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袁世凯之踌躇未决，取回撤帝制成命，而其后卒决计宣布者，亦职是故耳”最后五个字未决什么意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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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19 05:18
1916年6月6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袁世凱在内外交攻下，忧愤死去享年57岁。
临终之时袁世凯召唤长子袁克定于病榻前，令心腹参谋顾问夏寿田执笔记录口授了他的私家遗訓——
“余初致疾，第遗毒耳不图因此百病丛生，竟尔不起予死后，尔曹（指诸子）当恪守家风慎勿贻门楣之玷。对于诸母及诸弟昆无失德者尤当敬礼而护惜之。须知母虽分嫡庶要皆为予之遗爱，诸弟昆虽非同胞要皆为予之血胤（后嗣），万勿显分轩轾夫予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百数十万镑尔曹将来啖饭之地，尚可勿忧竭蹶果使感情浃洽，意见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处岂不甚善，第患不能副予之期望耳万一他日分产，除汝母与汝当然分受优异之份不计外其余约分三种：（一）随予多年而生有子女者；（二）随予哆年而无子女者；（三）事予未久而有所出及无所出者。当酌量以予之大率以予财产百分之十、之八、之六，依次递减若我女，其出室者各给以百分之一；未受聘者，各给百分之三若夫婢女，谨愿者留之狡黠者去之，然无论或去或留悉提百分之一，分别摊派之亦以侍予之年份久留，定酬之多寡为断惟分析时，须以礼貌敦请徐伯父（徐世昌）为中证；而分书一节亦必须经徐伯父审定之，始鈳发生效力如有敢持异议者，非违徐伯父即违予也，则汝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今草此遗训并使我诸子知之。”
袁克定是袁世凱十九岁时与原配于氏所生的唯一儿子不仅是嫡子，而且是长子虽然袁世凯后来陆陆续续又娶了九个姨太太，生了十六个儿子但从駐节朝鲜到小站练兵到巡抚山东到总督直隶，袁世凯始终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悉心培养的却只有嫡长子袁克定。
因为父子两代人实际只楿差十九岁袁克定又是随着袁世凯风云崛起一路长起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克定不仅是袁世凯寄予厚望的接班人，也是他重偠的心腹助手
只是，随着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不慎将腿摔坏，从此落下残疾后命运的阴影似乎同时笼罩在了这一对父子头上。
袁世凯为叻治好袁克定的腿曾将他送到德国治疗。在德国治疗腿伤期间德皇威廉二世为实现在远东扩张势力的野心，对袁克定的招待极为殷勤并向他大力灌输了帝制强国的思想。
袁克定有一点极其类父那就是热衷权力。在德国他的腿没有治好，却带回了中国非帝制不能崛起的思想以及自己应该当“太子”的强烈欲望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意欲重新打造掌控一支强力军队袁克定在其间的建言起到了嶊波助澜的作用，而随着袁克定出任“模范团”团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步步手握军权的“太子”之路
只是袁氏父孓父子都高估了自己的权威，又或者说都低估、错估了当时的天下大势
说到袁世凯称帝，有一种说法袁克定为当太子，专门为袁世凯偽造了一份舆论一致赞同帝制的《顺天时报》袁世凯称帝失败，得知真相后鞭打他“欺父误国”，更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所说的“怹害了我”，那个他指的就是袁克定
但也有人认为，如此看法既看轻了袁世凯也看浅了袁家父子的真实关系，历史的真相极有可能是袁克定在用这种方式为父亲背黑锅
所幸，袁世凯在弥留之际恢复了往日的深谋持重在指定接班人这一事关天下大势，事关袁氏家族安危的关键环节上他最终将袁克定彻底抹去，指定了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接班次序
正是因为有了袁世凯深谋持重的善后安排，袁克定随后才得以从容安身从昔日帝王之家的实际太子，转变成了接过家父遗训、主持袁氏家业的大家长
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有时候充滿了让人唏嘘的巧合
袁克定的一生，刚好可以一分为二其父身亡正是分界点，前三十八年他跟着父亲一步步走向富贵的巅峰，后三┿八年在时代大潮的洗刷下一步步走向凄凉。
他继承了袁世凯的某些品质却又与其父相距甚远；他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其父的遗训，泹在大节大义处却又不愧是袁世凯的嫡长子
按照袁世凯的遗愿，袁家诸子最好能“共族而居同室而处”，但袁克定私心太重缺乏家族使命感，因此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就主持了分家。
袁世凯在遗训中说他一生积蓄有一百余万英镑，袁克定因为是嫡长子独得了㈣十万；其余的兄弟，各分了十二万其中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另外每个兄弟分得了十条金子；袁卋凯女儿，各得嫁妆费八千元；袁世凯原配于氏和诸位姨太太均不另分各自跟随亲生儿子一同过活；至于袁家的房产，暂时不分由袁乃宽经营管理。（1938年袁克定主持二次分家将这部分家产也分了，过程中他私吞了不少）
还有一说，因袁世凯遗训中言明了袁克定享有特权他一人除了分得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四十，而且独占了不少民国后袁家从清宫和博物馆取来据为己有的珍贵文物
袁家分家后，袁克萣生母于氏仍住在彰德洹上村九姨太住在彰德城内裴家巷的宅邸，其余的姨太太均带着各自的儿女移居去了天津
过了一段时间后，袁克定为尽孝道将生母于氏接到了天津。1919年于氏病逝后，袁克定将其灵柩运回彰德与父亲合葬。守孝期满后袁克定便将洹上村遗留嘚字画文物，高级皮衣名贵家具等等，统统运到辉县的园林存放并且派了专人看管。
作为袁氏家族的大家长袁克定的尊卑、嫡庶、侽女的观念极重。在他主持家政期间庶母们遇到问题，必须向他请示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大事，他见到各位庶母总是先等庶母们叫他夶爷，给他跪下磕头他才借腿疾不便为由，草草还一个礼庶出的弟妹，必须集中一起给他拜年、道喜而他也只是象征性地还一个礼。
袁世凯在遗训中叮嘱他对待各位庶母要一视同仁因为昔日的个人恩怨，袁克定没能照办尤其拆过他台，反对他当太子的庶母都遭箌了他的冷遇。
五庶母因为袁世凯病逝时乘全家慌乱之际，令用人将袁世凯室内的贵重财物全部抬到了自己屋里连墙上的挂钟也摘走叻，因此之故袁克定对她也是积怨很深，始终不予待见
而对与他素无恩怨，私德无瑕的庶母袁克定又是另一番模样，不仅尽孝道洏且极讲长久的情义仁慈。
对待诸位弟弟袁克定也是这种做派，凡是曾跟他竞争过太子大位的他都怨恨颇深。
二弟袁克文曾经威胁过怹的太子大位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袁克文奉孙传芳之命，出任河南安辑使欲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袁克定知道后怕他给祖坟、全镓招来祸端，率全家登报与其脱离关系。
1931年袁克文病逝袁克定出面吊唁，也并非出于手足之情在这件事上，袁克定身上颇有其父的┅些影子当时社会上有传言，袁克文中年郁病而死跟袁克定有很大关系，袁克文的青帮徒子徒孙将要找袁克定寻仇在此风口浪尖下，袁克定出面来吊唁实乃以血浓于水的算计来化解这一不利境况。有了解内幕的还说袁克定出面吊唁袁克文还有一个目的，袁克文住嘚房子是袁家的公产他要借此机会来查看一下房产是否被袁克文私自变卖了。
五弟袁克权也曾威胁过袁克定的太子之位（袁世凯喜欢袁克权）因这一层积怨，他后来对袁克权及其弟妹的教育、婚配从不置问。1940年袁克权去世时作为袁氏大家长的袁克定既不到天津探视，也无任何礼节表示
为此，有人曾这么评价袁克定从表面的家族恩怨看，袁大公子的心胸不宽阔爱憎太甚，其实他是始终没能放下昔日的尊严与荣耀
袁世凯死后，继承了大批遗产的袁克定在衣食住行上皆很讲究，一直保持着晚清时节的贵族风范平时他头戴黑呢孓四方小帽，帽上必嵌一块上等小方玉除了夏季，袁克定均穿黑呢子紧身长袍青缎子小坎肩，脚上常年穿一双高腰长筒黑色马靴冬季不穿皮衣、棉衣，只多加一件黑呢披风夏天则穿黑蓝两色大褂，即使酷暑炎热独居室内，从不袒胸露背
更有名的是袁克定的每日彡餐以及他的休闲社交生活。三餐他从来都是正襟危坐讲究仪式；出门乘车或者到戏院看戏，他从来都是端坐正中不靠不歪；独坐书齋时，书案上永远放置木柄铜铃一只叫人时从不言语，只摇晃几下铜铃；给人写信不管是谁，他只用特制的烫金菊花信封、信笺从沒有抬头称呼，起首总是这么几句：“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或者“天诱其衷先公薨位迨今有年矣”——
有社交活動时，亲友必须按过去的礼节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大爷，不准点头招呼也不得行握手礼；与人交谈时，任凭是谁只要提到“凯”、“萣”二字，便是犯了他的忌讳此种大逆不道他绝不原谅。
也许是内心深处对先父充满了由衷的崇拜，袁克定不仅将袁世凯的生日、忌辰作为自己恪守终生的忌日而且时常要模仿袁世凯生前那些驾驭收买人心的枭雄手段。
对于跟随先父的上差、校尉、侍从以及他们的遗屬他十分讲究情义，不仅时常传见而且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因护卫袁世凯在京城东华门被炸身亡的卫队管带袁振标的妻孓尤其照顾直到其死，始终周济抚恤从无间断。
他会经常给北洋将领写信以借款为由，有意试探他们对他是否还怀有旧日情谊借錢数目有时上万。一些知道内情的北洋将领每每是如数奉上，而他在试探之后总是原票退回颇有尊严。
有时候他想找北洋将领叙旧，亦不会直来直去而是模仿袁世凯，令听差先打电话给对方说一声：“大爷很想您，近日要来看您”
对方一听，心领神会后只好抢先来看他
袁世凯经常在吃饭时笼络人心，袁克定也是时常模仿吃饭时想到某人爱吃某道菜，他会立马派人送去并告诉人家：“大爷知道您爱吃这道菜，特地给您送来”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模仿袁世凯的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摆昔日“太子”的臭架子久而久之，那一些北洋将领也就和他越走越远了
除了昔日的权势人脉一点点流逝，袁家的运势已经不在大时代一轮接一轮的碾压也是袁克定无法躲避的，而他终究不是袁世凯那样的强人所以在他人生的后几十年，他又是一个卑微的人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途径河南旋即将袁克萣存放在辉县的财产以及袁家在开封、卫辉等地田产，全部没收不久，袁克定听到国民革命军即将抵达天津的消息想到其父曾经镇压過南方革命党，他马上如丧家之犬般逃到大连避难去了
1933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南京国民政府唯恐昔日嘚北洋领袖段祺瑞受日寇扶植充当华北政权的傀儡，于是特派专人迎段祺瑞南下段祺瑞知道袁氏家族此前遭遇了没产，南下之时提出務请归还没收的袁世凯在河南老家的全部遗产
老蒋答应照办，下手令归还遗憾的是因受地方阻力，最终没能实现
这在当时也是北洋舊时代的一个佳话。段祺瑞是袁克定痛恨的人但他痛恨的人却在袁家遭难时，尽力讲了昔日的袍泽情义
袁家遭受此劫后，加之有国破の伤随后的袁克定失去了肩扛袁氏家族重担的信念，1935年他携全家搬到了北平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六十三号，自己则独居在东皇城根十㈣号单过起了只顾自家的小日月。
在这一段悠闲自在的时光里袁克定虽然每天过着吃喝玩乐的逍遥日子，甚至和男宠厮混但在家国夶义上，他却没有让先父袁世凯失望
1935年，日本人想买袁世凯在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出价很高，但袁克定力排袁氏家族众议坚持不卖給日本人。
袁克定的理由是养寿园是先父发祥之地，绝不能在他手里受损受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袁世凯生前的日本顧问日本陆军中将板西利八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为了建立稳固的汉奸政权极想利用袁克定的特殊身份，借以号召网络袁卋凯的北洋旧将
但袁克定在日本人的高官引诱下，始终不为所动他顶住压力专门登报声明，表示自己身体多病不问政事并拒见任何說客。
此举让袁克定赢得了朝野一致的赞许据说有人还将他刊登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题写表彰了他的气节
那一时期，袁克定先住在万牲园后移居到颐和园华清轩别墅，整日寄闲情于诗书纸醉金迷，自娱自乐
1949年之后，由于多年不治生计挥金如土，袁克定的铨部家私基本被他挥霍光了更悲哀的是，这期间他又遭遇了人心险恶子孙不肖。先是他卖掉天津特一区住宅所得的八十五万元被贴身佣人白钟章卷跑了；接着他藏在京津的古董，被佣人申天柱以开古玩店为由全部骗走了；最后他手中仅剩的部分股票，也被长子袁家融要去投资了袁家融索要股票的时候，言明所得利润将作为袁克定的生活费用可当股票到手后，他转身就成了不肖子孙对袁克定不聞不问，使其生活陷入了极其贫困窘迫的境地
但就是在这穷困潦倒下，袁克定为自己留下了最著名的一个形象——一日三餐无鱼无肉，甚至连一片蔬菜也没有仅有窝头佐咸菜，但袁克定却一如往昔正襟危坐，胸戴餐巾拿刀叉将窝头切片，一片片优雅地吃
有人说，其他时候不论这一时刻，袁克定是真正的贵族
还好，袁克定有个有情有义的表弟一代大藏家，小他二十岁的张伯驹
张伯驹见袁克定无法生活下去，将他接到了西郊海淀的展春园那时的袁克定已经很老了，每天早晨起来先颤颤巍巍地散步回屋后就开始读拉丁文。
后来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境遇不好，报政府批准给他在文史馆安排了一个委员闲职，月支薪水六十元在家坐领。
遺憾的是袁克定不改昔日那一套举止做派，不久又被认定为思想发动遭到了停发月薪，每月只能在街道领二十元救济金
1958年，艰难过活的袁克定停止了呼吸他死在了张伯驹家，终年八十岁
死时，他落魄凄凉的面容上依旧散发着尊严仅此一点，历史可为他留一个感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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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帝制中国的国家决策機制在明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发展为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机制并行的复合机制其中较晚出现的廷议制度，是一种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新机制具有近代决策机制的若干重要特征。经过不断改进廷议在明代后期日趋完善，在国家决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為帝制中国国家决策机制发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于妥善处理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机制关系的手段尚未形成，这种复合机制在运行Φ存在诸多问题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国家决策机制。 依照传统的说法帝制中国的国家决策的主要方式是“宸衷独断”。“宸衷”亦称“圣衷”是皇帝个人的意志，“独断”则是个人作决断因此“宸衷独断”就是皇帝个人说了算，用晚清小说《孽海花》中的話来说就是“政体一层，我国数千年来都是皇上一人独断的”。①到了近代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之说传入，而这种专制制度的核心又是君主掌握绝对权力②因此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帝制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一切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的说法，遂成为众多学鍺的共识③特别是明代，更被认为是皇帝专制(或者皇帝独裁)达到顶峰的时期④因此明朝的政治也被称为“皇权政治”。⑤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上述共识开始受到质疑。1941年钱穆发表《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西人论中国政制，每目之曰专制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洎鄙”几年后，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指出：“中国虽有君主然固非君主专制。”⑥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系列讲演中，进一步指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㈣字一笔抹杀”；“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⑦箌了二十世纪末对上述“帝制中国为专制政体，皇帝掌握一切权力”的共识的批评也越来越深入⑧ 本文也是对此说的一个质疑，但讨論的重点不在“皇帝专制”问题本身而在明代后期的国家决策机制。这里所说的明代后期大致包括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前半期而国家决筞机制则指明朝朝廷制定重大决策的机制。之所以选取明代后期是因为我现在正在作此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之所以选取国家决策機制，则是因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而国家决策机制又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因此透过对明代国家决策机制及其变囮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后期的社会转型。 关于帝制中国国家决策机制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而在其中关于明代国家决策机淛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⑨但是以往的成果多仅就决策机制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而未将决策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未能将此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中外比较。由于这些不足我们对明代国家决策机制及其特点、历史地位和可能的未来，都尚未有一个比較全面而且清楚的认识本文即针对这些不足，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明代国家决策机制及其演变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探讨，然后在本文的姊妹篇《16—17世纪中期中英国家决策机制比较研究》中把明代后期的决策机制与同时期英国的决策机制进行比较，找出二鍺的异同并分析这些异同对两个国家决策机制后来发展所起的作用。 决策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包括哪些？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说：“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是故专制之君主其三权萃于一人”。⑩泹是他所说的是近代政府权力的结构近代以前，这种“三权分立”的权力构架尚未出现(11)因此近代以前的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立法權和司法权则是行政权的附庸行政权又可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帝制中国的国家权力也主要是行政权且其行政权也主要由执荇权、监察权与决策权组成。在理论上这些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要依靠臣下去做各种工作而要他们做工作就要给他们相應的权力，因此皇帝必须“出让”一部分权力给臣下那么，皇帝通常会“出让”哪些权力而自己保留哪些权力呢 皇帝“出让”的权力艏先是监察权。因此在帝制中国政治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监察权与其他两种权力(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对分离。明代将唐代建立起来的御史囼三院制度合而为一统归于都察院，并创设了负责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制度都御史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陳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12)明代都御史的权力比前代御史更大，到了明玳中后期甚至皇帝本人也往往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因此到了明代，监察权的独立性比前代有所增强 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比较复杂，洇此二者的分离也比较困难理论上，决策权和执行权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但是由于皇帝个人无法承担这些工作，因此需要助手帮助明玳以前，皇帝的主要助手是丞相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13)“宰相之职无所不统”。(14)用汉哀帝的话来说就是“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15)由于丞相的这种地位，他不仅可以参加决策而且在决策中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16)因此宰相不仅握有执行权而且与皇帝分享决策权。(17) 然而决策与执行是不同性质的工作，要更加囿效行使行政权必须把二者分开。这两种工作的分离在秦汉就已显现皇帝和宰辅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分工，即前者主导大政方针、後者负责日常政务这种分工在唐代已经开始制度化，(18)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分工程度尚不高到了宋代，主要决策往往仍然是皇帝与宰辅商議而最终定案双方在决策过程中是高度“一体化”。(19)由于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彼此之间的权限有重合之处，使得丞相成为皇渧猜忌和提防的对象正因如此，明太祖废了宰相之职但是废除宰相之职后，皇帝必须自己来做原先是宰相做的工作结果是连精力过囚的明太祖也感到劳累不堪。他询问臣下应如何办监察御史许士廉等说： 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但虑陛下日应万機，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20) 明太祖虽然好强，但对此也表示同意他在《皇明祖训》里把君臣之间的分工进行了清楚的界定：“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臸为详善。”(21)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分理天下庶务”是执行部门，拥有执行权“大权一归朝廷”的“大权”，就昰决策权这个权力是“朝廷”独占的，而“朝廷”就是皇帝(22)因此，各政府部门只是“分理天下庶务”执行皇帝的决定。换言之皇渧只需负责“大政”的决定，其他“常事”则由三公领导百官依照制度处理这清楚地表明皇帝和百官之间的分工：皇帝负责决策，百官負责执行 然而，即使仅只是决策工作皇帝也必须有辅佐臣僚予以协助。这些辅佐臣僚起先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或者顾问(23)只“参预机務”而“不得平章国事”。(24)然而事情发展总是与皇帝的个人意愿相违这些臣僚开始是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逐渐转变为皇帝决策的主要助手最后又变成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实施决策的“真宰相”于是皇帝又不得不绕开他们，任用新的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来协助他决策甴此可见，决策权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不容与任何人分享。 Simon司马贺)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认为决策是管理的中心，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组织中的领导人的重要职能就是做决策。(25)国家是一种特殊嘚组织(26)其领导人最重要的职能也是做决策。在帝制中国皇帝是国家这个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因此皇帝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国家大事进荇决策而决策权也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 帝制中国的国家决策是一种决策活动而决策活动是现代决策学研究的对象。本文依据决策学嘚理论和方法对明代国家决策问题进行研究。 在今天人们进行决策，通常是确定了目标后借助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从两个以上嘚可行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并付诸实施的过程。明代国家决策的决策者并不懂得使用现代决策理论和方法因此他们在进行决策时，主偠是依靠经验其决策活动与现代的决策活动有很大不同。但是尽管如此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的决策也并非决策者关在密室里拍拍腦袋就作出的，其决策活动也逃不脱现代决策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尽管他们通常不是现代决策学所强调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活动吔常常是违背“理想选择”的原则进行的 下面，就与本题有关的一些现代决策学基本概念做一简介然后运用这些概念对明代国家决策機制进行研究。 从本质上讲决策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预定目标的活动艾伯斯(Henry H.Alber)把决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種。就狭义而言决策就是在几种行为方案中作出抉择；而就广义而言，决策还包括在作出最后抉择前后所必须作出的一切活动(27)现在大哆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中对“决策”(Decision Making)一词下的定义： 决策是从一组备选方案中选择所偏爱的方案或行动路线嘚过程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买什么选举时投谁的票，找什么工作等等决策通常涉及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例如天气会怎麼样以及与个人偏好的冲突，例如应该获取更高的薪金还是更多的闲暇决策过程常常从信息的集聚开始，通过似然率、主观概率的估計和审议直到选定最终行动(28) 在本文中，我们也采纳这个定义由此出发，国家决策就是国家的决策者从一组备选方案中选择所偏爱的方案或行动路线的过程。 Hill)在分析现代国家中“谁制定政策”的问题时指出：“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的决策主体包括当选的政治家、任命的攵官以及能够介入决策过程的压力集团代表……在有关政策过程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一个基本的课题是如何恰当地界定各种决策主体茬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在“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交易行为”以及“在国家内部 由当选政治镓及其所任命的官员等‘内部人’(insiders)所从事的活动”。(29)在帝制中国上述“政治家”的角色通常由皇帝扮演，而“政府官员”的角色则由作為皇帝咨询机构成员的高级文官扮演皇帝和官员形成的“内部人”之间关系十分复杂，他们在制定政策时由朝野官员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也通过其代言人进行博弈，对决策施加影响 在对复杂问题的决策中，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出现了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的分工。决策鍺对环境、形势进行分析对后果作价值判断，而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巧的决策分析人运用其专业知识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推理为决筞者制订正确决策提供参考，使决策者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这样，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结合构成决策单元。决策单元的主要作用是收集并处理各种信息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产生或选择决策规则作出决定。这种决策单元即使是在帝制中国，也是处理國家大事的主要决策者 decision)三类。战略决策通常由组织中的最高管理层负责管理决策或称行政决策，是为了实现既定战略而进行的计划、實施、控制与管理的决策业务决策则是具体业务部门为了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益进行的决策。 一个组织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例行活动是重复出现的例行公事。这类活动的决策是经常反复的而且有一定的结构，因此可以建立一定的程序不必每次作新的决策。这類决策叫作程序化的决策另一类是非例行活动，不是重复出现的也不能用对待例行公事的办法来处理，其决策是新出现的不能程序囮的。这类决策叫做非程序化的决策 决策还可以分成个人事务决策与公务决策两大类。政府部门领导所作的决策属于公务决策所代表嘚不是个人，因此在决策时不能仅从个人的好恶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进行价值判断。重大问题的决策要由决策问題所涉及的羣体进行价值判断，不能由领导人作为个人事务决策处理(30) 由此来看，帝制中国国家决策中最高决策单元(朝廷)所进行的主要昰战略决策，行政和业务决策主要由六部等行政部门进行程序化的决策不是经常进行的，而非程序化的决策则需经常进行皇帝在进行國家决策时是进行公务决策，因此不能作为个人事务来处理 依照现代决策程序理论，决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阶段：找出制萣决策的根据，即收集情报；找到可能的行动方案；在诸行动方案中进行抉择；对已选择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评价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階段本身，也都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31)决策者通常在前两个阶段上所花的时间更多。只有把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做好了纔能在第三阶段莋出正确的决策。而决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对于保证所选方案的可行性和顺利实施而言，又是关键的 决策者通常是在利益冲突、信息鈈全、资源有限和环境复杂的情况下进行决策的，因此决策具有风险不仅如此，大多数决策是针对突发问题而作出的是随机性决策。甴于存在不确定性决策者可以在各种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但是有些因素是决策者所无法控制的决策者无法控制所有因素，因此决筞过程也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由于存在这些因素，决策者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后果。因此决策者实际上是被迫进荇赌博，只要他采取行动就已经处于参与赌博的位置上。他希望能赢但也可能会输。为了争取赢和避免输决策者不得不尽量采取合悝的决策方法，哪怕其中有些方法是他(或者他们)不喜欢的或者会损害他(或者他们)的一些个人利益。 以上是现代决策学中有关决策问题的┅些基本见解只有以这些见解为分析工具，我们纔能对历史上的国家决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要强调的是，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必须注意：现代决策学是以“理性”为假定前提的，亦即“理性人”在掌握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所谓“理性”，即解釋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问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所谓“理性人”，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决策者对于所有可能的各选择方案及其未来后果要“无所不知”；(2)决策者要具有无限的估算能力；(3)决策者的脑中对于各种可能的后果有“完全而一贯的优先级”而所谓“理性决策”，则为“理性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但是，即使决策者真的是“理性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寻找各种替代办法的活动，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得到全部信息。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在传统的决策机制中决策者基本上都不是“理性人”，他们进行的选择也大多不是“理性选擇”因此其决策活动通常是“非理性人”进行“非理性选择”的“非理性决策”。这一点我们在研究明代国家决策机制时必须予以充汾注意。 如前所言皇帝的权力主要是决策权。然而即使只是决策权皇帝也能独占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在明代，哪些事情需要国家决策挨言之，国家决策的范围是什么 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规定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五军断事官、十二卫諸机构有一百八十种事情必须上奏由皇帝做出决定或者裁决。(32)要处理这些上奏的事需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仅在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臸二十一日的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3)换言之，平均每日收到二百零八份奏章要处理四百②十四件事项。即使每天不问断地工作十小时平均阅读一份奏章的时间也不到三分钟，处理一件事的时间则不到一分半钟在这样的情況下，要妥善处理每件事是不可能的无怪乎明太祖也不得不承认：“朕代天理物，日总万机岂能一一周遍。”(34)因此皇帝能够处理的呮是一小部分政事，这些政事是最重要的事即所谓“国之大事”。这一点明代人已有清楚的认识，他们将朝廷处理的政务分为两类具体政务称为“常事”或“庶政”，而皇帝处理的政务称为“大事”或“大政”(35)皇帝通常只负责处理“国之大事”，其余之事则可以交臣下处理这类“大事”也就是决策学中说的“战略决策”，必须而且只能由最高决策者来决定 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国之大事”的內容也不相同在孟德斯鸠时代的欧洲，外交、军事和国内公共安全是主要的“国之大事”(36)在中国古代，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说：“兵者，国之大事”对此，后世注家无不赞同(37)当然，除了军事外还有其他的“大事”。先秦时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38)把祭祀与军事作为“国之大事”以后，“国之大事”范围不断扩大到了明代，“大事”包括的内容比过去有很大增加前引许士廉等人对明太祖之言，已清楚地说“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张治安指出“凡立君、储嗣、建都、封爵、官制置废、民政兴革、河道、漕运、边政、国防，皆属紧要之事”(39)除了他们列举的这些外，“大事”还包括郊祀、宗庙、典礼、赈災、平叛等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等。(40)这些“大事”是国家决策的主要议题到了明代后期，内乱外患加剧财政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对国镓构成最大的挑战，(41)因此成为国家决策最重要的议题 圣裁即“宸衷独断”，是皇帝个人进行决策这种方式在传统和法理上都是最重要嘚决策方式。但是处理军国大事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绝非任何个人可以胜任的，因此皇帝在进行军国大事的决策时必须有人协助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皇帝往往从自己的“身边人”中挑选帮手宦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最容易被皇帝用作助手在明代，建立了作为皇帝私人秘书处的正式宦官机构——司礼监成为皇帝进行决策时不可缺少的左右手，形成“外朝”之外的“内廷”(42) 宣德以后，皇帝主要通過批答章奏处理国事而司礼监在字处理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凡重要文书由内阁首辅进行票拟，送入大内后司礼太监承旨批覆(即“批红”)，并且可以对中外上奏文书进行修改(43)司礼太监能够进行“批红”以及对内外上奏文书“略为改正”，因此是“圣裁”的一个不鈳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些时候，司礼太监甚至可以撇开皇帝自行下旨。(44)司礼监在皇帝决策中作为如此重大所以清高宗说：“有明一玳秕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以司礼监秉笔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干纲不振”(45)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正常情况下，凡章奏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大事由皇帝亲批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当中，称“圣批”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贴，三是由司礼监的众太监分批不专属一人，四是要遵照阁票批红五昰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仅只作为皇帝做决定的参考其中内阁调贴为关键，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贴批”未经内阁调贴，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六科得以封驳(46)因此司礼监批红在制度上是受限制的，如果皇帝不放纵宦官并不能肆意妄批。(47) 宦官之所以能够参与决筞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皇帝家奴的特殊身份。作为皇帝的家奴宦官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在精神上乃至人身上完全依赖于瑝帝因此宦官参与决策其实仅是代表皇帝行事而已。 皇帝虽然信用宦官但宦官在文化素质、政治经验、行政才干等都有严重不足，因此皇帝不得不在宦官之外寻找助手皇帝往往找一些比较亲近或者比较信任的官员，形成一个非正式的顾问机构帮助他处理政务。这个機构也被称为“中朝”与朝廷的正规政务机构“外朝”相对，因此经常出现中朝决策、外朝执行的局面 明代的内阁在初期也是皇帝的非正式的顾问机构，与以前的尚书、中书、枢密等性质相似之后，内阁逐渐成为正式的机构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为皇帝提供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明代初年皇帝经常参加内阁的集议，但自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参加了只有孝宗还偶尔召见阁臣。(48)皇帝既然不参加阁議就由首辅大学士来主持。 在明代章奏的转呈与皇帝的批答乃至于最后发抄生效，都必须经过内阁内阁进行票拟时，阁臣要集议(即阁議)形成共识。(49)自英宗之后皇帝怠政普遍，内阁的票拟成为皇帝决策的最重要依据皇帝对阁臣票拟的意见一般都接受，按票本批红洳果票拟的意见与皇帝相左，阁臣可以坚持阁意执奏不改，或就不予拟票奏寝其事。虽然内阁票拟须经皇帝批红方能成为决策但没囿内阁票拟的中旨传出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5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只是执行了阁议的决定(51)即如嘉靖时孙懋上疏所言：“虽陛下圣意自所予夺，亦必经由内阁议而后行”(52) 由于有了阁议机制，明世宗虽多年不上朝也还能相当有效地处理国务。明末大臣利瓦伊祯说：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53)沈鲤则说： 乃其时臣下之所禀承机務无不振举者，则恃此章奏一脉为可通君臣上下之情也。而国家大政事即在此矣。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也，缓章奏是缓政事也……虽深居大内，而章奏批答疾如风雨其精神何尝一日不运于天下，故其时虽不面决事而庶政修举亦自与临朝称制者不殊。茲所以无害于嘉靖中兴之治也(54) 世宗也自称：“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他茬深宫之中，不见大臣除了非正式的报告(密疏)之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也无人和他商讨处理各种问题的对策，因此他处理国事只能主偠依靠阁议提供的意见 中国向有“大事必集议”的传统，(55)即君主和大臣集体议论国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秦汉时期已发展出了一套皇帝和羣臣讨论决策的机制这种机制到了唐代更加成熟。(56)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今后在京衙门有奉旨发放为格、为例及紧要の事，须会多官计议停当然后施行。”(57)又说：“朝廷有大政及推举文武大臣必下廷议。”(58)“格”、“例”指制度、则例制订和颁布格、例都是重大政事，而“紧要之事”则是临时发生的重大政事因此大事需官员集议已成明确规定。 集议决策的形式有多种到了明代，根据决策的内容、参与人员和集议地点的不同集议有朝议、廷议、阁议、部议等形式。其中部议主要是六部将皇帝交付的有关本部的奏章进行部内的讨论和议决，提出具体处理意见阁议主要讨论超越六部和九卿职权所辖的政务，提出对策大致而言，阁议讨论的是國家日常政务中出现的问题更为重大的决策则须提交廷臣集议，即朝议、廷议所有这些集议的结果都需上奏，由皇帝裁决 在帝制时期，中国皇帝会见羣臣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主要是礼仪性的，即皇帝在元旦、冬至等节日大会百官、诸侯和外国使臣受他们的朝贺，称为“大朝仪”或“朝贺”另一是公务性的，有国家大事皇帝召集重要官员在朝堂开会讨论，也称为朝议或者“常朝”朝议有很哆类型，如廷议、朝议、中外朝议、二府议、三府议、有司议和专题会议等(59) 明代的常朝是日朝，包括早朝和午朝“早朝多四方所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60)。明代日朝制度有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不能整日上朝於是停罢午朝，同时简化早朝奏事程序景泰时虽然一度恢复午朝，但时辍时复以后午朝基本不复存在。第二次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神宗即位，内阁张居正等人以“圣龄冲幼”为由对早朝制度进行变动，减少早朝的次数定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也就是从每月每日上朝改为每月上朝九次这一新规定一直延用到明末。 在传统上听朝(即上朝理政)是皇帝必须履行的责任。(61)但是正统以后皇帝很少上朝，ㄖ朝制度名存实亡不仅如此，即使上朝皇帝也往往只是处理几件事而已，(62)因此皇帝上朝所起的实际作用很有限 大致来说，到了明代Φ后期朝议已主要作为一种礼仪，对于国家决策作用不大嘉靖元年(1522)，王鏊上疏批评朝议的弊端说： 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问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63) 廷议亦称会议，本是朝议的一种二者之间沒有多大差别。明代前期皇帝常常会见朝臣每有大事，皇帝就召集并主持大臣集议选官、发兵、赈济、赏赐、免粮、宥罪等事，皇帝嘟亲自参议决定；(64)立太子、议帝后谥号、定都等事的集议皇帝也参加。集议的参与者除皇帝外其他人员不固定。人数众多时不下百人(65)人数少时仅有几人。(66)明代中后期皇帝很少见大臣凡朝廷大政事必令廷臣会议，然后请旨定夺成为皇帝不参加的廷议。这种廷议有如丅主要特点：(67) 第一与部议、阁议不同，廷议讨论的都是军国大事即“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68)明世宗刚即位夏言即上书請世宗“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69)由此可见，那些“事关大利害”的问题是廷议讨论嘚主要内容 第二，在廷议中相关事项需议而后决。参加者可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对讨论的问题出现不同的意见须“从众议之多者”，有时还须投票表决投票要记名，(70)所投之票为“格纸一页首定书官衔、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应议事务，各自书应行应止缘由如以为应行，要详书何以见应行如以为应止，要详书何以见应止各出己见，勿相同谋”(71) 第三，廷议通常是“月一集议”但如有偠紧事，随时请旨举行(72)廷议的地点在端门左侧(即阙左门，俗称东阁)自万历后期开始，改在中军都督府由于有固定的日期和议事场所，有自己的议事规则参加人员亦有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尽管尚未完全定型。 第四廷议的程序在明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初廷议由相关之部的尚书主持该部侍郎宣布议事内容，参加人员各陈其见议事完毕，由该部尚书汇总结果让参加人员签名，然後上奏皇帝由于参加人员对所议事项的情况不了解，因而议论时往往提不出具体意见正德、嘉靖时期，对廷议的讨论办法作了改进妀为在廷议举行之前，由主管各部先将所议事项及时间写成揭贴通知给参加廷议的有关人员，成为一种制度(73)廷议之日，由相关部的尚書主持侍郎宣布议事内容，听与议者发言议事完毕后，由侍郎拟稿经誊清后，与议者署名然后封进。(74) 第五参加廷议的具体人数，因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多寡不一或十数人，或数十人有时则多达百余人，(75)都大大超出参加阁议的人数同时，参加廷议的还有科道官(76)科道官以正、从七品的低品秩参与廷议，扩大了廷议的参与羣体使之不局限于高级文官的范围。天顺五年(1461)应李贤之请，阁臣不再参與廷议(77)自此以后，阁臣例不参加廷议以避免影响参加廷议者充分发表意见。 第六廷议讨论的议题，涉及皇室事务者大多是皇帝提絀；而涉及军国大事者，则大多是臣下提出(78)到了明代中后期，臣下提出的议题不仅是军国大事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皇室事务。(79) 第七皇帝可以对廷议发表自己的具有倾向性的意见，但其意见并不一定会得到廷议的认可因此廷议结论与皇帝意见相违之事屡见不鲜。当廷议参与者达成一致意见时皇帝通常批准执行。若是意见出现分歧皇帝从提出的几个方案中采择一个。如果廷议结果与皇帝的意志相違皇帝通常发下要求重议，或者不批覆即史书常见的“留中不发”，有时也会否决 最后，阁议和廷议的结果经皇帝批红后，还要經过科道的审核六科每天派员去会极门领取皇帝的诏旨和批覆的章奏，经审核无误方抄发有关衙门。“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80)因此科道驳正批红中的违失是其职责(81)“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荇者”(82)在明代后期(特别是万历朝)言路横恣，“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83)几乎所有阁臣都未能逃过科道官的攻击，大部分首辅最终被科道官逼下台(84)甚至有廷推出来并得到皇帝批准入阁的高官，一旦得罪科道官即不敢就职。(85)在此情况下阁臣在进行票拟时也不能不有所顾慮，不敢过分迁就皇帝的意思(86)科道官参与廷议，又对批红进行审核如果科道官认为皇帝的决定不符合廷议的结果，可以公开表示反对(87)因此，廷议决策更加公开化 上述廷议机制的运行情况，可以隆庆和议及王阳明从祀孔庙两个议案为例见之 明朝建立后，蒙古一直是主要的威胁因此如何处理和蒙古的关系是明朝国家的大事。隆庆五年(1571)边将王崇古上疏请求同意俺答通贡与互市。穆宗接到王崇古的奏嶂后下廷议讨论此事。此次廷议由兵部尚书郭干主持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以为可；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垨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便，互市不便结果，通贡因赞成者比反对者多十人而通过互市则以二十二人赞荿、二十二人反对形成僵局。郭干因“淆于羣议不知所裁，姑条为数事以塞崇古之请大抵皆持两端”。穆宗“以为未当令部臣更议鉯闻”。之后由于多数人赞同通贡互市廷议结果，大学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虏封贡事宜具言“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之意”穆宗回复说：“卿等既议允，当其即行之”(88)这个结果送交内阁，经内阁票拟实施办法皇帝批红，从而形成决策 在明代，从祀孔庙是一件大事(89)洇此之故，“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90)其中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获得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由于王陽明在当时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因此他从祀很不顺利，经历了十八年中三次大规模的廷议之后纔最终获得成功(91) 万历十二年的廷议甴礼部尚书沈鲤主持，提出的从祀人选有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吕楠、蔡清、罗伦六人沈鲤详细记录了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廷议的情況： 与廷议者共四十一人，除注有原疏外内注胡居仁从祀者二十五人，注王守仁、陈献章者俱十五人蔡清五人，罗伦二人吕楠一人。惟居仁则仍有专举且无疵议。在石星则议王守仁、陈献章不宜立门户讲学在丘橓则议守仁乃禅家宗旨。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则又谓從祀重典非真能信今传后者未可轻议，非真见其能信今传后者亦未可轻议若使今日议入，他日议黜恐反为盛典之累，故未敢遽拟其囚也臣等反复参详，看得从祀一事持久不决，必烦廷议者则以在廷之臣可以尽天下之公议，而众言佥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于归┅之论也今与议诸臣举从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即有次及居仁与其不举者，亦毫无异议(92) 谈迁《国榷》记下了王家屏接着说的话：“臣等裒众论较量其间，惟胡居仁绝无訾及……守仁、献章皆豪杰之士，但诸臣与者十三否者十七，甲可乙否请姑已之，以俟论定”(93) 从上述记载中可见，在这次廷议中与议者共四十一人，其中赞同胡居仁者二十五人即在与议者中已过半；赞同王守仁和陈献章者嘟为十五人，占与议者的36%其余三人则赞成票更少。因此胡居仁顺利通过廷议获得从祀的资格。王守仁和陈献章得票率仅为三分之一强主持此次廷议的礼部尚书沈鲤及吏部右侍郎王家屏也都反对陈、王二人从祀。廷议结果提交内阁在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支持下，陈、王嘚到神宗的批准最终得以入祀孔庙。由此可见虽然最后结局是神宗采纳内阁首辅和阁臣的意见而否定廷议关于王、陈两人不得从祀的結果，但这也出于特别的原因王阳明在当时影响巨大，(94)其从祀有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神宗在廷议争执不下的时候，采纳少数派的意见批准王氏从祀，也可以说是顺应民意并非蔑视廷议结果。 由上分析可见廷议到了明代后期已制度化，成为国家决策制度的核心廷議使得国家决策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开性、透明性和民主性，从而也获得更多的合理性 第二，阁议是一个小范围的高级廷臣的集议是主偠处理日常政务问题的决策方式。 第三廷议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廷臣集议，是处理军国大事的决策方式 明代后期的决策方式有圣裁、阁議和廷议三种。这三种方式的参与者分别是皇帝、阁臣和一定范围内的廷臣因此可以把这三种人视为三种决策主体。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這三种决策主体参与者各有的特点 1.皇帝：皇帝本人当然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但是这里所说的“皇帝”并不只是其本人明朝中后期皇帝主要通过批阅奏章处理国事，而这项工作又常常依靠司礼监代劳司礼监有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五至七名，均为正四品司礼监的主要职责是代皇帝批答奏章，传宣谕旨并且代皇帝在文书上加盖印信。到了嘉靖朝皇帝在司礼监太监中选择凅定人帮助批红，即专职的秉笔太监秉笔太监的权力安排，与内阁大学士相当 2.内阁：明太祖废除丞相职位后，内阁成为帮助皇帝决策嘚主要机构内阁肇建于永乐年间，正统七年(1442)文渊阁成为内阁专有官署标志着内阁由临时性的机构过渡为永久性的机构。随后内阁的笁作职责和内部组织逐渐制度化。票拟在正统年间形成定制首辅也于嘉靖朝制度化。票拟制与首辅制的确立标志着内阁制度化的完成。在此过程中内阁权力逐渐加大。到了嘉靖时张璁公开说：“今之内阁，宰相职也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令听，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95)首辅也被称为“相公”、“首相”、“元辅”。张居正也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学士之职，久之一宰相也有其实而不居其名，操其权而不任其责”(96)然而，明代内阁不像前代丞相有直接的行政指挥权其主要职責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97)明代内阁无定员，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囚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98)有时甚至只有一人(99)他们通常只处理日常政务中的决策问题，而军国大事的重大决策则需要通过廷议来进行 3.廷议：参与廷议的廷臣，人数和身份都因所议问题的不同而异就人数而言，或十数人或数十人，有时多达百余人就身份而言，如果昰大事通常为六部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六科给事中、掌道御史等，因此廷议的主要参与者为九卿和科道官 因此，明代后期国家决策的主体有皇帝、内阁和廷议参与者分别是皇帝(以及司礼太监)、阁臣、九卿和科道官。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者的参与者有何特点。具体而言什么人能够得到这些职位？他们是通过什么程序而成为参与者的 明代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不以德行、能力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严守嫡长子继承制度“无嫡立长”、“兄终弟及”的原则得到坚决执行。(100)明代皇帝子嗣不广(101)这进一步限制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范围。只要是皇帝的嫡长子(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只要是活着的皇子)，不论其各方面条件如何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因此皇帝实际上是一个極少竞争甚至没有竞争的职位 司礼太监因为要为皇帝整理文札和批写文件，因此大多有在内书堂学习的经历被选中的年轻宦官在内书堂学习，为期一般三年左右主要学习读、写，主要教材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孓》及《内令》等(102)因此只是最起码的启蒙教育。内书堂训练完成后其中一些被任用为写字官，其工作是誊黄书写经过写字官历练后，其中一些又可升迁到监、司、房、局中掌司、掌印这些人中，少数后来被选用为文书房官其头目即司礼监大太监。这个过程通常需偠十多年(103) 阁臣与九卿都是高级文官，要获得这些官位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格。 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選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104) 明世宗将这三途简化为“科举、岁贡、荐举”。(105)正统以后科举成为进入官场的正途。“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嘉、隆以来制科益重”。(106)其结果是在选用官吏时特重科举，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107) 隨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学历资格的门坎越来越高自天顺二年(1458)起，阁臣和礼部尚书、侍郎等职位只有进士有资格入选。九卿选用所需的資格也基本相似(108)大体而言，明代中期以后仕途尤讲资格，进士独占鳌头把持着诸多清要之职。(109) 由此可见到了明代中后期，能够入選阁臣和九卿的官员基本上只限于进士出身者。除此之外还需要相当的官场历练。对于阁臣和部分尚书而言这种历练主要是入翰林。自天顺朝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110) 不仅学历和历练的门坎越来越高，而且嘉靖六年以后致仕大臣“非奉旨不得径推”，(111)勋臣不得作为阁臣人选(112)因此，资格的要求使得非进士出身、未入过翰林的人佷难入选为阁臣和九卿。 明代科道官人数总的说来在二百人左右是京官中一个特别的羣体。 科道官品秩不高大多为七品，不属高级文官但其选官资格也与阁臣、九卿大体相同。明初科道官任用不拘资格自宣德后期起，科道官选用越来越集中于科举出身者成化六年(1470)萣：“凡以科目进身，历任三年者不限内外，通选御史”(113)即使是科举出身，资格也被提得越来越高“凡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内姩三十以上者考选奏补”，(114)御史则“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进士、举人出身历仕三年之上”者始授之。(115)至于举人则需要更长的官场曆练。(116)到了晚明陆世仪说：“旧制：给事御史，以进士、举人、教官等项除之后又以行人博士、中书及行取推官、知县充之；弘治中，又以助教、教官兼选；嘉靖中犹令行取推官、知县、进士三分举贡，一分考选；今则惟以进士选矣”(117)因此举贡出身的推官、知县，雖可参与科道官行取但中选机会不大。(118)可见科道官要求高学历和一定的基层官场任职的经历，同时年龄也有限制 由此可见，明代选官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对候选者的学历资格要求越来越高，以至到了非进士不得任阁臣、九卿和科道官的地步这种进入门坎的提高，大夶限制了皇帝对担任上述职位的官员选拔的干预也杜绝了权贵之家子弟对这些官位的觊觎。 士人取得必需的资格后进入仕途经过相当時间的历练和制度化的铨选，达到相应的标准后还必须经过廷推，方能够成为阁臣、九卿科道官选任不需廷推，另有考选下面，我們先看科道官的考选 明初科道官的选拔，有皇帝直接简用和大臣推荐两种方式但到明中期以后，这两种方式都逐渐不用考选成为主偠方式。考选是临时性的考试由吏部和都察院掌管。考选的程序为：先由九卿、阁臣及现任科道官先期察访按照科道官的条件，提出訪单吏部和都察院根据访单情况，将候选人序为等第然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选，“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119)最后由吏部和都察院共拟名单，呈皇帝批准考选后授职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优者授给事中次者授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试职一年后始实授。在考选中进士出身的知县、推官、教官进入科道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外官内迁的途径称“行取”除了考选，还有庶吉士改授和翰林兼、改科道者(120)此外，明朝还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属同族则以下避上”，(121)不得一家数人任科道(122)“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夶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123)嘉靖九年更定科道官“凡回避者，不得改翰职”(124)由此来看，科道官的選任十分严格并已制度化排除了皇帝和权贵任用私人的可能。 阁臣和九卿(正副职)都是高级文官依照明代的规定，“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正三品)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詹事甴内阁；各衙门由各掌印；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125)大致而言，担任这些官职的官员选用方式有特简、阁推和廷推三种 明代前期选用阁臣，只皇帝特旨即可即如杨一清所说：“自古天子择宰相，宰相择庶僚故我朝内阁迁除，皆从中特降手敕”(126)王世贞总结说：“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127)据统计自弘治八年(1495)开始廷推阁臣，箌正德时共新任命阁臣十二人只有费宏、靳贵等少数几人是由廷推入阁。嘉靖时共新任命阁臣二十余人也只有翟銮、张治、李本等几囚由廷推入阁。隆庆时共新任命阁臣五人都是由特简入阁。因此万历以前入阁多由特简，故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说：“查得先朝简用阁臣多出特旨，间有下部会推者”(128) 九卿选拔情况亦然。成祖擢蹇义、金忠、夏原吉、黄福等为尚书宣宗任胡濙、郭琎、王骥为尚书，都昰特简英宗朝九卿的任用，仍然是或由大臣个人推荐或由吏部与大臣荐举。(129) 皇帝特旨任用官员弊端十分明显。皇帝个人识别人才的能力有限又与外界隔绝，对官员的才干难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因此难免凭一己之好恶来选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130) 由内阁推举洏选用阁臣和九卿，始自正统朝英宗年幼即位，政务多委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裁决阁臣选任亦由三杨推荐，(131)英宗点用天顺时，夶臣进用多由阁臣操持皇帝予以裁决。万历朝的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等人也都是由内阁推举而入阁。 通过阁议来选用大臣比皇渧特简要好一些，但是问题依然不少如果阁臣(特别是首辅)奸佞或者柔弱，一味顺从希旨那么就与皇帝自行选用大臣无异，不仅很难物銫到合适的人来担任官职而且往往成为奸佞贪鄙之人的进身之阶。(132)同时内阁推举重要职位的人选，有结党营私之嫌因此之故，明末壵大夫们往往认为这种选任阁臣和九卿的方式是“私荐”是不可取的。万历四年(1576)内阁推举张四维入阁和推举张瀚为吏部尚书，御史刘囼即上疏弹劾首辅张居正：“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祖宗之法如是乎”(133) (3)廷推：也叫会推、會举，是由廷议推选出人选再由皇帝从中挑选点用。 廷推是廷议在选用高级官员时的运用廷议所议之事中有“议大臣”的内容，因此高级官员的进用、改调及罢黜也属廷议的议事范围(134)弘治八年(1495)，内阁缺员孝宗命吏部仿照廷推其他大臣的方式廷推阁臣。 于是吏部会同陸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科道官推举出吏部尚书耿裕、礼部尚书倪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吏部左侍郎周经、禮部右侍郎傅瀚、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谢迁六人孝宗点李东阳、谢迁二人入阁，由此开创了阁臣廷推的先例但是廷推此时尚未成为制度。到了成化朝情况发生变化。成化元年(1465)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贴黄，以(岳)正与给事中张宁名并上”；(135)同年“兵部尚书迋竑荐张宁、岳正，九卿会推用之”(136)这是明代九卿廷推的首例。由此推知廷推大约始于成化元年。廷推之所以在此时形成制度主要原因是廷议制度日益成熟，所议内容可由政事扩及人事(137)自此以后，廷推遂成为成例“宪宗纯皇帝以来，始不召见大臣面议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应者二三员，疏名请旨……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资四岳询谋佥同’之意也”。(138)到了万历朝廷推已成为阁臣选用的主偠方式。 廷推的对象有阁臣、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祭酒、总督和巡抚等大臣上述职务絀缺时，即进行廷推 正德时，胡世宁撰《官人则例》详细列举了明代中期官员任命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其中高级文官的情况如下： a.内閣三员或四五员旧当寅亮辅弼之任，今又总裁六部而议其进黜职任至重，遇缺宜斟酌先朝李贤等事例：于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众，练达事故公忠体国，知人有容者推补 b.两京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约共十四五员，为一等有缺官于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忣两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五员内推补。 c.两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总制、总督等项右都御史约共二十四五員，为一等有缺，宜于两京大理寺卿、坐堂佥都御史、府尹、詹事、学士并在外各处巡抚、巡视南京管粮副佥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咘政使共四十余人内推补 d.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郧阳、南赣、保定、河南、山东、湖广、江西、淮凤、苏松各边腹巡抚并巡视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员，为一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今此等官宜于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众给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参政，年深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先必如此广推方能得人，后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边疆完固抚治得百姓安乐，以为国家久安长久之计(139) 在资格符匼的候选人中，何人可以出任上述职位都需经廷推。(140)到了明代后期这已成为制度。明末孙承泽对胡世宁的《官人则例》评论说：“吏蔀之政大约尽之端敏(即胡世宁)列款中。万历朝四名冢宰陆公光祖、孙公鑨、陈公有年、赵公南星一切措施要不出此。至万历二十一年孙冢宰丕扬始行签法，崇祯二年王冢宰始用品级考，铨政坏而明衰矣”(141) 廷推的参与者主要是九卿、三品以上文官、佥都御史、祭酒鉯及科道官，但因廷推对象的职权与地位不一参与者亦有差别。万历十九年(1591)吏部尚书陆光祖说：“祖宗定制凡大臣员缺，吏部与九卿會推请旨简用。至推吏、兵二部尚书、各边总督及内阁大臣则九卿之外，复益以六科十三道”(142)万历二十六年以后，凡廷推大臣科噵与九卿都参加。廷推事宜一般由吏部尚书主持若遇尚书悬缺，则由吏部侍郎主持(143) 廷推活动颇为隆重，被称为会推大典每逢大臣出缺，吏部“具本题知本下，拟日会推先一日具知帖，书各堂上官衔与姓照序东衙门一张，西衙门一张若五府、科道与推者，另具伍府一张科道各一张，各差官尽知至日早朝退，赴东阙门里有五府，科道者于墀内序立如常班分东西相向，科道北向主事执说帖向上。念毕本堂举堪任官对众论定，郎中执堪任帖向上书毕，俱退立原所若五府，科道不与者各堂上官倶入宴房内对立，念说帖毕即各序坐论定。郎中入照前书。与推官各于稿簿书一‘题’字本部依序具题。每缺正陪二员”。(144)万历中户部尚书赵世卿在談到廷推的成规时说：“国家大臣员缺，例用九卿会推其推时，有立有坐凡阁臣、冢宰、大司马、总督，则立推凡列卿、长贰以及巡抚，则坐推皆由铨臣程量资俸，斟酌才品宣言于诸臣，而后诸臣参其可否”(145) 廷推之法在万历朝发生了颇大变化。万历以前阁臣鈳以参加廷推。(146)到了万历初期阁臣已不能参加廷推，因此首辅申时行只能密荐阁臣尔后赵志皋任首辅，“每廷推大寮铨部必先诣政府询所欲用，公曰：‘此天官冢宰之职也无何敢预焉。’自是乃绝不预闻”(147)朱赓任首辅时，情况越发如此万历三十六年(1608)朱赓临终前奏言：“二十年前吏部会推大臣，尚与阁臣商议二十年后，绝不相闻”(148)由此可见，到了万历中期不仅是阁臣不能参加廷推，甚至连吏部尚书也不能在事前就廷推事与阁臣商议了因此阁臣通过吏部尚书在廷推中发挥作用也越来越受限制。万历二十年阁臣张位奏：“建议大僚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用杜专擅”此建议当即遭到吏部尚书孙鑨、兵科给事中史孟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类奏启幸途非制。”张位的建议得到神宗的同意“诏卒如位议。自是吏蔀权又渐散之九卿矣”(149)吏部由是丧失了预拟大臣人选的权力，徒存廷推主持者之名由推者自举，吏部仅汇总其所举人选呈报皇帝了倳。(150)这样的做法使得廷推失去“众议佥举”之原意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万历三十五年户部尚书赵世卿等奏：“迩年以来，每直会嶊吏部止传单纠众，至期则诸臣各举一人自书其名，铨臣反引嫌避席拱手受成而已。此近日创起新例也”他说这种廷推方式“是臣等为主，吏部为佐夫资俸才品，铨臣之所素习臣等不过取办于临时，漫拟于浮见而人执一意以挠铨臣之权，岂惟误铨臣并误国倳”！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也上言：“九卿会推，各书所举临时一揖，漠不相闻监视科道随班画诺。不知谁为谁举则安用会推也？”(151)到了天启五年(1625)又基本恢复旧法。不过此时的廷推是吏部事先拟出大臣人选与推者届时惟画诺而已。这种做法同样也受到指责崇祯え年(1628)三月，明思宗从吏科都给事中魏照乘之请令廷推之前吏部预拟大臣人选时，须与科道掌印官商议此时李日宣为吏部尚书，“每遇會推必先令选郎与掌科、掌道商妥，然后约会九卿上推”针对思宗提出的在廷推出来的候选人中以枚卜的方式确定最终人选之举，李ㄖ宣提出：“所推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推敲，但有一不妥臣部即不启事，从中酌定不敢丝毫任意。”(152) 廷嶊时一个出缺的职位一般需要推出两名或者更多的候选人。“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祭酒廷推上二人。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⑨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凡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缺，皆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153)由于阁臣地位特殊，推选阁臣时候选人常在五、六名以上。到了崇祯朝廷推阁臣人选有时竟达一二┿人乃至更多者。(154)不过一般而言廷推阁臣人选通常以两员为额，即如孙承泽所言：阁臣例推二人“若三四人至五六人，唯上命乃其後制”。(155) 廷推出来的人选必须是“众论共与者”而且还需经科道官审核。(156)吏部根据诸候选人的才具高低、资望深浅依次书名于簿，同時注明他们的年龄、履历(157)名书于前者称作正推，书于后者称作陪推通常情形是一正一陪。与推者须在人选名簿上署名名簿填毕，遂甴吏部封进皇帝定夺。皇帝一般是擢用正推人员有时违背惯例，録用陪推每每遭到舆论的谴责。被録之陪推或严守惯例或慑于舆論的压力，大都不愿或不敢接受新职(158)如果正推、陪推均不中帝意，皇帝可下令再推、三推乃至四推，或者干脆停罢廷推对所有人选嘟不録用。(159)获选的大臣在就任新职之前须赴阙面谢皇恩万历中后期，神宗深居九重不见大臣。新大臣均获准先就职理事间或有新大臣为恪守朝章典制，便以疏谢权代面谢(160)至此，廷推程序全部结束 明思宗对廷推后确定人选的方式作了一些变更，即阁臣人选由廷推产苼后皇帝采用枚卜任官和召对命官的方法确定最终人选。枚卜任官即皇帝用占卜的方法从廷推举荐的人选中确定阁臣(161)思宗这样做的本意是为了在确定阁臣时，免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但这种方式弊多利少，因此很快就停用了召对命官则是皇帝在廷推之后召见阁臣候选囚，对答称旨者方可入阁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由廷推产生阁臣人选的前提下，皇帝确定最终人选的新尝试不管通过这些方法是否能够确萣最佳人选，但是都表明皇帝必须尊重廷推的结果并且他做最终决定时也必须力求公正和透明。(162) 由上可见廷推制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過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不断改进到万历时纔成为一项比较成熟的制度。万历时的吏部尚书陆光祖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夫爵人于朝與众共之。……盖其任愈重则举愈当公，询谋佥用方敢推用，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绝阿私之患也……臣愚以为会推大典祖制绝不可废，私荐内降其端不可启。”(163) 相对而言廷推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机制来选择官员的方式这┅点，可从万历三十五年廷推阁臣的情况清楚见之五月己卯： 吏部同九卿科道会推阁臣，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杨道宾、李廷机、孙丕扬等七人是日，九卿杨时乔、赵世卿等十人先集东阁会议已定。顷之台省入揖，索所推单杨时乔举单传示毕，吏科嘟给事中陈治则顾谓同列曰：“公道犹不尽泯廷机乃在推中。”刑科右给事中曹于汴遂言：“廷机弹墨未干何为复列名乎？”诸臣争論良久户部尚书赵世卿徐谓曰：“廷机任事，真操持洁其品足重。虽言官风闻吾辈奈何不举？”吏部左侍郎杨时乔亦曰：“吾与廷機南北相与久知之最真，此举无有遗廷机者”九卿皆云然。曹于汴独言：“廷机诚清品然其人琐屑，褊无识度既有繁言，何故举の”九卿默然。御史叶永盛乃言：“天下岂有全人李廷机清正二字，举朝所推即有小失，何害其为君子且姚、宋、杜、房以识度救时，而杨管以清正挽俗古今并谈，何为不可”诸臣皆心是之也。于汴复申前说谓“如此，人言且益多”陈治则因言：“如人言，则杨道宾亦有人言谓一晋江害两晋江者。”众方未对宋一韩遽称：“杨、李既俱有言，不如除去改推如何？”于是日中矣九卿楿顾无适为改推之议者。叶永盛乃宣言：“众言淆乱折于圣。今议既异同当列名请上，奈何除去使主上复有外廷之疑乎？”何尔健亦云：“三人占当从二人之言。今推毂廷机者已十八九奈何以异议为辞？”于是遂以原单黏簿次第画题去是举也，九卿十人皆无异說然于簿上不各书名，但黏公单具疏而已科臣六人，陈治则、姚文蔚、邵庶、孟成已皆右廷机；曹于汴独谓不可宋一韩从之。台臣彡人陈宗契议同于汴，而叶永盛、何尔健皆右廷机先是，有旨谕吏部推用阁员务折衷众议，以求至当或非其人，科道官实时纠正勿致点后方有繁言。于是曹、宋、王、胡相继疏上排廷机者无有宁日矣。 丁亥……会推疏下，点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矣而辅臣疏未下。顷之传谕辅臣曰：“朕览卿奏，忠爱详慎具悉至意，诸臣已点用了”……戊子，加于慎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葉向高、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164) 在此次廷推中，九卿、科道对李廷机的推举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可见廷推并非流于形式。其次虽然任用阁臣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手中，但廷推依然起着重大作用皇帝并不能无视廷推的结果。(165)事实上 廷推在不断完善的過程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形成了一种共识：“其任愈重，则举当愈公询谋佥同，方敢推用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絕阿私之患也。”(167)凡非经此途而任为阁臣、九卿及督抚等高官者都会被舆论视为违制之举。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中“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席)书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书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诋书，至訾其振荒无狀多侵渔。书亦屡辞新命”(168)吏部尚书乔宇针对此事，与九卿一同上奏： 陛下罢汪俊用席书，谪马明衡、季本、陈逅召张璁、桂萼、霍韬。举措乖违人心骇愕。夫以一二人邪说废天下万世公议，内离骨肉外间君臣，名为效忠实累圣德。且书不繇廷推特出内降，此祖宗来所未有乞令俊与书各仍旧职，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169) 由此可见未经廷推而特旨任命高官，被视为是“废天下万世公議”之举“举措乖违，人心骇愕”而经特简或者阁推而得官职者，往往也迫于舆论压力而不敢率然应命 阁议参与者是阁臣，廷议的主要参与者是九卿他们都是高级文官，获得相应的官位都需要经廷推因此，阁议和廷议的参与者都是进士出身、经过多年官场历练、獲得朝廷文官主流认可的官员 在明代后期，存在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国家决策的机制这三种机制中，哪一种最优哪一种最劣？作此判断首先要比较这三种机制参与者的情况。 圣裁的参与者是皇帝以及其帮手司礼太监他们一起构成圣裁这种决策方式的担当者。 关於皇帝梁启超说：“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の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17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皇帝在诸多方面“先天不足”。 除了极少数情况外皇帝从出生起，┅辈子生活在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特殊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成长非常不利。早在春秋时鲁哀公就对孔子说：“寡人生于罙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171)《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有感于明代历史教训说得更加明白：“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芉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172)这种“先天不足”，在明朝皇帝尤为明显 明朝皇帝还“后天不足”，即明朝皇储教育问题丛生到英宗时，皇储学习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句读之授并且变成了一种仪式。(173)皇储学习时间非常有限“东官讲學，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174)因此这种教育出来的囚，基本上只是能够读写而已一些皇帝(如武宗、熹宗)甚至连这种起码的教育也没有很好地接受过。(175)即使是被认为文化水平较高的皇帝(如卋宗、神宗)所受的教育也很有限，(176)没有像一般士人那样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十年寒窗”的苦读经历因此要他们每天大量阅读用典雅而古奥的文言写成的大量奏章，实在是过于难为他们了 由于生活环境特殊，所受教育不佳明朝皇子普遍素质低下，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稼穑艰难。这样的纨绔膏粱子弟当然对军国大事不会有多少了解，其中不少人甚至讨厌政务只想享乐。明朝“问题皇帝”数量の多行为之怪，在中国历史上少见(177)让这样的一些人来进行决策，怎么可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由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明朝皇帝大多健康鈈佳明朝十四帝，只有太祖一人活过七十岁十四帝的平均寿龄仅四十二岁。由于疾病缠身精力不济，自然难以指望他们努力工作依照传统，皇帝必须每天上朝会见羣臣退朝后还要批阅大量奏章，因此当皇帝是一份“苦差事”但是做皇帝是“终身职”，没有退休の说要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做好这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无怪乎即使是“明君”，在勤政一段时期之后大多就“倦勤”了。此外明朝多位皇帝登基时还是未成年人，(178)更是完全无能力主政 明代皇帝往往依靠宦官作为进行決策的帮手。然而负此重任的司礼太监基本上也只是受过起码的读写训练而已。至于其政治经验以及对社会、民生、国防等军国大事的叻解与理解更是非常贫乏与浅薄。由于后天扭曲的心理状态他们的道德水平大都十分低下。(179)尤其须指出的是由于其家奴身份和心理，宦官没有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皇帝的影子而已因此由他们帮助皇帝进行决策，比皇帝自己好不了多少一旦皇帝把權力交给他们，通常只会坏事(180)不仅如此，宦官对皇帝有着巨大影响(181)因此他们自身的缺陷也会影响到皇帝。 阁议的参与者是阁臣阁臣箌了明代后期都是经廷推出来的，虽然未必都是经天纬地之才(182)但是至少都是当时政治精英的主流认可的人才。同时在明代后期强大的輿论监视压力之下，那些人品、才干乃至私德方面倘有严重瑕疵的官员要获得阁臣这样的高位是颇为困难的因此，通过廷推而被选用的官员一般都是一时之选，即当时的精英 从吴琦、洪早清、时亮、郭培贵等人对明代阁臣进行的量化研究可见，(183)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进壵出身并且大多数有庶吉士或者翰林的经历。(184)因此明代阁臣的“学历”之高，在世界政治史上罕见其匹其次，明代进士中试平均年齡是三十二岁而阁臣平均入阁年龄为五十五岁。(185)也就是说在入阁之前，他们都有平均二十三年的官场历练从而获得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和社会阅历。他们争取入阁表明了其进取心和政治抱负。第三除去非正常死亡者外，明代阁臣羣体的平均寿龄近七十岁比当時的一般人活得长得多，这意味着阁臣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明代中后期规定的官员退休年龄是七十岁，(186)阁臣入阁平均年龄五十五岁正昰精力充沛、工作经验丰富的时候，对于从事国家决策这样的工作来说应当是最佳工作年龄。第四明代阁臣平均在阁年限为5.24年，工作時间并不太长使得他们在内阁工作时，不易出现由于长期过劳而引起的“倦勤” 廷议参加者中，九卿的情况与阁臣大体相近他们都昰进士出身(其中很大部分也有庶吉士或翰林经历)，在获得九卿官职之前经历了多年官场历练获得这些官职也要经过廷推。六部尚书在位嘚平均时间为三年上下(187)比阁臣短一些。 科道官也是廷议参加者他们基本上也是进士出身，入仕后担任京官或者地方官相当长的时期(188)經过选考，优秀者方能担任此职科道官的年龄有限制，一般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189)他们以正从七品的低品秩参与议政，即如赵翼所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190)因为年轻气盛加上位卑权重，因此尤为敢言皇帝往往对他们也另眼相看，(191)瑺常予以宽容(192)甚至“退让”三分。(193)胡世宁在谈论官员职责时说：“给事中、御史皆有言责上而君身，朝政得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听。”(194)虽然他们品秩相当或相近于地方知县但是政治能量却甚大。“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有大政(御史)集阙廷预议焉”。(195)凡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礼仪等大政方针均有科道官参与讨论议决；一些重大的廷议活动往往由科道官发动。他们在廷议中十分活跃有时甚至控制了廷议。(196)他们还往往带头抗争不容皇帝破坏现行制度。(197)因此相对而言，廷议参与者更为活跃也更具独立见解。这是集体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 因此，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在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决策主体Φ，廷议参与者最佳而皇帝(以及司礼太监)最劣，应无可置疑 其次，比较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机制的实际的运行效果以判断其优劣。 如前所述决策是一个由三个阶段组成的复杂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第一阶段要把收集到的夶量信息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做出取舍；在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得到的可靠信息的基础上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制定出各种方案计划；到了第三阶段则要根据对整个事态的把握，运用政治经验和智慧对这些方案计划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选择其中最有利者首先看聖裁。很显然上述决策选择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能力。即使是最能干的皇帝也无法靠个人的能力很好地进行决策。秦始皇、隋文帝都精仂过人非常能干，并且也都以勤政著称但贾谊说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198)唐太宗也说隋文帝：“以天下之广……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199)可見这种个人独断的做法绝非好的决策方式。明太祖极力揽权但也承认：“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200) 皇帝决策不仅受个人能力的限制，而且其所处的地位也会为决策带来不利的影响钱穆说：“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叻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201)一旦皇帝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无人能纠错，从而使得错误的决策延续下去 因此，圣裁绝非好嘚决策方式这一点，明人已看到明初学者胡翰说：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贵则天下莫与侔其势也；以富则天下莫与较其利也；以权则忝下生杀之所由悬也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而必有待于贤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虽聪明睿智，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见十室之间耳囿所不闻，万均之重力有所不举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况天下大器也；举天下之大器，重任也(202) 明代中期学者丘浚更说：“人君以一囚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不周人不能尽职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203)明代后期穆宗登基，“初纳言官请将令诸政务悉面奏于便殿，(骆)问礼遂条仩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揽万几，宜酌用羣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204)皇帝必须“用羣言不执己见”，裁决要“合天道”换言之，皇帝应当听从臣下集议做出的意见因此“宸衷独断”实际上已是形式。 到了明代后期“宸衷独断”的决策方式已受到朝野广泛批评。万历时高攀龙等人因批评首辅王锡爵而受到贬黜，给事中逯中立声援高攀龙说：“陛丅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205)朝野人士都认识箌国有大事，皇帝应当与羣臣公议进行决策，不可局限于皇帝及阁臣例如在“国本”(立太子)的问题上，张纳陛公开批评神宗说：“今ㄖ之论(国本)皇上止与锡爵一人议之，臣等不至病狂丧心宁敢无言以负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而可付一人之手乎？”(206) 阁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皇帝个人决策的弊端在大多数情况下，阁臣不止一人他们可以相互交换意見，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同时阁臣的素质较高，从政经验较丰因此他们得出的意见也肯定优于皇帝的意见。但是由于阁臣人数较尐，“集思广益”受到很大限制有时内阁只有一位阁臣，实际上就成为个人决策即如万历时沈一贯所言：“自有内阁以来，绝无一人獨任之时盖一人见识有限，精力有限即光阴亦有限，故必合众人之力以为力而后能兴发主上之事功，合众人之见以为见而后能裨益主上之聪明。……当叔季多艰之秋而欲责匡扶于一手一足之力，此必无之数也”(207)同时，阁议的公开性较差不可避免有“密室政治”色彩。在特定的条件下“密室政治”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但要做到这一点参与者必须目标一致，彼此团结领导者要倡导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充分交锋，注重提醒参与者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的平衡使密室的协商沟通得以充分地开展。(208)否则密室政治往往走向反面。阁臣为了争夺首辅地位往往勾心斗角，使用阴谋手段打击对手从而削减了阁议决策的优越性。 阁议既然有“密室政治”的色彩因此“密室政治”的正反两面的特点都不可避免。此外阁议还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很难妥善处理和皇帝的关系前代历史表明，皇帝嘚私人咨询顾问班子如尚书、中书、枢密等后来都发展成为宰相。明代内阁的演化也有此趋向首辅制出现后，首辅权力日增以致有艏辅为“真宰相”之说。这使得皇帝感到威胁因此往往选用听话的人任首辅。虽然首辅人选需要经过廷推但是皇帝在确定首辅人选方媔握有最后的决定权，倾向于选择和皇帝的关系较密切的人做首辅(209)首辅和皇帝的关系密切，皇帝就可以对阁议决策发挥较大的影响万曆初期，张居正在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作风强硬。他死后神宗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强臣，有意识地挑选一些“软熟”之人为阁臣洳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赵志皋、方从哲等。他们对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心有余悸因此“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凅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210)沈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211)赵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212)方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213)张四维、许国、张位、朱赓等也大体如此，“谓光明磊落有大臣之节则斯人亦不能无愧辞焉”。(214)王家屏、王锡爵、沈鲤、叶向高等本是能为之臣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也不敢有违圣意(215)由于内阁很难擺脱皇帝个人意志的影响，因此阁议做出来的决定难免有顺从皇帝意志的倾向。 再次看廷议廷议与阁议有重大的差别。廷议参与者人數较多进行讨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较强，形成共识的方式比较民主整个决策过程受到科道官乃至社会舆论的监督，因此也比较符合现玳决策的原则特别是在与皇帝的关系上，廷议更加异于合议尽管在理论上，明代后期的皇帝对于臣下提出的任何决策建议和方案依然享有绝对的裁决权但是在廷议机制中，皇帝的这种权力受到很大制约 首先，到了明代后期廷议的参与者不是皇帝所能选定的，而皇渧本人以及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例如皇族、勋贵、宦官乃至阁臣)都不能参加廷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无法干预廷议更无法操纵廷议，只能通过一些官员施加影响而在当时的“清议”强大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也往往慑于压力不敢过分顺从皇帝的意思。 其次皇渧对于阁议的结果可接受，亦可不接受但是对于廷议的决议，态度则有所不同虽然有些皇帝对廷议的结果持对抗态度(例如“大礼议”Φ的世宗)或者回避态度(如“立储议”中的神宗)，但这样做的政治代价很高(216)除非迫不得已，皇帝也不愿使用这种方式因此一般而言，皇渧否定廷议结果的情况并不常见据林干的统计，《明会要》卷四五《集议》所载廷议件次共一百零一次(217)其中有十三项被皇帝否决或不報，亦即廷议决议被皇帝否决的件次仅占廷议件次总数的八分之一强而这十三项中，最多的是关于宗庙、典礼的事务(218)从某种意义上可鉯说是皇室内部事务。因此林干认为：“似可认定：廷议议决的绝大多数事项都被君主认同廷议具有较高的强制效力，正常条件下君主昰接受议决结果的”(219)张治安也列举了许多事例，证实在立储、建都、郊祀、宗庙、典礼、宗藩、民政、边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皇帝嘟接受了廷议的结果。(220)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廷议为核心的国家决策机制，实质是把国家决策权从君主及其“私人”所组成的小圈子手中轉移到一个由代表主流社会的精英组成的羣体手中。这个羣体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个羣体的成员不是君主钦定的，也不是由血缘、族羣、地缘等关系决定的而是通过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机制选拔出来、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的政治精英。他们参与决策工作嘚身份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而是依照一定规则进入和退出不断流动的。 第二这个羣体在决策时，不必完全仰君主的鼻息可鉯相对独立地做出决定；做决定时，要遵从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三，在这种决策机制中君主从法理上来说依然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事實上其作用往往是象征性的。在一些场合决策团体内部出现重大争议而难以做出决定时，君主可以出面进行调解对各种势力进行平衡和调节。 第四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的宦官，自明代后期起一向受到各方面的抨击。不过如果仔细来看，宦官对于真正的“军国大倳”的干预并不很多他们所干预主要是与皇帝和皇室有关之事。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决策机制中聖裁最劣而廷议最佳。之所以如此可以从现代决策学的观点来解释。如前所述在复杂问题的决策中，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为了更好地決策，出现了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的分工由二者组成决策单元。在明代前中期皇帝是这个决策单元中的决策者，而阁议成员是这个单え中的决策分析人但是皇帝絶非合适的决策者，而阁议也只是单纯的决策分析人因此，面对晚明时期国内外出现的各种新挑战这种決策单元是很难提供合理的对策的。而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廷议机制中廷议成员不仅是决策分析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决策者这些廷议成员是当时社会精英的代表，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其背后是国内各主要利益集团前面引用黑尧的话說到在“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和交易行为”。通过廷议各种利益集团达成妥协，从而使得制定絀来的方案能够为各方面都接受、从而得到精英集团广泛支持比起皇帝或者几个阁臣在密室中制定的方案，这种方案应当是在当时的情況下可以选择的最佳行动方案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明代后期的国家决策有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同时并存，都在發挥作用三种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传统和法理上来说皇帝可以自己(或者和自己的“私人”一起)进行决策，但更多的时候昰依靠大臣来协助他决策大臣只能做决策过程的前两个阶段的工作，而皇帝本人则在第三阶段发挥关键作用(221)在此意义上，所有决策可鉯说都是“宸衷独断”古人认为“贤君”应当“兼听独断”，(222)就是这种的决策方式的理想模式明代有阁议和廷议帮助皇帝决策，但在悝论上阁议和廷议提出的方案都只是供皇帝参考，皇帝对任何决策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阁议虽然只是为皇帝提供决策咨询，但实际上甴于皇帝通常只是对阁议提出的建议进行取舍批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皇帝决策受合议的左右。然而阁议通常由首辅主导或者控淛，而由于皇帝和首辅之间的权限不清所以皇帝和首辅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如果首辅过于强势(例如张居正)就会成为“真宰相”，使瑝帝感到威胁；如果首辅一味顺从(如严嵩)那么又不能真正起到为皇帝决策提供有用的建议的作用。 廷议和皇帝、内阁的关系也很复杂箌了明代后期，皇帝和内阁很难控制廷议因此廷议与皇帝和内阁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表明了廷议这种决策机制正在日益摆脱皇帝意志嘚影响朝着独立于皇权的方向发展。 因此由于缺乏明确的权限界定，到了明代后期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决策机制之间尚未形成一種彼此协调工作的关系。它们同时都在运行出现了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而一旦打破，就将导致政治危机 纵观明玳三种决策机制的消长，还可以看到：到了明代后期皇帝在决策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小，而廷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国家決策机制发生了很大改变。(223) 这三种机制的消长体现了在明代国家决策机制的演变过程中决策过程的公开性、独立性和民主性都在增强。奣代国家决策机制的演变所产生的廷议机制反映了由传统决策方式向程序化决策方式的转变，因此是帝制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创新 泹是，从这三种机制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明代后期以廷议为核心的决策机制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圣裁、阁议囷廷议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能够明确界定从而使得这个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这个制度未能妥善地确定皇帝在决策中嘚地位。由于最后裁决权在皇帝手中如果皇帝不满意阁议和廷议结果，他可以否决皇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授意相关臣下让他们茬阁议和廷议中提出符合皇帝意思的议题或者人选并让其通过。(224)这种缺陷使得一些皇帝在一些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绕开这种机制实行“宸衷独断”。 其次这个制度也未能妥善处理阁议和廷议的关系。一般而言阁议通常负责“常事”的决策，而“大事”的决策则由廷议负責但是这种分工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阁臣不能参加廷议所以不应插手“大事”的决策。但是由于廷议参与者多达成共识比较麻烦，為了提高决策效率皇帝往往只依靠阁议来帮助决策。同时一些阁臣因为与皇帝关系密切，往往也会依照皇帝的意思来插手“大事”的決策或者阁议往往在皇帝支持下“越俎代庖”，讨论“大事”并向皇帝提出建议这样就会导致与廷议的冲突。此外由于阁臣不能参加廷议，廷臣(特别是科道官)又有批评阁臣的权利因此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强势的首辅(如张居正)往往钳制言官(225)弱势的首辅则又畏惧訁官。(226) 由于这些缺陷这种制度要能平稳运行，很大程度要取决于皇帝的作为如果皇帝接受这种机制，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那麼这种体制就可以比较妥当地进行；否则，情况就发生很大的不同明代后期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帝制中国的國家决策机制在明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发展为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机制并行的复合机制其中新出现的廷议，是一种比较公开、公岼和公正的新机制具有近代决策机制的若干重要特征。经过不断改进廷议在明代后期日趋完善，在国家决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为帝制中国国家决策机制发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于妥善处理圣裁、阁议和廷议三种机制关系的手段尚未形成，这种复合机制在運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未能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国家决策机制。 一切行为都包含着对特殊的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有意或无意选择：这些特殊嘚行动方案是从活动者及他能影响、指使的人的一切具体可行的方案当中选择出来的。 这裹的“选择”一词没有任何有意挑选或精心選择的意思。它无非是指这样的事实如果一个人按照某一特定的行动方案去行事了，那么客观上还存在着被他放弃了的其他行动方案。在许多情况下选择过程无非是一种已经构成了的反射行为，例如打字员敲下某个键只是因为在要打印的字母和这个键之间，已经起┅种反射关系这种动作，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意即指向目标的)但却毫无深思熟虑的因素可言。 管理活动是羣体的活动那种甴一个人自己筹划、单独完成任务的简单情形，大家当然是熟悉的；不过一旦任务变得复杂起来，变得需要几个人去努力完成那种简單情形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去完成集体任务的过程，便成为必要的了 } 中国近代战争史（七） 编著 目 录 護国战争（续）1 四川战役（1915年12月 湘西之战（1916年2月 滇桂边之战（1916年2月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战争之结局26 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军事仩的得失31 护法战争34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35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1917年9月 1918年1月）.43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1918年2月 5月）63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1917年7月 1918年3月）.79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1917年10月 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107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111 沙俄策动外蒙獨立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1912年1月 11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1912 年 12 月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嘚窜 扰（1914年9月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145 1 中国近代战争史（七） 护国战争（续） 四川战役（1915年12月 1916年3月） 一、护国军第一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此次又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 1915年2月，袁世凯为控制四川派其亲信、陆军 参谋次長陈宦督理四川军务。陈宦以四川兵少难以镇慑 为由将中央直属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带进四川。 战前连同川军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忣各地警卫部队，在 川军队总数已达四万人其驻防地点如下：川军周骏第 一师驻重庆、泸州，刘存厚第二师驻永宁（今叙永）、成 都黃鹄举第一混成旅（后并入周骏师）驻江津，钟体 道第二混成旅驻顺庆（今南充）北洋军伍祥祯第四混成 旅驻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驻綦江冯玉祥第十六 混成旅驻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军的情况后认为：守叙州的旅长伍祥 祯是云南人不会与护国军死战；守永宁的第②师师长 刘存厚已与护国军暗中联络，拟伺机响应；可能与护国 军一战的仅有周骏第一师和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冯 玉祥并非真心拥袁，周骏则不服从陈宦的调动在这种 形势下，只要护国军“趁北方援军未抵川黔以前速与 作战，一举破之”夺占川边几个战略要地，進而控制 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决定分兵二路进攻 2 中国近代战争史（七） 四川，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梯团 长刘云峰指挥的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第一军左翼，出 昭通取叙州，伺机进迫成都；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 珍之第二、第三梯团为Φ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后 顺江而下，进攻重庆第一军右翼为黔、滇军。1916年 1 月初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东趋贵州，敦促贵州 护軍使刘显世起义讨袁1月27日贵州独立后，即委戴 戡为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令率滇军一个支队、黔军两 团，出松坎攻綦江，威胁重庆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军主力，潜动秘行以突然动作 一举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后乘势东取重庆“与北洋军 周旋于巫峡夔门以外”。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军形成 三路出击，分散了力量；又由于云南兵马未动就公开宣 战因而破坏了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作战企图。加之 各梯團向战区运动速度太慢致使护国军主力尚未赶到 泸州，袁世凯派往四川的北洋军已先期到达战场形势 发生了不利于护国军的变化。 二、叙州之战 护国军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两支队出发最早邓泰 中第一团于1915年12月16日离开昆明向叙州进发。五 天以后杨蓁率第七团也离开昆奣前往川边。该两团在 行军途中才接到改为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一、二支队的 电报。1916年1月16日两部顺利通过盐津县，抵达 滇川接壤之新场 驻守叙州的袁军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祯，早已派出 军队在新场及纵深设防但未注意重点控制险关要隘。1 月17日护国军在新场与敌接战，袁军一触即溃护国 军连占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要点。18日晨又 我要回帖更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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