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线的四次九死一生经历

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对于“三线建设”这个名词一定都不陌生，它指的是自196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威胁与攻势。

襄渝铁路建设，就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阳，西至重庆。全长837公里。1968年至1975年建成通车。其中陕西段264公里，多蜿蜒于秦巴山脉深处的崇山峻岭中，地质情况复杂，施工条件极差，工程特别艰巨。其中桥梁和隧道相加长达215公里，为陕西段线路长度的81.5%，就是说襄渝铁路陕西段基本是在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在当时机械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卫建平（右）和战友李爱国（已去世）当年在紫阳温家沟营房前合影

为了保证襄渝铁路建设的大量人力资源，1970年至1971年，陕西省政府动员征集了25809名69、70届城市初中毕业生组成了“三线学生民兵（简称‘三线学兵’）”奔赴三线战场，以十六七岁的稚嫩之躯，担负起了共和国的重担，我就是这“三线学兵”队伍中的一员。我们连队的番号是5752部队5809团学兵17连，先后驻扎在紫阳县西南约70华里处的权河口和温家沟。

在那艰苦卓绝、如火如荼的三线建设战场，这儿那儿，每天可能都会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险情。相信很多战友都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

    这一次的遇险发生于一九七一年春一次上山砍柴返回的途中。

    记得当时学兵连的生活用柴源于对当地“人民公社生产队”一座山或一面坡的购买，由司务长或上士与公社生产队谈妥之后（不一定签订书面协议），付了款（很便宜，一面坡、一座山也不过十几块、几十块钱），连队的生活班就可以进山砍柴了。生活班是轮流担任的。一般是一个月一轮，似乎到了后期才相对固定下来。

刚开始砍伐的时候，那些人迹罕至，堪称原生态的山林是学兵们的乐园。不但“柴”源丰富，费不了多大功夫就可以完成任务，而且，满山的野果还可以尽情享用，漂亮的山鸡、野雉。不知名的小兽、吓人的蟒蛇也经常可以看到。有时候，我还会抓紧时间砍够了、捆好了，趁别人还没砍好的时候，赶紧找个林木丛杂、便于“隐蔽”的缓坡，伴着悦耳的丁丁樵声，顺势“猫”一觉！

然而，即使是金山，也有“吃空”的时候！大树砍完了砍小树，小树砍完了砍灌木，灌木砍完了挖树根（有时候碰到难挖的树根还会用炸药来炸，轰隆一声，硕大的树根便会凌空飞起，挺过瘾），树根挖完了、炸完了，就只能收拾那些平时根本不屑一顾，但却是最难弄、却又不得不弄的刺棵子了。往往一两个月的时间，偌大的一面坡、巍峨的一座山就彻底改变了林木繁茂、葱茏浓郁的原貌，成了秃子的脑袋，光溜溜的十分难看。

    那时候，人们发热的头脑根本不具备什么环保意识。直到后来，我们所住的温家沟里发生了一次可怕的泥石流，夺去了一位部队文书年轻的生命，人们才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点砍树和灾难的关系。

    我们连如此，别的学兵连可能也如此，铁道兵、民工连，多少个连队，得砍光多少座山啊！尤其是砍完了树还要挖树根、炸树根，这种“斩尽杀绝”的极端行为怎能不遭到“天谴”呢！

    一九九九年春，一群热血学兵慷慨解囊，奔赴安康，自发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营造三线学兵林”活动，恐怕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理吧——虽然责任并不在学兵。

闲话休叙，言归正传。且说那天我们上山就遭遇了无柴可砍的状况。没办法，只好收拾那些刺棵子了。所谓刺棵子，就是那种蔷薇属，类似于藤条但又比藤条细，浑身长满了硬刺的植物。因为扎得人受不了，所以很难把它们紧紧地捆在一起，砍的少了吧，“革命的自觉性”又不允许，于是，我就咬牙在背上压了一座“柴山”，颤颤巍巍地下山了。

    山间的小路只有一尺来宽，头上是高山，脚下多是悬崖或陡坡。当我气喘吁吁地刚走到一处悬崖边上，突然看到悬崖下几十米深处有三位铁道兵战士手指着我在厉声高喊。因为太远，我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于是，我不管不顾的只管往前走，想走过这段狭窄的山路，到前边稍宽一点的地方卸下柴“山”再说。

    然而就在此刻，头顶的陡坡上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我的心猛然一紧，直觉告诉我：可能会有危险降临！本能的想抬头观看，却又被背上的柴“山”挡住了视线，急得我呀心都快蹦出了嗓子眼！

    就在这一刹那，只听得背后“嗖”的一声，一块足有三、五百斤重的巨石紧贴着我的大腿滚下山去，一棵碗口粗的柿子树被它拦腰砸中，竟齐刷刷地断成两截！

    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都没能爬起来，直到被一位专门从山上下来的山民扶起来时，我的腿还在哆嗦。山民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在山上平整土地时不小心将巨石碰下去了云云。

    事后，我庆幸自己幸亏在看到沟里的军工向我惊呼危险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否则，那怕只迟疑那么零点几秒，我就粉身碎骨了，现在的我，恐怕只是“荒冢一堆草没了”了！

父亲是医生，民主人士。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莫须有”的帽子，备受打击和凌辱。我们临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单位造反派严密看管的“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我了一包药（有合霉素、氯霉素、地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看到我疑惑的目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把这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有沉吟之后，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这些药会救命的！”

说完了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临出门的一刻，父亲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头为之一震——那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眼神和表情，疼爱、担忧和无奈交织在他那张因精神压力和营养不良而略显浮肿的脸上，与平时的严肃和冷漠判若两人。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被应验了！然而被救的却不是我。

由于三线建设的匆匆上马，有些地段的公路都还没有修通，物资匮乏，运输困难，后勤保障工作相当滞后。所以，当七零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导致拉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的时候，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其实说针灸都抬举胡大银了，因为从未见过他对穴位使用过艾灸，单纯就是扎针。患病的战友们大多因怕疼都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

    可我知道，父亲曾经不止一次的告诉过我：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也许因为父亲是医生的缘故，我们家在饮食方面特别讲究卫生。大凡生吃的东西是必须反复洗过、晾干，再用棉球蘸着六十度以上的烈性酒涂擦一两遍之后才能入口的。如果是葡萄、枣子等不易用白酒棉球涂擦的水果，则必须用沸水反复烫过才能获准食用。不知道战友们是否吃过如此烫过的葡萄，那味道不仅特酸，而且还带点涩，所以至今我仍然不爱吃葡萄。

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宁可让嘴里漾满口水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我必须把馒头皮剥掉以后才吃——尽管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扔掉馒头皮我会觉得很心疼！

我的这些“怪癖”不仅在当时被作为笑谈，即使到现在，熟悉我的战友们偶然凑到一起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因此而善意的挖苦我、奚落我。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特别的卫生习惯，所以在全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友都在“红白痢疾”的摧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仍然很幸运的作为健康的强劳力，被安排在施工的最前线——虽然我当时的体格很瘦小。

但是，面对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万状的战友，我的心却也时时的被内疚所煎熬——因为我有药，我本可以把药拿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和我关系较好的战友，我更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甚至不敢直视他们蜡黄的脸庞和无神的眼睛！

    终于有一天，我把父亲的殷殷嘱托丢到了一边，“鬼鬼祟祟”地拿出了一部分药，悄悄地分给了我的两位要好的战友。除了悄悄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外，还特别“羞涩”地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这里有药。

    令人惊奇的是，父亲交给我的药竟然出奇的灵，或者是因为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从来没有过拉痢疾的体验，所以对药效特别敏感的缘故吧，两位战友服药不到两天，痢疾便止住了！看到他们终于有力气站起来了，我内疚的心也悄悄地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这里有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了！几位拉得快要死去的战友像找到了救星，接二连三地到我这里来求药，看到他们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有气无力的样子；面对他们可怜巴巴，几乎是乞求的眼神，我根本硬不起心肠拒绝和隐瞒，反而像做错了事似的，红着脸儿把父亲精心包装好的药一包包、一瓶瓶的拿出来分发给他们，每发一个人，我都会一次次难为情地嗫嚅着叮嘱他们：“可别再告诉别人啊！”

就在这一次次尴尬的叮嘱中；在战友的情谊和给自己“留一手”的矛盾中；在同情、怜悯的天性与父亲的特别嘱托激烈地碰撞中，药包渐渐见了底。最后，连四环素、地霉素等与肠道传染病不太对症的药也都发完了。我陶醉在服药以后病愈战友对我的千恩万谢中，却又困窘在无药可给时战友那怀疑的目光里。直到我把那个印着“战斗在襄渝线上”的绿色旅行包翻了个底朝天，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地铺上以证明我的“清白”时，失望的战友才讪讪地走了。看着他们病弱佝偻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怕的痢疾仍然继续在各个帐篷里蔓延。那势头，好像不和每个人都“过一招”它决不会善罢干休！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躺倒，我不免隐隐地感到了一丝恐惧：药没了，如果痢疾病魔哪天不幸光顾到我，我该何以应对呢？顾影自怜，真不敢想象以我瘦小羸弱的身躯怎能抵挡痢疾的“强大攻势！”

往往在这时候，我又会生出一丝侥幸心理——或许因为我在饮食上的谨慎小心；或许因为我的无私奉献和“悬壶济世、普救众生”的功德，毛主席他老人家会保佑我平安无事吧（那时不敢也不屑于向神灵祷告，因为那是迷信）！

    然而，天真的“或许”却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痢疾的阴霾终于在有一天黑压压地罩住了我！而且那阵势似乎比别人来得还更加猛烈，那病势比别人还要严重的多！

    在我被痢疾魔鬼折磨的死去活来时，曾无数次痛心疾首地懊悔过不该喝那碗“水”——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紫阳县城背粮回来以后发生的事。

紫阳县城与我们的驻地温家沟据说有七十里山路，来回一百四十里。那天早晨，背粮的队伍凌晨四点半吃过早饭便出发了。之所以走这么早，是计划能够赶晚饭前回来。所以，每个人只发了一个说是四两的馒头作干粮。后来的事实证明：连队领导对完成这次背粮任务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

去的路上倒是挺有诗情画意的！长长的队伍盘旋在雾气朦朦的蜿蜒山路上，听着头顶山林中各种鸟儿的啁啾，看着脚下湛蓝的任河水如绸缎般静静地流淌，呼吸着清新的、略带潮湿的、氤氲着草木芬芳气息的空气，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一路上“高瞻远瞩”地陶醉在赏心悦目的山景中——权河口过了、芭蕉口过了、瓦房店过了，赶到紫阳县城时，还不到十一点！

往回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是发的干粮太少，大部分战友在还没走到紫阳县城时就把那一个可怜的馒头吃完了；二是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体力明显不足。记得在家帮妈妈去粮站买粮时，五十斤的一袋面至少中途要歇一、两气才能背到家，而家离粮站不过一、二百米的距离。就那，在妈妈心疼地帮我擦着额头的汗水，拍打着身上的面粉时，我还觉得挺了不起呢——一袋面呀，多么沉重的一座“山”啊！在妈妈的夸奖声中，我的感觉不啻象“霸王拔山、子胥举鼎”！

可这回要背一袋面走七十里山路啊！真不敢想象我是怎么回到驻地的。饥饿、几近虚脱、极度的劳累、脚上一层层的水泡、腰、背难忍的麻木和酸痛等等、等等，到最后，似乎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挪”了！记得身体瘦小的我是最后一批回到驻地的，而时间已经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多钟了——从头天凌晨四点半出发至此，已经过了将近一天一夜，那袋面，早被我们的汗水浸湿了一多半！

当时已是秋尽冬初天气，半夜里气温较低，加之一路上出了那么多汗，肚子里又早已空空如也——饿过劲儿了，对饥饿的感觉已经麻痹，只是感到很冷，浑身止不住的一阵阵颤栗，回到驻地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喝到一碗热汤。可到了炊事班一看，哪里有什么热汤哟，只有每人一个的冷馒头！因为太累了，根本不想吃，只想喝点热的暖暖身子，那怕一碗热水也行啊！在我近乎乞求的目光中，值班的“炊老爷”才打着哈欠，嘟嘟哝哝、极不情愿的在锅里舀了一碗稍微还有点热乎气的蒸馒头水给我。

    尽管这蒸馒头水反复使用了不知道多少次，已呈混浊的黄绿色，入口也已有些苦咸，但仅仅因为还有点热乎气儿，我仍然如饮琼浆玉液似的，一口一口地把它喝干了。

    然而喝下去没多大一会儿，我的肚子便开始疼起来，头也有些发晕，接着便开始呕吐，直如翻江倒海一般，就差没把五脏六腑吐出来！胡大银来了，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仍是胡乱扎了几针了事。

十几年以后在看一本健康杂志的时候，我才弄明白那实际上是亚硝酸盐中毒——水里本来就含有少量的亚硝酸盐，但不至于对人体造成危害。但因为蒸馒头水是反复使用的，在不断地蒸发、浓缩的过程中，亚硝酸盐累积到相当的浓度，便会造成饮用人的中毒症状。

 也许因为我的体内已经潜伏了若干痢疾病毒；也许因为超负荷的体力消耗和亚硝酸盐中毒的双重摧残，使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抵抗力衰竭的程度。当天下午，我便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三天。听胡大银后来说：体温最高时已达四十一点五度！且不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唯独能听清楚的一个字就是“爸！”胡大银不解，说人在遭难时多是不由自主地喊妈，你怎么光喊爸？我无语，只有我知道为什么会喊爸，因为在我感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只有爸和爸的药能救我！而我却违背了爸的特别嘱托，把药都给了别人。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我已毫无保留地救了“众生”的命，做了如此顶级的善事，为何就得不到上帝的垂怜呢！

三天高烧刚见消退，来势凶猛的痢疾便开始了！起初拉得全是暗红的血，一天至少拉二、三十次，腹部一阵阵地绞痛，两天以后又有了粘白的脓液——典型的中毒性红白痢疾，拉得我几次晕厥在厕所！

那些天，我时时会感到生命正在走向终结的恐惧和悲哀！战友们上工走了以后，我常常会蜷缩在帐篷里哭成泪人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才十七岁啊！独立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尝到真正意义上“生活”的滋味呢，难道我就要死了吗！

还有爱我的爸爸、妈妈！临来三线的时候，我曾雄心勃勃地暗暗立下宏誓：定在三线“一刀一枪搏个功名”，给爸爸、妈妈的脸上增光添彩，给“家庭成份”的黑色背景上增加一点“红”色，改变爸爸整天被人批判、受人凌辱的恶劣境遇——可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实现了吗！我死了，爸爸妈妈会有多难受啊！

每每在这时候，我会一次比一此更加深刻地痛悟爸爸在和我告别时那“回头一看”的复杂含义；才真正理解了爸爸在当时说出那两个“一定”时的语气为什么会那么异样的沉重。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清清楚楚地感知到了生命对于人是多么的珍贵；感到了爸爸所说的“拉痢疾是会死人的”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每天我都会挣扎着到连部找胡大银扎针——没有了药，这只能是唯一的办法了！疼、麻、胀、酸、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感觉已深深烙在了我的“神经根”上！足三里、合谷、气海、关元，每天都是这几个穴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强烈的求生欲望，已使我的意志变得异常坚韧。眼泪早已偷偷地流干了，剩下的只有麻木和忍耐。可后来胡大银的一句话和两头蒜，却使我的眼泪又涌满了眼眶……

那已是我拉到第十天的下午了！虽说拉的次数和量已少了一些，但脓和血却还未见明显减少，腹部仍是一阵阵地绞痛。那天，胡大银一反往常的不耐烦，留针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次次的捻针、弹针、加针，显得特别有耐心。我一声不吭地强忍着这酷刑般的折磨，只是额头的冷汗在悄然滚落，嘴角的肌肉会抑制不住的一阵阵痉挛。

收了针以后，胡大银长叹了一口气，向我翘起了大拇指，十分深情地看着我说：“小卫，你真行！”之后，从他的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摸索出了两头紫皮大蒜，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说：“如果怕辣，就把它烤了吃；不怕辣，就生吃，生吃的效果会比烤着吃好。”

就在那一瞬间，我原以为已经干枯的眼眶里倏然间又盈满了眼泪——在那些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两头大蒜该是多么贵重的救命良药啊！不知道胡大银珍藏了多长时间，又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舍得拿出来给我的，正如我当初把药拿出来救别人的命一样！

什么样的疼痛我都忍了，还怕什么辣哟！如获至宝地回到帐篷里，趁着没人，我立刻便把那两头蒜全部剥了皮，就那么空着口嚼了。为了使它们发挥充分的治疗效果，我尽可能把蒜嚼得稀碎。有道是“葱辣鼻子蒜辣心，芥末辣着后脖筋！”尤其是紫皮大蒜，那更是辣的厉害，真是辣了嘴巴又辣心！口腔、咽喉、食道、心口和胃里一霎时像着了火一样，“烧”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把地往下流，可我硬是强忍着把两头蒜一颗一颗全部送到了嘴里……

不知道该归功于胡大银的银针还是大蒜，拉到第十二天半，赖在我腹内的痢疾病魔终于被赶走了！可还没等我喘口气儿、走路两腿还在发飘、嘴里、胃里还因为那两头蒜的烧灼隐隐作痛呢！第十三天早晨，我又被动员加入了背粮的队伍。好在这次只到瓦房店，比紫阳县城近了二十多里；好在指导员怕我出事，一直在后边紧跟着我，时不时的还能替我背一会儿，否则，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

这次到瓦房店背粮我还有一大意外收获——在物资集散地的磅秤上，我伤心地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下了八十五市斤，比患病前整整少了二十斤！

    三、本来，我还想把“善无善报”总结为一点收获呢！但因为胡大银的两头蒜，使我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那两头蒜，就是上帝假以胡大银之手对我的善报呢！

七二年初，紧张的“三胜寨”隧道施工中。有一天，我被临时指派配合军工十四小队的三名铁道兵战士清挖边墙根部，简称“清根儿”。所谓清根儿，是指隧道边墙的底部深度在掘进中不一定能达到工程的技术和质量要求，需要在浇注钢筋混凝土之前补充清挖。和旁边的地面高度比起来，它实际上更像是一条沟，而这沟里还积着一拶多深的污水。我们四个人分两拨，两台风镐，两把铁锹，轮      

在隧道里用风镐进行“清根”作业

    换作业。在风镐、铁锹欢快而强烈的“交响乐”奏鸣中，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近中午时分，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就差脚下一小块地方清完就可以收工了。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感到“内急”，便把正在“玩”得很过瘾的风镐，交给与我临时搭档的刘姓铁道兵战士继续凿挖，我则急急地跳上地沟去找地方“出恭”。按说隧道里又无女性同胞，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哗哗”一解完事，但那天不知中了什么邪，鬼使神差的我偏要煞有介事地找个背人的地方。最后，找到离工作点六、七米远的一垛近一人高的枕木后边，这才搓了搓手上的泥水，准备“放松”一下。

就在这一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猛烈的气浪和碎石骤然掀掉了我头上的安全帽，惊得我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及至回过神来，就听得声声惨叫从工作点传来。定睛看去，只见弥漫的硝烟中，刚才和我一起干活的铁道兵战士有一人正手脚并用地从沟里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发出凄厉地嚎叫，那叫声，正常情况下根本学不来，听着叫人毛骨悚然，即使现在想起来还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另一人则躺在水沟里一动不动。而和我搭档的刘同志却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我猛然意识到：一定是风镐打到“瞎炮”上了——沟里的污水下面，你跟本想不到暗藏着什么样的“杀机！”

听到反常的爆炸声后，洞内施工的铁道兵和民工都惊慌失措、不管不顾地往洞外跑。而在靠近洞外正在打混凝土的学兵为了救人，却都争先恐后地往洞内跑，形成了两股截然相反的人流。

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冲到事故现场的学兵。忍受着呛人的硝烟，我先把那位受伤昏迷的战士从水沟里拖上来。之后，便去寻找我的搭档——刘同志。然而奇怪的是，找遍了周围的坑坑洼洼也不见他的踪影，只依稀看到地上散乱着一些带血的布屑，硝烟中透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这时，冲进洞内的学兵已经陆续赶到了现场。听我说了情况之后，一排长先安排几个学兵把两位受伤的战士抬出去，剩下的人便和我一起寻找。最后才在我们的工作点对面、隧洞的那一边已经支好的边墙模板后面找到了刘同志的尸体。

    猛一看到，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只见刘同志头冲下卡在模板与洞壁之间，露在模板外面的腹腔已被爆炸掏空，血浆和着污秽的排泄物顺着破碎残断的内脏和肠子还在缓缓地流淌……

真是太惨了！稍稍犹豫之后，我是第一个把刘同志背在背上奔向洞外的！拼命地奔跑中，我的泪水混着汗水滚滚而下——真不敢相信刚才还生气勃勃，和我们说说笑笑、共同战斗的刘同志这么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且，如果不是那蹊跷的、突然而至的“内急”，死的应该是我啊！那夺去刘同志生命的“瞎炮”当时应该就在我脚下的污水中隐藏着，正狞笑着、虎视眈眈地瞅着我得意地把着那当时的先进武器——风镐，过瘾似地在它的身边“突突”，可那神秘的“内急”却挟着一股神秘的力量，阴差阳错地将我带离了它的身旁，它应该很失望吧，却拿刘同志来出气——可恶的“瞎炮”啊！

虽说如火如荼的三线战场“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刘同志那样“冤屈”死，我是不是该有责任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呢？

那件糊满了刘同志血污的上衣洗过之后我一直小心珍藏着——尽管它的背上、肩上打了好几个补丁。退场以后，我还把它带了回来。之所以舍不得扔，是因为它见证了这场使我终生难忘的惨痛事故；是因为在这件上衣的丝丝缕缕中浸透着刘同志不朽的细胞和气息，而我，应该有责任陪伴它们、呵护它们。

然而令我懊悔不已的是：在一九九五年底的一次搬家中，这件一直令家人诧异的破衣服（我一直向家人隐瞒着它的故事），连同和它存放在一起的我的两本“三线日记”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翻遍了所有的箱柜也没有找到！

现在，留在我心目中的只剩下刘同志年轻而生动的笑脸了！这笑脸，将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走向生命的永远……

日前，几位战友来家里小聚，看到我写得《我在三线的三次九死一生经历》，在唏嘘嗟叹之余，也勾起了各自或壮怀激烈、或辛酸悲凉的三线往事。正在热烈谈论间，突然，一位战友对我说：“老卫，你还有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呢，难道你忘了吗？”我一时不解。经战友提醒，我的思绪才逐渐清晰地回到了那热火朝天的任何铁路大桥工地……

那是一九七二年初春，几天前一场早来的春汛，咆哮着将已经编好待用的二号桥墩沉井桩坑十一米长、直径约八、九十公分，密度很大，重量应该有一吨多重的钢筋笼，从河滩加工场地冲到了河床里。洪水退后，必须马上把钢筋笼从河水里打捞上来，下到桩坑里，为打混凝土做好准备——任河的下一场洪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而至，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

打捞拖拽钢筋笼的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一排。在尝试用绳子拖了几次收效甚微之后，战友们急了，纷纷跳到了河水里，我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当时虽已初春，但天气乍暖还寒，棉衣都还没有脱，河水更是冰凉刺骨，一跳下去，立刻便剧烈地打起了寒颤。但战友们咬紧牙关坚持着，紧紧围在钢筋笼两边——岸上用绳子拽，水下肩扛手推一起使劲，一、二、三呐！一、二、三呐……随着震撼山岳的劳动号子，钢筋笼开始一寸一寸地向岸上挪动。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泡在冰水里的身体由起初针扎般的疼痛到渐渐麻木，最后感觉血液都停止了流动，浑身抖得简直无法控制，上下牙床在剧烈地碰撞，头也开始有些发晕，意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喊号子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两片嘴唇成了无声地翕动，可我仍在努力坚持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巨大的钢筋笼终于被拖出了水面，在岸上战友们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我们挣扎着爬上岸的战友一个一个“扑通”、“扑通”，相继昏倒在了河滩上！

突然，背部一阵剧烈的灼痛将我刺醒！还没等我睁开眼睛，身体又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刚听见有人大喊：“有电！有电！”我便又一次昏死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奇怪地发现自己怎么会浑身光溜溜地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床上。忍受着浑身的疼痛和极度的虚弱，本能的刚刚挣扎着动了动，便听见有人惊呼：“醒了、醒了”！随即，便看到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军帽的铁道兵卫生员，和围在他身后的战友们微笑着向我簇拥过来……

后来，在战友们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我昏倒在河滩上以后，被刘继林等战友背到了工地的动力（380伏）配电房里，放到了配电箱下面的木板上。因为我浑身都是水，而木板下的密集电路又绝缘不好，使我在冻昏以后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触电事故！幸亏发现及时，立刻把我送到营部卫生所抢救，才避免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说起来，这应该也算是又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吧！

借此机会，我要真诚地补上我的感谢——没有战友们争先恐后地及时抬我送医、没有营卫生所军医和卫生员们的全力抢救，也许我会荣幸地成为烈士，像119位少年捐躯的学兵战友一样，静静地长眠在连绵巍峨的大巴山深处，“尽职”地守望着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浇铸的襄渝铁路；守望着一列列满载物资和欢声笑语的列车从我的身边风驰电掣，铿锵驶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1972年夏，卫建平（右）与战友李爱国（左）、李好燕（中，均已去世）在建设中的三胜寨隧道和任河铁路大桥工地前合影

所幸，在坚持完成了襄渝铁路的建设任务、在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遭遇之后我还是回来了！只是在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不管时光多么漫长，也难以把它们抹去。如今把它们写下来，旨在告诉世人：曾经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那么一群被称为“三线学兵”的少年儿郎，在那白山黑水之间，在那崇山峻岭深处浴血奋战，慷慨贡献了壮丽的青春。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谱写过一曲气壮山河的胜利凯歌！

如今，虽然我们老了，有很多战友已不幸早夭永远离开了人世，其中不乏因当年隧道施工中粉尘浓度过高而罹患矽肺病者。但是不管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们曾经血汗交融的战友情谊却如陈年老酒，愈久愈浓；我们在艰苦、高危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下所锤炼的不惧艰险，勇于奉献、绝对正能量的“三线精神”却永不泯灭，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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