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和莽汉一道去青岛，早上起迟了，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车了。将近10个小时空当，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找了块干净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盘桓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猜他们的身份身世何去何从。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坐离我不远的中年男人的肩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弯里，顿了顿，就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下摸捏。这时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在广场的另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须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双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笔者)。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何止!———笔者)，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声，是那种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头不吱声了。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了好几十个人。他们一阵嘀咕之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然而，我越是否认他们却越坚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来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来我们乡下做甚?”说着，他们又相互商议起来：“……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搞暗访的记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在替自己极力辩解的同时，也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据他们反映，他们村民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瞒天过海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反映他们耕地被**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不曾想我这个不速之客让翘首盼望处理结果的农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区政府派来“再说”的关键性人物。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香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包不住呀……”倒挂就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就在我快要结束采访时，一位大嫂突然挤过来一把拉住了我：“您给讲讲，我家菜花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来吗?她甚时能回来呀!”说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没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亏那位漂亮的农家女过来解了我的围，她劝开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诉我：她的女儿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开头几个月直朝家里写信还寄过钱，后来就没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儿想的，变得疯魔了，见到陌生人就乱打听。

　　从新桥回来，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村支部书记韦立仁一见面就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长发的老祖母死了，按当地风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个人才行，而这8个人又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哪儿去找这8个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凑齐5个老弱病残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个只好让年龄在10岁多一点的小男孩顶了。如果说新桥由于耕地被卖确实存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农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上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就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钱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加一块又得去掉几十元，上郢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在我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骨连着肉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如今的农村干群关系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敌对关系了……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一道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里屋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俗话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个穷家；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不走又哪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出门在外容易吗?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计划生育也越来越难搞了……如今的打工跟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又从我原来走访过的村庄里挑出了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将它们的有关情况与新桥上郢比照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重，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统计，据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

　　那天，正在乡下采访，我听说油坊村请了戏班子唱戏，我也撵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刚刚坐下，就过来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领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四五岁左右。她问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让我挤挤坐?”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给她腾出了地点。等她坐下了，我们交谈起来：“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六十三了。”“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孙子，外孙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鸹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张嘴要吃，我得给他们烧；晚上睡到床上，14条腿蹬被子，我得给他们盖；打起架来，惹起祸来，我得当他们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让你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咱全家打遍全国!(笑)”“还有四个孩子哩?”“都上学去了。”“成绩怎样?”“甚啦?”(老奶奶装成没听清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听不懂“成绩”二字，只好换用方言问)“他们都念进书吗?”“哪个晓得!我又不识字，念成甚样是甚样，靠天收呗。”“没人辅导?”“甚啦?”(她又听不懂了，我赶忙换口)“考试的分数你晓得不?都有多少?他们散学回来做不做作业———就是写不写字?”“不写，从来不写，没见他们写过，尽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懒问，他们自个吵架，说什么鹅蛋啦，什么不结壳(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条命，哪烦得了这神!结壳了也好，不结壳了也好，我烦不了……”

　　“您是领得太多了。”“没办法，如今乡下都这样，中间的走了，丢下两头。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个人带了10个孩子，除了她自个的孙子外孙，还加上邻居家的两个。我跟她见面时还编了顺口溜哩———吃起饭来一桌小嘴，睡起觉来一床小腿，闯起祸来一脸眼水，念起书了一×胡扯……”说到这里，老奶奶捂着自个豁了门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却没能笑将出来。

　　趁戏还未开场，我又赶紧打听了另几个带孩子来看戏的老人，他们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位老人甚至还说：“念那×簧子书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学，迟早还不是跟他们爸妈一样出去打工!趁眼下还小，匪让他匪去，疯让他们疯去，好歹落个小时自在，大了再苦我们也管不到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隐性问题。正如我的诗人朋友雪女在一篇报告文学里写的那样：“土地的荒芜是现实的荒芜，而孩子的荒芜是未来的荒芜。在金传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带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败，也许这就是整个农村的弊端和失败。不识字渐失活力的老人，识字不多年幼无知的孩子，是人生的两头，都是需要别人来关心和照顾的，而农村的现实却强行把这两种弱势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传明，即是我乡下哑巴三姐的儿子。他们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兴园种庄稼忙家务……她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啊!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疼，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为全部抛荒的故乡、故土、故人们，为他们的当下伤心，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采访中，我始终特别关注我们的女性打工者。她们可是弱势中的弱势!情况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总人数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市劳动局一位负责劳务输出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诉了我一件真实事情：1986年，一位要人派人从B城下来通过他们从某老区县招收了20多个年龄在18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说是去当高级宾馆的服务员，但谁人心里不清楚，要她们去干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活!县里还像模像样地组织了欢送仪式。豪华气派的专车接走了她们……一走就是十几年，没见一个人回来过，也没听说一个人成过家，有了孩子……尽管当时由官方出面，将这次输出说得天花乱坠，但做父母的在女儿踏上车门的一刹那，几乎都流了泪，有的还放声大哭，明明知道女儿是羊入虎口，却又不得不让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儿家们，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国又何止这二十几人!

　　我的一位采访对象这样对我说：“什么搞活经济？还不是拿我们穷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泪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垫他们的基础!”

　　如果说这位打工妹的话有点偏激不足以表明什么的话，那么下面一位五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观而又冷静的言辞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她在来信中说：“谈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打工的人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苦衷)的。打工妹们并非像报上说的那么‘自豪’，哪个农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家里太穷了!……有的人不理解我们，问为何不上中专大学?这太简单了，国家把学费抬得那么高，有多少农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难题是性骚扰。这种事很普遍。有的当地男人见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这让人想到咱们国家太不公平，农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了半截———农村户口呀!如今虽然花钱能买到(城市)户口，可没有钱，我们又能买到什么?胡老师，这几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会阴暗面，体制上的不公，为什么国家不改改?的确，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时堕落了，可又有谁能理解她们的内心?我每次从电视上见到扫黄就反感。国家应该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权有钱的男人，而三陪女并非像报上说的都那么坏，她们实在是无出路。比如我现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还要交什么暂住费等等，能剩几个钱?这些都好不合理……”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乡下女孩。我们一直未见过面，认识她是因为她向我负责编辑的《映山红》杂志投稿，投的都是诗稿。尽管我们杂志能刊发的诗总是有限，但她的来稿一般都能被选用，因为她的诗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让人感动。如她在《永远的故乡》里写道：

　　乡情———冲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彻骨的心醉

　　乡音———用先祖的血脉／在心底酿造的一坛老酒／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

　　乡愁———睡觉在梦里／吃饭在碗里／雨天，和进屋檐滴下的水声里／晴天，痴入夕阳西下的余辉里……

　　乡路———一根弯弯曲曲，无远不至的马鞭／时时催我，跃马回家的路程……

　　一个多么优秀的乡下女孩，却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挣扎。她还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乡下打工妹们故事，年轻的王芳芳，在向我倾诉她们的苦衷她们的困惑她们的无奈时，语气是那样的沉重和沧桑。

　　下面是两个乡下打工妹的生平简历。

　　韩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岁去广东某市打工，20岁成为“二奶”，21岁生子，22岁在广东遭到谋杀。

　　袁芹：六安市码头镇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岁去河北某市打工，21岁成为“二奶”，22岁生一女儿，现失踪。

　　我不知道将她们俩放到一篇文章里去写是否合适，她们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六安东乡一个在六安西部，她们打工的地点也不在一块，一个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我之所以将她们二人放到一起去写，主要还是因为她们“二奶”的命运和不幸遭遇几乎相似。我在写韩桑的时候想着袁芹，在写袁芹的同时也忘不了韩桑。有时我把二人当成了一人，有时又把她们当成了一个群体。

　　先说韩桑吧。她是我着手调查农村打工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这个系列采访还存有不少顾虑，想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庸之人，斗胆将笔触伸进这片浸透了乡下女孩子辛酸血泪的特殊领域是否有点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烦?尽管凭着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义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无法保持住永远冷静和麻木，但我在听到韩桑的有关传闻时也还是长叹一声算了。

　　韩桑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来人说起了韩桑。回故乡时顺道看了韩桑的父母及韩桑的弟弟。那时韩桑还没有死，但家里已为她背上了“丢脸”的黑锅。因为在外打工的韩桑没有结婚却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韩氏夫妇虽没把我当作外人，却也不愿向我透露半点他们的女儿在外的有关情况和任何细节。正当我准备放弃这宗调查时，乡司法所小宋突然打来电话，说韩桑死了，就种种迹象分析，系被谋杀，要我赶紧回去一趟。当时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着要见一个名叫青苇的采访对象，但由于韩桑的这头事急，我只好放下电话搭车走了。谁知这一走，就永远地错过了我和青苇再见面的机会。几天后回来，青苇已自杀身亡。

　　青苇原也是个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时上当受骗染上了毒瘾，当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服毒自杀了。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难的消息传来。正是因了这些个乡下女孩子的死，我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决心要将这次调查采访进行下去。我和韩桑相见在一片松岗上。那天，给我带路的乡下同学领我走过几条田埂，爬过一道坎坝之后，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说：“就在那儿了，你自个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黄昏了，有点迷信的同学害怕撞上了阴气，没心没肺地忘了我也是个胆子很小的女人。但与她不同的是，我的心头上压有一份沉重，我是专为采访韩桑而来的，我要尽可能地走近韩桑，和韩桑对话。

　　我硬着头皮从路边的林子里折了根桃枝，据说桃枝是可以驱邪的。“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乡下三姐家见到过的小韩桑，那时她才12岁，和三姐的小女儿是同学。因为长得特别好看而又穿得特别破旧，所以小韩桑留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她的小褂儿上密密麻麻补满了补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来是什么样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虽是个哑巴，但她知道韩桑家穷，韩桑是个可怜的孩子。韩桑临走时，三姐在她的书包里塞进了几枚熟鸡蛋。韩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树下，回过头来，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从此，小韩桑伴着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面对着的却是这样一座新坟和新坟后边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韩桑，迎着你父母为你竖的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归来了没有?千里迢迢，车来车往，你找得到回乡的路吗?我知道，你今年才22岁，虚龄，和我的孩子是同龄人。我的孩子，此时正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画画，而你却撇下了父母，当然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长眠在这片荒凉的松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说的话不能再说?压了多少想申的冤无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机，想给这里拍张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从未出过任何故障的相机，那天的快门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为是电池用完了，赶忙换了两节新的装进去。换上新电池后的相机，快门仍然按不下去，无论我如何摆弄都无济于事。

　　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天腾出一片粉白色的雾气，我将取景框对准雾气后面的夕阳，那是一幅绝妙的水彩画。谁知，咔嚓一响，相机的快门自动落下。当我再将镜头收回到韩桑的新坟时，偏偏胶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韩桑不愿让我拍照。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过来，近了，见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还有韩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们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韩桑的死。22岁，人生才刚刚开头!谋杀，这是多么残忍的剥夺!她若不是因为贫穷，她若没有出去打工，她若……还假设什么?她已经死了……

　　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拧亮了电灯，将韩桑的有关记录整理如下：

　　18岁读高一，成绩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逢上大忙季节，总要她请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来就患有严重贫血的母亲突然流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求立即为病人输血，没有钱买血，韩桑和弟弟韩松都要为母亲献血，可韩桑的血型和母亲不合，结果15岁的弟弟在抽血时，一下子晕了过去。韩桑连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用下跪磕头的办法求借了几百元钱，她将这笔钱交给了父亲，便随市里组织的一批劳务输出队南下打工去了。

　　落脚的是一家罐头厂。韩桑干的是手工剥橘子，这种活虽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气，但非常困顿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做下来，人就累成了面条，浑身软绵绵的。

　　有一天，韩桑累得头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没人注意时，吃了只橘瓣儿。谁知躲在暗处的监工跑来了，一只手紧紧地钳住韩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韩桑嘴上使劲地抽。韩桑顿时被打得流了鼻血。这还不算，月底发工资时，竟要扣掉她20元钱。韩桑就问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钱吗?”领班的便要韩桑立即卷铺盖滚回老家去。韩桑哭了，求他不要撵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资，因为她家里生病的母亲等她挣钱去还债……然而，毫无人情味的领班硬是将韩桑的铺盖衣物从女宿舍的楼窗里扔了下来。韩桑恨不能随着自己的衣物也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亲，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步一声哭地向工厂的大门口走去。正巧厂长李某从大门外进来，一抬头看见哭着的韩桑，就随便问了一句：“怎么回事?”韩桑见是厂长，扑咚一声就跪下了，求厂长网开一面，不要把她朝绝路上撵。李某用手托起韩桑的下巴，看见这个外来的打工妹长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韩桑留下，并把她从车间抽调到厂部营销处。

　　几个月下来，韩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了。后来李某外出时，还找借口带过韩桑。他告诉她，他还是单身。没有一点真诚，也没有任何允诺，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一切又是那么简单。因为她年轻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为她年幼无知，她竟给了他……他在外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当起了厂长的“二奶”。19岁的乡下姑娘以为这便是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了。她曾好多次提出要和李某一道去把结婚证领了，但每一次都是被他嘻嘻哈哈地拒绝了，并笑话韩桑少见多怪改不掉乡下老土的毛病，什么年代了还在乎那些过时了的形式和程序……韩桑本来就觉得自己被厂长“爱”上是天赐的良缘和福分，他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对的，她又何必要他去做违心的事呢?

　　只是有一次，韩桑在接到家信后对他哭了，她说她的父母非常在乎结婚证的事。他便哄她：“等你生了大胖儿子，我就陪你去领结婚证了。”没多久，韩桑怀孕了。她在心里天天祷告，求送子娘娘无论如何要保佑她生出一个胖儿子来。在她20岁的春天里，她产下了一个8斤多重的男婴。她再次向她提出了领结婚证的要求。他先说等孩子满了月，后又说等孩子盈了周。韩桑哪里知道，这个李某不仅是在玩弄一年乡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为了借腹生子。他的结发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但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得和她离婚。在与韩桑周旋的同时以及之前，他还有其他的女人，但别人都不愿为他生下孩子，于是，他便打起了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年轻貌美的韩桑就成了他的猎获对象。

　　孩子盈周了，可以断奶了。自孩子下地后便来得稀少，偶而来了也只抱孩子玩一会儿就走的李某这一天晚上住下了。当他和她正滚在床上的时候，门被突然打开了。是用钥匙打开的。李某的妻子带了几个人一齐冲进来，将韩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顿拳打脚踢，并威吓道：

　　“你勾引了有妇之夫，破坏别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韩桑被吓坏了，跪到地上一个劲地求饶，说她不知道李某已经结过婚。韩桑眼睁睁地看着李某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揪着李某随众人扬长而去。第二天，韩桑就接到了工厂的除名通知。无处诉说亦无处可去的韩桑只好搭车回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家乡人谁不知道韩桑当了厂长的外房并为他生子后又被她老婆赶回来?韩桑的父亲见人抬不起头来，恼得吃不下饭，喝不进水。有一天，他将韩桑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得回去，好歹要给你老子也是给你自个讨片脸皮子回来才是!”

　　韩桑更是思子心切，于是又一次南下，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李某见韩桑又找了回来，搞不清她的究竟，就好言好语地先稳住她，为她在工厂前面的街口处租了一个门面，答应她等房子收拾好了，就把孩子抱过来……韩桑哪里晓得，李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探听她的虚实。纯真善良的她没等李某再耍更多的花样，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全告诉了李某。她完全忘记了父亲临行时的交待，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一次相信了骗子的谎言，心平气和地张罗起店面的装修来。

　　那天她挎了一兜东西刚转过街口，突然一辆未挂任何牌号的大卡车从街后的巷子里向她冲了过来。她一回头看见了，赶紧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车仍穷追不舍，她又慌忙躲到一块路标的旁边，结果这辆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车撞倒了路标连同韩桑一起轧了过去。韩桑惨死在离罐头厂大门不足100米的地方。当时厂门口有两个目击者，他们都是外地来罐头厂的打工仔，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当他们认出那辆卡车就是经常要他们装货卸货的本厂大卡车时，就一路跑着喊着去找厂领导，说他们千真万确看见了，是厂里的大卡车故意要轧死韩桑的。厂长李某亲自接待了他们，一番谈话过后，两个人又都改了口，一个说他当时正在望呆，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个说他看见了，像是韩桑自个要撞汽车，汽车为避人，结果将人行道上的路标也撞了……

　　韩桑死了。家里人接到的消息却是韩桑因车祸受伤，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韩桑的父亲已预感到女儿可能没命了，瞒着妻子夜里偷跑到一个名叫沙洼的荒地里捶胸顿足，仰天长哭：“可怜的桑儿呀，老子对不起你啊!你从小到大，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魂……我这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一辈子混成这样!让自个的骨肉抛尸他乡……”

　　韩桑的一个堂叔卖了家里的耕牛，去了乡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要帮帮查清韩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韩桑的尸骨带回来。

　　小宋后来告诉笔者：“他们(指负责调查办理韩桑案子的当地警察和法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把外来打工者的死当成一回事，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想方设法回避我们，推三阻四拖延我们以把我们打发走为最终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韩桑系被谋杀，她的死只是一桩普普通通的车祸而已。他们的裁决是：让肇事车主的单位，也就是韩桑生前打工的罐头厂赔偿死者易地安葬费7000元，父母一次性赡养费1万元。至于孩子，他们根本就不承认韩桑曾生过什么孩子。他们反问我们死者生前从未结过婚，怎么会有孩子呢?甚至要我们出示死者生前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准生证。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在那里和他们慢慢磨下去，盘桓了一个星期，绞尽了脑汁磨破了嘴皮也伤透了心，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这项极不公正的裁决，抱着韩桑的骨灰盒回来了……”

　　自韩桑的堂叔走后，韩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个大坝台上，朝着南来的小路上张望。尽管她在心底里已知道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她还是希望女儿能活着回来，哪怕是瘸了脚，断了胳膊，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天天能和她说说话，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也就足够了。她将韩桑在家时睡过的小床铺了又铺，蚊帐上的破洞也都补好，她甚至还拿起了多年没沾过手的绣花针，为女儿赶绣了一只花枕头。“我的乖乖，你回来吧，这次再回来，妈哪儿也不再让你去了，再不让你爸骂你一声丢人现眼了……你就陪在妈妈的身边，带带孩子……妈要教会孩子唱会你小时候唱过的歌：登高山，望姥姥，姥姥想我瘪瘪嘴，我想姥姥手招招……

　　“你可不能撇下你妈不管了呀!”韩母站在村前的大坝上，望着南方，一天数十遍地呼喊，回到家里，跪在堂屋的供柜前，一次数百个头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们终于走进了她的视线内。怎么去了三个人回来的仍然是三个人!韩桑呢?她不敢看但还是看见了，韩桑的堂叔的怀里抱着一只盖了红布的盒子!那又能是什么盒子!那盒子里装着的是她日夜望归的女儿的骨灰啊!

　　刹那间，天旋地转，她的眼睛一阵发黑，咳着嗓门大喊了一声：“我的桑儿乖乖啊……”一头栽到了坝台下，柔肠崩断的母亲从此失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大凡女人家，都有过极度伤心极度痛苦的时候，无论用什么法儿排遣或释解，都不如向别人倾诉管用。韩母痛失了女儿，上苍却连她向别人倾诉的机会也给剥夺了，这是一份多么残忍的剥夺!安葬韩桑的时候，听说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原先指责过她的老老少少也都替她喊冤叫屈。然而，韩桑的父母及族人，至今仍以韩桑是死于普通车祸向外人道，他们为了所谓的面子，家族的名声，不愿承认韩桑是遭到了谋杀，当过别人的“二奶”，为李某生过什么孩子。

　　倒是至今仍在罐头厂的打工的几个同乡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后站了出来，一起跑到当地检察院，控申厂长李某及李某的妻子蓄意杀害了韩桑，可惜这几位同乡没有一个是事发时的目击者，查无实据，又是不了了之，还被砸了饭碗。

　　我在乡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整理完我的有关记录，天已经亮了。我不想再麻烦小宋他们，简单洗漱了一下，便挎上包一个人上路了，我要去看看生病失语的韩母。

　　“八月露水淹死马”，到了落雁村，我的裤腿和鞋全湿透了。

　　韩父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妻子自从坝台下被抬来家就已经6天没吃没喝了，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见她，我几乎吓了一跳，她哪里还像个40多岁的活人!躺在黑黢黢的蚊帐内，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脸上全是皱纹，包不住牙齿的嘴唇干巴巴的，一丝儿血色也没有了。胳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她从破被单抽出另一只干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手，紧紧地握着，苍白的嘴唇颤抖不已，身子也跟着哆嗦起来……

　　我知道，她有多少伤心的话急于要表白要哭诉啊!可是，她的嗓子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她用手指了指对面房子里韩桑的床。我走进韩桑的卧室，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那打了补丁的蚊帐，那绣有荷花的枕头，那双韩桑在家穿过的布面拖鞋，还有那张破旧的木桌上仍摆着韩桑尚未读完的高一课本……

　　再说袁芹吧。袁芹的父亲姓陈，他是从外乡入赘到码头镇花园村独门独户独生女儿袁氏家的。袁芹母亲刚生下袁芹不久，男人便因病去世了，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袁芹只读完高小便辍学在家和母亲一道下地干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动机非常单纯：挣点钱回来盖房子。父亲在世时盖下的两间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已不能遮风挡雨。看到别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翻盖了新房，20岁的袁芹和母亲商量，她也要出去打工挣点钱回来，将两间旧屋整修或翻盖一下。母亲先不答应，后来一场暴风雨把家里的床铺锅灶都淋湿了，她才含着泪应允了女儿。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筑工地上干，没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馆雇用。餐馆的老板郑某40多岁，妻子在本市一家企业里担任主管会计，女儿也18岁了。他之所以在好几个求职的打工妹中单单挑中了袁芹，是因为通过试用郑某看出袁芹不仅手脚勤快，而且长相出众。郑某发给袁芹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但他非常善于让客人心甘情愿甚至主动将小费递到袁芹的手上。袁芹对客人在递小费时摸上两把捏上几下的浮浪举动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还扫过客人的耳光。郑某为此并不怪罪袁芹，反而劝她多想想家中的母亲和母亲住着的破草房。他还帮着袁芹喝斥过胡乱来的客人。每当这个时候，袁芹的心就软了，为了家中的破草房为了母亲为了能多挣点钱，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郑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

　　有一天，郑某出门去了，店里来了两个男人，要了一大桌子的菜，两瓶白酒，并点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会儿功夫，不胜酒力的袁芹便被他们灌得烂醉，就在包厢的沙发上，袁芹遭到了他们的奸污。酒醒后的袁芹痛不欲生。郑某回来了，当着袁芹的面，装成怒不可遏的样子，摔碎了几只盘子，打破了一扇厨窗的玻璃，还砸散了两条凳子，将店里的伙计们挨个臭骂了一遍，然后又给了袁芹200元钱以示慰问。从未经过什么事的乡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郑某的精心安排，郑某早就在打这个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担一个女孩子初夜红的责任，才演出了这场令人切齿的丑剧。在贫穷而又愚昧的环境中长大的袁芹，把初夜红的丢失当作了一份标志的陨落，一种支撑的坍塌，她认为，一个女儿家没有了这点贞操，还能再守什么?这样，当郑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来越多的小关照小恩惠之后，袁芹便心甘情愿地成了郑某的“情人”，甚至当郑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时，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没多久，袁芹怀孕了，袁芹把自己怀孕的事当作喜讯告诉了郑某。谁知郑某听说后，左哄右劝要袁芹把孩子流了。袁芹先不同意，后来架不住郑某对于方方面面利害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当他提到她的母亲时袁芹的心动了，他趁机又允她过些日子先把她母亲的房子盖了，再来要个孩子。于是袁芹顺从地走进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郑某根本就不会为袁芹母亲盖什么房子了，袁芹给予他的新鲜感已渐渐失去，有好多次他转着弯儿，向袁芹提出了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愚拙幼稚的袁芹却以为他在试她的忠贞，她又一次让自己怀上了郑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郑某当作了丈夫当作了精神支柱。郑某发现袁芹的肚子隆起来，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医院做了。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应，她说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郑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郑某的老婆，她无论如何得为郑某生下一个孩子。郑某见袁芹八条牯牛拉不回的样子，慌了，先是来软的，后又来硬的，甚至在争吵时还打了袁芹的耳光……袁芹虽然生气虽然伤心，但她仍然把这些都看作是“哪有烟囱不冒烟，哪有夫妻不吵架”的正常现象。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
了，可在此期间内，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毕竟只是郑某偷偷养着的“小老婆”，郑某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来照顾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恶露还未干净，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处去询问一个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有了谈长论短指指戳戳的话把子。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当袁芹的邻居带着一副不屑的口吻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痛惜韩桑之死的低落情绪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当脆弱，建议我暂不要去采访袁芹。否则，我又将要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然而，对于这样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来，我像是受了一种力的牵引，城市乡村，车站码头，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任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虎毒不食子”，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只有不孝的儿女，没有不慈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老古话在柏家芸的面前，显然都成了一堆谎言。

　　今年32岁的柏家芸，漂在上海已15年了，挣来的钱一部分要寄给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给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却连一个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没有。没有家的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很难受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再也找不回15年前失落在村边山芋地里的那份淳朴的乡情及一个农家女孩儿的青春和单纯了。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按说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使她不会受到特殊的娇惯，最起码也能和哥哥弟弟一样得到父母的平等对待。然而，在重男轻女恶习相当严重的乡下，柏家芸竟被自己的父母当作了贫穷的祭品。15年前她虚岁17。由于天生营养不良，柏家芸17岁了尚未发育成熟，1.4米的个子，焦黄的头发，体型看上去怎么也还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季，父母在她本人一点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她许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上8岁的得有脑炎后遗症的杨姓男人。

　　柏家芸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钱。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柏家芸哥哥秋季里要结婚，未过门的嫂子并未向他们家索要什么彩礼，而是柏家太穷了，穷得连一天三顿饭也吃不周全。为了在新媳妇过门时能办出几桌像样的酒席来，他们就在自己唯一的女儿身上打起了算盘，远近闻名的富户杨家有个独生子由于痴呆一直没找到对象，于是，柏家芸就成了父母拿来兑换几桌酒席的物品。她是被她的哥哥背到了半路后又被两个女人推着搡着有时甚至还要拖着拽着才送到男家的。一路上她大声地哭喊着，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过头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爹叫娘，求他们不要把女儿朝火坑里送……柏家芸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哎哟，那喊声!惨哪……就像奶羊挨拉了去宰一样，好多天，耳朵边还响着‘妈呀妈呀’的叫……“新婚之夜，她用乡下女人纳鞋底用的细麻线将自己的裤腰带一道又一道地勒得铁紧并都结成了死扣。人高马大的痴呆男人在雄性本能的冲动下撕了柏家芸的裤子并将她打得死去活来。

　　第二天一早，呆男人把夜里的情况告给了自己的母亲。柏家芸起床时，婆婆便开始大骂，骂她的父母不是个东西，要了她杨家那么多的礼银，嫁过来的女儿却不尽一个女人的本分。三天回门时，柏家芸哭倒在爷爷的膝下。一家老小，只有年迈的爷爷给过她一些疼热。但爷爷已经双目失明，靠吃一口闲饭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或解救可怜的孙女儿呢?爷爷只好拿一些宽心的话来安慰她。所谓的宽心话无非也还是那些“嫁出去的丫头泼出去的水”“丫头都是菜籽命”“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陈词戒条。

　　柏家芸只得又回到杨家，一夜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时候，偷偷跑回了娘家。父母却不愿为半夜叫门的女儿开门，是双目失明的爷爷摸着黑走过院子打开院门，将孙女儿放了进来。柏家芸跪在爷爷的面前，求爷爷无论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了。爷爷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墙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开了小木匣的锁，里边装的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沓毛票。数数加加，一共是78元钱。爷爷告诉柏家芸，这是他近几年偷偷攒下的，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了。爷爷抖抖索索地将这78元钱装进他的烟荷包里，慢慢地用纱绳捆了，然后一句话没说，递给了孙女儿。柏家芸当时并未收下爷爷的钱，她想等天亮了见见父母再说。父母见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儿，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一样，他们顾自吃完早饭，拿了锯镰就要下田割稻。柏家芸也找了把锯镰，跟在母亲的后边走出了院门。谁知父亲一回头看见了，大声地喝道：“滚回去!人家看见，像甚样子?丢人现眼!”柏家芸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院门口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然后一转身跑回家，悄悄地拿上爷爷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又轻手轻脚地趴到地上，向爷爷磕了仨头。尽管是轻轻的，但爷爷还是听到了，他喊住了正要出门的孙女儿：“芸子，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上了……那点钱够你出远门的盘缠了吗?芸子，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后来柏家芸告诉笔者：“爷爷的话把我的心给撕碎了……可我又感到奇怪，双目失明的他又怎么晓得我有了要离家远走的念头呢?”

　　柏家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家门，她的烧一直未退，走到村边自家红芋地的时候，头突然一阵发晕，腿一软，瘫坐了下来。这些满地扯藤的红芋，是她和母亲一节一节栽插上去的，就在那天插芋节的时候，母亲告诉她，她得出嫁了。但母亲没有对她说，她要嫁的人是谁。柏家芸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把自己嫁给一个整天淌着口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呆子。当11岁的小弟跳着单脚唱“呆子呆，猪囊膪，下雨往家拽，吃饭啃锅盖”的时候，柏家芸才从小弟的嘴里打听出了自个要嫁的人家。但这时的柏家芸再也无法推掉父母替她安排的这桩婚事了，她已穿上了新嫁娘的衣裳。当初柏家芸在栽插芋节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吃不上这茬山芋。她在芋垅边蹲下，拨开芋藤，用手使劲地扒着板结的泥土。指甲裂开了，指头开始流血……她忘了肉体上的疼痛，她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鲜血染红了芋藤下的泥土，她仍然用发烫但已变得麻木的双手一个劲地扒着、扒着……终于，她扒出了一只尚未长成山芋的芋耗子，指头儿粗细，红红的，竟也有了山芋的颜色。柏家芸和着泥土就着眼泪当然还掺有她的鲜血吞吃了这节芋耗子……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和这块她从未离开过的故土告别。吃过了芋耗子，她昏昏沉沉地在山芋地里睡了一觉。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些了，爬起来，脚步打着飘飘去了公路，在从寿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车站。又花了5元钱买了一张短程车票，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路上，个头矮小的她钻在别人的座位下边，躲过了乘警的检查。

　　上海车站到了，下了车，她跟在一位卖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检票口。她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惊呆了，她简直不敢仰头，一仰头，头就晕，平地里怎么能竖起这么高的房子!后来柏家芸在向笔者叙述她刚一看见大上海大楼房的那份惊奇时，竟格格格地笑了。她的口袋只剩下27元钱了，舍不得花，只好饿着肚子在街上转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车站，在靠背椅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来到了大街上，酒店、饭馆、小卖部等挨个问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当作了小偷就是当成了叫花子，见她朝门口一站，就赶忙挥手：“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天，后来一家安徽快餐店答应收她，要她负责店里所有的卫生工作，月薪80块。她感激不尽地留了下来。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原以为她只是一个长相老气的小孩子，后来见她非常能干，正准备要加她薪的时候，她却闯了个自以为不得了的祸。她抱了一大摞盘子去洗，在过道里踩上了顾客随手丢下的一块果皮，滑了一跤，失手将十几个盘子摔得稀碎，她吓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一声没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连换洗衣裳以及一直没舍得花的27元钱也丢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车站。身无分文的柏家芸蹲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绝望地哭了。两名中年妇女向她走来。一听口音，竟是同乡，柏家芸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们叙说了自己的不幸。两人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听完柏家芸的诉说，表示一定要帮助柏家芸。一个女人当即从口袋掏出从上海去武汉的火车票，要她去某号窗口以若干价钱卖给在那里排队买车票的人，卖掉了，她马上就可以得到10块钱。柏家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爷爷累了一辈子，到老来也才积攒78元钱，此时她什么力气也不要出，就凭一两句话，立马就能得到10块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正身处绝境中的柏家芸却也顾不上打听好歹究竟了，拿起车票就走了过去，一时购不上车票的人见她是个朴朴实实的乡下小姑娘，什么也没追问，就都争着拿钱买她手上的票，她竟然还多得了4块钱。就这样，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老票贩子们利用她的年幼和无知，从她的身上进行二次榨取，并让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那天，几个票贩子正在瓜分刚设法淘来的火车票，两名便衣向他们走来。老票贩子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警察，便让蒙在鼓里的柏家芸去向他们卖票，他们好乘机赶快溜走。柏家芸真的迎了过去，刚一开口，就让警察抓个正着。尽管柏家芸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知道这一点点。她被关进了一个号子里。巧在这一天，柏家芸有生以来第一次来了月经。她感到很紧张，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呢，老号子们上来发难了，这里捏捏，那里掐掐。柏家芸吓得直往旮旯里躲，一直躲到了便桶旁边，她们还在逼她。她哭了，一个老号子便抬起一只脚，将她踢倒在便桶上。便桶打翻了，她身上被糊满了粪便。柏家芸再也无法忍受，爬起来，扑到那个用脚踢她的老号子身上，一口咬住她的胳膊，死也不松。那老号子疼得拳打脚踢，喊爹叫娘，可柏家芸就是不松口。召来了看守人员，看守人员将柏家芸拖出了号子，罚跪到院子里，用冰凉的水一桶一桶朝她身上泼，说是要冲去她身上的臭气。这时的柏家芸正来着月经，有生以来第一次来月经。这时的季节正值深秋，在老家，村头的山芋地里肯定都下了枯霜。

      就在柏家芸被警察抓进号子的第二天，她的爷爷咽气了。咽气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直直的看着站在他旁边的大孙子也就是柏家芸的哥哥说：“去找找你妹妹吧，她在外头受罪呀……”

　　柏家芸从家里失踪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婆家几次打上门来要人要钱。她的父母深感女儿给他们丢尽了脸面，看见邻居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也从未想过该去什么地方找找女儿，他们恨不能活埋了她。倒是她的哥哥在听了爷爷的临终嘱咐后，想到妹妹在家时的许多好处，托了在外打工的邻居，要他们在外地走动时替他留点意。

　　柏家芸从拘留所里出来，再不敢去火车站了。利用买盒饭的机会和一个听口音像是安徽的打工妹搭上了话，一问，果然是。她向这位打工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并求她帮帮忙。谁知这位打工妹也是因为逃婚从宿县来到大上海的，她非常同情眼前这位老乡，便把柏家芸荐给自己的老板。老板见柏家芸三证(即身份证、劳务证、暂住证)全无，高低不愿收留她，任那位好心的打工妹说好说歹，老板就是不答应。柏家芸在热闹而又冰冷的大街上走着，夜深了，她实在无处可去，竟又回到了拘留所，央求警察再把她关进号子里。值班的警察一阵好笑，把她当作精神病人撵了出来。在这期间，柏家芸有好多次想到要回家，可每当这一念头产生时，她的眼前总又浮现出娘家父母愤怒的面孔和婆家痴呆男人流着口水的嘴脸。

　　那天，她在一条里弄里漫无目标地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一看，竟是几个老家人。他们也是来上海一建筑工地上做苦力的打工者，柏家芸的哥哥曾托过他们，若见到了妹妹让他们劝她回来。老乡们都知道柏家芸的遭遇，没怎么劝她就让她跟他们一道去了工地。柏家芸后来告诉笔者，有不少来自乡下的打工妹，一时生活没有着落，就去建筑工地上卖淫，一夜要接受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男人的粗暴蹂躏，一个男人最多也只给个3块两块的。她曾亲眼看见几个男人为先上后上闹翻了脸，竟将一个不知籍贯不知姓名的卖淫女活活砍死。

　　柏家芸在建筑工地上没干多久便离开了，又去了火车站，重操旧业。如果说柏家芸第一次犯罪是出于无知出于受骗，那么这次她是有意识地将错就错了。尽管她说这是为了生存。她结识了一个名叫唐运柱的现役军人。唐运柱利用自己现役军人的便利条件，大量地购买平价火车票，然后交给柏家芸，由她转手倒卖，他从中拿提成。不出一个月，柏家芸的腰包里就装进了几百张的百元大钞。唐运柱因为屡犯纪律被部队除了名，他干脆和柏家芸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子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柏家芸怀孕了。柏家芸的哥哥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于是找到了上海，他在新客站看见了妹妹，开始差一点没认出来，小黄毛丫头长高了，好看了，洋气了。柏家芸以为哥哥是来找她回家的，可哥哥告诉她，现在她还不能回去，她的婆家一直没放过他们，三天两头打上门来要人要钱，父母也没原谅她。当哥哥听说妹妹又跟人同居并怀孩子时，他生气了，将妹妹臭骂了一顿。柏家芸等哥哥骂够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交给他哥哥，要哥哥回去打点打点。哥哥的心软了，告诉柏家芸说爷爷去世了，临终前直喊她的名字。柏家芸不顾哥哥的劝阻，硬是跟她一道回来了。

　　下了车，她直接去了爷爷的坟前，将78张10元钞票排开来围到爷爷的坟头上，推开哥哥拦挡，点火烧着了……她跪在爷爷的坟前喊道：“爷爷———您用一生的积蓄78元钱救了我……可也是害了我呀……”爷爷的话似乎又在耳畔响了起来：

　　“芸儿，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柏家芸哭昏在爷爷坟堆前。醒来时，哥哥走了。哥哥的意思非常清楚，他不敢将妹妹一起带回家去。

　　天已经黑了。柏家芸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喊着爷爷，恨不能和爷爷一起躺到坟堆里。这时她的嫂子打着手电筒找来了。心地善良的嫂子非常同情小姑子的遭遇，她要接她一道回家。回到家里，父亲抡了扁担就要砸断女儿的腿，母亲一蹦三尺高地骂，要不是嫂子抱着个刚满月的孩子拼命地护着，柏家芸很有可能就躲不掉那一关。嫂子让她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哥哥不得不将妹妹又送到了汽车站。

　　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的住处。打开抽屉一看，见自己的首饰和现金全没了，唐运柱也不见了，等了好几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原先她也知道唐运柱不是一个本分人，但没想到他会坏到这种地步，于是去了医院，她要将肚子里的孽种流了。谁知一进妇产科的候诊室，竟发现唐运柱正搀着一个女孩子从手术室里出来。柏家芸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在两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柏家芸已将那个女孩子的鼻子打出了血。柏家芸打完了架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回来，她决心要将孩子生下来。没过多久，柏家芸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母亲和弟弟竟一道来上海看她。柏家芸留他们住了几天，陪他们游浦东，上电视塔，逛南京路……临走时，她把自己所能拿出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母亲接了钱后却冷着脸告诉女儿，她不能回家。

　　尽管母亲和弟弟主要是冲着钱来上海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这已经够她高兴的了，她要弟弟回去好好念书，往后她会经常朝家里寄钱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唐运柱在江苏乡下的母亲竟然跑到上海来认下了这个孙子。孩子还没过百天，便将他带走了，当然也带走了柏家芸的所有存款和将来每年一万元直到孩子18岁为止的允诺。唐运柱大概是没钱花了，厚着脸皮又跑了回来。这时的柏家芸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一切已变得毫不在乎甚至是麻木不仁了，她热衷于拼命挣钱。挣钱，成了她的唯一的嗜好。除了挣钱，她再没别的追求，生活中也再没有其他的内容。在她看来，乡下穷极的父母愿意花她挣来的钱，这是对她的一种肯定，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钱，她不择手段，不怕犯法，也不顾后果，她的心态完全被扭曲了。

　　事隔不久，父母一起来到了上海。父亲能亲自到上海看她，别提她有多高兴了，没要父母发话，她便给了父母一万元。谁知母亲竟狮子大张嘴，说一万元不够，他们要给两个儿子各盖间新房，得要2万元。柏家芸只好将存给孩子的钱也拿给了他们。回去后，哥哥知道了这件事，当即和父母吵了一架，硬从父母的手里要来了他名义上的一万元，要嫂子事后还给妹妹。唐运柱越来越不像话，成天在外吃喝嫖赌。无论柏家芸将钱藏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有办法找到它。找去了，不花光了不回来。有一次，柏家芸给孩子买了几件衣服，并把一万元的存卡交给他让他带回江苏去。他走了一个多月没回，他的母亲却带着孩子来了，她说她根本就没见到儿子的影子。巧在这时他回来了，母子撞上，他便谎称自己是在火车上失了窃。母亲知道儿子自小就不成器，这一次她没有原谅他，扑上去就和儿子拼命，母子厮打起来，倒是柏家芸劝开了他们。嫂子来了上海，她将一万元钱还给小姑子后，住了下来，她以一个女人对女人的同情之心，想亲眼看看小姑子的大把钞票是怎么挣来的。

　　当她看到小姑子干的竟是这种连贼也不如的行当，她的身上甚至还留有才被警察拷打的伤痕时，嫂子伤心地哭了。她求柏家芸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要带她一起回家，回家后好好找个婆家，本本分分地种地做人……柏家芸虽然理解嫂子的好意，但在听了嫂子的话后，她还是摇了摇头，说迟了，这几年下来，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她害怕乡下的贫穷，不想再去做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不愿再当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妇了……她已学会了如何挣钱，也养成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她不想再回去了。柏家芸虽然不愿和嫂子一道回来，却听从了嫂子的“唐运柱明显不是个好人，跟这样的人搅在一块迟早是个祸”的忠告，她向唐运柱宣布了“从此一刀两断”的决定。

　　唐运柱又岂肯轻易放了这个既能给他钱花又能供他泄欲的女人；尽管柏家芸已严肃地向他宣布了“决定”，但他仍然对她纠缠不休，甚至还向柏家芸动起了拳头。

　　柏家芸实在忍无可忍，便找了几个小阿飞，将唐运柱拦在房子里结结实实捶了一顿。唐运柱带着青伤去派出所报了案，并将柏家芸在火车站当票贩子的事以及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躲过治理整顿的老底揭锅儿端了出去。于是柏家芸又一次遭到了拘留，并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审讯和拷问。最后，她不得不交出了所有的钱财，还被铐上了手铐遣送回了老家。父母见女儿赤伶伶地被遣送回来，觉得自己的脸皮又被剥了一层，父亲不但不让柏家芸进家门，还恶狠狠地鼓励她去自杀。

　　嫂子有点发急了，就私下里和婆婆商量，要给柏家芸找个婆家。然而，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谁个愿娶这样的媳妇过门?那些实在找不到女人的穷光棍，柏家芸又高低不答应：“这样的货色也配娶我，除非大上海的男人都死尽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的影子!”嫂子还注意到，柏家芸的表现越来越反常了，一个人在的时候，老是自个跟自个讲话，有时还讲得哈哈大笑，有时又讲得痛哭流涕……

　　嫂子求丈夫卖了家中尚未出厩的猪，用这钱去了趟江苏。她要把柏家芸的孩子接到柏家芸的身边，想让孩子来唤醒柏家芸沉睡在心灵深处的母爱和良知，恢复一个女人的正常情感。谁知唐运柱的家人根本就不让她接走柏家芸的孩子，孩子也认生得很，舅妈还没伸手抱他，他便吓得哇哇大哭。嫂子一路叹息一路伤心地回来了。到家一看，柏家芸不见了。丈夫告诉她，自她走后，柏家芸一直在抱怨，说嫂子真是多事，抱个累赘回来干什么?谁抱回来谁养他，她是高低不要他的……母亲听了，骂她连畜牲也不如，她就和母亲对骂起来，说这一切都是跟父母学的，上不疼，下不孝，属于遗传……颠三倒四哭骂了一通后，人就不见了。小弟要去找她，父母没让，说走了是好事，省得在乡里乡邻面前丢人现眼，死了也不可惜。

　　谁知过了两个月，家里却收到了一笔汇款，是柏家芸从上海寄来的。就是说，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干起了她的老本行。笔者是在走亲戚时听到有关柏家芸的故事的。然后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柏家芸的嫂子。在她嫂子的帮助下，最近我终于见到了柏家芸本人，可惜我们是相见在本市的一家神经病院里。柏家芸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她的记忆非常清晰，言谈举止也基本上正常。医生却说，柏家芸确实是病了，这种病开始时表面症状不太明显，但越到后来就越严重，渐进为完全疯狂或彻底痴呆。柏家芸接受采访时，虚龄32岁。

　　翻过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坟场。坟场边有一个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在挖一种叫做荠头蒿的野菜。乡下人有个三月三吃荠头蒿粑粑的习俗，说三月三是五阎王收鬼的日子，这一天阳间的人要是不吃荠头蒿粑粑把魂巴住，贪多不嫌少的五阎王就有可能连带着收些生人下去壮他的地府。我想这种习俗之所以沿袭了下来，一是因为乡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为这种蒿子粑粑在这个季节里实在是好吃。那种带着野味的清香谁吃了都不会忘。只是这种粑粑做起来比较费事，又要烫蒿，又要蒸面，还要加放许多佐料。烧起来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现在繁忙的乡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这种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这女人打招呼：“还没到三月三哩，怎么就开始采蒿了?”女人抬起头笑着答应：“今年雨水多，节气早，趁这两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问她这里是不是辛郢村。她说是，答过了又问，“你来辛郢找谁?”我看了看她的双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机征求她的意见。“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对方赶紧摆手说：“不照不照，我没钱。”她把我当成照相的了。于是告诉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绍我的身份以及解释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这么问她：“请问你念过书吗?”她点了点头，说念过，三年级没念完歇掉的。她说的三年级一定是小学三年级。我知道我该如何和她交谈了。我说我原先也是个乡下人，后来念了书，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对乡下的事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对乡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来辛郢就是想听听乡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伤致残的乡下女人，眼下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打心眼里可怜这些乡下姐妹，没有别的，只是想跟她们说说话。女人很认真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听明白了。听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叹了声气说：“噢———是这样。像这样这的事我能跟你讲三天，倒三箩，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随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这片坟场吸引了过去。十多座坟茔，几乎都是新坟，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诉我，她叫佟华，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还告诉我，眼前的这片坟茔，人们管它叫“打工坟”，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时得的血病，回家来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晓得，是挨胶气冲的……“还有这边，一溜条5个是吧，两对夫妇加上一个开车司机，去南方找他们的一个妹子，这个妹子在打工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再望望前头的两个，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娘，儿子在打工时让钢丝绞断了腰，瞎眼老娘听到了噩讯，上吊死了……”佟华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在讲一个遥远的传说。我在她那不紧不慢的语气里，看到了庄稼人因无助而无奈而麻木的心态。佟华还说，他们这里确实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时断了腿，缺了指，成了残废。但这些人不愿别人提及他们的受伤致残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丑事，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招惹了祸端。他们的老板在逼他们辞工时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别人怎么都好好的，单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头猪!”说到这里，佟华又关照我：“你想见见这些人可以，可千万别问他们受伤的事，更不要说给他们照相了，那样他们会翻脸，连我都要骂的。”

　　“受伤的人都得到赔偿了吗?”我问。“得到了，”佟华想也没想就答了上来，“工厂老板先带你上医院治，治好了一个人1000块让你回家。”“就1000块?”“就1000块。在医院里治病的钱也都是工厂老板的。”“那腿断了可是重伤残啊!”“腿断了给5000块。”“你们不觉得这赔得太少了吗?”“怎么讲呢……工厂老板也不想伤人，伤了一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万儿八千的……”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栗，多么善良然而又是多么愚昧的庄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样的活，这么容易伤人?”“打胶。”“打什么胶?干什么用的?”“说是橡胶，做皮鞋用的。”“怎么个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胶皮什么的，放到一块熬。再把那熬好的胶皮剪成一条条的，装进一个模子里，模子下边是煤球炉，等模子上的胶烤黏和了，上面有个机器锤往下一轧……”“这么原始———我是说他们怎么用这么笨的办法生产产品———都是些什么样厂?”“都是私人开的小厂，一家家的，黄岩那地方像这样的工厂多着哩。”我想佟华说的工厂不过是一个个小作坊罢了。由此我想到了街头巷尾以及商店里摆卖的哪些廉价皮鞋，样子看上去不错，拿到手一闻，气味冲人，穿到脚上，最多只管三天。原来这种鞋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刚才听你说，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这个活吗?”“是的。”“跟我讲讲你自个的事。”“外头的钱不好挣，留在家里又没钱挣。受苦呀遭罪呀，还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萨保佑不伤了不死了，挣一个是一个，总比在家干炕着强。一开头我在一家餐馆里干，讲好了一个月300块，管吃管喝。这不错哇，在家里哪能找到这好事!可他们要我杀生。杀鸡杀鸭我都不怕，还让我天天杀那蛇呀，蛤蟆呀，还有狗。每一次动刀子，我的手就发抖，心也跟着抖。干了一个月，我吓病了，只好辞了这份差事，临走时一分钱也没拿到，他们说我违背了合约……什么狗屁合约?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让我写名字时，我一听一个月300块，想也没想看也没看就把名字写上了。后来我后悔啊!不是后悔没拿到钱，是后悔我白白地杀了那些生，作孽呀!

“后来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劳力一样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这身子骨!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厂。我怎么一直转来转去不想去鞋厂干呢?因为我的鼻子不煞闻(土话，敏感的意思)，一闻那生胶味就头疼，就吐。我刚指给你看的那个得血病死的坟，她是在鞋厂干得最长的人。医生说是什么……再生……什么血的病(我插问是不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连连点头说对对对就是这么个病)。我约莫这病肯定是那胶味冲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儿干长了，月经都不正常了。你不晓得那味有多么难闻!钻脑子钻心。”

　　我问：“厂里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吗?比如说让你们戴口罩什么的?”

　　“没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钱……”“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想得倒美，最少得12个小时。两班倒。不干完12个小时，没有人接你的茬儿。刚我给你指的那娘儿俩的坟，儿子名叫张根，是个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见一个跟他住在一块的人病了，自个下了班又去带人家的班。24个小时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难闻，铁打的人也撑不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多小时了，张根实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机器上一靠，完了!当时他的腰上系了个皮围裙，皮围裙的带子是用钢丝做的。皮围裙一下子就缠到了机器上，机器还在轰轰地转，那钢丝眨眼之间就将他的身子勒成了两段……惨啊!齐刷刷的两段，骨头和肉全部都断了……

　　“身子和腿离开时，他还喊了一声：‘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死得那么惨!”佟华说到这里停下了，低了头将手里的小铲子使劲地往土里戳。我被这个惨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响雷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要不是亲耳听了佟华的讲述，亲眼见了张根的新坟，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乡下，我们的这些衣食父母们竟在经历着这么让人不堪面对的悲惨故事。想那繁华都市里一掷千金的腐败分子们，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闲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眼见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华：“天快晚了，这附近恐怕也没有能让我住上一宿的旅馆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乡下床铺脏，住几晚都成。”佟华笑着说，“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赶上了。”“晚饭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几个因打工致残的邻居?”“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就是了，喊他们来我家也行———只是千万千万……”我接了过来：“别问他们受伤致残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华都笑了，撵三赶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乡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打嘴打嘴，唉，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佟华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华没说，我也没好问。佟华忙着洗蒿烫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边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个人转到正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农家住房布局，中间堂屋，两头两间卧室。东头的卧室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架子床，看样子是佟华夫妇睡的。西头的一间里紧挨着放了两张床，一张大，一张小，床单和被子都打了补丁，但洗叠得非常整洁。小床的上方挂了一只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的旁边全是港台影星们的画片，画片的旁边一溜条贴了六张奖状，四张写的是袁玲玲的名字，两张写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佟华孩子的情况，看了奖状，我想她有两个孩子无疑。这时，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两只羊角辫上扎了两对傻乎乎的蝴蝶结。一会儿，另一个孩子也回来了，这可是一个长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见了我，腼腆一笑，两只酒窝儿浅浅一闪便进屋去了。先来家的小女孩还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说：“错了，刚进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让袁二方和佟三儿站到玲玲的书包下，给她们合了个影。又跑到厨房里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她，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你们是不是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书没有用?”

　　佟华将脸扭到了一边。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的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农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眼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来了，把自个念的书都装进了书包里，整整好，挂到墙上，又对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过后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的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月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佟华说到这，一直往粑粑锅里洒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时三刻，溢着清香的荠头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华赶忙车了半碗水朝大锅的周围一浇，剌啦一声，一股含着煳味挟着蒿香的雾气腾锅而起，将整个厨房以及佟华夫妇都罩在了浓浓的雾气之中。佟华说：“粑粑煳了。”袁厚地说：“煳了脆些。”我说：“脆的才好吃。”

　　吃过晚饭，不知是因为粑粑煳了的缘故，还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缘故，或者是干脆给忙忘了的缘故，佟华早早地给我打了洗脸水，硬把我劝上了床，提也不提让我再见见其他的打工人的事。毕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随主便，上床坐着听她唠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轻女，她自个因没为袁家生出个儿子而如何心屈理亏的枝枝叶叶。后来又说到了孩子们。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泪。临睡时我答应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纺厂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想我几天来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华听了却当门拦住说：“你看你看，这雨滴拎着头哩(多生动的语言)，说要下就要下了，现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过来劝阻。我告诉他们：“出来时跟家人只说当晚就回去，没想到走岔了路，耽误了两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几天来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断我的话问：“你是说……你还得去辛郢?”我让他的话问怔了：“辛郢我不是来过了吗?这，不是辛郢?”“这是袁圩村民组，属辛郢村委会———去辛郢还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听哈哈大笑，费了老鼻子劲，竟然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这也是天意。这一路惊心动魄地走来，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如何界分这错与对?它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过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这我笑着对佟华夫妇说：“我不去辛郢了，马上回家，你们也别留我了。我丈夫这时辰说不定已在电视台里打寻人启事了。”

　　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