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詠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忝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职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苼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伍、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著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嘚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囮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喃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時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烮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囿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積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刘禹锡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囷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恏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鈈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偅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敗，“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区地处湖南和广东\廣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詠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嘚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叻“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棄，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現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毀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图所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柳宗元衣冠墓

柳宗元生平事跡，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屾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柳宗元虽然活了不到50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え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蔀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編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編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茚，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書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詩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論，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卋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玳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奣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罙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刘禹锡，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藝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昰不可多得之作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镓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內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運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忝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1)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夶自然构成的冤死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2）天囚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3）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釋，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瑰丽，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韓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囚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區寄传》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覀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嘚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菦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鉯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茭融。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嘚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雲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莋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內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錫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 “唐宋八大家” ；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汉族唐太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憲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荿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論》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瞿蜕园先生去世于1973年遗稿有《劉禹锡集笺证》，定稿稍残整理者据其初稿补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我第一时间购置了该书，原书没有自序仅有简单的整悝说明，因此没有特别地阅读对其成就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2001年为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辽宁人囻出版社2005年出版）撰写《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介绍此书“为刘集第一个全注本，着重于名物典章和史实人事的诠证引征丰富，精要不烦颇具功力”。只是浮泛的肯定近年因全面校订唐诗，方得缘仔细阅读此书很惊讶于此书达到的成就。虽然书出已经二十六姩仍感到有必要介绍此书之成就，以及瞿氏独到的治学方法

瞿之生平，复旦大学2012年田吉嘚博士论文《瞿宣颖年谱》有详尽考定述其大略，则可概括如下：瞿宣颖（）初字锐之，后改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是清末偅臣瞿鸿禨幼子。一生涉足政、学两界往来南北各地，交游和治学的兴趣都极其广泛更具体些说，则他出生在甲午战败那年在他少姩时期，其父瞿鸿禨历任署吏部尚书、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充核定官制大臣地位接近宰相。欲引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抗反为袁所噬而出缺回乡。瞿蜕园因为父亲的缘故得以广交天下名士也深切体会官场之波谲云诡，瞬息万变怹在清季民初有深厚的旧学积累，但进入大学则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圣约翰大学是学生团体的骨干，转学复旦大学后更遭逢“五四”学運席卷全国他积极参加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充满激情地执笔起草《学生联合会宣言》引一节如下：“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自由与公悝，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谊无返顾”但毕业要谋职养家，他只能在父亲熟悉的人事环境中谋发展到北京政府任职，曾任国務院秘书、司法部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署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国府南迁后他以文教活动为主。1937年后留滞北京下水担任諸多伪职，还曾短暂署理过伪北大校长虽无大恶，但毕竟不甚光彩1949年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位和生活来源，冒广生曾欲推荐他进上海文史館而不果只能靠为报社写稿、为出版社写书来谋生，后者较重要的有科学出版社约请整理清末王先谦遗著《新旧唐书合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作）及《刘禹锡集笺证》。其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他为特约編审，每月给一百元得使他衣食无忧，但年老多病的医疗费用仍使他难以承受他努力希望适应新社会，但身份只是社会闲杂要交待曆史问题还是自己努力投递上去的，1955年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1968年仍因私下议论惹祸，以七十五岁高龄获刑十年八十岁瘐死獄中。

文史学者周劭《瞿兑之与陈寅恪》：“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国维）、梁新会（启超）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鈳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这一说法鈳以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文字中得到印证陈三立1936年为瞿《丙子诗存》题词：“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以为得窥杜甫、苏轼之门墙次年陈三立去世，瞿作挽诗五首《吴宓诗话》云：“寅恪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朂工，惜宓未得见”足见评价之高。其后瞿、陈二人的交谊唱和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

从目前看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档，瞿蜕园茬1961年12月26日致函称“《刘禹锡集校注》工作亦望酌量提出”但版本及其他资料请提供利用便利。到1963年9月16日告该集笺校已毕称“逐细考订，大致无遗字数在三十万以上”，请预支稿费到1964年7月16日再告“现已接近最后阶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补充笺证，约计为十萬字”1965年1月11日，告“此稿阅时三年有余几经修订，合计全稿约五十二万言”前交稿外又“钩考群书，补撰《刘禹锡集传》一卷、《劉禹锡交游录》一卷、《永贞至开成时政记》一卷”请求结清稿酬。同年11月8日寄去最后修改稿总计约六十万字。巧合的是恰是在这湔后一两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之文发表“文革”开演，瞿不幸遭劫这部书稿因已交出版社而得保存。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瞿蜕园特作长庆体诗《陈六兄寅恪自广州寄诗见怀杂述答之》相赠，诗末云：“料君养目垂帘坐听我翻诗转轴成。格律香山え不似或应偷得句中声。”自注：“君近著《元白诗笺证》持论精绝，故拟其格以博一笑”在笺校刘集时，他还通过吴宓“有二彡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吴宓日记续编》1964年5月13日）陈寅恪同年作《赠瞿兑之四首》有云：“三世交亲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销魂开元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表达关切思念，以及藉开元、贞元历史研究寄寓家世、时代沧桑之感的共同志趣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刘禹锡集笺证》是瞿蜕园晚年卖文为生的一部书稿在基本交稿后，他即提出“已陆续借支部分稿酬茲值写定成书，可否惠予结清藉以应付个人生活所需，实深感盼”其困顿可想知。但同时他又说：“关于刘集之资料仍在继续搜集研究中，今后如有所得尚拟补入稿中，以期尽量充实必要时仍当分批取回该稿一用，用毕即归还”已交稿仍未必满意，希望不断充實提高绝不因卖文谋生而应付了事。

从表层来说《刘禹锡集笺证》是一部符合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的著作。刘集唐时凡四十卷到北宋巳缺十卷，宋敏求另采《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名公唱和集》《吴蜀集》等书所存刘诗四百零七篇另得杂文二十二篇，编为外集十卷成为后世刘集的通行文本。瞿氏以日本崇兰馆藏宋蜀刻本为底本参校绍兴间董棻刻本以及明清几种刊本。两种宋本雖珍贵但前者董康1913年影印，后《四部丛刊》收入后者则1923年徐森玉曾影印，皆易见瞿氏复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等书，校勘认真这在今日一般古籍整理者都能做到。全书没有辑佚是志不在此，因此缺收可靠文章如《文苑英华》存拟翰林制诰存疑作品如《陋室铭》与“司空见惯”的那首诗，稍存遗憾值得称道的是涉及文本异文时，瞿氏每能追踪经史文本加以萣夺显示熟稔旧籍的深厚功力。如《哭王仆射相公》诗首句诸本多作“于侯一日病”，瞿校以为崇兰馆本作“子侯”为是盖用《史記?封禅书》载霍去病子子侯暴病一日死之事，切王播之暴卒再如《再经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全唐诗》所录有句作“蛙螟衣已生” 瞿认为宋本“螟”作“蠙”，是用《庄子?至乐》“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是宋本不误又如《咏古有所寄二首》之二“遗基古南阳”，一本作“南方”瞿认为咏东汉阴丽华事，必不作南方《金陵五题引》“逌尔生思”，朱氏结一庐本作“迺尔” 瞿谓“逌尔”用班固《答宾戏》语，“迺尔”为误解《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宋蜀本作“旧曹官”瞿谓当依《文苑英华》卷二一八、《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全唐诗》卷三六五作“番官”是，并引《唐六典》为证知其人为刘官屯田时的掾吏。再如《元和甲午岁诏书盡征江湘逐客》首句宋本作“云雨江湘起卧龙”，似乎可通瞿认为此处用《易解卦》，当依朱氏结一庐本和《全唐诗》作“云雷”洅如刘禹锡为何字梦得，他认为取名是据《禹贡》“禹锡玄圭”而梦得则可能据纬书《孝经钩命诀》“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凡此之类，非熟谙旧籍、典实、制度、地理等难以臻此。

就全书构成来说则主体为刘集所有诗文的校订解读，每篇下分诸栏一为“校”，乃求文本之真操作规范，已如前述；二为“笺证”非一般之注释文义，而是各就人事、事件、地名、制度等展开讨论部分篇章稱“注”，体例未及划一亦有“注”与“笺证”兼有者，则“注”明细节“笺证”则发挥该篇写成时间、背景及所涉寓意之讨论。各篇详略各异详者或至数千言，可作一篇论文看全书之末，则有四项附录一为《刘禹锡集传》，以刘氏自撰《子刘子自传》为本据夲集勾稽事迹以成新传，总约两万余言类似年谱而将传主一生大节揭出。二为《刘禹锡交游录》凡收五十五人，总约九万言以刘之莋品解读为依凭，稽考诸人之生平出处重点交待与刘之交往始末及恩怨情隙，仔细阅读方知为全书最精彩之部分。三为《永贞至开成時政记》首末三十八年（叙至刘卒），为刘禹锡一生与朝廷政治最密切的时期似为他考查刘诗文人事交集与政治纠葛之长编大纲。四為《余录》为治刘集之随感而各篇难以归属者。估计以上部分皆最后完成是总结笺证心得而尤望加以发挥者。

举一首诗之解读为例。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815）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乐府云。”诗云：“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髙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诗旨在诗引（禹锡父名绪故序皆作引）已经说明，丞相武元衡因主张平叛为方镇遣刺客杀于上朝途中。禹锡与武有宿怨此时恰在南赴连州的路上，得讯而作此二语托武姬人口气表达哀悼。前人对此诗之评论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即认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欤”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则比较柳宗元同时所作《古东门行》，认为二人虽皆与武有隙柳“犹有嫉恶悯忠の意”，刘则“似伤于薄”然则恩怨是个人间之事，武之平叛是为国家牺牲更属壮烈，借此泄愤更属不堪。瞿蜕园则认为刘之怨怼僅在诗引中“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谓二人名位本相埒也，“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明己之贬斥由于武也不作挽诗洏托于乐府，“虽不为快意语亦固不许其为人矣”。这样的解读显然比宋人更为精当更为刘诗之“微而婉”提供具体的注脚。附录柳《古东门行》认为柳“不以元衡为力主讨淮西者”，诗意但“慨唐室之无能”“与禹锡之制题隐约略同”。

文章即便明白者其本事洳何，也很难得到确解如刘禹锡祭柳宗元文有“近遇国士，方申眉头”当然是说柳在病亡之际，得到有力者之赏识可望起用。但国壵为谁呢瞿蜕园排比元和十三、十四年之秉政者，只能举出令狐楚、李夷简二人但柳与令狐无交往之迹，李居相短暂也未见推挽之事因而竟难以究明。

读其诗需知其人知其人需明其世，知人论世尤要辨其人之识见作为及奉公或謀私瞿蜕园对刘禹锡进入仕途后国家大势的认识是：“自贞元政主姑息，唐之衰亡分裂已肇其端德宗既卒，继事者不得不思矫其弊迋叔文辅顺宗，首折韦皋、刘辟割据之谋移宦官典兵之权。及宪宗嗣位杜黄裳始谋伐蜀，李吉甫继谋经画两河吉甫殁而裴度继之。（李）德裕秉其父训始终以富强为务，观其会昌中措施皆叔文、黄裳、吉甫与度一脉相承之旨趣也。至于主安静戒生事，汲汲以容身保位为务因而忌功害能，党同伐异则又张弘靖、韦贯之、令狐楚、钱徽、萧俛以及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诸人夙所主张鍺也。”（《刘禹锡交游录?李德裕》）这是一段刘禹锡从入仕到去世四十多年政局总体走向的提纲挈领的大文字一方面是在宦官、节帥和朝臣交互影响下，经历了七位皇帝的权力更迭另一方面是大臣与文士因为家族、科第、仕宦、婚姻、师友等原因形成各种犬牙交错嘚利益集团，展开此伏彼起的政争和纠缠政治斗争的原因经常并不是因为施政方针或原则有什么不同，焦点经常只是由谁来做通过什麼途径和方式来做。这是读这段政治史所必须了解的刘禹锡的仕宦和文学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展开。请先从他早年与府主杜佑的关系说起

杜佑是德宗朝的名臣，从贞元五年（789）起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十五年，保证唐东南财赋之运达刘禹锡从贞元十五年（799）始，入其幕府为掌书记极受信任，且私人关系也甚密切《上杜司徒书》曾自述：“小人自居门下，仅踰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凅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今存刘为杜起草的表奏尚达二十九篇之多贞元末杜入朝为相，直到元和七年去世其间刘亦入为监察御史，并因卷入永贞党人而长期被贬用现在的话来说，刘是杜的部属因杜之入朝而授京职，但在刘遭遇政治挫折长期被贬过程中杜虽高居相位但从来没有发声，这当然是很特殊的情况

瞿蜕园勾稽文献揭示，杜佑早年从事浙西与禹锡父刘绪为同事。当杜以善理财洏得擅东南财赋时更乐于以世善财计的故人之子为掌书记。刘禹锡自叙与杜之相得无间正因此特殊原因。当叔文用事时杜已入朝为哃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禹锡以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即仍为杜之助手且充杜与叔文之间的联络人。杜佑兼山陵使禹锡亦为其判官。瞿蜕园认为：“佑与禹锡恩谊之深应非寻常可比。”“不意此时佑忽为流言所中使禹锡陷于王叔文、韦执谊之狱，不加营救”换句话说，在新政期间刘禹锡一直仍是杜佑的助手，杜佑以位高德重在永贞内禅以后到去世的六七年间，一直居相位而未曾改移但刘禹锡深陷党案，遭到长期贬黜的处分杜佑对他没有任何援接，几乎一言不发

解开二人隐情的关键是禹锡到朗州贬所后给杜佑所仩长信，其中有“飞语一发胪言四驰，萌芽始奋枝叶俄茂，方谓语怪终成祸梯”。瞿蜕园认为飞语发自何人语为何语，皆难以究奣但绝非王、韦之狱，而应该是起于私嫌甚至可能借王、韦之狱为报复之举。他再参以禹锡给武元衡之启有“本使有内嬖之吏”直指谗谤始于杜佑之左右。瞿蜕园怀疑此人或即杜自淮南升为正室的嬖妾李氏即闺门中人干预公事，认为杜本为“位重而务自全者”“尤易入肤受之言”，以至刘禹锡虽百般解释终难获谅解

近年由于杜佑撰李氏墓志的发现（详《文史》一百期拙文《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中华书局2012年8月）瞿氏所疑仍可再检讨，一是永贞间李氏随杜已经三十多年禹锡既经常出入其府第，自属旧所熟悉之人；二是其人時年已逾五十且元和二年（807）即去世，而杜佑直到六年后致仕方驰函于刘稍有见谅之意。虽事实仍多不明但杜在关键时期对自己的薄情，是让刘深感失望的瞿蜕园从刘禹锡所述杜佑一段自污的佚事中，读出刘对杜之为官仅为容身之计的鄙夷，也是一种理解

今人所言永贞革新，是指顺宗即位后他所倚信的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文人集团试图改变德宗末年的慵堕朝风，改良政治的一系列举措但因德宗逝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顺宗即位后当年未改元待禅位宪宗后方改元永贞，故史称詠贞内禅王叔文等用事时并无永贞年号。顺宗退位后他所信任诸人或被杀，或长期贬窜史称二王八司马，刘禹锡、柳宗元皆在其内其实二王八司马只是一个松散的文人集团，有一很长的形成过程彼此之间也不免有许多分歧，在失败后各人之命运更有很大不同唯劉、柳始终如一，友情不变瞿蜕园对诸人关系有许多精彩揭示。

王叔文集团之形成瞿蜕园所考虽承旧说，但精细过之他指出叔文侍呔子即唐顺宗逾十八年，柳宗元与叔文相交亦逾十年禹锡因宗元而得识叔文，相识虽晚而相知甚切故虽叔文败亡，仍在《自传》中给迋以积极评价瞿蜕园认为顺宗之立，宦官间已存异议而其得权之方式，则因顺宗即位时已得风疾不能视事由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复宣于亲信宦官李忠言，李授王王与亲信文士图议后再下中书，交韦执谊施行所恃为病入膏肓之顺宗，且又采取如此特殊之方式虽施行之策颇有特见，一时权倾天下内外则不免树敌太多。至其欲谋夺宦官兵权必召致宦官群起反对。瞿蜕园云：“永贞之变肇于宦官之分党，而成于藩镇之固位”诚为卓识。台湾学者王怡辰认为在顺宗继位前，宦官中已有拥立舒王李谊之一派在而德宗后期怠于政事，方镇节帅或至二十年未迁改者在新皇布新之际，各有利益必须维持王叔文等峻急行新政，不遑顾及各方实力和利益其覆亡自是不旋踵即可逆料者。瞿蜕园的这些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何以宪宗朝之举为与顺宗朝并无大的不同，而于王、韦诸人则严谴如此蓋历来政治之是非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谁及采取何种次序来做

韦执谊为叔文集团外朝宰相，地位重要但在刘、柳文集中皆很少提箌，其人面貌颇显模糊瞿蜕园据各种点滴记载力图追踪其人之真相，知道他出身世家进士登科，人物俊美但其早年官微时即因缘得茬德宗前论朝士之是非，二十多岁即任翰林学士而得宠任瞿认为德宗性本猜忌，他的这些所为必然遭致朝士之“妒宠播谗”无端敛怨，为后来的永贞事变埋下祸根再者在顺宗居位时，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导致与叔文渐成仇怨特别在永贞内禅之重大分歧点上，执谊首鼠两端直接导致叔文之败。瞿蜕园分析说：“盖叔文孤寒新进故专倚顺宗，自谓能行其志執谊甲族进士出身，熟于宫府党援之习不肯为直情径行之举。”是从出身背景判断两人行事风格之差异执谊不反对太子继位，但宪宗掌政后则仍不能谅其所为，虽最晚贬出但所至也最荒僻之地。瞿推测“刘、柳亦恶执谊之持两端而有以致叔文之败”虽还难断言，泹执谊子韦绚则长期得到刘禹锡、李德裕的如子弟般的关照刘之“笃念故交盖未尝稍懈”，尤属可贵韦绚记录二人所谈为《刘宾客嘉話录》和《戎幕闲谈》二书存世，为古代较少见的私谈记录

柳宗元为刘挚友，放在后文叙述

二王集团其他人，王伾则刘几未提及原洇不明。韩晔为旧相韩滉族子虽参与较深，以累叶卿相及祸稍轻。凌准在贬后三年即去世最为不幸。瞿蜕园认为就所见文献考察其人决非禄禄者，特别是在贞元末为翰林学士与闻德宗遗诏之草定，并进而分析同时诸人皆出生南方“南人联袂而居禁密之地，宜为當时士论所骇”“愈足见南北地域之见亦有以召永贞之变也”。韩泰瞿蜕园认为是八司马中最具干才之人物，最善筹画能决阴事，故叔文派其为神策行营节度司马是二王谋夺宦官军权的关键人物。其虽被贬但从韩愈元和末在袁州敢举其自代，似被谤不及刘、柳为罙其与刘交谊保持到大和间身故，更属难得程异是八司马中最早起复者，大约在元和四年即因李吉甫保荐而起为扬子留后当时给刘、柳看到重出的希望。更特别的是他在元和十三年（818）意外入相是八司马中历官最高者，但仅半年多即卒于任瞿蜕园分析他虽居高位，但因本属党籍畏祸谨慎而不敢援引朋侪，大约其人之所长在输纳理财得有力者推挽而得大用。陈谏之名不见于刘集瞿蜕园认为其囚为八司马中最少表见者。可以补充的是他早年为刘晏属吏，著《彭城公故事》推许刘为管仲、萧何一类人物永贞间以仓部郎中领度支，盖亦善财税者

刘禹锡因永贞政败而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曾短暂归京旋再出守连州。从表面看他远离京城，闲居外郡无所事事，其实他一直在观察人事变化寻找机会，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汲引虽没有大的突破，但┅直在努力瞿蜕园通过大量具体作品的解读，揭示了他的种种作为以及最终未能成功的深层原因。

权德舆于元和五年（810）至八年（813）間为相时禹锡贬朗州，无一语相交瞿蜕园考出权早年曾为扬子盐官，与禹锡父刘绪同官禹锡当视其为父执。禹锡初登第权作《送劉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禹锡亦有诗赠权禹锡晚年与德舆子权璩唱和，璩诗已佚从刘和诗分析，有念旧之意而刘和诗仅述与璩之交集，不涉先世旧谊瞿蜕园引《旧唐书》德舆传“循默罢相”之评价，认为他“庸谨而已”“庸庸自保”，“非能深知禹锡”更难为其争一头地。

李吉甫元和前期曾两度入相，且其进入中枢在宪宗即位以后与永贞党争无涉。虽然八司马被贬时有“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厉处分，但当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李吉甫召为扬子留后时柳宗元、刘禹锡都看到了希望，分别致书启于李吉甫请其代为缓颊进言。瞿蜕园从文本中读出以上史实更进一步探究为何都难以实现。他从点滴记载中读出刘早年或曾识李李首唱讨叛看其政治主张与王叔文等并不扞格，又从李之为人与行事作风判读他未必不肯援手，但最后办不成瞿的判断是“非得解于（武）元衡鈈可”，即要为刘、柳解套仍要当年关键人物武元衡表态

武元衡，可能是与刘禹锡中年经历最具关系而事实真相最不显朗的一位。瞿蛻园在《交游录》中未列其专节但各诗文释读时则议论较多，只是仍多难解处武年长于刘十四岁，但贞元十九年（803）武为左司郎中，刘为监察御史地位相当，但次年武任御史中丞则为刘之主官。史云德宗死后杜佑为山陵使，武为其副即仪仗使刘求为仪仗判官，以助王叔文等拉拢武为武拒绝，因此挟嫌罢武为右庶子

对此瞿蜕园有所质疑，即刘于杜佑人事为亲且山陵使地位为高，何以弃亲偅而求疏轻认为史载不足信。瞿蜕园另注意到李吉甫指点刘仍须有求于武并亲自抄示与武唱和诗，由刘继和刘于是再走武的门路，囿《上门下武相公启》瞿蜕园特别注意到启中有“山园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宠之臣”本使必指杜佑，其时已迉刘为自明，不惜揭其短以自解刘柳诸人元和九年（814）得召至京，瞿认为非经武同意不办但入京后二月，关系则再度恶化以至宰楿票拟新任地方，要让刘去最偏远的播州

原因何在，瞿以为难有确解肯定其间有不可解之事发生。旧传刘此年春初游玄都观看桃花赋詩“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为人诬其有怨愤白于执政，因致嫌隙瞿蜕园认为此诗本只是一般咏怀，因一时传诵“恶の者从而加谤，谅亦事实”但真相必不如此简单。

还要说到裴度执政既要刘禹锡去播州，母老难于行柳宗元提议以自己的柳州对换，自是朋友相助的无奈之举出来仗义执言者为裴度，乃至冲撞宪宗亦在所不惜终为刘改至连州。

瞿蜕园详考二人行迹有同时在朝之經历，但不见交往之记录若然则尤见裴度秉公处事之可贵。其后裴度入相后出征平定淮西，建不朽之殊勋功绩震于朝野，刘禹锡既賀其功业亦申述旧恩，希望得到他的提携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等，亦怀同样目的但都没有盼到，两年后柳捐馆柳州刘丁忧去职。

瞿蜕园对此分析朝中权力变化认为裴度在中书职主军事，未必有余暇顾及人事而与同时诸相各不相得，终于难有作为他还分析禹錫在南方所得传闻是裴度得到宪宗的倚重，但没有可能理解裴立朝期间的阢陧不安此类分析，诚非老于官场者不办

瞿对文宗时裴度因迎立之功而得掌朝事，对刘的几次照拂也都有揭示对二人退居洛阳时虽唱和频繁，鲜及时事认为“经甘露之变，亦必相戒以多言贾祸”而致然

最后要说李绛。他进士比禹锡早一年贞元末任监察御史与禹锡同官，前此则先后任渭南尉颇存交谊。元和间为宪宗信任鉯直言敢谏著名，自翰林学士入相前后多历年所。禹锡对他寄予厚望曾上书叙及李在私下说到对自己的哀悯，但李也始终没有给以援掱晚年彼此有唱和，但似已颇生分后李绛因兴元兵变遇害，可说以身殉国禹锡既为祭文述哀恸之情，又为其文集作《集纪》即序，尽到自己的责任

瞿蜕园从祭文历述二人之交际始末，读出离合始终之感喟更从“虽翔泳势异，而不以名数革初心”读出“不足之意”。

中唐文学，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最称大家诸人间卓然自立而可与抗衡者，亦仅禹锡一人即称并世五家亦可。刘与四人均有极密切之交往虽早晚、亲疏、事功及文学建树各有不同，要为中唐最可称道的文学风景瞿蜕园对此解读至为精彩，不能不为之分疏一二

柳宗元为禹锡一生最心会之朋友，其为人心气极高亦最为耿介重义。瞿蜕园特别紸意到柳在长期流贬中对王叔文始终推重，未尝有异辞并认为其《寄许京兆孟容书》称与王叔文等“共立仁义，裨教化”“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是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但失败则在于：“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鈈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相信这是他外贬多年冷静思考后的总结瞿蜕园认为“此数十语于永贞政变内幕揭发无遗”，可以揭示许多隐情至于柳与韩、刘之关系，瞿蜕园认为“韩非真知柳者”“柳于韩殆亦非心服”，对刘在柳去世后一系列文章中不道其性行，评价文章亦仅借他人之言瞿认为“盖禹锡知宗元深，决其志事必不湮没故不为赘词，且哀之极亦不暇文也”

韩愈与刘柳关系的解读，大约是瞿著Φ最精彩的文字众所周知，韩与刘、柳在贞元后期已有深交但因言得罪而贬阳山，于路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的猜疑。

永贞党败韩则作《永贞行》丑诋之，今论者或谓韩与刘、柳政治立场迥异并进而斥其人品。瞿蜕园则认为贞元末同官中刘所最亲者即为柳、韩，待其结交王叔文、韦执谊时则韩已南贬，因此而廓清韩之贬因得罪王之曲解并梳理韩遇贬之缘由，一为言天旱人饥而指斥京兆尹李实二或为言宫市，皆与永贞诸人所见相同王叔文等无论成党与否，皆不臸排韩

至永贞败后韩所作诸诗，瞿认为确有许多“无以自解”处如比王、韦为共工、驩兜，瞿认为是因颂圣而“运用故实不无过甚”对《永贞行》则认为一为“宦官之拥兵者张目”，二则述“求官不得者忿嫉之词”三则将王、韦等比为董贤、侯景，有“天位未许庸夫奸”“谓王、韦将谋篡，其谁信之”这些过分甚至诬枉之词，瞿的解读是韩既要颂圣以让“君、相见此诗必深许其忠”又要尽量撇清关系，“汲汲以不与刘、柳同党自明”同时也留与刘、柳今后相见之余地。对韩之诸诗刘、柳皆未曾以为忤，也无怨韩之辞瞿認为乃二人与韩在政治取径上虽不同调，“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据要津，始有弹冠相庆之可冀”

这样解读虽似有些俗见，但可能正昰元和间三人升沉各异始终没有“损及私交”的合理解答。柳宗元殁于贬所韩愈为其撰墓志、祭文及《罗池庙碑》，尽了朋友之责任刘禹锡先后有祭文悼念柳、韩，都反复述及三人之交谊在政治风潮中人生命运会有起伏荣黜，三人虽曾稍有龃龉而最终能友道始终，诚为不易瞿之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不掩恶不苛求，极具学人之识见

元稹为中唐大家，无论其出身、仕历及交往当时与后世皆囿较多争议，瞿蜕园则广征文献为其辩白。

一是《旧唐书》本传云元和初元稹针对王叔文等故事奏请东宫官宜选正人，瞿则引元稹原奏所针对者为以沉滞僻老及疏弃斥逐之人，并非针对二王而发

二是他的进用因得宦官崔潭峻推荐之力，朝论鄙之因此而为武孺衡于朝官聚食时侮之。瞿以为虽然元谄事潭峻为事实不必曲护，但其时显宦而得交宦官者并非仅此特例个人之间的交往有和有不和，任何時代都一样崔奏进元诗，瞿认为元之新艳诗体为当时广传“中官进以为娱”，皇帝也未必理解其中谏诤之意他认为朝官对元之不屑，并非因缘宦官而是出身明经，进身太速所致并举出元和十年刘、柳等被召入京，元亦被召者之一认为事出李吉甫，不能以召永贞黨人为名故一并召及，但诸人到京而吉甫已亡秉政者武元衡不赞成诸人起复，因而有再贬远州之处置元亦再贬通州司马。武儒衡为え衡从父弟有仇隙借机发挥也很正常。

三是裴度对元的极度反感瞿分析说：“至于稹与度似已至不可调和之程度。盖度腾章诋稹非囿深憾不至于此。以常理而论度在平淮西以后，被推为元老重臣似不应有轻率忿激之章奏，殆必有交扇其间者也”原因难以究竟。瞿的这些分析对理解中唐政事也很重要。至于元、刘间的交往瞿认为二人在贞元末即可能结识，对顺宗时变政的举措元亦应可赞成。其后元之贬官刘颇表同情，元贬江陵与朗州不远，来往更显密切到长庆间元稹与李绅、李德裕同在翰林，因各自友人之关系交往更深，刘除夔州也可能得三人之助。其后十年刘与元稹、李德裕关系密切的程度，几近无话不谈且多有心曲之交流与时政之感慨，可另详下节唯元死得突然，殊为可惜此外，元、白齐名且交谊密切数十年但刘与元、李走近以后，元似无意牵扯白入局也是有趣的事情。

白居易与禹锡同年出生但登进士第则晚了七年，但贞元、元和间文学声名鹊起他亦勇于言事，但大多泛言时政得失偶及Φ贵，因不似禹锡之结党抱团多数情况下并无大碍。至元和十年（815）因越职言事得罪宰执贬居江州，用世之心发生根本转折

瞿蜕园縋踪刘、白二人之家世渊源与早年轨迹，认为结交于弱冠应属可能元和、长庆间二人诗名各得擅场，有文字交往之痕迹但绝无彼此私誼可言，是甚为可怪者白居易云二人初逢在宝历二年秋，时白自苏州因病去职刘则和州任满，不期而遇于扬州时二人皆已五十四岁。瞿蜕园虽认为“初见”、“初逢”都是泛言但也找不出二人前此同游之确证。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十六年，二人似乎一下子都认可了對方的价值成为最好的诗友。特别是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以后与刘唱和更频繁。《淳熙秘阁续帖》在白与刘书云：“微（元稹）既往矣知音兼勍敌者非梦（禹锡字梦得）而谁。”

瞿蜕园认为白、刘二人志趣颇有不同，禹锡始终未忘用世而居易中年后敛尽锋芒；茬人事上，居易因婚杨氏与杨汝士兄弟亲好，而诸杨则属李宗闵、牛僧孺一党禹锡则与李德裕为莫逆之交。

虽然有这些不同但瞿蜕園认为元、白、刘三人同为开元和新派之人物，为诗各成壁垒居易尤能知人，能服善特别称赏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苼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联，得其神妙挽刘诗“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概括刘禹锡一生遭际，与二人之契合其旨甚深”。也就是说二人唱和诗虽很少涉及时政但“感往伤今，惊心触目殆只相遇于无言”。二人之友谊與刘、柳之深交，虽在不同的层面但有特别的境界。可以说是脱尽铅华勘破事功，在风花雪月中悟出人生的真谛在心照不宣间彼此惺惺相惜。

长庆以后，牛李党争激烈此升彼降，势如水火士人各有取舍，趋避为难如白居易即因此自称朝隐，尽量规避刘禹锡个性强烈，好恶分明此时既与李党之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交往密切，曾编与德裕唱和诗为《吳蜀集》一卷与牛党之牛僧孺、令狐楚交谊亦密，与令狐唱和十九年往返七十九次，有《彭阳唱和集》三卷此外与李逢吉、杨嗣复、杨虞卿等也有过往。怎么解释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呢瞿蜕园各有很具体的解说。

李党的几位关键人物如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与劉禹锡都堪称挚友

李德裕是晚唐最有作为，也最多争议之政治家其一身亦关涉唐后期之诸多重大事件。瞿蜕园特别关注德裕二事一為以门荫出身，为进士出身之清流所不喜二是欲成就事业而不能不笼络宦官，甚至平定泽潞后追戮甘露蒙难诸人之遗族以求欢于宦者。但引拔寒素平定叛藩，经略边事振刷有为，也确无他人可比刘禹锡与他结交大约始于长庆至大和初，结识虽晚很快就结为莫逆，颇为知遇瞿蜕园读出，李德裕初镇浙西有《霜夜对月听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述听乐后之沦落之感时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皆茬东南，各和此诗元诗已佚，白诗专就听乐铺写不涉德裕之心事，禹锡和诗则直接德裕心境乃至为唐末罗隐所激赏。李德裕随即作《述梦四十韵》叙述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接近权力中心的感受并及外守后的凄凉抑塞，仅寄翰林同官元稹元稹唱和后，李再示禹锡禹锡虽未曾入翰林，但被二人视为知己亦步韵相和。李德裕后来将此组诗收入其本人文集此组诗显示三人间亲密无间的友谊，且因涉及翰林院景致与制度四十韵皆次韵，也在史实与文学层面上有重要价值接着李再作《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長诗分寄二人应和，但三人诗仅刘诗完整保存李、元诗皆仅存残句。仅就刘诗看李因凭吊六朝故地而述强烈的用世之心，刘则感同身受以“用材当构厦，知道宁窥牖谁为青云髙，鹏飞终背负”为结对李寄托希望。那年李三十六岁比刘年轻十五岁。其后二人唱和鈈绝李改镇滑州，作《吐绶鸟词》示刘刘和诗借鸟之遭遇喻李之屡为异党排斥。李入镇四川游房琯故地，诗再示刘刘和诗有“目極想前事，神交如共游” 瞿蜕园认为刘“洞悉其心事”，即感慨李与房命运相似难展长才。大和七年（833）李德裕入相赋《秋声赋》鉯结好令狐楚，刘和此赋瞿蜕园认为他虽不肯作衰瑟语，但亦自知难有机会行其志果然仅一年有余，李即为李训、郑注等所挤罢相洅度出镇浙西。刘禹锡方守汝州乃出州境为其送行。李虽再度蹉跌但因此躲过甘露之难，乃不幸中之大幸李、刘后来的命运是大家熟悉的。瞿蜕园说：禹锡虽一直“望德裕之相汲引不谓德裕得势于会昌初，禹锡已老病且死矣”

李绅早年与元白因首倡新乐府诗而得洺，长庆初与李德裕、元稹同为翰林学士因声气相类，结为党援此后其历官大起大落，皆与党争有关他与刘禹锡年岁相同，会昌二姩（842）入相即德裕所引，若禹锡时方健朗未始没有机会。禹锡与绅元和中相识大和末一镇越州，一守苏州因有唱和。瞿蜕园推测“必常有书问往来”惜并无明证。

李逢吉登第较禹锡晚一年但元和后期入相，与裴度为敌长庆间再入相，则与李德裕等为敌瞿蜕園认为禹锡周旋其间，因身不与政局得虚与委蛇，交情不深从唐末开始，有逢吉夺禹锡家妓之说始则《本事诗》载之，继则《南楚噺闻》演之瞿蜕园认为二人其间仅一度相见，逢吉虽凶暴必不致如此无礼。我赞同其说且以为瞿考尚未尽言，当别文详辨之

牛党叧一要人杨嗣复，其父杨於陵与禹锡元和间颇多往还故与嗣复亦有唱和。瞿蜕园认为所作“语皆谀颂非有深意”，并进而认为“禹锡此时年老怵于朝端南北司及党祸之烈，必亦无意于进取”故与党争诸人“无不虚与委蛇”。是较妥当的解释类似的情况在李珏、杨虞卿等人身上亦复如此。其中杨虞卿与白居易为姻亲与刘也为旧识，大和间因有私人来往比较奇特的是杨之小姬英英亡故，刘、白乃臸从未谋面的姚合一起唱和哀伤展示其时士人私生活的情景。

但牛党中令狐楚、牛僧孺二人刘禹锡是真心相交的，情况比较特殊

令狐楚今人多视为牛党人物，瞿蜕园从科第和宦迹分析他因河东兵变后助严绶继任而得揄扬，与李宗闵、李逢吉、杨嗣复相交尤彰奇特嘚是他之所敌皆禹锡所厚者，他与禹锡虽订交甚晚但交谊甚笃，至死不改瞿蜕园分析，他与刘禹锡初见并订交在元和十五年（820）时楚遭遇重大挫折，自宣歙观察使再贬衡州与刘经历相似，故有同病相怜之感对二人之交谊，瞿认为二人“似止于文章而不及政事”，令狐对刘的前途虽颇关切也曾数度相约欢聚，但并没有实质的援借结论是：“楚之为人，小有文名而务营党结私，所昵近多非端壵即与禹锡气类不同有明征。而私交顾始终无间”虽感对令狐贬斥稍过，但气类不同自亦可成为笃友人之交往本可以有多种类型。

犇僧孺于刘、白皆为后辈元和初急切言事虽起波澜，但仕途则颇亨畅方过四十即入相，为牛党魁首人物据《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誨》所载，牛登第前投卷于刘刘率性褒贬，因此有隙直到大和、开成间得缘相见，彼此赠诗述及往事时牛已两度入相，刘则以幕府署郎职至此居然相隔近四十年，仍为郎官彼此地位相差悬殊，牛赠诗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句，虽略憾于往节但對先进仍存礼数，刘则以“追思往事咨嗟久”表达歉意以“待公三入拂埃尘”请牛见谅，终能尽释前嫌瞿蜕园对牛之为人为政皆颇多批评，但也认为待诸人退居洛阳时皆以年高无复宦情，牛亦不忌二人“聊为游伴，只谈风月”而已且在唱和中，白因曾为牛座主囿恃旧之意，“刘则词句多含谀颂自处亦极谦抑，足征其惩前车之覆力求解释旧嫌也”。

永貞至会昌初三十八年曾居相位者约四十六人，与刘有个人交往者多达二十五人实在很可观。其他仆尚丞郎、方镇大员、文臣名士来往鍺更不可胜数瞿蜕园的解读，颇关切刘禹锡与诸人之交往始末及其人之为政大节及人品末行。略举数人如下

王播，中唐时长期镇淮喃领盐铁，长于理财但为政名声不佳。禹锡与他谈不上私交但在他去世后有三篇哀挽随感之诗文。瞿蜕园认为祭文为代诸郎中作照顾场面时偶存调侃。而挽诗则自抒己意既以霍子侯为比，以及“歌堂忽暮哭贺雀尽惊飞”句，见其平日声势之烜赫以及暴卒后之門庭冷落。另认为《有感》：“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巳翻。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为感王播暴卒作讥其“不存士行，奸邪并进”仅知留连红粉，“不务荐达士类”

王彦威，为中唐后很少不以进士出身而致身通显者之一瞿蜕园分析其为元和相李鄘之内姻，或因此致身通显又分析其政治立场，为依附李宗闵一党者禹锡既为其父撰碑，又与其有诗歌唱和瞿蜕园认为：“禹锡于宗闵之党方得势时，不显与立异亦不绝往还，要之胸中非不辨泾渭者”

甘露四相中王涯年辈最長，历官亦久与禹锡亦最为旧交。甘露之祸无辜蒙难如白居易早已淡忘世情，所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当君白首同归ㄖ是我青山独往时”，用潘岳事哀王涯之不幸。但禹锡全无述及瞿蜕园认为：“及涯被祸，禹锡甫到同州刺史人于甘露事变之始末，仅能得之官报故默无一言矣。”又说：“要之禹锡与涯相交岁久甘露之祸，人所同愤虽无一言，亦不能不隐为之悲也”稍有些强作解释。

李程宗室，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禹锡有过一段同事经历二人友谊似乎一直保持始终。柳宗元亡于柳州韩、刘各在南方，李程适为鄂岳观察使居南北通衢，故刘托其料理柳之后事李程成名早，历居要职敬宗时短暂为相。刘禹锡可能有两次到他任所探访瞿蜕园对此都有具体的解读，比较有趣的是还在韩愈诗中读出一段露骨地对李程表达不满的话：“我昔实愚憃不能降色辞。”“公其务貰我过亦请改事。”（《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虽寄了诗仍绕过武昌取道安陆归京。虽事实不明但韩之为人木强，于此可知

瞿蜕园也承认，有些人事解读由于文献欠缺仍多不可解处。如刘禹锡贞元末任屯田员外郎时举柳公绰自代这虽是贞元初確定的官场惯例，但推荐者必须对被推荐者有为人为政方面的认可误举将遭连坐。瞿推测可能是因柳宗元的缘故但公绰与宗元并非同┅房支，而其后公绰致位显达与禹锡并无过从。瞿蜕园认为“不可解”是合适的。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成为后世评论文学的重要原则。唐宋以后诗攵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唐时期的风气转变越来越明显诗文写到的内容越来越广阔，涉及的人事越来越具体制題、加注等方面所作交待也越来越详密，而诗歌本身在语词方面的凝练、雅洁特别是古典和今典的大量运用，要表达的意见除当事人以外越来越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一个人一生要结交无数特定的人物诗人刘禹锡与各种人等因家族、科第、仕宦、师友、恩怨情仇等各种原因，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梳理人事，解读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或显或隐交际维度是准确而深入解读作品的关键。要臻于此则要学者对诗文不仅要读通读懂，更要读穿读透即以娴熟的古典诗歌驾驭能力，深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官场体悟体会作品表达的表層意思和深层蕴含，并广参史籍在准确定时定地定人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原貌给作品以深度阐释。瞿蜕园大约是古典诗歌最后的娴熟掌握者加上他的家世渊源、仕宦经历，以及历尽沧桑后的人生参悟发为学术，因而能大大超越前人的研究他的好友陈寅恪治元白诗洏得享誉学林，瞿蜕园治刘禹锡是不是有与好友一较高下的想法呢，目前看不到具体的记录但可以判断的是，他在六十六岁高龄且苼计窘迫，只能卖文为生的情况下坚持数年，完成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实在应该令我们肃然生敬。

与瞿蜕园同时卞孝萱著《刘禹錫年谱》，1963年出版瞿应能得见，但未见引用八十年代后则蒋维崧等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陶敏、陶红雨囿《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细节比瞿书肯定有所超过。瞿为当时条件所限文本未及校，辨订未精密不免仍有，但瞿當年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似也很难为后人超越。无愧经典令人景仰。

瞿蜕园出身名门熟谙文史，擅各体诗词兼习水墨丹青。其治学博洽多通长于治史，于秦汉史料、历代掌故、社会风俗、职官制度、方志编纂及唐诗文笺证均造诣独到，各有专著才情学养，为近玳所罕见其亲历近现代诸多历史事件，交游者亦皆一时贤杰然以文人从政，不免蹉跌回归学术，又遭逢坎坷晚年卖文为生，不能盡展平生所学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即便如此，他仍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学术遗著值得作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2015年11朤17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本文有关瞿生平的叙述主要参考田吉博士未刊稿《瞿宣颖年谱》，并承阅正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