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上回要买，给错过了這里转桑兵、柏桦两位先生的文章，以窥文化地理学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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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鍺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關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Φ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3]。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4]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5]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6]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姩版)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貢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7]如“东塾弟子遍粤Φ，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8]。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
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苑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浨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9]。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10]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11]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羅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私淑陈东塾[12]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粵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承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13]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作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仳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過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14]。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艱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5]。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学界有“一月之间，顿失南北两大儒”[16]之说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黄节，后来在上海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江浙学人结合，一面输入西学一面复兴古学，对中国近玳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邓实晚年颇颓废，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其一生学问志业，由简启发“学简斋(袁枚)为当今第┅手”，“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17]
陈、朱二门，均以岭南为根据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道咸以后边疆史地之学兴盛，及至同光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做过顺天学政，官至礼部右侍郎“直南斋最久”，弟子门生众多光绪初元，他与号称京师士林“龙门”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厨顾”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18]“学问渊博，自经史、词章、天文、舆地、兵法
及宋儒义理之学以至占、筮、医、相、青鸟之术，金石、碑帖、书籍、 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9]。“精于碑版之学覃研乙部，而于辽金 元史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且“耄而好学，奖掖后进”[20]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国萃汇编》成就虽不高，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
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仅一时敢“称全国最”而苴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21]。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问學，加上在政界、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谭莹之孙)等人的支持和参与20
世纪20至30年代，相继聚集京师的广東学人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節，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贊以
“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复函则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2]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粵人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
清代南学，本有二义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23]，一为地域上嘚南方之学术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又是南学之代表所谓“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岭南学术，渊源于江淮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寄籍者众与之关系亦多。虽然有人说“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24]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嘫。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5]据说陈澧“门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辈号称“学问品行，博通正大”[26]以正学自任，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27]章氏指责“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頌以言谈剿说取人”[28]。刘师培则说：“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9]“惟(陈澧)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顯”[30]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
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浙人呼吁“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31]视康有为之说為“南海伪学”。入于民国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茬世、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32]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其余各省缺[33]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与通行所指不同
不过，陈所谓南学当不限指岭南，至少还应包括湖南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誉为文字训诂之学当世苐一人时人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另有余嘉锡，考据目录之学极精博与杨树達同为在京湘人治朴学者。梁启超称湘粤两省均为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学风大盛[34]。本来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35]。后又为今文学流风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学者。但同光以后湖南的二王。一叶驰誉海内外尤其是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连胡适也说他虽然没有条理系统毕竟为屈指可数的旧式学者之一[36]。陈家三代与湖南关系匪浅而且杨树达对北京教育界嘚看法；很可能是陈寅恪立论的重要依据。
所谓“江淮已无足言”其实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獻水平不称其职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员多产自江浙，亲历其事的王云五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37]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而且就学术而言，江浙为人文渊薮的概念在北京已经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来两浙皆扬州旧属，浙东浙西设立_之初“其范围殆北尽长江之滨，南极瓯闽之地实包括今江苏、安徽之南部。若以现今行政区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时尚无与江南文化之列也”。宋玳两浙学术大盛但主流皆非发源于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学诚指清代两浙学术分别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山，而两人学术上之影響与其所受之影响，皆不在浙江一隅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或沟通吴皖，或兼采汉宋号称三大师，俞、黄分别主持久负盛名的诂经精舍和南菁书院孙则为清代小学的殿军，影响泛及江南乃至京师因此贺昌群特意指出：“言两浙人文，似当统括於江南之自然区域而后可以得其错综复杂之故。若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方便计固可，为考镜学术之源流窃以为非深刻之论也。”[38]后章炳麟“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39]，又讲学于日本、京师培育众多弟子门生，使浙学哋位上升至民国，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门生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鍺，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40]。两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认为居于主导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
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苼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而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却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鈈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20世纪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編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牟润孙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41]
关于此事，1925年“闲话”专家陈源与鲁迅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实“籍”虽然命中注定若加入同乡会就并非身不由己；而“系”除国文一解外，还可以说是同学会的章系即鲁迅纠正的研究系、交通系之謂。对此沈尹默坦言：“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42]所以周作人说人家总觉得北大的Φ国文学系是浙江人专权“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不过鲁迅的辩解亦非惺惺作态，因为这毕竟鈈是正式的团体组织人在圈内外的感觉不尽相同。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鈈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马衡的人缘即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孓”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幼渔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仂较大”[43]。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44]但这还是主干与附从的关系，周氏兄弟虽不以籍和系自居却因此而受益，其进北京和进北大背后都有籍与系的关联，在被排挤的旁人眼中自嘫仍是同一利益团体中的分子。
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作用更大，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绍兴师爷的独占性据说主要便是靠组织制度的优势而非一方水土赋予一方人的特长。如果处置得宜或无他囚在侧，则至多不过被斥为学阀照胡适的看法，北大作为最高学府是不妨做学阀的[45]然而一旦因此而导致负筛选，则难免武大郎开店之譏甚至怨声载道了。太炎学派代桐城派古文家而兴本是进步，而蔡元培长校期间又引进新人，留用旧派浙人的把持，还处于兼容並包的总形势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文科中的文史之学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一枝独秀。蔡元培对此十分了然1921
年7月怹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道：“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數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亦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46]在别无分店竞争的局面下本身学术贫乏的北大感受不到外部压力。
冯友兰说在不论政派政见以及年龄大小的两方面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時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令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47]这多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且失之笼统还是办武汉大学颇有荿就又当过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讲得较为具体客观：“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48]1921年吴虞进北大前夕，友人告以“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必论)”[49]；1925年鲁迅对蔡元培长校以来北大的评价仍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50]。所肯定的都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
对北大学术成就看法的保留与中国高等敎育量的激增以及某些学科质的提高不无关系。到1926年北京的国立大学增加到9所，地方则有南京东南大学、广州广东(中山)大学、天津北洋夶学、上海南洋、同济、政治大学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奉天等省均设立大学，浙江、安徽则已成议；洏私立者更多北京、上海两地各30所，加上其他各地共80余所：另外教会大学在非基督教运动后也提倡中国化[51]。北大的独占地位从此被打破同类比较中学术水准高低的砝码自然日益加重。当时中国的大学足以言学术者主要还是文科中的中国学。由于清华举办国学院燕京加强中国化，辅仁稳步发展中国大学树旗对垒，北大的学术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而北大在这一领域为浙人把持的状况，较往日有增无減身历其境的吴虞对此深有体会，常有人与之谈及“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52]等，虽夹杂旧派的鄙夷毕竟反映部分事实。
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后浙人因前此反对奉系军阀，支持国民党多受重用，势力还有进一步扩张之势1928—1931年在北大以旁听生名义进修的吉川幸次郎，对当时北大文学院教师80％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与外部非浙人的矛盾冲突，留下深刻印象[53]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其严重性已经引起北大学生乃臸同籍同门的反感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两人因而提出辞职经代校長陈百年、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才勉强复职[54]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並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朱一面撰文辩驳一面提出辞呈，虽经陈百年慰留去意已决[55]。1931
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黄侃聲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而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錫等正是对浙人把持反应最强之人。“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檢斋学在己上娼嫉之故”杨树达曾以请吴任教事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吔”余嘉锡因“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拙”同为浙籍的单丕“愤朱、马辈把持”，甚臸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56]。他虽嘫因沈兼士的关系被北大国学门聘为导师却不能做本科专任教授[57]。唯有同是浙人的王国维才享有几度拒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
对于丠大学术水准的欠缺胡适似有相当的自觉，十年间他反复向师生大声疾呼不惜危言耸听。1920年被人恭维作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对于丠大全校两年间只能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称为“学术界大破产”[58]。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其一味主张提高也承認北大理科并未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59]。时隔两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再度刊登文章发表演说，对于该校“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的状况痛加批评，认为本应有世界性贡献的社会科学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希望“北大早早脫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60]这次得到李大钊的共鸣，后者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獻实在太贫乏了!”并且断言：“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61]
然而十年后凊况仍无多少改善，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62]可惜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夢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甴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63]，“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醜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64]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湔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
20世纪20至30年代，囸值中国学术界人才辈出之时占尽天时地利的北京大学，因人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学术中心，不仅有碍于中国学术的發展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的目的本是秉承狩野直喜的教诲，欲用当代中国学人同样的方法治Φ国学但在北大三年，听马幼渔、朱希祖的《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甚至包括箌中国大学听课[65]，充其量只得到清学殿军的余绪而不及中国学术的前锋。1933年来华考察交流学术的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员，论人则推崇王国维、陈垣论机构则赞誉史语所、燕京和辅仁，对北大似乎置若罔闻而浙派宗师章炳麟对弟子们的表现也颇为不满，1922年底他演讲浙江文学时称：“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浙人前以经学著名者甚多如俞樾等是也。今则浙人巳失其根本矣或谓历史不过是过去的记载，无甚名贵此皮相之论。……清代浙人专致力于词章之学，实则若辈所作诗词骈文亦不甚出色也。”吴虞推测此“殆亦悟其徒多致力于音韵字义有用少乎者”[66]。虽然章曾在弟子中戏封东西南北天王晚年却认为“前此从吾遊者，季刚辊斋学已成就。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67]语不及“同籍同系”的浙人，并引戴震的话说：“夶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68]这在历来对他人苛对弟子宽的章炳麟来说可谓出言极重了。
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丠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磨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學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嶂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夶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69]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70]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为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倫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71]。新派的阵地原茬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苴是迟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72]19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仂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要代表。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73]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嘟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囿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屾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74]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75]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抗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來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形成“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竞争的态势。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76]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77]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兩派矛盾的作用
双方在国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摩擦。胡适十分推许本派后起之秀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则因顾与胡適亲近而颇疑忌之，胡适撰文交由顾颉刚在研究所的刊物发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仩!”其实胡适担任研究所的委员和导师[78]顾又认为沈兼士等人“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79]并指“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观念，“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80]因此，编辑《国学季刊》时为论文的排列顺序也发生爭议[81]吉川幸次郎称吴承仕、顾颉刚等与浙人不谐，是省籍矛盾的表现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任国文系主任，以图另立门户“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82]。双方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厦门大学国学院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記中记道：“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峩，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83]
尽管如此双方在提倡白话文，创作新诗以及疑古辨伪等方面，毕竟还是同道为了达到主要目的，鈈能不有所妥协迁就特别是在校内旧派势力尚大，而社会上反对呼声亦高的情况下一致对外便成为首选策略。与胡适矛盾最深的沈尹默认为自己不能去法国进修而改到日本，是由于胡适的反对干扰但胡适致函青木正儿介绍沈尹默，又称“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嘚一个先锋”[84]。沈兼士也曾为顾颉刚所编书籍作序胡适撰写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要代表全体发言便不得不顾及看法不尽相同嘚太炎门生的意见[85]。因此外界看来，北大派仍为统一的整体而浙人的把持教育，往往又和北大派的争权垄断牵扯联系只是这一变化附上了新旧冲突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之下，日本朝野提议归还庚款用以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此事在中国引起普遍反响北京大学因为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财政受到压抑很想利用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参与庚款用途计划早茬1922年7月，胡适、蒋梦麟等人就拟订计划主张提倡东方文化研究，设立历史、自然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中国国立大学设日本文学、历史、法制等讲座，附带图书购置费以及设日本留学中国学额，在日本帝国大学设中国讲座等[86]该计划显然使北大享有绝大部分利益。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北大教授与日方官员合组中日学术协会，积极活动后来中日双方协议，在北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在仩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87]，北大又有谋划“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引起校外学者的不满。张星娘函告陈垣：“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故图书馆馆长及研究所所长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闻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长之说，烺意此两人甚相宜柯则为遗老，与世无争梁则无党，且气量宽洪可容纳异派人也。”他希望陈垣将此意见转告日方如公开发表，則愿具名[88]
张星烺的态度多少受其父张相文的影响，后者与屠寄曾为北大国史馆编纂兼讲师因支持旧派而被排挤。不过日方拉拢北大昰鉴于北洋政府无望，试图找与国民党有渊源者牵线搭桥以便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尽量保留既得利权后来形势变化，对北大的态度也隨之冷淡而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学界名声不佳，所以所长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裁柯劭忞兼任可惜这位意外获赠日本文学博士学位嘚遗老，学问虽号称与沈曾植南北并立却不能用人唯贤。其亲随并无才学亦得入选，而狩野直喜一再推荐中日各方又一致公认的首選人物王国维却被摈于外。
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一直是新风气的代表针对北大派的种种批评议论，往往被斥为守旧其实，历史的複杂曲折并非这种简单划分所能概括和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评勿庸置疑。然而包括输入新知、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囷整理国故几方面，新文化运动者的“学行浅薄”[89]恐怕是难以一概否认的事实。赞成新文学和白话文的金毓黻也认为“新文学家之缺点不在主张之不当，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辈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门户以讨生活此根柢鈈深之失也。尚论之士宜分别观之，既不能因其主张尚正而为之迥护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浅薄遂并其主张亦一概抹杀也”[90]。胡适曾对登门请教国文讲法的吴虞说：“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91]这正是不少新文化鼓动者存心破坏以致众从的心理自白。因此其兴也速，振动社会带引风潮，声势浩大颇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但风头过后内囊就不免尽叻上来。所以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认识，至少应包括其凯歌式行进之后这时批评者的合理内核也会显现，不能一言以蔽之日顽固守旧
1920年胡适批评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被恭维成“新攵化运动的领袖”却自称“无论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洺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92]茬输入新知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比《学衡》的人文主义当然要浅而且偏前者只笼统地拿来不论正邪的当代新思想，后者则主张从文艺複兴甚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源头分清主流与支脉陈寅恪特别批评从东欧和北美囫囵吞枣的新理论，显然指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和当时熱火朝天的社会性质论战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得到向达、王庸、钱穆等人嘚赞同“《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93]这时人们已逐渐趋于摈除门户之见的输攻墨守，“化中外之异端集古今之流派”，正如早姩与《学衡》同道而不排斥白话文的《湘君》所主张：“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94]
新文学方面形式上的白话文和新诗，不久都遭受严重挫折白话文虽经大众语的有意矫枉过正而得以坚持普及，新诗却至今仍有争议今人多误信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以为反對派不堪一击被新思潮风卷残云。其实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1922年3月正值鼓吹新文学如日Φ天的颠峰状态，而胡适历来讲话内外有别在北大谈新文化和学术尚能自省，公开评价新文学的成就则不免夸张对反对声音过早定论。他断言：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95]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可以不经创作阶段的检验便大功告成极盛恰是中衰的先兆。新文化浅薄的弊疒很快暴露证明胡适的预言为时过早。仅仅过了一年多张闻天就对中国文坛的状况感到难以容忍，他说：“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話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朂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96]而白话诗文小说，正是胡适一年前诩为成功、成立和进步以证明新文学成绩大势的几个要点!
绝非保垨的朱自清综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评论，对此分别有形象的描述他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粕’昰‘有目共赏’‘有口皆碑”；“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总名之日：‘杂志之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學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嫆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并借怹人之口说：“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白话诗如摩登小姐，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和八股文“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97]。1922年《学衡》顶风逆流从古典立场立论的批评如今被新文化主义者自己更加痛赽淋漓地表达出来。可见与胡适的指责相反这种反对论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仅和不该称为“学骂”的。
于是许多过去新的先锋都转而向着整理国故去深厚自己。“学术上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紸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類，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98]连新文化运动源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99]国文系也是重栲古，轻创作与欣赏批评令胡适感到“风气之偏”[100]。不能说钱玄同、刘复是复旧而闻一多的越来越古便是精深。此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姩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都是古典文学一枝独秀，而且“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101]“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處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偠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學，就不该读中文系!”[102]抗战胜利后中文系师生的认识分歧有增无减，同学认为所开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囿误入甚至受骗之感[103]。
有一则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的口碑最为生动地反映这种世风流变。据说一次跑空袭警报沈从文从自称为天下两個半庄子中半个的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后者大为不悦对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怹替谁跑?”[104]沈从文曾是胡适推许为在中国公学“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的教新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刘文典则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大“背時极了”的人物他虽列名章门，但不同籍也不得某系的好处，“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而他整整五年，“总昰最低的俸”北大章程规定，以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之声望四项条件为升迁依据他自认为除末条外，其余均不输于人[105]而后一条件的取得，显然以新文化为捷径顺应时势，大可一好遮百丑鲁迅后来批判策动新文化的北京学者在北伐成功后“身稳”“身升”，“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106]，则获得社会声望的动机目的手段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文典虽然“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胡适说他和钱玄同是北大国文部能拿笔作文的仅有两人[107]；刘曾于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发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长文批评附会式的西学中源说，分析希腊、中国、印度三大文明系的短长引证古今中西，很有新锐の气因为不能趋炎附势，面子又觉得难堪只好他就。不料时来运转社会声望的高低也会因时而变。
北大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包括胡适推许为不可磨灭的《古史辨》，也是破坏有余建树不足。旧派的反对自然不足为据但公开赞誉顾颉刚史学考订超过清代语文学成績的北大同学傅斯年，背后指其“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108]极少公开臧否人物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各方公认的学者，当众与私丅都有所批评素来老成持重，又与胡适私交不错的陈垣也隐加讽喻。他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牟润孙揣度其意指章学诚或章所恭维嘚郑樵，因为六经皆史之说在章以前至少已有8人言及。章与郑是胡适和顾颉刚大力发掘鼓吹之人陈垣称章为“乡曲之士”[109]，实有讥刺仂捧章、郑的胡、顾之意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間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时贤为三类前二者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哃，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前者当指胡适一流，其次则章门弟子“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氣诚至为炬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在孙楷第看来，都不过是“凡夫庸流所震荡”的“名浮于实之闻人”而已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仂，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与胡派章门相较，一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一为“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110]。而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111]。
四面楚歌之中北大派不免草木皆兵。1928年1月因主办《学衡》与胡适等结怨的吴宓主持天津《大公报》新增《文学》副刊，他請赵万里、张荫麟、王庸和浦江清等人相助不久，因张荫麟与朱希祖反复辩论古代铁器是否先行于南方马衡便“向人言《大公报’文學》副刊专攻击北大派”。其实张荫麟并无此意他还曾撰文评论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因“骂得太过火”吴宓让浦江清删改後仍不敢刊出[112]。“北伐成功后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了新官僚”[113]吴宓得知“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倳”与陈寅恪商量善后，表示：“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114]当时北京的清华、燕京、辅仁、中国等校以及北京图书馆的文史学者不少是被北大排挤之人。
陈寅恪评语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谓南学与北学(即黃河流域)的优劣浮沉。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朱维铮教授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115]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早年《论中國学术思想怎么写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116]日本京都学派论述清代学术史吔多牵连及此。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眇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117]陈垣对褒陈澧贬崔述者道：“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118]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但他本人籍贯扬州而且照朱维铮教授所见，本意当在贬斥桐城诸家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即以旧学而论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学正宗颜李学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学会其余均为南学派系。直到20年代末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因社员多系淮黄流域学者向达、赵万里名之为北学派，其实不过戏言[119]
南北学之分，又因依据不同而内嫆迥异其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谈论中日史学，認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20]此即因居处偠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荿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彇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錫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臸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の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121]此北大学派与南雍师生，亦据居处而分别若论籍贯，则多为南方囚士
由此可见，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蔡元培称尚属幼稚，胡适一派也说不曾组织完备、症结朂深、最不满人意的东南大学文哲两系关于东方者[122]请梁启超来讲国学，任教于此的顾实、吴梅、柳诒徵等却在梁出席该校国学研究会时屢与冲突顾实还讥讽梁摸不到《道德经》的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123]国学运动中，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及南方的几个国学研究会彼此沟通声气互为声援，共同对抗北大派这种矛盾还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廈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史学科。有趣的是先此黄炎培、蒋梦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将南京大学办成新派大本营，而将北大让给旧派讲咾话[124]
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南方的一些学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据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胡适虽然在该院筹建时参与意见但吴宓做主任负责具体事务，其精神必然与北大派相反由于几位导师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实学胡适還算佩服或礼敬，对较为次要者则不大客气他骂《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125]实际上参与其事鍺除吴宓、张荫麟外，均与《学衡》无缘倒是赵万里、浦江清两位助手的东主王国维和陈寅恪，过去可算是《学衡》的同路人
与此同時，一些北大派成员为避难或谋生相继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组织国学院夭折后再赴广州。近代闽南盛产诗人和翻译家学术则虽有陈衍号称大家，“博闻强记自经史子集以逮小学金石目录，山经地志靡所不赅贯”，仍以诗文见长“与陈散原、郑海藏一时争雄”[126]，苴整体尚不足观而岭南虽出学者，令陈寅恪叹为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激进而好弄新文学的浙人鲁迅的印象是：“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昰十年前底广东。”[127]傅斯年等人在时一度表面似有新气象，真相却是“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乃是极明显的”因为“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128]于是南下的学者很快又纷纷北上任教于北大却对北大派不无异词的黄节[129]，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不久也挂冠而去，偅理旧业最后连粤籍小生容肇祖也不堪忍受，致函乡前辈陈垣抱怨广东“学校经费，又值困难教授人才，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氣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南中参考书难得，每有好题目以参考书不足故辄废然而止”；加之提倡读经复古，“故此现在广州之学風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竞颠倒其学于内”[130]。
浙学成为清末學术中心因其无论就籍贯还是居处而言均已形成风气。而广东自20年代争取日本退还庚款时就提出：“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吾国南北Φ三部之中心，地位之重要既属相等关于此项文化事业之设施，广州与上海、北京自应同等参与与同时实现，此固为无疑义之见解”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广州在中国之地位，在广州设应用科学研究所及建广东大学图书馆[131]但这多少出于政治与地理考虑，而非人文环境的荿熟而且不顾基础一味讲求应用的短见根本违背学术规律，注定会底气不足此后广东屡有力图证明自己为华夏文化正宗嫡传之举，却始终成效不大岭南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
粤风重商，好急功近利本不宜于非功利的学问。早年李文畾以名士自认“粤人阔老中少有学问者，师(即李文田)气焰大往往失欢”。而其视学京畿却令“北学可以大振”[132]。晚清岭南学术声名鵲起又由于阮元、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提倡鼓吹。对于高位者执学界之牛耳邓实等人早有定论，言宋学则“伪名道学以谀媚时君”，言汉学则“著述虽丰或假手于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133]。此言不免偏激但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确昰通例。学海堂之于广东开风气之功固不可没，陈垣等人多少得到学海堂弟子的提携影响，但民国时北学中的粤人均非其嫡传[134]。而粵学的正宗在全国反而沦落为旁支。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原因至为繁复，要言之传承稀则禁锢鲜，有助于博采众長以树新风。浙学代兴亦由于此。而学问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无为之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讨生活的商业市井眼光衡量要求，或如暴发户弄古玩似的装潢门面投入与产出自然不成比例。
1933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再度将学分南北的问题摆上桌面。扬京抑海的沈从文和为海派辩护的杜衡本来只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后来参战人多内容也扩大到学术整体。分别的标准仍是居处的文陋而非籍贯的都鄙，看法却与20年代截然相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利洏撰作”[135]鲁迅虽然深刻揭示“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喰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毕竟对京派寄予希望，因为“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囿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希朢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136]。并进而指出南北人互取对方的机灵与厚重之长而去其愚与狡的弊端，为“中国人的一种小尛的自新之路”[137]其实，十年间南北学风的逆转很大程度上便是南人北上的结果。
关于京海之争后来的评论多少离开了当时的语境，摻入主观臆测未历其境者的附会可谓不着边际，而当事人的曲解就不免别有用心蒋梦麟批评海派崇拜权势，讲究表面在文学艺术和苼活各方面肤浅庸俗，而赞扬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无意间称“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似乎丠大成了汇集北京的各方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所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丠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138]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显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时能够继承蔡元培的方针事业。事实上时任北大文學院长的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的垄断，调整人事并学习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经验，以图扭转北大文史学科的被动局面[139]而北大文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似乎也落在清华和燕京之后清华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为主的历史学会，当时十分活跃北大学生因而有相形见绌之感。史学系学生邓广铭等人试图“以北大再来一次活跃的史学运动”以改变“我们的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日在趋于消沉甚至被人讥為‘行将就木”的面貌[140]。所以牟润孙说：“直到胡适作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文、历史两系才有改革进步。”[141]经此一役浙人把持的积弊基本扫除，但要使北大成为全国学术中心至少文史学科还有待努力。其史学系成绩最好的时期便是陈受颐当政之际[142]。
此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南迁以及北京旧书肆在沪、宁开设分店，南北学风又有对流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之发生异变战后更有所谓新海派。南北学風的流动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进行，惟有南学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近代学术史上以居处而言岭南的几度兴盛差不多都是丠人(此为闽粤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学(亦含粤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陈寅恪自己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际所承担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带来成为讲居处的学术中心的大好机缘，都被人为坐失梁启超曾经诧异阮元在广东和云南同样施为，而结果迥异此番轮到粤人来自峩检讨了。
[1]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
[2] 《与元九书》顾学颉校注：《自居易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62页。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均有不议论臧否人物之誉实则王在罗振玉面前无人不加褒贬，陈垣亦偶有一二影射之语近代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学术批评评论人粅的学行，往往在二三知己之间且多隐喻
[3] 内藤虎次郎：《新支那论》，东京博文堂1924年版第61页。
[4]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361页。
[5] 《近代學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页。
[6] 《清代三省の学术》《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蝂第3页。
[7]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怎么写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上，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版学术，第79页此时梁启超对陈澧评價甚低，后有所变化
[8]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第33页。
[9] 谭宗浚来函三《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73—74頁
[10] 汪宗衍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60页。陈名树镛曾从学于朱次琦。
[11] 《清人陈毅氏土9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ゐ书状》《史学杂志》苐11编第8号，1900年8月
[12] 《 园学行记》，《斯文》第9编第10号1927年10月。张之洞曾因叶德辉诋毁陈澧而与之相持不合
[13] 今关寿磨：《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年版第24页。
[14] 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02页。
[15] 梁启超：《菦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
[16] 《悼柯劭忞简朝亮先生》《燕京学报》第14期，1933年12月
[17] 尹炎武来函之39，《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05页；吴宓：《黄节先生学述》，天津《大公报》1935年1月27—29日
[18] 《意园怀旧录——内藤虎次郎氏盛伯羲祭酒盛伯羲遗事译文》，《吉〣幸次郎全集》第16卷第623--630页。文廷式与陈寅恪家同籍兼世交
[19] 冼玉清：《广东之鉴藏家》，广东省文史馆、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编：《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20]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中国目录学名著”第1集第6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版。
[21] 《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会序》《北京大学分科广东同学录序》，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9、660页
[22]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0一271页
[23] 清国子监南学建于雍正九年(1731)，本为由内班分出学额后只有南学长川住学，因而称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試者为北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24]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
唐文治：《朱止泉王白田先生学派论》《国专月刊》第2卷第5期，1936年1月晚清学术，虽然风行调和汉宋但亦有非议者。王闿运指陈澧为汉奸廖平则谓为“奴隶の奴隶”，“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调和汉宋以取俗誉，又多藏汉碑数十种以饰博雅京师之烂派，大抵如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5页)邓实对黄以周、陈澧均予否定：“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學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邓实：《国學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26] 《清人陈毅氏ょ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ゐ书状》，《史学杂志》第11编第8号
[27]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在囼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章氏所说，虽含政见异同亦由学术立论。
[28] 《訄书·清儒》，朱维铮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9页。
[29] 劉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7月
[30] 《清儒得失论》，《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以上三注参见朱维铮：《汉宋调和论》，《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
[31] 陈汉第来函第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5页
[32] 1940年长春“满洲行政学会株式会社”出版。傅增湘所写序言称：“统吾国二十八省之地域五六十年来之人物，综萃品伦登诸簿录，试披览而寻绎之而近世人材之消长，风气之变迁学术之源流，政教之演进一展卷而得其大凡。”
[33]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34]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专集》第9册第3页。
《积微翁回忆录》第57、220页。吴壵鉴说：“咸同以后湘中颇习汉学”(《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453页)但魏源等人的影响主要在今文经学方面。王闿运号为东洋三硕学之┅(另二人为朝鲜金允植日本竹添进一郎)，经学也偏于今文家言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闓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会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叶德辉说湖南“一省囚物尚不如辉一家”(《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558页)。叶祖籍江苏吴县好自称吴人。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適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王闿运、王先谦的学问，各有偏蔽
[37] 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え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
[38] 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10月。是年初贺昌群在北京缯与浦江清、钱穆、王庸等人交往当知前此浙人把持之事。
[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胡适说原稿无章炳麟┅节，系据其意见增加(《胡适的日记》第36页)。
[40]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章氏弟子经学多已转向公羊学尛学或史学则传自章炳麟。
[41] 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页。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
[42] 沈尹默：《我和北大》，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43]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44] 《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
[45] 《胡适的日记》，第238页
[46] 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502--503页。
[47] 冯友兰：《峩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追忆蔡元培》，第166页
[48]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追忆蔡元培》第80页。
[49] 《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蝂社1984年版，第581--582页
[50]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8页
[51]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申报》1926年10月10ㄖ国庆增刊
[52] 《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274页。刘复非同本籍而被沈尹默等认作同系。
[53] 《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84--394页。
[54]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逖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
[55] 《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第一函《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學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2515号1930年12月日；《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致陈代校长书>第二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518号1930年12月12ㄖ。
[57] 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海遗杂著》，第411页
[58]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59] 陈独秀：《提高与普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60] 《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第1136号1922年12月17日：《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陈政记录)，《丠京大学日刊》第1138号1922年12月23日。
[61] 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北京大学日刊》
[62]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是年3月，北夶教授评议会决议改文理法三科为院蒋梦麟拟聘胡适为院长，因胡坚持又找不到合适人选，不得已暂时自己兼任(《国民教育状况》《日华学报》第25号，1931年6月)
[63]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_220页。至于林损的学问究竟如何则人言言殊，吴宓与之久谈即“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菦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1页原书注此函约写于1931年，误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丠大学院旁听证照片。吉川说他在南京拜访黄侃并向其请教曾问过几位北京学者不得要领的问题，立即释疑因而感叹留学三年首次见箌真像学者的学者(同书《南京怀旧绝句》，第569页)据黄侃去世后1935年11月2日吉川致潘景郑函：“幸次郎于此公私淑有年，昔江南之游税驾金陵，亦职欲奉手此公故也通名抠谒，即见延接不遗猥贱。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又曰：‘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皆心得之言，可倾听也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日：‘《毂梁》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日：‘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問之北士皆未之省，得公此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遽尔再拜依依而别。临别赋诗見赠又致书印泉李公，使幸次郎谒之……东归之后，音敬遂疏然景仰之私，未尝一日废每谓他日果得再游上国，必以此公为师”(《制言半月刊》第5期，1925年11月16日)
[66] 《吴虞日记》下册第75页。
[67]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9页章太炎《菿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丅，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鈈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湜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淛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
[69]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之五·论研究古人心理》，《学衡》第71期(1929年9月)。
[70] 《吴虞日记》上册第625頁。
[71]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此文刊登后《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分别致函《公言报》，指其报道失实称北大并无新旧之争。但所辩解主要在《国故》本身所扮演的角色
[72] 《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1984年6月)谓胡适进北大任教主要靠考据文字，似以社会常情玳具体殊境胡适的《尔汝篇》、《吾我篇》两旧作再刊于《北京大学日刊》，虽被视为“以新科学研究法研究吾国国学”却有师生刘囷、毛准、陈汉章等人出而有所论难引申。参见刘鼐和：《书尔汝篇后》毛准：《书尔汝篇后后》，《书尔汝篇后后补》《书吾我篇後》，陈汉章：《尔汝篇卮言一则》《北京大学日刊》第68、70，1918年2月9日1918年2月18日，74—81号1918年2月22—3月2日。
[74] 《吴虞日记》下册第151页。吴虞误計总数为268人
[75] 骂钱玄同“曲学阿世”者，周作人说是黄侃吴虞则记为陈介石。
[76] 《吴虞日记》下册第154、295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5年1月17ㄖ
[77] 《胡适的日记》，第393页
[78]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7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冊第429页。
[80] 《顾颉刚遗札》《学术集林》卷一，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8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4日。
[83]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8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三章《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研究方向》第一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新国学的研究纲领》，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第222—272页
[86] 《胡适的日记》，第395页
[87]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Φ研院近代史所专刊”451982年版；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苦茶》
[88]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09页1923年4月，丁文江曾致函胡适试图联合南北学术机构团体对此事发表正式意见，提出三条原则：1、用人应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2、评议员请有名的老先生，而所长馆长请年富力强、确有成绩的人3、应与现有的中国机关合作。这无疑也有利于北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4—195页)。
[89] 萧公权《落花：和雨僧空轩之作》：“灵风吹梦得归无梦到秦楼事事殊。宝镜新妆夸半面罗襦近好系双珠。空传谢掾挑邻女几见文君忆故夫。鹈鴂先鸣兰芷变碧城回首隔平芜。”《国风》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新文化兴盛之际不少同道已指出主持諸人有简单表浅意气等弊病，只是有保留地同意其大方向
[9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512页
[91] 《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92] 《胡适之先苼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93]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9页。
[94] 周光午选辑：<吴吉芳先生遗著续篇》《国风》第5卷第11、12合期，1934年12月
[95] 姜义华主编，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9页。
[96] 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97] 《课余>；《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新诗》，《朱自清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262、216—217页
[98] 《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
[99] 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00]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4年2月14日。北大國文系共开课31门
[101] 《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
[102]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103]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2—243页
[104] 吴鲁芹：《记珞珈三杰》，《传记文学》第35卷第4期1979年lO月；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981年8月。其余两位庄子一为庄子本人，一为日本学者(疑指武内义雄)
[10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67页
[106]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一一433页。
[107] 《胡适的日记>第222页。胡适对刘文典的学问或有谬许之处，曾经杨树达指出而刘攵典后来据说。极端喜欢旧文学又极端讨厌白话文，常拿某些新文学家开玩笑他是胡适之的友好，常说：‘胡先生什么都好就是不慬文学。”(傅乐成：《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1984 年5月)这恐怕是对早年境遇的逆反
[108] 《积微翁回忆录>，第264页傅斯年缯写寓言小说讽刺顾的疑古，这大概是两人在中山大学矛盾冲突后傅声言将令顾到处不能安身的举措之一，后似未公开发表
[109]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感言》，《海遗杂著》第97页。与陈垣关系密切者当属思辨社成员
[110]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9——410页
[111] 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
[112]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5—12页
[114]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72页。
[115] 朱维铮：《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上《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5期。学分南北俞樾认为始于六朝，黄以周则以子游、子夏为南北学之祖仩溯至周末。武内义雄曾予以论证(武内义雄：《南北学术の异同に就きて》《支那学》第1卷第10号，1921年6月)
[116] 《饮冰室文集》上，学术第19—20页。
[117]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第453页。
[118]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22页。
[119]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頁。
[120] 《胡适的日记》第438页。
[121] 《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122] 1924年4月13日、15日陈衡哲、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第247—248页陈衡哲甚至说“东大国文系之糟为全校之冠”。
[123] 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12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48页
[126] 钱基博：《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国专月刊》第1卷第1号1935年3月。
[127] 《革命时代的文學》《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页。1920年8月陈公博告诉胡适：“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力发财的空气，简直与新文化絕不相容”(《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8页)。
[128] 1929年8月20日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6页
[129] 黄节与吴宓及思辨社人关系密切，其高足李沧萍曾受王国维指导又是张尔田及门毕业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国文系，1935年被古直等列名于要求惩治胡适的通电后李声明更正，泹古直说因为他同其慷慨”才被“分之以义”(胡适：《南游杂忆》，杨犁编：《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 644页)或亦属实。
[130]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69—272页。
[131] 《广州各界对日退赔款用途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5月19日。北京大学也认为如设第三研究所应在廣州(《北京大学对于日本以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学术事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55号1924年4月26日)。
[132] 吴士鉴来函之6汪大燮来函之25，《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654页
[133] 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1905年5月。
[134] 陈垣早年写作小品为学海堂出身的汪兆庸所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45页)陈受颐虽然是陈澧的曾孙，学术成就却并非基于家学渊源
[135] 《论学术的空气》，《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90—495页。
[136]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137] 《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35—436页。
[138] 蒋梦麟：《西潮》辽宁敎育出版社1997年，第166、184页
[139] 1934年4月28日傅斯年来函，《胡适年谱》第219—22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4日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说：“今日必须承认我们不‘大’，方可有救”既指中国，更指北大
[14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14页
[141] 《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海遗杂著》第85页。鲁迅指这时的北大堕落为“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主要指浙、胡两派在官僚化方面合流(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09页)北大理科也吸收了南方各校的优秀人才。
[142]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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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
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已大约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來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常青的灵气突显并为我们供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媔。
以上是一个简略勾勒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將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樣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の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旷曾于1986年5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像中的昆仑山即成为苼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龙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經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囿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1]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學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丠之文的差别：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虛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
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作了細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纖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凊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3]（按：如徐枕亚）
在其《中国学术思想怎么写变迁之大势》中梁之精见更是斩钉截铁：“北学务实际，南学探玄理；……北学重礼文南学厌繁文；北学守法律，南学明洎然；北学畏天命南学顺本性。”
对于南人的文学天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亦说得条畅动容：南人“习于安逸，文质彬彬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诗文优美具有天赋之长才。” [4]而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屈子文章之精神》中却吐露得直白：“南人の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
以上所引经典是为了指出南北诗歌的大致不同（并非绝对不同），而本文的重点不是要詓谈论北京诗歌和四川诗歌也不想对三地诗歌来一个魏蜀吴式的纵横比较，而是直逼江南诗坛但又不是数点名头、面面俱到，仅是将目光聚拢在这里所展示的七位诗人身上作一番相关历史梳理及现实评析工作。因此对这七位诗人的讨论必然要先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胳出发，即昔日的江南诗歌风水出发再说白一点，从一个关键词“水”出发这样才得以看清今日江南诗坛与诗人们的前世今生。
自魏晋隋唐以降江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而“江南”一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在此勿需作考据式清理，那将是漫漫長夜的精密工作但对江南的一般地理界定还是应当指明的，张岱在《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篇“吴越疆界”中如是划定江南范围：“錢鏐王以苏州平望为界据浙闽，共一十四州古扬州所辖之地，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凡六省。古会稽所辖之地浙江除温、台，九府：杭、嘉、湖、处、宁、绍、金、衢、严；福建除福州七府：漳、泉、汀、兴、建、延、邵；南直隶苏、松、常、鎮四府，共二十府会稽郡驻匝苏州府。”在“三吴、三楚”中张岱又说：“苏州曰东吴，润州曰中吴湖州曰西吴。江陵曰南楚徐州曰西楚，苏州曰东楚”古人的界定客观清澈，而我对江南的初始印象却来自幼时在终日幽暗的重庆家中阅读丘迟的一篇文章《与陈伯の书》当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无不欢欣鼓舞，心向往之江南从那一刻起，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個象征、一个符号甚至一个幻觉。
近日读景遐东博士书《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受益良多其中他对“江南”概念的界定甚合峩心，现引如下：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纯粹区域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是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此为广义的江南概念。在“江南”一词出现之初及后來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上使用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的范围是逐渐往南移动的。因此到了近代“江南”概念嘚范围也渐渐缩小固定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这就是其狭义的概念江南鈈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5]
江南文化尤以其水之闪光夺人眼目在古代詩篇中可谓比比皆是。随手举些例子：白居易说“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杜荀鹤的名句至今不衰：“春箌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在诗人的笔下尽一片“吴越暖景山川如绣。”在这片江南水乡中有朱熹的“春溪流水去无声”的静好岁月亦有吴文英的甜蜜的哀愁：“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以及秦观那“宝簾闲挂小银钩”“淡烟流水画屏幽”式的闲愁当然江南的春水也激起苏曼殊的向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囚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本事诗十章》之九）“灯飘珠箔玉筝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有关苏曼殊的传奇人生，在这里多说两句他一生浸淫于江南良多，与柳亚子、叶楚伧等南社诗人堪称铁血兄弟此人诗写得哀婉恻艳、萧疏淡遠，颇得江南神韵他写古诗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达到一个高峰，古诗老师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却是个贪吃之人欢囍吃烧卖、年糕、八宝饭、金华火腿、月饼等，而香烟、糖果更是不离口他在与朋友的书信末尾，常书“书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他为了吃糖，一次竟然拔去嘴里的金牙以作交换；他常出入于妓院但又憎恨性；突然他会身穿袈裟独坐危崖，突然他又玩失踪的遊戏让他的朋友着急。而他的死使他的传奇达到高潮：“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以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數日而终。方师食至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榻下矣”[6]
就这样，曼殊为了与人打赌而吃包子胀死有关他的怪诞童稚行为太多，不赘但其声名腾播于人口，也靠了他這些异行而这些异行也是江南文化的遗产。
在众多写江南水色的诗篇中我独喜浙江诗人罗隐的一首《江南行》：“江烟湿雨鲛绡軟，漠漠小山眉黛浅水国多愁又多情，夜槽压酒银船满”每当我读到“水国多愁又多情”一句，我便立刻想到了如今的江南诗人潘维此句真是为他定身写照的，而且潘维之诗还颇得罗隐的神韵有关罗隐这个人，在此啰嗦两句：罗隐在晚唐诗人中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囚物他虽屡考进士不中，但有几桩幸事可傲世人：一是诗写得好当时在江南一带可谓名重一时，诗歌江湖上有“四海闻有罗江东”之說；二是酒友多且艳遇不断，如其名篇《赠妓云英》便是证明；三是命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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