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纳粹集中营的被关押者（1942年-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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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纳粹集中营的被关押者（1942年-1945年）
【英文标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纳粹集中营的被关押者（1942年-1945年）
【作者】 ，【作者单位】 ，
【中文关键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纳粹德国；集中营；代表；人道行动；驱逐出境；驱逐出境者；食品包；救援行动；种族灭绝；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刊年份】 【期号】 4（第888期）
【页码】 65
【摘要】 有关人道组织在声讨暴行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在大规模的暴力面前进行人道行动的伦理和道德方面，已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期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之外。本文的目的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对纳粹集中营中的被关押者的人道行动的审视。我们不只着眼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那时在德国进行工作时所面临的危险，而更要展现在整个欧洲都处于非常特殊的形势下开展人道行动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时是一个收集战俘信息并保护和帮助战俘的机构，其仓促的应对反映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塑机构的困难，也反映了盟军规定的占领计划中分配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次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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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道组织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ICRC历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ICRC为帮助受到第三帝国种族灭绝政策影响之人所做的工作。ICRC通常被视为现代人道主义的创始机构以及将理想价值(如中立，公正，等等)付诸实践的人道组织楷模。但它有没有在其普遍的使命中有所疏忽？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场大规模激烈辩论的主题。它已成为现代人道事业历史背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三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ICRC对种族灭绝所持态度受到批评的主要根源：ICRC于1942年10月不予公开呼吁的决定，[1]1944年6月下旬ICRC代表莫里斯?罗塞尔探访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以及他所描述的1944年9月在奥斯威辛与集中营指挥官的见面。[2]
　　这三个事件在形成 ICRC 历史的辩论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当 ICRC“沉默的中立原则”已被许多方面所谴责时，[3]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贝尔纳?库什内也多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段过去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做。但ICRC明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和目的，但他们选择了保持沉默。他们为掩盖这一事实而做的解释可耻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那些知道那个极端可怕的秘密的人也没有试图采取任何行动。[4]
　　ICRC因为没有发表公开的谴责而受到批评，人们认为他们配合了纳粹的宣传。纳粹利用罗塞尔对特莱西恩施塔的探视和他随后的报告，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现实被扭曲了的集中营。
　　对于ICRC没能帮助那些受纳粹种族政策影响之人的公众舆论已经成为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是以对于种族灭绝的公众记忆的兴起为标志的。[5]在这些舆论中，对ICRC的负面评判与战争结束初期得到的批评是一致的。[6]在讨论ICRC过去的过程中，某些人道实践者和思考者，尤其是与“无国界”运动相关的人，经常引用那段历史为新人道行动辩解。针对ICRC战时的沉默，他们呼吁媒体监督人道工作，以建立人道组织与公众社会间新的联系。[7]在索尔费里诺一百多年后的1960年末，他们的立场带来了“新人道世纪”的诞生。用菲利普?莱夫曼的话来说，这种行动模式就是受害人的权利优先，并以人道工作者在实战工作中的个人承诺为前提。[8]在这个运动中，由哲学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和库什内先后提出的“干预权”成为了对ICRC在奥斯威辛的失败行动的反应过程中的最后一步，[9]并将之用作他们新成立的机构与ICRC所代表的这种过时做法决裂的理由。[10]
　　ICRC深受这场辩论的影响。对待纳粹种族暴力受害者的方式所招致的批评使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自我分析和忏悔的过程，并向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打开了它的档案。[11]1988年，让克洛德?法维兹发表了关于ICRC帮助种族和被驱逐政治犯的一个重要研究。该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入微的ICRC的工作图景，但该研究没有在远离当下热闹的道德辩论的真空中进行。其结论重申了已经提出的基于道德的观点，并且特别保留了ICRC拒绝公开谴责纳粹暴力的问题。法维兹最后认为ICRC“真的应该发出他们的声音”。[12]法维兹所做的上述贡献以及对ICRC沉默态度的讨论在媒体和整个社会的深层展开都促进了人道行动原则的继续发展。但是，这并没有促使历史学家从新的研究途径对ICRC的战时行动进行新的探索。[13]这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人道组织表态的重要性，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道工作者面对大规模暴力行为时的伦理和道德立场。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掩盖了一些关于ICRC在此期间行动的重要问题。总之，社会舆论的影响和ICRC“公德失误”的公众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学家的发声和探索新的研究途径。
　　我们如何对ICRC的历史与纳粹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放在一起(重新)思考？根据我们的思维方式，解决的办法是使被卡住的ICRC被解脱出来。因为它的历史基本上是由人道机构人员自己书写的，它的建构也是对人道组织正在辩论的问题的回应。进行新的研究方式意味着忘却已有的记忆，并对人道组织的历史在对国家和整个社会进行战争动员这样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重新定位。这意味着打开人道行动的历史来包括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特别是包括一线行动的研究。这意味着淘汰一些往往并没有意义的问题，如有关人道法的实用性或作证的义务，而重点研究那些一线行动和后勤工作的细节(签证、交通、商品进口、分发管理)，因为那才是人道援助的实际行动。这还意味着超越人道组织参与程度的简单问题，以分析他们为帮助受到影响的人的活动，特别是对活动的成效进行评估。这是一个评估历史的重要方面，但它往往在人道工作的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使得一线行动的范围和有效性都退居幕后。
　　这样的问题虽然超出了一般期刊文章的范围，但应指出，这将有助于把聚光灯打到新的领域并有助于重新引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这还将会带来很多复杂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对事件的根源重新准确地进行追溯。但这将会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了解ICRC在欧战的最后阶段在纳粹集中营帮助政治和种族被关押者的工作。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通过再次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情节来考虑人道组织的道德义务或加入ICRC对种族灭绝沉默态度的讨论。相反，其目的是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来为这场辩论提供有用的材料。
　　如本文标题所示，我们的目的是分析红十字国际委员为帮助集中营的在押人员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因此，本文只涉及纳粹关于犹太人灭绝政策的部分内容以及其它类别的被驱逐出境者(政治犯、同性恋者等)。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还要特别指出，ICRC在随后而至的德军抵抗苏联的战斗中没有在东线进行任何针对大规模残害犹太人行为的行动。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ICRC没有关于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或关于死亡集中营的具体政策，虽然它确实收到过关于驱逐犹太人的消息和犹太团体最早关于集中营在押人员状况的消息。集中营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存在事实。不管被关押的原因，ICRC在集中营的工作均涉及“保护性被关押者”。关押当局想出了这一类别以区别其他类别的被关押者(平民和战犯)。[14]
　　华盛顿、日内瓦、柏林
　　在我们开始讨论ICRC为集中营被关押者所做的工作之前，需要在此简要回顾一下ICRC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方向。该组织有着十分复杂的身份。它既是一个全部由瑞士人领导的私人协会，也是一个国际化的红十字运动的先驱。在战争初期，它与瑞士政府有着多方面的联系。ICRC在瑞士的重要地位使得柏林将其理解成为瑞士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一看法完全不同于ICRC自己所希望的确立其国际人道中心地位的想法。[15]
　　在战争期间，ICRC面临着双重挑战。ICRC为适应其工作的扩展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转变。它战前只是一间小办公室，但从1940年夏天开始扩大规模C到1944年底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人道组织，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一样。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它拥有约3400名专职员工和志愿者。[16]这种快速的发展也伴随着成长的烦恼。ICRC的形象(日内瓦上层阶级慈善精神的产物)在扩招大量专家和新技术人员时成为了阻碍，无以应付大众交通、通讯、档案记录等问题。它的领导人脱离实际的例子在马克斯?胡贝尔1943年出版的书中有所描述。一篇受宗教启发的文章“撒玛利亚好人：福音和红十字会工作的思考”[17]从该组织的基督教起源及杜南自身的承诺出发讨论了这个圣经故事，但并没有提及ICRC的活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所带来的挑战。这篇论文令人惊奇地脱离了在那一刻降临整个人类的灾难，也脱离了ICRC所面临的工作范围。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战争中继续成长并努力适应各交战国和各国红十字会的需求和需要。虽然没有遵循特定的路线或事先设定的程序，ICRC利用其作为中立中介机构的地位为各国红十字会主要从事的战俘救助工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支持。例如美国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为盟军战俘运送了超过20万吨的货物，总值估计达到1.68亿美元。[18]
　　在战争期间，ICRC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由中央寻人局集中和交换战俘信息。[19]因此它会向战犯分发各国红十字会资助的食品包裹。从某种意义上说，ICRC为战俘担任了国际“邮差”的角色。其服务促成了在关押地点的信息交流，并帮助运送了信件和包裹。鉴于大多数被关押的士兵是在德军手中，ICRC将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盟军战俘上。虽然它很想在人道领域维护其独立性和领导地位，但该组织仍然只是一道环节，尽管是复杂的救援行动链中重要的一环。这一救援行动链一般会始于美国费城的美国红十字会，他们在那里准备救援食品包裹。这些红十字会的包裹随后被装上由华盛顿或伦敦资助但挂着ICRC旗帜的船舶。[20]这些包裹会在里斯本下卸并被送往瑞士的仓库，然后再被送上开往第三帝国战俘营的密封火车车厢里。ICRC介入了这个复杂的跨大西洋运输和配送体系。这一体系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盟军。这是理解该组织对于集中营关押人员的处理和工作类型的一个关键。
　　（图略）
　　为战俘发送包裹设置的系统。?ICRC图片库(DR)/Bouverat,V.
　　在我们继续下面的论述之前，还有必要回顾一下与一般看法相反的一个事实，即ICRC的活动并没有严格地受到国际人道法的限制。由于其法定的倡议权，[21]ICRC从战争初期就参与了救助平民的工作，特别是在与红十字会联盟一起建立起来的联合救助委员会的框架下进行的工作。[22]以下为胡贝尔主席1940年对聚集在日内瓦的德国媒体代表的一段讲话：
　　这种权利的缺乏也许正是我们组织优势的秘密。因为红十字会认为哪里有苦难我们就在哪里，哪里可以减轻痛苦我们就在哪里。该委员会不受任何预先设定的权限约束。它的行动可以依据国际法或交战国之间条约的任何可以使用的原则，不局限于实际生效了的法律。它力图根据最初激发红十字会的构想采取行动，即为缓解受战争影响的人们的痛苦而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23]
　　第一份代表集中营在押人员的声明
　　ICRC对集中营被关押者的讨论于1942年有所进展。这主要是由于收到了从 ICRC柏林代表团有关犹太人从德国首都被驱逐到东部和法国属地驱逐行动开始的消息。[24]
　　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于9月24日提交给德国政府。它表示在互惠的基础上，被关押的外籍人员应在通信和接受食品包裹方面与被关押平民的待遇是一样的。[25]虽然这份声明之后被证明是徒劳的，但ICRC在1943年1月在得到了德国授权后还是设法制定了一个小规模的救助计划，即为那些已知其名字和关押地点的外国“保护性被关押者”运送包裹。[26]如果考虑到ICRC获得这些信息的困难程度，这个非常有限的让步实际上是1942年10月下旬希姆莱决定允许直系亲属不受严格规定中的限制给外籍和德国籍在押人员寄送包裹的结果。比如这使得瑞典红十字会向斯堪的纳维亚籍的在押人员寄送了第一批包裹。[27]我们认为这种特许权可以由该集中营系统的复杂性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包裹成了不同类别之间的在押人员建立特权等级的有效手段。在“斯堪的纳维亚团结网络”的配合下，ICRC启动了一个小规模的行动，发送了几百个主要给挪威籍在押人员的包裹。
　　这一行动基于为战俘制定的行动先例，可能是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其中一些委员会成员赞成为被驱逐者采取行动，还有一些成员反对那些可能威胁与德国的关系和具有优先地位的战俘工作的举措。然而，发生在1944年的两件事可以解释集中营关押人员援助工作的逐步发展。在当年一月，罗斯福总统建立了战争难民委员会，其目的是制定一个拯救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人群的计划。[28]战争难民委员会体现了当时华盛顿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给ICRC带来了新的财务和外交方面的潜在支持。在二月初，战争难民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把一个重要的项目委托给了ICRC，从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向其发放了10万美元，从而给予ICRC相当于42.9万瑞郎的可使用资金。利用这笔可观的资金，委员会制定了针对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和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的援助分配方案，(有10万法郎被发送到罗马尼亚)。还把援助派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价值11.9万法郎的标准匈牙利包裹)和克拉科夫(价值10万法郎的富含维生素的牛奶)，并专门拿出7万法郎用于药品。它还得到允许把一部分资金用于试行寄送包裹计划，以便打开新的救援渠道[29]。其余的4万瑞士法郎被预留下来，准备为荷兰和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运送包裹，这笔款项足以运送2700件标准包裹。[30]
　　这种发展形势说明了ICRC为何要获得德国的允许才可以探视难民营和犹太人聚集区的原因：救灾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因此进口到德国时必须得到封锁当局的授权，因其控制所有通往欧洲中部的运输线路。盟军不希望食品供应落入德国人手中，这就是为何从战争开始寄发给战俘的红十字会包裹就得到ICRC负责监督的制度保障。由战俘签署包裹收据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代表们的探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对于战俘来说，封锁当局把ICRC代表探视集中营提供的担保作为许可进口的包裹运往被驱逐人员的条件。[31]
　　因此，罗塞尔在1944年6月探视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必须被看作是向被关押人员发送包裹的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32]在此期间，ICRC曾与英国和美国政府对德国的封锁进行会谈。[33]ICRC有没有故意屈从纳粹宣传以便获得探视其它集中营的特许呢？ICRC代表罗兰?马蒂在1944年夏天行动规模逐步扩大时再次探视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自此发送的包裹数量显著提高[34]。此行动的实现得益于美国政府决定让ICRC使用从沉没的党卫队货船克里斯蒂娜号打捞上来的货物，那艘船上满载了美国红十字会给战俘的标准包裹。因为对打捞上来的食品质量有质疑所以那些包裹没有被直接送给战俘。[35]包裹里的食品于1944年8月重新包装成25600个食品包发给了集中营关押人员。这说明对被驱逐者行动的地位继续排在战俘行动的后面。这些有可能被污染了的货物也可能更容易得到封锁当局的让步。
　　ICRC很可能知道他们对集中营的探视有被蒙蔽的成分，因为他们通常只限于与集中营的官员们开会，并没有涉及对关押条件和援助物资分配的实际评估。 ICRC无法对包裹的分发有任何控制。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对被关押者的援助行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并很快也得到了新的法国政府的支持。ICRC参与的援助被驱逐者的行动是封锁当局允许给被驱逐者发送物品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于法国政府来说，被驱逐者的援助行动成了诺曼底登陆后优先的工作，因为许多抵抗组织成员和其他重要人物都被关押在集中营。[36]这一新的政策促使了比利时和法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九月对日内瓦的访问。[37]在与ICRC代表的会议上，法国红十字会代表强调应给予被驱逐者优先考虑。采取这个行动的决心来自于一种传言，即德国会因为法国纳粹合作者受到的暴力行为而对关押在德国的军人和平民进行报复。ICRC特别援助部门的让-艾蒂安?施瓦岑贝格是集中营被关押者援助行动的负责人。他称1944年9月对于被驱逐者和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因为他们现在成了“特别危险”的证人。[38]施瓦岑贝格因此要求ICRC在“目前的情况下”，“调整”其工作方法，[39]并在代表们的行动策略进行“重新审查”。[40]到了那年秋天，ICRC有时能够每月运送3批援助包裹，主要为来自挪威、荷兰、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的被驱逐者[41]。最后，ICRC代表对达豪、布痕瓦尔德、那兹维勒、拉文斯布鲁克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进行了几次探视。那里的包裹据说是由来自不同国家[42]的“代表”[43]所接收。在此期间，瑞士的战争难民理事会代表罗斯韦尔?麦克莱兰经常打探ICRC探视集中营的信息，[44]这具有重大意义。
　　（图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送到达豪集中营的包裹标签和收据。?ICRC
　　包裹、卡车、ICRC代表
　　日，胡贝尔给德国当局发了一封要求提升“行政被关押者”权利的信，表明了ICRC在美国和法国的压力之下正在加强对集中营在押人员的工作。1945年1月下旬，负责战犯，被驱逐者和难民的法国公使亨利?弗勒奈在允许ICRC代表探视被关押的德国人数天后，建议用德国平民交换被驱逐到德国的法国公民，并优先考虑妇女和儿童。[45]此外，他还要求ICRC对战犯和被驱逐者加以保护。[46]法国的救援计划发布之后，流亡政府的红十字会发出了高级别呼吁：要求德国当局释放平民、政治犯和种族被关押者。[47]在这一呼吁的前几天，ICRC救援司副司长A.R.里格表示，“这是瑞士联邦政府可能产生有利政治影响的一个机会，如果错过将很遗憾”。[48]
　　（图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ICRC运送给达豪集中营的法籍被驱逐者的包裹。?ICRC图片库
　　众所周知，第三帝国的崩溃所造成的灾难引发了令人瞩目的人道关注。随着盟军部队的推进，集中营强迫被关押者从一个营地徒步撤离到另一个营地。[49]希特勒想消除所有集中营中的一切痕迹。另一方面，包括希姆莱在内的一些纳粹官员曾经暗示，可以为了经济或政治目的交换某些被关押者。[50]一些救援行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开展，特别是前瑞士总统让-玛丽?米西参与的谈判使得第一批1200名被关押的犹太人从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撤离。[51]他们于1945年2月上旬抵达瑞士。几个星期后，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会见了希姆莱，并获得许可将4700名斯堪的纳维亚籍被关押者送到诺伊加默，他们将在那里等待遣返。他于4月底用ICRC的卡车及其他车辆(瑞典的卡车)从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撤离了2900名被关押的妇女(“白巴士行动”)。[52]
　　这个时期ICRC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与集中营军官自1944年夏天以来的接触以及其中立机构的地位给了它更多的工作空间。ICRC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收到大量专门为集中营关押者提供的救援物资。到1944年底，哥德堡港储存了30万个由战争难民局资助的援助包裹。[53]此外，由于德国铁路系统已经被毁，盟军在1945年3月初提供给ICRC一大批运输卡车，支持其在难民营的工作。盟军联合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提供了468部卡车为战俘运送包裹，还允许ICRC在回程途中用这些卡车把前集中营的在押人员运到瑞士。[54]最后，集中营的军官不再反对给来自西方盟国的关押人员运送包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日同意了胡贝尔日所提的要求，给法籍和比利时籍被驱逐者通信和接收包裹的权利。这个让步是集中营逐步接受红十字会包裹的一个实际例证。[55]
　　1945年3月，ICRC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开展了对集中营的关押者真正意义上的救援行动。因此，战争结束前最后的几个星期对于确定ICRC对被驱逐的受害者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时刻。那么在此期间，它为集中营里关押的被驱逐者做了多少营救工作？营救行动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结果是什么？这些营救行动由三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组成：救济包裹的运送工作，集中营关押者的疏散工作，及在集中营投降期间ICRC代表担任的中介作用。
　　ICRC的主要贡献是1945年初在运送包裹行动中所取得的进展。在此期间， ICRC共发送给被驱逐者75万1千个包裹，其中大部分运往集中营。[56]该组织获得的新资源扩大了其行动范围，尽管比起饥饿人口的需求似乎非常微不足道(1945年初估计有70万)。[57]而且这些救济包裹与当时运送给战俘的援助物资相比也不是很多。但对这两个救援行动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期间西方盟国军队从ICRC那里一共收到了超过2千4百万个包裹。[58]
　　（图略）
　　二战期间从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集中营到维特施托克集中营的死亡征程。德国卫兵打开红十字会包裹的箱子。?ICRC
　　在战争的最后时期，ICRC代表们忙着把包裹分发给集中营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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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基思·罗威
17:16 来源：澎湃新闻
从“犯人”到“暴民”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的囚犯奚落他们以前的看守。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附近，德军士兵的尸体被悬挂在路灯杆和大树上。少数犹太人公开讲述报复行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1945年4月，在米兰，法西斯主义者被游击队集体处决。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仇恨的消解与新家园的希望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战争最后一周，在雷马根被俘虏的德军士兵。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死600万德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战争结束后，在辛齐希，栖身在地洞里的德军战俘。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本文摘自[英]基思·罗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黎英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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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犹太人,纳粹,集中营,法西斯主义,以色列,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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