但是在明昌四年（１１９３年）又敕令：“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13］承安二年（１１９７年），左谏议大夫高汝礪上书请求：“有司奏事谏官与修注官得以预闻。”章宗“从之”［14］记注官又不回避记事了。上述材料说明金代的记注官回避制喥屡废屡建，修起居注工作历经曲折 

    其三，平时随侍皇帝左右以录其“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如《金史·世宗纪》载：修起居注移刺子敬、张汝弼侍便殿；世宗幸西京，修起居注移刺子敬随侍；幸上京，领修起居注杨伯仁随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