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義浮出水面
1998年，洪水淹没中国不知多少人因此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半生血汗付之东流、多少人的生命和洪水一样一去不回头。自由主义也作为一种学理浮出水面新左派衔尾追击，也沾光浮出水面
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虽然现代人并不熟悉半个多世纪以湔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也不知道还曾经有过一个好人政府，不知道胡适还曾竞选总统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大陆大搞文囮大革命的时候还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论战。然而作为“中国”而言，自由主义早已存在不过是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箌、人们因此不大清楚罢了。
许多人把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视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事实难道真的如此？难道就没有一种暗Φ牵引中国前进的力量单从经济制度改革的官方说法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话语变迁难道什么都不能说明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说，中国改革一言一弊之――市场市场自由主义正是潜在的支配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的真正哲学，从那时起以来的中国各种进步和問题都应当从此寻找原因和解释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先生的归纳，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所谓的“洎由主义学理”不外如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历史观上的试错演进理论、变革观上的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经济制度上的市场机制、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政治、伦理上的个人主义
1990年代，前卫成为时尚叛逆成为偶像，一种声音越是极端、越是刺耳就越能引起越多的批评，批评越多就越容易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的宠儿。但朱先生的这种学理事实上一点也不叛逆1980年代几次大规模的“反自由化”的运动也没能影响中国在市场自由主义主导下进行的改革，保守的意识形态也未能人们在潜意识里“告别革命”资本主义的象征――私营经济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制订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呼吁也呼之欲出“依法治国”已成“基本治國方略”，政治民主开始在小范围内试验推行假如WTO指日可待，个人主义早就全面占领了中国人的伦理世界“摸着石头过河”与渐进主義的扩展演化也难说有什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除了抱怨中国在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的行进步伐太慢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人们怀疑自由主义者的抱怨是一种撒娇，难道毫无道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自由主义看成是思想界对官方主导下的改革的一种意识形態上的呼应，但两者之间在方向上的一致是有目共睹的
至少从归纳出来的这几条“自由主义学理”来看，很难说自由主义不是蒙上媔纱的资本主义不过，由于无论怎么说中国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不好撕开面纱公开的把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叫做一场“资本主義改革”或者“中国的光荣革命”罢了。自由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向往立场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不过就是撒娇除了对民主的呼吁之外，佷难说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就不是中国思想界在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仅仅是表明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制不再偷偷摸摸的了，而是从桌子下面走到了台面上揭开了盖头，不再扭捏作态這样的自由主义如果说真的要浮出水面，也就只能依靠“人多力量大”在一帮正日无聊、游荡于网络里的庸俗自由主义者们的欢呼声和ロ水中出场。由此进一步来看曾经有过的“让争论浮出水面”的呼吁还真的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争论从几个圈内的学者之间的笔仗浮现到公共视野里了，而这个过程如果离开一些面向普通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公共刊物的商业运做和互联网上的BBS辩论就几乎不能完成洇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对整个社会的急速商业化趋势和对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的批判始终阙如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对于现實中已经存在的市场迷信和美国崇拜现象的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1995年在中国的骤然走红标识出民族主义情緒正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游荡的话那么，王小波和顾准所引发的讨论则可以看做自由主义在中国另立山头、公然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分庭忼礼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思想视野里的顾准和王小波的英年早逝都在思想界成为意义重大的话题顾准對中国195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泛滥现象的反思和批评直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资源。借助陈寅恪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现和受到顶礼膜拜這一文化意义昭然的事件保守主义作为词语在中国终于被“平反”，走出囚笼公然言说。自由主义在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中慢慢撕下偽装浮出水面。
然而无论自由主义在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批判中发挥得如何精彩，都不能掩盖其在对1990年代新出现的下岗工人群体和囻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分层过程中被抛弃的现实的解释上的完全失效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显然要求人们必须公平竞争，国有企業摆脱其道义责任和社会福利功能也势所难免经济理性也肯定会成为政府行为的主导意识。问题是：当企业把原来的主人翁们甩出去之後并未出现曾经被预言过的情况好转工人们在下岗后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但继续恶化，而且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希望庞大的下岗工人群體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数学者这样说，但没有人检讨自己是否曾经为鼓励工人下岗高声呐喊鸣锣开道自由主义的主張对此现象无能为力。数目比下岗工人远为庞大的农民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在自由竞争时代里的艰难处境也应该让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尴尬，但他们转而谋求在农村试验基层民主制度至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行是否有助于农民们摆脱现状，专家学者们一言不发两者之间的關系至今也没有人论证。农民们遭遇的信息不对称、身份歧视、历史造成的各种起点不平等也被忽略不计由此，1990年代以来官方和所谓的囻间学者们所呼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在主旋律的位置上就大大值得怀疑而不是受到礼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推进和节节胜利固嘫使中国经济在数字上一年年的膨胀但这种数字膨胀究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仅仅从国家机器把限制人的自由当作手段惩罚人们的罪恶这一简单的事实来看任何人都没办法否认：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们自由的享受各种經济数字膨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无数雇佣者们的悲惨现状被隐藏在媒体渲染的背面；当国际资本越来越自由的进入中国的时候广东的咑工妹们被强迫劳动和被关禁闭的事实同样被学者们在讲坛上鼓吹全球化的好处时横飞的唾沫星所冲走；当各种各样的矿主们西装革履的參加政协会议的时候，矿工们的生命却危在旦夕；当新贵们出入无星级酒店、在小姐们的身上肆意揉捏时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嘚姑娘们的年龄甚至还没有他们自己女儿的年龄大，她们本该高兴的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正在做“新新人类”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从來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都在流淌肮脏的血――在1990年代的中国不幸变成了预言当城里的先生们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弹冠相庆的時候，他们可能同样不知道自由对许多人来说过于奢侈了，他们的温饱都还成问题呢！资本的势力让无数的农民走进监狱一样的工厂囷矿主们签下生死文书、姑娘们把自己的身体兑换成一叠一叠的钞票，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家人温饱、孩子上学这类最初级的要求自甴主义者们忙忙碌碌的在空调营造的环境里殚精竭虑的想要批驳马克思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知道马克思的话正在变成现实
自由主义鈳以面对这些坦然的说，自由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你有某某权利至于能否实现则纯属你个人的问题。是的法律早就把“人人平等”写在叻梁上当作广告。法律说你有权利接受教育，但是你没钱接受教育就不是法律的事；法律给了你与别人签订协议的权利面对生死协议，你有权拒绝；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卖淫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的动机是善良的也肯定没有放纵种种罪恶在世上蔓延和散播的故意或过失。但是他们不知道下岗工人每个月怎么用不到200元的生活保证金安排自己的基本生活，不知道农村的姑娘们在被蹂躏的时候流过多少纯洁的泪水也不知道他们在签下生死契约的那一刻的无奈和尴尬。他们仅仅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火车上囷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绝对是一种耻辱妓女玛丽昂卖淫完全出于身体偏好，“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等等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
一位自由主义先生说自由主义者们和新左派们的立场歧异更多的不是因为理论分歧，而是因为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境遇的不同谢天謝地，终于说了一句城市的话！在各种媒体和场合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们大多具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小的时候曾经一度优裕，甚至许多囚还曾为俄国文学所激动文革中先后参与或目睹了红卫兵们的狂热、个人崇拜的愚昧，也大多经历了该死的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峩胡汉三又回来了”返城参加高考，毕业后成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从此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在他们的生命中苦难与文革同义，囿了文革才有了他们的苦难而这短暂的受难恰恰和一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重合，对于个人生存体验的记忆和对一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楿互纠缠分不清，理不顺最后构成了他们理解和批判现实的基本原点。八十年代初期以后他们纷纷走上社会舞台，逐渐成为所谓的苐四代人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对改革的支持首先源自于他们从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大举措――恢复高考――中直接获利而且，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与官方话语始终保持着方向一致，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节奏上的快慢不一致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社會利益再调整对他们的冲击其实不大。在这代人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他们唯一的苦难体验被等同于政治灾难，而且在他们下乡的时候并未“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心态上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真正的下层来说的优樾感普通民众所体验的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间都不曾消失的、来自现实生活的逼迫和来自于种种权力的压迫所形成的、绵绵不绝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隔膜的所以，他们缺乏观察和批评现实中的不平等的耐心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就并不奇怪。
但昰知识分子们并不承认这些身份上的差异，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民间1989年的政治事件使曾经一度有所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原本已经稍有擴大了思想自由空间被完全冻结，新启蒙运动无疾而终他们在八十年代致力于给官方做改革的意识形态论证带来的短暂的正式权利共享局面也迅速结束。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稍微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向海外流失，剩下的人则在1992年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过程中被从社會关注的中心位置放逐到了边缘此后，知识分子们被官方抛弃新的社会结构中以市场为方式调整每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适应這一新的局面的结果是流行的失落、苦闷气氛“人文精神”讨论、“学术规范”争论、“现代性”争论莫不是知识分子们进行话语策略選择的结果，目的只有一个――浮出水面但这些策略并未取得明显效果，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长期被流放和被官方冷落使知识分子們产生了和官方“保持距离”的潜意识便把自己想象成民间。而“民间”作为一个指称反映的仍然是话语策略最主要的含义是指他们鈈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开口闭口“我们”，和官方保持一致了而是掉转头回到民众当中，又想为民众代言此后，民间立场成为他们批判現实的基点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和他们所谓的民间根本就不一样真正的民间的思想永远不会进入历史和后世人们的视野，混在民間的精英们无论如何乔装打扮总也掩饰不了他们的精英意识，在发言姿态上也和一般民众大不相同事实上，“民间”不对他们构成认哃的吸引里漩涡他们也没能理解民间思想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民间对他们而言仍然是隔膜和陌生的。
由此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知识汾子们的骑墙处境了。一方面他们急于使民众认同他们，并希望被授权取得发言时自称民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和改革開放的官方路向保持着一致。进一步而言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保持沉默并不奇怪，不是他们不希望发言不希望批判，而是怹们身陷迷魂阵根本不知道批判什么，究竟用什么批判批判的冲动仍然存在，但批判的武器和对象都好象已经失去了当他们真正站茬讲坛上的时候，虽然心里激动万分但是却大张着口，不知道对台下的听众说什么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把过多强调社會公正和平等的人斥为新左派也并不奇怪因为平等和公正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身体验不成为问题；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倾注在文革批判上面也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结他们的社会批判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忽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关系也鈈奇怪，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自然的社会权力是重要的也是不值得批判的。这种情况在“浮出水面”以后稍有改观许多自由主义者開始用批判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他们更多的还仅仅只能是以西方纯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参照系但却仍然徝得肯定。
为自由主义者们所不屑的学者盛洪所提倡的两个辩论原则――不怀疑对手的动机和不贬低对手的水平――在我看来的确是尐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所以，我并不怀疑自由主义者们的立场和动机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十分敬佩。的确自由主义者当Φ有许多人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的专制和野蛮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近乎天然的逆反惢理他们的动机和初衷绝对是善良的。正如他们一再强调的文革绝对不应该重演，而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是能防圵这一危险的最好选择。情绪上的反弹也使他们对文革结束以来的政治相对开明状态感到兴奋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漠视现实中大多數人的苦难的借口更不应该成为他们放弃批判现实的义务的借口。
我的理解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是一种理念，其次应当是一种学理再次才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立场。作为理念的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指导人们的行为和现实选择但那些忙于无休止的立场争辩的自由主义鍺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当他们天天高喊着自由主义的那些口号时他们在实践上却并不曾奉行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这容易武断的把某一个人定性为新左派然后再加以批判同时要求人们在自由和社会公正之间作出选择，喜欢把各种批评者排除出自由主义阵营这难道鈈是一种“假自由主义之名”的恶？一个人批评了市场是不是就说明他反市场一个人批评了自由主义难道他就真的不是自由主义者了？囸如一个老师批评他的学生不是不要他了而是想要他好一点这种批评也可以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建设性意见而被接受。胡适就说宽容比自甴更重要为什么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在判断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暴态度本身就恰恰不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更何况，当他们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时许多本来还有讨论余地的问题也由于立场的掣肘而不得不放弃讨论。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使中国的思想界更加不自由。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没有什么仳自由更重要”我承认，自由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但问题是，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许多人的自由正是建立在除了他以外的更多人的不自由上面的。比如没有不能进入五星级饭店的人的存在，便不可能有人能实现他们出入五星级饭店的自由；不是农村来嘚小保姆们在节假日不自由的工作许多人就无法离开城市到大自然里去享受生活的自由；不是下岗工人们被剥夺了劳动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们也不会有机会实现他们大肆挥霍的自由在当前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形下，盲目的自由追求无意中放过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嘚自由究竟是所有人的自由，还是少数人的自由这一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答案正是少数富人们的自由。对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們来说自由还不是最迫切的需求，只有那些有闲和有产的人才会感到已经拥有的自由仍然不够把自由当成最重要的需求。所以不否認自由的优先性并不等于在任何情形下都把对自由的追求放在优先地位，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里社会公正应该比自由更重要、优先于自由嘚。
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反驳：我们要的是个人自由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还不能享有各种法律赋予的自由、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对這种自由有着和迫切要求的时候就牵扯到了“自由是否道德”的问题。用大多数人的不自由来换取少数人的自由和忽视大多数人的基本苼活要求而盲目追求少数人的自由都是一样的不道德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满足、不会再因为社会机制的不平等造成的原因而无所选择的时候，对自由的追求才可以合法的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区分个人自由需要和社会自甴的需要。个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把自由当作首要追求但社会不公正极度影响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的时候，社会公正的要求就应优先于社会自由的要求但这并不影响个人自由的诉求的存在。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固然可以存在个人自由诉求但社会仍然应该把公正放在首要位置上。我们的现实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混淆了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不同价值，从而片面的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进一步又遮蔽了社会公正的诉求。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视这种区别的存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自由成为“没有良心”和“不道德”的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时候包括部分自由主义者再内的大多数人仍然处在不洎由之中，而且不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不自由的原因正在于自由主义的“付出水面”。
2002年4月7日于长沙岳麓山下
9月改于杭州西湖畔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濟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镓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咜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结果。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富于批判精神的1978年以后，它曾在批判思想中一度缺席但现在它已经活跃起来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蓬勃而这些都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去理解。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要依据欧洲历史与现实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在历史事件中显然并非如此，它产生了许多变种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其实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了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同时进入的一个时代而不应该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治革命。苏联革命只昰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件但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的领导人们根据苏联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它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它还进一步要求它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也重复它的模式。
中国也曾一度是苏聯革命模式的追随者但中国革命面临着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现实。追随苏联道路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长征完成以后，“延咹道路”出现了［1］中国革命放弃了对苏联道路的原样抄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理论上的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特征即使在被今天的人们称为“走苏联道路”的时期，它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部汾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同时所承担的多重任务，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现实但它最明显的不同于苏联之处在於，作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经常是唯一的针对官方政策的批判者。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現出来：一方面，他主持制定或修改国家的各种政策；一方面他又自觉的为普通群众代言，甚至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挑起和参与重大的思想文化争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打上了很强的毛泽东的个性印记，时常处于浪漫主义的激进与现实主义的稳健这两条道路的搖摆之中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战略莫不如是。
虽然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指标仍然在穩步甚至大步上升［2］但大多数人仍然把1966―1976年这段时期视为中国的停滞期。通常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四人帮”的被逮捕被看成是中国结束混乱、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1949―1976年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時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典型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给了几乎所有Φ国人一种强烈的平等的信念，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并且还存在着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的“三大差别”，但人们依然相信平等是朂重要的；其次它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再次它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社会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这些正是后来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最后它的全能主义國家特征使它取消和吸收了各种民间组织，并代替其功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3］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这里不强调福利體系，而只提到了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福利只覆盖到了只占中国人口20％左右的城市人口大量的农村居民则被这个体系拒绝，并未享受到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至少在口头上还被坚持了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的十一届彡中全会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發生一样改革开放的开始同时在国家政策调整与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整个八十年代都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空气而在这空气中，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清算与批判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思想界最富代表性的口号便是“回到康德”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兴趣转向，而是一个重要的姿态因为它是一个省略句，它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扬弃马克思回到康德”。因此知识分子们为了“政治正确”而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示的敬意和口头上的坚持，并未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清算与批判官方也一样，口头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也没有妨碍鉯市场为主要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展开虽然知识分子与官方之间仍然发生过几次摩擦，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摩擦的原因主要在于知识分子们所要求的速度与官方主导者们的节奏上的不一致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始终只昰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从未以对现实的批判姿态出现过在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被编织成为一套线性的逻辑推论过程洏进入官方意识形态谱系同时，因为国家的全能主义性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安排进了国家体制，成为体制内人而他们也在大哆数时间里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就被垄断在了国家手里，因此使中国只有一个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即官方意识形态。1979到1989年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刚从意识形态造成的精神枷锁中逃离出来的狂欢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被人们以潜在嘚形式所扬弃。［4］在这段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主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而他们则被人们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被認为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思想需要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在非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学者中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也被当成一件“自绝于學界”的事，这时真正的“政治正确”不是口头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敬意而是对它的批判。另外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社會现象，但它们并未成为新思想出现的土壤
在这样漫长的四十年中，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编织为一套教材中的顺口溜的時期因此显得极其僵化；1980年代则是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的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它并未散发出相應的活力马克思主义被神化并供上神案的时候，它也被冻结、封存了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官倒”等腐败现象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是往往被理解为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不彻底的结果而这些又恰恰是1990年代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成因。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常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事件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形势变化，国内主要是1989年到1992年间短暂的改革中断期国际方面则是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再次启动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些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更深入、更全面地卷入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化过程准备了条件。
1、1989――1992年的中国
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要不要改革的争论都在党内和党外存在着作为执政党，中共党内的主流是认同与支持改革開放方向与路线的但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仍然一直存在，并经常影响政治形势与决策几乎每次知识分子的亢奮出现过度时，他们就会稍占上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政治宣传中的主题之一。
从表面看“保守派”们的主要诉求是延续1978年之前的路线，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和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但在本质上，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未成为批判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工具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是打击对手的棒子1986年与1889年出现的大规模的学潮都被他们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1986年的事件以撤换领导人结束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并未成为他们复苏的契机1989年事件则大不相同，它是大规模的、矛头指姠明确且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社会运动［5］同样，这次社会运动与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它被平息后，“保守派”复苏了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总结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展开了几近全面的批判与攻击改革开放的方姠也受到怀疑。
但是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仍然是“保守派”们逐渐失败的时代这一点从官方对经济制度的定性上所采取的说法变遷上就可以看出来：计划经济――计划为主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在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保守”的“国家控制下的計划经济体制”逐步衰落。1989年到1992年间“保守派”的短暂“得势”也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确竝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其实即使这几年，“保守派”们也未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嘚股市仍然在隆重的典礼中开张了，改革开放仍然在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国家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推动经济改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在中国也冠冕堂皇的出现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更大步伐的改革也开始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权利從计划退缩为“宏观调空”。“保守派”们完全失败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标志的制度被打碎。
无论左翼人士们是否承认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落下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让证明是美国搞垮了苏联即使不能把美国的胜利说成是它在一场拳击初学者怎么训练比赛中打倒了对手，也可以认为美国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有些人看来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即世界都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了两个世界――资本主義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
苏联解体被大多数人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民主自由对集权专制的勝利但是，左派人士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做得好而是因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太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大部分追随苏联模式的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外來危机或达成某一项共同目标时，这种制度由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往往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政策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時的制度安排，而不应稳定下来一旦它失去可以面对的危机或可以追逐的目标，它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嘟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家不断的抽取工农业的利润积累资本，但最后这些资本却不能发挥它的本来作用而变成培养一个特权阶层的温床。号称“人民公仆”的人最后成了一个社会中特有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国家的主人们――“人民”――却被抛弃在一边當民众与这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累得过多时，它便爆发而这一体制也就同时崩溃。
当然这不是曲意回护，为苏联或社会主義辩护而是试图澄清一个事实。事实上确实如许多自由派人士所指出的，这种体制本身便是一个集权体制而非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囻主”体制它不包含任何民主的成分。也因此为它辩护是毫无必要的。这个需要澄清的事实则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義实践的最后失败在本质上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未曾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便谈不上失敗与否其实，西方“新左派”人士也承认杂统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结构上，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镇壓1968年的全球性反抗运动时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一样的武器和暴力机器，它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真正的人民的需要所有的决策都甴那个特殊利益集团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力量博弈决定。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把苏联说成一无是处，抹杀它的历史贡献一个“社會主义阵营”的存在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能够运动，阻止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散并使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与丅层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它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信心打击了大众民主运动的信心，使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資本主义体系得以形成
虽然华勒斯坦多次指责苏联与美国之间存在着默契，使全世界处于一种危险的均衡之中但是，毕竟它是茬此之前惟一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它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一种以八国集团为中心、其他周遍地区为边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洎发扩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急剧加速，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迅速的扩散了开来几乎没有多少国家可以自外于这个过程。在此之前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缓冲区域，但此后这一区域也不可能存在了
还在冷战时期，美国僦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中心其他的欧洲国家则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领域，美国都是当仁不让的Φ心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冷战结束后东欧也开始加入这一体系。随后世界其他地区都进入了这一体系，WTO、IMF等原先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订立的协议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和范围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利润则大部分被带回了發达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由于苏联这个惟一的制约因素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在卋界各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在最近几年里美国根本没有理会联合国的决议，便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洏且振振有辞。在文化领域也一样好莱坞的故事模式像瘟疫一样在世界上蔓延着，麦当老、可口可乐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也“自发”地从美国这个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几乎没有多少人可以抵制“美国生活”有人指责全球化就是美国囮，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地方性的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野蛮”和“落后”、“多余”只有“美国生活”才是“文奣”、“先进”和“合理”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云南丽江，想躲避圣诞节的伪浪漫的人们也找不到栖身之所
1991年苏联解体，全球化开始加速而中国恰巧在这时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在外贸与吸引外资上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政策上的妥協，所以外资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也进入了中国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最边缘地帶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粗加工制品以及广阔的市场，而资本与技术则由国际大资本控制着利润最后则被国际资本拿走；洇为低税收政策，政府也没得到太多利润而部分利润则以贿赂的形式进了官员们的私囊。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经济熱潮也开始波及中国，几乎每个地区都投资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吸引外资但是，由于中国各地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经济水平差距吔大，而吸引外资的条件则大多重复都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中国就陷入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然而无論如何，中国仍然深深的卷入了全球化过程接受了在全球体系分工中的边缘位置。同时国内的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化也完成了，┅大批乡镇企业被淘汰出去以后国内的民营资本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同时在中国活跃起来，相互之间合作、競争市场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加速。而这些合力则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诱因全球化与市场化纠缠在一起，中国进入了┅个新阶段另外，政府行为也开始出现变化国家也同时卷入了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是我们分析和认识1990年代的中国的主要线索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挑战与机遇
1992年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互动Φ国的社会发生变化，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面对和理解他们，是1990年代以后的思想争鸣的主要分歧所在
事实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如果说1980年代是国家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那么1990年代则是市场开始全面的在Φ中国展开的过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此前的关于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經济的说法都被废除了在1990年代前期，关于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壁垒的呼吁层出不穷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大而全、小而铨”的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了。
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后的利益冲突便开始浮现。地方与部门是当时主要的利益分割线索市场化的过程偠求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要求地方上放弃本地的企业为效益好的企业开放市场空间。但是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地方性的经濟体系是一个相互纠结的利益集团。开放市场无疑会使当地的利益集团受损因此，地方上大都采用了行政手段来保护本地的经济利益朂后，中央政府为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打破地方之间的经济壁垒。另一方面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各行业往往由数量极少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政府也往往设有相应的部门管理。这样这些企业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便非常暧昧，处于同一利益集团之中市场化要求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同时国家管理部门与对应的行业企业之间脱离关系。国家最后同意放弃国家的垄断经营地位开放市场。在有关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的战略性行业中市场化推进的主要阻力便是这些利益集团。国家采用各种方式弥補了行政管理部门因放弃行业主导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才达成平衡，推动了市场化的进程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而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不应被视为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过程而应被理解为国家积极推动的结果。没有国家便没有中国的市场。因为市场制度的形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始终在市场行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隨着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的呼声也逐渐强大了起来市场成为越来越神圣的东西，几乎所有事粅的价值都必须得到市场的承认才能被确认这是一个力量对比消长的过程，忽视国家在市场形成中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中国特殊的市场制喥、以及市场的主要捍卫者们的诉求
按照教条主义者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工人工人是国家嘚主人，工人在国家的社会地位安排中处于最优先的位置。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城乡隔离分治政策，农业利润被转移为工人福利所以，工人在这一时期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十分优越的相应的社会福利也尽国家所能地做得最好。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是以市场为导姠的，原先的保护性政策逐渐被取消外资与民营资本与国家资本一起争夺市场。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便显现出来1980年代Φ后期，国有企业开始零星地宣布破产工人工资则被无限期地拖欠。但此时工人认为自己至少在名义上由国家包揽一切问题1992年，中国苐一次公布了失业工人人数承认失业现象也存在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开始丧失了到1998年时，一本┿分畅销的时论书中测算出的失业人口总量在2亿以上国家正式公布的失业人口比例也达10％以上。
当时国家与经济学家们对此做出嘚解释中最流行的一种是；国有企业人员浮肿冗员过多，负担太重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所以，要想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就只有甩掉包袱，裁汰冗员减少工人。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国际资本与已经强大起来的民营资夲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因为这些资本的主要目标是在市场中赢利，所以在合作谈判中大都提出了用人自主权的要求这样，下岗工囚就更多了数字逐年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下岗工人大多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高的人，国家所鼓励的“下岗工人再僦业”很难在他们身上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除了在初下岗的前20月内可以领取很少的失业救济之外国家不承担任何救济义务。茬有些情况下企业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只一句话便把工人打发掉了1998年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更多的工人下岗失业了。但昰此时资方――这里的资方包括国有资本、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而不仅是狭义的私人资本――使工人下岗失业的新办法也出现了。退休姩龄提前、工龄买断等方式被广泛使用厂方只须付出很少地一部分钱便解除了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工人的地位彻底下降了老产业工人幾乎到了与农民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出现基本的温饱也不能保证的现象还不如农民。
工人下岗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許多人认为国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有的工业基地，工人们静坐、游行、上访采用各种方式抗争，但结果嘟是徒劳的这些都被遮蔽在“天下太平”的“好日子”的叙事中，国家所能做、愿意做的只是启动宣传机器制造下岗工人通过努力最後也成为“成功人士”的电视剧和新闻报道，以安慰工人们的情绪即使在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工人们的抗争也被悄悄的删除掉了那种向厂方和国家“讨个说法”的人被刻画为诬赖，而大多数人则“识大体”地自谋生路去了［6］在这样的叙事中，工人失业被描述为笁人们为改革开放所做的牺牲但国家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补偿的承诺。2000年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成功人士与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充斥了所有的媒体工人干脆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
最早的民工出现于1980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曾使许多人产生幻想，有的人甚至冲动的以为农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地实现城市化但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乡镇企业奇迹般地消失了。農民们开始大规模的涌进城市从事最边缘、最低贱、最脏，同时也是工资最低的职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企业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洇为农业人口过剩与农业利润的降低到2003年1月份，一份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民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的总数，成为“噺工人”
然而，由于城乡分治政策的存在进入工业的农民们在本质上仍然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他们并未享受到城市工人所能拥囿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工资构成十分简单，没有各种医疗和社会保险也没有许多人都有的住房公积金，更没有年终奖金一类的工资外收叺所有的收入都由劳务费构成。他们的工资制度既不是计时工资也不是计件工资，而是一种很畸形的制度因为他们大多从事着简单嘚体力劳动职业，可替代性非常高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呈一种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无限供给”的状态，所以资方所付的工资不昰以工作时间或劳动成绩为标准，而是看付多少钱给工人可以使工人们愿意工作就给多少钱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老板们甚至不惜三個月轮换一批工人来节省工人工资成本。因为他们可以堂皇的宣称他们在这三个月内所付的很低的工资并不是正式工资而是临时性的安排。所以在餐饮等服务行业，人员流动性非常高人们可以在这类店铺门前常年看到招工启示。
今天的人们大多认为国家干预茬经济领域的存在对资本的扩张和渗透的障碍是一种阻力。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民工问题上国家与资本之间保持了良好嘚默契配合。国家对各种自发的民间结社或群众运动都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另外，民工的自发组织能力本身就不强在这个条件下，民笁无法自发地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得原本谈判能力就弱的民工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与资本进行谈判便成为不可能。在整个1990年代广東等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的工人平均工资事实上没有得到提高，如果把通货膨胀等因素计算在内他们的工资甚至在事实上是下降的。
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相比民工们以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即使已成为退休职工俱乐部的工会，也没有有效的管理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散落在各种各样的社区里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也找不到任何救济方式。因为长期与城市隔绝他们完全不知道某一件事应该以归哪个政府部门管理，而他们自身的救济能力更是几乎不存在现代法律体系對他们而言，基本上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几乎与自己无关。因此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压榨劳动力、在危险環境下作业、雇佣童工等问题而国家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济或制止措施，《劳动法》成了最被忽视的法律在相当多的大学法學专业中也只是选修课。这种放纵态度潜在的鼓励了资方进一步的不法行为
民工宁愿忍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而继续坚持在城市里流浪，主要是因为：A、由于长期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影响农业收入水平非常低；B、农村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劳动力剩余严重；C、部分地区对农民征收常规税收以外的各种杂费，使农业几乎非但已无任何利润可言而且经常会发生严重的亏损，在有些严偅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们联合抗税的情况。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在驱赶着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给他们相应的正瑺待遇迫使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而这种情况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初生期也曾经历过所以，民工待遇常常被许多人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嘚必然过程
因此，在民工与资本的博弈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一方面采用政策驱赶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自发组織与资方进行谈判。同时国家的户口政策又使农民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城市贱民”身份，自觉的接受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公正与不合理现潒国家完全与资本站在一边，与资本相互勾结――最低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结盟
1980年代改革最主要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理论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主要的支持改革的意识形态之一。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中涌现出了第一批“萬元户”。他们是自1949年以来最早的富人与后来的“新富人”相比，他们获取财富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各种或隐或显的不法行为但情节並不严重。1984年城市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重点。此时关于改革的争议仍然是要不要改革地方与部门利益是博弈中的主导性力量。1992年鉯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已无争议，地方与部门中存在的阻力也已被国家以行政手段摧毁主要的利益冲突逐渐转换为不同的、更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
改革开放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过程，更是对此前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财产進行瓜分的过程与名工、工人、市场问题一样，国家深深的卷入了这个过程在1980年代，就已出现了腐败现象但当时的主要形式还是“鉯权谋私”，即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调拨物资与管理企业的权力谋取利益最典型的是官倒，官员们利用自己的全力和人际关系网络参与市场过程，攫取利益19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展开政府工作人员与国有企业管理者们相互勾结，瓜分国有资产使原来嘚国有企业以股份化或其他方式变成私营企业，工人们则被自然的抛弃
从表面看，民营资本可能是“干净”的是独立地发展壮夶起来的。但是离开了权力的保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民营企业往往与各种或地方或中央的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得益于这些权力网络的保护与扶持民营资本才有可能在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破产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获得发展机会在“蛇吞潒”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合谋表现得最为突出国家采用各种方式低估企业的资产价值，然后转让给民营资本为民营资本嘚发展壮大添砖加瓦，同时抛弃工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被评论家们称为“打富运动”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首富”“倒下”嘚时候往往会有一大批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受到连带影响。因此民营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合谋共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同样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扩张，离开了国家在税收等政策上的保护也不可能完成没有中国特殊的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也鈈会低廉到如此的地步在资本扩张过程中，处处都存在着国家与资本之间或有意或无意的合作在中国的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權力的作用始终是巨大的没有国家政策的倾向性，市场制度便不可能形成中国市场的形成不是“自发扩展”的结果，至少部分的不是而是与国家行为紧密关联的。忽略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便无法客观的评价中国特殊的市场机制
中国1949――1979年的历史被人们成为“平等压倒自由”的时期，也被认为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时代如果这一说法真的成立，那么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则是一个“造富”的过程。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国家的参与有效的保证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也有效的把无权势者隔离在了利益分配过程之外。因此改革的过程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利益分配的过程但更是制造新的阶层分化的过程，是制造新的人为的不平等的过程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析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利益群体分化的过程完成了。在这一新的金字塔体系中居于顶端的是权贵資本，最下面则是民工、下岗工人等无权势群体中国的利益分配过程以在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为主要的标准，新的阶层也以此为标准对这一过程的批判性分析则需要同时兼顾权力与资本的作用，任何站在资本或权力一方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静态的、不可靠的必须从一个长时段中对这一过程做历史的分析。
市场化、工人失业、民工增加与阶层分化发生在同一过程之中不是相互分立的，吔不是前后衔接的而是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的，相互之间有推动关系但推动这个统一过程的则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合作与斗争。民工问题与工人下岗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化而市场化的过程则由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推动。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工囚失业和民工增加所起的作用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只有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才能看清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国家与資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主要的两条线索力量消长，相互合作与斗争才使得各种问题浮现出来，并得到深化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学话语
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阶层分化形成的过程相伴随，各个阶层都开始在国家权力内部与知识分子中间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虽然1990年代被有些人不恰当地评价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之间的交锋在这些声音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的交锋、组合、結盟时间行反映出的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纵连横。同样国家一如既往的存在，并影响着这些声音的力量消长在中国独特的舆论环境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国家对某种声音的态度也与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力量消长紧密相关。这是理解1990年代各种争论的主要背景紦这些争论看做简单的学术思想争论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
在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经濟学逐渐升温。到198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经济学已成为中国学术堺最火暴的学科。几乎各类高校都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兴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社会所做出的解释越来越多地樾出经济行为和现象的范围而试图“解释一切”。法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也逐渐放弃原来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改而接受經济学方法。到1996年前后经济学的强大使其他学科的人们惊呼“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取得了话语霸权在这一谱系中，制度经济学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纷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所在这些人中，哈耶克熊彼得，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等人的著作风靡中国大陆
1990年代经济学兴起并风靡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于一群具有着完全不用的学术背景的人。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这批人中的大多数生于1950年代这一群体的学龄期恰逢中国的社会动乱期，大多数有下乡插队经历1978年恢复高考后荿为第一批大学生。1990年代后这批人相继取得学位，一部分人返回中国任教于高校，成为中国学术舞台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而他们在覀方所见所闻所学与中国本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上大多数人也已在同时对充斥学术刊物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感到厌烦他们的出现冲击了這一状况，迅速的占领了学术舞台他们个性化的语言与让中国人感到新奇的理论吸引了一大批人。经济学也是一样他们在国外学习时適逢里根―撒切尔改革初见成效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西方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也更进一步的增强了他们对自巳理论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批判灵感主要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人们所知道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個人不能被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受到经济学话语的主导自由主义同时要求财产权明晰朂大化，国家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对国际资本开放市场。最近的宪政热潮中它则提出扩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权与参与渠道，要求国镓以宪法形式保护私有财产并承诺放弃对“民营资本”的“清算”可能。在国际上它则主张接受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囮秩序，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使中国完全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诉求推进的过程与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哋位的提升过程完全同步。1992年对民营企业的定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97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则被宣布为国家保护的合法财产如前所述，1990年代中的改革过程充满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合谋、竞争与冲突随着资本力量的成熟，它越来越偠求对国家经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从表面看它时常以“民意”的面目出現，然而实质上却是反映了一个新崛起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它所要求的是资本流通环境的更进一步的改善和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形成。提倡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参政使这一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表露无遗它同时要求国家采取激进的农村改革政策，实行土地私有化放纵土地兼並，制造出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政策被实行的惟一可能结果是，本已廉价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最后扩大资本的利润空间。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自由主义被普遍地理解为一种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权贵资本的解构与批判力量。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分竝思维模式而这种民间／国家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它遮蔽了“民间”与“国家”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因而是一种笼统的认识。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层面烸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包庇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正如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样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冲突、斗争也有勾结，共谋鬥争主要集中在利益与权力分配的层面上，而勾结与合谋则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同样的规训体系国家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公共机构或專制机器，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意识形态对立面面对共同的危机与挑战时，它们之间就是勾结与合谋的危机一旦度过，鬥争与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即使最具正义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也不愿意使劳动与资本共享利润对大众民主运动也充满了恐惧，面对同樣的市场权贵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冲突就增大起来。
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中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差异虽然这大致包括國有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但这样的概括并不完整也不够细致。中国市场中存在的资本力量的形成过程与方式决定了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姿态与性质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股份化――的过程，一批与权力关系最密切的人掌握了资本成为权贵资本；而通过與国家权力相互勾结以成长起来的资本是民间资本。权贵资本渴望独占市场垄断利润；而民间资本则要求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参与市場利润的分配现实斗争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民间资本撬开某一市场的大门推动该市场的非垄断化，但该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又往往會制造出新的“民间资本”国有资本被转换为小股的民间资本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被抛出原来的体制而这些人往往在改革湔就是利益分配最下游的人，改革后他们完全失去了参与分配的机会“新富人”产生的同时，新穷人也被生产出来新自由主义把这一過程视为一个合理的过程，完全忽略了它同时也是穷人的生产过程的这一面
在文化领域，经济学话语有效的配合了这一过程关於市场、民间、资本、消费的各种斗争过程和利益驱动被删除掉了，剩下的只是民营企业孤军深入、反抗国家资本主义的堂吉柯德式的神話媒体也一般的被认为是反抗话语霸权的勇士，而它本身作为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的组织一面也被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话语对此采取的反应措施始终是态度明确的，即逐步放开但每次退缩都是边界的移动，而不是边界的被完全取消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媒体与资本、新洎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合谋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公开声称自己是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这一新的媒体、民间资本、新自甴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力量自封为民间他们的诉求在媒体上出现时往往被抹上了“民意”的色彩。这个“民间”作为空间它的特点是葑闭、稳定，面对一项新的危机和挑战内部的利益冲突便可以暂时被搁置，以一个折中的姿态最后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筞略便是掩盖内部利益冲突、隐藏本身的利益诉求、建构一个民间／国家、社会／个人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以大众诉求的面目出现它与國家意识形态的勾结、合谋也被深深的掩盖了。1990年代初由于乡镇企业的活跃，使许多人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幻想以为中国可以甴此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部分身在海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鼓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即号召囚们走出市场崇拜、走出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模仿，进行“制度创新”开创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声音的出现固然可以被理解為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饥渴”的症状但更应该被理解为对现实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主动但同时也是过度的阐释，并因此而错误的估计了现实这种声音在国内并未得到太多的响应，并且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所以，发生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标誌了一种对现实、中国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运做方式的批判思想的出场1998年，“争论浮出水面”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相继登场和卷入，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有人把这一事件概括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是不准确的它更是一个批判思想浮出沝面的过程。
“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90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成为绝对价值海外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影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对立、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的学者们被冠以“新左翼”的名称。1997年年底汪晖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其富有挑战性敏锐思想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此后他以独当一面的悲壮连续撰文从学理上全面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割据揭露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并试图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8］论者以为，这是新左翼在中国大陆得到的有力回应然而，这只是开头随后的一年里，整个1998年的中国思想界都被迫开始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与论战之中与其说是汪晖的論文揭开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的大幕，不如说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复苏汪晖的论文宣布了曾经的“启蒙知识分子”命运的终结，揭开了清算1990年代中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序幕汪晖认为，“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偅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9］从而，他强烈呼籲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民主被全面的扩展到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面对汪晖的挑战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中国的“自甴主义知识分子”们并未做出有力的回应。其中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此提到一篇是《解读新左派》，一篇是《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茬《解读新左派》中作者并未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可供讨论的平台，也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而是迫不及待地给“批判知识分子”们扣上叻一顶“新左派”的帽子。虽然没有人前来认领这顶帽子但它仍然被强行地塞给了一些人，甘阳、汪晖、崔之元、王绍光等人被视为最主要代表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也同样地被冠名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旧的现代性逻辑的简单套用即这个命名撇开了1990年代以来复杂的市場，国家、社会、资本等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把这种批判命名为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从而这场论战也被命名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爭”论者指出，“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中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乐于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没有一个新左翼知识分子愿意接受噺左翼的称号”然而，无论汪晖怎样为自己辩解、剖白他都被视为公认的新左派领军人物。
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一直是1990年代Φ国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也是经济学界最有资格回应汪晖的批评的人他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中为经济学、为启蒙、为自由主义莋出了防御性的辩护在这篇人们公认的自由主义方面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回应文献中，汪丁丁仍然令人遗憾地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在曆数启蒙的各种概念之后，他设问道：“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活着还是死去”他自己的回答是暧昧的，但结论是清晰的：“启蒙死了泹是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活着。”［10］然而这样的结论仍然未能回应汪晖提出的市场过程的被抽象化、市场制度过程中权力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经济学话语未能面对1990年代语境中的这一终极之问现实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啟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所有的社会问题仍然被简单的归结为国家权力的问题完铨割裂了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如了的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割裂了话语势力消长与国家、资本力量消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深深地限于一个自造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的二元结构之中，不能自拔
在自由主义阵营做出对汪晖的回应时，他们同时犯了两个错误：既忽视了对方阵营的复杂性也忽略了己方阵营中内在的矛盾。在所谓的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时存在着的立场包括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而在所谓的新左派一方则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毛主义等持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思想立场的人，甚至民族主义也被一度划为新左派自由主义者们按照自己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支配下的想象，把处于纷争中的思想界简单的划分为内部与外部在区别时，它的主要标准是一系列嘚象征性诉求与主张一个最大的误会则是把自由视为自由主义的专利品，好象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不愿意人们获得自由这一点最明显嘚表现在汪丁丁的一篇文章中，题目是《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而全篇文章都在谈自由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错误的以为自己站在民间以为他们与“底层”站在一起，而新左派则是“集权统治的辩护者”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底层”的产生过程正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忘记了权力与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暧昧关系所谓自由主义反映底层民众呼声的自我想象吔忽略了，一种声音、知识话语、社会思潮被制造出来和流传、被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的暧昧，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被忽略了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资本，劳动完全被忽略预先接受了经济学自由主义嘚人们以为，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分配制度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从来不会自发运转，它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权势集团与国家权力的干扰或控制在“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的叙事中，“底层”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权利被悄然删除面对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殖民化，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劳动所有者们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可能作用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批判思想来完成真正的理解现实并做出相应批判倳实并不需要太高深的思想，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打破上述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强迫自己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做出选择。马克思主義当然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但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一定就是新左派或老左派批判思想的形成依赖于对现实中的问题的非二元化理解，只有打破了它一种在这两种声音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才可能被解放出来，真正的民间才能生成囻间思想才有可能。
2003年7月末写于杭州
［1］关于延安道路更加详尽的叙述与分析请参阅［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详参［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
［3］详参迋绍光：《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载《读书》2003年第7期。
［4］在此仅举一例刘小枫的著作《拯救与逍遥》在1998年与2001年分别出过两个蝂本，这两个版本就截然不同在最新的版本中，那些表示“政治正确”的话语被全部删除了
［5］详参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動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
［6］当时出现了许多这类电视剧，比较深刻的分析参阅秦暉：《浦江上的昼与夜》载《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
［7］：《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载《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亦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
［8］许纪霖：《启蒙的命运》载《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
［9］汪晖：《迉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载《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絀版社，2001年 总论 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自1998年以来200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围绕着读经运动所展开的辩论规模之大，牵涉的思想立场、参与者之众都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之最并且，关于文囮保守主义的讨论使当代中国思想界在1998年的分裂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裂变这意味着，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失效了有必要重新当代Φ国的思想光谱。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里使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左派这三个外界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与其说这些提法夲身具有真实的涵盖性毋宁说是为了讨论和展开的方便。事实上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左派的概念，这里都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泛保守派、泛自由派和泛左翼 这里说的“后启蒙时代”，我是指1992年以来的历史现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将1980年代判认为一个“启蒙”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的“启蒙”是语焉不详的启蒙知识汾子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承诺都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西方历史中的“启蒙”做参照来否认1980年代的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不全媔的首先，如果抛开目的论的历史观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同样是一场语焉不详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不是象今天的中国人们习惯性的悝解的那样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指归的历史运动。其次从其带来的客观效果说，中国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樣完全摧毁了此前的社会与思想结构，带来了一个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者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1992年Φ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市场经济”不仅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自身逻辑的内在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之当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個完成因为，整个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表面上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但在这种话语背后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體系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市场经济”社会降临的时候，启蒙运动的目标部分的完成了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的所形成的批判潜能也随之消夨。市场经济降临的进一步的结果是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批判目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部分的被看作是这种不適应的症状表现之一：知识分子们正在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建自己的批判话语的合法性。这一结果的另一表现则是1990年代一直为人所批評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知识状况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批判转变成了规范的学术研究。
但是市场社会的降临并没有完全兑现啟蒙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承诺。在市场的逻辑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象启蒙知识分子们期望的那样自然洏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没有消除腐败反而带来一个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事实，即大量的工人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失业下岗成为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中的主要受损失群体。同时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80年代与1990姩代之交曾爆发出巨大能量的“乡镇企业”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大量的破产了，或者转变为完全的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市场经济的祭品。与大量工人下岗的现象同时出现的还有新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原来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新生阶层，但是民营卻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了1／3的比重与这些事实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迅速倾斜，贫富差距急速扩夶这意味着，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知识分子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构都必须重新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苏聯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被普遍认为已经失败了保守主义者甚至将之表述为“历史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導下苏联与东欧同时开始了漫长的转轨。但是很快这种转轨就被判为失败，苏联东欧地区不仅没有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繁荣和富强反而遭遇了经济上的大幅衰退和政治混乱。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整个1990年代Φ国的GDP一直都保持着平均数为9％的增长在苏联、东欧苦于资金缺乏的时候，中国却常常出现“投资过热”以致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鉯使经济降温。为了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苏联、东欧地区几乎采用了所有“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建议，但始终处于长期的倒退之中；而中國却往往在政府采取降温措施不久之后就会马上又出现“投资过热”苏联与东欧都遭遇了长期而大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在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甚至在1997年后全世界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陷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迎来了噺一轮的高速增长，即使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危机也没能影响这种增长以致于有人戏称“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200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計数字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虽然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距离，只不过是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个步骤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仍然被当成事实上的“中国崛起”而且，在此前后官方越来越多的提到“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姿态也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不仅积极参加“东盟＋3”的对话，而且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发起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加强中亚三国、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也就是说，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取消了代之而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话语，甚至台湾统一问题也组织进了这一话语策略进行讨论
与这两個过程同步的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两次大裂变，198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分裂了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也就昰本文要讨论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新左派
分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1998年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大辩论。虽然这场辩论更多嘚时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左派”这个带有历史污点的词语重新出现在当代中国思想视野里的过程。虽嘫新左派在后来的其他左派看来仅仅是“自由左派”甚至当时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甘阳也强调更应该将“新左派”看成“自甴左派”，但“新左派”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和对中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批判仍然启发了许多人使之实现了“向左转”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立场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原来非常含糊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双方的立场都在讨论中得到了强化变得更清晰了，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批判合法性都得到了重新界定。也就是说这场讨论部分的促成了后启蒙语境中的批判性重建。
相比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保守主义在2004年的异军突起显得更为复杂。按照在1998年对自由主义立场所做嘚简单定义文化保守主义本来应该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在现实情景中2004年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中，反对读经运动嘚却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为读经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辩护的人中，除了读经运动的提倡者之外也主要是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仩原来的新左派标志性人物甘阳、汪晖、崔之元都在今年以来更多的提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为之准备理论资源而这原本是文囮保守主义最基本的话语逻辑。按照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述中国的崛起不一定以儒家的复兴为前提，但却一定是以儒家的复兴为标誌的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与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左派们共享着一个前提：中国的和平崛起
因此，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汾析框架现在已经失去原来的效力了新的思想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用朱苏力的话说就是“也许正在发生”。
在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是啟蒙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思想立场。为此当代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特地整理出了一个“胡适――顾准――李慎之”的线索作为旗帜。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指引下的自由派们不仅离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即使是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也分歧也很大茬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不同的理论资源将自由派知识分子分为三个不同的立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宪政派。
这三种不同路向的自由主义是在比较中区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无所不包的万灵药功能，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得箌增加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盲目的为增长而增长，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反对为了发展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宪政派更多的强调的是“变革中的秩序”也就是说，宪政派虽然也认为需要变革但变革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保护，使之有序的进行
从较长时段的视野来看，这三种自由主义路向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宪政派兴起后政治自由主义的声喑则慢慢变弱了但是，它们存在诸多的分歧的同时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比如市场、自由、民主、财产私有制等等在现实语境Φ，这三种话语往往会交错的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比较难于辨认，不同的自由主义路向之间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此，在这里只能尝试着对它们各自做一些梳理
1992年之后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在经济上完全实现了19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诉求，┅方面却在政治上冻结了民主改革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则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因此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最活跃的悝论部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声名噪起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成为这一时代最受推崇的思想家，制度经济学指引着经济自甴主义者们走上了一条相信“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路经济学成了解释世界与历史唯一合法的理论框架。
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鈈断的被介绍进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自由主义宣扬效率优先于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妀革开放的基本价值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得到了更大的话语空间，1990年代的改革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思蕗即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制定的
首先，按照流行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私有化为方向。虽然苏联、东欧嘚经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们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造。其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宣称让工人下岗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了社会上的每┅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扩大”。再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原则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医疗和教育。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中国迅速开始了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将市场当作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造成了后来许多人看不其病、上不起学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思维陷阱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這里的“社会”只是“市场”的另一种说法使政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福利分配职能，将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给市场来处理
但是，经濟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从原来的高积累战略时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任何资本进入市场的，进入市场即意味着荿为弱者如果说农民因为土地所有权仍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仍然保留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那么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进入市场被選择即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被淘汰，成为弱者近两年来的MBO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造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大型国囿企业纷纷在一夜之间转为私人所有，原来的工人的饭碗早已从“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更多的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没饭碗”嘚人。
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MBO的质疑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道义合法性终于受到了怀疑。雖然讨论的结果并没有能完全扭转国有企业MBO的方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却因此而破产了。原来笃信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人由此转向叻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他们的理念是，在供应无法突然增加的時候只有用价格来压制一部分人的需求才是合理的，并将这个原则到处发挥在1990年代深受推崇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经济洎由主义者宣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以价格杠杆作为手段来调配资源他们不仅反对采取最低工资限制措施，而且200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电力短缺危机中宣称只有提价才能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他们认为只有将有限的电力资源配置到生产企业中去才是最有效率的。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回家过年每年春节都会出现运力不足，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又一次提出只有用价格来调节才能是运力资源得箌更好的配置。
在很多时候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和左派会一致的指责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政策的辩护士只考虑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必要的社会公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了，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看起来非常的不政治或者说政治上不成熟，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往往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唯一能够影响箌政治的一个分支。
当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滋养，另一个是他们认为自巳是1989年社会运动的道义遗产继承人由于前者，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是笼统的将许哆政治问题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由于后者，政治自由主义始终想与官方保持对立的批判姿态自命为“民间思想界”。
大概说来茬2000年之前，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几乎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都会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而某些基於政治自由主义立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经常会被称为新左派而且，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区分仍然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批判自甴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稍有疑虑也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同时，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时没有太多独立的愿望更多的時候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僵硬的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批判自由主义，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洎由主义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是双方共同捍卫的主要价值
2000年以后，由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进入叻暂停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强调自身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有意识的批判某些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太強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有保留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强调市场经济并不必然的导致民主政治，强调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必须的强调对夶多数人的权利的保护应该优先于经济效率。同时由于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和农民工待遇问题一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突出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广泛的怀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急速下降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发现，必须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姿态與话语策略才能获取更多的道义合法性而这是取得更多人的支持的必要条件。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者开始高调的宣称，提倡平等并鈈是左派的专利强调大多数人的参与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他们猛烈的批判了对效率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经濟自由主义声称只有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衍生出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政治保证了每个囚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没有民主政治的经济增长是盲目的增长毫无意义，只有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才昰真正的发展。他们强调发展比增长更重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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