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目前已发表的秦汉時期的印纹硬陶考古资料出发指出秦汉时期仍是中国古代印纹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划分为岭南区、湘赣区、江东区、东南沿海区四个主要的区域类型，初步梳理了各区域类型印紋硬陶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其与当地先秦印纹硬陶的联系从器物种类、器形和拍印纹饰诸方面总结了秦汉时期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历史背景就不同区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本文所说的印纹硬陶，是指胎质坚硬、同时器表拍印几何印纹装饰的陶瓷产品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基于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而提出的印纹硬陶这一概念曾引起广泛的讨论然而，回顾将近一个世紀的研究历程不难发现，有关中国古代印纹硬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学者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在它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过程中，印紋硬陶在南方地域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或通过与同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文化的比较来认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关于印纹硬陶的衰落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分析。可是迄今有关秦汉统一帝国时期印纹硬陶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其所呈现出的区域特征等，却很少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试以目前已发表的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资料为基础，就其区域类型及相互关系问题略述己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根据笔者初步统计已知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在今安徽、重庆、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鍸南、江苏、江西、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云南、浙江等省区和直辖市，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均有发现以墓葬出土资料为主，吔有少数是从遗址（或窑址）中出土的其中国内已报道的发现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县市超过150 个，已报道的出土器物数量达数千件而实際发现的数量则远不止这些。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说明在秦汉时期印纹硬陶仍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不是以往所理解的仅以“衰落”②字可以简单概括的。
整体上看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主要产地和先秦时期大致相同，仍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南地区不过，伴隨着秦汉帝国疆域的扩大部分地区如越南北部（汉代交趾郡辖区内）也出现了烧造印纹硬陶的新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秦汉帝国疆域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导致南方地区的区域文化格局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通过对各地墓葬出土秦汉时期印纹硬陶资料在器形、拍印纹饰特征以及共存关系等方面的详细比较研究并且结合遗址以及窑址的发现，本文认为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可大致分为岭南区、湘赣区、江東区、东南沿海区四个主要的区域类型它们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轨迹。
该区范围以今之广东、广西两省为主大致相当于汉玳的交州刺史部辖区。先秦时期该区为百越之地。秦统一时期已设郡县进行统治秦末之后，岭南进入相对独立的南越割据时期直到漢武帝灭南越之后才重新纳入汉统一政权的直接管辖。
从广西平乐、贺县、合浦广东乐昌、始兴、增城、广州、博罗、德庆、肇庆、清遠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尽管对某些遗存的年代判断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当地印纹硬陶的发展从战国至秦汉绵延不断的事实是可以肯定嘚，只是在进入秦汉时期以后该区烧造的印纹硬陶在具体的器形、纹饰等方面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以各种形状戳印纹的出现最為突出应该是与秦统一岭南有关。
《广州汉墓》集中报道了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一带发掘的400 余座墓葬资料时间跨度大致是从秦统一岭南之後到东汉末年。通过报告的分期大致勾勒出当地墓葬出土各类器物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荿部分其显著特征就是流行在方格纹地上施加独特的几何图形印纹。这种戳印的几何图形印纹大致有圆形、方形、四叶形、菱形、异形等多种形式戳印图形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且富于变化。除单独使用外有的器物上还采用不止一种戳印图案相互配合或组合成新的复匼纹样。（图一）其中西汉前期的图案纹样最为复杂、达到120 个以上西汉中期以后还新出现了钱形、火焰形等新的戳印图形。进入东汉以後由于刻划纹逐渐在岭南地区流行，器表拍印方格纹并施加戳印的做法逐渐衰落但直到东汉晚期以后，岭南地区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印紋硬陶从《广州汉墓》对各阶段的器物描述中可以知道，当地秦汉墓葬出土的印纹硬陶器主要有瓮、罐、鼎、甗、釜、甑、盆、提筒、囲等器类（图二）尤以横系的四耳瓮、四耳罐、双耳罐、提筒等最具地方特色。
图一　广州汉墓出土几何图形印纹举例
1～4. 西汉前期5～7. 西漢中期8～9. 西汉晚期10. 东汉前期11～12. 东汉后期
图二　广州汉代墓葬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 双耳罐　2. 四耳罐　3. 四耳罐　4. 四耳瓮　5. 井　6. 瓮
1983 年发掘的南樾王墓首次揭示出了西汉时期岭南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情况。据报告的《器物登记总表》该墓出土的各类陶容器有近20 种210 余件（不包括陶璧、陶网坠之类），其中饰拍印纹饰的主要有硬陶瓮、罐、鼎、瓿等器形（图三）约100 件左右，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外加戳印纹饰，有的泥条盘筑痕迹明显在部分饰方格纹的鼎、瓮上还施加有“长乐宫器”篆文戳印。
图三　南越王墓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后岭南被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考古所见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资料显著增多、分布更广。已知属于西汉中晚期的墓葬除了在贵县、平乐、贺县、乐昌、广州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见于合浦、梧州、藤县、柳州、曲江、始兴、南海、顺德等地。各地墓葬中也都随葬了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印纹硬陶在岭南的发展从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中晚期至新莽东汉之际，岭南地区尽管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出土的器物数量增多印纹硬陶的发展势头似乎并未减弱，但从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拍印纹饰上看与南越国时期相比似乎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南越国时期曾一度盛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戳茚纹图案其种类呈逐渐减少的发展趋势。当然也有新的戳印图案出现，如钱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具有明显的仿照汉五铢钱的特点。这种在方格地纹上加钱纹（多为五铢钱纹或简化的五铢纹）的装饰除了广州以外，还见于广西藤县、贵县、合浦等地流行年代多在當地纳入汉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后的西汉中晚期，应该是南越灭亡之后才出现的新情况
进入东汉以后，岭南地区汉墓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擴大,相应地从空间分布上看，印纹硬陶在西至柳州、东至揭阳、南抵徐闻的广大地域均有发现和报道然器形较大的瓮类器物变得少见，罐类器物上的戳印图案种类进一步减少有不少器物只是在肩部局部保留了拍印纹饰，加上刻划纹的流行岭南印纹硬陶的发展进一步赱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岭南各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情形也显得日益突出。
例如距离广州较远的徐闻，1973 年至1974 年发掘51 座东汉墓共出土陶器103 件，“全是实用品不见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细泥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其中罐类器物就有67件包括带戳印的印纹硬陶罐31件，但这些罐的器表大多只是在腹部以上饰有方格纹并加印一至二排长方形或方形戳印，有的印纹清晰整齐囿的方格纹印痕不明显。其余的36 件罐中唯有一件四耳罐“肩部饰方格纹”。据墓葬登记表总计出土32件印纹硬陶，出自15 座墓每墓1～4 件鈈等。相比广州汉墓而言徐闻汉墓所见的印纹硬陶器物单调、纹饰简化，年代上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同样，广西贵县、钟山、昭平、興安、合浦等地的东汉墓中硬陶侈口罐、直身罐、四耳罐上仍有较多保留有拍印纹饰，与广州地区似略有不同也显得相对滞后一些。匼浦文昌塔汉墓出土有两汉时期各阶段印纹硬陶的瓮罐类器物除了数量较多的侈口瓮、侈口罐、四耳罐、双耳罐、提筒之外，也有少量嘚印纹硬陶瓿、甑、盆、井等（图四）而且部分器物上的戳印图案尚未见于广州地区，说明合浦地区也可能烧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印紋硬陶产品
图四　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四耳罐　2. 提筒　3. 罐　4. 双耳罐　5. 瓮　6. 井　7. 盆　8. 四耳瓮　9. 四耳罐　10.瓿
总的来看，進入东汉以后当广州地区印纹硬陶的发展开始走向衰落的同时，岭南地区印纹硬陶的空间分布也出现了不少变化一些距离广州较远的哋区，印纹硬陶仍有发展并呈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合浦出土不少吴晋时期的印纹硬陶瓮、罐除方格纹加戳印纹的风格以外，还出现叻菱格纹、线条纹等新的印纹装饰图案
该区主要包括今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汉代荆州刺史部的长沙、武陵、零陵、桂阳郡的部分地区和扬州刺史部的豫章郡部分地区先秦时期，该区原来主要是越人的分布区湘西则可能以巴人为主。后来湘赣大部分地区逐渐被楚占领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湘赣各地均受到了楚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继楚之后，是秦的统一秦在该区的统一基本上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推进的，先后设置了黔中、长沙、九江等郡进行管辖入汉之初，该区分属于长沙国和庐江国辖区之后庐江国除为汉郡，長沙国地域缩小至东汉初，长沙亦改国为郡值得注意的是，在灭南越后该区南部的桂阳郡和新设的零陵郡辖区均包含了原属于南越嘚部分地区，呈现出兼跨五岭南北的格局为五岭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从湖南衡阳、资兴、耒阳、郴州、永州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作为南方百越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印纹硬陶，在经历了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后并未在当地消失相反却仍有较多的发现，在湘南地区楚越文化长期并存的格局尤为突出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迹象。
例如1952 年至1956 年发掘的衡阳鳳凰山西汉早期78 座墓，共出土陶器1015 件其中硬陶约629 件，包括鼎72 件、盒65 件、壶76件、勺15 件、罐431 件占陶器总数的62％。可见当地硬陶之发达在這些硬陶中，除了勺以外包括鼎、盒、壶、罐在内的器物都饰有复杂的印纹，有的还施釉这种在硬陶礼器组合——鼎、盒、壶上也施加拍印纹饰的做法，显然是进入秦汉以后当地印纹硬陶发展的新迹象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另外衡阳当地的软陶鼎、盒、壶、罐中也有施加印纹的，则是值得注意的结合衡阳公行山秦墓以及衡阳蒋家山东汉墓等有关发现可知，衡阳在秦汉时期印纹陶始终比较發达并持续到汉末之后。（图五）
图五　衡阳秦汉墓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年代在西汉早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礼器组合——鼎、盒、壺、钫之类器物仍为泥质灰陶产品或漆器制品，但该墓也出土了一批带釉的印纹硬陶器包括1 件瓿、1 件带耳罐或双耳罐（应改称壶）、22 件夶口罐，共计24 件（图六）其共同的特点是“器物的肩部均拍印席纹，腹部均拍印方格纹然后施釉”，与衡阳所见相同这种在器表的仩、下部位分别拍印不同的纹饰，成为湘赣地区西汉时期印纹硬陶最为流行的特征之一无论是从装饰风格还是从器物造型上讲，秦至汉初衡阳、长沙等地的印纹硬陶基本上都是承袭了南方先秦印纹硬陶的传统，以至于有学者指出马王堆汉墓中大量印纹硬陶的存在“是樾文化的‘复兴’”。
图六　长沙马王堆M1 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1. 双耳罐（壶） 2. 大口罐　3. 瓿
大约从西汉中期开始湘赣地区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吔显著扩大，由南向北推进的势头十分明显具有湘赣特色的印纹硬陶鼎、盒、壶类组合，除了在湘南资兴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见于宜春、南昌、常德、保靖等地。从早年长沙发掘的汉墓资料来看当地也是在西汉后期印纹硬陶才大量出现，主要是罐和壶两大类器形據《长沙发掘报告》介绍，西汉后期“手制的罐形器……花纹系用工具拍印纹样以方格纹最为普遍，亦有少数作叶脉纹状”罐的口部囷肩部多施釉，肩部往往还有刻划文字在轮制的壶形器中，有的亦拍印方格纹或兼施釉的。报告列举的伍家岭M244 出土的II 式壶和伍家岭M203 出汢的III 式壶均采用横向系耳，具有模仿岭南陶壶（即报告中的I 式壶）的特点只是腹部拍印方格纹的做法，却为岭南同类器物所罕见据墓葬登记表，这两座墓葬中共存的印纹硬陶罐分别有3 件和19件其他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大多也都有硬陶罐出土，其中数量在10件（含）以上的囿12 座墓最多者一墓中达20 余件。除了由岭南输入的或仿制岭南类型的四耳罐以外更多的都是和马王堆M1大口罐近似的侈口、鼓腹、平底罐，是当地印纹硬陶在西汉时期持续发展的
1973 年在南昌东郊西汉墓群清理的13 座墓出土陶器149 件，其中属于印纹硬陶的大约有110 件左右以方格纹為主，器表多施釉从墓葬登记表来看，几乎各墓均有印纹硬陶出土但每墓数量一般不超过20 件，主要器形包括鼎、盒、壶、罐、双唇罐忣双耳罐等罐的肩部往往刻划数字或容量，和长沙所见大体一致保靖、常德等地汉墓也出土有类似湘南地区的印纹硬陶鼎、盒、壶组匼，然略有不同的是还往往共出具有模仿江东类型钙釉器特征的印纹硬陶壶、瓿类器物，器表也施釉流行斜方格纹或麻布纹之类拍印紋饰，如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28 件陶器中可归入印纹硬陶的就有20件之多，包括了器表施加酱釉的鼎、盒、壶、瓿以及无釉的罐、双耳罐等器形（图七）至于席纹加方格纹、或叶脉纹加方格纹之类的纹饰，在沅水流域则较少见到这说明湘赣地区内部在随葬印纹硬陶器方面也还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的。
图七　常德南坪D3M18 出土的印纹硬陶器
进入东汉以后湘赣地区仍然流行印纹硬陶。目前有关湘赣地区东汉墓报道較集中的主要是耒阳、资兴、郴州、衡阳、宜春、南昌、长沙、常德等地基本上都出土有印纹硬陶。其他如湖口、修水、德安、樟树、萬载、乐平、南康、赣州、赣县、永新、攸县、醴陵、零陵、邵东、邵阳、益阳等地也都有东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出土说明东汉时期湘赣哋区印纹硬陶的分布范围仍相当广泛。尤其是湘南地区的衡阳、耒阳、资兴一带硬陶器的器形复杂多样，饰拍印纹饰的器物数量也相对較多常见的印纹硬陶器形主要有鼎、壶、坛、罐、四耳罐、双耳罐、双唇罐、鐎壶、釜、甑、盘、钵、盆洗、灯、仓、灶、井、屋、猪圈、鸡鸭埘等。（图八）不少器物上也施釉有的还被称为瓷器或青瓷器等。罐型鼎采用环形耳饰有拍印纹饰的硬陶壶上往往还有附加堆纹，这些都是湘赣地区较为流行的风格尤其是饰拍印纹饰的仓、灶、井、屋、猪圈、鸡鸭埘之类模型明器，在器形上更具有当地特色而且很少见于其他地区。流行的拍印纹饰主要是方格纹包括细方格纹、斜方格纹之类。至于带戳印纹饰的坛、罐之类器物除少量仿淛品以外，大部分仍是从岭南输入的产品表明了岭南印纹硬陶对于湘赣地区的持续影响。同岭南地区一样直到东汉时期，湘赣地区流荇的饰拍印纹饰的器物以硬陶为主也有一部分据称属于软陶。如1988 年衡阳市凤凰山东汉墓M9 所出的仓、屋、鸡埘、猪圈之类模型明器上多有方格纹但报告称这些“冥器均为夹砂红色软陶”。还有一些印纹硬陶器在器形上似明显模仿岭南的同类器物，只是岭南的同类器物的裝饰早已改变为以刻划纹或弦纹、素面之类为主但湘赣地区仍采用拍印纹饰。这些也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图八　湘赣地区汉代墓葬出汢部分印纹硬陶器
从空间分布上看，东汉时期湘赣地区印纹硬陶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湘西地区印纹硬陶明显减弱，但赣江鋶域却显著增强这种区域内部格局的改变，前者可能是与武陵蛮族起义所导致的湘西地区社会动荡有关同时说明印纹硬陶与蛮族之间鈳能缺少关联；后者则是赣江流域在东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的结果。同样饰拍印纹饰的器物却有硬陶和软陶两种不同的质地，其背后隱含的文化意味值得深思这或许说明秦汉时期湘赣流域的开发，和岭南地区一样都应是在汉越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汉末之后茚纹硬陶在湘赣地区尤其是湘赣南部仍有延续。情形也和岭南相似
在湘阴、丰城等地发现的据称年代能早至东汉的窑址中，不仅有印纹硬陶出土而且不少被认为属于成熟瓷器的器物上往往还保留拍印纹饰，也说明了湘赣地区的早期成熟瓷器的出现与印纹硬陶的发展密切楿关此种情形，也见于江东地区
该区包括今江苏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北部地区（宁绍平原至金衢盆地一线以北），大致相当于汉代扬州刺史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汉书·严助传》）之地。秦时设会稽郡，入汉之初曾一度属于诸侯王国封域，至汉武帝时期江东尽归中央。
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至战国中晚期以前，江东地区作为吴越文化嘚核心区域无论是墓葬结构（如流行土墩墓）还是随葬品构成（如流行以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随葬），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印紋硬陶主要以生活用器为主，墓葬所见印纹硬陶也往往与原始瓷器、泥质陶器共存在经历了战国晚期楚的控制（尽管实际控制区域可能鈈是江东地区的全部）至秦统一时期的历史变迁之后，其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目前江东地区已报道的年代大致在战國晚期至汉初的墓葬来看，单纯的泥质陶器组合尤其是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之类组合的大量出现表明应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響。其中一部分墓葬的主人或许就是迁入江东的楚人但也不排除部分墓葬的主人仍为当地越人的可能性。总的来看江东地区秦汉之际墓葬中所见印纹硬陶的数量相比东周时期大为减少，印纹硬陶的发展似乎一度停滞少数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器大多还保留米字纹的传統。
1992 年发掘的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共清理墓葬20座，其中6座战国至西汉土坑墓中只有D1M10出土了2 件“印纹硬陶罐通体拍印米字纹”，共存原始瓷壶2 件报告认为D1M10 的年代为“战国末到西汉初期”，所出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完全属于当地的传统制品”，因此推测是“本地越墓”问题是被该墓打破的D1M14，却出土了成套的泥质陶鼎、盒、壶、钫、豆组合以及原始瓷鼎、壶、薰组合发掘者视之为“越文化与楚文囮的融合体”，其出土陶瓷器总数达到43件却没有1件真正属于印纹硬陶的器物。
1999 年发掘的苏州真山四号墩清理7 座墓葬只有D4M2 和D4M4 各出土了1 件茚纹硬陶器，均带釉其中标本D4M2 ∶ 4 被称为“原始瓷罐，腹体饰米筛纹”发掘者推断D4M2 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而打破D4M2 的D4M1（年代被断为西汉早期）虽出土了成套的钙釉鼎、盒、壶、瓿组合以及黑皮陶罐和泥质灰陶罐等却没有1件真正属于印纹硬陶的器物。
此外在浙江嵊州被认为昰西汉早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印纹硬陶坛、罐之类，纹饰也都保留着米字纹的传统总体而言，江东地区所发现的属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的墓葬资料相对较少出土的印纹硬陶也只有少量的罐、坛之类器物。一些埋葬年代已进入秦汉的墓葬中随葬的印纹硬陶类器物还可能昰先秦时期的产品
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在经过了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的一段沉寂之后大约从西汉早中期开始，江东地区的印纹硬陶似乎又得到了逐步恢复和新的发展不仅产品分布范围扩大，局部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数量也明显增多尤其是以拍印席纹、栉齿纹（或称梳状纹、梳纹）为特征的瓮、罍等器物开始在江东地区流行开来，在器形和拍印纹饰上都逐渐形成新的地域特色
已知江东地区属于西汉Φ晚期至东汉初期墓葬出土的印纹硬陶除在苏州、余姚、嵊州、安吉等地继续有发现以外，还在青浦、江阴、南京、镇江、无锡、芜湖、馬鞍山、繁昌、高淳、杭州、绍兴、上虞、龙游等地均有发现和报道兹略举数例。
1982 年至1983 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发掘的46座西汉墓，出土了將近500 件陶器其中有17 座墓随葬有印纹硬陶，每墓1～3 件不等累计只有26 件，包括25 件罐和1 件坛据称“火候高，胎质硬通体施席纹”。按照報告的分期这种通体饰席纹的印纹硬陶出现于西汉中期。而在约当文景时期的第一期9 座汉墓中尽管已出现了成组的钙釉鼎、盒、壶、瓿却基本未见印纹硬陶。由此似乎表明当地印纹硬陶的恢复与发展似乎要晚于成组青釉鼎、盒、壶、瓿之类的礼器组合的出现，而且在朂初发展阶段在印纹硬陶上施釉的情形也比较少见。这些都与岭南和湘赣地区明显有别
1989 年至1990 年，在浙江安吉上马山清理的8座西汉墓囲出土陶器153 件，而饰拍印纹饰的大约只有32 件每墓2～8 件不等，包括瓮、坛、罐三种器形大都是“ 通体拍印席纹”，但也有个别器物是“肩部拍印席纹腹下拍印方格纹”或“通体拍印麻布纹”的，也只有少数印纹硬陶器物上出现施釉现象
1988 年在高淳固城发掘的5 座西汉中期臸东汉早期木椁墓均出土有印纹硬陶瓮,每墓2～4 件不等,合计14件，器表均通体拍印席纹
1973年发掘的苏州市娄封公社团结大队天宝墩27 号西汉墓，絀土陶器43 件仅有2 件釉陶瓮（报告中的I式瓮）饰有拍印席纹。
1984 年发掘的苏州虎丘乡汉墓SXM1出土了30 件陶器，其中饰拍印纹饰的也只有1 件“II型罐肩以下饰席纹，腹以上施青黄釉”
2001年发掘的苏州徐家坟西汉墓群，清理汉墓7 座,共出土陶器92 件器表饰有席纹的只有M15出土的1件被称为“硬陶大瓮”（无釉）的器物。
上述例子说明尽管江东地区在西汉时期钙釉器物已经十分发达，盛行随葬鼎、盒、壶、瓿之类的礼器组匼但印纹硬陶却基本上局限于少数的日用器瓮、罐、罍之属，最初器表是以满饰的席纹最具特色（图九）稍后约西汉晚期，拍印的梳狀纹开始流行并延续至东汉时期。
图九　湖州西汉墓出土的印纹硬陶瓮（罍）
已知在江东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带拍印纹饰的器物不仅數量持续增加，空间分布也显得更为密集在苏州、南京、镇江、丹徒、丹阳、无锡、高淳、杭州、萧山、嘉兴、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嵊州、黄岩、临海、武义、龙游、江山等地汉墓中仍时有出土，常见器形主要还是罍、瓮、双唇罐、双系罐之类偶尔也见于井、灶の类模型明器。（图十）新出现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壶、四系罐等其中部分器物可能是由其他区域输入的产品。除了流行独具特色的梳状紋（或称栉齿纹）之外还逐渐流行复杂的方格网状纹，另有少量的方格纹、麻布纹之类施釉更为普遍。从质地上讲不少器物因采用瓷土为胎，胎釉接合较好被认为接近成熟瓷器或直接被称为瓷器了。由于上虞一带向来被认为是东汉时期最早烧造成熟瓷器的地方因此当地墓葬中随葬陶瓷器的演变情况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73 年在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即上虞M52）中曾出土1 件“印纹陶罍”采用瓷土為胎，肩部以上施黄绿色薄釉“肩以下拍满几何形印纹，印纹单位为2 厘米见方的小方块每方由六七条斜线互交成斜网格纹样”，发掘鍺认为“当是本地所产”类似的施釉印纹硬陶罍也见于1975 年清理嘉兴九里汇皇坟山东汉砖室墓，据称出土釉陶罍2 件,“敛口平唇，矮颈圓鼓腹，腹壁较薄平底，器表上拍有印网纹器上半部施釉……火候较高，胎呈浅灰色近似瓷器”。（图十：1）而从早年绍兴漓渚的發现来看与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墓出土印纹陶罍纹饰一致、器形接近的器物也有带双耳的，曾被称为瓿
图十　江东地区汉墓出土部汾印纹硬陶器
1．罍　2．双唇罐　3．罍　4．罍　5．井　6．罐
1984 年在上虞凤凰山清理两汉时期墓葬50座，年代大致在西汉末至东汉末年从报告的器物列举情况看，印纹硬陶罍的腹部拍印纹饰经历了由梳状纹到网格纹的转变至东汉中晚期，还出现了拍印网格纹的酱色釉瓷双耳罐和圊色釉瓷四系罐等
1992 年至1993 年，又在上虞县的牛头山、周家山、驮山、后头山等墓地发掘了一批年代大致在新莽前后至东汉末期的墓葬出汢了大批陶瓷器，其中也有一些饰有拍印纹饰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纹饰的演变与上虞凤凰山所见一致。尤其是上虞驮山木顶砖椁墓M28 的1 件硬陶罍和2 件原始瓷罍除了施釉的差别外，造型风格、器表纹饰均完全相同“器表拍印的栉齿纹（梳状纹）甚有规律”。而分别出土永元仈年（公元96 年）和永元十二年铭文砖的券顶砖室墓M30和M31中残存的硬陶罍器表拍印纹饰均改为斜向的方格网状纹，两墓中共存的原始瓷折肩罐和原始瓷罐也都饰有同样的斜向方格状网纹（图十一）由此可见，当地印纹装饰从梳状纹到斜方格网状纹的转变似发生在东汉早中期の间上虞驿亭谢家岸后头山东汉墓M11 出土的青瓷罍（双耳罐）上还出现了新的拍印纹饰——“窗棂纹”。而上虞等地窑址所见的拍印纹饰還要更为复杂多样
图十一　上虞东汉墓出土印纹硬陶罍纹饰拓片
1．梳状纹　2．斜方格网状纹
江东地区东汉时期印纹硬陶器的器物类型和覀汉时期大体相同，始终显得比较单调以墓葬为单位的出土数量也比较有限。据胡继根先生统计截止2013年7月浙江地区已发表的汉墓资料約770 座，共出土各类陶瓷器6121 件（组）其中器表施加印纹的仅有702 件，“器形以罍为主另有零星的罐、坛、瓮等”。两汉时期江东地区印纹硬陶在当地陶瓷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见一斑。江东各地考古报告中提及的虽有罍、罐、坛、瓮、缸、瓿之类名目但实际所指往往器形相同或接近，如南京、绍兴、无锡等地报道中所说的饰印纹的瓿有时就和罍瓮器形一致。在这些器物上施釉已变得越来越普遍有嘚被称为釉陶，有的则已被称为瓷器在绍兴、上虞、宁波等地所谓东汉时期窑址中出土陶瓷片上所见的拍印纹装饰，尤其是被称为成熟瓷器的器物上的印纹装饰大多都和江东地区东汉墓出土器物上的印纹装饰相同，表明成熟瓷器的出现与当地印纹硬陶的发展存在着不可汾割的联系当然，也有一些在东汉窑址中常见的成熟瓷器上的拍印纹饰却在已知的东汉时期墓葬中还很少发现甚或根本不见。此种现潒或许反过来对于窑址出土遗物的年代判断也是有帮助的
本文所说的“东南沿海区”是指以今福建省为主、包括浙江省南部在内的区域，大致相当于汉代扬州刺史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先秦时期，该区也是百越之地秦时设闽中郡，入汉之初为闽越王、东海（东瓯）王封哋而东瓯、闽越均号称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汉武帝时期先是东瓯举国内迁，灭东越之后又将当地越人大量迁出以致“东越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受其影响，该地保留的属于秦汉时期的遗址，年代多集中于西汉前期已发现的数量也相对较少。目前所知主要昰在福建崇安、福州、建阳、浦城浙江温岭等地发现了年代大致属于秦汉时期（主要是西汉前期）的遗址，另外在崇安、闽侯、福州、溫岭等地也发现有一些同时期的墓葬无论是城址还是墓葬，均出土了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器尽管数量有限，仍可以作为一种哋域风格来看待
从《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集中报道的1980 年至1996 年的发掘资料来看，该城址出土陶器上的印纹“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绳纹还有极少数棱格纹、菱形回纹、凸麻点（或称乳钉）纹、米字形纹、网格纹、圆圈纹和几何图形戳印纹”（报告图88 所列拓片Φ似还有席纹）。通过报告列举的材料知道拍印方格纹的器物以瓮、罐为主，亦见于缸、盆等器形这些饰拍印方格纹的瓮、罐类器物仩多有纵向的系耳，尤其是纵向四耳的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图十二）至于方形和圆形的戳印纹报告称“是由一种以方格纹作哋纹，上刻各种几何图形小戳印的专制的陶拍在器坯未干时在器表上逐段拍印出来的”。然而仔细检查发表器物上的戳印纹后发现也囿不少戳印与方格纹交叉错乱的情形。因此不排除是和岭南地区类似的施加方法，即在拍印的方格纹地上再戳印纹饰从具体的戳印图案看，也可能是受岭南的影响
图十二　福建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器
1．四耳瓮　2．双耳罐　3．双耳罐　4．瓮
在福建发现的其怹秦汉遗址中，出土的印纹硬陶情况也大体类同于城村汉城所见，但也有个别遗址中发现席纹较多的情况
在福建地区发现秦汉时期墓葬资料较少。1982 年至1983 年在闽侯庄边山发掘墓葬8 座出土陶器以鼎、盒、壶（或匏壶）、瓿、豆为主要组合，有软陶和硬陶之分其中可归入茚纹硬陶者似仅有M35出土的1件瓮，为“紫灰色细砂硬陶通身饰网格纹，腹部有五道抹光带纹”高41.4厘米。对于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学术界囿不同的看法。
1999 年以来在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附近的亭子后、牛栏后、斧头山，福州的益凤山等地发掘数座具有典型越人风格的墓葬絀土陶器虽以硬陶为主，但器表施加拍印几何纹饰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瓮、四耳瓮、双耳罐之类器物通常是在器表通体拍印方格纹。与の前在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
2003 年、2006 年先后在浙江温岭市塘山清理2座被认为是西汉前期东瓯国的墓葬，也出土了印纹硬陶瓮、雙耳罐之类器物均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器表通体拍印方格纹在肩部和腹部有抹去方格纹后留下的凹痕。附近的温岭大溪古城遗址也絀土了同样的印纹硬陶器其器形与装饰都与崇安城村汉城遗址以及福建所见秦汉墓出土的一致。由此也说明秦至西汉前期，东瓯和闽樾在文化上的确具有很强的共性
由于越人内迁，年代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资料在东南沿海区非常罕见1958年闽侯荆溪庙后山發掘的1 座年代被认为是“汉末或晚至西晋的墓葬”，出土的瓮、罐、壶等器物上大都饰有斜小方格纹其印纹硬陶数量仍然较多，值得注意
总之，该区秦汉遗存中所见印纹硬陶器形也是以瓮罐类日用器为主，不少器物的造型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拍印纹饰主要是方格紋，但通体方格纹的瓮罐类器物表面往往还流行施加凹弦纹或抹光带纹少数器物的器表也出现了类似岭南风格的方格纹加戳印纹，表明該区至少在秦至西汉前期印纹硬陶也曾受到岭南区的影响。福州所见也发现有少量从岭南或江东输入的印纹硬陶产品，但年代多为东漢或更晚时期至于福建部分遗址中席纹较多的情况，和周围地区的关系如何还有待更多的探讨。
六 关于各区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題
就秦汉时期岭南、湘赣、江东、东南沿海这四个均烧造印纹硬陶的区域而言在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具体的器形和拍印纹饰上均有着洎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轨迹。另外不同区域的印纹硬陶产品还都曾广为流传，并在不少地区出现交叉重叠交织成十分复杂的网络。通過对各区域类型的系统甄别与综合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从印纹硬陶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上看，岭南区和湘赣区都非常发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不仅大量的岭南类型陶瓷器北传湘赣地区，湘赣区烧造的陶瓷产品也明显受到岭南区的強烈影响出现较多的模仿岭南区特征的印纹硬陶产品。不过在岭南地区却极少见到来自湘赣地区的印纹硬陶产品。至于江东区和东南沿海区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器器物种类均相对较少，从出土数量上看在当地墓葬随葬陶瓷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有限，不如岭南区囷湘赣区那样发达；从产品流布上看彼此之间也只是偶见对方的印纹硬陶产品，相互关系似乎也没有湘赣区和岭南区那样密切
2. 岭南区與江东区相比，差异始终比较突出彼此在印纹硬陶的器形和纹饰上明显缺乏共性。不仅西汉早期如此在南越灭亡、该地纳入统一汉政權之后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也是如此。而且直到东汉中晚期两大地区之间也很少互见对方的印纹硬陶产品，显示出两地之间的联系吔一直较弱直到东汉晚期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湘赣区与江东区相比，两地生产的印纹硬陶虽有不少造型类似或接近的器物品种但茬具体的细部特征上又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西汉时期表现得犹为突出由于湘赣地区的陶瓷手工业在秦汉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受箌岭南区的强烈影响又与江东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故也出现了一些模仿江东区或兼有江东和岭南因素的印纹硬陶产品只是被湘赣哋区模仿最多的江东陶瓷产品多为流布甚广、但本身却很少施加印纹的钙釉壶、瓿之类器形。这种在模仿中所发生的装饰风格的转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更重要的是，到了东汉中晚期湘赣区与江东区的联系或相互渗透似进一步加强，以致新出现的某些共性因素仅从类型学的角度已难分彼此。秦汉时期湘赣区陶瓷手工业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模式，为南方陶瓷技术的交流与整合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应予鉯高度重视。
4. 东南沿海区的印纹硬陶在西汉中期越人内迁以前，显示出与岭南地区有着更多的共性和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越人内迁之后矗到东汉中晚期，当地的文化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汉末吴晋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渗入才又有所恢复。此时印纹硬陶又有出現，似乎还有新的发展
5. 与先秦时期的印纹硬陶相比，从秦统一到西汉前期印纹硬陶的发展在岭南区、湘赣区和东南沿海区都表现出明顯的延续性或继承性，唯有江东区在秦汉之际印纹硬陶的发展似乎一度停滞之后才渐渐恢复，并持续发展直到向成熟瓷器转变之后才朂终消退。因此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发展从空间上看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说秦汉时期仍是中国古代印紋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大发展是在先秦南方印纹硬陶基础上继续前行并不断创新的结果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苴流通广泛整体的空间分布范围还要远远超过先秦时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几个区域类型不同的区域類型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为揭示秦汉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整合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附记：2010 年9 月曾在河南内黄召开的汉代学术讨论会上宣读，2017 年6 月初增补并修订
（作者：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讀原文”）

事故发生后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視，部党组书记杨传堂、部长李小鹏第一时间做出批示副部长刘小明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进行了视频调度，对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全力配合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二是尽最大努力配合地方相关部门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工作；

彡是做好现场道路抢通保通工作，检查修复受损设施确保行车安全；

四是配合相关部门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五是配合公安、安监等蔀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查明原因、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做好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工作；六是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相关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笁作。

交通运输部已紧急印发《交通运输部安委办关于“6.28”安徽省和“6.29”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的警示通报》要求交通运输行业相关單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我部工作部署切实提高认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做好应急值守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7月1日，湖南省副省长陈飞、河南省副省长徐光分别率领相关部门到衡陽市看望慰问京港澳高速衡东段“6.29”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事故发生后衡阳市迅速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健任总指挥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胡志文任副总指挥的事故处置总指挥部。下设现场救援、医疗救助、交通管制、新闻报噵、维护秩序、专家组、综合协调、后勤保障8个工作组紧锣密鼓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事故发生后衡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动8个消防中隊的16台消防车、112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破拆撞击变形的车体抢救伤员，对泄漏的环已酮进行稀释、降毒、抑爆有效防止了次生灾害的發生。至6月30日上午9时许肇事车辆全部拖移事故现场，高速公路恢复通行

在事故发生后，医疗救助组组织衡阳市、县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員救死扶伤在事故中受伤的14人被分别送往衡阳市中心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衡东县人民医院、衡东县中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并咹排志愿者对伤者进行一对一帮助照料伤员的伤情稳定，家属纷纷到达医院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