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朝阳学校参加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中学生社团嘉年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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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现代教育还只是个萌芽；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识字率非常低，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代大办扫盲班之后才有所改观。认几个字、能记记账的人便可以成为一个村子里最受尊重的先生了。那时候的大学门槛很低，上完了中学想上大学便可以去报名准备考试，但是一般家庭的学生是上不起的；

满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拨款建立了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几所高等院校，但还是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和规模也在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民国时期，全国没有统一的高考，但是部分高校之间的也有统一的招生考试。比如说北洋时期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浸会大学等教会学校举行过新生统考；抗战时期南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新生入学，一直是统一考试；抗战胜利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也搞过统一考试。

考试的内容除了必须考国民政府规定的《党义》以外，考生还必须考《国文》、《英文》、《算学》、《史地》等科目，其中报考理工科和医科的考生又要加试《三角函数》和《解析几何》。事实上，除了北洋时期各个大学可以自由放任地出题测验考生以外，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入学考试都是要受政府监管的，不同高校的试题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考试科目则基本雷同。举例来说。在1935年，考生报考北京大学，得考《党义》、《国文》、《英文》、《中史》、《地理》等科目；在同一年，考生报考清华大学，一样要考上述科目。再看考题，北京大学那年的《国文》试卷总共是四道题，其中一道题让考生为古文加标点，作文题目是《我的国文教师》，白话、文言均可；清华大学的《国文》试卷也是四道题，其中一道题也是让考生为古文加标点，作文题是让考生写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人，也是白话、文言均可。

和现在的高考试卷不同，民国时的“高考”试卷都是短小精悍，无论《国文》、《英文》还是《算学》、《史地》，一般都是四五道题，最长不超过十五道题。但是考题出得少跟素质教育并不能划上等号，民国的考生们在参加入学考试之前，仍然要花费大量心血搞“题海战术”，不然就很难达到所报考高校的录取分数线。

在民国时代，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是高校最集中的地方，全国超过60%的大学都在这里（抗战时期除外），而且几乎每所高校都办有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其中附属中学的老师往往参与出题，知道每年的大学入学考试都会考哪些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学授课之余，又办了五花八门的补习班，专对准备报考某所高校的学生进行辅导。由于他们参与出题，所以“押题率”很高，所以“顾客”盈门，“生意”很火爆。

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而且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退的。

由于民国时期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因此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这样一来，费用就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起的了。

在19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需要两百块大洋！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个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 ；体育费 2圆 ；杂费 2圆；”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24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10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例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50名教授，其中22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在农村，情况则更糟。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一般民众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