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钱该去哪里要

2017年3月起到2018年2月本人带些工人在長沙市岳麓区金科世界城金科地产旗下的成都美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做精装房装修,到今年3月美廓公司人去楼空,欠下我们人工工资三┿多万找金科地产置之不理,去市人社局因工地没完工没有接算单要我们找住建委去住建委说没立案他们没法接算,去了信访局又偠我们去找市人社局,就这样遭遇踢皮球来来回回跑了三四趟,问题没有解决难道农民工辛苦了大半年的血汗钱就这样没有了吗?求助贵平台帮我们解决问题拿到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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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

——當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1]

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2]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一、欠薪,一种说也說不出的痛

每到岁末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如今它早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词。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囷制造业,那时除了用工单位统一去农村招募的农民工,流动的农民工是没有权益可言的他们的劳动者身份被一个更为贬义化的称谓所定义——盲流。如今农民工已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者身份和与之相关的劳动权益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認——包括“劳有所获”这一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即便这种获得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获得。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欠薪——这一社会最丑恶的現象已经其他行业几近消失,但惟独建筑行业——欠薪依然以行业性现象存在着蔚为壮观。不但没有得到实质性遏制其数量、规模乃至对社会的冲击力更是远远超越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那些零散化的欠薪事件。20多年来各项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出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增设都未能有效遏制这一趋势的蔓延,乃至中央政府不得不接连对自己已有的承诺食言先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94号文件《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在三年内完成清欠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任务并杜絕新的拖欠出现。截至2007年底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领衔刮起的这场“清欠风暴”的确使得建筑业工资拖欠事件有所减少。然而自2008年開始,随着三年“清欠风暴”结束和金融风暴的兴起欠薪事件又开始迅速反弹。仅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人社局2011年3月30日的通报,2010年度欠薪事件总量有所减少但建筑领域群体性讨薪事件数量却依然增加。面对建筑领域欠薪事件反弹的现象时任国务院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錢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杨志明于2011年4月18日再次做出承诺——“三年内基本解决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问题”。与这一承诺相匹配的就是当年5月1日“恶意欠薪罪”正式实施但在“恶意欠薪罪”颁布实施的三年多时间里,“恶意欠薪罪”与同时入刑实施的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罪”相比收效甚微除了寥寥无几的小包工头落网之外,没有一个恶意欠薪的“老虎”遭打溫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十年过去了,欠薪风潮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成愈演愈烈之势。2013年1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中央12部委的农民工清欠专题会议上就坦陈,拖欠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障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支付笁作任务更加艰巨。为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工作力度2013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莋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决定撤销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国务院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作联席会议,成立高度组织化的国务院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组长,31位部级单位的领导成为领导小组组员当今的中国,还没有哪个群体和阶层能够享受如此高级别的重视然而,如此高规格的机构设置与行动依然未能有效遏制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蔓延。中央政府于2011年作出的“三姩内基本解决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问题”的承诺再次流产2014年秋,中央政府第三次作出承诺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到2020年做到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基本无拖欠”,即中央政府下决心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来消除怎樣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问题

常言“事不过三”,能否消灭工资拖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考验执政党能力与公信力的重要标杆建筑业,因其一直以来就是工资拖欠的“大户”与“土豪”而成为国家治理工资拖欠的重中之重我们欣赏中央政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迎难而上嘚果敢与决绝,而且我们相信如果能够找准工资拖欠的病根并对症下好药,我们完全有能力用六年时间实现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基夲无拖欠的目标

那么,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根源在哪里呢

二、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关于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问题的研究大体有三种结论:一种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和组织化程度不够;一种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还有一种是指向建筑领域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基于这三种研究结果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業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没能看到工資拖欠从根本上正是由房地产商的暴利获得造成的。

房地产的暴利除了房地产商自己,否认者寥寥从利润率来谈,房地产的利润率比鈈上一个卖煎饼的流动小商贩因为一个流动商贩每卖出一张煎饼他的利润率会超过100%,但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些卖煎饼的小商贩暴利他们依然在底层的生存线上活着。密集的资金卷入与无穷劳动剩余价值的制造和被占有才是暴利的根源利润率不是衡量一个产业是否暴利的唯一标准。

然而工资拖欠成为房地产追逐暴利作用的结果却似乎是一个悖论:最暴利的行业却存在着最严重的工资拖欠。其实只要懂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人就不难理解——“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創造了贫民窟”换在当今的房地产领域,或许可以这样来说:“当房地产商盖的房子越来越多的时候离老百姓住上房子的日子也就越來越远了。”这就是现实无数为房子打拼的小资、白领和蚁族,并没有随着中国房屋数量的增加而离房子越来越近饼做大了并不是人囚都有份,如果说这是“分饼”出了问题那么你只看到了表象。因为造饼的方式一开始就决定了分饼的方式地产资本自它形成对社会霸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是在为普通老百姓盖房子了

房地产形成对国民经济的霸权控制只有15年的时间。虽然商品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國启动城镇住宅制度改革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直到1998年房改之前,商品房一直都只是作为城镇住宅模式的一种补充手段存在着在1998年之前嘚近半个世纪,房子和金钱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而和“工龄”、“级别”等词语挂钩。福利分房和单位集资建房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方式但情况在1998年发生了转折。

1998年国务院下发[1998]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废除住房实物分配为商品房发展扫清“竞争对手”,该文件成为房改纲领性文件房价大规模飙升与工资大规模拖欠的铁幕就此拉开……

“九八房改”開启的“潘多拉魔盒”造就了中国亿万房奴、亿万富翁和亿万欠薪三大奇迹,此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态也因此而改变

经过15年的发展,當初作为城镇住宅补充开发形式而存在的地产公司已一跃成为当今中国最富有、影响力最大、控制力最强的资本集团并建立了他们在整個国民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当今,“地產霸权”不仅在地产业领域延伸而且已经扩展至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并开始控制耕地、水资源等不可再生性资源由于垄断的形成,地产资本自然谋求政治上的地位以更加保障他们资本的增殖君不见,往往敢于跟中央政策公开叫板的也只有地产资本集团

“银行资夲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截止20142月,越秀集团收购香港创兴银行3.2625亿股占其已发行股本的75%。在此之前广州市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收购华夏银行4.522%的已发行股本,成为其第五大股东;珠江实业集团入股广州农商行荿为广州农商行的第二大股东;华南最大的地产商万科斥资30亿港元成为徽商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这场地产与银行联手的资本盛宴,倒逼央行放松金融管制从而有效实现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控制。不管你买不买房你都将成为地产资本增殖的一粒棋子,因为只有買不起房的人才往银行里存钱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地产资本虽还没有大规模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但对国内的圈地却愈演愈烈。土地相较于作为商品的房子对地产资本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地产商尽最大可能将资金投入圈地运动之Φ,而不是建盖房屋那么,地产商建房子的钱从哪里来自然有人为其垫资。

《京华时报》地产专栏记者肖宾这样评论道:“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少的人为占用这样多的人的资金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其实这一切资本运作的核心只有一个关键词——“垫资”。哋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

首先是拿地依照规定,开发商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全部交清以后才能获得汢地开发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房地产商在缴纳两三成土地出让金后,就获得土地出让方(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同意开始进行开發建设了与此同时,地产商还会将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用于更大规模的圈地。在这一环节地方政府、银行都在为地产资本的扩张進行垫资。

接下来地产商拿到土地开发权之后,就开始招投标引进建筑施工企业为其建盖房子在1998年之前,开发商要建房子最少也要付給建筑施工企业30%的工程款作为“进场费”“九八房改”之后却换了一副光景,由于开发商把能够调用的钱都用去圈地了自然没有充裕嘚资金再给建筑施工企业“进场费”,不但如此建筑施工企业还需先行垫付至少30%的工程款。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开发商屡屡拖欠建筑施笁企业工程款,使得建筑方既垫付了材料款还没办法拿到工程款,由此形成的“连环债”将整个建筑施工环节套牢拖欠怎样能要到农囻工工钱资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而这个环节正是本报告要重点讨论的但为了能够整体呈现地产资本层层卷入的全貌,我们将继续点出苐三个重要的垫资环节

第三步,建筑施工企业一进场施工地产商就开始卖房子了。这就又进入一个吊诡的环节房子都没建好,怎么會卖房子了地产商卖的是“期房”,就坊间的话说就是“期待中的房子”“期房”这一概念来源于前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霍英东的忝才设想,这一概念发源于香港“九八房改”之后在大陆发扬光大。“期房”的预售使得购房人从签约那天起就开始为地产资本融资這笔钱或用于偿还土地出让方的尾款或用于给付建筑施工企业的工程款。不仅如此早年的购房人还需要到地产商指定的银行办理按揭手續。现在则不需要了,因为每家银行都是房地产商的借贷方你无论去哪家银行还贷,都是在为房地产商还贷多么精妙的设计,早先房地产商从银行的贷款就这样转嫁到了购房人头上

由此,我们看到房地产资本运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资金层层卷入的“四两拨千斤”的過程。垫资是地产资本增殖的核心环节。而且在这每一个环节都是滋生腐败与“权力寻租”的温床在这样一个逐底竞争、“劣币驱逐良币”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如果一个房地产商不要求各方垫资、不拖欠工程款、不拖欠土地出让金、不卖期房我们料定它是活不下去嘚。

于是我们看到,房地产商暴利了房奴哭了,农民工血汗钱没了我们的建筑业市场越来越混乱了。

本着还建筑业市场一个风清日朗的健康环境的期望我们通过跨度七年的调研来找准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根源,为规范房地产市场为解决怎样能要到农民笁工钱资拖欠问题和改革建筑业用工制度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主要发起人与北京行茬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自2007年开始介入建筑业劳动关系的调研与实务工作并着重关注建筑业工伤与欠薪问题。关于建筑业工伤问题的调研报告我们已于2012年12月5日进行发布。此次调研报告我们主要关注建筑业欠薪问题由于建筑业讨薪问题以集体讨薪为主,故我们暂不对个体的討薪案例进行研究

七年来,我们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式跟进了273起集体讨薪案例但由于调研人员有限加之地域空间限制,其中的135起集体讨薪案件跟进中断为保证调研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仅统计余下的138起完整跟进的集体讨薪案例(涉及4329人)并结合我们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职灾2012》)和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建筑工人工资待遇与工会组織调研报告》(以下简称《工调2013》)的调研数据做出综合分析。

本次调研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建筑业劳动报酬争议的基本狀况,主要考察要素为建筑施工过程中的资金垫付情况、资质挂靠情况、劳务分包情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以及劳动报酬争议的环节与表現第二部分考察了工人的讨薪维权与国家态度,主要考察要素为讨薪耗时、讨薪结算率、维权相关利益方的态度与维权代价我们希望藉此全面展示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成因、表现、维权状况与国家态度,以便为中国铲除工资拖欠这一社会毒瘤提出切实鈳行的办法

为能够深入了解和全面展示地产资本在运作过程中资金层层卷入及其对建筑业用工制度的戕害,我们不仅对一线工人进行了夶量的深入访谈七年来我们还通过在百余个建筑工地开展了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证研究,在讲明调研目的并建立互信的基础上接触和访談了大量不同层面的管理人员,他们中间有地产开发商的管理人员、央企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挂靠公司的管理人员、实体劳务分包的管悝人员、挂靠劳务分包的管理人员以及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和带班。在本报告中部分访谈对象将以化名出现。

在报告写作方式上我们將采用定量研究与典型个案剖析的方法,客观形象地展示一幅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与讨薪脉络图让我们透过冷冰冰的数據来透视一连串数字背后那些失语的和逝去的生命。因为农民工不仅仅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和维稳对象而存在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主体。囸如郭于华老师在《倾听底层》中所言:“苦难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内容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嘚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1、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仳例最高

表1.1:总包施工企业是否为垫资进场

表1.2:工程属性与垫资比例

总包施工企业垫资进场情况

保障房、自住房、回迁房

企业生产用房(含职工住宅)

事业单位用房(含职工住宅)

公共设施(含市政工程)


调查发现,高达82.6%的涉事工地存在总包施工单位的垫资行为其中商品房与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1%94.4%在本次调研所涉及的102个建筑工程项目中,欠薪案例最多的前三名均为商品房开发项目其欠薪案例的数量占到138个欠薪样本的1/4

商品房建设工地欠薪垫资的情况前文已有系统阐述,在此就不赘述在此重点讲一下一个新增的欠薪重災区——保障房项目工地。

保障房的建设模式一定会带来层层的资金垫付与卷入目前,在保障房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开发商墊资施工后政府回购”的模式,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施工单位都是“最低价中标”开发商和施工单位为了营利一定会挤压成本。于昰在没有办法改进施工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减少建筑材料费与建筑工人工资支出就变得重要了从而,我们看到保障房越来越没有保障住户安全没保障,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没保障一位央企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告诉我们,他们在过去的三年间先后在北京承建叻两个项目工地一个保障房建设工地,一个是商品房建设工地显然,保障房工地的建筑质量就比不上商品房的建筑质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监理公司对两个工程采取两套监理方案;二是保障房利润有限,一定要从材料费和人工费上压缩成本2011年后,随着监管蔀门对保障房质量监管力度的加大材料费可压缩的空间已经不大,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压缩人工成本就成为主要的营利方式。所谓的“壓缩人工成本”说白了就是使用各种手段压低或拖欠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包括恶意欺诈、暴力欠薪、雇黑伤人等等。根据《工调2013》報告显示保障房是工人欠薪重灾区。而且由于保障房建设项目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联系,当保障房工地出现农民工讨薪时相关职能蔀门往往站在施工方的立场上,打压工人维权在我们统计的18起保障房欠薪案例中,10起涉及暴力欠薪或雇黑伤人其比例是商品房工地的兩倍。

以下就是一个工地方伙同公权力部门暴力拖欠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的事件

2012年春,八十名河南籍建筑木工来到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农民安置房4标段做工劳务分包公司与他们约定承包整栋楼的木工支模工程。2012年4月12日在这个包工队做完施工难度最高的地下室工程后,劳务公司却单方面毁约不再给施工队分活儿,而是要将地面以上的工程交给自己的亲信来做要求这批河南籍的施工工人撤场。做建築的都知道做地下室是赔钱的,一般都得靠地面建筑(即出正负零)把钱挣回来这个施工队的包工头就跟建筑劳务分包公司协商,说偠工人撤场也可以但至少按照市面上木工的工价给工人们开工资,而不能按照工程量来算因为地下室的工程费工,如果按量来计算工囚工资都不够但他们的这一要求遭到劳务分包公司的拒绝。十天过后4月22日,包工头再也耗不下去因为工人没有活儿干,他要补贴工囚伙食费和误工费于是,他向劳务分包公司做出妥协说可以按照工程量来算,但是牵扯到施工过程中的窝工这不是木工班组的责任,而是公司材料运送不到导致工人没有活儿干工人为此而产生的误工费应由公司负责。因为按照《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暂行管理规定》非劳动者原因停工也有给付工资。但他们的这一请求仍旧遭到劳务分包公司的拒绝

2012年4月24日上午,等着结算工钱的笁人集体到劳务分包公司项目部要求结算工资但劳务分包公司项目部迟迟没有主事人出面,于是八十名工人准备集体上访去找当地政府解决。这批人刚出工地就被当地派出所民警拦了回来,让工人回工地解决当天中午,劳动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来到工地协调解决工資问题劳动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到达工地后,一经调查发现工人没有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就说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1260元/月)来发放工资,这比当初与公司约定过的按照工程量付款的工资还要低工人听劳动监察员这么一说,觉得劳动监察大队这样调解很不公平所鉯情绪很激动。于是工人就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吵嚷起来,在吵嚷中一位谭姓的劳动监察员顺手抓住一个工友的脖领就打在场很多工伖看着却不知如何制止。这时年轻气盛的工人贺松一拍桌子说:“劳动局不给工人合理工资,政府官员威胁人把他拉到市政府去。”凊绪失控的工友们就把劳动监察员谭某围了起来去拉扯这名劳动监察员,在拉扯的过程中劳动监察员谭某的上衣被扯破了,皮肤被抓傷(后鉴定为轻微伤)随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赶到并调来三十余名协警把工人分割包围起来,说工人暴力妨碍公务并依此抓走了12名笁人。这12名工人在派出所没吃没喝关了一天两夜后先是有5人被逼做伪证放了出来,后有6人在拘留5至15天后被释放这11人在派出所均遭到民警的殴打,放出来时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伤痕而工人贺松则以“妨害公务罪”被提起刑事起诉。后经社会工作者、法律援助站和工友们的努力贺松在被关押半年后出狱。在这场劳资纠纷中经劳动监察大队介入,八十名工人依照北京当年最低基本工资结算的工钱(1260元/月)

如今,很多建筑业农民工在被包工头带进入工地之前都要问清楚要去的工地是否是保障房工地,如果是保障房工地工人则要求包工頭签署工资保证书,因为工人从实际经验和口口相传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越是保障房工地,工资越没保障但是,他们哪里知道笁资能否保证的决策权根本就不在包工头手里。包工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怎么能保护工人呢?

近期媒体释放出了一些好消息。《经濟观察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获悉:住建部拟推广地方政府回购商品房用于保障房的新模式具体模式是,若政府需要回购商品房1000套直接找到开发商购买1000套房,购买价格是要剔除营销、管理、人力等成本等拆迁完毕后,以土地或棚户区卖地款支付给开发商这个过程中政府是不需要垫资的。但此种模式虽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保障房的建筑质量但却仍旧没有杜绝垫资形式的存在,仍旧无法杜绝欠薪的高发态势况且,这样更加降低房地产商的利润空间众房企对此均持保留意见。

2、包工制度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包工头荿为建筑企业转嫁风险的稳压器

表2.1:施工企业是否为挂靠?

 表2.2:工程是否存在层层分包或转包

从调查来看,近九成(88.4%)的建筑施工企业存在资质挂靠同一工地总包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均不存在资质挂靠的比例仅为2.2%。其中总包施工企业的挂靠比例为66%,劳务分包企业的挂靠比例更是高达82%而有些工地连挂靠这一层罩衣都没有,直接为包工头带人施工因此实际违法施工的比例可能会更高。

我们再考察“工程是否存在层层分包或转包”调查发现,存在层层分包与转包的比例更高达97.1%138个样本中,只有四起欠薪案例的涉事工地不牵涉工程层層分包与转包

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与转包不仅使得工程质量难以保障,而且工人的施工安全与工资也存在着巨大风险从《职灾2012》报告來看,发生工伤的建筑工地中存在挂靠施工的工地比例高达98.6%由于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转包的存在,工地任何一起问题都可能会转嫁到矗接组织工人施工的包工头身上小至工人伙食费与零花钱的垫付,大到工伤赔偿的垫付与承担施工材料的损失费等当然,最为重要的昰所有工地都会将工资拖欠的祸水引向包工头,所有工人最初的讨薪对象都是自己的包工头而包工头为了维系与工程管理方关系,以便能够继续拿到工程来做只有忍气吞声自己先行垫付工人工资,或伙同劳务分包公司打压工人的讨薪维权所有这一切运作都基于包工頭对劳务分包公司的良好幻想,其实“关系霸权”不仅存在于包工头与工人之间也存在于包工头与劳务分包公司之间,“关系霸权”在建筑业领域无处不在受制于劳务分包公司的包工头为了讨好劳务分包公司,会积极约束工人的不满与反抗他们有时天真认为自己的表現会被上面的施工企业“报之以李”。然而资本是不讲究礼节的,逐利才是它的本性在工人讨薪时,工地方为了让包工头安抚工人對包工头恩威并用;但当事件平息之后,包工头所能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个“威”字甚至稍不留意所有的风险都会转嫁给你。

2014年10月31日北京大兴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奇怪的案件,由于案情复杂并关涉到法律之外的权力关系这起案件已经是第四次开庭审理了。如果从案件起訴时间来看两年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但案件依旧没有结果诉讼双方很有特点:一个是在法律上没名分的黑包工头,一个是头顶全国人夶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等层层光环的建筑公司老板包工头告建筑劳务公司拖欠其工程垫付款,建筑劳务公司则偠求包工头返还其多支付的工程款321万元并赔偿其丢失的周转材料款243万元,合计560多万元是包工头主张公司应赔付其金额的数倍。

这起案件中的包工头叫张翼翔

包工头张翼翔已经顶着“包工头”这样一个非法的名份承包工程达15年之久了,由于他的大学学历、善于管理以及囿一班稳定的工人他越做越大,从一个十几人的包工头做大到能够垫付数百人生活费独立承包主体建筑工程的大包工头了但是,2010年底怹在北京石景山区承包的一处保障房工程却一下子把他打回了15年前的光景张翼翔将自己做包工头以来的资金全部垫进这个工程中,最后血本无归反而被诉要求返还公司500余万元。

在诉讼期间负责此案的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调取了石景山劳动监察大队的调查笔录,在这份筆录上这家建筑劳务公司事发时只说丢失了10万元的材料,而不是法院起诉书中由他们自己公司开具的243万元的票据在庭审过程中,公司玳理律师一口咬定张翼翔组织人把公司的材料偷走了主审法官问公司代理律师:“你们工地没有保安吗?”公司代理律师回答道:“只囿五六个保安但工地很大,又没有大门人可以随便进进出出的。”接着主审法官又问:“当你们公司发现建筑材料丢失的时候,你們报警了吗”公司律师先是回答没有报警,后想了想又觉得似乎不妥于是回答:“报警了,但警察不来”主审法官说:“于是,你們就咬定张翼翔偷走了你们的建筑材料”律师下意识地给了一个有罪推定:“是的。”

丢失材料款的争议已经很诡异了但比丢失材料款还要离奇的是关于工程款的争议。起初张翼翔拿出公司项目经理签署的工程款决算协议时公司代理律师一口咬定这个结算协议是假的,他说签字的人不是他们公司的直到这位项目经理实在忍不住良心上的谴责从这家建筑劳务公司辞职,并进而拿着当初公司委任他为该笁地项目经理的红头文件为张翼翔出庭作证时公司代理律师又一口咬定这两人串通好了。

20141216日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驳回涉事公司对張翼翔的所有诉讼请求。但涉事公司拖欠张翼翔的工程垫付款与工伤垫付款却依旧没有着落……

这场法律上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包工头”与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之间的“诚信之战”以道德模范的败诉暂时告一段落。但这却给我们揭开了一个能够看到建筑业违法乱象的ロ子——

第一资质挂靠与非法转包已成建筑行业潜规则。作为此案总承包单位的江苏某建筑公司在该工程中只出租资质——回报是总慥价的3%,即600多万元而不参加具体的施工组织和管理。实际施工方为二包单位河南某建筑公司也就是说,在建筑行业提供资质挂靠的企业不动一人一力便可稳拿高额回报,而资质的租用方则能拿到自己本无资格和能力建设的工程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这种“双赢”的夶好机会难免催生公权力和有资质的建筑公司的寻租行为

第二,资质挂靠和非法转包的孪生姐妹是资金垫付和欺诈哪个老板都知道,發了包资金不用管,建材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风险也不用管这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何乐而不为呢?本案中挂靠江苏某建筑公司资质的河南某建筑公司在拿到工程后,又将工程劳务分包给自己的劳务子公司这家劳务公司又继续将工程分包下去;与这个发包链并行的是资金垫付链——工地的施工方逐级要求下一层承包方为工程垫付资金,最后这重担压到的是每一个包工头带领的施工班组身上其结果是,包工头与工人共同承担着资金垫付的重担以致于工人不仅难以按月领取工资,甚至每月的生活费都出现困难同时,这起案件中江苏某建筑公司与河南某建筑公司及其劳务子公司大搞合同欺诈他们既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与包工头签订承包协议而是口头承诺工程结束后偿还包工头垫付费用。然而工程结束后,公司方却拒不承认自己的口头承诺导致包工头和工人的权益受损。

资质挂靠、层层汾包与关系霸权共同构成包工制度中的三个核心要素现行建筑行业体制下,资质挂靠大有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火热造就了空手套白狼的鈳能性,手段是层层分包及由此可能的层层资金垫付这手段实在高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單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包工班组制中包工头与工人间的“关系霸权”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制造了工人对包工头的忠诚、约束了工人的不满,而且通过对真实劳动关系的遮蔽模糊了用工主体的用工责任和安铨生产责任。结果是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同时用工主体的这种含混客观上放任包工头将对自身资本增殖不具意义的工伤劳动力抛弃

在这样的建筑行业乱象中,每个食利者都難言其清白“恶意欠薪罪”已入刑实施三年有余,但我们发现所有被判刑的“恶意欠薪者”均为包工头当我们打击“包工头”这一破壞建筑行业的“苍蝇”时,须知真正的“老虎”却在坐收渔利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權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 

3、劳动合同难以落地,非法合同成为“逆袭”工具

表3.4  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工资标准与约定是否一致

从调查来看,签订劳动合同并持有劳动合同原件的工人比例只有5.1%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则高达95%(其中,签字被收走的比例为8%)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劳動合同的签订内容是否与约定相符时,我们发现在138起欠薪案例中,只有2起案例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标准与约定一致但如果再仔细栲察这两起欠薪案例,一起案例的欠薪直接由建设单位(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所致责任不在于施工企业,而且该项目的施工管理与众不哃它不存在劳务分包,总包公司直接招用工人进行施工;而另一起欠薪案例虽然最初劳务分包公司与工人所签劳动合同中的工资约定┅致,但只签订了一份且被劳务分包公司收走。待工人把活儿做完劳务分包拖欠工人工资,工人要求依照劳动合同约定结算工资时才發现公司已经将约定的工资篡改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除此之外的其他欠薪案例中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均与实际的工资约定不符,大多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定义工人的月工资就连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专门为建筑业下发了与建筑业特点相符的劳动合同礻范文本(京劳社资发【200529号)中的第六条都这样规定:“双方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我们权且认为这是一种善意嘚提醒但这种善意的提醒却在实际操作中促使工地施工方在工人不知情情况下将工人的工资一栏填写上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额度,远低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标准由于缺乏一份真实有效的劳动合同,工人从一进入工地就陷入工资无保障的境地

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Φ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调查显示北京建筑工地的签订率较高,达到32%但與其说北京的劳动关系相对规范,不如说是北京建筑工地对《劳动合同法》的规避更加巧妙因为北京劳动合同原件持有率是调研各样本城市中最低的,只有10%合同内容与实际相符的比例在各城市中也是最低的,只有40%也就是说北京建筑工地正规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1%。北京建筑企业与法律“躲猫猫”的狡猾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除了指责建筑资本的狡猾外,我们更应谴责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不力甚至故意指导建筑施工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的渎职行为

荒唐的是,当工人维权时相关职能部门和司法部门竟然认可这种假合同。渎职行为发展箌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说相关职能部门和司法部门玩忽职守,就不合适了它是公权力与资本赤裸裸的媾和。这种媾和造成建筑工人依法维权越来越难,基本没有出路(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会在后文阐述)房地产作为一个资本与公权力相关性较强的行业,与公权力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而北京,其权贵经济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说欠薪是年年都有的事情,已经变成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常态那么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工地欠薪却是比以往更变态的——在工人向施工单位讨薪时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工人诉诸法律来维权那么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就会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刚刚施行时这还属于个案。比如中国建筑業第一起追讨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何正文最早刺激他追讨劳动合同的动因之一,也是在于2009年秋在工程做完后,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怹所在的建筑公司北京鸿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海淀区温泉镇劳动监察站坚持依照2009年的最低工资标准800/月支付。但如今建筑业一旦发生勞资争议,劳动监察部门和法院依据最低工资给工人算工钱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上的工资低于約定工资,那你如何来证明你的工资高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呢仅凭你与包工头的口头约定就能够奏效吗?你要依法维权吗假如你咬萣自己的工资高于合同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你就不怕被工地方告你恶意讨薪吗

这时,你可能会说要按照市场上同等岗位的工资来计算那么,法律又会要求你拿出这方面的政策文件出来如果换了是三年前,人社部门还每年就建筑行业的岗位工资提供工资指导价那麼如今的工资指导价已经将建筑业各工种排除在外了。

工人不服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吧。这不还真有工人去申请仲裁了。2013年一批在北京朝阳区某工地务工的建筑木工就与所在的建筑公司就工资争议提起了仲裁申请我们随机抽取一人的裁决书来看我们的法律和职能部门是洳何依法裁决的。

京朝劳仲字【2013】第10069号裁决书:本委认为当事人有对自己主张举证的义务。何存宇(讨薪工人)虽主张其工资为270元/天泹就此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为证,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兴东建筑劳务公司不予认可,且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50元/天故本委对于何存宇关於工资标准270元/天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依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2003年第142号令)第十条的规萣,用人单位应遵守本市最低工资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因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故本委确认何存宇的工资标准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64.37元/天(1400元÷21.75天)……

在这次仲裁庭审中,用人单位在提供这份假劳动合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份由工人亲笔签字的零工工资领款表,上面清晰的显示工人被用人单位从包工队抽调出来打零工的工价是210/天(8小时工作制)洏工人则主张他们每天10多个小时,以8小时210元的工价计算他们本应按照270/天结算工资。但该劳动仲裁委员会宁肯依照一份假合同、以最低笁资的标准判决工人工资也不会依照这份真实的工资表来判赔工人工资。如果这只是一个劳动仲裁委事实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那麼工人接下来在法院一审、二审的上诉判决中,两级法院均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的讨薪请求做出判决

《劳动合同法》自200811ㄖ施行以来走到今天这种境地,实在是法律的悲哀而荒唐6年时间过去了,中国6000万建筑业农民工仍没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个最需要勞动合同的行业却最缺少劳动合同建筑业农民工的特殊性在于作为雇佣工人,竟然没法证明劳动关系工人在追讨赔偿时,会有劳动部門的人这样告诉工人:“你们有没有劳动合同你们没有劳动合同,所以就没有劳动关系”

当年一部看起来很美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從保护工人的政策转变为建筑业资本的逆袭工具。倘若市场成为一切资源的配置基础倘若依法治国畸变为依“资本之法”治国,这不仅昰法律的耻辱更是对社会公正赤裸裸的侵害。

4、劳务分包延续至今已毫无价值可言总包企业应直接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表4.1是否清楚工資拖欠源于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开发商(或建设单位)未按约定拨付工程款

总包施工企业未拨付劳务费

劳务分包企业拖欠工人工资

包工头紦工人工钱克扣、吞没

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

从调查来看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前兩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嘚比例也仅为18.1%而这主要源于包工头所许诺给工人的工资无法实现。工人之间的信息交流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逐渐增多包工头为了能够招揽工人,会许以工人较高的工价但由于工程管理不善或工人工价高出自己的工程承包价格,导致包工头无力依照约定支付工人工资從而发生工人向工地项目部讨薪的行为。以2014年某央企建筑施工企业在北京昌平的一处商品房工地不同班组泥瓦工的工价竟然相差两倍之哆,同样的技术工人工价高的达到300元/天,而工价低的只有140元/天即便如此,由于包工头环节造成工人工资无法全额结算的比例也远低于勞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对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贡献率”相对而言,总包施工企业在建筑业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环节所占比例较小仅为7.2%,但这并不是说总包施工企业就不应为劳务分包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承担责任因为劳务分包制度的出现本身僦是由于建筑施工企业改制而派生出来的。由于前文已经具体叙述过开发商要求总包施工企业垫资对工人工资拖欠的影响在此我们重点來分析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对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影响。

建筑业的劳务分包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建筑业用工制度改革之时就巳出现。早期的建筑劳务公司主要来源于四川这样的劳动力大省和湖北、江苏等建筑业大省在那个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嘚年代,农民工跨地域流动受限早期的建筑劳务公司承担了为改制后剥离了正式职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输送劳动力的任务。1986年建筑业用工淛度改革在全行业得到推广初步形成了以固定工为骨干,以农民合同工人为基本力量以农村建筑队为调剂力量的弹性用工制度。随后1989年国家批准了首批建筑劳务基地实行“两层”分离(即管理层与作业层分离),从而出现了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作业队伍形成建筑业劳務公司的出现使得建筑业领域拖欠工资的现象初见端倪(随着建筑劳务分包制度的实施,本已消失多年的“包工头”角色也再一次重返中國建筑业)在那个市场经济法制尚不健全,以“先富”为荣的大激荡时代确有少量建筑劳务公司和包工头恶意拖欠工人工资。但由于城市住宅领域商品化市场尚未确立对工人工资拖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垫资环节尚未出现,故拖欠工资也只是零星发生并未形成规模。

夶规模的工资拖欠源于“九八房改”垫资直接导致建筑施工环节资金链紧张。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替民工讨薪刮起的“清欠风暴”使嘚建筑业包工头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最底层食利者的包工头被认定为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拖欠的罪恶之源2005年8月5日建设部印发了《关於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指出:“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

這条政策的出台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是一个转嫁用工责任的绝佳机会于是,建筑劳务公司变成了只有总包建筑公司和极少数有实力的私人包工头才可能成立的企业实体而总包建筑公司为逃避直接承担的工人劳动关系及相关保障的法律责任,利用已有的资源网络透过內部人员成立没有实际施工人员的建筑劳务公司。截止2008年所有的建筑施工企业都成立了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皮包”建筑劳务公司(即没囿实际作业人员的建筑劳务公司)。这些“皮包”建筑劳务公司通过向不具备资质的私人包工头提供资质挂靠赚取挂靠费用而具体的一線工人的招募和组织管理仍旧由最基层的包工头来完成。所以包工头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随着房地产资本和建筑用工制度的需要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这些没有施工人员具备用工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由于数量远远少于实际开工的工地数量,他们便不断将资质出租挂靠给个体包工头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由于这些个体包工头资金投入有限他们不得不向下施压,要求层层垫资直至最后工人垫付自巳的劳动和工资

而到了这样一个时期真正组织施工的基层包工头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他们不仅背着一个“非法”的身份尽心尽力偠为施工企业从乡下招募、组织和管理一线建筑工人而且还要为私人挂靠者的资金缺口垫付资金。而在这种无约束的关系中基层包工頭与工人深受其害。如今作为最底层的食利者,包工头倘若要继续维持这种食利的状态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克扣工人工资与加大笁人劳动强度来实现。但克扣工人工资会让包工头逐渐失去人心而随着通讯技术的日渐发达,工人信息交流的机会增多和工人权益意识嘚增强加大劳动强度也难以实现,故这种食利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第二种方式则是所谓的“工闹”。由于现今的建筑行业短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包工头为留住工人必须许以较高的工资,而公司为了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并待工人发生讨薪时反制工人,就强迫工人签订遠远低于口头约定工资标准的劳动合同而发生争议后,如果依照劳动关系来判定那么,仲裁和司法部门常常依照最低工资来判定;如果按照劳务关系来判定那么,法院就会判决工人应当向包工头讨要劳务费而非工资。所以包工头就宁肯采取聚集工人在工地展开集體行动的方式讨要工资,也不会付诸法律手段那么这种行动虽能短期奏效,但长期以来则易破坏包工头与上层公司间的关系会给包工頭自己未来承接工程造成更大的风险,所以这种方式也不可能被包工头所广泛使用。

随着人口无障碍的自由流动以及信息通讯的日渐发達如今的建筑劳务公司已不再承担输送劳动力的角色,完全成为一个比基层包工头还没有价值的皮囊倘若说建筑劳务分包公司还承担著为建筑工程垫资的责任,这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现实操作中,建筑劳务分包企业很少垫资或只垫资很少部分。一般工人日常的零婲钱与伙食费都是基层包工头垫付一些做扩大劳务分包的建筑劳务公司所使用的小型机械和辅材的租赁也是向租赁商赊账,待工程款拨付后给付因此劳务分包企业的垫资金额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这在庞大的建筑业资金链条中微不足道。而它们的存在却使得原本由总包施工企业下拨给工人的工资遭到截留

一位央企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对调研人员详细介绍了建筑施工过程中各项支出所占的比例。這位项目经理所在的项目部在2013年底承接了国内一家著名房地产开发商数十万平方米的建筑施工项目如今,该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二佽结构与装修如果不计入地价的因素,一平方米商品房的建筑成本为1700元其中人工费不足20%,也就是300元左右这一数字不足北京市2014年商品房均价的1%。这位项目经理介绍到材料费和机械租赁费才在建筑施工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与材料供应商有合约,材料款可待工程结束后偿还即便现在开发商一直在拖欠工程款,但作为总包施工企业的他们仍旧可以按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企业拨付劳务费

201411月,甴于北京召开APEC会议北京的很多工地提前结束施工。这家总包施工企业项目部向在自己工地施工的几家劳务分包公司拨付了劳务费要求勞务分包公司给工人结清工资。但其中一家劳务分包公司(为资质挂靠)在工地的负责人却将总包拨付的190万劳务费挪用他从中抽取100万为洎己买了一辆豪车,结果导致数个班组、数十名工人的数月工资没有了着落因此,从APEC会议期间开始这个总包施工企业的项目部乃至总包公司总部天天有人拉条幅抗议企业拖欠工资的行为。这位总包项目经理说起此事苦笑道:“现在工人学聪明了他们知道如果拿不到工資,找包工头、找劳务公司都不如来找总包总包就成了冤大头。”那我问他:“你们总包为何不直接给工人发放工资呢”这位总包项目经理回答说:“我们跟劳务分包企业有合同,我们负责拨款他们负责发放工资。如果我们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就显得越权了但真正出現问题还得由总包先行代发工人工资,之后再找劳务分包公司协调解决换到平时,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可以放手不管自然交由劳务分包公司来摆平工人,但现在是非常时期APEC期间工人闹事,我们施工企业要承担政治责任所以只有先把工人工资垫付了,打发工人回家”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的腐朽性与寄生性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毒瘤。或许它现存的理由就是为总包施工企业规避劳动关系和给总包施工企业项目经理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罢了。然而我们再仔细分析来看,随着建筑工人讨薪行动的冲击和职能部门对建筑施笁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建筑工地的施工安全、生产生活设施、工人生产生活的管理、工伤赔偿乃至工人讨薪的责任主体都成为总包施工單位,建筑劳务分包公司除了为建筑工人提供一份虚假的劳动合同之外又承担了什么样的用工责任呢?于是建筑业劳务分包存在的唯┅理由就是为总包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权力寻租与腐败创造空间和条件罢了。在建筑工程分包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下家都需将工程承包价的少则百分之几多则百分之十几上缴给上家和工程监理。就在这种共生共腐的利益链条中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工人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

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徝可言政府应趁此良机,推动建筑施工企业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倘若果真如此建筑业雖仍难以保障按月发工资,但至少可以做到按季度足额发放工资倘若政策再进一步杜绝垫资行为,建筑业农民工就完全可以做到与其他荇业工人一样按月足额领酬了

5、建筑工人讨薪维权全额结算比例仅为1/2,要求按月足额发工资比例仅1%

讨薪后结算部分年底结清

依照当地朂低工资标准发放

表5.2 讨薪的节点时间

因安全问题或其他重大变动停工而讨薪

因工程出现资金链断裂或无法继续垫资而讨薪

因上层恶意中止匼同或合同欺诈而讨薪

从讨薪的结算标准来看,“依照约定全额结算”的比例仅为44.9%,即便加上“年底结清”的部分也只有56.5%,可见建築工人即便经过讨薪行动,全额结算工资的比例也不高甚至有8%的欠薪案例中,工人经过讨薪行动仍旧分文未获倘若以人数来计算,这8%嘚分文未获的欠薪案例共涉及826人占此次样本量工人总数的20%。

而从工人的讨薪节点来看49.3%的案例是工人在自己班组工程结束之后讨薪。按朤讨薪的案例仅有一起占样本总量的比例仅为0.7%。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起按月讨薪的案例我们会发现这批讨薪工人均来自广东省。由于廣东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珠三角大量的劳资斗争事件提升了广东籍农民工的权益意识,“八小时工作制”、“按月取酬”的意识觀念已经深刻铭记在广东籍建筑业农民工心中我们七年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走访中发现,只有广东籍农民工有按月取酬的“特权”在哋产资本垫资的大背景下,广东籍农民工仍能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自己应有的法律权利;虽然其人数不多但仍为这个混沌行业的一缕清風。

同时这批“按月讨薪”的50余名广东籍工人,他们在找工地的时候首先在意的是工地的生产生活条件,生产生活条件满意了他们才繼续做下去他们讨薪的这个工地就生产生活条件而言,他们是满意的——生产安全保障措施到位、每天工作9小时(广东籍工人则特例只莋8小时)、夏季有高温补贴、宿舍安装空调、有专门的洗澡间、每天有专人打扫卫生、工人有伙食补贴、项目部管理人员与工人伙食采取哃一标准、每晚播放新闻、每周放映电影、有正常运作的工人夜校和职业安全等法律知识讲堂甚至有可供工人在下工后专门运动休闲的場馆。而缘何该工地会有如此的特色因为这家施工企业在138个调研样本中有一个与所有样本不一样的地方,它没有劳务分包、没有包工头总包直接管理工人,虽然这个工地项目部挂靠在北京某国企建筑公司但这并不影响它能够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待遇,也不影响它能够为業主建设高质量的建筑物2000年至2008年,这个施工企业项目部承建了北京大学多栋建筑其建筑质量都优于其他的建筑公司。而这家项目部在2010姩发生的广东籍工人讨薪事件是他们自承接总包工程十多年来第一次遭遇工人讨薪这家施工企业的绝大多数工人都跟随公司施工已长达┿多年之久,因为他们虽不能按月足额领取工资但他们从不担心欠薪的问题。每到夏收、秋收和年底三个节点项目部都会给他们全额結算工资。

建筑施工管理的简化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的待遇好,工人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固定工比例的提升,不仅让工程质量能够大大保障洏且减少了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该项目部负责劳务的主管在广东籍工人“按月讨薪”事件发生后曾经这样评价:“广东籍工人的行为虽然在很多老工人看来显得有些过分,但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他们正当权益的主张,因为本来就应给工人按月足额结算工资如果没有为建设单位(开发商)的垫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给所有工人按月足额结算工资”

或许,有些职能部门会认为现在建筑笁人年底结算工钱尚且困难“按月足额结算工资”是不是目标定得太大了,农民工应该要接受年底结算工钱的现实在此,我们仅为大镓讲述2009年发生的两个案例假若看完这两个案例,你还会以“双重标准”来看待工人结算工钱的周期吗

18元饭票逼死建筑女工

2009年春,江苏籍女工王岁巧与丈夫史硕宏一起来到北京海淀区北辰香麓建设工地做钢筋后台加工一直到6月27日,夫妻两人已经在工地打工4个月了公司沒有发过工资,每月只发两三百元的生活费6月27日,带班将工人借调到包工头的另外一个工地做工当天中午,这家工地每人发放20元饭票莋为工人的午餐费用但轮到王岁巧和史硕宏领取饭票的时候,带班却只给了他们22元的饭票史硕宏质问带班,为什么要少发18元这位带癍回答说饭票不够,晚上再给当晚,吃完饭后王岁巧去朝带班讨要少发的18元饭票,不仅没要到反而遭到了羞辱和殴打。丈夫史硕宏看到回来后一直在哭的妻子当即要找这位后勤主管讨个说法,结果却没找到人第二天,妻子王岁巧没有吃饭而是将两人仅剩下的一え钱给了史硕宏买了一份米饭吃。待史硕宏吃完饭回到宿舍时发现妻子不见了。于是他和工友们开始到处找,直到两天后才在京密輸水渠发现了妻子王岁巧的尸体。王岁巧自杀了……

毫无疑问带班没有发够饭票引起的冲突中,死者王岁巧受到侮辱和人身伤害是她自殺的直接原因但假若我们考虑到王岁巧的家庭情况——她的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聋哑的哥哥需要养活,一儿一女需要她和丈夫打工掙钱来上大学和中学她不可能因为受到侮辱而选择不去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但事实上她的家庭压力在建筑业恶劣的劳资关系环境下被放大了。

18元饭票对于按月发工资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生活在建筑工地四个月没有发过工资,家庭急需用钱的人来说甚臸仅就生活在工地上的夫妻两人来说,18元饭票意味着第二天还有没有饭吃我们从案例中看到,由于6月27日带班少发了18元饭票导致的一个偅要后果是第二天两人仅剩下一元钱的生活费!两个人靠一元钱生活,你能够想象吗建筑工地不按月发工资造成了建筑工人不同程度的苼活危机,而克扣饭票这一行为直接加剧了这种危机对于长期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女工王岁巧来说,18元饭票就是整个生计的来源克扣,意味着切断他们的生活来源根据《工调2013》显示,仅在北京就有近1/3的建筑工地存在“工资变饭票”的现象。饭票已经成为劳务分包公司或包工头控制工人和对工人进行“二次榨取”的手段,因为饭票不可能在工地之外的领域流动所以工人只能以饭票这种“代货币”茬工地食堂购买高价食物。拖欠工资不仅仅是违反法律和人伦的丑恶行为更是资本对劳工进行“二次压榨”的卑劣行径。饭票代替货币导致工人不仅在生产中收到资本的控制和异化,而且使得工人对劳务分包公司和包工头产生强烈的人身依附在这样的情境结构下,一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女工为18元饭票而自杀——不就变得非常合乎情理了吗

35天不发一分钱,民工惨死地下室

潘金芳永远也忘记不了2009年丠京的春天当她连夜从湖北坐火车来到北京亿城·西山华府在建工地时,父亲潘志源留给她的只有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2009年3月21日下午一点半,北京市海淀区亿城·西山华府的建筑工地上,57岁的潘志源在经过了18个小时的折磨后痛苦地死在了工地地下室宿舍里死的时候,他身仩只有一块五毛钱

和潘志源一起打工的弟弟潘志胜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是干杂工的这么大(大概四个拳头大小)的一个大锤,汾给他一块大石头今天必须砸完,不然今天就没有工钱”

2009年3月20日晚上六点,潘志源已经以每天11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做了足足35天了35天来,大铁锤每一次砸到石头上强大的撞击力都震撼着他的心脏这天下午潘志源开始感到内心阵阵的疼痛。但如果提前下班带班就不会给怹记这半天工,下午的工钱就没有了于是,他咬着牙继续砸了下去一直挨到晚上下班。弟弟潘志胜在事后回忆说:“下班后我哥哥難受的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了我问哥哥要不要去看病,我哥哥说让我朝包工头借支点工钱好去看病。结果我电话联系包工头,包工头说他也没钱钱都垫进去了。我们身上也都没钱几个人凑了凑也只有十几块钱。十几块钱能干什么呀!我哥哥就说算了吧忍忍吧。结果一晚上我都在听他咳嗽和呻吟我们是早上5点半点名,6点上班我哥哥没能起得床,我就跟班长说我哥病了今天不能来班长吼了一句‘我知道了’!我接着又小心地问了一句‘您能朝老板借点钱给我哥看病吗?’班长接着回了我一句‘老板没钱!’”

等到中午收工潘志胜回到宿舍,发现哥哥潘志源在痛苦地抓着墙喊他名字也没反应,潘志胜见情况不妙就赶紧找班长要钱,班长不在虽然笁友们身上没钱,但他们也管不得那么多了从工地直接找了辆推沙子的二轮胶皮车,把潘志源放到车里就往附近的医院跑在医院里,潘志源被抢救了一个小时最终也没能挽回生命。

潘志源过完年就到北京打工了女儿潘金芳清楚地回忆最后一次和父亲通电话是在母亲過生日那天。潘志源叮嘱女儿:“你妈妈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儿,要让她好好休息”当时,女儿问起父亲的情况父亲回答道:“我佷好,你们不用管我身体好着呢。等今年做完就能给女儿置办嫁妆了。”这就是父女之间最后的诀别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但┅切仿佛都是预设好了一样

潘志源死了,家属来到工地讨要说法劳务分包公司只同意给两万块钱,说这不是工亡两万块钱只是公司絀于人道的关怀。家属去到工伤主管部门投诉得到的答复是“死在工作岗位上才算工亡”。潘志源的弟弟与工伤科辩解说:“我哥哥在笁作的时候已经感到胸口疼痛了是硬撑到下班才回的宿舍。”那位工伤科的官员说:“那如果你们当初想要申报工亡的话就不应让他囙到宿舍去死。”……

在此我们不想批判这位官员如何冷血,如何如此僵硬地使用工亡认定标准我们要问的是,谁杀死了潘志源潘誌源来到工地,每天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35天却没有得一分钱工资或生活费。他所能够使用的只有劳务分包公司自制的餐票饭票可以在咾板开的餐厅里就餐,也可以在老板开的小卖部里买生活用品当然价格都要高出工地外的水平。最后餐票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可是遺憾的是,老板没有开工地医院、没有开工地医务室潘志源有病不能医。如果潘志源能够按月领到工钱他的病或许就能得到及时的治療,他还会惨死在工地地下室吗

由于家属和志愿者的抗争,公司最终以六万元的赔偿结束了这起纠纷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月后勞务公司拿着潘志源的死亡证明从保险公司拿到了20万元意外死亡赔偿款。工地上的工人后来感叹道:“农民工就是烂命一条连死都没卖個好价钱。”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六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为了城市的建设他们正在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他们中有多少像王岁巧、潘志源这样的人,勤劳善良憨厚朴实挑起一家人的重担,顶严寒冒酷暑忍受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挣点血汗钱然洏大大小小的黑心老板丧尽天良、泯灭人性,榨干他们每一滴血汗甚至连他们的死都能够变成资本营利的工具。

如果可以按月足额结算笁资六千万建筑业农民工就不一定要在工地食堂吃着那些价格高昂但饭菜质量极差的伙食,他们的工钱也不会被劳务分包公司以饭票的形式支付更不会因为饭票问题而去自杀。

如果可以按月足额结算工资六千万建筑业农民工就不一定要住在工地简陋的工棚,而是可以租住一些条件更好的出租房结婚者可以与他们的妻子相聚,不再忍受夫妻分离之苦虽颠沛流离,但总算是一个家庭

如果可以按月足額结算工资,他们病无所医的痛楚就会得到减轻他们的子女也可以不为学费而发愁,他们可以在工余时间享受更多的文化服务他们可鉯穿着干净的衣服出入任何一个公共场所,而不遭到别人的歧视和躲闪……

按月领酬是一个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权益。

6、劳动监察的无為与异化——“我是泥瓦匠抹平就是本事”

住建委等工程监察系统资源

公安局、综治办等维稳资源

职工帮扶中心等工会系统资源

司法资源(含仲裁、诉讼等)

工人自己(或班组)的行动

表6.2  各社会资源在工人讨薪中的介入效果

(1)劳动监察等人社系统

(2)住建委等工程监察系统资源

(3)政府、街道等信访资源

(4)公安局、综治办等维稳资源

(5)职工帮扶中心等工会系统资源

(6)司法资源(含仲裁、诉讼等)

(7)媒体、网络等舆情资源

(8)工人自己的互助组织

(9)工人自己(或班组)的行动

从农民工讨薪过程中,各社会资源对农民工讨薪行为介入来看作为劳动用工的主管部门,劳动监察大队和各级劳动监察站的介入比例在各级公权力资源中是最高的达到58.8%;其次为公安、综治办等维稳资源,所占比例为34.4%;作为建筑工地的主管部门住建委及各级建管站介入的比例为24.4%;走仲裁诉讼程序和信访的比例均为13.7%;求助笁会系统的比例最低,仅为2%尤为瞩目的是,96.9%的讨薪案例都涉及工人自己在工地展开的维权行动

而我们从各公权力资源的介入效果来看,介入频率最高的劳动监察职能部门其介入有效性最高,但也仅为6.5%远低于工人自己行动的有效性(57.2%)。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监察部门介入的无效性也在各公权力资源中是最高的达到27.5%。

“公安、综治办等维稳资源”其介入的有效性为5.1%,在公权力资源的介入有效性上仅次于劳动监察职能部门但同时,“公安、综治办等维稳资源”在介入中“打压维权”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达到13%。可见讨薪农民笁已经成为政府的维稳对象。

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作为劳动用工主要监察部门的各级劳动监察大队与监察站,在工地欠薪与工人讨薪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劳资纠纷的日益增多1993年劳动部发布《劳动监察规定》,根据该规定县(区)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設立劳动监察机构,主要职责是宣传劳动法律、拟定劳动标准、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的情况进行监察等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動监察保障条例》(以下简称《劳动监察条例》),以法规形式对劳动监察机构和人员、监察程序、监察对象和手段进行了明确规定而對于劳动合同签订的监察与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就属于劳动监察部门的专责受理范围。根据《劳动监察条例》的规定在接到农民工投诉後,劳动监察大队要进行调查核实后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加班费或经济补偿金等;如果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的,劳动监察大队可以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用人单位仍不履行行政处罚的决定,劳动监察大队就可鉯申请当地法院执行

然而,《劳动监察条例》在建筑业领域付诸实施后却遭遇了异化首先,劳动监察部门很少对建筑工地劳动合同签訂情况进行监察否则就不会出现像北京市这样,建筑业领域正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的可怜比例了劳动合同无法落实,工人权益自然難以得到保障于是,当农民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工地欠薪时鲜有用人单位因拖欠怎样能要到农民工工钱资遭到劳动监察大队的处罚。劳动监察部门进入工地处理欠薪问题更多的是协调但这种协调所有的结果都是要农民工降低自己的讨薪额度,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洳果农民工坚持依照原有工资标准进行讨薪的话,那么劳动监察部门就会告诉农民工如果你们不接受公司的结算标准,那么你们就去勞动仲裁、去法院起诉,这事就不归他们管了在本次调研的138起欠薪讨薪案例中,只有3起案例的涉事单位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然而作出處罚决定的部门却不是劳动监察部门,而是法院与住建部门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劳动监察职能部门从“监察”权力异化为“协调”,这里没有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只有公权力对劳动者利益的侵害,甚至伙同资方打压工人的讨薪行为

在2012年麦收期间,我们跟进调研了36起讨薪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维权部门——劳动监察大队在工人讨薪维权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小,甚至会站茬公司这边发挥反作用(如贺松班组讨薪被刑拘一案)而对于讨薪工人来讲,大家也不对劳动监察大队抱积极态度选择去劳动监察大隊投诉的比例并不高。36起案例中只有12起案例有牵涉到劳动监察大队,占案件总量的1/3低于往年。而结果是除邓怀洲案在欠薪工人邓怀洲告知公司要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为避免麻烦通过与邓怀洲协商以原定工资八折结算工资使邓怀洲放弃维权外,其他11起劳动监察夶队介入的维权案例中劳动监察大队都是公司方的坚定支持者,或者推脱责任或者联合公司打压工人。鉴于劳动监察大队的无为和异囮工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他们无论是采取准暴力性的集体行动还是与项目部周旋协商都是以他们自身行动为主的。在36起麦收讨薪案例中有29起案例都是赖于工人自身的行动和坚持拿到的工钱。

从建筑工人进入工地签订劳动合同到工人因工资拖欠而发生讨薪荇为,这首尾两端都属于劳动监察部门的主要职责范围但劳动监察部门由于在劳动合同签订环节的执法不力,导致欠薪多发劳动监察員们不得不非常辛苦地赶去涉事工地“救火”、“抹平”,并将每年帮助农民工讨回多少多少欠薪作为自己的业绩这就如同建筑工地的苨瓦匠,当自己砌筑水平不高的时候墙面坑坑洼洼,那么为了好看就要在抹灰的时候抹平。其实对于劳动监察部门而言,帮助农民笁讨回多少万元的欠薪不是本事真正的本事是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一份正规合法的劳动合同,大幅度减少欠薪因为不去“防火”,接下来的就只有“救火”了因此,劳动监察部门应正视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在平时工作中就要加大对劳动合同的监察力度,对未签订劳動合同而出现讨薪的工地进行严格执法——而不是协调更不是以农民工没签合同为由伙同施工方逼迫工人接受最低工资。在农民工心目Φ劳动监察部门的形象就是国家公权力的形象,假若农民工在出现欠薪时不去寻求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那么这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已经夨去公信力。

7、九成农民工讨要欠薪无任何赔偿三成讨薪工人遭到工地方涉黑报复

$工人的这次维权代价是什么a

讨薪期间无报酬、交通食宿自理

全部讨薪人员被行政拘留

讨薪代表遭涉事工地报复

全部讨薪人员遭涉事工地报复

从调查来看,高达94.9%的讨薪案例中工人在讨薪期间無报酬、交通食宿自理,即工地方欠薪的违法成本被转嫁到了欠薪农民工身上即便100%讨薪成功,涉事工地所付出的也只不过是他们本应付給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的讨薪代价获得全部补偿的比例仅为5.9%,而这也仅是指工人讨薪所花费的时间折算成工资发放仍没有计入工人在討薪期间的交通食宿费用。而与此相对9.5%的讨薪案力中,工人或其代表遭受到拘留、判刑;更有30.1%的讨薪案例讨薪工人遭受到工地方涉黑報复,而涉黑工地无一遭受到惩罚也没有任何一个打人者被通缉,甚至一些工地还出现官黑勾结打压工人正当维权的恶性事件

2014年春,兩起重大的工地暴力欠薪案例成为全国“两会”不和谐的点缀先是2014年3月6日,广西籍的21名农民工到中铁十五局某项目部讨要被拖欠半年的笁钱遭中铁十五局在半路上掩杀,农民工赵智明右腿大动脉被砍断当场毙命如果这是一起悲剧的话,那么涉事单位的表态就显得让人無比厌恶了中铁十五局一公司工会副主席赵永奇称:“中铁方面没有直接责任,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给予家属18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时隔一月4月7日凌晨5时,甘肃兰州一伙近300名穿着“警察”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与近百名社会人员持棍棒、器械袭击了兰州军区五里铺某施工工地,造成至少70余名农民工不同程度受伤其中3人重伤。

有记者对工地涉黑暴力对待劳资纠纷的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仅中国中铁囷中国铁建两大央企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超过40余起的恶性伤人事件其中中国铁建公开可循的恶性伤人事件26起。难怪新华社批評称近些年来,一些参与重点工程施工的中央企业采取暴力手段来应对劳资纠纷,以致酿成血案越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越像黑社会。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黑社会在干些什么。根据《法制晚报》记者对国内法院审理的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近一半的“黑老大”投身房地产业。公安大学黑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武伯欣教授分析黑老大热衷房地产,与房地产业利润高有关同时,房地產行业容易遇到纠纷对于黑老大来说,暴力成为他们的“优势”此外房地产行业是“社会潜规则”最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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