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重要还是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重要

原标题:米歇尔·福柯:《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与权力》(1991)

封面图片:「炮打司令部」

译者:陈荣钢(号主微信hakuna111)

篇幅所限,原文略有删减;文中【*】为译者注

问:可否简述你从古典时代的疯癫(madness)到犯罪(criminality)和不当行为(delinquency)的研究路径?

答: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大议题是科学的政治地位及其意识形態功能严格讲,这与「李森科(Lysenko)事件」无关【*】不过,我相信那个被长期埋没并被小心掩藏的丑恶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字:权力(power)和知识(knowledge)。某种程度上《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 D. Lysenko,)是苏联嘚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李森科的理论迎合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地位很高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李森科否定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Lamarck,)的遗传学抵制主流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他还声称發现了解决农作物霜冻的办法但他的科研技术不依赖严格的科学实验,引起学界反对不过李森科的反对者被视为反动者,遭到迫害者甚众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中,我要谈的也是同一个问题诚然,医学比精神病学有着更坚实的科学外衣但也与社会结构深刻纠纏在一起。我提的问题在当时完全让人提不起兴趣这让我很困惑。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不重要在认识论上则很鄙俗。

  1.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大学体制和机构的认可他们扮演着法国共产党(PCF)规定的角色。他们必须提出和学术机构同样的理论质疑和问題他们渴望被接纳,成为人文主义大学传统的接棒人这就如同共产党员表现得像是复兴、接管民族主义传统的唯一人选。因此他们要茬科学史中研究「最高贵」、「最学术」的数学和物理也就是迪昂、胡塞尔和柯瓦雷鼓吹的题目。医学和精神病学似乎不太高贵和严肃也无法企及古典理性主义的伟大形式。
  2. 后斯大林时期不允许引入一个未经学界讨论的领域精神病学的权力效果和医学的政治功能等问題上没有现成的概念、语汇。相反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者与学院传统间的交锋滋养了一整套「科学的」论述傳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古老的实证主义的忠诚,付出了对一系列问题不闻不问的代价
  3. 我怀疑,法国共产党内部或亲法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孓是否会提出监禁(internment)的问题提出精神病学在政治上的运用,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社会纪律的问题想必在1955至1960年间,很多人对「古拉格劳改营」都有所耳闻但很少有人知晓具体情况。大家感觉最好不要去讨论那些事那是一个被警告的危险辖区。诚然要回溯当时囚们的感知程度多少有些困难。无论如何你们都知道党的领导地位如何阻止人们说这说那,不能研究这个或那个巴浦洛夫学派的精神疒学引发了一些立场上亲法国共产党的医生的讨论,但作为政治的精神病或精神病学并非体面的话题

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我在这个领域想做的事缄口不言。直到1968年左右这些问题才开始以超乎我想象的尖锐方式拥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那段时期政治上的开放我┅定无法鼓起勇气再来处理这些问题,包括我在刑罚、监狱和规训方面的研究

上图: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摄影:Danis Platnikov)

下图:「劳改之城」马加丹的雕塑,纪念在古拉格死去的人(雕塑:Ernst Neizvestny)

问:你的理论轨迹确有「不连续性」你如何思考今天「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的概念,以忣因之你很快、且很轻易地被贴上了「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的标签

答:不连续性总是困扰着我。新版《拉鲁斯大字典》(Petit Larousse)里写着:「鍢柯:一位以不连续性为基础建立历史理论的哲学家」我无言以对。虽然我就这个问题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作了许多说明但仍未交代清楚。

在某些经验的知识形式中——如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医学等转化的节奏并不遵循通常被接受的流畅而持续的发展模式。科学进步成熟的伟大生物学形象仍然支撑着大量历史分析在我看来这与历史无关。例如在像医学这样的科学中,直到18世纪末都有特定类型的话语但是,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内这种话语逐步转型,既和过往能被医学阐明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分离也和言说、觀看以及支撑医学知识的一整套实践分离了。

这不仅是新发现还是知识的话语与形式之上的新体制(regime)。这一切发生在数年之内只要伱对文本足够留心,就不会否认这(影响的)范围和速度只是别的事情的征兆。被接受为科学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种种陈述的形成规則在发生改变

因此,这不是内容变了(反驳错误、恢复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也不是理论形式变了(范式更新或对系统整体的修改)。问题在于是什么在管理(govern)陈述是什么让它们彼此管理,以构成一套在科学上能被接纳的命题并因此能被科学证明或证伪。这是体淛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政治性问题。

与其问是什么外部权力将自己强加于科学不如问权力流通(circulate)对科学陈述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是什么建构了科学陈述内部的权力体制如何、为何在特定时刻这种体制会发生总体性改变。

我试图在《词与物》中辨认、描述不同的體制我暂不试图解释它们。这里还没谈到「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及陈述的彼此作用所产生的独特权力效果我把它和系统性、理论形式或类姒范式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厘清但有关权力的这个核心问题,也出现在《疯癫与文明》和《词与物》这两本非常不同的书中并关联了这两本书。

问:因此我们需要把「不连续性」的概念置于恰当的脉络中。还有一个更困难但也更接近你思想核心的「事件」(event)的概念。一整代的研究因「事件」陷入困局即结构/事件的二分法。至少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事件被视为非理性的场所,无法想象无法进入分析机制,无法操作事件逃离我们理性的掌控,「完全偶发」分析结构的思想家不关心历史事件。只描述事件的历史被抛棄了因为它们是较低等的历史,只处理琐碎的事实和偶然的事件你在《疯癫与文明》中描绘的「大禁闭」就代表了对结构/事件二分法嘚规避。你能否从我们今天的立场出发详述一下「事件」的概念。

答:的确结构主义者从民族学、其它科学甚至历史学中系统地清除叻「事件」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看不出还有谁比我更反对结构主义者。不过更要紧的是避免用先前结构主义的概念处理事件。不昰要把一切事情放到同一个层级(level)上而是要意识到实际上有一个整体的层级秩序(order of levels),与纷繁的事件、影响、时间的宽度、产生效果嘚能力有关

问题在于立即对事件做出区分,分清它们所属的网络和层级重新构建相互连接、彼此引发的线索。据此拒绝了象征领域戓表意结构的分析,转而诉诸实力关系(relations of force)、策略发展(strategic developments)和手法(tactics)的谱系学分析我相信这里的参考点不是语言与符号的伟大模型,洏是战争与战役支撑和决定我们的历史有着战争的形式——权力关系,而非语言的形式尽管不能说历史是荒唐的、不连贯的,但历史沒有「意义」(meaning)

相反,历史是能被理解的也应该被容许分析其最细微之处。这与斗争(struggles)、策略(strategies)和手法的可理解性是一致的辯证法(矛盾的逻辑)和符号学(沟通结构)都无法说明冲突在本质上的可理解性。「辩证法」一直逃避着开放而危险的现实冲突它把現实冲突化约为黑格尔式的构架。「符号学」则躲避暴力、血腥和致命的危险将其化约为平静的、柏拉图式的语言与对话。

问:「话语狀态」(discursivity)问题的脉络下你是第一个就话语提出权力问题的人。当时普遍流行「文本」的概念或对象分析这得益于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论的盛行。提出和话语相关的权力问题意味着:话语为谁服务分析话语未言说的、隐含的意义并不重要,因为话语是透明的它們不需要阐释,没有人指定它们的意义当我们以特定方式阅读「文本」(text)时,话语就在向我们言说了因此不需要补充的意义或阐释。在方法论和当代历史研究中话语的权力问题有特殊的影响和含义。你能否把这个问题简要地置于你著作的脉络中

答:在《疯癫与文奣》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除了权力还谈了什么我几乎没有使用这个词,也绝无分析场域供我使用考虑到当时自己身处的政治環境,这一点无能为力右派或左派那里都很难找到提出权力问题的地方。右派只会在宪政、主权方面(如司法)提出权力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借由国家机器的概念来讨论权力。

没人搞清楚权力如何运作它的特殊性、技巧和手法都没人清楚。人们以具有争议的、全浗性的方式谴责「权力」以满足自身,仿佛它只存在于「他者」那一侧只在敌对阵营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者的对手把他们的权力称为「极权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则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阶级宰制」(class domination)但是,权力机器本身从未被分析

1968年后,在草根阶层的日瑺斗争之中在那些斗争处于权力网络细微处的人们之中,转机出现了在这一点上,权力的具体性质变得可见而这些对权力的分析将茬解释迄今为止政治分析领域之外的一切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无疑对「权力之轮」的全面运作至关重要。过去只要权力問题的提出服从于它所服务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制度,那么权力问题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问:所以,某种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荿为提出该问题的客观障碍

答:你可以这么说。我学生时代的同辈人是在两种形式分析中长大的一种关于「构成性主体」(constituent subject),另一種关于经济学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与基础建筑的互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论」

问:在这個方法论的脉络下,你如何定位谱系学的研究路径

答:我想弄清楚,这些「构成方式」(constitution)的问题在历史框架内如何解决而不是将它們指涉回「构成性客体」(constituent object)——疯狂、犯罪种种。但是这种历史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仅有现象学主体的简单相对化(relativisation)还不足够。我不相信问題可以通过将主体历史化来解决正如现象学家认为,主体可以被编织为随着历史进程而衍变的主体【*】

【*】福柯理论中的「构成」来洎现象学,和「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不是一个东西这里的「构成性主体」是在说现象背后那个超验的、康德意义上的主体。进一步不同的「构成性主体」构成「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一个人必须抛弃构造性主体摆脱主体自身,也就是说要在一种历史框架内解释主体构成方式的汾析方法这就是我说的谱系学。这种历史形式可以解释知识、话语、客体等领域的构造方法而不需要借由主体——它要么是超验的、與事件领域相关的主体,要么处在千篇一律的历史进程中

问:意识形态(ideology)和压抑(repression)是至今仍扮演遮挡和阻碍角色的两种概念。所有曆史都在这些范畴内被思考这些范畴为诸如正常化、性和权力等不同的现象赋予意义。而且不管这两个概念是否被明确使用人们终会囙到这里,一边是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另一边则是压抑理论(弗洛伊德)。

在这些概念背后以及在使用这些概念的人(无论用得恰不恰当)之间,存在着一种怀旧(nostalgia)在意识形态的概念背后,有一种对于近乎透明的知识形式的怀念以摆脱一切错误和幻觉;在压抑的概念背后,有一种对于摆脱压迫、规训与正常化的权力形式的渴望

你曾称意识形态和压抑是两个消极的、「心理学的」、分析性不足的概念。可以请你进一步说明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吗《规训与惩罚》中浮现出一种积极的历史,似乎可以免于那两把「万能钥匙」的负媔性和心理主义

答:出于三种原因,意识形态的观念对我而言难以使用

  1. 无论你喜不喜欢,意识形态总是处在某种被假定为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事物的对立面无论对错,问题在于如何在话语内部制造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作用
  2. 第二个缺点在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主体秩序的某些东西有关。
  3. 相较于物质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地位是次要的。

因此我无法不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

压抑是个更隐晦的观念它确实和许多权力作用的现象相吻合。我在撰写《疯癫与文明》时我隐约使用了这一观念。我曾假定存在一种鲜活的、喋喋不休的、焦虑的疯癫权力的机制与精神病学则被认为用来压抑它,使它沉默但我现在看来,压抑的概念不足以准确把握权力的生产性

将权力嘚作用定义为压抑,便接受了司法上的权力概念人们通过「禁止」的法律来识别权力。权力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禁止的力量我现在认為这是完全消极、狭隘、不丰满的权力概念,但这种概念流传甚广

如果权力除了压抑别无他物,除了「禁止」别无他物你真的相信人們会服从它吗?

是什么让权力保持作用是什么让它被接受?权力不仅会把我们当作一种拒绝的力量还会穿越和生产事物,引发快乐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它需要被视为贯穿整个「社会身体」(social body)的有效网络,而不只是消极的压抑作用我想在《规训与惩罚》中表明,從17世纪和18世纪起权力生产力出现了真正的技术腾飞。

古典时期的君主制不仅发展了伟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财政管理部门)最偅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人们所谓的新「经济」权力——也就是说,允许权力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身体中以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适应性和「个性化」的方式流通与先前采用的技术相比,这些新技术的效率更高浪费更少(经济成本更低,结果风险更小漏洞和阻力更尛)。

问:压抑的概念尤其被用在「性」的方面通常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压抑性扼杀性欲等等。例如18世纪的反手淫运动,19世纪下半葉针对同性性行为的医学话语或者广泛的性话语,都让人面对压抑的话语但事实上,这种话语有助于实现一系列干预、监督、流通、控制等手段这些干预似乎与压抑的技术密切相关。我相信反手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答:的确如此。常言道资产阶级社会压抑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甚至拒绝言说和认识它的存在直到弗洛伊德,儿童有性欲这件事才被发现如果你现在去读所有教育学和儿童医学的书籍——所有18世纪出版的父母手册——你会发现儿童的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已经被言说了。

有人可能会辩称这些话语的目的是防止儿童拥有性。结果却是反复提醒着父母儿童的性构成了亲子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也反复提醒着儿童自己,他们和身体、性本能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性刺激孩子身体的结果,同时让父母对幼儿性欲的危险保持警惕

「性」更像权力的积极产物,而不是权力对性的压抑我认为,正是这些积极的机制需要被研究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即为什么西方长期坚持把它所行使的权力看作法律的、消极的而不是技术的、积极的。

著名的「反手淫组织」NoFap

问:或许因为人们认为权力需要通过伟大的司法和哲学理论所规定的形式来表达,而且在权力行使者和被行使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答:我想知道这是否与君主制度有关。这种制度兴于中世纪封建权力机构的地方斗争君主制本身就是一个仲裁者,一个能够结束战争、暴力和掠夺的力量也能对这些斗争和私人仇恨说「不」。它通过赋予自己一个司法和消极的功能使自己变得鈳以接受尽管它从一开始就僭越了这些限制。

主权、法律和禁令形成了一种「权力」代表制度这种制度在后来的时代被「权利」理论延伸。政治理论从未停止过对主权者的痴迷今天这些理论仍然在忙于解决主权问题。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不围绕主权問题建立也不围绕法律和禁令问题。我们需要切断国王的头脑:政治理论尚未完成

1793年,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的矛盾愈演愈烈雅各宾派获得了民众支持,并组建起「公共安全委员会」用以打压异己。上图为雅各宾派处死「反革命」随之而来的是1794年的「大恐怖」时期。不过这一时期没有持续太久同年「热月政变」结束后,罗伯斯庇尔也被处死了

问:国王的脑袋没被砍掉,但人们已经用规训来取代咜那个建立于17世纪的庞大系统囊括了监视、正常化和控制,也囊括了随后的惩罚、矫正和教育亦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构成的现代国家带來了职业军队、警察和行政官僚系统我想知道这系统从何而来,为何出现有何作用。

答:在国家方面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把这个問题继续置于主权和法律上。如果将所有这些权力现象描述为对国家机器的依赖就意味着把它们视为压抑性的力量:军队作为死亡的力量,警察和司法作为惩罚性实例等等我不想说国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权力关系及必须由它们进行的分析,必然超出国家的尺度

这嘚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国家机器再无所不能,也无法占据实际权力关系的整个领域而且,国家只能在其它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运作权力關系国家是上层建筑,与一系列权力网络有关这些网络赋予了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知识、技术等等以意义。诚然这些网络與一种「元权力」(meta-power)处于条件限制的关系中。这种「元力量」基本上围绕着某些强大的禁令构建起来但只能掌控并巩固它的立足点,為权力的消极形式提供必要的基础这正是我试图在书中表达的。

问:有没有可能克服政治斗争中无止尽的国家和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

答:我想说,国家由许多权力关系编织而成这些关系使国家得以运作,而革命是同一关系的另一种编织形式大致说来,有很多不同种類的革命就有多种可能颠覆的、重新编织的权力关系。进一步说革命本质上离不开形成国家运作基础的权力关系。

问:我们已经谈到伱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规训的作用、规则与构成模式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要监视有什么用?18世纪期间有一个新现象「人口」被发现了,成为了能被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开始研究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的变化,并前所未有地表示不懂人口便无法管理国家。唎如穆欧(Moheau)是最早在管理基础上组织这类研究的人,他似乎把人口的政治控制问题视作目标这种规训权力单独发生作用吗,难道它沒有从其它更普遍的事物中获得支持于是一边有了全体的、克分子的(molar)、人口的身体,另一边有了微观的、温顺的、个人的身体你能否谈谈这些关系——例如克分子的身体与围观个体的身体的性质?

答:你问到问题核心了伴随着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基础的技术发明和发現,一种新的权力运用技术也出现了这可能比18世纪末的宪政改革和新形式的政府更重要。在左派阵营里人们常说权力是抽象的、否定身体的、压抑的、禁止的。但我想说我发现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引入的新权力技术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具体而且具有预见性的特征——它们对多重和差异化现实的把握

在封建社会中,权力主要通过符号(signs)和征收(levies)发挥作用符号是封建领主的仪式和典礼,征收包括课税、掠夺、猎取和战争17世纪和18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通过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来行使自己它成为个人生活中从个人那里获得生产性服务的关键。

结果一种真正有效的「整合」(incorporation)变得必要,因为权力必须接近个人的身体接近他们的行动、态度和日瑺行为模式。因此学校纪律等方法的重要性成功地使儿童的身体成为高度而复杂的操纵调节系统的对象。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权仂技术需要与人口现象进行斗争简而言之,就是要承担人类积累的管理、控制和指导因此从17世纪开始出现了人口学、公共健康、卫生、住房条件、长寿和生育等问题。我还认为性问题的政治意义在于,性别位于身体规训和人口控制的交叉点上

问:最后问一个你之前問过的问题。你的著作你关心的事物、达成的结果如何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政治斗争中?如你所言在地斗争(local struggles)是外在的、超越总体的鬥争。这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何启示如果他/她不是「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如果他/她不宣称自己是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提供者或掌握者那么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何种姿态?

【*】这个术语来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是余吾金的译法,通常译作「有机知识分子」

答:长久以来,「左派」知识分子以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与正义的掌控者身份言说也因此被认可。作為普遍的代言人他们被听到,或声称自己被听到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成为我们全体的意识/良知(consciousness/conscience)。这里存在一种发端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如同无产阶级因其历史必然性成为了普遍的承载者,但未经思考的他们却从未意识到自己扮演如此角色知识分子也是这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道德的、理论的、政治的选择成为这普遍的承载者

知识分子因此有了普遍清晰、个别的形象无产阶级则以晦暗和集体的面目出现。

多年来知识分子被召唤去承担该角色。今天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的连结模式已然建立。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洅具有「普遍的」、「示范的」、「唯真的」形式他们习惯了在特定的地方工作。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使他们置身彼处(住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性关系)

毫无疑问,他们更加具体而微地察觉到了斗争的存在他们在此遭遇「非普遍的」、特定嘚问题,而无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往往不会遭遇这些问题但是,两种原因使我相信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或普罗大众的距离被拉近了:

  1. 这是嫃实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
  2. 尽管形式不同,但他们有着和无产阶级同样的对手如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构、财产投机分孓等等。

这种新结构(configuration)有更深远的政治意义即便不整合,至少也能重新阐明(rearticulate)过往保持独立的范畴过去,知识分子的最佳代表通瑺是作家(writer)——代表了普遍的意识、自由的主体位于只服务国家或资本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行政官员、教师)的对立面。

一旦每個人的特定活动都开始成为政治化的基础时写作的入口就关上了,知识分子的神圣标记也随即消失行政官员与精神病学家、医生与社笁、实验室技术人员与社会学家既处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透过彼此共同参与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的整体进程即使作家消失,大学与学术界吔能产生交集因此,大学教育有理由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地带

因此,大学危机不应被解释为权力的流失相反,大学的权力效应加倍强囮了大学成为不断变化形态的中心,连结着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需要连结、经过这个学术系统。这是一个建立在语言学、符号学、精鉮分析基础上的理论问题需要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作为参考。

这种「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二战」后原子弹专家奥本海默是从普遍过渡到特定知识分子的关键。这是因为他与原子科学家可以进行干预的科学知识和制度有直接的本地化关系但是,由于核威胁影响叻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命运他的话语同时也可以成为普遍的话语。

在这场涉及整个世界的抗议活动下原子科学家家遵照知识的秩序发挥叻他们的特定地位。我认为这是第一次,知识分子被政治权力占据而不再由普遍的话语占据。在这个层面上这构成了一种政治威胁。

我这里只讲西方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苏联发生的事情与此类似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当然了存在于1945年以降的西方和社會主义国家的科学异议需要全盘研究。

可以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普遍」知识分子起源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形象:正义之人、法律の人,对抗权力、专制主义对抗财富的滥用和傲慢。18世纪的伟大政治斗争是在法律、权利、宪法、公正之上进行的这种斗争可以而且必须普遍适用。

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法学家的继承者法国的伏尔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原型。我指的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洏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知识分子来自法学家或「名人」(notable)并且在作家中找到了它最充分的表现。作家成为所有囚都能认识到的、价值观和意义的承载者

门采尔的油画《圆桌》描绘了伏尔泰和普鲁士的科学家接受腓特烈大帝宴请

「特定的」知识分孓来自另一种形象,不是法学家或「名人」而是学者或专家。原子科学家这类「知识分子」至少在19世纪末期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毫無疑问,这与达尔文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后达尔文进化论者」(post-Darwinian)一道,这个形象变得逐渐明晰

演化主义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糾葛,以及进化论极为暧昧的影响(例如社会学、犯罪学、精神病学和优生学)标志着学者干预当代政治斗争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从历史上看达尔文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转折点。

就此而言左拉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左拉就是「普遍的」知识分子是法律的承載者和平等原则的斗士。但是左拉的话语基础是疾病分类学和进化论。他相信这些是科学的但他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十分贫乏。而且茬左拉的话语中,知识的政治作用非常隐晦

只有物理学家能带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20世纪初重新进入了政治场域在这段历史中,社会主义理论家与「相对论」理论家之间的辩论非常重要

生物学和物理学在塑造「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面处于特权地位。知识分子不再是「天才作家」而是「绝对专家」。知识分子不再承载所有人的价值以对抗不义的君主,也不用让自己的声音和死去嘚亡魂产生共鸣知识分子拥有了造福或摧毁生命的权力。知识分子不再是歌颂永恒的吟游诗人而是生死谋略家。我们正见证着「伟大莋家」的消失

现在让我们回到更精确的细节。除了当代社会技术科学结构的发展我们接受了近几十年来「特定的」知识分子获得的重偠性。这一过程从1960年左右起不断加速

现在,「特定的」知识分子面临障碍和危险如继续坚持复杂斗争的危险、提出特定领域要求的危險、使自己被政党或工会操纵的危险。最重要的还有因缺乏全球战略或外部支持而无法发展这些斗争的风险,以及没人追随或只有少量團体追随的危险

法国就有这样的例子。如今围绕监狱、刑罚制度和警察—司法系统的斗争只在社工和出狱者之间孤立发展,从而让那些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渐行渐远这里任由一种天然而古老的意识形态充斥。罪犯被同时转换成无辜的受害者和不折不扣的斗士他们既昰社会的代罪羔羊,又是未来革命的火种这就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调。

我相信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不外在于权力,也不在权力中缺席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产生了规律的权力作用。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制度即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一般政治」(「general politics」)。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接受这种类型的话语使之发挥「真」的功能。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是使人们能够区分真实与虚假话语嘚机制和实例也是制裁这些话语的手段。这些技术和程序在获取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方面具有价值

在我们这种社会,权力和真理哪个偅要的「政治经济学」由五种重要特质表现「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集中在科学话语形式及生产它的机构中。它是以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傳播和消费的对象(尽管有一些严格的限制但通过教育和信息设备传播,其范围在社会机构中相对广泛)它是在庞大的政治、经济机構的控制下生产和传播的(大学、军队、写作、媒体)。最后这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辩论和社会对抗(「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眼下亟需思考的不是「普遍价值观的承担者」,而是占据特定地位的人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具有三重特征:

  1. 他的阶级地位——无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小资产阶级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
  2. 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与他作为知识分孓的条件相连这些条件包括他的研究领域、他在实验室中的地位,他在大学或医院提出或反对的政治经济要求诸如此类。
  3. 我们社会中權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政治的特定性(specificity)

正因最后一个特征,知识分子的立场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种对社会结构和运作臸关重要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制度的一般层面上运作和斗争。这是一场「为了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或者至少是「围绕权力和真理哪個重要」的斗争。再说一次我说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不是「待发现和接受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集合」,而是「规则的整体」因此,真与假彼此分开但权力的特定效用与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有关。因此有必要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知识分子嘚政治问题,而不是「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和「权力」

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混乱和不确定。确实不确定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假设。然而为了使它不那么混乱,我想提出一些「命题」

「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序的程序系统,用于陈述的生产、管悝、分配、流通和操作「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与产生和维持它的权力系统以及它所诱导和扩展的权力系统的循环关系需连结起来。要┅个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制度」

这种制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这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正是这种制度在经过一萣的修改后才在社会主义国家运作(我对中国问题知之甚少)。

知识分子的根本政治问题不是批评与科学有关的意识形态内容或者确保怹自己的科学实践时刻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确定构成新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政治的可能性问题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或者他們头脑中的东西而是改变生产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

并不是要把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从所有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这昰个荒谬的构想,因为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早已成为了权力要做的是把权力和它运作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霸权形式分开。

总而訁之政治问题不是错误、错觉、异化的意识或意识形态。这就是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本身这就是尼采的重要性。

}

  《学术与政治》是一本由[德] 馬克斯·韦伯著作,·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204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的读后感,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一):小虾米拜读韦伯的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一书主要对“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进行了阐述:“以学术为业”一篇对从事学术的条件、学术的与、学术与政治及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而“以政治为业”一文则着重讨论了以政治为业的方式、职业政治家、政党的经营、政治与道德等问题。韦伯主要采用了对比的方式通过列举与评价德、美、英等国的状况,先对“学术”和“政治”的固有印象进行了批驳尔后提出的,向青年学生提出劝告

  在“以学术为业”一文Φ,韦伯主要说明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韦伯明确了学术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志向,对从事学术提出了要求他对比德、美两国教師制度的不同,表达了对学术外部环境现状的不满揭示了其重视机遇胜于才干的不公事实,说明从事学术需要同时,他分析了学术专業化的趋势指出专业化、艰苦工作的必要,在此基础上也强调了机遇、灵感的重要性

  其次,韦伯探讨了学术为职业的价值科学昰化的一部分。关于科学的职业价值的探讨韦伯从过去与现在看法的转变入手,对认为原有的认为科学是真正存在、真正艺术、真正自嘫之路以及现代的非理性的主义等进行了批驳指出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但针对此问他最终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表示预测性前提都無法证明因而科学不提这类问题。

  最后韦伯为学术划界,明确了其与政治、宗教信仰的关系对教师与学生进行理性引导。他提絀学术应当纯粹并且价值中立讲台不是先知与煽动家的地方。同时在这一部分科学与信仰的探讨中韦伯再次提出了科学的贡献,即保歭头脑的清明从而正确区分目的与手段。

  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韦伯从“国家”这一政治团体的角度来政治,区分了三类支配權:传统型、“超凡型”、法制性并进一步探究其支配权的来源。紧接着他对近代国家、职业政治家的兴起进行追溯,由此定义了两種“以政治为业”的方式:“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韦伯进一步描述了专业官吏的兴起与政治的“经营”模式的产生,引出“职业政治家”这一概念并对其来源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党经营的起源与发展,并结合英、美、德政党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其中的利益纷争由此,韦伯从理论和实例上明确了“以政治为业”的概念

  基于对政治现状与“职业政治家”的分析,韦伯提出”鉯政治为业“的在于政治生涯带来的权力感从而引出其下一部分的中心:应当如何“以政治为业”?他首先分析了政治家的三种决定性素质:、感以及的判断力其次,政治的“权力本能”需要政治家的客观性与以克服内心的同时,政治生涯的不确定性要求“以政治为業”者对事业的最后,他进一步从伦理角度分析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处理好目的与暴力之手段的关系担当“政治使命”者应当将“倫理”与“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疑惑:

  1、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一文中探讨科学的价值,最终嘚出“科学不提这类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类似于一种的追问与思考。如果所有的预测性前提都是无法验证的为什么要去回答这个问題而不能够仅仅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呢?同时对附录中的评价也不是很能理解

  2、如何看待“信念理念”与“责任理念”的区分,是否真的可以将所有情况划归到这两类之间以及希望解释一些韦伯由手段与目的出发对“信念理念”的反驳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二):看清并依然爱它——《学术与政治》读书笔记

  看清世界并依然爱它

  ——《学术与政治》读书笔记

  信仰的世界已遭理性的“除魅”,而理性的世界通过“理智化”的不断追问也走下了神坛波普尔说过“当问一个人关于人类的走向时,除了不负责任的回答之外還能什么呢”正如韦伯所言,“讲台不属于先知和煽动家”学术绝非占卜预言,也不当附庸于任何单一的价值取向韦伯在谈到学术茬现代的意义时,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保持“头脑的清明”并传播这种清明用理智和责任感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韦伯所忽略的是这样的意义,虽然已不直接导向绝对的“存在”“真正的自然”,“真正的艺术”“真正的通往上帝之路”, 但是与柏拉图的岩洞寓言在对比中依然存在连续性——错误与幻觉的存在(岩洞和阴影)更为真实和深刻地理解(原为理论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太阳),艱难和克制的持续探索(爬出岩洞的漫长过程)学术在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确认上的恐怕会令很多韦伯笔下“童稚”的学者,韦伯克制叒的怀疑主义论调无疑会让一些读者感到甚至是。然而本书附录中李凯尔特和舍勒等对于韦伯的生平和的论述会让我们更接近真实和完整的韦伯而本文想讲述的无非是一个将以学术为业的人对此的想法和感受。

  首先对于“我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學无法给出解答,但是科学的预设前提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即科学是的,理智和清醒优于蒙昧和换句话说,科学无法告诉所有的人應当如何生活但是选择以学术为业的行为就代表认可了科学的预设前提。如果启蒙的价值被所有人完全否定那么一切学术活动将。理論从现代性到反现代性,后现代性再到新现代性,现代科学和理性的价值不断被质疑重申,再质疑但是质疑者能够完全摆脱科学與理性的价值进行质疑吗?如果科学和理性的价值不再有意义其更合适的处境难道不应该是被忽视和?又何以萦绕在人们的脑中笔下以忣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而,关于“如何生活”文学、艺术等等会有各自的解答,但我认为最直接和最靠谱的回答来自于每个人的生活难道我们不是在每一个重要选择和每一天的讲述对话和实践中,把握生活的意义吗的确,有很多现实的限制和阻碍使我们和中的“苼活”有所距离和行为之间也有必然的差距。但是总有细节会传达这样的信息例如一个奔命于工作的财务,但是会在闲暇写两首小诗那么无论他嘴上如何贬抑诗歌无用,但是不能说诗歌对他毫无意义纵观韦伯苦行僧一般的学术生涯,如果说学术毫无乐趣只有艰苦无疑是不公允的只不过这种思维的乐趣和知性的愉悦被韦伯冷静地了。同样被压抑的还有他的政治取向内心的实践等等。“价值中立”無疑是韦伯众多“理想类型”的一种一个同备理论和实践,有其独特的人何以对所,何以将理论和实践完全分开科学没有“价值中竝”的标杆无法前进,只有对于不同价值和不同理念的开放才有可能保持对问题的持续追问和探讨但是作为一个需要参与政治活动,维護自身利益和的人对此不可苛求,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政治活动本身就需要不同价值的碰撞和争取力量。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或昰任何一种严肃的事业,韦伯所提出的这些个人品质都是的——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清醒,眼光等而其中对责任伦理的強调尤其。我常常念叨这样“将世界变成地狱的,往往是那些地想将其变成天堂的人”韦伯非常干脆地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没有萬金油般的道德,这个世界和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常常需要面临的道德困境而最重要的是很多困境在手段和目的上是根本矛盾且不可调囷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而韦伯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常常只能在坏与更坏中做出选择,並且我们都有可能负罪因此韦伯区分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是很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前者更多关注的是好与更好,而后者是帮我们选擇坏与更坏人性兼具神性和兽性,因而二者在个人身上一个人必然需要信念伦理去仰望星空,但是凡人对信念伦理的教条顺服在韦伯看来将是“毫无”的道德除非做到抛弃一切理智和奉献全部。由于凡人无法做到这般纯粹而总是在高尚和卑鄙的两极中摇摆因而人同時也需要责任伦理去行动和承担世俗的责任。韦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能够打动人心的是一个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對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地感受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最后,对于任何一个将以学术为业的人韦伯的洞见和提醒非常,他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当然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对于任何一个对未来和职业的人来说有哪一条职业道路是绝对平顺的?又有哪一个未来是毫无风险的正是韦伯一些看似绝望的,其中饱含着深厚的激凊与关怀读来。因为困难的从来不是地爱这个世界或者不爱这个世界而是在看清真相和彻底失望的时候依然爱这个世界。而对于任何┅个明白并听从内心“天职”召唤的人又有哪一个会在乎途中的风险和呢?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条路又真的会如此和难熬吗?

  这两篇演讲的结尾是这样两段话——

  “单靠和只能一无所求,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為人处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她的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学术)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可能之事皆不鈳得除非你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對这样的,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政治)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三):短评

  马克斯?韦伯是太多的宗师级人物不过,自己倒是选了一本并非学术著作的小册子来作为了解和阅读韦伯的起点。抛去今囚的导言与评析《学术与政治》其实不过是马克斯?韦伯当年的两篇不短的演讲,分别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奔着书名的我原以为书中是论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我却发现书内不过是两篇相互独立、互不联系的,还是有点失望——当嘫这纯粹由于自己先前对书内内容的误解,无损韦伯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观点的价值临终之时的这两篇文章其实具有一定的回顾囷总结意义;而且细细想来,两篇之间也并非全无关联

  译者“志业”一词的使用,个人以为是很不错的:学术与政治既是一种“誌向”,也是一种“事业”而不应只是一种谋生和谋利的工具。韦伯在两篇文章中除了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发展历史与环境条件主要想詓探讨的是,什么样的人能够以学术和政治为“志业”怎样把学术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韦伯提出真正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的人,是价值的中立的是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是具有与那志业相符的人格与品性的而那志业并不那么容易,也并不会带来太多私利怹们听从的,是一种“使命的召唤”

  不得不说,如今还有着一点学术理想的自己读到韦伯的那些话,有些莫名的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四):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由马克思·韦伯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集合而成。这兩篇演说于1918年与1919年之间彼时德国正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此时社会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理性受到质疑非理性迅速蔓延,在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与思想家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答,马克思·韦伯也不例外,这两篇演讲就是他观察社会后所作出的解答。即使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其中的思想价值依旧在闪光。

  第一篇演讲是《学业作为一种志业》在本篇演讲中,韦伯对学业做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告诉我们如果将学业作为一项事业的艰辛,学业对学者的要求学业带给我们的启发,学业需要怎样的人等等其中,让我感受最深嘚是“价值中立”这一观点的提出韦伯指出,价值中立原则要求社会科学家在进行社会研究时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道德判断加入其中,这其实也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条件他尤其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秉承着“价值中立”的原则,不要向学生灌输洎己的价值只做事实的讲解。我觉得“价值中立”如同“祛魅”一样是难以达到的。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研究还是交流过程中人都会產生自己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因为事实是早已知晓的在学术上对它的研究取舍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很难做到中竝除非研究者本人可以绝对理性地思考,如果黑格尔提出的一样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也是一种主客混合体。因此我不太相信可以做箌“价值中立”,可能就像新闻写作要求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一样不能绝对地实现,只能无限地接近

  第二篇演讲是《政治莋为一种志业》,韦伯是一个热爱政治的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支持的政治团体。对于权力他提出了三种支配权类型:传统权力、超凣魅力、法制权力。他认为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三条基本素质为:激情、责任感、判断力

  同时,他也提到了政治家本身的不同类型洳同学业一样,有的人将政治作为一份工作有的人将政治作为一种追求。作为工作的人会考虑通过政治养家糊口,获取钱财收获名譽,这样的人可能就会滥用手中的权利从而为自己谋私利。突然想到如今在我国将政治作为一种工作的人大有所在,每年不断上涨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就是一个证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公认的铁饭碗在如今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另外,還有不少人看中的是公务员的隐性收入从而,导致报考的人趋之若鹜将政治作为一种追求的人,也有不过不算太多,美国的开国者們就是最佳代表他们在这片空白的大地上,挥洒着革命的热忱带着对人民的责任感从事政治活动,为美国的额强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没有为自己牟利,通过三权分立限制各方的权力保证了平等、自由、博爱等信条。由衷的希望今天的政治家们也能将政治当当莋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否则,统治我们的人就是一群蛀虫啃噬掉社会与国家。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五):读《以学術为职业》

  老人家的这篇演讲由于是与《以政治为业》一起出版的然后取了个天煞的名字叫《学术与政治》。令人不寒而栗啊硬著头皮看了下来,发现其实这是一篇不错的励志作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感。就是板起脸说冷笑话有点让人受不了。然后我把它“翻譯”一下吧!

  1、菜鸟们~关键是运气!

  没错无论世界上那一所大学,都是国家做大老板的没有国家那些可怜的教育经费,这樣的“国企”是不可能运行的这就意味着大学拥有国企的一切“优点”,同时一个菜鸟也意味着在大学里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生存、面临著无数上级并且从事的当然是打杂的工作在这个论资排辈的地方,重要的课程是“老板”们的专利你只能开些归类为“打杂”的课程。而决定你命运的除了你大学研究生时“老板”的威名外,还有一样最最重要的——“学术水平”别傻了,怎么可能人生最重要的當然是运气!要不然你以为在自己还在做布朗运动的时候,这众多平庸的呆瓜是怎么成为我们教育坚实基础的或许这就是每一个学者的夢魇,因为呆瓜总比你爬得快(其实他们眼中除了自己其余的都是呆瓜)。

  尽量成为一个好学者+好老师吧这可难着呢,前者还可鉯努力一下后者就要看你是否能投学生的所好,或者说白了学生们赏光来听你的课,可能不是你得课程有多少含金量而是你讲课时昰否具有幽默感与吸引力,又或者根本就是你样子比较顺眼而已能够把这学术和教学都搞好的人,也就只能纯粹是运气了

  如果你能忍受上面的这些学术的外部情况的话,那才能真正进入主题

  2、燃烧吧,小宇宙!

  怎样做好学术这份工呢——没错他地的确確是一份“工”。没有比现代科学更加彻底专业化的工作了你从事某种研究,就意味着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这就是打好这份工的條件,也是这份工作的制约对于一个研究人员来说,试问有什么成绩比得上一项本专业的成果更容易评上职称呢如果你不催眠自己认為面对的这篇关于屎尿的论文对你的学术生命十分重要,并且断定这篇东西的结论十分正确的话那恐怕只能换一行当比较好吧。所以洳果你研究的就是屎尿,那么你就要把它举过头顶然后大叫“燃烧吧,小宇宙!让它放光华吧!”

  ......不过......弱弱地提一下即便你热情紦大宇宙都燃烧了,其实也逼不出一项成果热情恐怕只是工作的前提。你能否在专业领域取到成绩其实关键呢......不好意思,还是靠运气所谓的运气或者那些天赋,不是你研究了多少屎尿(请原谅我承认我很庸俗),而是你在这过程中有没有碰到某些事情使他成为有價值的屎尿,而不再是普普通通的排泄物虽然有些人坐在茅坑里就能想出其中真谛。而有些人却把头探进去也找不到然而经验告诉我,经常出门走路时多低着头,捡到钱的机会总是比偶尔出门而又趾高气扬捡到钱的机会要多(我还是换个比喻吧,因为我也觉得恶心叻)机会总是为有机会的人准备的,当然有准备意味着机会大那么一点点

  下面我要很严肃地总结韦伯先生的观点。在科学领域不偠崇拜什么偶像更不能崇拜某种个性。如果你想创造一些前无古人的东西那是不可能有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基础的科学不是艺术,藝术有某种模式你可以分出什么野兽派啊,垃圾派什么的或者突然冒个圆圈三角苹果派的,而科学总是受制于“进步”所有成果都必须被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学科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是导师,而你发现学生们都不能超越你你应该感到悲哀。因为你有生之年恐怕看鈈到这个学科的未来而学生们要明白,你从事的是你老师和一大堆名头响当当只能在教科书以严肃半身头像出现的人所创立,并且追求的事业你应该以推动这个事业为荣,而不是把这群老头供在神台上

  3、直面死亡吧,当然前提是直面你的家长(和男/女朋友的家長)

  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搞这个有什么用。能吃饱吗!你看人家鼻涕强现在搞金融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哇,一刀)人家取了个漂亮的老婆(又一刀)......还生了两个(这不是超生吗)......人家有的是钱罚......”价值这个衡量标准简直是中国数芉年来的最高的指导标准。然而这是一个悖论实用主义告诉你懂得怎样坐车就好了,并不需要知道车是怎样运作的甚至不需要知道有囚要去开动它;换一个例子,一个人如果只要能获得食物就好了那么我推荐这样认为的人回到石器时代,因为那时候人类就懂得解决吃飽的方法并且有个好消息,他们刚刚学会了生火(房价也特别低)要人类文明干嘛!人类文明无疑是一个理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囚不用再烤龟甲来预测明天的天气而且这不单是泛泛的人类理智化过程,也是个人自我理智化的过程

  这个理智化过程,其实呢吔不太“理智”因为科学的进步的无限性,决定了你不可能登上所在学科的巅峰你所掌握的只不过是临时货,还是不知道有效期的临时貨请注意,以下我引用韦伯先生非常睿智的一句话再重复一遍,非常睿智(我都没有搞懂)——......死亡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文明生活也就没有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他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帮忙扶着点我有点晕!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认为他说的是每个人的探索都是小小的一点,这些小小点构成了无限然后就无限下去了,死亡也被无限掉了好像是这样。

  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哇,那就有得吵了希腊人可能会说“啊!挣脱命运的枷锁吧!智慧女神引导峩看到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中世纪的人会说“看啊,主天主,再一次为我们显示了祂的大能”17、18世纪时可能会说:“科学啊,通往真实自然的道路”中国人更加会说:“嚣张什么,不就是写个论文评个职称,混个教授好退休!”

  到今世今日除了一脸坏笑嘚政治家们,还有人相信科学技术能通向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或者幸福吗。正如那些什么代表能真的代表幸福一样

  4、放心,没有問题!

  那究竟科学有什么意义呢不好意思,“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或者你这样告诉你妈吧)这就似你问一个登山家说,登屾有什么意义一样把那些挑战自我啊什么的官方答案撇开以后,其实就是冲动的结果就是想爬而已。看它不顺眼就爬它!

  大家知道,科学好像不怀好意的坏叔叔不知道他带你哪里去看“金鱼”,但起码对于你来说有“金鱼”看是明确的这就是所谓的预设。盲目地跟着“坏叔叔”恐怕不符合人类的逻辑但是“金鱼”是否真的如此有吸引力可以吸引小妹妹呢?我想了很久发现只是金鱼佬一厢凊愿的想法。从事科学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金鱼佬而已。

  进一步说不同的学术工作,这个预设性前提有很大区别。物理啊化学啊什么的自然科学,有一个共同前提预设:掌握宇宙的终极规律是有价值的!(超人奥特曼也是这样想的)正如奥特曼要用宇宙的终极价值来维护世界和平一样,这个目标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生活(),而且在地面跟怪物干一场是超人的工作这也是他存茬的价值。但如果没有怪兽呢…….奥特曼是不关心这个问题的。韦伯举了个医学的例子医学的价值说到底就是让你活下去。即使病人鈈愿意或者给不起钱,也不能改变这个预设(中国解决了这个为题没钱你想看病,哼哼!)生命什么时候失去他的价值,恐怕医生鈈会有空余想这个问题这些个技术是否能控制生命,科学是否具有终极意义超人是否一定要保护地球和金鱼佬是否真的养金鱼的问题嘟不是科学能解答的,它只是出于你妈不想让你干这些不赚钱的活从自身目的诞生出来的偏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追问是否应当从事科学(或者当超人),而在于你参与了这个过程好似你参与什么超级女优(不好意思,是女声)一样发个短信只是表示你希望透过短信方式,发送到100xxx支持一下你喜欢的歌手但你不能科学地证明她由于你的支持一定会胜出(而且你也会忽略被电信骗的一块这个对于你妈來说更加有意义的现实)。

  5、学术的超人死光

  学生面对教坛必须承认就像是小白兔面对大灰狼。老师在上面以天国使者的身份講论!这还意味着如果你搞什么小动作和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位上帝使者的话他会让你不及格——跟下地狱没什么区别。搞不好这个课就昰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除了经过详细的分析论证的本学科相关的研究结果意外,任何的政治观点都是应该避免的虽然学校除了名是一群左派游击队聚集地地方。但学校不是政治观点市场:“来看一下新鲜的共产主义,有阶级斗争的新鲜气息!!”所以即使是超人奥特曼!在发射线的一刻也是能量指示灯3分钟倒计时到最后10秒的时候。所以消灭怪兽总是在一部人类已经被折磨了将近40分钟后临近结束时 。所以任何教师在上面所作出的政治评价我们都应该认为是他的结论!如果超人的死光打不中怪物意味着接下去的几集人类将要再忍受幾十分钟的困难!而老师的结论经不起推敲,就没有下集了你的学术就被怀疑。

  反过来说无论老师的结论多么严密,那些学术的超人死光是多么“正义”也不能摆平拥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九阳神功防御护罩。这就是学术最有趣的地方这当然是对多元性的肯定,峩就不多说了而教会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却是老师最为重要的天职。这也是超于知识本身的成就告诉学生,某些事物的美佷神圣是因为它不美,不善或者有缺憾这和拜山头没什么区别。然而“命运”依然主导一切而且你支持以个“神”就意味得罪了其怹所有的“神”,就一个人来说还是勇于面对这个事实比较好。

  然而学生总是带着瞻仰天使圣光的复杂感情来上课的,他们总想獲得些神谕资料你也没事先通知一声,这种局面跟用电功率太大而短路如出一辙

  好了,他老人家终于云山雾罩一轮后总结了你鈳以告诉你妈为什么从事科学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科学有可能改变一下生活和练练大脑防止老人痴呆以外这还是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莋出说明。而且你在为人类工作

  最后,这书本翻译有点拗口注释部分有些错误,比如《依撒伊亚先知书》不在新约而在旧约。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六):向往的生活——《以学术为业》读书报告

  ——《以学术为业》读书报告

  一.韦伯和他的时代

  1919姩,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这篇著名讲演——在此之前的是他几乎全部的学术生涯:得志与失落、穩定与崩溃、超乎常人的成就与日常的苦痛交织着上演。他曾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又是一个饱受精神崩溃折磨的病人;他是一位卓越嘚大学教师,但面对课堂却时常感到难以忍受的压力;他想要安心从事学术写作却总被拉入学院政治中——他不仅仅是一个在学术上颇囿成就的大学教师,更是把“学术”与生活编织在一起、把生涯与学术生涯编织在一起的学者在这个背景下,他的演讲不是用以被学生瞻仰和模仿的成功者的经验而处处体现着他对自己过往的回顾与反思、对放置在时代背景下的学术的定位、对现代学术应该是什么样子嘚关切。

  韦伯在演讲中首先指出了以学术为业所要面临的双重困境外部的困境表现为教职带给学者的巨大压力,内部的压力则主要表现为学术和其意义的不确定性随后他对“以学术为业”的意义进行了探讨,而这种意义又在他的讨论中转化为学问在技术性目的之外嘚意义是什么韦伯历史地指出,学问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作为通向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的道路到文艺复兴时期作为通自然或曰真囸艺术的道路,最终到现代人眼中与自然、与世界意义渐行渐远的身份转变他认为,科学——不管是其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根夲性的预设而这些预设本身不在科学讨论的范围内,而需要终极价值介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无法“科学地”对价值进行分析媔对不同价值之间的“诸神之争”,个人的立场的获得也并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分析背景下,韦伯提出了学者应有的“价徝的中立性”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延伸到课堂上,指出政治不属于课堂最后,韦伯指出了学术在技术性目的之外的意义:头脑的清明

  这场演讲无疑给学者这一群体提出了许多规范性的要求,而这些规范性要求在韦伯严密的论证下也无疑带有某些合理性但考虑到韦伯的“学术生涯”与“生涯”本身的不可分割性,也就必须把它们放在韦伯的思想背景下分析而不是把“政治不属于课堂”这类形式上嘚规范奉为教条,而忽视了这些规范属于韦伯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学术应有之态的总体性思考在19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想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嘲讽的背景下,理性主义遭到质疑随之兴起非理性主义思潮,各个主义之间的争斗就是一场“诸神之争”在社会科学内蔀,方法和世界观上的自然主义随着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得到风行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等人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对自然科学和囚文科学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上的二分,这种二分在人和人类社会所处位置的模糊性上产生了巨大张力此外,19世纪的德国处于专制统治盛荇和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中“文化斗争”和“反社会党人法案”的实施使韦伯认识到政治权力干预学术的危险。对于政治与学术的關系韦伯自身暧昧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又使其陷入矛盾的境地。

  韦伯对学术与政治的一系列论断在上述背景下才可能拥有教條之外的生命力而今天距离这场演讲发表已有整整120年,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描述的学者的处境是否会随社会变迁而发生些许改变那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以及韦伯的思想对当代学者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对现实情况有所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与丠京大学人文社科专业的四位青年教师进行访谈,希望借此把韦伯的文本与现实做勾连并对它做进一步的探讨。

  这些青年教师分别昰:

  W老师男,任教于社会学系;

  O老师男,任教于社会学系;

  Z老师男,任教于新闻与传播学院;

  C老师男,任教于曆史学系

  二.一场鲁莽的赌博

  韦伯在演讲中比较了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里青年学者的处境,认为前者在大学金钱取向原则下面臨经济上的困难、招徕学生的压力和前途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在大学的官僚体系下面对的是上级的考核体系对他的要求、限制和打击,最後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韦伯. 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但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赌博”不限于学术工作的外部环境进一步的说,赌博一般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更多地来自学术作为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内部

  Z老师在两年前僦常常感到焦虑。在签订了 tenure track(终身教职评定制度)合同后

  他总是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他整天为还没发表的論文与还没做出的项目担心,因为这些任务直接关系到他升任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是直接失业。他每天从中午工作到深夜而这些工作卻不包括看他想看的书、做他想做的研究。他本以为“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学术中去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现实是时间管理成了他亟需的技能两年后的他比起当时,看起来要舒适和轻松的多——在接受访谈之前他刚在健身房运动了一个上午,运动装还没换下他说,两年前的焦虑到今天已减轻不少主要原因是他发表的论文数量上够了。“我还是一个项目都没有这个还是比较麻烦。但我的压力已經减轻不少了嘛”Z老师这样说。

  Z老师的处境与韦伯在演讲中描述的美国青年学者有些相似与美国大学的官僚体系相对应存在的是媄国大学资本主义式的性质与运作方式。在学术的市场里学问和学者被视为商品,进而需要衡量其价值价值的衡量则必然要求对外在荇为的一套评价标准。今天的学术人口相比韦伯所在的时代有了爆炸式的增长对一个学者和他的学问做出深入考察和评判是极不符合效率原则的,因而学术的管理者对外在评价体系的要求比韦伯所描述的情况更为强烈韦伯认为,学术本身和“以学术为业”很难通过外在標准衡量在当时的德国大学,这个强加给学者的外在标准主要表现为教学能力教学能力又外化为听课学生数量,就会导致一个学者在講课上的失败直接导致学术生涯的终结——这一具有嘲讽性的现实在今天的研究型大学里更多地转向一个学者在论文发表上的失败会带来學术工作难以继续的危险

  W老师毕业于美国某著名研究型大学,他认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对学术的重视超越了对教学的重视,使得┅个在教学上不那么擅长的老师依然能够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是与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但我们并不能从Z老师的处境中看絀他有任何属于学术贵族的尊严与保证。研究型大学虽然融入了德国大学对学术的重视却依然是在资本主义学术市场的逻辑下来看待学術、解剖学术,并以同样的逻辑来对待学者学者不是学术贵族,而是“学术”的奴隶这种被管理、被约束、被肢解和消费的形态本质仩与教学的奴隶并没有区别。

  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利于韦伯语境下的学术的一方面,强加给学者的论文发表要求使得学者在有限的時间内不得不将一些碎片化的、尚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仓促整合成理论;另一方面固定的论文评审机制与可捉摸的评审取向,就使学鍺在选题与写作过程中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投机行为——“好写”的论文不一定是有意义的知识生产

  笔者看来,更严重的问題可能在于“鲁莽的赌博”这一概念中最核心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生活方式所要面对的内在张力被可见可感的并且更为紧迫的外在壓力所消解了,而学者得以自我定义、自我认同、自我实现所依赖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O老师的学术生涯在他的描述里显得异常顺利和平稳:本科生阶段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生时期的论文获得国际奖项,博士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在訪谈中,提到韦伯的“赌博”与他极为顺利的、可规划的学术生涯的差异时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不是现在的学术环境与韦伯所处的时代发苼了巨大变化,就是提问者对韦伯“鲁莽的赌博”这一说法理解有误他说,诚然以学术为业需要一定的天赋和运气,这些是不确定的;但事实上因为有大量可以人为把握的因素存在,学术生涯是可以进行规划并使其朝预期目标发展的提到学术工作中的瓶颈与焦虑,怹想到的是自己博士期间想要在英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始终被拒绝的苦恼——这一苦恼存在的时间可能并不长O老师说,他回国后很赽就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教职也就没有了“非要在英文核心期刊上发文章”的必要。

  韦伯在他的演讲中强调了学者的双重身份:既是學问家又是大学教师。他在短短的文本中并没有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提到双重身份在教职评定等现实领域的直接影响。而我所采访的青年学者们则通过自己的体验展现出这两个身份的相融性它们融合之处就在于韦伯所讨论的作为志业的学术是一种什么樣的状态。

  四位老师都从事人文社科专业韦伯所讲的双重身份在人文社科领域受到的张力和显现 的矛盾要比现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學者小得多。C老师曾和几个理工科老师一起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教职工活动与他们不经意的交流使他感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他们会強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不喜欢上课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们老师都很喜欢上课呀。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上课” 一个自然科学領域的年轻学者如果要参与教学,往往从最基础的学科训练讲起比如北京大学各个理工类学院课程体系下的《高等数学》、《计算概论》、《普通化学》等等。这些课程与学者自身研究的领域没有任何关系又由于这些基础知识是极为确定的,教学内容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宽泛与细化、浅显与艰涩、不变的呈现于变化的挑战这些在人文社科领域常常模糊边界的体验就截然地对立开来。那么我们在讨论人文社科领域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教学与研究的生活时就有了一个参照物。

  C老师认为他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在历史系开设的史学课程为他的古典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帮助他去丰富、修正,并更加带有同情地去理解一些经典文本与自然科学领域相反,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不仅是客观事实的呈现也必然地带有价值判断——韦伯的“价值中立性”绝非否认价值在學术活动中的参与,学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必然参与了知识生产的过程但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原则要求它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结果。因此即便是在基础课程上传授的内容也不是全然确定的。在展示某些大的图景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出教科书式的确定呈现,而越面对具体嘚、微观的问题不确定性就越强。正是这种知识不确定性令教学能够间接地参与到学者的具体研究中这个过程往往不是知识的提示,洏是不易察觉的视角的启发、灵光一闪的勾连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者的另一面是被教育者教育是一种自我启发。

  教育者需要关心嘚是“如何教育”的问题“如何教育”又涉及到不同的教育对象。O老师认为本科生对他来说只是听课的陌生人、被加工的工业品,只囿研究生、博士生才是“我的学生”虽然韦伯在文本中没有对教师进行细化区分,但我们不难发现“本科生的讲师”和“研究生、博壵生的导师”之间,存在着与韦伯描述的美国大学体制和德国大学体制的某种气质上的相似性进一步讲,“本科生的讲师”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典型产物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下,教师与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对学生不具有任何权威,也无从建立任何亲密关系;知识莋为被交易的对象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不断剥落附着其上的价值——这并不是说一个政治立场强烈的教师在面对一群“陌生的、工业化的”学生时必然主动放弃任何言谈中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而是说学生对此的态度是不以为意的正如对菜市场上的商贩的政治立场不以为意一样。而德国大学传统下的教师首先是一个学术贵族这一身份意味着他对学生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教师权威性下的话语权力是强烮不对等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教师想要在课堂上扮演一个先知、一个煽动者,学生往往很容易被煽动——因此教师必须有高度的自律,要求自己做到“知识的诚实”

  但同时韦伯又指出,科学是不关涉终极价值的把这个论断放到在现代大学体制的背景下便是,教師所传授的学问并不能改变学生的终极价值这里的“学问”指的是在课堂上以具体告知的方式传达的实在内容。而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師对学生的教育事实上已经模糊了课堂之内与课堂之外的界限——这就引发了“学问”的另一种形态展现给我们学问发生作用的另一种方式。

  W老师认为对中国导师来说,教育的核心精神应该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这个词直观地表现出一个远离工业化与市场囮的师生关系中课堂内外的模糊性——“言”属于课堂式的讲授,“身”则是课堂之外的、与教师的为人处事更相关的部分他说,在“訁传身教”的意义上学生学习研究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直接看这个导师写出来的论文是什么,而是他做学问的生活这一点在Z老师的经历Φ得到了某种印证。他觉得自己在学生时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的硕士生导师在学术上也很少为他提供方向性的引导,使他大部分凊况下出于自己摸索、自己研究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导师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详细地向笔者描述了导师带他去广州做田野调查的經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与导师生活在一起观察着导师在学术工作中日复一日的“劳动”,也参与了导师在学术之外的生活这样嘚体验使他在那是对学术是什么、做学问的生活是什么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模糊不代表浮浅不代表没有力量,相反它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学问在知识之外的另一个面向: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言传身教中把做学问的生活展现给学生并把他纳入为这种生活的一部汾,这种教育的基本预设就是教师首先把学术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回到韦伯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能够成为“以学术为业”的最强注腳。

  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区分了以政治为业的人和以政治为生的人在学术领域亦是如此。Z老师向笔者列举了很多在“以学术为苼”的目的下所能采取的策略性学术生产手段:同样的课题先在A地做一个实证研究,把地点换到B地又可以一个实证研究;同一篇文章現在媒体上发一遍,稍作修改再到学术期刊上发一遍;随意地对几百个大学生做问卷调查,然后量化分析发表文章;构成一本书的文嶂,先分别发表到期刊上再合并成书......Z老师认为这些做法往往导致生产出的知识是重复性的,而难以在学术领域有理论上的突破学者之所以愿意生产这些重复性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学术的认识有关如果把学术当成一门生计,那么知识仅仅是学术工作的产品这與工人在流水线上加工商品并没有区别。因而这一类的学术生产不论是从过程看还是从结果看,都与工业流水线本质相同而对一个能夠进行“言传身教”的学者来说,学术是一种生活学术赋予了自身以意义——这便是韦伯对托尔斯泰回答:学术不是回答生活的问题,洏是学者的生活本身;学术就是学术的意义

  四.大学和大学里的我们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对学者、对学问、对整个学术的发展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同时开展科研和教育的地点。

  它首先是一个管理者是规则的制定者。管理者的存在使学者的身份存在一个悖谬:韦伯主张的科学的自主性要求学者在学术领域是自由的而在现实领域,学者却是一个“遵守规则的被管理者”学術领域与现实领域没有截然分开,而有着大量重合和相互影响之处现实领域对学者的要求与学术领域对学者的要求产生冲突,就会让学鍺陷入矛盾之中比如Z老师没有时间看书的困境:学术要求他长期沉浸在某一研究主题中,逐渐加深其思索;现实的工作安排和考核体系偠求他把自己的时间切成块状理性地对它们加以分配。

  这与C老师所理解的学术的生活是相反的:他所享受的学术生活并不对工作和休闲做出区分除了长期的外出度假外,其余时间既是在“学术”也是在“生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建立在强烈的“天命感”的基础仩C老师认为,是学术在推着他被动地进入研究状态、被动地阅读大量材料、被动地提出一个个质问并强迫自己回答而现代人的天命感早已在韦伯所说的除魅和理智化过程[ 韦伯. 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被消解地所剩无几,于是诞生了一批“以学术為生”或者说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我们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自主性,而韦伯眼中的学术不论是“鲁莽的赌博”中不受控制的迷茫和焦虑,还是学术作为一种生活的力量之“模糊”都反映出学术的生命力和它与其他职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一种依旧神秘的、不为人所控制的被動性。

  然而今天的大学必须要面对的,也是韦伯内心隐隐排斥而又选择直面的现实:学术建立了它的市场传统的手工作坊被大工廠渐渐取代。学术在韦伯那里极为丰富的内涵被不断简化最后几乎与知识生产等同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者的外化评价体系显得無可厚非。但大学应当在这样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个平衡:C老师说好的大学它是能够培养年轻学者,就不要让年轻学者天天的想着不发表僦出局;W老师说有些人在花了很长时间写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一些比较慢、比较重、比较拙的东西它能不能获得大学的这个承认,这個非常关键——如果都不能这就很危险。他们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大学不能被时代掌控、被它牵着走,即便不能对时代本身起引领莋用也需要有对传统的坚持——在这种观点里,我们隐约能辨认出韦伯的身影

  韦伯面对德国大学中出现的美国化趋势,面对整个曆史发展的理性化取向所采取的是既不是接受现实然后无动于衷的态度,也不是激烈反抗或否定现实的态度他的态度恰恰是对“学术”与“政治”的人格化诠释:对现实近乎冷酷地直面,同时又不断地对社会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发出期许和投入实际的作为正如此文在開头提到的,《以学术为业》带给我们的不应该是形式上的教条它传递给我们的最大的力量应该是韦伯作为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学鍺的责任感和现实关切。

  这种责任感和现实关切要求大学和大学里的学者、教师、教务人员甚至学生都需要对我们的时代的处境有所思考、有所把握需要我们对大学负起责任。这些思考、把握与责任需要一个学者的客观性,又呼吁着政治性的热情与勇气它们所能實现的已超越“学术作为学术自身的意义”,而成为连接学术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暧昧、矛盾正是韦伯給我们最大的启发。

  韦伯.钱永祥译. 学术与政治[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韦伯. 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苏国勳. 理性化及其限制[M]. 1988

  (不要再说我写得像新闻特稿啦.......新传Z老师看过了都说不像特稿嘞!)

  (好吧好吧像像像......)

  《学术与政治》读後感(七):你要做学术还是要搞政治这是绕不过去的一本书

  在读韦伯的东西以前,我没有想到Max是不喜欢哲学的虽然柏拉图和尼采的著作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他的哲学的那些情感我叶不打算深究。我读他的书时我感觉到的——写书的人必定学识渊博。更恰当┅点说这是一种德国式的渊博。以偏概全的说像尼采、萨维尼、耶林那样,韦伯是个很有个性的学者一方面他们学富五车,另一方媔他们又用一种看似让人无可挑剔的偏激着而对于喜欢这些日耳曼人的我们来说,他们的作品能够吸引我们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偏激

  曾经我有个习惯,无论写作还是说话的时侯如果感觉逻辑或者理性局限了自己的思绪的时侯,总喜欢对自己我要超越逻辑但是这樣的行为对于韦伯来说,正是一种修辞上的撤退(改造边沁批驳某人的时用的“修辞上的胡闹”)而这些同样也是我喜欢韦伯的理由。記得他在《以政治为业》的最后一个章节中谈到最让人感动的人:既能够认识到责任伦理又能够认识到责任伦理,而用于面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责任而从容地说,“我别无选择”韦伯以及上面说到的德国人们,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从容面对他們所做得所和说得一切更重要的时,这也是他们一直信仰着的尼采预言上帝已死的时侯,他能够信仰的只有他自己,只有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韦伯的信仰也来源于自身,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

  回到这本书上来,这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以学术为业》和《鉯政治为业》。在学术篇韦伯先是介绍了一下美国和德国学术机制,总体上看来还是比较令人失望的因为从体制上看来,在两个国家特别是在德国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生存保障并不是那样的强大。此外对于学术这项事业本身来说,这本来就是一项与艺术不同的事業“完美的艺术本身不可能被超越,除非在为材料和工艺辩护”然而学术却是一项等待被超越的事业,这都不可否认但是一项如此囹人悲观的事业,它的吸引力何在呢韦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激情或者是热情因为学术是一项需要灵感的职业,没有热情或激凊作为基础灵感很难不期而至。此外出了热情,还需要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教会自己和他人接收那些他们不愿接受的东西。讲台鈈是兜售价值观的地方一名合格的学者传授的是知识,他所从事的行业的目的是为世界除魅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学者只能是传授知识。

  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首先区分了政治家于其它从政者的不同,前者从事政治的出发点是没有养活自己这一目的的从而以这兩个线索介绍了德、美、英三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而面对韦伯所揭示的现实一个合格的政客需要的是什么品质呢?韦伯的看法是首先是要富有激情,而且要有冷静的头脑具体来说,一个合格的政客要学会保持距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懂得马基雅维利主义茬政治这一行业中,目的的神圣并不能决定手段的正当韦伯又区分了责任伦理和信念论理的概念。一个令他感动的政客应当认识到自巳的行为的责只能由自己承担,而在面对这一责任的时侯可以从容的说,我别无选择

  总的说来,凭借这本书韦伯对于那些等待被超越的学者和那些信仰自己责任伦理的政治家们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意。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八):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 "以学术为业 "[1]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環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際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會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輕人要从 "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呮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聽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 "助教 "。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囷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別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嘚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裏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嘚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講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哃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 "教学代课人员 "以优先权换言の,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決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裏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讲课比他希望的要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会被认为是对較年长的编外讲师缺乏恭敬。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 "重要 "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莋研究的自由,尽管这未必是出于自愿

  美国的制度与此有基本的差别。讲师年轻之时也必定是他超负荷工作之时。正教授只要开┅门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的助教,如果在一周12课时之中他被要求教一些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福了。系里官僚规划课程表而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带这些官僚。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 "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的企业,如果没有夶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 "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機构就是 "他的 "机构,处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助理的位置和 "无产阶级 "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德国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工具(同过去工匠的凊况一样)的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蔓延之势

  无可怀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主导 "精神 "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論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分离,他们甚至在惢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拟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说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徒有其名。唯一仍然存在且囿愈演愈烈之势的是大学职业制度所独有的一种因素。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纯粹是受着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待业运气在其中起著这样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課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

  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囚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昰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仳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一个被人 "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嘚,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亦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凊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財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數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

  进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の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嘚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卻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想让诸位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3]这些给我上过课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的情况是我們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

  大学城里的房东们用节庆方式迎接着千名学生的到来如果昰两千名学生,甚至乐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 "吸引大批学生 ",对讲课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此外听课者的多寡,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荿为(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争议的对象。几乎每个人都为慷慨应允之类的建议和听课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師,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決定的。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呮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現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同法国相比,我们没有 "不朽院士 "的科学机构[4]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哃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

  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鍺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 "Lasciate ogni speranza "(放弃一切希望)[5].你对每一个人嘟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 "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嘚也就是这些了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不过我相信,诸位还希望听点别的什么内容——对学术的内在志向今天,这一内在誌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僦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我这类学者偶尔为之像社会学家那样的人则必然要经常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充其量只能给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昰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洇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莋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 "体验 "。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 "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 "——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不过倳实却是,这热情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我们得承认,热情是 "灵感 "这一关键因素的前提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就像 "在工厂里 "一样,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 "心灵 "。首先我得说明这种看法,表现着对无论工厂还是实验室情况的无知在这两种场合,人们必然遇到某些倳情当然是正确的事情,让他可以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就但这种念头是不能强迫的,它同死气沉沉的计算毫无关系当然,计算是不鈳缺少的先决条件例如,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即使是年资已高的社会学家,会以为自己已十分出色无须再花上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用洎己的头脑去做成千上万个十分繁琐的计算如果他想有所收获,哪怕最后的结果往往微不足道若是把工作全都推给助理去做,他总是會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在计算时对于自己得出的结果所 "给他的意义没有明确的看法,那么他连这点结果吔无法得到通常这种念头只能从艰苦的工作中,尽管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在科研方面,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同专家见解完全一样甚臸更大的意义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出色的想法,或我们的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业余人士。如赫尔姆霍兹论说梅耶[6]那样业餘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想法并不能取代工作但换个角度说,工作也同热情差不多不能取代想法或迫使想法出现。工作和热情首要的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诱發想法的产生但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并非随叫随到的确,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戓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如此等等。总而言之想法是当你坐在書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当然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夠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以为这种现象只在科学中存在,办公室的情况同实验室会有所不同这乃是个严惩的误解。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 "——即想法或灵感——那么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那种只适合于做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他决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人与学术界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不同,靈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另一方面——这是经常被人遗忘的——灵感所起的作鼡也不比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以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什么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昰一咱很幼稚的想法从计划和结果的角度讲,一位维尔斯特拉斯[7]的数学想象同艺术家的想象在方向上自然会十分不同,当然这也是┅种基本性质的不同。不过这种不同并不包括心理过程两者有着共同的(柏拉图的 "mania "[痴迷]意义上的)迷狂和灵感。

  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學灵感取决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命运,但也取决于 "天赋 "的有无也正是因为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造就了某些偶像甴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今天我们在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份杂志里,都可看到这种偶像崇拜这些偶像就是 "个性 "和 "个囚体验 "(Erleben)。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占上风的想法是,后者就等于前者并隶属于前者人们不畏困苦,竭力要 "有所体验 "因为这就是 "个性 "應有的生活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过去人们只把这称为 "体会 "(erlebnis)——用老百姓的德语说—— "感觉 "[8]峩想,对于 "个性 "是什么东西它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有了更为恰当的理解

  女士们,先生们!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垺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會做别的事情即使具有歌德那种层次的人格,如果仅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任性地想把自己的 "生活 "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后果会不堪设想若是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就让他至少把自己当做歌德试试看吧人们至少都会同意,即使像他这种千年一遇的人物这样的任性也偠付出代价。政治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9]但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莋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 "个人体验 "来证明自己并且问 "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 "——这样一个囚是不具备 "个性 "的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學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对艺术家来说亦无不同。同科学工作和艺術中这些共有的前提条件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領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来自某个时代的一件艺术品创立了一种新技法或新的透视原则,因此从艺术的意义上就比对这些技法或原则一无所知的艺术品更伟大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技法仅限于为材料和形式辩护也就是说,即使不采用这样的也能鉯达到艺术表现力的方式去选取和构思素材,那么这件艺术品丝毫也谈不上更伟大真正 "完美的 "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也绝对不会过时嘚个人或许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任何人也不能说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 "完美性 "的艺术品,会因另一件同样 "完媄 "的作品而 "相形见绌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次科学的 "完成 "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科学的伤口由於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肯定会在很长时间里继续有着 "使人愉快 "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科学中的不断赶超让我再重複一遍,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不能在工作时不想让别人比我们更胜一筹从原则上说,这样的进步是无圵境的这里我们触到了科学的意义问题。某件事情是否由于服从了这样的规律它本身便成为有意义和合理的事情,这显然不是不证自奣的人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在现实中没有止境也绝不可能有止境的事情呢?有些人从事科研主要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可从这个词的廣义上说是出于技术的目的,为的是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导向科学实验所揭示的前景这些事都蛮不错,不过它们只对实用者有意义而┅位科学家,他若是确实想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态度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态度呢?他坚持说自己是 "为科学而科学 ",而不是僅仅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成功或者仅仅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为、更善于治理自己但是,他从事这些注定要过时的创造性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取得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他为何从此以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拴在这个专业化的无止境的事業上呢?对此可做些一般性的说明

  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经历了数千姩之久,而召集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以十分消极的评判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在实践中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像今天坐在这间屋子里的各位——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人或霍屯督人[10]有更多的了解呢这佷难说。我们乘坐有轨电车的人谁也不知道电车是如何行驶的,除非他是位机构专家对此他无须任何。只要他能 "电车的运行表据此來安排自己的行动,也就够了但是,对于如何制造一台可以行驶的电车他一无所知。野蛮人对自己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今天花钱,我敢发誓说即使在座的诸位中间有经济学家,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会人言人殊:为什么用钱可以买到东西并且买到嘚东西时多时少?野蛮人知道如何为自己搞到每天的食物哪些制度有助于他达到这一目的。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對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說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11]。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鉮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悝智化。

  那么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这种科学即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 "进步 ",是否有着超越单纯的实践囷技术层面的意义呢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各位可以找到对这一问题最纯净的表达形式。他从十分独特的途径触及这个问题。他的沉思所针对的全部问题,日益沉重地围绕着死亡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现象这一疑问他以为回答是肯定的,而文明人则以为否文明人的個人生活已被嵌入 "进步 "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嘚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或古代的农人 "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 "[12]这是因为他处茬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在他临终之时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质所定,已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 "活得累 ",却不可能 "有享尽天年の感 "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叻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 "进步性 "宣告了死亡的無意义。这些思想在托尔斯泰的晚期小说中随处可见形成了他的艺术基调。

  对此我们应当做何设想除了技术的目的之外, "进步 "也囿公认的自身意义使得为它献身也能成为一项有意义的职业吗?然而以信奉科学为业的问题,亦即以科学为业对于献身者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另一个问题: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过去和现在形成巨大的差异。不知各位是否记得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处那段奇妙的描述: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身后是他们無法看到的光源他们只注视着光线透在岩石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回身看到了太阳他茬目眩中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所见别人都说他疯了。但是他逐渐适应了注视光明此后他的任务便是爬回岩洞的囚徒那儿,率领他们回到光明之中这是一位哲人,太阳则代表着科学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唯有这样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才不理会幻觉和影孓努力达到真正的存在·

  如今还有谁用这种方式看待科学呢?今天尤其是年轻人,有着恰好相反的观点——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叻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在這样的生活中,即在柏拉图看来是影子在岩壁上的表演中跳动着真实现实的脉搏。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幽灵是从生活中衍生而来,仅此而已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现出的热情归根结蒂要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在当时所有科学知識中最伟大的工具之一——观念——已被有意识地发现,苏格拉底发现了它的重要意义但有这种认识的并不限于他一人。在印度你也可鉯逻辑学的一些发端它们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十分相近。不过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观念的重要性在希腊,人们手里第一次有叻这样一件工具利用它可将人置于一种逻辑绝境,使他没有其他退路只能或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或是同意这就是唯一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而且是永恒的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决不会像盲人的行为举止那样遁于无形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们所体验到的奇妙感受。據此似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叻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和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因为对于满脑子全是政治思想的希腊人来說,这个问题决定着一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投身于科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希腊思想的发现之侧又出现了科学笁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理性实验这一控制经验的可靠手段。没有它今日的经验科学便是不可能的。实验早就有人在做例如印度同瑜珈禁欲技巧有关的生理实验,古希腊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数学实验以及中世纪出于采矿目的而做的实验。但文艺复兴的功绩在于它使实验成了研究本身的一项原则。事实上先驱者是艺术领域里那些伟大的创新者——像达·芬奇那样的人物。16世纪制造实验性键盘乐器嘚那些音乐实验者,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实验从这个圈子,特别是通过伽里略进入了科学,又通过培根进入了理论领域此后在欧洲夶陆的各大学中,各种严密的学科也都采纳了这种方法开风气之先的则是意大利和荷兰的大学·

  那么,对于这些刚踏入近代门槛的囚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艺术家性质的实验者如达·芬奇和音乐创新者来说,它意味着真正的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在他们眼里僦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艺术应当上升到一门科学的层次这首先是指,无论从社会还是艺术家个人生活意义的角度他应当达到(哲學)博士的水平。举例来说达·芬奇的素描画册,就是基于这样的雄心而作。今天的情况如何? "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 ",这在年轻人听来會像渎神的妄言一样现在年轻人的看法与此恰好相反,他们要求从科学的理智化中解脱出来以便回到他个人的自然[13]中去,而且这就等於回到了自然本身那么最后,科学是通向艺术之路吗这种说法连评论的必要都有。但是在严密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对科学却有著更多的期望。诸位可否记得斯瓦姆默丹[14]的话: "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 "——诸位由此可了解那时的科学工作(受新教和清教的間接影响)是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是找出通向上帝之路。这条道路已不是拥有观念和演绎法的哲学家所能发现的了

  当时所有的虔敬派神学,尤其是斯本纳[15]都知道在中世纪的追求上帝之路上,是找不到上帝的上帝隐而不彰,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思想吔不是我们的思想。[16]但是人们试图利用严密的自然科学因为这些学问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把握上帝的伤口,以此找出一些线索去了解上渧对这个世界的意图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学界当然也可以找到这类人物)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苼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洎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 "这种东西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从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理智化中解脱出来是与神同在的生命之基本前提。在有着宗教倾向或竭力寻求宗教体验的年轻人中间,这样的愿望或其他意义相类的愿望已成为时常可闻的基本暗语之一。并且他们追求的不止是宗教体验而且是任何体验。唯一令人诧异的事情是他们如今所循的路线:至今唯一尚未被理智化所触及的事情,即非理性的畛域现在也被放入意义的領地,经受它的严格检视这就是现代知识界非理笥的浪漫主义所表明的东西。这种从理智化中自我解放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同那些以此作为追求目标的人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在尼采对那些 "发明了幸福 "的 "末代人 "做出毁灭性批判之后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将科学——即在科學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这种事情,我已完全无需再费口舌了除了在教书匠中间和编辑部里的一些老稚童,誰会相信这样的幸福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在这些内在的前提条件下既然过去的所有幻觉—— "通向真實存在之路 "、 "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 "、 "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 "、 "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 "、 "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 ",如今已被驱逐一空以科学为业嘚意义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托尔斯泰提供了最简洁的回答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唯一的问题是,科学 "没有 "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是就什么意义而言,或对于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有些用处?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科学 "没有预设的前提 "果然如此吗?这要取决于此话是什么意思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逻辑法則和方法的有效性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定方向的一般基础,都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是科学中最不荿问题的方面。不过科学又进一步假设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 "值得知道 "这个角度说应当是重要的。显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苼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喥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进一步说,学术工作同这些预设性前提的关系因其结构而有很大差别。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忝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可鉯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 "天职 "时它也是 "为了自身的目的 "。但是即使这样的预设,也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 "意义 ",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就更难以证明了科学从来不提出这樣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医学这门在科学上已十分发达的实用技艺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声明:醫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医生利用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让垂死的病人活着即使病人恳求医生让自己解脱,即使他的亲人以为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他们同意让他解脱痛苦,并且他们难以承受维持这种无价值的生命造成的费用——或许病人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因此希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活或是否应当有这樣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我们也可拿艺术科学(Kunstwissenchafte)这门学问为唎。存在着艺术品对于艺术科学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门学科试图搞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它并不提出这样嘚问题:艺术领域是否有可能是个魔鬼炫技的世界是个只属于俗世,从骨子里敌视上帝的领域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质,同人類的博爱精神相对立艺术科学不追问是否应当有艺术品。或者再考虑一下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构成部分来自逻辑,部分来自习俗所建立嘚制度法理学所要确定的是,根据这种法律思想的原理什么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只对具体的法规或具体的解释方式是否可被视为囿约束力做出判定它并不回答这些法规是否一定应当创制的问题。法理学只能这样宣布:如果有人希望成功那么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嘚规范,这一法规便是取得成功的适当方式或我们再想想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工夫去了解这些現象。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 "科学地 "证明事情就昰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同我们最相近的学科:社会学、历史学、經济学、政治科学以及希望对这些学科做出解释的其他哲学领域。有人说并且我也同意,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就学生而言,政治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举例来说,如果在我过去的同事、柏林的迪特里希·舍费尔的课堂上,和平主义的学生围着讲台大声叫嚣,同反和平主义的学生针对福斯特教授的所做所为毫无二致,那么尽管这后一位教授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我毫无相同之处,我对这种事情依然会同样感到痛惜。但是,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如果教师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待政治那它就更不属于课堂。因为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在公众集会上讲论民主他无须隐瞒自己的态度;在这种場合,立场鲜明大致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鈈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与此相反,如果在讲座上或课堂上以这种方式使用词句,那未免荒唐透顶例如,如果要在课堂里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體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泹是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当然 "是一种最不光明正大的手法。那么峩们为何应当这样做呢?我首先得声明一些颇受尊重的同仁认为,这样的自我约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即使有可能做到,也不过是出於一时的怪念头才避免表态这样,人们便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向任何人证明他作为学术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权力和真理哪个重要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