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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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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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本书了解中国历史
提起中国的历史，很多人的印象是“封建专制”；说起儒家，很多人鄙夷不屑，以为孔老二没什么了不起，奔波一生，穷困潦倒，一无所成。晚清时期，革命党人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帝王专制；可是推翻了满清，中国的境况似乎并没有好，于是又把罪过算到孔老二头上。打倒孔家店、引进西学、甚至与传统彻底划清界限……经历了五四、文革，从中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因为打倒了孔老二，问题便迎刃而解。
有人主张彻底西化，有人主张回归传统，有人要红色，有人要自由……各逞口舌，争得头破血流。历史往往会重演，当年胡适、鲁迅们的矛盾，似乎又在当今复活了。
很多时候，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以为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就一定能找到幸福，以为抛弃了传统就可以轻装上阵……然而，看看现实，就知道我们太天真了。我们失去了古人的从容与诗意，我们追求着更多的物质享受却愈发感到精神的空虚，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我们追求着自由却不知自由为何物……
现实无疑有很多缺陷。不少人念着外国的好，骂着自己的娘。可是，骂娘是解决之道吗？古往今来，骂娘的人多了，有的甚至揭竿而起。推倒了一个王朝，建立起另一个王朝，生民涂炭、百姓遭殃，后一代皇帝并不比从前的皇帝好多少。或许有短暂的清明，继而就腐朽，堕落，再一次洗牌，再一次堕落。
历史的循环，无数次重演，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秦始皇梦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却至二世而亡。后来，又有不少这样的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匆匆闪过，放入历史的长河，不过是一瞬。
黄仁宇提倡“大历史观”，站远一点看，放长一点看，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其实这不是黄仁宇的独创，大多有建树的历史学家都会这样观察、思考。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是如此。这是一本演讲集，分为汉唐宋明清五部分，讲述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与很多晦涩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浅显易懂，明白晓畅。也许，这就是大家与专家的区别。大家往往把复杂的问题讲得很浅显，专家却把浅显的问题搞得很复杂。
中国历史上造反不断，可是大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正如鲁迅所言，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推翻，推翻，推翻，每个人都想推翻别人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来。然而，独断专制，视苍生如无物，昙花一现，也不过是重演一次闹剧。
历史便如上苍一样，冷眼观察着世间众生，并在心里默默记下众生的善恶。曾经走过的弯路，如果不长耳性，必会再一次踏上。历史不会提醒谁，历史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如果自己不觉醒，又有什么办法。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便是此理。
不过，历史毕竟还有很多温情，有很多豪迈，有很多感动。孔子带着七十二门徒，奔波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只为力挽狂澜，开下万世太平；文天祥正气之歌，浩然长存，千百年之后，依然让人为之唏嘘赞叹；孙中山屡败屡战，终于推翻帝制，迎来中国历史的全新局面……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像五四以来的很多书，给中国历史贴上个“封建专制”的标签然后一棒子打死。他分析了中国几个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特点及优劣，并阐释其成因。钱穆不相信制度，他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人来做也是白搭，好的制度演变一段时间，可能会变成坏制度，有些制度本来是为了选人才结果却束缚了人才，尤以八股取士制度为最。
钱穆没有告诉我们前路该如何走，但看过此书，很多人对历史当有另一种认识，从而以比较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借鉴得失，反省己身，不自大、不气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迷雾，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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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历史学家能预测历史的趋势吗？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是我在网上购书后所赠阅的书籍。那天如厕时随手将它抓去看，刚看过开头就觉得此书在这样的地方看实在是有失尊敬，于是将手头上正在看的《丰饶的苦难》放到了洗手间，而将此书恭敬地摆在了书桌上。
钱穆不愧国学大师，竟将历代制度的变迁这样一个大问题，讲得如此的浅显易读，而且逻辑十分清晰，论证严密，真是大师手笔。读此书，整个过程相当的愉快，而且觉得受益颇多，最少让我知道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也让我看到了如钱穆这样的大学者对待学问是如何举重若轻的。相较于目下许多学术著作，不仅语言让人难以卒读，缺乏一种阅读的愉悦感，而且逻辑上也缺乏明晰性，看半天也让人抓不住要点，云里雾里让你转晕了算。看完后心里惴惴的，直怀疑自己的理解力有问题。现在想来，看来是作者本人亦未将问题搞清楚，是以已昏昏而使人昭昭。与钱穆的著作相比，差距何止千里？
然而，看完此书后如何对它进行评价，我却犯踌躇了。钱穆是个历史大家，历史事件在钱穆那里如数家珍，各种史实他是随手拈来，对于历史的发展也是脉络清晰，对于历朝历代的得失也论述得相当精当。但当钱先生将他的目光转到历史的大势上，转到当下的趋势上来的时候，钱先生似乎失去了他洞观历史的如炬巨眼，失去了对于历史深刻反省与批判的精神。换句话说，宾四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纵向发展分析得丝丝入透，然而涉及与世界历史的横向比较，他的中国本位立场就限制其对于中国的落后做进一步的反思。他于历史上各种制度的设立与变迁，都能设身处地予以体量，然而对于这些制度在本质上所存在的问题，却未做深入的分析。也许是钱先生浸淫于国史日久的缘故，对于国外许多制度上的革新，均以中国早已有之的词句避之。所以读完此书，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最初的制度是先进的，而每一代的更改亦是合情合理，切合当时情形的，至少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中国的制度显然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就让钱先生绕进了一个怪圈，先进的制度却导致了不合逻辑的历史发展，似乎历史是在逆向发展着。其实，让人扼腕的是，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最初的所谓先进制度，让我们总是回味着远古的黄金时光，总习惯于向历史去要答案，总是在前代的制度中做些小革新，而非脱离旧有的格局，开创一些新的东西。朝代在更迭，但制度却总是沿袭，所以中国政治制度的格局也就越来越小，以至于斯。
&&&&从此，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历史学家是否有判断历史大势的眼光，能否预测历史的趋势？按理说，历史学家研究着历史的趋，了解历史变化的脉络，历史亦大致有着自己行进的逻辑与轨道，同时，历史总是不停上演着同样的剧目，历史总会惊人相似地重复着，那么作为各种史料烂熟于心、朝代更迭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自然比常人更多一份判断，更能预测着局势的发展。但纵观历史，却是让人灰心，在波谲云诡的历史棋局里，在风云变幻的朝代更迭中，历史学家对于大势的判断往往不如一个常人。常人尚能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对于社会的了解，更能在历史大势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前些时间，曾有人发文指责历史大家陈寅恪，认为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未能判断出历史大势，没有洞察到未来的演变，也不能见微知著从现象看出本质，相较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显然少了些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他的结局也是必然。其中作为对比的历史学家就有钱穆先生。然而，我却觉得作者对于历史学家太过于苛求了。历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有着一定的发展趋势，但历史往往会脱离常轨运行。中国的历史十分的复杂，历史的潮流与暗流往往纠缠在一起，历史的逆向发展也不是没有出现。更何况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失去了自身的轨迹，外界因素的干扰尤多，让陈寅恪先生如何去判断？钱穆先生的判断也许只是出于常人的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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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字数：97391
五、唐代制度综述
　　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政治制度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转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乙、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职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接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他说，财政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由钱穆(中国)编写，语言为中文。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
下载地址：最近读了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治和经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放在一起写读书笔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包含的内容更全面，从春秋的管仲到新中国改革开放，读来很是畅快，
管仲的经济政策主要如下：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按照军士，农民，工匠，商贾来把人民聚集在不同的地方。
并非“末商主义”，乃并举之义，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这是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各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放活微观就是鼓励商业，鼓励通商，而宏观上，盐铁专营，
管仲认为，税收最好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所以”寓税于价“，现在中国还是在用这种思想来收取税收。
卡尔。马克思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都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
管仲还希望以商止战，通过与外国贸易，达到外国对齐国的过度依赖，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后代思想家提过很多“止战”的思想，不如：
墨家，道家：以农止战
法家：以战止战
儒家：以仁义止战
明清两朝：闭关锁国
政治上，管仲认为，要做到顺民心，只需要“从其四欲”，
百姓厌恶劳苦忧患，贫困低贱，危险灾祸，灭种绝后。
管仲的思想只影响齐国，在后世被刻意淹没的原因是：
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被彻底放弃，因为敌不过军国主义
2，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儒家讲仁义，不鼓励从商
商鞅变法：
历时23年，主要分三个阶段
农耕：废井田，开阡陌
军战：以战功分爵，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也损害了贵族的利益
中央集权：采取郡县制，地方不在是分封治，而是由中央统一管理
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与人民进行交换的最重要筹码，比如：
列宁的口号：和平，面包，土地
孙中山：平均地权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
最近的改革开放：包产到户
商鞅的变革包括如下内容：
1）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也是希望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掌握经济命脉
2）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不鼓励商业
3）户籍登记，
4）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这和第二条是有对应关系的，希望人民以农业为主，
对货币抱敌视态度，这是计划经济主张者的“传统”，
商鞅认为 “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商鞅的经济改革与300年前的管仲相比，是大大的倒退，但是站在当时的时代角度看，商鞅的计划经济政策可以在短时间聚集国力，“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这就是专制的力量，秦国的国力几年内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军爵制度： 1）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2）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
这个开天辟地抹杀了阶级界限，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以后几千年的统治者都受这个影响，都不同程度的提供上升渠道给人民。
郡县制度：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主直接任免，不得世袭，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主义的开始，人民都是属于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
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谈到清朝的政治时，认为是有部落制的倾向，满族占统治地位，满洲禁止汉人进入，但是清朝能统治中国，还是因为联合汉人，用汉人的手段统治汉人，并且是被汉人同化，只是汉人上升的阶梯有天花板，长期就导致汉人没有“力量”，这也是导致后来帝国主义侵入时，中国没有力量去反抗）
历代经济变革，基本演变的逻辑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到了汉代，文景之治，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地方自由发展，藏富于民，人民修养生息，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强大，中央就越来越弱，地方严重威胁到中央，于是贾谊提出分而治之，晁错提出《削藩策》，导致七王之乱。
到了汉武帝时代，采取了高度专制集权，加强中央的统治力，
《推恩令》分而治之。
（中央专制集权，实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思想上，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思想：不要人民读书，手段是刑罚的制裁
汉武帝统一思想：要人民只读一本书，利禄的引诱
经济上，重用桑弘羊，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多个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产业改革：铸钱，煮盐。冶铁，酿酒都国营化
流通改革：“均输”，统购统销；“平准”，
司马迁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财富在政府和民间的重新分配，与民争利。
税收改革：“算缗令“
向有产者征收资产税，10%-5%的财产税
“告缗令”挑动群众，告发群众，
敢于告发的人，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改革短期效果明显，但是长期后果严重，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反对此政策的有董仲舒和司马迁，因为这个经济政策其实和儒家的思想是不符的。
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但是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有了《轮台罪己诏》
司马光《资治通鉴》评论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应该是文景之治让民间藏有大量财富，
没有把百姓逼到绝路上。
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1）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桑弘羊经济思想最大贡献：强调工商富国，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
后人好以一字定义历朝，暴秦，强汉，弱宋，
科举制，创于隋，奠型于唐，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
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富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
唐朝采取小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十三曹少了七个部门
“公廨钱制度“：
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贷款给有钱人，征收高额贷款利息）
军费开支上，“兵在藩镇”，地方财政支出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三不原则”，“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他们佣兵坐大。
唐玄宗10余年不换将官，这就导致地方权力也会变大，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就是过度分权的结果，
中央管制乏力，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刘晏：专营制的回归，桑弘羊式的改革
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之后，五代十国，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宋朝对民间非常宽容，县以下可以有集市，
工商税金很低，税种清晰，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但是国有专营制度更严酷，领域更广，专营的都是利润高的领域，放活民间的都是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的，所以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都活跃在产业中下游，
且财富规模都不大，没有巨富。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历代进行了不同的实验：
控制资源（盐和山林），允许民众生产，三七分利
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
刘晏：国家控制资源，定向授权向民间开放
宋朝： “买扑”
招标承包制； “钞引”
特许经营制
这是制度的进步，使得政府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市场的能量。
先秦，汉初：贵族经济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
定型为士绅经济，其后再无进步
本质上都是官商经济
宋朝为了避免重蹈唐朝的覆辙，防止地方作乱，就需要控制兵权，军队主要是中央控制和供养，所以林冲80万禁军并非夸张。
养兵就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宋代开国一百年后，毛病就出现了。
第一个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个是土地兼并，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
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王安石变法：
廷和殿廷辩：
王安石VS司马光
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国家却很弱，民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严重，怎么办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相隔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王莽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
王安石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
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
可是同样遭遇惨败。
“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是，他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也没法成功，令所有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怯步。
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一个，那就是“稳定”.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面，私营经济被认为是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面，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成份，
而事实上，只用了7年时间就完成了。
其间，经历“夹心化”，
“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改革开放：
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当时中央面临的困难与李鸿章面临的困难类似：意识形态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当时，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
1）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
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烈日列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也是不成功的
最终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特有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均贫富”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理念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干了再说，错了再改”
但是对于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
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中央在经济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作为分税制的倡导者之一，吴敬琏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72%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
1998年朱镕基当选总理，开始为中国经济打造“三架马车”
1）城市化建设，
大搞基础建设
2）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
催生了“中国制造”
3）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残酷的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更准确的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古至今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别在政治组织、人才选拔(考试)制度、经济(赋税)制度以及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读完不难发现钱穆先生对于古代政治制度大致是持以赞扬态度的，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而忽视了传统政治。他认为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到一个较公允的结论。
皇权与相权
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朝后，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汉朝是我国第一个建立比较完备制度的朝代。汉朝开始时，皇权与相权分开，但从汉武帝时，“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命令。”这里书中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当时皇权与相权分开固然没错，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制度上的不完善及随意改变性因而导致碰到一个能干有雄心、好大喜功的皇帝，则常常侵犯宰相的职权，比如遇到雄才胆略的汉武帝，宰相便退处无权了。
唐代政府与汉朝不同的是，汉朝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朝则把相权划分为三个机关，又称“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及上书省。可以说，进一步削弱了相权以加强皇权;到了宋朝，宋朝的相权，较唐代进一步抑制，相权中军事、财政和用人三权都被分离，且谏官不再纠绳皇上，而是变成纠绳宰相;从明朝起，没有了宰相，出现了九卿，即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和大理院的整合，直接对皇帝负责;清朝制度几乎全由明朝承袭下来，只做了小的改动，然而钱先生认为，这小的改动实质上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由皇权、相权的分离向皇权专制的转变，清朝时期，军机处的出现可以说标志了皇权的集中达到了顶峰，这是以往朝代所没有的现象。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封建社会两千年发展，无非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逐步削弱的趋势。从财政、人事、军事等各方面，中央能够充分根据自己的政见来向地方传达并实施，在地方财政被卡死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办起来很难，因而自然而然最终事情的大权都掌握在中央手中;其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政令不通问题无时不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中央有看似合理英明的政策，地方是否执行或是否按照中央原本的初衷去执行都是个问题，都切实关系到政策的效果，关系到每个老百姓能否从中央的政策中获益。
钱先生在书的总论中说道，“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件事。”借鉴到当前，对于我们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更好的结合起来，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度与现实
在书中，钱先生说到中国传统政治有一大漏洞，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这也可以是说好处，因为可以随机应变，有伸缩余地，然而他的坏处也很多，它为皇帝的任意决定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如唐代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传统政治并不全是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事实是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下的法制往往不一定严格遵守”。这是制度与现实的差别之一。
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我看的将中国历史中最好的一本，他让我看清从汉到清中国整体的变化，已经文官系统的演进，什么是制度，什么是权谋。我们现在很多都全盘西化，例如中小学的课程，除了语文...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
近来偶得钱穆老先生所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本以为艰涩难懂，不敢直接网购，所以先到购书中心试读。钱穆老先生是史学大师，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却不是一个老学究。老先生开篇即点明汉为中华二千年政治之开端，...
过去的得失，别太在意；明天的事情，别太惦记；忙碌的日子，该休息时就休息；快乐的时候，不要压抑自己。身体才是本钱，平安就是幸福。...
北平南翘，北青南白，北重南轻，北素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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