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以前在《凤凰周刊》时，什么内容好卖，不是一句能说得清，但什么东西不好卖，大家却有一致共识，只要封面和农村题材沾边的，不管具体讲什么，销量都会大幅下降。
　　我觉得，这显然是因为与读者相关性不足，但我当时业务上的搭档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这不仅是相关性的问题，更是因为体制内的人&&正好是当时我们的典型读者&&通常会非常不喜欢看到社会不光明的东西。
　　她的强烈印象是，大家都多少知道一些中国社会让人痛苦的一面，但非常拒绝谈起这些东西，因为一个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和他观念中的世界不一样，就会因认知错位带来痛楚。
　　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更愿意不假思索地接受后者，不是因为智力的懒惰，而是与身份更匹配，所以，他们通常会本能地拒绝那个与他们观念不符的世界的一切信息，这样，他们的幸福和平静才会是心安理得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心态是，你说的我知道，为什么非要给我们讲这个?讲点不负面的不行吗?
　　与农村相关的一切，天然就是会引发痛苦的&我不想知道&的那一部分，它是一种会破坏个人幸福感、安宁感的信息，那是隔壁的中国，另一个世界，我知道它，但我不希望你提醒它的存在，只要我不被它打扰到就行了。
　　今天看，我这位搭档几年前的总结，我觉得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这种心态并不只是体制内的人的心态，而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
　　所以，下面这个观点很正常甚至相当具有代表性：
　　上海砍人案发生后，不少人建议用校车接送以增加安全系数。
　　人们真是忘了几年前，校车曾是个网上容易引起情绪对立的关键词，因为频发的校车事故而被称为&学生杀手&。
　　当时呼吁重视校车安全的建议数不胜数，认为政府应当积极有所为的，有些会因为想法不切实际而被指责&公知&甚至&圣母婊&，而认为应当看到有校车总比没有校车好，过分苛责政府会导致最终没有校车的声音，又很容易被指责为&洗地&。
　　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校车事故突然增多，为什么出现大量死伤的校车事故，都是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集中在中西部省份&&这些地方是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出现校车的?
　　下面这种声音，网上零星出现，但不会被人注意，媒体上几乎看不到(请注意红色文字)：
　　他最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200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地区学校布局调整&，它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长期薄弱的问题，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实现城乡公平教育。
　　于是就有了媒体零星报道，大众并不关心的&撤点并校&。所谓&撤点并校&，就是撤销村里的幼儿园、小学，将之合并到大的乡镇，有些地方，则是撤销乡镇教学点，集中到县城。
　　&撤点并校&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到了 2007 年，各地教学点数量都减少了一半以上。因为设置了小学规模必须达到 300 名学生、一个班 40 个孩子等科学、合理的标准，农村学校可以向城里学校看齐。于是，你就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了这种理想成果。
　　但是，大批幼儿园小学裁撤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上学路程过于遥远，中西部 6 个省区的农村平均距离是 4.8 公里，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距离就更远，云南东川区舍块乡的茂麓小学，孩子每天路上要花 6 个小时。
　　随着教学点的加速裁撤，在基础设施较好，当地农民收入还算凑合的地方，各式各样的校车很快出现了。
　　大多数天使们就是在这样的校车里去幼儿园和小学的：
　　2010 年 2 月 26 日，江苏如皋发生一起校车装载儿童数量过多，一名幼儿进入面包车内4分钟后窒息死亡的惨剧
　　密集出现校车事故，而且死伤主要以偏远地区农村幼儿园和小学生为主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每次重大校车伤亡事故，都会有人做事故回顾梳理。但往往会把城市校车事故、高中生(含职高技校)甚至大学生校车事故、被老师遗忘校车内窒息而死等意外事故一并列入。
　　下表是我整理的关于农村校车事故的统计，它虽然是目前网上最全面准确的，但肯定会有相当遗漏，譬如我是湖南人，查湖南更认真，故表中湖南事故最多。
　　这里需要强调，研究者对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带来的问题，反应最集中的是造成大量辍学，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校车。因为缺乏系统调查，它造成的辍学很难评估，目前看到的小范围的调查数据高得骇人听闻，但不具有代表性。
　　我们很容易高估统一计划指令最终能产生的积极效能，若它要完成的任务覆盖面广、情况过于复杂、反馈链条过长时，我们就很难意识到，它带来的问题往往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多。
　　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教育的例子。
　　汶川地震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大批学生因为校舍倒塌而死亡。
　　我们同事采访时有个颠覆认知的意外发现，造成2万余学生伤亡的质量低劣校舍，几乎都是 1990 年&普九&验收期间突击建造。&普九&即 1986 年颁布的教育法提出 20 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它有一套从校舍到图书室在内的验收标准。
　　当时国家财力不济，任务全部压在最基层的乡镇一级：资金自行筹募、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验收。为满足必须一次验收通过、无楼不成校等硬性任务，各地普遍采取一次建校、逐年集资的办法应付建筑商。
　　&普九&任务提出后，恰逢中国一系列财政和税费改革，都是不断削弱地方财力。导致大多数乡镇根本拿不出钱，只能拖欠工程款。到了 2007 年，全国基层乡镇为&普九&欠债高达 500 亿元，四川则 40 亿元，很多学校长年被拿不到钱的&黑心老板&堵门催债，直到 2007 年 12 月中央政府出面，承诺偿还这笔债务。
　　可惜我们文章还未刊载在网上，邓飞那篇报道几乎就被淹没了。
　　回到校车问题。你应该注意到，造成重大伤亡的校车事故在 2012 年达到高峰后，开始迅速减少，最近几年在公众记忆中甚至都被淡忘了。
　　为什么校车事故大幅减少了?
　　稍微回顾一下新闻你就会发现，因为惨重校车事故，很多地方出台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把校车(绝大多数确实不合格)几乎全数消灭。
　　再一个，就是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创建寄宿制中小学取得巨大进展。
　　也就是说，校车事故大幅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学校寄宿而不是乘坐校车。
　　相比惨烈的校车事故，寄宿制会对孩子有何影响，除了研究者，天然难于引发大众关注，毕竟是隔壁的中国非常不重要的事，既没发生值得共情的惨剧，又没有进入我的世界打扰我。
　　所以，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的梁晓燕女士虽然不断呼吁，似乎从未引起过公众注意。虽然从长远看，它可能是最值得忧心的问题，不但影响着孩子们的将来，也影响着社会的将来。
　　我第一次知道小学生寄宿制，是 2008 年到新疆探访发小，听他痛骂小学生搞寄宿制时才无意中得知，当时我只道是地方上的土政策，后来听梁晓燕演讲才知道，这居然是全国普遍现象，而且正在大力推进。
　　&留守儿童&是个被广泛报道的惨痛现象，如果我们相信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父母对孩子成长和塑造的影响，最值得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心理问题和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性问题。
　　虽然部分留守儿童在双亲不在身边时，表现出极强的独立、乐观和坚强精神，但这个群体更典型的特征是学习困难、注意力缺陷、任性、自私，人格发展不健全、挫折的耐受力极差、喜欢迁怒于人。
　　而寄宿学校的情形和留守儿童相似：好的寄宿学校可以切断家长的溺爱环境，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律性，问题是今天农村的中心寄宿学校，大都无法配备足够数量高尽责性的师资力量。
　　如果寄宿学校管理不到位，就会因为成年人的权威不足，变成失序的封闭环境。孩子们会像小鸡通过互啄来建立群体中的地位一样，靠暴力竞争来形成新的关系秩序。
　　无论寄宿制是否是留守儿童的一个子集，小学幼儿园寄宿的孩子遇到的问题，怕是又要比一般的留守儿童更严峻一些。寄宿就意味着孩子们日常与家庭的情感交流被切断。如果连平时在祖父母面前撒娇的机会都没有了，往往意味着孩子与家庭最后的信任纽带都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如果是遭到校园霸凌甚至性侵等伤害，孩子几乎不太可能会向家长求教。
　　如果一个孩子 7 岁时进入秩序不好的寄宿学校，而班里有几个大半岁喜欢欺负人的坏孩子，就意味着，只要他还在这个学校，往后的日子，就永远无法摆脱孩子王的控制和摆布，上贡、凌辱、受罚将伴随着整个寄宿学校生涯。
　　如果不是寄宿，孩子即使回家没有跟父母说起被凌辱的事，但在父母膝下可撒娇邀宠，足以修复校园的创伤。白天是学校被欺辱的倒霉蛋，晚上还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但是，寄宿就完全不同了。对那些天性喜欢争强斗狠，习惯支配凌虐他人的人，寄宿制虽然带来了骨肉分离，但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 10 多年开始演练如何当一个黑道大哥的机会。
　　研究者认为，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带来了四个社会问题：
　　一、校车安全
　　二、寄宿问题
　　三、家长陪读
　　四、贫困辍学
　　如果农村只是我们不想知道的隔壁的中国，而农村孩子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就是隔壁的中国在家里打孩子，与我无关。但是，比起校车安全、家长陪读、贫困辍学，寄宿制问题会带来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2008 年 4 月，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查后发现，陕西寄宿学校抽象调查的 2000 多名小学生，9.3% 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 较为严重。
　　从自私的角度看，接近 10% 的小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就意味着它与&我们&已经非常有关系了。
　　是的，十年过去，那些被调查的小学生中最大的已经开始成年。也就是说，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开始长大了。比起他们任劳任怨，在背后默默支撑起&中国制造&四个字的父辈，他们对困顿、挫折的耐受力，对家庭对社会的理解，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网站QQ：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85-
还不是会员？北大学子纪实报告|大城市的流动儿童，未来路在何方？
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北京大学反贫困协会的学子参加北京某打工子弟小学“创·可乐”支教项目，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同学们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学校里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教育环境，但是他们在家中受到的教育会是如何呢？群策群力下，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家访活动。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走近大城市的流动儿童。
◆第一次家访
这是北京大学学生反贫困协会的同学们第一次家访时的场景。
穿过狭窄的通道，路过三四户人家的家门，我和另外三位同学走进一间二十平方大小的房间。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放着一张上下层的床铺、一个衣柜、一张茶桌以及一个用来做饭的平台。如果把房间比作一个气球，那我们的到来使气球迅速膨胀起来，屋子里显得更满了。
我们的第一次家访原意是想了解家长的教育方法，但是谈话中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家长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强烈期待和他们实际为孩子教育的支持之间存在着矛盾——虽然期待很高，但是付出却不高。
我们意识到，“高期待”与“低支持”这一矛盾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多不曾被叙述的故事。对于来到北京的打工子弟来说，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未来期望是什么高度？这一期望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影响他的父母的教育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一期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我们借助慈弘的帮助开展这次调研所希望寻找的。
反贫困协会的同学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在忙碌的学习生活、社团工作之余，通过搜集资料、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等方式，与北京市八间打工子弟小学的同学、老师和家长们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参与调研的部分同学
我们认为，“高期待”与“低支持”的矛盾，叙述的背景首先要放在打工者动荡与不安的流动生活当中。在这一视角下，家长们在教育观念上趋向于“顺其自然”的观点便容易理解，原有的功利教育观在现实的挫折下倾向于用“顺其自然”的方式来使得家庭收益最大化。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处境也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在我们进一步挖掘下，答案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外来务工者来到城市之后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去交换来自城市的优质教育，但是城市文化的逻辑却没有在价值层面上向他们打开大门。而这一问题如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将会继续不断地探索下去。
◆动荡与不安 流动儿童家庭情况概述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21亿人，其中流动儿童多达3581万人。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原因，中国的流动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15年已经达到2.47亿人，其中流动儿童规模3426万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其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居民的四成以上。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综述的37.9%，其中0~14周岁流动儿童68.7万人，占当年流动人口总数的8.4%。而当年的数据显示，约8万流动儿童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约占义务教育阶段在读流动儿童总数的16.54%。
但数据只是最粗浅的认识，面对他们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们身上打着的“流动”标签意味着什么？
我们原以为孩子们的生活处在城乡之间的漂泊当中，但我们的问卷结果显示，家长把孩子接到身边已经八年及以上的人数占比高达71.0%。也就是说，当今的流动儿童很大程度上是从小生活在北京长大的。如此看来，“流动”对于孩子们的意味更像是一道伪命题。我们的另一项数据同时佐证了同学们不存在经常更换学校（一年一次及以上）的情况，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4%的家长经常给孩子更换学校。
我们最终在小美身上找到了答案。J小学的小美（化名）是我们在课堂上接触到的一位同学，今年刚转到现在的H小学来。转学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所学校搬迁离家长工作太远，因此决定把孩子带到离家里更近的念书。因为是插班生的缘故，小美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但平日里她总是很活泼，每次见到上课的助教们都与这些哥哥姐姐们玩闹。但是，在某次课堂上小美的表现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在这堂名叫“叶子拼贴画”的课上，老师要求同学们利用叶子和画笔作出一幅作品，并赠与班级的同学。按理说，课余时间报了美术班的小美画画能力很强，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是如鱼得水，但她听完要求之后表现出很大的抗拒心理，连连说着“我不会”，情绪波动很大，甚至直接躲到课桌底下不愿意起来正常上课。直到后来与小美的母亲沟通时，我们才知道原因是身为插班生的小美与班级内的同学相处并不算很融洽，小美害怕没有人送自己礼物，出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进而选择消极回避的方法拒绝上课。小美的母亲跟我们说，虽然孩子从小在北京长大，但是一来夫妻两人的工作不甚稳定，二来生活空间里邻里乡亲更换频繁，两者加剧了小美内心对生活的不确定，在选择面前不敢尝试。
小美的故事让我们反思上一辈动荡的工作对孩子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孩子们年龄较小、思维发育刚刚开始，任何小的波动都可能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小美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次，在这些孩子的生活当中同时面对城中村、打工子弟小学、城市繁荣区三种跨度的环境，对孩子们的挑战其实很大。他们会思考，为什么我不能在繁华的北京市区去玩耍？为什么我周围的社区道路比较一般？最后，在城市里父母原子化的工作方式和狭窄的生活空间带来的寄人篱下之感，无时无刻不在给孩子们带来困惑与茫然，文章开头提到的家庭环境是大多数家庭的典型代表，屋子里简单的家具摆放在总体上给人以“暂居”之感。
◆数据进一步证实我们的推断
填写问卷的家长当中，从事体力活为主的工作、服务业为主的轻体力工作和没有工作的家长占据66.3%的比例，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正属于主流媒体所讨论的城市底层劳动者们。仅就职业的平均水平而言，家长们的工作很难称得上稳定。其动荡的状态是我们所发现的“流动”对儿童的第一类影响。
而与动荡相伴随着的是关于未来隐隐的不安，根源则来自于城市对人的排斥。自从日，中央政府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北京市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须快速增长”，“教育控人”政策开始出现。义务教育阶段内非京籍适龄儿童入学，“五证”门槛逐渐提高，需要父母双方的连续缴纳社保，甚至要求社保缴纳区县与居住区县一致等其他“相关材料”来支持“五证”审核。
从学校提供的各年级人数可以看到人数随年级增大而减少的学生数量特点。以Y小学为例，一年级的学生有210人，二年级208人，三年级126人，四年级90人，而五年级和六年级则分别只有70人和46人。
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流动儿童身上带有的“流动”，其实质更强调生活状态的动荡和关于未来的不安——正如我们询问几名同学关于未来的想法时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回老家”或者“不知道”。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意识到“高期待”与“低支持”这一矛盾的产生并非没有现实基础——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需要稳定的环境才能够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但如果家长本身的工作也处在动荡之中，何以进行长期的规划和布局？家长的想法进一步影响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弥散在生活的不确定和漂泊感使孩子通过用功读书提高自己的动力也不会太过强烈，因为未来一眼望去太过渺茫，这样反过来愈加促使家长更愿意只去看短期的成效。那么，原有的“高期待”就变成了行动的“低支持”。
◆功利与茫然 “顺其自然”的两个方面
在梳理完流动家庭带给孩子的成长背景后，我们开始把目光转到与家长进行沟通的老师身上，老师作为连接家长与孩子的纽带，是观察流动儿童家庭最真实的一面镜子。从老师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家长是如何一步步把“高期待”转为“低支持”的。
大多数的老师在提到家长的教育方式是都会提到一个词——“顺其自然”。在L小学工作了15年的M老师谈起家长时跟我们无奈地笑笑：“我们学校的家长跟本地家长不一样，一说孩子的时候，总会说，‘哎呀我的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管’。在她的经历当中，一次家长会通常能来大概一半左右的家长。这样来看，顺其自然的选择更多是客观上的限制。
但总而言之，正如Y小学的教导主任说的那样，“像是这类学校呢，通常来说家长对孩子是不够关注的”。得到这样的印象并不难，但问题在于，不够关注或者“顺其自然”只是因为职业时间上的忙？
在学校与老师沟通
有老师这样描述同学们今后的人生轨迹，“孩子成绩好的初中回老家好好上学尝试考大学，成绩一般的留在北京上完初中再上个职业学校，成绩实在太差的一般上完初中就开始打工”。在这一轨迹中，家长的自我作用预期是比较低的，换句话说，尽管其教育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工作时间限制，但他们本身对教育的认知水平也没有给予自身督促孩子学业的强烈愿望。
在家长的认知中，读书与就业直接相关。生活中常听见诸如“还是读书好，以后干活不那么累”的说法。而外来务工的家长担负的教育负担更重，逼迫其专注于短期的利益，因为对教育长期投资风险太高而且方向不明晰。
J小学的L老师向我们解释：“要是家里面条件差，孩子学习又不好，他（家长）就在这里呆着，他不想回老家，宁可在这干活。所以你像这留下来的孩子，有的是孩子学习不好，就让孩子在这将就着吧，上个技校吧，上个职高吧，就将就到孩子十六七就找工作打工去。打工的好多孩子都是到饭馆，到饭店当服务员，学厨子，学理发。”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功利教育观带来的“高期待”遇到现实的挫折之后，很快则转变成“低支持”，而在这一过程当中，“顺其自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不过是这一转折的催化剂。
不过家长们心态的转变是随着打工子弟学校的变化而经历过一段历程的。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基本分为两个阶段，在2007年之前，主要是以民间人士自行筹资兴办为主，完善度较低，在这一阶段，1996年《城镇流动人口中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试行）》及1998年《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流动儿童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这时候学校的建立主要解决的只是就学难的问题；从2007至今，公益组织开始参与创建和支持打工子弟学校，同时公立学校招收流动儿童的政策时而放宽时而收紧，因此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使办学者提高文本教育的质量以吸引学生就学，因此应试教育的色彩要比公立学校更重一些。
于是在早期的打工子弟小学，因为家长会更加关注孩子本人在学校是否过得好家校关系更加紧张一些，但随着人们发现应试教育对于自家孩子依然是最重要的教育方式，而且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由于抓教学显现出比公立学校更严格的教学体系，家长对打工子弟学校的预期开始发生改变，原来认为仅仅起过渡作用的小学变成了需要让孩子“成才”的学校，家校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家长更加重视与老师的关系。根据我们的统计，71.3%的家长会主动与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J小学的L老师说，“家长开始对我们这样的学校也很认同了，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
不过，在理解学校的变迁对家长的教育方式可能造成的影响之外，家庭环境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产生变化的呢？我们进一步追问。
◆宿命还是偶然 城市与乡村的鸿沟
周大姐来京工作近20年，与丈夫一起经营饮用水小买卖，因其工作时间弹性较大，我们在下午到了她家附近的一个公园进行交流。周大姐很精神，黝黑结实的农家人的手臂与时髦都市气息的皮衣靴子，身上明显带有北京大都市文化与农家人的融合痕迹。周大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二十出头，目前在物流行业工作，小儿子则在上文提到的X小学就读三年级。
与周大姐的访谈地点
周大姐讲述了自己两个儿子的成长教育过程，以此说明自己逐渐开始重视教育的原因。她的大儿子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才过来北京，在读了一年后开始对课堂表现得很厌恶，到初中则产生放弃学业的想法。他给的理由是不读书对家庭反而有帮助，大姐因此动摇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坚持让大儿子继续上学了。每当回想此事，这位大姐都表现得很遗憾，“还是读书好工作才好”。因此，在小儿子的教育上，周大姐十分慎重，但是她发现自己的确是有心无力，“我现在连你们大学生去给他们上的课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去教孩子”。
在与大姐的谈话中，很令我们吃惊的是，从河南朴素的农村环境下走出来的大儿子对北京的都市文化表现得异常抵制，“他就是不习惯在学校那种感觉”。他不仅反感学校更加严格的教学规定，而且也反感同学间的陌生关系。幸好周大姐的小儿子从小在北京长大，在这方面的影响倒不大。
不过大儿子的反映使得我们开始正视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从乡村到城市，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会在哪些地方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是否会导致“高期待”与“低支持”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尽管绝大多数的打工子弟从小生长在北京，但是他们的家庭文化不可避免要带有强烈的故土色彩。
◆在城市的熔炉里
上文说的小美家长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小美的母亲是某餐饮店的员工，来自山东农村，学历仅有初中，但在与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能够说出很多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在小学阶段应该侧重于发展孩子各个方面的才能，应该“多给孩子培养些创造力，让他们从小能快乐成长”。
这些观念显然是来自城市的教育观念，而也是我们访谈当中大多数家长认可的教育观念。但问题在于，来自乡村的父母们在获得城市中产主流的教育理念之后，对于她们的子代又能够实行何种教育呢？中国传统教育对于孩童在应试上的表现是很抓得很严，但素质教育对家长的要求实际上是更高的，因为素质教育需要占有的资源量只有少数人能够达标，这在中国并不现实，更不符合这些家庭状况。我们清晰地看到，这里的“高期待”对应着的既是教育后就业的成功，也是教育过程中综合学霸的期待，这二者对于孩子们来说本身就是冲突的。
一方面，从教育升学通道来看，孩子今后必须要回到农村老家上学，而在老家条件下所谓的素质教育从来不是主流，因为各省市的教育资源是高度紧缺的。尽管高等教育人数年年扩招，但是论优质教育资源，没有哪些省份能够与北上广深相比。
另一方面，从具体实施压力来看，父母高强度的工作条件很难在下班之余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帮助，即便孩子报名了培训班，缺少父母的督促，依然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成长，否则如何理解小美学完画画之后并没有在实质上获得更好的生活呢？即便是一时的“高付出”，最终也要被环境限制为“低支持”。
这样的现实，则是无论哪一个环境下的人们都要面对的，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草根与精英的对立。根据张韶华等的统计，2013年，河北全省考上清北的170人中，有78%是干部、私营业主、高级职员家庭的孩子，普通工农的孩子只占了20%。而且这个差距还在逐年增大。
这群孩子们的父辈从乡村到城市，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廉价优质服务，而他们自己将来无论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职业往往与父辈类似。一项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流向哪里的研究追踪了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学校初二学生的发展状况，数据显示这些学生们的高中（含职业高中）入学率不足40%，大学入学率不到6%，在就业方面，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2/3至3/4）继续留在北京，以各种低端服务业行业就业。如果从阶层流动的结果来看，他们无疑是失败的。但失败的原因显然脱离不开上文所言的故事发生背景。
由于城乡家庭在文化水平、子女教育投入、参与文化活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再加之当代教育制度对城市文化的偏好，导致的结果是来自乡村的学生原有的生活模式被陌生化，也导致他们难以在城市文化当中获得成功。
不可否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拥有不同的天分，只要激发得当，农村孩子“本分”的特点同样能促使他们在应试教育下获得成功。但这点不足以解释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生活现状。事实上，在中国的语境下，与孩子们的行为变化更为密切相关的是全国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这两者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如果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机遇事实上并非那么“好”，那他们为何要来北京？来北京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周大姐这么跟我们表述自己留在北京的想法：“我觉得北京比较发达，想要留在北京获得更多的发展。但是你要我说具体怎么做，我的确不知道。”
◆历史可以看到原因
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的农业所占劳动人口比例从70.5%下降到42.6%，与此同时，他们中更多人进入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二产业成为“蓝领工人”，今天是有更多的律师和会计师了，但这样的工作仅占第三产业的小部分。更多的工作是服务员、门卫、司机、保安和街头摊贩，这些基层工作构成第三产业就业的主体。从城市的职业结构来看，并非劳工阶层陷入宿命论的循环，而恰恰是现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决定论流动家庭的当代命运——哪怕整体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提高，也改变不了就业结构的人数比例。
至于周大姐以及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网络信息功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魔力。固然信息时代下在城市里快速便捷的信息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然而即便是信息的使用上，不同的阶层同样有不同的打开方式。以简单的手机消费为例，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里一书提到：“不光技术本身会因流动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其社会功能也会在不同语境下边的不同。新的技术手段可能给流动者福祉，让他们互相联系、互相支持，可以更好地追求各自的幸福；但也可能令他们进一步受制于商业逻辑，听命于传统权威如雇主和电信服务提供商，或使他们面临新的社会控制、新的剥削和异化。”
借助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简要分析周大姐来到城市的付出与收获。正如周大姐所说，她为城市付出自己的汗水以交换得到都市便捷的信息网络使用权，但这只是最表面的交换现象。在这背后，周大姐不只是成为消费者和使用者，同时也成为生产者和劳动者——正是她们所付出的消费才得以支撑起庞大的市场，消费和使用本身也成为都市商业链的一部分。
在我们看来，这才是“高期待”与“低支持”背后更本质的结构性原因。期待与付出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换，外来务工者来到城市之后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去交换来自城市的优质教育，但是城市文化的逻辑却没有在价值层面上向他们打开大门，因此他们才频频在现实挫折面前放弃了高期待与高支持的直接对应关系，而是虎头蛇尾般的高期待与低支持。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标语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问题是，谁让城市更美好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提到过，但这个问题却十分重要，它涉及到我们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一旦发生偏差，那么制度建设再完备也终究偏离了方向。
访谈最后，周大姐这样盘点未来的计划：在北京再干一两年，随后抓紧时间贷款在西安高新区买套房落户，让小儿子能够在西安的中学就读。关于各地的房地产政策，我们不过多展开，但只要想象孩子再一次奔波在路上，再一次换城市生活，他会很好地面对来自新城市里的新挑战吗？周大姐的家庭会因为城市里的一套房而得到彻底的变化吗？我们不禁捏了把汗。
◆结语 未来在何方
调研讨论会
在以往的研究当中，“读书无用论”似乎是家长意识里的主流。但如何理解城市打工者对孩子的高期待呢？毕竟在我们的调查中，74.1%的家长认为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实际上，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竞争压力越来越繁重，流动家庭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求程度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强烈。这种“高期待”是我们访谈过程当中至始至终能够从家长们身上感受到的。虽然我们已经分析了家长们口中“顺其自然”背后的成因，也知道家长大多数情况下在教育上的付出并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家长都期待着孩子能摆脱父辈的命运。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孩子过的更好一些的？”一位家长这么跟我们谈到。但是要把这些对孩子的期望转化为真正的现实，要将美好的愿望化成社会认可的主流文化，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每每想起孩子们可爱的脸，听到父母对孩子充满爱的关切，感受到城市的劳动者们对未来的渴望，我们会愈加坚持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前进与求索，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对于一个公益活动来说，倘若我们的行动能给一两个孩子带来改变，那便是极有意义的；但对于一群青年来说，倘若我们的行动能加深我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并以此求索更宏大的行动方案，那与艰辛相伴的必然是充实与幸福。
北京大学学生反贫困协会是一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公益类社团，旨在关注社会现实，求索解决之道。不同方案的交锋碰撞，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知行合一的认真履践，构成了社团的文化血液。我们愿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怀求索之心，循匡益之途。协会公众号：反贫之声
中华儿慈会慈弘新悦读成长计划
为实现让中西部乡村的孩子们能够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华儿慈会与北京慈弘慈善基金联合发起适合乡村实际情况的公益项目，即“中华儿慈会慈弘悦读成长计划”。悦读成长计划包括：建设班级图书角和开展小树苗计划阅读激励引导、开设幸福课程、开展慈弘小讲堂。
截至2017年秋季学期结束，项目组已在青海、甘肃、贵州、广东等的194所乡村学校，投放近1633个班级图书角，有64422名乡村学子因此直接受益。此外，还有幸福课程上的2677名孩子、80场慈弘公益小讲堂，让孩子们敞开心灵、感受科学之美、艺术之乐。
打开链接，爱心助力：http://ssl.gongyi.qq.com/m/weixin/detail.htm?showwxpaytitle=1&et=fx&pid=17184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经济在发展，城市在扩张，在繁华的背后，底层的外来人口，他们的希望在何方，让我们一起关注。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这将是众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书市！几万本新近获捐的书籍等您来选。
从家庭、政府到社会组织，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力量。
今日搜狐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