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
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
。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
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
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有人担心是港台漫画“八卦”杂志种下的恶果；也有人批评另类网络语言弱化了广东人的语言能力。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在两千年历史中，谁也不愿意听广东人说话，谁也不会把广东人说的话当回事。广东人，不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南蛮吗？
　　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
　　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
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日前欧洲经济咨询和研究机构RobertHuggins公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125个领先地区中，珠江三角洲排在第85位，甚至高于香港（香港排在第102位），是除日本之外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亚太地区。如果这也叫文化沙漠，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
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玕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天朝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
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
　　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
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
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
　　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这些纯技术的解析，大部分门外汉听了，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人，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水土上人。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头上顶着同样的天空，大家都是广东人，何以他们就能够活得比许多人都有声有色得多？何以他们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宗尚，以一己的才情与气魄，开辟岭南文化的新生机？究竟是天赋？是学养？还是奋斗的结果？实在让我等晚辈感慨万端。
　　岭南画派虽然是“岭南三杰”所创，但不可不追溯到他们的师承——人称“二居”的居巢和居廉。
　　居廉在花卉草虫画方面的成就，与顺德黎简的山水，前后辉映，同为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两位画家。黎简性格耿介，一生不仕，靠卖画、卖文及教馆为生，自称“狂简”，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中原，作品是当时的朝贡精品。而居廉却一生潜隐治艺，足不出五岭，与中原画坛素无交往。
　　居巢所绘山水、花卉清雅绝俗，草虫则活灵活现。明清绘画极重人品胸次、品德修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才能画得出优秀的画作。“二居”的人品与画风，对岭南画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高剑父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是敢死队员之一。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担任“支那暗杀团”团长，专门暗杀朝廷官员。民国成立后，他功成不居，献身艺术，创办春睡画院，主教南中美专、市立美专。
　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慕名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也不计较报酬，一生作画无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数目了。他甚至会把作品送给街边素不相识的卖牛杂小贩。他作画不仅技法不袭窠臼，内容、构图也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幅国画山水，竟然出现一架翱翔的飞机，恐怕连后来的所谓先锋艺术，也要自叹弗如了。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五弟，后来和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和创办审美画馆，在广州又出版《时事画报》，鼓吹革命。他多年潜心研究传统四格六法，力倡新国画运动，其绘画艺术，自成一家。孙中山曾几次称赞他的《海鹰》大轴、《秋江白马》和《雄狮》等杰作，足以代表革命的精神。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7岁就拜在居巢、居廉门下习画，后来更做了居巢的东床快婿。和“二高”一样，陈树人也是一位在民国年间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晚清}